1989年的北京天安門廣場上，學生們絕食請願呼喊自由，有人舉著紙板寫道：「我們願意從沒有菸抽的日子開始」。那不只是一句反諷口號，而是青年對尊嚴最卑微的請求；他們並沒有要求推翻政權，只是想要新聞自由、官員財產公開、，對話的可，結果示威學生們迎來的是子彈與坦克，碾碎了廣場，也終結了一整代中國青年對改革的幻想。
而同一年，在海峽對岸的臺灣首次開放反對黨參與立委選舉、街頭運動走進體制，黨外人士由警備總部黑名單轉身成為國會質詢官；這不是哪個政權多仁慈，而是臺灣人民多頑強。我們在這三十年的戒嚴與思想箝制，用一次次街頭抗爭與選票，爭來那口「可以說話」的空氣。
兩岸的道路從此分岔，中國政權選擇封鎖記憶、改寫歷史、誣指異議為「境外勢力干擾」；而臺灣選擇讓每一次選舉的口水與對罵都成為民主的練習題。中國高舉「穩定壓倒一切」，卻將百姓當作沉默的統計數字；臺灣即便亂象叢生，仍容得下不滿、諷刺、甚至選擇錯誤。
更可笑的是三十多年後的今天，依然有人對中國體制懷有幻覺：一種「威權但有效率」的說法仍在西方學院與臺灣社群蔓延。他們看見中國的高鐵速度，卻不敢問火車開往哪裡；看見「小粉紅」在網路上愛國，卻忽略這些人是否能在清晨四點上微博講出「六四」兩字。
臺灣至少學會記住失敗，而中國選擇遺忘成功的可能。1989年是中國最接近民主的一次，也是在高壓下自斷筋骨的一夜，那年的廣場有人遺體無名、有人至今行蹤未明，而中共唯一學會的，是怎麼在事後把廣場變成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沒有菸抽的日子原以為是自由的開端，結果成了審查的起點；中國體制下的青年，只能到哈佛講述「和平與理解」，卻無法在家門口講出「我們要自由」。民主不只是選票，更是一種記憶能力——一種能記得壓迫、能質問歷史的勇氣。臺灣還在學著怎麼讓民主更像樣，而中國早就學會怎麼讓人民不敢想像它會存在。
（筆者為速食店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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