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G7高峰會議無法發表領袖宣言－因為川普革命與美國的理念是異質的
6月15日至17日在加拿大多倫多舉行的七大工業國會議（G7高峰會），最後未能發表成為慣例的領袖宣言，而以極其異例的方式落幕。通常在領袖宣言中，各國領袖會在國際局勢、經濟、氣候變遷等議題上面顯示出它們彼此的共識。
這樣子的作法被認為是為了避免分裂，因為在《川普政府對國際貿易造成混亂的關稅政策》、《氣候變遷問題》、以及《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停火與和平努力》等等的議題上面，主張「美國優先」的川普總統與其他G7領袖之間是出現不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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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7高峰會是揭舉民主主義與自由貿易等共通價值觀的主要國家，再度確認他們所共識的聚會，他們藉由此一框架向世界推動民主制度、法治、多元性與包容性等的理念。尤其美國一直以來都是G7的核心。
但是川普政府所推動的改變與美國向來的理念與理想卻是異質的。
美國的政治思想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在《論革命》一書當中，指出：《法國大革命》與被稱作美國革命的《美國獨立戰爭》，是截然不同的兩件事。法國大革命是因為身分制度的差異，由被斷掉希望的平民階級來發動推翻既有社會結構的革命。結果，這個革命在優先解決「社會上的苦難（misery）」的過程當中，政治就墮落而成為暴力。
相對地，美國革命則是因為殖民地的居民遭受不公平的待遇而激起的，但殖民地的人民並不是處於生死存亡的邊緣。這場革命的目的是要脫離英國的統治，建立一個屬於他們自己的自由國家。建國之父們將「公共自由（public freedom）」的理念置於核心，並構築出一套持續可能的政治秩序。
但是所謂的「川普革命」在本質上，是對於《植基於美國革命之上的美國民主制度》的破壞，它其實是美國理念的崩潰。
在IT化與全球化當中被拋棄的「貧白族」的怨恨正在摧毀制度
在川普政府統治下的美國，正在產生一種現象：被稱為「貧白族」（poor white）的貧窮白人勞工階級，正試圖要推翻整個社會結構。這種情況的根源，就如同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平民階級一般，是源自於對既存社會制度的深刻不滿。
因此，這個革命不是「建立制度的革命」，而是要「摧毀制度的革命」。
「貧白族」在1990年代以後，於美國經濟走上IT化、服務業化與全球化的過程當中，失去了工作與尊嚴。工廠外移，「鐵鏽地帶」（Rust Belt）的工廠一一關閉。而開始迎來驚人發展的是矽谷的IT產業與鐵鏽地帶的製藥產業，但並不是他們原本所從事的鋼鐵業或汽車業。因此，他們始終感覺自己是被菁英階級背叛了。
這種怨恨的情緒最終凝聚成川普總統的「美國優先」與「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等的口號。但是，其本質並不是民族主義，而是對菁英體制的「報復」。既然如此，菁英階層成為攻擊的對象，也就理所當然。
即便有人指出：「加徵關稅對於沒有工廠的製造業不利」，但他們也可能會回應說：「正因為如此，我們才要摧毀那些在先進產業中工作的菁英，而這正是我們的目的。」
川普式革命的本質，與法國大革命是相同的，實際上，這是一場「反美國革命」。
總統權力過大，摧毀「三權分立」－這個根源可追溯至1970年代的日美貿易摩擦
如同政治思想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所指出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權互相制衡以防止權力集中」的「三權分立」制度，是支撐美國革命在制度上的核心裝置之一。但是，這個看似穩固的體制，從1970年代起逐漸出現了變化。
特別重要的變化，是自1970年代開始的貿易政策之轉變。隨著《1974年貿易法》與《1988年綜合貿易競爭力法》等的實施，原本屬於國會權限的關稅稅率決定權，開始被授權給總統行使。
這些措施是在1970至80年代的日美貿易摩擦期間被導入的。當時的美國在《來自日本與德國的進口激增》的壓力之下，其經濟陷入了疲弱狀態。為了因應這種情況，美國才實施了這些措施。
從現在回頭看，這些措施原本應該是作為暫時性的手段而早晚會被廢除的，但它們卻被擱置而未加以處理。而這些特例措施，如今反而成為川普政權發動關稅戰爭的基本手段。
這正是將立法權過度移交給行政部門的制度性惡化之例子；從漢娜‧鄂蘭（Arendt）的觀點來看，這是對「支撐革命的制度」之破壞。當時誰也沒想到，這會如此嚴重地破壞三權分立的平衡，但結果卻正是如此。換句話說，從制度層面來看，所謂的「反美國革命」並不是現在才開始的。
襲擊事件罪犯獲赦免，象徵「制度的死亡」－實質上是對美國民主內部的破壞行為
2020年，川普支持者發動國會襲擊事件；而到了2025年，川普總統對在該事件中被判有罪的人進行赦免，這成為象徵美國「制度在實質上死亡」的重大轉捩點。
對經司法程序認定有罪的人，總統若基於政治算計給予赦免，這等同於否定法治（rule of law），是踐踏三權分立原則的行為。將那些企圖以暴力手段推翻選舉結果的人稱為「愛國者」，並以赦免的方式使其免責，這種做法即使是依據憲法所為的行為，但等於是承認對國會的暴行是可接受的，此舉使得選舉制度的根本遭受威脅，國會的權威也因此大幅下滑。即便在表面上看似維持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的體制，實際上總統的權力是過度膨脹，制度的平衡已經藉由憲法條款被加已瓦解。
美國革命所建立的憲政秩序，其實正逐步被類似總統的「私兵式政治」所掏空。這不只是制度的劣化，更是對美國民主主義從內部進行的破壞行動。
美國菁英的失敗－「軟實力」的流失動搖國際秩序
從這樣的觀點來看，川普政府敵視科學研究、打壓大學的行為，人們就可以理解了。這些行為可被視為是對菁英的攻擊，是帶有某種的必然性。
美國副總統潘斯的智囊，同時也是聖母大學（University of Notre Dame）教授的派崔克・迪尼恩（Patrick Deneen）指出：「自由主義的菁英把美國帶往錯誤的方向。美國的菁英階層已經失敗了」。這樣的觀點已在保守主義內部廣泛流傳。對應這種觀點，川普政府將大學和研究機構視為「敵人」，並採取否定科學知識的政策。這樣的政策，今後很可能會更加激進。
已故的哈佛大學榮譽教授、曾擔任美國國防部副部長的約瑟夫・奈伊（Joseph Nye）評論川普政府的行為方式是「對軟實力的破壞」（〈失去軟實力的美國──哈佛大學榮譽教授約瑟夫・奈伊〉）。奈伊所定義的「軟實力」，不同於軍事力與經濟力，是一種來自文化、價值觀、制度與政策的力量。這種力量的本質是「吸引他人，讓對方自願服從」，而它一直是美國國際影響力的核心。特別是民主制度、法治精神、學術自由，以及接納移民的包容性等價值觀，一直是吸引全球人們的重要來源。
但是，川普總統輕視這些基礎的制度，反而採取破壞它們的舉動。反智主義的興起、對法院施加政治壓力、打壓大學、排斥移民，還有否定國際合作——這些行為全都是奈伊所說的「削弱美國魅力」的具體表現。這正是所謂「川普革命」的本質。它不僅限於美國國內政治，更已經動搖了整個自由主義的國際秩序。
過去，世界各國一直信任美國制度的穩定性，並與之建立協調關係。但若美國失去魅力與信任，那麼它在國際社會中的領導地位將會崩潰，世界將面臨重新回到以武力對抗為主的時代。
果真是如此的話，這場「川普革命」對全球造成的影響將是極其深遠的。它不只是美國國內政治的一時偏差，也將是動搖整個世界秩序的嚴重轉捩點。
作者：張正修／曾任考試委員、開南大學法律系系主任、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兼任副教授、台北教育大學文教法律研究所兼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