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

新聞余杰觀點》一架沒有航線圖和目的地的飛機能飛多遠？

邁克爾•麥克福爾《俄羅斯未竟的革命》 建立在暴力和恐懼上的社會是不能改革的，我們面臨的複雜歷史任務是拆除其意識形態、經濟和政治根源的制度，這種理解來得太遲了。--雅科夫列夫 邁克爾•麥克福爾是美國著名的俄羅斯問題專家，從20世紀80年代後期開始，他長期居住在莫斯科，親眼目睹了很多改變蘇俄歷史走向的重大事件的發生，並搜集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邁克爾•麥克福爾以前是研究南非問題的，為了瞭解蘇聯在南部非洲實際上的所作所為而赴莫斯科訪問。由此，他接觸到蘇聯的一批異議人士，他回憶說：「當時，我並不認為這些民主聯盟的活動家會有任何成功的機會，但我對他們的毅力產生了興趣，對他們的特殊使命表示同情。…他們表現出了以自由的名義挑戰強大政權的勇氣，即便這種挑戰對他們的個人幸福而言是一種巨大的風險。」正是受到這種勇氣的感染，麥克福爾重新確定其個人生活和學術研究的方向，轉而研究俄羅斯問題。 無心插柳柳成蔭，90年代之後，俄羅斯讓人眼花撩亂的諸多變革與政治鬥爭，果然為麥克福爾提供了豐富的、富於刺激性的素材，讓他在此基礎上寫出了《俄羅斯未竟的革命》這部深入研究俄羅斯艱難轉型的著作。麥克福爾的結論是，蘇俄的案例揭示了締造社會契約的重要性，他解釋了俄羅斯精英結盟的努力為什麼失敗，以至於產生2個對立陣營的暴力對抗和一個遲滯的民主化轉型。換言之，蘇聯解體之後20年，俄國並未完成民主轉型，只是艱難地邁出了從極權主義到威權主義的第1步。 俄國轉型之難：沒有可以啟動的民主傳統與典範 俄國的民主轉型比大部分中東歐國家都更加緩慢而艱難。麥克福爾認為，最重要的原因在於「在尋求創建一個新的、同民主政體相符的制度環境的時候，俄羅斯領導人很少能從蘇聯體制中找到可以利用的相關制度。在拉丁美洲、南歐甚至中東發生的民主轉型中，被威權主義統治所壓制的原有的民主制度只是被再次啟動，這是一個比建立新制度要有效得多的過程，然而，俄羅斯領導人沒有這樣的制度可以重新使用。」一言以蔽之，俄國歷史上缺少可以啟動的民主傳統與典範，索爾仁尼琴心儀的東正教、「杜馬」制度等並不足以孕育現代意義上的民主自由。 在沙皇的絕對君主專制與列寧－史達林式的現代極權主義之間，俄國有過一個曇花一現的資產階級民主政府。以克倫茨基為代表的臨時政府促進了俄國的民主和自由，所有公民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信仰、言論、新聞、集會、結社都享有充分的自由，罷工成為現實。秘密員警、鞭刑、流放西伯利亞，以及死刑都被取消了。但是，正如《俄羅斯史》所指出的那樣「雖然臨時政府顯示出的自由主義給俄國帶來了有益之處，但它沒有克服困擾著國家和1917年國家統治者的異常困難。」臨時政府的領導人深信法治，堅持認為俄國將來的主要問題只能在一個充分民主的制憲會議中解決。然而，當時深受戰爭之苦的民眾，對憲法不感興趣，他們需要的是和平與麵包。只存在了短短的8個月的自由主義的臨時政府，並未獲得民眾的認可和尊重，也未能在他們的記憶中留下深切的痕跡，當然更不可能成為一種可以復活的歷史經驗。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其他中東歐國家大都有悠久的民主傳統和長期的民主實踐。比如，捷克斯洛伐克在1918到1938年間有過長達20年的「第一共和」時期。1920年2月29日，由制憲國民大會通過了捷克的第1部憲法，明定捷克的國體為民主共和國。該憲法一方面吸收了當代歐美憲法中的進步精神，一方面也兼顧捷克的歷史傳統。一戰之後，經過成功的土地改革及發展工業，捷克成為東歐新興國家中經濟結構最為健全的國家。《東歐諸國史》指出：「捷克的政治體制，大致符合它的國父馬薩里克的崇高理想，如能持續發展，必將成為鄰邦的楷模，東歐民主的重鎮。」儘管此後捷克深受納粹德國和蘇俄之蹂躪，但普通民眾並未忘懷「第一共和」時期的民主自由與欣欣向榮。哈威爾等知識份子更是從「第一共和」的歷史經驗中汲取靈感，勾勒出未來民主捷克之藍圖。 不同的傳統決定了不同的現實。所以，俄國轉型之難與捷克轉型之易的差異並非偶然，亦非機遇與人力可以改變。 沒有公民社會，便沒有民主制度的鞏固 民主比獨裁好，即便是劣質的民主，也比優質的獨裁好。蘇聯當年的共產黨獨裁，比起大多數政局混亂的第三世界國家好得多，普通民主如果不去挑戰共產黨的地位，可以享受免費的住房、醫療及子女教育，基本上可以衣食無憂，可謂「優質獨裁」也。但是，人不是豬，人具有上帝之形象，人天生便有追求自由與尊嚴的訴求。所以，再優質的獨裁，也無法滿足人的這一需求。 正是對自由的渴望，使得蘇聯原有的獨裁制度無法持續下去。當制度的轉型啟動之後，上層的決策一夜之間便可以實現政權的更迭，比如戈巴契夫宣佈蘇聯解體並將政權移交給葉爾欽。從戈巴契夫到葉爾欽，他們都發佈過若干法令，申明廢除共產黨對權力的壟斷、實行多黨制、推行普選、保障人權等。但是，政府承諾保障公民基本的政治及文化權利，與公民自身權利意識的覺醒和堅守，根本就是兩碼事。如果僅有前者而沒有後者，再好的法律和再開明的統治者，也無法鍛造出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 麥克福爾認為，俄國的民主制度迄今未能鞏固和穩定，未來仍然存在諸多變數，像普亭這樣的威權主義者對民主的威脅不可低估。「如果普亭總統或者是類似於他這樣的人物，能夠在長時間內保持大眾的支持和軍隊的效忠，那麼，他和他的盟友就能再次最終處在一個改寫政治遊戲規則的地位上。」那麼，前克格勃官員、作風強硬的普亭，為何能獲得較高的民意支持呢？這恰恰說明俄國民眾的精神世界尚未「去卡裡斯瑪化」，他們心甘情願地臣服於彼得大帝、史達林以及類似的人物腳下。即便沒有沙皇，他們也要呼喚一個出來。換言之，俄國依然是一個「臣民社會」而非「公民社會」。在這一點上，中國和俄國堪稱孿生兄弟：習近平上台之後1年多事件便實現「九權合一」，許多所謂的公共知識份子不但對其法西斯化的行徑毫無警惕與批判，反倒為其鼓吹，並幻想習近平是「通過集權的方式改革」。 俄國民眾公民意識的淡薄，首先應歸咎于共產黨長達70年的「全能主義式」統治。在蘇聯時代，國內根本沒有什麼真正意義上的公民組織，工會、共青團、婦聯、紅十字會等組織都是獲得官方財政支援的半官方組織，甚至可以說是黨的分支機搆。麥克福爾指出，「蘇維埃制度把私人生活堆砌在社會組織的金字塔裡，它們在名稱上模仿公民組織，但在實踐中被用來控制社會。結果，當這個制度開始崩潰的時候，公民社會必須從頭開始重建。」私人生活的領域基本消失了，人們都像幼稚園的孩子那樣，眼巴巴地等待黨和政府來安排他們的衣食住行，而不知道如何獨立地生活。 其次，由於經濟改革出現一系列失誤，俄國的財富高度集中在一個寡頭群體手中。這個階層利用財富控制媒體、影響選舉、打壓公民社會，正如麥克福爾所觀察到的那樣：「在後共產黨時代的俄羅斯，金融工業集團可能是社會中惟一有組織的部門。」與之相反，「中產階級--西方大多數公民組織的資助者--在俄羅斯卻發展緩慢。」麥克福爾經過調查發現，在當今的俄國，只有9%的公民參加非政府組織。更讓人擔憂的是：「公民組織占人口的百分比越來越小，對國家越來越不感興趣並且日漸與國家脫離關係，它反而在私人領域追求狹隘的議程。運動誤入歧途已有若干年。」 民主是一種政治制度，也是一種生活方式、思維習慣和文化氛圍，它不僅需要被政治家所篤信，也需要獲得普通民眾的支援。但是，麥克福爾發現：「俄羅斯不發達的公民社會使得國家能夠以不受以大眾為基礎的社會的制約而進行統治，這種國家責任的缺失反過來損害了大眾對民主的信心，並在更為一般的意義上阻礙了民主文化的發展。」 在黑屋子裡如何抓到黑貓？ 俄羅斯民主轉型的困難，超出了所有人的想像--無論是戈巴契夫、葉爾欽等在上掌權者，還是薩哈羅夫、索爾仁尼琴等地位超然的批評者，以及大部分不由自主身陷其中的普通民眾，他們都沒有意識到建立民主制度需要付出如此巨大的代價。麥克福爾對俄國所走過的並仍然在跋涉中的這條「光榮荊棘路」充滿了「同情的理解」，他說：「考慮到蘇聯和俄羅斯領導人在駕馭由共產主義統治的轉型時面臨著廣泛的變遷議程，我們對在政治自由化開始僅10年後，就期望在蘇聯或俄羅斯建立起的自由民主制，可能是過分樂觀了。解散一個帝國，把計劃經濟轉變成市場經濟、在共產主義專制的廢墟上建立一個民主政體，這三重挑戰甚至會難倒美國那些充滿智慧的國父們。」用參與過戈巴契夫時代後期的經濟政策的制定的俄羅斯科學院院士、經濟學家亞歷山大•涅基佩洛夫的話來說「在黑屋子裡逮住黑貓容易嗎？」 事實上，當時包括戈巴契夫在在內的領導人，連他們要尋找的是一隻什麼樣的「貓」都沒有弄清楚。戈爾巴喬只是感覺到「為了更好的生活，應該作某種改變」，卻未能釐清這些變革的實質和方法。他的顧問們，他的左右兩邊的反對者們，更是固執己見、誇誇其談，沒有人知道下一步該如何走。亞歷山大‧涅基佩洛夫用這樣一個比喻形象地描述說：「改革的『飛機』遇到暴風雨，不是因為不清楚確切的目的地就起飛了，而是因為這架『飛機的機組和乘客』不去共同確定航向，卻在『飛機』上打得不可開交。」戈巴契夫本該與葉利欽同舟共濟，2人卻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戈巴契夫掌權的時候，對葉爾欽的迫害毫不手軟；而葉爾欽奪權後，對戈巴契夫亦極盡羞辱之能事。 從「819」政變到葉爾欽攻打議會所在的「白宮」，都是因為蘇俄既沒有透明的資訊傳播系統，也沒有協商妥協的文化習俗，使得持不同觀點、立場和利益的群體之間的對立一步步地發展到不可調和、必須使用武力解決的地步。直到今天，俄國的權力結構仍然沒有穩定下來，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之間的劃分，以及作為「第四權」的新聞自由，還有總統和總理之權力分割，都未塵埃落定。對此，麥克福爾也有同感：「在蘇聯後期，蘇聯政權的幾乎每一個制度安排都存在著問題，這給形成政治行為體之間的關聯式結構幾乎沒有留下什麼餘地。缺乏持續的協商談判也限制了對立雙方之間的資訊溝通。在行為體關於擴大的改革議程的偏好極不確定的情況下，對立雙方傾向於對敵人做出最壞的評價。」可以說，這種拒絕妥協的「你死我活」的「敵人意識」，以及對民主的本質缺乏歷屆，對俄國的民主化進程造成了極其嚴重的阻礙。 變革難，但變總比不變要好。那些宣導變革的人們，無論經歷了怎樣的挫折和失敗，無論承受了多大的壓力與誤解，他們都有資格接受歷史的敬意，畢竟俄羅斯超過9成的民眾在民調中宣佈，決不願意回到史達林時代。這就是對戈巴契夫和葉利欽這2位針鋒相對的改革家事業的肯定，正像麥克福爾所下的結論：「特別是同當代發生的巨大的社會革命相比，蘇聯－俄羅斯轉型還是相對成功地在短時間內建立了一個民主機制，雖然有著缺陷和脆弱不堪。」確實，與那些死不改革的國家相比，俄羅斯的民主前景大有希望--俄國正在走向民主，而中國還沒有啟程。 （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資料照片）

新聞余杰觀點》習近平會減肥嗎？

近日，中共軍委四總部聯合頒發《軍事體育訓練改革發展綱要（2015－2020年）》，其中提出了一個所謂軍人體重強行達標的新措施。綱要中指出：實行軍人體重強制達標、推行軍事體育訓練與人事管理掛鉤、建立軍事體育訓練榮譽體系等配套政策。雖然關於軍人體重標凖的具體數據並未發表，但看起來這一次似乎要動真格的了。 之前，《解放軍報》曾報導說，由總裝防化研究院某研究所承擔中國軍人體參數測量數據庫的項目，最後得出的數據顯示，與20年前相比，解放軍官兵平均身高增加2釐米，腰圍增加5釐米。 面對這個數據，訓誡軍隊要「能打仗、打勝仗」的習近平，不知是喜是憂？喜的是，跟面黃肌瘦、越境奪食的北韓軍人相比，中國軍人吃香喝辣，終於可以「胖起來」了；憂的是，過於肥胖的中國軍人養尊處優，演習如演戲，究竟有多少作戰能力呢？鷹派將軍羅援為此大聲疾呼：「未來戰爭，軍人比拚的是肌肉而不是肥肉。」 美國總統從來沒有一個胖子，習近平引以為知己的俄國總統普亭也是個肌肉男。美軍中專門有一項軍官體型標準規定，一旦軍官體重超過規定標準，就會受到警告，並被要求限期整改，整改後依然達不到標準的，就不能在軍隊繼續服役。原海軍作戰部副部長亞瑟四星上將，曾被提名擔任美軍太平洋總部司令，但由於體重超過規定，未能通過參議院的審查，結果被勒令提前退休。 與之相比，中國的高級將領並沒有為全軍做出良好的表率。《博訊新聞網》記者西諾撰寫了一篇題為《軍委大肚漢排名》的報導，將現任中央軍委委員的體型指數分為從一到五的不同等級，根據媒體公開發表的照片逐一對比和分析。總後勤部部長趙克石和軍委副主席許其亮的體型指數均超過三，屬於肥胖等級，必須經過長期、刻苦的訓練才能達標。軍委主席習近平和總裝備部部長張又俠的體型指數均超過四，屬於比較肥胖，這兩位很難通過訓練達標，最好的辦法就是下崗。至於以解放軍最年輕的少將自詡的「毛太孫」毛新宇，體型指數已超過五，只有去北韓掛職鍛鍊幾年才能解決問題。 上樑不正下樑歪，作為中國軍隊總司令的習近平，會參照這個新頒佈的軍人體重標凖，嚴格實施減肥計畫嗎？此前，有一位河南的少兒好心給習近平寫信，建議他減肥，結果遭到官媒的封殺。習大大的體重是國家機密，這個議題豈容尋常百姓談論？ 而彼岸的台灣總統馬英九，對媒體表示自己每天稱三次體重。雖然有人諷刺馬英九將自己當作時裝模特兒，但馬英九對體重和體型的高度重視，倒是習近平效仿的對象。若是有一天真有了習馬會，兩人的交談不妨先從運動和減肥這個輕鬆的話題開始。 作者：余杰（中國旅美獨立作家） （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

新聞余杰觀點》中國的民主轉型與西藏的中間道路

1988年6月，達賴喇嘛受邀訪問史特拉斯堡的歐洲議會，在此期間他正式提出解決西藏問題的中間道路。在這個計劃中，西藏將是“一個自治、民主的政體，並跟中華人民共和國聯合”，其權力結構由“一個人民選出來的行政首長、一個兩院制的立法部門、一個獨立的司法系統”所組成。20多年來，中間道路獲得了大部分海外藏人、關心西藏問題的西方人士以及一部分認同民主自由價值的中國人的肯定，卻遭到中共當局以及持強烈民族主義理念的中國人的反對。 面對此種情形，除了達賴喇嘛繼續發揮其無可替代的國際影響力，藏人流亡社區持續其民主化的實踐，中國民主派知識分子繼續關注西藏日益惡化的人權狀況之外，還有哪些事情可以做？觀念可以改變世界，中間道路無疑是一種優質的觀念；但首先觀念必須得以普及，並在更為寬廣的制度和文化層面贏得支持。在這一領域，中國民主派知識分子不能袖手旁觀，而是大有可為。 中間道路應當具備寬廣的闡釋空間 達賴喇嘛為中間道路描述了一個粗線條的遠景，它排除了兩種不利於西藏的民主自由和人權保障的選項，即中間道路“不是”什麽：一是中共政權目前對西藏實施的極權主義和殖民主義的統治，此種統治方式是不能長久地持續下去的；二是某些激進的藏人以暴力手段爭取西藏完全的獨立，並斷絕與中國所有聯繫的策略，這種想法和做法既不現實也不符合西藏文化傳統中的非暴力價值。 那麽，中間道路究竟“是”什麽呢？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並沒有作出更加細緻的定義。在我看來，它並不是一個凝固、僵化、定型的概念，而是一個存在著寬廣的闡釋空間的、動態的觀念。 2013年，台灣的一批知識分子以“守護台灣民主平臺”的名義發佈了一份以兩岸關係為旨歸的《自由人宣言》。該宣言指出：“南非前總統曼德拉曾說：「唯有自由人，才能簽訂契約」，我們認為，唯有當台灣與中國的憲政主義與人民主權都真正落實，人權獲得充分保障，兩岸人民都成為真正自由人的時候，才有可能在各自人民自決的前提下，開始思考是否發展聯邦、邦聯、國協、東亞區域聯盟，或其他具備憲政主義基礎的新形式。” 這份文件顯示了台灣知識分子處理兩岸議題時高瞻遠矚的視野、寬廣的胸襟和靈活的姿態。儘管台灣在半個多世紀以來一直擁有實質性獨立的政府、軍隊以及為少數國家承認的獨立國家的地位，比起西藏來迴旋的空間大得多，但西藏方面仍可從台灣知識分子的智慧中汲取富於刺激性的思想資源。也就是說，未來西藏與中國中央政府的關係，並沒有定於一尊的模式，而存在著多種可能性。 沒有共產黨，才有中間道路的真正實現 近年來，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方面大大增強了與中國民主派知識分子和正在成長中、充滿活力、思想開明的中國民間社會的互動，這是一個相當可喜的現象。反之，越來越多的藏人認識到，中共政權不是一個值得期待的談判對象，中共政權從來只迷信槍桿子的力量。只有當中國的民主轉型來臨之後，才有實踐中間道路的可能性。或者更加直白地說，沒有共產黨，才有中間道路的真正實現。 從習近平執政以來對香港的強硬政策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中共對作為世界金融貿易中心的、在全球眾目睽睽之下的香港，尚且不肯放鬆一絲一毫，那麽，中共對西藏又怎麽可能做出讓步呢？再多藏人自焚的悲劇，也喚不醒中共統治者泯滅的良心。中共統治西藏的邏輯，完全無視藏人的心聲和基本人權，正如茨仁夏加在《龍在雪域：1947年後的西藏》一書中所指出的那樣：“中國統治西藏的模式，以及統治的每個階段該收緊或放鬆控制到什麽程度，都不真正受到西藏內部的情勢所支配，而是由共產黨領導班子所面臨的更加複雜的意識形態與權力鬥爭的議題所支配。”當下中國統治集團內鬥加劇，習近平必然採取最左、最保守、最強硬的手段，處理香港、台灣、新疆和西藏等所謂“中國內部事務”。所以，對中共政權的“惡”必須有充分的估量。如果低估了中共政權的“惡”，必將付出沉痛的代價——就如同1989年的學生那樣。 在此，我要對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提出一點小小的意見，我認為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不宜在公共場合表達對中共當局不切實際的期望。試圖用正面評價習近平政權的“善意”來換取其在西藏政策上“鬆綁”，實在是一種與虎謀皮之舉。其實，更有效的立場宣示是：將獨裁而腐敗的共產黨政權與中國切割開來，強調歷史上西藏與中國之間長期存在友善的關係；反之，毫不回避中共專制制度不僅荼毒中國內地人民，也造成西藏人民亙古未有之苦難的事實。換言之，批判、反對共產黨政權，既符合西藏民眾的根本利益，也符合所有中國人乃至全球民眾的根本利益。 作為中間道路阻力的制度和文化因素：大一統的政治傳統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 要讓中間道路深入人心，尤其是在中國民眾當中獲得廣泛的共鳴，首先需要清除作為中間道路阻力的制度和文化因素，那就是大一統的政治傳統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 首先，需要反思和解構中國的大一統的政治傳統。用譚嗣同的話來說，中國兩千年一以貫之的是“秦制”。在權力的橫向分配上，皇帝以天子自居，神權與政權合一，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合一；在權力的縱向分配上，對皇權所及的大部分區域採取秦朝的郡縣制，中央壟斷絕大多數權力，地方不享有自治權。此種統治方式，用美國學者李侃如在《治理中國》一書中的話來說就是：“中國傳統的制度將崇高的儒家理念與嚴酷的法家手法合二為一。中華帝國採用了同樣以高尚辭藻和高壓為特點的兩面手法來對付外部威脅。這種意識形態界定的道德主義與冷酷的高壓手段的融合，在孵育它的中華帝制滅亡之後還長久地留存下來。”破除這種被共產黨繼承過來“為我所用”的政治傳統和意識形態，是推廣中間道路的前提條件之一。 其次，需要反思和解構中共從蘇聯抄襲而來的所謂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蘇共從沙皇手中奪取政權、並建立了疆域更為廣大的蘇聯之後，強行按照民族劃分行政區域。沒有想到，這種貌似“優待少數民族”的體制，反倒惡化了不同民族之間原有的良好關係，為蘇聯的最終解體埋下了導火線。法國學者埃萊娜•唐科斯在《分崩離析的帝國》一書中指出：“蘇聯政府面臨的所有問題中，最急需解決而又最難以解決的顯然是民族問題。像它所繼承的沙俄帝國一樣，蘇維埃國家似乎也無法走出民族問題的死胡同。”這句話也可以用來描述今天中國民族問題不斷激化的現狀。如同“皇帝的新衣”一般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從他國強行移植而來的，跟中國“在地”的環境水土不服，並且在蘇聯的實踐已經完全失敗，卻在中國成為一道不容置疑且難以摘下的“緊箍咒”。 作為中間道路推動力的制度和文化因素：多元化的統治模式，共和及聯邦制度 作為中間道路阻力的制度和文化因素，需要解構和清除；反之，作為中間道路推動力的制度和文化因素，則需要建構和鼓吹。 在古代中國，與大一統傳統和朝貢體制相配合，有一套相對柔和的、多元的統治模式。美國學者黎安友在《尋求安全感的中國》一書中指出，傳統的中國並不視自身為一個民族國家，甚至不把它當作一個有著不同臣民的帝國，而是把它視為文明的中心。清王朝願意給周邊的所謂“蠻夷藩邦”授予特權，讓它們對生活在中國領土上的本族臣民進行管理、徵收貿易稅以及懲戒。當西藏逐步形成一個結構鬆散的神權國家的時候，滿清統治者為了籠絡西藏，甚至放棄他們原來的薩滿教信仰，轉而皈依藏傳佛教。 換言之，帝制時代的中國，中央政府對在其勢力和影響所及的範疇內的不同種族、地域和歷史文化大致都能給予一定的尊重及自治權，從而形成多元化的統治模式。而中共政權建立之後，這一傳統卻被拋棄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元化的極權主義的統治模式。中共政權悍然撕毀與西藏簽署的協議，破壞西藏固有的宗教信仰、文化傳統和生活方式，從而在西藏造成了毀滅性的影響。未來的民主中國，在處理西藏問題的時候，需要重新發掘“前共產主義時代的中國”的可以實現“現代轉化”的政治資源，使之成為中間道路的支撐點之一。 其次，讓在現代中國建立聯邦共和制度的失敗的嘗試，得以鳳凰涅槃、浴火重生，這樣中間道路就有了另外一個支撐點。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之後中華民國成立，那時的仁人志士一度嘗試在中國實行聯邦共和制度。特別是20年代的聯省自治運動，差一點就在山重水複疑無路中走向柳暗花明又一村。在當時的實力派人物中，無論是南方的陳炯明，還是北方的吳佩孚；在當時的知識界領袖中，無論是戊戌一代的代表人物梁啓超，還是五四一代的代表人物胡適，都曾真誠而無畏地投身於聯省自治運動之中。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受蘇俄驅使的國共兩黨，聯合發動北伐戰爭，以武力方式統一中國，使聯省自治的努力功敗垂成。 如今，在中國民主化的進程中，一方面需要從當年的聯邦共和實踐中汲取教訓，另一方面需要從西方尤其是美國的聯邦制與共和制的成功經驗中取來火種。在中國實現民主轉型的同時，也同步完成聯邦共和體制的建立。否則，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也有可能借助民主掀起法西斯狂潮。民主若與聯邦共和的觀念相配，解決西藏問題的中間道路，也就必然能夠在“人權高於主權”的原則下得到廣泛的認同和接納。 作者：余杰（中國旅美獨立作家） （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資料照片）

新聞余杰觀點》習近平讀了多少大毒草？

中共教育部部長袁貴仁語出驚人：絕不能讓傳播西方價值觀念教材進課堂。隨後，教育部下發多份文件，落實部長大人的講話。 在習近平權勢熏天之際，國務院的部長們都定睛於習近平身上，而對弱勢的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視若無物。李克強是讓西方價值觀念教材進課堂的始作俑者：當年，李克強作為北京大學法律系的學生，翻譯過阿爾弗雷德•丹寧(Alfred Denning)的《法律的正當程式》(The Due Process of Law)，丹寧是一位以獨特個性著稱且頗有影響力的英國法官。李克強還參與他的老師、法學家龔祥瑞主編的西方法學教材《比較憲法與行政法》的編輯工作。 袁貴仁斗膽批評頂頭上司李克強，劍拔弩張地說狠話，是要討好習近平。聽了之後心花怒放的習近平，乾脆一不做、二不休，一舉廢掉碌碌無為的李克強，自己出馬兼任國務院總理。這様做並非沒有先例，毛澤東的接班人、同樣是“偉大領袖”的華國鋒，一度身兼黨主席、軍委主席和國務院總理三個黨政軍最高職務。可惜，兼職再多，華國鋒也敵不過老謀深算的鄧小平，沒過幾個回合就被鄧小平掀翻在地。習近平不想重蹈華國鋒之覆轍，弄出一大堆“小組”來，自任“組長”以“小組治國”的模式將原本各自分管一攤的其他幾名常委架空。如是，習近平可以接著成立“教育工作小組”，提升袁貴仁做副組長——這個副組長，比教育部長還風光。 習近平和袁貴仁仇恨西方價值觀，因為西方價值觀中蘊含了民主、自由、人權這些普世價值。不過，習近平還不敢像毛澤東那樣在全世界面前宣稱“我是流氓我怕誰”，他“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到了西方文明世界，就把自己裝扮成文明人。習曾經造訪巴黎，在中法建交50周年紀念大會發表講話，表示自己青年時代讀過許多法國近現代書籍：孟德斯鳩、伏爾泰、盧梭、狄德羅、聖西門、傅立葉、薩特、蒙田、拉封丹、莫里哀、司湯達、巴爾扎克、雨果、大仲馬、喬治•桑、福樓拜、小仲馬、莫泊桑、羅曼•羅蘭等。 這張書單精彩紛呈。姑且不論習近平是否真的讀過這些書，這些書中的價值觀不都是西方價值觀嗎？習近平的青年時代，這些西方文學和學術名著都是“大毒草”， 是內部發行、憑證購買的“白皮書”。作為延安知青的習近平，要搞到一本這樣的書，不知要費多少心力。如今，他想讓今天的年輕人再來過那種文化知識極度貧乏的生活嗎？ 弔詭的是，中國平民百姓的孩子，必須與有毒的西方價值觀隔絕開來，單單被灌輸官方欽定的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儘管馬克思主義也是從西方來的，卻已“中國化”了。反之，那些高官顯貴的孩子，包括習近平的女兒習明澤，卻跑到美國哈佛大學去接受西方價值觀的薰陶。 作者：余杰（中國旅美獨立作家） （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

新聞余杰觀點》馬秘書與令秘書

當年我所就讀的北大中文系，出的秘書比作家和學者加起來還多。我的很多同學畢業後先去給省長、部長當秘書，然後再外放到基層擔任縣市首長，一路走來，「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可見，當秘書是「筆桿子」進入政壇的重要渠道，中共體制內始終存在著一個玩弄權謀的「秘書幫」。 一般而言，「秘書幫」比太子黨和團派更為低調和隱蔽。這跟秘書這個工作所陶冶出來性情和習慣有關。秘書通常躲藏在首長的背後，即便有「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的才幹，很少直接走上前台頤指氣使、發號施令。秘書一般擅長文字、精通權謀、人情練達、世事洞明，但秘書的職位在既有的權力結構中「名不正、言不順」，所以他們只能狐假虎威，「挾天子以令諸侯」。如毛澤東時代的陳伯達、江澤民時代的曾慶紅，儘管權勢熏天，卻也無法再進一步而黃袍加身。 不過，在台灣，卻有一個由秘書熬成總統的人物，那就是馬英九。馬英九每年都率文武大員去慈湖祭拜兩蔣之靈位，並以擔任過蔣經國的英文秘書自詡。當年，馬秘書在獨裁者面前畢恭畢敬、如履薄冰，終於奠定了自己在國民黨內脫穎而出的第一步。蔣經國統治晚期，蔣經國向來訪的美國《華盛頓郵報》發行人宣佈要再台灣解除解嚴之時，馬英九坐在兩人之間擔任英文翻譯，是這一歷史時刻的見證人。 馬英九親身經歷了晚近三十年來台灣的民主化進程，如今在民選總統的職位上，卻對鞏固和深化民主意興闌珊，反倒對恢復威權模式和密室政治野心勃勃。有多少重大決策，是他與無秘書之冕而有秘書之實的金小刀兩人在密室中謀劃出來的？總統府的其他職能部門和行政院、立法院、監察院等，遂形同虛設、素餐屍位。這種決策模式，顯然深受馬總統的秘書生涯之影響。換言之，馬英九是以做秘書的心態當總統。難怪經歷兩屆任期，島內天怒人怨、民不聊生。這就是「秘書治國」的病根。 而彼岸有一名令秘書，結局與馬秘書截然不同。在極權中國，權力交接是黑箱政治的產物，在中共黨內從未實行過黨魁的競爭性的選舉。所以，秘書們在權力交接的時 刻便大有作為了。在胡錦濤時代，令計劃作為胡錦濤的大內總管，可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要風得風，要雨得雨。令計劃服侍胡錦濤，鞍前馬後、忠心耿耿，卻也在臥榻之旁，看到主人原來不過是一個中看不中用的綉花枕頭。既然像胡錦濤這樣的草包都能「奉天承運、皇帝詔曰」，那麽令計劃必然產生了覬覦大位的念頭。 那時的習近平，已內定為接班人，但他那一副土老冒的模樣並不足以服眾。於是，令計劃瞞過黨內元老，提前在黨內高官中搞了一次「民意測試」，結果令計劃的得票比習近平還高。有此「民意基礎」，總書記為什麼要給名不見經傳的習近平來做呢？乾脆令計劃自己來做好了。 可惜，百密一疏，兒子的一場突發車禍引發了官場的連環地震，令秘書的皇帝夢瞬間折戟沉沙。不僅皇帝當不成，連秘書的位子也保不住，甚至連像百歲老父當年告老還鄉的自由也沒有了，一年多以後，令計劃等來了他的終局：到秦城監獄去跟薄熙來、徐才厚、周永康打一圈衛生麻將。 同為秘書，命運不同。溫家寶由秘書熬成總理，曾慶紅由秘書熬成國家副主席，令計劃卻因為鋒芒太露，不明白「木秀於林，風必摧之」的道理，連昔日的老東家都救不了他。令計劃不僅組建了一個官商結合的「山西會」，而且支持成立聲勢浩大的「秘書協會」，尚未奪權，已圖窮匕現，習近平哪能不先下手為強呢？隨著令計劃的垮臺，連帶他的心腹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局長霍克和中辦副主任王仲田也被查處。令秘書之後，還有江澤民時代的大秘賈廷安也成為一隻呼之欲出的大老虎。秘書幫成為團派之後第二個一步步走向崩潰的派系。 從來打狗都是給主人看的。嘉慶非得要等老爸乾隆駕崩之後，才對和珅下手，遂有「和珅跌倒，嘉慶吃飽」之說；如今，習近平不是江澤民和胡錦濤的親兒子，不等江澤民和胡錦濤去見馬克思，就對他們的寵臣毫不留情、大打出手。 面對新一輪的暴風驟雨，令計劃再也拿不出自救的計劃，賈廷安再也無法讓朝廷保有安寧，而心中最痛的，自然是江澤民和胡錦濤。 作者：余杰（中國旅美獨立作家）

新聞余杰觀點》民進黨也成了中共的傀儡的傀儡？

美國國會中期選舉，民主黨大敗，共和黨在參眾兩院的席次達到半個世紀以來的最高點。但共和黨發言人謙卑地承認，這並不表明共和黨多麽受選民愛戴，而僅僅是歐巴馬政府做得太爛，人民以此表達憤怒和不滿。所以，共和黨人下一步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 台灣的九合一選舉也是如此。在過去兩、三年間台灣一浪高過一浪的公民運動中，民進黨宛如「裝睡的人」，一直沒有進入生機勃勃的反對黨的角色，只是被動的、 三心二意的參與者。這一次選舉，民進黨大獲全勝，除了南部一些地方首長施政尚佳之外，更是因為國民黨實在太爛了。 民主日漸深化的台灣，人民未必一定要在兩個爛蘋果之中選擇「次爛」的那個。人民為什麼不能選擇一個「好蘋果「呢？臺北的柯文哲旋風已表明民進黨危機重重：偌大的民進黨，居然提不出一個幹才參與首都市長競選，只能默認氣勢如虹的政治素人柯文哲脫穎而出。柯文哲的勝利，不是民進黨的勝利，反之，是給民進黨敲響了一記警鐘。 然而，勝選之後的民進黨，表現仍然讓人失望。台南市議會議長選舉出現駭人聽聞的跑票事件：人民投票給民進黨議員，民進黨議員再投票給國民黨議長，簡直就是將民意當作玩物。媒體將那些跑票議員稱之為「豬仔議員」——北洋政府時代，曹錕賄選總統，議會政治從此臭名昭著。 在賄選黑幕背後，還有更加可怕的環節：據立法委員段宜康揭露，買票資金來自對岸的廈門，若干當事人此前專程赴廈門密謀。顯然，這是共產黨大把撒錢買下臺灣的計謀的一部分。國民黨甘當共產黨的傀儡，難道民進黨要當傀儡的傀儡？ 九合一選舉雖然是地方政治層級，候選人無需對兩岸關係議題作出陳述，但如何面對中共仍然是無法迴避的瓶頸。民眾唾棄國民黨，既有對國民黨在內政方面的腐敗無能的厭惡，也有對國民黨媚共、投共的兩岸政策的否定。 財大氣粗的中共咄咄逼人，儼然要做東亞霸主，令日本、韓國、越南等國民眾對中國的惡感達到了二十年來的最高點。中共在香港強勢打壓爭取普選的佔中運動，悍然宣佈中英聯合聲明已經失效，其出爾反爾、野蠻強橫，讓全世界為之側目。在台灣，除了少數政商爭先恐後地到北京朝聖，願意「與狼共舞」，普通民眾對這個磨刀 霍霍的法西斯強權，無不如芒在背，不抱任何幻想。 然而，民進黨並未認識到人心所向。勝選之後，民進黨在立法院的黨鞭柯建銘大放厥詞說，立法院不排除審議服貿協議；民進黨駐美代表吳釗燮亦聲稱，此次選舉不涉及兩岸問題，不意味著台灣選民對中國議題表態。 這兩個觀點與選舉中呈現出來的台灣主流民意，尤其是年輕世代的心思意念背道而馳。柯建銘此前就提出過「凍獨」的荒誕主張，希望換取中共的優容，並以此獲取 現實利益和權力。但是，一個沒有理想的政黨，豈能讓民眾有所期待？若是放棄獨立建國的理想，民進黨乾脆改名「民主退步黨」算了。太陽花學運期間，柯建銘陪同王金平進入被學生佔據的立法院會堂，答應學生擱置審議服貿協定，言猶在耳，他卻率先自食其言。 而吳釗燮的這段話，似乎是專門說給美國人聽的，要讓美國人對兩岸關係的走向安心、放心。其實，他更是說給北京聽的，要讓北京不至於對這次的選舉結果大發雷霆，乃至又搞一次殺氣騰騰的飛彈演習。但是，吳釗燮故意掩飾的真相是：此次選舉是選民對馬政權內政和外交的全面否定，兩岸政策是不可忽略的關鍵部分。否認這一事實，就是脫離台灣本土意識已然「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的潮流與趨勢。 看看那些曾經的民進黨人——施明德、陳文茜、楊秋興等——如今醜態百出的模樣，覺醒的公民社會不能過於輕信今天檯面上的民進黨人物。對於反對派或在野黨來說，最可怕的境遇，不是受到當權者的打壓和迫害，而是在與當權者抗爭的過程中，逐漸忘卻和放棄了原初的理想和價值堅守，不由自主地變得跟當權者「精神同構」。這正是當下民進黨面臨的最大危機。 台南議會事件中一步步揭發出來的買票和賣票的黑幕，柯、吳兩位民進黨重量級人士首鼠兩端、掩耳盜鈴的言論，說明民進黨似乎只是滿足於做兩個「爛蘋果」中「次壞」的那個，還不具備成為一個好蘋果的決心、勇氣和智慧。那麽，不久以後，民進黨很有可能重蹈國民黨之覆轍，被公民意識高漲的選民無情拋棄。 作者：余杰（中國旅美獨立作家）

新聞余杰觀點》柯文哲向宋楚瑜請益什麽？

柯文哲還沒有正式接任台北市長，就跑去向宋楚瑜「請益」了，而且兩人在密室中會談一個多小時。他們談的哪些話是不能被選民知道的呢？ 宋楚瑜是一個早已被民主潮流拋棄的舊時代的老政客。就才能而論，宋楚瑜確實比馬英九、連戰顯得才華橫溢、合縱連橫、長袖善舞。我曾經與一位美國國務院的老一輩翻譯人員談起宋楚瑜，他告訴我，當年宋楚瑜還是國民黨青年才俊的時候，美國視之為國民黨的明日之星，故而邀請他訪問美國。一番交談之下，美方卻發現，宋楚瑜雖然英文流利、侃侃而談，卻缺乏基本的民主理念。 此後三十年多間，宋楚瑜在政壇上的摸爬滾打、言談舉止，充分說明了他的威權本質並無進化。二零零四敗選之後，「連宋」之亂公然破壞民主憲政體制，對台灣的民主進程造成了巨大的傷害。 那麽，宋楚瑜能給柯文哲什麽樣的忠告呢？宋楚瑜居然引用毛澤東的詩句「人間正道是滄桑」之來送給柯文哲，像小學老師教導小學生那樣，教導柯文哲要走「正道」。宋楚瑜不會不知道，這是毛澤東在打敗國民黨、解放軍佔領南京總統府的時候，得意忘形地吟出的詩句。 這首詩中還有另外的兩句：「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所謂「窮寇」，指的就是跟隨老蔣逃到台灣的國民黨「殘餘勢力」。如果毛的這一願望得逞，還會有國民黨，以及從國民黨中分化出來的親民黨嗎？而毛所謂的「人間正道」，就是號稱「人民民主專政」的極權統治模式，難道宋楚瑜希望柯文哲學習毛澤東的統治方式嗎？ 宋楚瑜是毛澤東的老鄉，他的自我身份認同，顯然是湖南人，而不是台灣人。若是在蔣家王朝統治的時代，誰敢如此正面引用「毛匪」之大作，一定會被送到綠島去管訓，叫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而宋楚瑜對毛澤東的詩詞如此爛熟於心、以至脫口而出，說明他早在戒嚴時代就已經偷偷地閱讀毛的「紅寶書」了。他當然不是那種單純熱情的左派，而是要從毛的著述中汲取權謀術和厚黑學。可惜，天時不予，宋楚瑜縱有成為「台灣的毛澤東」的野心，卻落得個「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的結局。 宋楚瑜的政壇「第二春」，是到彼岸的北京去走紅地毯，而不是在柯文哲的台北市政府指手畫腳。宋楚瑜在國民黨內陶冶出來的「外戰外行、內戰內行」之經驗，早該被扔進歷史垃圾堆。對於以蔣渭水為師的柯文哲而言，宋楚瑜不是「正能量」，而是「負能量」。柯文哲在此類老奸巨猾的政客面前的「謙卑」，不啻是羞辱了那些投票給他的、盼望政治從此清明的選民。 柯宋會不是好兆頭。善良的人們必須警惕，柯文哲蛻變成「連勝文第二」的可能性。 作者：余杰（中國旅美獨立作家）

新聞余杰觀點》郭台銘，中國不歡迎你

看到國民黨選情危急，郭台銘親自出馬，惡狠狠地威脅台灣選民，如果不是他中意的人物當選，他就要從台灣「撤資」，讓你們這些朝九晚五的小民飯都沒得吃。郭台銘自以為「言者諄諄」，這一次，台灣民眾卻「聽者藐藐」。因為，太陽花以後的台灣，再也不是任由黑心資本家充當「太上總統」的台灣了。 郭台銘放言說要從台灣「撤資」，那麽，他要「撤」到哪裡去呢？當然是「轉進」中國。郭台銘的富士康集團，早就跟中國形成了如同「藤纏樹」一般的寄生關係。若非中國擁有數千萬廉價勞動力，若非專制獨裁的共產黨政權為之保駕護航，一個毫無科技創新的代工企業，何以能讓郭台銘在短短數年間就扶搖直上成為台灣首富？ 僅二零一零年一年，富士康在中國的工廠就連續發生了十四起員工跳樓自殺事件，說富士康是一家比「血汗工廠」更可怕的「殺人工廠」，並無誇張之處。對於郭台銘在中國的惡行，國民黨向來是「事不關己，樂觀其成」。 富士康員工跳樓事件轟動全球之際，時任行政院長的吳敦義卻表示，郭台銘工作壓力很重，希望大家多鼓勵 他，讓他早日撥開雲霧，再讓企業萬里晴空。時任經濟部長的施顏祥亦表示，除了表達關心外，經濟部很難介入，不過他呼籲國人在心理上給郭台銘打氣支持。沒有 任何一個高官關心那些被虐待致死的年輕生命，這群人的冷血程度令人髮指。 中國導演賈樟柯在電影《天註定》中，把富士康跳樓事件作為最後一個故事。賈樟柯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說：「我們能想像一個年輕人剛到廣東東莞的時候，一定是興奮、充滿希望的。但是每天面對流水線，千篇一律的工作，這種機械化的生活形成的精神困境。」正是富士康實行的軍事化管理體制，讓很多中國的年輕工人 精神崩潰、走向死路。 二零一三年四月，前後不到三天時間，鄭州富士康航空港區工廠的宿舍樓先後有一名二十三嵗的女工和一名二十四歲的男性員工跳樓身亡。很多員工認為，出現跳樓悲劇，與工廠實行的沒有人性的「靜音模式「不無關係。所謂「靜音模式「就是員工在進入車間後不能說任何與工作無關的內容，即使談論工作也要把聲音壓低到最低，不能讓第三人聽到。有員工認為，這是很典型的對人沒有尊重、沒有敬畏，這是一種試圖把人當成機器的模式。 任何一個把人變成機器的社會體系和管理體系最終必然失敗，因為人永遠不是機器。人在這種環境之下，自己內部的壓力得不到釋放就會鬱積，最後的一句話就是「不在沉默中滅亡，就在沉默中爆發」。 然而，富士康是鄭州的重點專案，與政府的關係十分微妙。對於有關富士康的負面新聞，當地媒體被授意置若罔聞、一律封殺。富士康以投資的名義，讓急需政績包裝的中共地方政府自告奮勇地充當其保護傘。於是，一條條鮮活的生命就這樣無聲無息地消失了。財經評論員張春蔚認為，富士康的模式實際上阻礙了中國社會的健康發展。 富士康宛如中國的古拉格群島，視百萬工人為沒有自由和基本人權的勞改犯。富士康所締造的「靜音模式」，不正是習近平的「中國夢」的縮影嗎？然而，中國民眾不僅需要吃飯，還需要說話。歡迎富士康前來投資設廠的，是與郭台銘一樣同為吸血蟲的中國大小官員，而不是深受其害的中國民眾。 富士康在中國遭到工人以死抗爭的「靜音模式」，郭台銘卻企圖引入台灣，讓台灣成為像中國富士康工廠那樣的「靜音國度」。既然中國工廠裡的百萬工人都被能他訓 練成「沉默是金」的啞巴，那個獨立王國裡面只有他的「一言堂」；那麽，數百萬台灣選民乾脆全都不要去投票了，讓郭台銘一個人來欽定誰是總統、誰是市長，豈不萬事大吉、皆大歡喜？ 作者：余杰（中國旅美獨立作家） （圖：中央社）

新聞余杰觀點》亞洲三活寶

亞洲有三個活寶，宛如一母三胞胎：遠看是金正恩，近看是毛新宇，再仔細一看原來是連勝文。他們的共性是：天下雖羸而吾貌必胖。 在朝鮮這個「蘇丹式」的王朝共產國家，金正恩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地入承大統、號令群雄；在「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共極權帝國，毛新宇可以成為解放軍中最年輕的少將，同時也是錯字連篇的「書法家」；而在威權回潮、民主搖晃的台灣，連勝文則可以挾四代貪腐的金山銀山，出馬競選台北市長。好一部活色生香的「東亞三國志」。 金正恩神隱數十天，讓全世界都在猜測他的去向並密切關注北韓政局的變化。一時之間，政變說、陰謀論、小道消息、深喉內幕，絡繹不絕。結果，金正恩再度神采奕 奕地現身於公共生活之中，顯示他仍然牢牢地掌握最高權力。他不僅可以「犬決」姑父張成澤，還能隨意罷黜或提升軍中將領。有白頭山的血統，這個三十出頭的胖小子，可決定數千萬民眾的生死存亡。 毛新宇是不是毛家的嫡系，坊間的傳說甚多。一九七六年毛澤東離世之時，毛新宇已滿六歲，毛澤東卻從未召這個孫兒進宮，一家人共享片刻天倫之樂。為什麼未能跟爺爺見上一面？毛新宇自己的解釋是，「爺爺把自己所有的時間都獻給了祖國和人民，他抽不出空來」。然而，毛澤東有大把時間與張玉鳳等宮女淫樂鬼混，卻不見這個唯一的孫兒，顯然別有隱情，或許毛澤東早就知道這是一個「野種」。即便如此，毛新宇在成年之後，仍然以毛澤東孫兒的名分，竄升為共軍中最肥胖的將軍。作為「軍史專家」，他常常發表「是我爺爺領導世界人民打贏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類的高論，為壓抑的國民增加了幾分笑料。 跟出身於皇家的金、毛兩位相比，連勝文只能算是含着金湯匙生在太平宰相家中，「成色」當然次了一等。而且，台灣好歹有了一件民主國家的外衣，在商場上太子黨固然可以坐收漁利、等着天上掉下餡餅來，但在政壇上就不得不放下身段走選舉之路，甚至還要向那些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小民「拜票」，也真是難為寶馬香車的連公子了。不過，經過一群高人的指點，連公子既可表演一手捏爆橘子的絕世神功，也有詹姆士邦德在敵營安置竊聽器的來無影、去無蹤的輕功，儼然是勝利在望。 那些真正富甲天下的人，從來不會像暴發戶那樣招搖過市。毛新宇在接受採訪的時候標榜說，爺爺的家訓是毛家人不得經商，所以他們都靠微薄的薪水過活。然而，他的表姐孔東梅及其丈夫陳東升卻擁有數百億財富。至於毛澤東本人，確實不貪財，因為天下都是他的，他想要什麽就是什麽，根本用不着花錢，正如美國資深記者沙茲伯里在《新皇朝》一書中描繪的那樣：「毛澤東不但不肯帶錢，也不肯碰錢。毛寧可和仇人蔣介石握手，也不願碰骯髒的錢，甚至對錢不屑一顧。」 連公子在選舉中不時表現出來的「視錢財如糞土」的豪邁，以及自己也曾為不名一文的失業人士的「隱痛」，難道是從彼岸的毛家學來的？

新聞余杰觀點》康師傅方便麵與慶豐包子的對決

聲譽崇高的《經濟學人》雜誌發表了題為《習近平的日益崛起》的封面文章，稱習近平為近年來最有權力和最受歡迎的中國領導人。文章寫道：「習近平是中國第一位雇用了龐大團隊幫他打造公共形象的領導人。他本人對此也饒有興趣，這得益於他的魁梧身材，強硬立場，平易近人。在迷戀身高的中國，習近平的身高超過毛澤東以外的所有前任領導人。他能與民眾坐在一起吃餃子，外出不乘坐總統豪華轎車，而是普通中巴。」 文章的分析敏銳而精準，不過作者或許對中餐不甚了了，所以錯誤地將包子寫成了餃子——習近平屈尊與民同樂的那一餐飯，吃的不是大娘餃子，而是慶豐包子。雖然包子和餃子都屬於帶餡的麵食，兩者卻大不相同。那一頓飯後，習近平被一些「別有用心」的民間人士戲稱為「慶豐帝」或「包子帝」。 日前，中國官媒堂而皇之地報導：天津科技大學發佈營養專家研究成果，稱「速食麵營養優於包子」。專家們經過科學的分析比對，認為速食麵的三大營養素的能量均衡度上居於其他食品的前列，比起含油量過高的包子等方便主食營養更為均衡。官媒讚揚說，這幫專家竟然在家門口向香飄全球的包子發出「挑戰」，不怕作為狗不理包子故鄉的天津老鄉說他們是「胳膊肘往外拐」。 然而，《新京報》隨即發表評論文章，駁斥了上述觀點。評論文章指出，「速食麵營養優於包子」的說法有失偏頗，這種「正名「是否有利益代言之嫌「著實可疑」。文章還表示，在科學領域出「新見」無可厚非，可若因利益瓜葛而去誤導民眾，那就是褻瀆「學術「二字。 在文字獄的高壓之下，中國人慣于使用隱喻的方式曲折地表達內心的心思意念，以及對人物的臧否。兩千多年前，詩人屈原就開啟了「香草美人」的諷喻傳統。如今， 康師傅速食麵和慶豐包子之間的競技，似乎暗示著黨內兩派勢力之間的對峙。製造方便麵優於包子的神話，難道是掌控文宣的劉雲山以及劉雲山背後的江澤民在背後搗鬼？ 然而，慶豐帝打敗康師傅已然是不可扭轉的事實：不僅周永康正式成了階下囚，隨著擁有康師傅速食麵品牌的臺灣頂新集團再度爆出使用黑心豬油的醜聞，康 師傅速食麵從此徹底被打入冷宮，想要鹹魚翻身幾無可能。而慶豐包子則因為習近平的光顧，一路飄紅、顧客盈門、不亦樂乎，快要躍升中國餐飲第一品牌了。 然而，中國人難道只能在「康師傅方便麵」與「慶豐包子」之間作出選擇嗎？中國人難道不能親自下廚做自己喜歡吃的飯菜？中國人難道不能通過投票選擇自己信任和喜愛的領導人？ 作者：余杰（中國旅美獨立作家）

新聞余杰觀點》習近平的三個凡是

在中共的國慶招待會上，以往的慣例都是由總理講話、國務院秘書長主持。這一次習近平延續其強勢風格，親自出面講話，總理李克強淪為司儀。 習近平在講話中提出「八個堅持」，被中國官媒譽為「確立新航標」。「八個堅持」之一是要「必須堅持把中國共產黨建設好，堅持党要管黨、從嚴治黨」。他還特別提出「三個凡是」，即「凡是影響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鬥力的問題都要全力克服，凡是損害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的病症都要徹底醫治，凡是滋生在党的健康肌體上的毒瘤都要堅決祛除，使中國共產黨始終同人民心連心、同呼吸、共命運。」 毛澤東欽定的接班人華國鋒曾經提出「兩個凡是」，華國鋒及其支持者被劃為「凡是派」，遭到鄧小平的清洗。如今，習近平更上層樓，以「三個凡是」警告全黨，但他真能一聲令下、應者雲集嗎？ 早已淪為中國最大的黑幫集團的中國共產黨，還有什麼「先進性」和「純潔性」可言？在中國的帝制時代，官僚受到儒家倫理的制約，有「修身、起家、治國、平天下」之追求，是民眾的表率。儘管產生了不少偽君子，但官僚階層至少還對道德規範存有敬畏之心。而在共產黨時代，從沾染梅毒的毛澤東淫亂後宮，到政法沙皇周永康居然是殺妻再娶的「百雞王」，以及薄熙來、穀開來、王立軍之間的畸形關係，可見共產黨是一群「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流氓無賴。 呼籲官員公佈個人財產的法學博士許志永以及數十名新公民運動的參與者，先後被捕入獄，這個事實足以說明習近平的反腐是虛晃一槍。英國政治哲學家阿克頓說過，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所以，真正的反腐，必須廢除一黨壟斷權力的體制，徹底還政於民。否則，共產黨利用中紀委這個錦衣衛和克格勃組織來反腐，無非是黨內鬥爭的延續，是共產黨自己執行「家法」，與國家的走向、公眾之福祉無關。 在大部分中國民眾眼中，中共就是一個拿刀拿槍、喊打喊殺的綁匪集團，大家都已淪為無可奈何的「肉票」，這才不得不跟共產黨「心連心、同呼吸、共命運」。說到「毒瘤」這個詞，習近平及其統帥的共產黨才是中國的「毒瘤」，中國的一切災難的源泉都指向這個無恥、殘酷、貪婪的「世界第一大黨」。 共產黨引以為自豪的國慶日，其實是中國人民的國殤日。習近平的「三個凡是」，共產黨黨員不相信，普通民眾更不會相信。我願意引用俄國作家索爾仁尼琴當年給蘇共統治者的一句話，作為給習近平的生日禮物：「你們犯下了真正的罪行，使整個國家都陷入毀滅之中，讓幾百萬人民陷入貧困，導致成千上萬的人死亡。」 作者：余杰（中國旅美獨立作家）

新聞余杰觀點》如果周永康是魏忠賢，習近平就是崇禎

周老虎入籠之後，「刑不上常委、禍不及三代」的「潛規則「頓時成為往事。據英國《每日電訊報》報道，就連周永康五歲的孫女也被幼稚園開除，理由是她的所有家人都已被捕。中共喉舌《人民日報》在八月一日持續發佈評論員文章稱，黨內決不能搞封妻蔭子、封建依附那一套，搞那種東西總有一天要出事。而事實也證明，曾經獲得周永康關照的家人和追隨者都紛紛被拿走已經獲得的特權。 此前，周永康的孫女就讀的幼兒園，當然是那種「談笑皆王公，往來無匹夫」的頂級幼兒園。她的同學，無不來自於中共高官顯貴之家庭。而當她的爺爺不再是黨內「同志「之後她就沒有資格與中南海諸君的孫兒孫女一起錦衣玉食了，她只好宛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不，連尋常百姓家的天倫之樂都求之不得了。 此刻，這個小女孩的身邊不再有一個近親，唯一還有自由的外婆，不過是漏網之魚，同樣孤零零地遠在大洋彼岸。這個長在蜜罐中的小女孩，恐怕很難理解突然降臨的厄運：為何一夜之間，所有的親人全都消失得無影無蹤？大概要到她長大以後，才會明白這個國家的鐵律從來都是是「成王敗寇」。 當年，崇禎皇帝在自盡前，親手砍殺嬌滴滴的公主，而公主在臨死前發出哀號——「願來世不再投生帝王家」。當年，習仲勛被毛澤東欽點為「反黨分子」之後，少年習近平不也曾流落街頭，奔回老家亦無人敢開門接納嗎？ 作惡多端的周永康當然不會博得人們的同情，但同情這個小女孩命運的人還真不少。對於名列周永康親自擬定的計劃活埋的兩百名異見人士的黑名單上、被周永康手下的秘密員警幾乎折磨致死的我而言，只想反問一句：被周永康戕害致死的李旺陽、曹順利以及成千上萬的正義之士，他們難道不是父母的子女，或者為人父母？ 若將時間上溯到三百多年前的明朝末年，有一個人的垮臺跟周老虎是一樣是垂直跌落的軌跡，如《紅樓夢》中所雲，「金滿箱，銀滿箱，展眼乞丐人皆謗。正歎他人命不長，那知自己歸來喪！」 那個人就是魏忠賢。 魏忠賢的故事，對明史略有瞭解的人，大都耳熟能詳。在天啓一朝，太監頭子魏忠賢，提督東廠，號稱「廠臣」。其黨羽遍及天下，號稱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兒」、「四十孫」，其人數之多，影響之大，為害之烈，早已超過此前的那些大璫，如王振、劉瑾、馮保等所形成的權力集團。 在魏忠賢的權力臻於頂峰之際，閣臣所擬的票、旨中，「朕與廠臣」竟成為其中常見的習語。老百姓但知有廠臣，不知有皇上。魏忠賢利用東廠那淩駕於法律之上的、讓人魂飛魄散的鎮壓力量，殘殺東林黨人，掠奪各地財富，使得普天之下無不瞠目結舌、道路以目。官員們對其阿諛奉承，甚至爭先恐後地為其建立生祠。魏忠賢被朝廷封為尚公，被人稱為九千歲，離被人稱為萬歲的皇帝僅有一步之遙。 歷史學者溫功義在《明代宦官》一書中指出，魏忠賢的野心確實比他的前輩都要大。他掌控了特務系統還不夠，試圖將軍權納入手中。他竭力拉攏分駐各地的總兵，為此興起了一個與各地方的軍馬接近的辦法，就是讓他們輪流到大內中去會操，人多時，進入大內的竟達萬人。但是，明朝軍隊的體制非常複雜，一時之間他難以將兵權完成統合。於是，魏忠賢乾脆先在宮中選拔三千名身強力壯的太監，讓他們每日操練習武，以備緩急之用。司馬昭之心，已是路人皆知。不過，在天啓一朝，皇帝任由魏忠賢胡作非為，魏忠賢可以狐假虎威，篡位並非迫在眉睫；而當天啓一死，魏忠賢感到靠山失去，篡位之心，頓時變得緊迫起來。 然而，魏忠賢還沒有來得及展開篡位行動，新繼位的崇禎就先動起來。崇禎先是鼓勵禦史們上疏參魏忠賢的並帝、蔑後、弄兵等十大罪狀，在朝廷製造「牆倒眾人推」的輿論氛圍，然後隔離其黨羽，再下詔將其發配到鳳陽去看守皇家祖陵。崇禎沒有趕盡殺絕，是要試探一下魏黨之人是否會瘋狂反撲，當他發現看似固若金湯的魏黨一下子就樹倒猢孫散，立即又下旨將魏忠賢從半路追回，重新從嚴治罪。 魏忠賢知道此去凶多吉少，就懸樑自盡了。幸虧魏忠賢是一個「赤條條來去無牽掛」的太監，沒有子孫，也不會連累家人，可以說是「一死百了」，即便朝廷再斬首戮屍也無所謂了。 那麽，幾個月就摧毀魏忠賢集團的崇禎，是英明神武的中興之主嗎？ 崇禎原來以為，魏忠賢黨羽遍佈朝野，需要花好幾年時間、好多個回合，才能將其鬥倒。沒有想到，魏忠賢一打就倒、一觸即潰，外強中乾，宛如刀俎上之魚肉。其實，這場鬥爭的勝負，並非因為崇禎天縱英明，而是因為魏忠賢早已是天怒人怨、多行不義必自斃。崇禎鬥倒魏忠賢，並不意味著他就能拯救病入膏肓的大明王朝。崇禎執政後，幹過的唯一一件漂亮事，大約就是登基之初一舉拿下魏忠賢集團，以「欽定逆案」清洗了兩百六十二名大小官員。而崇禎其餘的作為，真是乏善可陳。 崇禎的性情，猜忌刻薄、剛愎自用、果於殺戮。他以為這個世界上只有自己一個人偉大、光榮、正確，朝政紊亂、烽煙四起、內外交困，都是大臣的敷衍塞責、期上瞞下造成的。由於不信任文武大臣，崇禎很快又走上了明朝諸帝重用宦官的老路。崇禎四年，他匆匆恢復了派遣內監到軍中去做監軍的辦法。當有大臣拿魏忠賢擅權的例子來勸諫他時，他居然反駁說：「若諸臣能實心任事，朕何事乎內臣。」於是，張彞憲、曹化淳、高起潛、李輔國等太監頭子陸續掌權，他們的名字雖然不叫魏忠賢，但他們作威作福、貪汙腐敗，與魏忠賢毫無二致。所以，崇禎實施的是一條「沒有魏忠賢的魏忠賢模式」，魏忠賢雖然死了，但其幽靈與大明王朝如影隨形。 崇禎急於事功，又自視甚高，並且極為多疑。對於被派遣到外面與後金及流寇作戰的將帥，他總是要遙控指揮，迫使多名主帥在準備不足的情況下輕率出擊，導致全軍潰敗。崇禎在位十七年，先後屠戮了袁崇煥、熊文燦等七名總督，以及多達十一名的巡撫，殺大臣之多，直逼明朝開國時大殺功臣的洪武皇帝。但是，殺人並不能延緩大明王朝的崩潰。李自成勢不可擋地攻入北京，崇禎走投無路、自盡而死。臨死前，他毫無反省之心，還寫下「君非亡國之君，臣皆誤國之臣」的句子。 崇禎之勤政，在明朝的皇帝中首屈一指。他生活簡樸、不好色、不迷信長生不老藥。但是，即便宵衣旰食、聞雞起舞，若是方法錯了仍然一味蠻幹，則猶如抱薪救火，不僅於事無補，而且敗事有餘。對於崇禎丟掉江山的過失，《明史》之評論可謂一針見血：「莊烈之繼統也，臣僚之黨局已成，草野之物力已耗，國家之法令已壞，邊疆之搶攘已甚。莊烈雖銳意更始，治核名實，而人才之賢否，議論之是非，政事之得失，軍機之成敗，未能灼見於中，不搖於外也。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剛而尚氣。任察則苛刻寡恩，尚氣則急遽而失措。」《明史》將風雨飄搖的大明王朝比作重病之人，而將崇禎比作臨時上場的醫生。那麽，崇禎就是一名庸醫——「譬一人之身，元氣羸然，疽毒併發，厥症固已甚危，而醫則良否錯進，劑則寒熱互投，病人膏肓，而無可救，不亡何待哉。是故明之亡，亡於流寇；而致亡之本，不在於流寇也。」 三百多年之後，紅朝的周永康短短十多年間的興亡歷程，與大明朝的魏忠賢如出一轍。二零零零年年初，當我在香港《開放》雜誌撰文揭露時任四川省委書記的周永康迫害藏人和打壓新聞自由的種種惡行時，海內外沒有多少人注意到這個名不見經傳的省級大員。此前，周永康只是在石油系統任職，以技術專家的形象示人，不顯山、不露水。此後，麻雀變鳳凰，大約他自己也沒有料到。 在江澤民的庇護之下，周永康在仕途上獲得了火箭式的提升，很快由地方進入中樞，成為繼華國鋒之後以政治局委員兼任公安部長的第二人，這才引起中外人士的矚目。更讓人歎為觀止的是，在中共十七大上，周永康晉升常委，主管政法口，公、檢、法全都落入其囊中，數十萬裝備精良的武警也受其轄制。而其任職多年的石油系和四川省，在其離開之後，仍然被其圈為禁臠，旁人不得措手。 周永康長相兇惡、心機深沉，他在中共政治局常委會的排名雖然「叨陪末座」，其實權卻是「一人之下、億人之上」。經過多年的苦心經營，周永康讓政法委這個在中共十三大後一度被趙紫陽裁撤的機構，不斷擴權、高度膨脹。全盛時期，周永康掌控超過國防預算的高達七千億的維穩費用，指揮數百萬軍警憲特，氣燄之囂張，便是康生、羅瑞卿、謝富治等本黨前輩，便是希姆萊、貝利亞等外國同行，都望塵莫及，就連黨魁胡錦濤和政府首腦溫家寶都對其忌憚三分，「政法沙皇」之冠冕遂不脛而走。 周永康既然不把胡錦濤、溫家寶放在眼中，自然也不願讓如黑馬般冒出來的習近平順利接班。於是，周永康糾結薄熙來、徐才厚、令計劃組成「新四人幫」，奪權計劃，箭在弦上。殊不料，王捕頭夜奔美領館，牽一髮而動全身，紙再也包不住火了。這一偶然事件讓大局翻轉，習近平得以從容佈局、步步為營，溫水泡康師傅，鐵籠關周老虎。周永康扶持薄熙來上位、自己充當太上皇的美夢成了泡影，並與薄熙來一起淪為階下囚。 周永康之濫權、之貪腐，比魏忠賢有過之而無不及；而周永康的下場甚至比魏忠賢還要悲慘：他還有一個龐大的家族，一人垮臺，全家老小都被一網打盡。 熏天財富 習近平處理周永康案，所花費的時間和精力，超過了崇禎處理魏忠賢案。可見，中共權力運作的齒輪，還不如明朝嚴絲合縫。 周案浮出水面之後，習近平打虎立威，在黨內外的權力和聲望直追毛澤東和鄧小平。然而，周永康作惡的基礎——政法委並沒有被取消，員警治國和特務治國的模式仍然大張旗鼓。 習近平的個性和從政風格，跟崇禎如出一轍：習近平一上臺，就拋出了所謂的「三個自信「（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的「學說」，作為自己的理論根基。自信固然是一個良好的品質，但一個最高統治者若是自信到自負和自戀的地步，毫無自我反省和自我質疑的能力，那麽，自取滅亡也就指日可待了。 就在習近平沾沾自喜地標榜「自信」的時候，竭澤而漁的「中國模式」其實已經走到了窮途末路。以內政而言，中國的人口紅利消耗殆盡，環境汙染變本加厲，能源危機迫在眉睫，「世界工廠」的稱號難以為繼；貧富懸殊超越紅線，社會矛盾一觸即發，群體性事件層出不窮，剛性維穩宛如飲鴆止渴；種族仇恨愈演愈烈，藏人選擇自焚，維族武裝反抗，烽煙四起的邊疆宛如車臣。習近平宣稱的構築「銅墻鐵壁」、撒下「天羅地網」，就能夠帶來長治久安嗎？ 以外交而言，習近平剛一上臺，便橫挑強敵，欺淩鄰國，比之昔日的納粹德國和大日本帝國還要耀武揚威。然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環顧全球，暴發戶式的中國堪稱「孤家寡人，自言自語」。所以，今日中國的局勢，比之明朝末年，又能好到哪裡去呢？ 崇禎登基後，將天啓賦予太監、閣臣的權力統統收回，他認為把權力集中在自己一人的手上，就能挽救大廈之將傾。誰知，他才能有限，處置乖方，一錯再錯。然後，崇禎整頓吏治，清除魏忠賢集團，以反腐的手段來收攏人心；但是，為了籌措軍費，他又殘民以逞、竭澤而漁，導致農民起義風起雲湧。習近平的做法與之一模一樣：顛覆胡錦濤時代的「集體總統制」，身兼十四要職，以皇帝自居，將政治局常委會的同僚變成軍機大臣。然後，清除周永康集團，卻又大力提拔一個個的「准周永康」，利用這群「現代廠衛」，瘋狂打壓生機勃勃的公民社會，以維持「穩定壓倒一切」的局面。 三百多年之前，大明王朝從萬曆朝的後期開始，就已經是「朽木不可雕也」的狀態，但仍然沿著既有的慣性苟延殘喘數十年，就是末代之君崇禎，也勉強在位十七年之久，才最終「以身殉國」；而在全球民主化大潮驚濤拍岸、包括互聯網在內的各種現代通訊手段加快民智開化的今天，一黨獨裁的邪路走到底的中共政權，還妄想如大明王朝那樣苟延殘喘，簡直就是黃粱美夢。而習近平拒絕還政於民、憲政共和、多黨競爭、議會政治這唯一一條「人間正道」，他越是「有所作為」，就越是加速中共之覆滅。 如果說周永康是魏忠賢、習近平是崇禎，那麽，在這一盤天地玄黃的大棋局中，誰又是李自成、誰又是皇太極、誰又是吳三桂、誰又是陳圓圓、誰又是錢謙益、誰又是柳如是？

新聞余杰觀點》民國毀於孫中山--讀《國會現場》有感

最早讀葉曙明的作品，是十六年前在大學時代讀到的《草莽中國》，我後來寫長文《太監中國》和《優孟中國》也是受到此書名的啓發。在《草莽中國》中，我第一次看到有當代學人對在兩岸彼此對立的近現代史敘述中都被尊為聖人的孫文的尖銳批評，由此我開始觸摸到只能稱為「半個獨裁者」的孫文剛愎自用、暴虐荒淫的真面目；在《草莽中國》中，我也第一次發現原來有兩個截然不同民國：一九二七年之前的民國，是有國會的真民國；一九二七年以後的民國，是沒有國會的、一黨獨裁的假民國和真黨國。換言之，中華民國不是一九四九年被毛澤東顛覆的，而是一九二七年被孫文的傳人蔣介石顛覆的。 十六年後，我再讀到葉曙明的《國會現場》的時候，「民國熱」在中國如火如荼。可惜，大部分中國人將民國與黨國一鍋煮，因為厭惡共產黨而不假思索地擁戴國民黨、孫文與蔣介石。這是知識結構欠缺、思維方式單一以及理性薄弱所導致的「精神癱瘓」。 在《國會現場》一書中，葉曙明再現了從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二八年間中國國會的歷史：作為亞洲第一個共和國的中華民國，政體的樞紐在於國會。以梁啓超、宋教仁、湯化龍為首的政治家們，在國會選舉總統、製定憲法、監督政府、彈劾官員，距離一個憲政民主的中國，彷彿一步之遙。 然而，這一步沒有邁出去。宋教仁遇刺、袁世凱稱帝、二次革命、府院之爭、張勛復辟、軍閥混戰、曹錕賄選、南方造反……一波緊隨一波。國會三度解散，議員四處流散，十年製不出一部憲法。國會從萬眾期待的榮耀中，重重跌入歷史的垃圾堆裡。然後，黨國壓倒民國，國共兩黨血腥地比賽誰更集權。 如今，此岸的中國，是共產黨如水銀瀉地般的極權統治，人大、政協是官員養老之所和橡皮圖章；彼岸的台灣，受制於孫文規劃的非驢非馬的五院制，立法院上演「三十秒通過服貿協議」的鬧劇，刺激太陽花學生佔據立法院，憲政危機演變到解嚴之後的頂峰。此時此刻，重溫那十七年的國會歷史，或許可以找到中國民主轉型和台灣民主深化的鑰匙。 那些為憲法和憲政鞠躬盡瘁的人們 美國學者黎安友指出：「尋求以憲政秩序取代封建王朝是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最為重要的主題。」滿清王朝顛覆、中華民國成立之後，國會從一九一三年開始起草憲法，這在中國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本來，《天壇憲法草案》已經初具雛形，卻因宋教仁遇刺而使得北洋軍人與南方黨人勢同水火、兵戎相向。 宋案發生，看似偶然，實則必然。武昌起義之後，激進革命黨、溫和立憲派與北洋開明派三種勢力之間若即若離、明爭暗鬥，不願在國會以妥協黨方式達成「打造共和國」的目標。 葉曙明寫道：「第一屆國會成立時，人們曾天真地以為，有了國會與憲法，就有了代議政制，有了民主，有了憲政。但現實卻告訴他們，並非這麽回事。國會不等於代議政制，憲法不等於憲政，民主也不等於共和。國會有可能不是代民去議政，而是代官去議政；有憲法而沒有憲政環境，憲法也是一紙具文；沒有自由的民主，很可能會變成多數人的暴政。」 以個人的素質和品德而言，梁啓超、宋教仁、湯化龍等國會議員，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但是，即便他們是力大如牛的縴夫，也無法讓深陷在專制泥沼中的中國這架大馬車奔向光明的方向。 從公車上書時代開始，梁啓超就是鼓吹憲政的第一人。在流亡日本的歲月裡，那些出洋考察憲政的滿清官僚，爭相以重金請他代為撰寫憲政考察報告。流亡歸來後，梁啓超以輿論界鉅子的聲望、無窮盡的精力和廣泛的人脈，組建社團與政黨、在國會和政府中實現政治抱負。幾進幾出、屢戰屢敗之後，他終於發現，「缺乏法治精神「是憲法成為一紙空文、憲政一直運作不良的根本原因。於是，他的最後十年獻身於文化教育事業，以講臺取代議場。 而宋教仁被歷史學界尊為「中國憲政的設計師」，早在武昌起義之前，他就形成了完整的政治主張。歸結起來，無非兩條：一是代議政制，二是政黨責任內閣。民國初年，宋教仁在同盟會的基礎上打造了國會第一大黨國民黨，此國民黨與後來孫文締造的國民黨雖然名字相同、淵源相通，卻完全不同。 宋記國民黨，遵循議會政治的原則，致力於通過選舉上臺執政；而孫記國民黨，則是列寧式的獨裁政黨，崇尚暴力革命奪取政權的方式。若宋教仁沒有遇刺身亡，民初三權分立的政治格局當中，袁世凱任總統、宋教仁任總理、梁啓超任國會議長，三人既鬥爭又合作，中國的憲政之路未嘗不可能柳暗花明又一村。 湯化龍是立憲派領袖和士紳階層的代表。武昌起義之後，他自任湖北民政總長，勸說黎元洪出任都督，並以湖北諮議局的名義通電全國各省「立舉義旗」，他才是辛亥革命的第一功臣。曾任國會議長的湯化龍，親身經歷了「國愈亂而術已窮」的過程，黯然赴美國、加拿大考察憲政，卻意外地遇刺身亡。 在現場自盡身亡的刺客王昌，是孫文派出的國民黨人，並在遺書中號稱「愛國的鐵血主義者」。葉曙明評論說：「以愛國的名義去暗殺，無非是為暴力築一個道義的高臺而已。事實上，鐵血主義無助於國家民主進步，只會令國家更加倒退，政治更加黑暗，社會更加撕裂，道德更加淪喪，仇恨更加深固。」 孫文是憲政路上最大的絆腳石 暗殺，是孫文對待政敵或黨內異見者的慣用手段。一九二一年，刺客王昌的遺體運回國內，被國民黨以黨禮葬於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側，號稱為國民黨黨葬第一人。這是對七十二烈士的羞辱。從這一細節可見，孫文何等看重刺客的功用。 學者嚴泉在《失敗的遺產：中華首屆國會制憲》一書中指出：「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全贏或全輸的模式』開始於民國初年國會政治精英的制憲活動。……存在民國早期政治人物之間嚴重的不信任現象，從路徑依賴的角度來看，其實是與人治而非法治的中國專制主義傳統密切相關。」這一點，在孫文身上體現得最為突出。 孫文在香港和美國生活多年，但英美的民主憲政體制和文化並未對他產生重大影響。在組建國會和製定憲法的過程中，孫文首先考量的是保障個人私利，力主排除立憲派和北洋派，讓袁世凱成為虛位總統；而在黨內競爭中，他又認為主張內閣制的宋教仁企圖剝奪他這個前總統和未來的總統的實權，故而堅持總統制，對宋教仁竭盡誹謗和打擊之能事。 宋教仁遇刺身亡之後，孫文一黨散佈謠言，說袁世凱為第一嫌疑人。事實上，宋教仁遇刺讓袁世凱大為震驚，其結果與袁世凱的政治利益並不符合；而宋教仁最後遺言是留給袁世凱的，偏偏對黨內同仁孫文沒有留一句話。 宋教仁之死成為孫文追求總統大位的一塊墊腳石，他終於可以號令黨人、大動干戈了。孫文才是宋案的最大獲益者。當時，宋教仁的貼身秘書北一輝堅決地認定，宋教仁死於國民黨內的政爭，並指控刺殺主謀為孫文。孫文醉心於成為洪秀全那樣的人物，孫文殺宋教仁，如同洪秀全殺楊秀清。 孫文從對國會運作從不感興趣，他唯一熱愛的是還沒有坐熱就不得不讓出去的總統大位。一切阻攔他登基的人，都是敵人：從清末革命中的光復會首領陶成章到從他手中接過總統大位的袁世凱，從南方軍政府七總裁中除他之外的其他六位到不願追隨他北伐的廣東實力派人物陳炯明……孫文的敵人太多了。 表面上文質彬彬的孫文，骨子裡滿是殺伐之氣，在他背後有一個對其唯命是從的暗殺團。孫文甚至公開恐嚇那些不合他心意的國會議員說，「人們說我是孫大砲，我就是要用大砲消滅敵人，還要用大砲發射毒氣彈」。 一生念念不忘當總統、甚至不惜引入蘇俄這一邪惡的外部勢力的孫文，對民國戕害之大，甚至超過公開稱帝的袁世凱。總統這個職位，對孫文而言，不是歐美憲政體制下受國會監督的「第一公務員」，而是中國「古已有之」的皇帝。 早年，孫文和同盟會元老劉成禹在日本相聚聊天，孫文指著劉說：「在座都是帝王後裔，你是劉漢，我是東吳大帝也。」一句玩笑，暴露出了孫文的真實心思。對於孫文而言，再走朱元璋、洪秀全的老路，也很難當上一統江湖的獨裁者了。於是，他把蘇俄模式當作最後一根救命稻草。在此意義上，孫文不是民國之國父，而是民國的掘墓人。 先有公民，再有自治省，然後有中國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的聯省自治，是在中央層級的憲政嘗試遇到挫折之後，有識之士在地方層面啓動的一條新路。本書以專門的章節探討這場曇花一現的政治運動的歷史，敘述了湖南、廣東、浙江、四川、江蘇等省推動省憲和自治的過程。 確實，與其國家妄求統一、征戰不息，不如各省先行自治，再實行聯省自治。換言之，北美十三州經過十一年高度地方自治的「邦聯」，進而建立「聯邦」的歷史範例，為久經戰禍、生靈塗炭的中國提供了一個可能的選項。因此，聯省自治的主張一經提出，立即風靡全國。 然而，正如中國古語所言：「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也如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強調的那樣，政治制度必然依託於民情、民俗、文化傳統乃至精神信仰，「正是獨夫體制，天長日久，使人們彼此相似，卻對彼此的命運互不關心，這是獨夫政體的必然後果。」 所以，有清教徒傳統和契約精神的北美殖民地民眾，能夠從「邦聯「邁向「聯邦」，建立一個真正的憲政共和國家；但是，連什麽是公民都不曉得的中國人，豈能有自治素質，並以自治省為基礎建立一個穩固的共和國？ 孫文炮製出軍政、訓政、憲政的虛無縹緲的路線圖，帶領南方國民黨人從一九二二年夏開始，著手國民革命，不僅反對聯省自治和平統一方法，而且進一步提出放棄民國憲政制度，主張暴力革命。 當時的北方政權，在徐世昌這位文人總統的治下，對民間社會採取極寬鬆和開放的政策，開創了雖然顯得無為而治，卻十分熱烈奔放的時代。是故，五四運動的學生能毫髮無傷，新文化運動能高歌猛進。 而在南方，孫文的專制本色早已暴露無遺。當時香港立場中立的報紙對南北的政治現狀，有一段生動的評論：「北京政府非法而尚有法；南方政府護法而實無法。凡到過北京的人，大概總要承認，只看北京報紙的言論新聞，何等自由。……可憐廣州的言論界，戰戰兢兢，不敢出一大氣，報館則時常被封停版，記者則常怕槍斃和監禁。茶樓酒館，高標『莫談時事』，稍一不慎，就加以逆黨的名號，不死於明誅，必死於私劍，用種種的暴力來鉗制民口，使人民敢怒而不敢言，道路側目，約法上言論自由的條文哪裡去了？」 作為一個重視言論自由的基本人權的公民，你願意生活在徐世昌治下的北京，還是孫文盤踞的廣州？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中國在歷史的轉折點上，又一次選擇了最壞的那種選擇。最可怕的轉型結局是經歷短暫的民主化試驗失敗之後，政治精英開始失去建設憲政民主制度的信心，終於致使一九二七年後民主化進程中斷，民主轉型的重新啓動變成幻影。對此，嚴泉指出：「在國民革命興起後，聯邦制的國體制度選擇不再具有任何實質作用與意義，中央集權再次成為國民黨人新的制度選擇。」此後，「黨天下」取代了「家天下」，直到今天，國民黨和共產黨仍然為禍兩岸，不知何時是盡頭。民國與共和國，何時才能成為觸手可及的現實？ 作者：余杰（中國旅美獨立作家）

新聞余杰觀點》漢辦撕書 —論朱雲漢媚共之下場

漢辦撕書與胯下之辱——兼論朱雲漢媚共之下場 (作者原標題) 當中國變得財大氣粗之後，拍馬屁、抱馬腿者爭先恐後，中共豢養的多如牛毛的御用文人自不必說，在中共的統治範圍之外，此類人物亦數不勝數，如德國前總理施密特、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花旗銀行董事庫恩、美國霍普金斯基金會中國部主任李成、香港影星成龍和溫兆倫等等，這個聲名顯赫的「人渣榜」越來越長了。台灣學者（學閥？）朱雲漢亦使盡渾身解數，擠了進去，佔有了一席之地，終於可以分享這場「人肉的盛宴」了。 然而，平地一聲驚雷，剛剛與北京進入「蜜月期」的朱雲漢，在中國漢辦撕書事件中一下子被打回了原型，不得不承受了一次胯下之辱：二零一四年七月，在葡萄牙舉行的歐洲漢學學會第二十屆雙年會的開幕典禮上，中國國家漢辦主任許琳要求主辦方將會議手冊上第五十九頁有關蔣經國基金會贊助部分全部撕掉。要求不果，許主任遂作河東獅吼，親自率領一群嘍囉動手撕書。這群撕書者沒有留意到，蔣經國基金會的執行長是大名鼎鼎的朱雲漢，而朱雲漢是近年來關於「中國模式」的最為忠心耿耿的鼓吹者。難道這是一場「大水沖了龍王廟」的「美麗的誤會」？ 朱雲漢為何譴責中國「未能融入世界主流」？ 「漢辦撕書」事件發生之後，台灣外交部提出嚴正抗議，歐洲漢學會亦發信譴責此一破壞學術自由之舉。就連中國國內的網絡輿論，也大都對此種粗暴野蠻的舉動不以為然、冷嘲熱諷。納粹焚書，中共撕書，可謂交相輝映。納粹德國的結局一目了然，共產中國的未來會陽光燦爛嗎？ 一如既往，中共黨報《人民日報》旗下的法西斯黃色小報《環球時報》，隨即發表社論力挺「漢辦撕書」。這篇題為《漢辦主任在國際會議「撕書「不丟人！》的社論，大概出自於「一號五毛」胡錫進之手。 社論首先攻擊台灣方面的「小動作」——「隨著大陸的實力和國際影響力與日俱增，臺灣的國際空間一再被壓縮，臺灣需要做的是認清大勢，主動順應，為推動兩岸統一做出貢獻。但遺憾的是，臺灣方面總是既近視又遠視，就是不願意面對現實，喜歡搞一些小動作，比如在國際會議上鑽營，獲得點臺灣的國際存在感，這越來越無聊，也越來越沒用了。」然後將撕書升級到愛國的高度上：「任何懷著愛國心的中國人，遇到這樣的事，都很難坦然處之，這不是某個人的私利，而是國家大義。國家漢辦作為參會方，對這樣的事沒有回應，不做質詢，那才是失策。『撕書』是一種簡單明瞭的方式，表現出堅決的態度。」既然撕書是向黨國表忠心，誰還幹說三道四？ 這一次，中共不顧朱雲漢多年來在海外幫助其拓展「軟實力」所效之犬馬之勞，毫不留情地給了他一記響亮的耳光。朱雲漢痛徹肺腑，無法保持沉默，破天荒地接受與之價值觀迥異的《自由時報》記者鄒景雯之專訪。在題為《政治箝制學術，中國在歐洲漢學界栽跟頭》的報導中，朱雲漢分析說，過去這十年，中國官方發現不能高舉著官方馬列主義、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回過頭去把孔子、傳統的東西搬出來。」但他們在具體做法上，仍然在其官僚體系的思維下，中國大陸的教育部，對於他們的大學，也許像台灣三十年前，是非常清楚的指揮與階層關係，大學校長聽命部長，院長聽命校長。這次的錯誤，表現了他的習性，體制就是這個樣子，在國內頤指氣使的指揮那些學者，到國外就不自覺的以為可以比照。到今天，他們還沒有真正去融入世界的主流。」 朱雲漢批評說，中國大陸的做法，綁上許多意識形態或外交目的，反而得不到先進國家學術主流的認可，也會扼殺學術本有的活力與創造性。「在他們自己國內就應該做很多的改變，不能老用政治箝制學術。這次栽了一個跟頭，在歐洲造成群情激憤，一次就消耗掉了過去長期的經營，他們應該會有些學習吧。」挨了中共的耳光之後，朱雲漢似乎稍有覺醒，終於承認存在著超越於國家和民族之上的世界主流、普世價值。而學術的自由和獨立，也包含在世界主流和普世價值的範疇之內。 朱雲漢為何讚美中國「不必融入世界主流」？ 然而，翻檢朱氏此前一以貫之的觀點和論述，他是「中國模式」在台灣最不遺餘力的吹鼓手。朱雲漢曾在台灣大學作過一場名為《中國大陸興起與全球政治經濟秩序重組》的演講，真是「滿口荒唐言，一筆糊塗賬」，玷汙了臺大作為台灣最高學府的聲譽。 在演講中，朱雲漢斬釘截鐵地宣稱：中國模式在全世界的意識形態版圖上，在美國式資本主義和西歐式民主社會主義（福利國家）體制以外，開創出了第三條道路。「它會逼著第三世界所有國家的政治精英重新去思考，怎麼樣去平衡正當程式、維持國家治理能力、取得最好發展結果，應該用什麼樣有效的制度、安排和策略來追求它們之間的平衡。」將朱雲漢的前後言論逐一對照，可謂自相矛盾、破綻百出。 朱雲漢認為，中國經濟的崛起得益於中國的政治體制。「中國共產黨這個體制摸索奮鬥三十年，這三十年並沒有白費。很多人以為中國一九四九年到改革開放三十年都浪費掉了，是完全黑暗時期。這個認知本身就是錯誤的。中國這個時期以高昂的社會代價——很多人因此而犧牲——去建構了改革開放的基礎。……另外，中國完成了一場相當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因為它把私有財產權，尤其是最重要的土地資本集體化，不是國有就是集體所有。而這個龐大的集體資產，大部分是國有資產，是中國後來三十年快速發展的資本。」 這段論述是為習近平的「前三十年與後三十年和諧統一」的觀點背書。此種辯護詞可以原封不動地套用到納粹德國頭上：如果不是希特勒匆忙發動對外戰爭，納粹當年的經濟發展才是讓中國望塵莫及的奇跡呢。當年，納粹德國的工人就有甲殼蟲汽車開，也有條件優良的療養院住；今天，中國的農民工和下崗工人卻宛如現代奴隸，或開胸驗肺、或跳樓自殺。如果你是一介平民，你願意生活在哪個時代，那個國家？ 這段論述中最無恥、最冷血的部分是：朱雲漢用「很多人因此而犧牲」一筆帶過共產黨政權用暴力奪去數千萬民眾生命的這一事實。在中共的統治下，許多人在和平年代死於比納粹屠殺猶太人的種族屠殺更慘烈的「階級屠殺」，許多人在「風調雨順」的三年中死於中共人為製造的大飢荒。若非朱雲漢的長輩逃亡到台灣，恐怕早已淪為孤魂野鬼，哪裡輪得到他在此胡說八道？而中共以「分田地」為名獲得農民的支持，從而打敗國民黨；但一旦奪取政權，立即又從農民手中奪走土地。這是以國家的名義實施的巧取豪奪，在朱雲漢眼中，居然成了一種理所當然的、優良的發展方式。 接著，朱雲漢又對後三十年的中國塗脂抹粉。「最突出的設計是一黨專政。這個體制看起來和世界潮流有點格格不入，但它的重點在於一黨專政如何維持政治穩定和治理能力。這裡面有幾個值得注意的地方。一個是它解決了繼承危機問題和個人獨裁的問題。中國大陸建立了一些制度去克服這兩個問題，一個是任期制，一個是接班制。這一體制解決了個人獨裁問題，貫徹集體領導。政治局常委就像非常強勢的總統——這個總統是由九個人一起做。下一屆政治局常委可能是由七個人一起做。各自有各自的分工，但最重要的決定要尋求共識。」 所謂「集體總統制」，其實是中共御用學者胡鞍鋼對胡錦濤時代不得以的、「寡頭共治」的統治方式的概括，朱雲漢掠人之「美」而不加註釋，不是剽竊又是什麽？其實，「集體總統制」並未定型，只是由胡錦濤的弱勢地位而衍生出的暫時局面。習近平剛一接班，便自我加冕為「紅朝皇帝」，設立多個小組並自任組長，大亂原有的權力格局，一個人集十四個重要頭銜於一身，成為毛之後最有實權的中共黨魁。」習式變法「將胡錦濤實行了十年的「集體總統制「一舉摧毀，將政治局變成如奴僕般為其個人服務的軍機處，個人獨裁再度成為事實。 而「周永康、薄熙來、徐才厚、令計劃「這「新四人幫」的垮臺，顯然不因為腐敗，而是因為要搶班奪權。這種你死我活、血肉橫飛、赤裸裸的權力鬥爭，顯示中國的權力交替並未形成一種文明、穩固的「定制」。沒有多黨競爭和全民選舉，權力的交接永遠不可能以穩定與和平的方式完成。中共政權連黨內的權力分配都不能順利達成，對社會的控制又怎能如臂使指呢？如今的中國，烽煙四起、民怨沸騰，所謂「穩定壓倒一切」，每年耗資七千億人民幣來「暴力維穩」，才勉強維持，這難道是一項光榮而美好的經驗嗎？哪個第三世界國家願意學習呢？ 反共就是反對「不文明」的暴政 濫用台灣的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為中共的專制、獨裁、暴政張目的朱雲漢，居然混成了台大教授和中研院院士，並執掌蔣經國基金會的龐大資源，可見「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可見台灣社會尚未建立起對民主、自由、人權、憲政的普世價值的充分認同和尊重。 很多台灣朋友說，太陽花學運如同一面照妖鏡，照出了人與妖之別。果然，太陽花學運期間，朱雲漢在《天下》雜誌第五百四十四期發表「台灣離民主崩壞還有多遠？」一文，質疑「為何少數抗議學生，可以強制阻撓由一千六百多萬合格選民選出的立法委員正常行使憲法職權」。當然，他不會質疑執政黨的立法委員為何敢於在三十秒內強行通過自取滅亡的「服貿協定」，而只會如同蜀犬吠日那樣對覺醒的公民社會氣勢洶洶地叫囂。 朱雲漢熱愛共產黨的獨裁暴政，自然對從「反共」到「媚共」一夜變臉的國民黨政權傾心支持。他執掌蔣經國基金會龐大的資金，縱橫學界、締結朋黨，成為不可一世的學閥。殊不知，該基金會既然以「蔣經國「冠名，就當遵循蔣經國之訓導。對於彼岸的共產黨，蔣經國說過兩句最經典的話——「我們在任何情況下都絕不會同中國共產黨進行任何形式的談判，我們過去的經驗已使我們有了足夠教訓，無論如何不能相信共產黨人。」「只有在中國大陸的人民擺脫共產主義時，我們才會坐下來同任何人談判。」朱雲漢既已經背棄蔣經國所奉行的原則，為什麼不「毅然」辭去蔣經國基金會執行長的職務呢？ 中共政權從來都是薄情寡義，無論你如何拱衛和諂媚，它照樣要你接受胯下之辱——如此才能證明你百分之百對它服服帖帖。《環球時報》引以為傲的「漢辦撕書」，在任何一個文明人眼中，都是一件不文明、反文明的行為，就連朱雲漢這個媚共先鋒都忍無可忍了。撕書不文明，那麽六四殺人呢？這樣一個既撕書又殺人的政權，這樣一個殺死孩子不許母親哭泣的政權，不管你身在何方，豈能不挺身反對？如今，香港已經被吞噬，台灣亦危在旦夕。竭澤而漁、易子而食的「中國模式」，不僅奴役十三億的中國民眾，而且對外輸出、危害全球，有識之士豈能坐以待斃，無所作為？ 近日，王丹在《蘋果日報》發表一篇題為《有些事情，事關文明》的文章。王丹說：「我從來不諱言，我的政治立場是反共的。」當年，兩蔣時代的台灣，「反共」為國民黨的統治提供意識形態的支援，反共是可以封妻蔭子的好事。那麽，在今天這個「反共」不再時髦，唯有「媚共」才能陞官發財的時代裡，王丹為何還要「選擇這個很老派的政治立場」？ 王丹的回答是：「不錯，中共很強大，也帶動了經濟增長，但是同時，這個政權的某些做法完全是與人類社會經歷幾百幾千年，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文明規範背道而馳；更為嚴重的是，他們依仗著他們的強大，迫使太多的國家，太多的政客，太多的人，對於他們這種破壞基本文明的行為裝聾作啞，淪為共犯。這樣的中共，是在用暴力強迫人類社會跟它一起在文明的海面上向下沉淪。只要是對自由稍微有一些文明期許的人，有什麼立場不去反共嗎？」毫無疑問，反共也是我一以貫之的立場，即便這是一段孤獨的、少有人走的路，我亦風雨兼程、無怨無悔。 而聰明絕頂的朱雲漢，究竟是唾面自乾、繼續當中共的走狗，還是洗心革面、站起來做人呢？ 作者：余杰（中國旅美獨立作家）

新聞余杰觀點》以漢娜鄂蘭之契約論看公民抗命

作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政治哲學家之一，漢娜•阿倫特(台譯：漢娜鄂蘭)認為公民抗命乃是拯救共和的最后手段，她強調政治行動的戲劇性、奇跡性格，認為政治實踐的活力特別顯現於某些非凡的偉大時刻。針對六十年代美國大學生和民眾反對越南戰爭、拒絕服兵役的社會運動，阿倫特專門撰寫了《公民不服從》一文來聲援和推廣之。 公民不服從會在何種社會背景下出現？阿倫特結合當時美國社會的情形論述說：「當一個國家既有的制度不能正常有效地運作，它的權威已完全喪失時，非常時刻當然就出現了。而在當今的美國，正是這一非常時刻將自願結社轉變為公民不服從，將異議變成抵抗。」阿倫特將此種「非常時刻」定義為「共和的危機」。 這種「共和的危機」，並非美國所獨有，幾乎曾經出現所有的憲政民主國家中。憲政民主從來就不是一勞永逸的，需要不斷地修正和磨礪。阿倫特指出：「當為數眾多的公民都相信，正常的變革渠道不再通暢，冤屈將無法上達天聽、洗刷昭雪時，或是相反，當政府……堅持那些其合律性和合憲性遭到嚴重質疑的行為方式時，就會發生公民不服從。」她進而更具體地揭示了產生共和或憲政危機的根源：「代議制政府本身面臨危機，這部分是因為隨著時間的流逝，它已經喪失了任何允許公民實際參與的制度，還有一部分是因為，它現在受到政黨體制所遭受的弊病的嚴重影響：官僚機構化和兩黨除了黨派機器以外不代表任何人的傾向。」發生「太陽花學運」之時，代議制失靈的台灣，正是呈現為此種情形。對於執政黨的胡作非為，人們普遍陷入無力感，對用選票彰顯公民權利感到失望。 毫無疑問，公民不服從對穩定的公共世界之維繫構成了威脅。但阿倫特從「契約論」的角度論述了公民不服從的合法性。她認為，公民不服從是美國歷史悠久的公民結社傳統的一種體現，即「自由人的自願結合」。托克維爾說過，少數人聯合行動，形成一個有組織的少數派，才能夠反對多數的暴政。阿倫特的論述堪稱是對托克維爾思想的進一步闡發：「美國的法律精神，是社會契約的產物。關鍵在於，根據美國的前革命經驗，這種一致同意並非單純虛構，從‘五月花號協議’到十三個殖民地的聯合，人們制訂了大量的條約和協議。洛克系統闡述了社會契約論，據說它解釋了公民社會的原初開端，在一個邊註中，他表明了實際上他心中的模型是‘鴻蒙開初，舉世皆美洲’。」 在美國建國之初，國父們便堅信，政府與公民之間是一種契約的關係，一旦政府破壞契約，公民就有權「反政府」。阿倫特指出，公民不服從不僅是公民個體的「良知不服從」，更是一種群體性的政治行為：「作為二十世紀有意義的公民不服從，是由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來實踐的。有組織的少數，他們通過一致意見，而非一致的利益結合在一起，並且決定反對政府的政策。」是故，公民不服從這一政治運動本身，也是以契約或者說自願結合的方式達成的。」他們的一致行動來自彼此的協定，正是這一協定使得他們的觀點堅定可靠並且令人信服。」而這一點正是當年美國的反越戰運動（包括今天台灣的「太陽花運動「）與中國的絕大多數「群體性抗 議事件」之間最大的區別：後者更多關切受到權力損害的個體利益或特定群體的利益（比如被侵佔的土地、房產等），而非捍衛更高的價值和理念。 沒有契約，民主就無法達成，社會秩序也就無法維繫。如果政府是契約的破壞者，那麽公民抗命就是契約的修補者。也就是說，政府的作為是負面的、破壞性的，公民抗命的作為乃是正面的、建設性的。阿倫特特別注意到公民抗命對朽壞的、失效的憲政體制的修補作用：「公民不服從既適用於對現狀必要的和可預的變革或者維 護與恢復——維護由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權利，或者使政府中的權力恢復均衡。」以此來考量「太陽花學運」，學生佔領立法院之舉，並非如當權者所指責的那樣 「摧毀了人們對立法機構的信心」，而是將被「三十秒法案」玷汙的立法院從聲名狼藉中救拔出來。 既然公民抗命是對契約的恢復而非顛覆，那麽公民抗命理應受到憲法的保護。這是阿倫特的遠見卓識：她發現，美國憲法的第一修正案保護的只是言論和出版自由， 根據最高法院的判決，第一修正案並沒有使得行動享有和言論一樣大的自由空間。而「行動」是公民不服從的重要特徵，「行動」也需要在憲法層面得到保護。所以，第一修正案需要加以「再修正」或拓展。阿倫特認為：「如果說有什麽東西迫切需要一項新的憲法修正案，並且也值得為之相伴的麻煩付出代價，那當然就是公民不服從。」她甚至說：「在憲法中為公民不服從找到一個適當的位置，是一件具有重大意義的事情——或許，其重大意義甚至不亞於將近兩百年前確立憲法自由這件事。」可惜，她的這一呼籲未能在美國政界和法學家引起廣泛的認同，至今第一修正案的範疇亦未能得到延伸。 對阿倫特的思想有精深研究的台灣學者蔡英文指出，阿倫特的政治觀念蘊含公民政治實踐的抗爭，即「反叛之政治」。阿倫特的政治思想最具原創性的貢獻，在於 「重新發掘公共領域」。她認為，政治不是特別指向政治家的作為，而是指一般人在其生活世界中對公共事務的關心，以及透過實際言行的踐履，跟其他人相聯結，共同實現公共事務的具體理念。在此意義上，參與太陽花運動的學生和市民，正是恢復了作為政治最原初意義的「公共性」，以及人作為公民身份的實踐之生活及其體現之存在意義。可以想像，如果阿倫特來到此時此刻的台灣，親眼目睹太陽花學運，她一定會讚揚此一運動符合她對政治的闡釋：所謂政治，就是政治行動的言行 的自我彰顯，以及個人的公民的同儕的身份，在互相尊重與公共關懷的聯繫中，形成自發性的公民結社，凝聚公民之政治權力，開創另一公共世界或領域。

新聞余杰觀點》柯旗化這個人，如何飛越監獄島？

說起柯旗化，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末以來的好幾代臺灣學子，都是閱讀著他寫的英文文法著作長大乃至出洋留學的，他的《新英文法》一書先後印刷了超過兩百萬冊——而他本人從未留過洋，母語偏偏還是日文。柯旗化之于那個英文教材匱乏時代的臺灣，宛如「新東方」學校之於當下的中國。 柯旗化不僅是知名的英文文法作者、作家及詩人，同時身不由己地被烙上了政治受難者的標記。正如柯旗化的兒子柯志明教授所説，「父親的苦難對照的是是那個極度缺乏安全感、過度防衛自己的支配者，在害怕、無知又不負責任之下，所犯下的懦弱暴行。」在兒子眼中，父親不是一個豐功偉業的大人物，而是一個略帶天真、守分而可以信賴的凡人，卻不幸成為時代苦難的承擔者。 這一朵永遠綻開的百合花 位於高雄市八德二路的柯旗化故居，建於一九六五年，是臨街的建築中一組從一樓直到三樓的單位。該建築具有六零年代的設計風格，垂直的遮陽板搭配大面開窗的設計，展現形隨機能而生的想法。建築物本身雖不具年代久遠的條件，但其使用者反映時代中具有代表性的歷史氛圍與背景，包含政治受難者本身及其家屬共同交織出此建築物的歷史文化生命內涵。 一樓是柯旗化生前創辦的、仍然在營業的第一出版社小小的辦公室。二樓是寬敞明亮的客廳，三樓是起居室、主臥房和書房，所有陳設都保持主人當年生活的原樣。書房的書架上，擺放著當年柯夫人一本本地買來郵寄到綠島監獄的各種不同版本的英文教科書。在綠島的監獄中，柯旗化研讀這些著作，繼續撰寫和修訂《新英文法》。 柯旗化愛書如命，其小說集《南國故鄉》中那個熱愛西洋文學、充滿知識分子氣質的男主角「蔡明哲」，就是其自身的投射。「蔡明哲」取自妻子的姓，以及兒子志明、志哲之名，日後他便以「明哲」作為筆名。 國民政府到臺灣之後，讓作為一名教師和作家的柯旗化最反感的的做法，就是查禁並焚毀日治時代的教科書。日治時代的教育固然有其「同化」的一面，但不可全部否定。國民黨政權希望將其連根拔起，不留下一絲歷史記憶。柯旗化感歎説：「由於中國人的無知和野蠻的文化政策，日治時代初等教育寶貴的資料就這樣永遠喪失了。」如德國詩人海涅所説，焚書之後，很快就是殺人了。 「二二八」屠殺的槍聲，隱隱從焚書的火光中傳來。一年多以後，還是大學生的柯旗化，親眼目睹了高雄街頭滿坑滿穀的屍體，那麼多的死者怒目圓睜、死不瞑目。從此，他不再信任這個迷戀暴力的外來政權，並產生了臺灣住民自決的理想。 柯旗化的回憶錄《臺灣監獄島》先以日文在日本出版，後以中文在臺灣出版，是一本「含著眼淚的回憶錄」。在封底，有幾行作者的日文題詞，中譯過來就是「故鄉山丘木蔭下清香的百百合，昔日綻放的風姿依然在我心中」。柯旗化的一生，不正濃縮在這兩句短短的俳句之中嗎？ 晚年的柯旗化欣慰地看到了年輕一代學子發起「野百合學運」。野百合是臺灣固有的植物，在惡劣的生長環境下，依舊堅韌地綻放，她白色的純潔如同青年的心靈，而在魯凱族看來，她更是一生最崇高榮耀的象徵。柯旗化與「三月學運」中的大學生們，不約而同地將百合花當作自由精神的寄託。 人，不能像鸚鵡一樣被關在鳥籠裡 柯旗化先後失去自由十七年，以一生慘痛的經歷，悟出了國民黨統治的秘密：「軍隊、員警與特務是國民黨政權的三大支柱。」尤其是蔣經國親自掌控的特務系統，成為鎮壓異己人士的工具。希特勒有蓋世太保，史達林有克格勃，蔣氏父子則有警備總部、調查局、保密局等數不勝數的特務機構。 柯旗化承認，他不是一個勇敢的反抗者。一九五一年，他第一次被捕，原因不過是跟朋友私下聊過一些對政府不滿的話，以及員警從他的逐出搜到一本《唯物辯證法》。審訊開始時，房間裏有三個外省人特務，有一個指著裝辣椒水的水桶對他説：「問你的話老實回答。不合作就把辣椒水從鼻子灌進去。」這個大學剛畢業、在中學任英文老師的年輕人，不禁魂飛魄散。一個月後，他被移送臺北保安司令部保安處關押，此處在日治時代為東本院寺，白色恐怖時代則淪為人間地獄。 半年後，柯旗化被裁定「無罪感訓」，這是一個荒唐的判決：既然無罪，何以被強制「感訓」？隨即，他被關押在臺北內湖國小的新生訓導處，然後移送綠島服苦役和接受洗腦教育，一年多以後才被釋放。 一九六一年，獨立經營英文教科書寫作和出版事業的柯旗化，再度以叛亂罪被捕。特務們輪流審問、拳打腳踢，一連二十四小時不准睡覺。在精神和身體瀕臨崩潰的情勢之下，他被迫按照特務們所説的，招認全島有幾個組織、有無線電通訊站，並胡亂寫上幾十個編造的姓名和住址。結果，特務們查證之後發現這些姓名和地址都是假的，又回來更殘酷地折磨他。 最後，特務乾脆口述一份「自白書」，讓柯旗化照著寫。他稍有異議，一個特務立即抄起棍子使勁打在他背上。多年以後，柯旗化描述當時的慘狀説：「我因劇痛不禁呻吟。棍子接著連打下好幾次，我拼命咬緊牙根，忍受痛苦，不由湧出淚水，痛得幾乎失去意識。另一個大塊頭的特務用拳對著我的頭一陣亂打。我的眼睛腫起來，嘴唇腫脹、發麻，左耳非常疼。我出生以來，從來沒被打得這麼慘過。」 在客廳的一角，展示了柯旗化與妻子和女兒的家書。柯旗化的女兒熱愛音樂，後來考上了東海大學音樂系。女兒就發現了母親告訴她的「爸爸在美國」的善意的謊言：父親的來信上被蓋上「保密防諜，人人有責」的字樣，且郵政信箱是綠島的。女兒在信中追問説：「爸爸，我很懷疑您在美國，為什麼會用台灣製的信封？用台東清溪山莊的用箋呢？」我不知道當時柯旗化如何回答女兒的疑問，我想，他收到這封信的時候，大概是他最哀傷的時刻吧？ 柯氏夫婦的主臥房，傢具雖不名貴，卻雅致而舒適。丈夫被判重刑之後，柯太太堅韌地經營出版社、操持家務、教育兒女，每個兒女都學有所成。丈夫獲釋歸來，柯太太知道丈夫在獄中受了不少罪，特意營造出一個溫馨的居住環境。然而，柯旗化常常做惡夢，甚至半夜驚醒，大呼小叫、不能自己。於是，柯夫人不得不拿尺子將丈夫打醒，然後像哄孩子那樣哄他繼續入睡。 帶我參觀故居的志工告訴我一個小故事：柯旗化晚年的時候，有一次看到一隻被關在籠中的鸚鵡，頓時聯想到自己的遭遇。他就説：「人自己已經很可憐了，為什麼還要這樣對待動物？」他立即打開鳥籠將鸚鵡放掉了。 讓這個島嶼，從監獄島變成自由島 「柯旗化」這個名字，在白色恐怖時代就成了一個罪名。當時，調查他的特務，隨便將他的名字解釋成「要使國旗變化」，認定名字本身就是大大的有問題，給他加上了莫須有的罪名。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在《台灣紀行》中感嘆説：「把自由給台灣吧，把名譽給本島人。他只不過這麽説説而已，竟遭如此的酷刑。」 書房裡，是一張樸實無華的書桌，檯燈、電話機等，都是當年的舊物。書桌上，甚至擺設著柯旗化手稿的複製品，仿佛作者並沒有離開，剛剛寫完半頁的文稿，還會回來繼續完成。 柯旗化的自傳《台灣監獄島》就是在這張書桌上完成。「監獄島」不僅僅是指綠島，而是擴展到整個臺灣島。文學評論家葉石濤讀了《臺灣監獄島》之後評論説：「把國民黨統治時代的整個臺灣看作是一個大監獄，當然這個大監獄裏有無數的小監獄囚禁著臺灣人的精英分子。不管是小監獄或大監獄，臺灣人沒有自由，活在噩夢之中，卻是一樣的。」在疆域廣袤的蘇聯，索忍尼辛等政治犯面對的是一望無際的「古拉格群島」；而在面積有限的臺灣，柯旗化等政治犯則被迫「劃地為牢」，「井底望天」。 由於柯旗化拒絕認罪，刑滿之後又被非法囚禁在綠島三年。柯太太與婆婆一起去綠島探望「刑滿」仍然不能回家的丈夫。陰雨連綿的綠洲山莊之外，兩位堅韌的女性，經過以性命生死交涉之後，才能與站在百米之外被「留訓」的柯旗化東西遙望，揮手互道珍重。 不過，比那些死在綠島成為「第十三大隊」成員（綠島新生訓導處共有十二個大隊，死者的墓群被難友們戲稱爲「第十三大隊」）、死不瞑目的難友幸運的是，柯旗化於一九七六年獲得自由，直至二零零二年去世，他生命中最後的二十六年，綻放出了燦爛的生命之光。他不僅繼續英文文法的著述以及文學創作，更是積極參與臺灣獨立運動。 最讓我感佩的是，柯旗化始終不把政治當作他的「志業」，不以坐過十七年監獄為資本，去謀求個人的名聲和功利。除了老師、文法學家之外，他最喜歡的稱謂莫過於詩人、文學家。在其客廳中，掛著一副友人贈與的對聯：「旗揚孤島雅擅英文法，化及群賢妙同漢辭源。」該聯巧妙地嵌入柯旗化的名字，以及他一生的文化事業。 我喜歡看柯旗化晚年的那些照片，謙遜的微笑中有一種不屈不撓的意志，司馬遼太郎在很多經歷過苦難的台灣知識人的身上都發現了「一種凜然氣概」，「而台灣整個氣氛深處，似乎也蘊藏著這樣令人生畏的氣勢」。 柯旗化的兒子柯志明在《臺灣監獄島˙後記》中指出：「我們家人在此只能寄望於他所承受的苦難與犧牲總能有助於洗滌人心，讓他魂牽夢縈的家鄉臺灣可以生活得更加自由而免於恐懼。」柯旗化的夢想是，讓台灣這個監獄島變成自由島。他的晚年終於戰勝了恐懼，筆耕不輟、大聲疾呼，投入民主運動與文化啓蒙，見證並參與了台灣社會的另一波轉變。他就是台灣的文化英雄。 作者：余杰（中國旅美獨立作家）

新聞余杰觀點》籠子裡的總統與凱道上的公民

每一座城市，都有一條國賓大道。比如，華盛頓有憲法大道、巴黎有香榭麗舍大道、莫斯科有阿爾巴特大街，臺北則有凱達格蘭大道。 與北京的「十裡長安街」相比，臺北的凱達格蘭大道的尺度要小得多。凱道爲總統府外面的一條垂直大道，長約四百米，路寬約四十米，雙向共有十線車道，步行不過五分鐘就從這頭走到那頭。 凱道的前身為臺北府城東門街，開闢於清朝後期。國民政府遷臺後，將該路命名為介壽路，「介壽」是為慶祝蔣介石壽辰而命名。３３一九四七年，位於介壽路上的原台灣總督府廳舍亦更名為介壽館。一九四九年，中華民國政府以介壽館作為總統府。 在威權統治時代，獨裁者刻意在此顯示其無邊的權力：民衆在此行走，必須低頭而過，不低頭者會受軍警訓斥。 與總統府遙遙相對的二二八紀念碑 凱道與總統府幾乎互為一體，位於博愛特區的核心部位。所謂博愛特區，並非官方的行政區劃，而是從戒嚴時期起，軍方稱之為「臺北市博愛警備管制區」的特殊區域。該區域內，除了總統府以外，尚有國防部、行政院、司法院、外交部、法務部、最高法院、臺北地方法院等重要政府機關。 我多次從景福門步行到總統府。景福門是清代修建的城門，經過六十年代的一次改造，國民黨給其「穿衣戴帽「；總統府則是日治時代在脫亞入歐的文化氛圍下修建的總督府，這棟改良文藝復興式的五層建築爲當時臺灣的第一高樓。 一路上，標誌性建築比比皆是。 日治時代的總督官邸，是一棟後期巴羅克風格的建築，如今是對外開放的臺北賓館。當年由於花費甚钜，曾經引起日本國會議員的指責。 臺灣博物館，為希臘古典建築之風格，被譽為「日本建築學界所主倡近代主義中最莊嚴、技術最圓熟的作品」。其中央圓頂之設計，更是莊嚴宏偉，不亞於歐洲古都的大型公共建築。台灣史學者劉進興教授特意經陪同我參觀「臺灣民主國藍地黃虎旗修護成果展」，領略「台灣民主國」曇花一現的歷史真相。 臺灣博物館旁邊，就是地址為凱道三號的臺北二二八紀念館。二二八事件爆發之時，此處爲「臺灣廣播公司」廳舍，大批憤怒群眾沖入其中，對外播音發出控訴，成為全台反抗活動的開端。 周遭即爲二二八和平公園，園內有一尊大型的二二八紀念雕塑。此雕塑的造型過於複雜，象徵過於繁多，在我看來未必是成功之作。 雕塑落成後兩年，紀念碑文始終未能定稿。參與碑文起草的、最早參與爭取二二八平反工作的基督徒知識分子蘇南洲告訴我，別看這短短的六百四十二字的碑文，是召集學者開會三十多次才定稿的。其中，最末一段爲： 「一九八七年解嚴後，各界深感沈屙不治，安和難期，乃有二二八事件之調查研究，國家元首之致歉，受難者與其家屬之補償，以及紀念碑之建立。療愈社會巨創，有賴全民共盡心力。勒石雋文，旨在告慰亡者在天之靈，平撫受難者及其家屬悲憤之情，並警示國人，引為殷鑒。自今而後，無分你我，凝為壹體，互助以愛，相待以誠，化仇恨於無形，肇和平于永恆。天佑寶島，萬古長青。」 二二八紀念碑雖然沒有總統府規格宏大，但兩者相聚不足一箭之地，表明掌權者不能永久壟斷歷史，真相與正義總有回歸的一天。在台灣各地，先後修建了二十多座以「二二八」爲主題的紀念碑，屠夫的塑像卻一個接一個地倒下。台灣的轉型正義就在兩組數字升降的對照中，緩慢而艱難地啓動與推進。 被公民踩在腳下的凱道和被公民關進總統府的總統 就官方而言，凱達格蘭大道見證了中華民國政府遷臺至今歷次國家中樞儀式慶典，一度是彰顯權力的神聖性的特殊空間；就民間而言，凱達格蘭大道則具有另一層的政治意義——它與自由廣場並列為臺北市集會遊行舉辦時選擇的重要集結點，也逐漸成為民眾集會遊行抗議的聖地。 在凱道尚未改名時，抗議民眾就已經不顧統治當局的威嚇，在此聚集並表達訴求。惟有這裡最能凝聚民氣並吸引媒體的關注，從而給統治當局形成壓力。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日，林國華、蕭裕珍等人率領雲林農權會，以農業開放可能導致農民權利受損為抗議目標，主導南部農民北上臺北請願活動，此事件稱為「五二零事件」。這是臺灣農民運動史上具有轉折意義的一件大事。 一九九六年三月二十一日，陳水扁在臺北市市長任上，下令將介壽路改名為凱達格蘭大道，以象徵對台灣原住民歷史及文化的尊重。凱達格蘭是最初居住在臺北地區的原住民凱達格蘭族的名稱。介壽路改名為凱達格蘭大道，不僅是街道名稱的改變，更是制度的更迭與自由的釋放。 同時，臺北市廢除了凱道及重慶南路一段禁行機車及腳踏車的交通標誌。這是「空間解嚴」主張的體現。凱達格蘭廣場上，可以舉辦「飆舞」舞會了，在普通人翩翩起舞之中，威權的堅冰終於解凍。既然人民是國家的主人，那麽包括凱道在內的每一條街道，都應當被民眾踩在腳下。 二零一四年四月末，當我抵達台灣的時候，太陽花學運雖已落幕，反核四的遊行示威方興未艾。我來到凱道，看到人潮如大海，呼喊與高歌，此起彼伏。這是我所體驗過的，除了香港七一大遊行之外，最有氣勢的民眾運動。 如今，台灣的公民運動，已經不是當年的黨外運動那樣充滿了悲情與決絕的情緒，而是滲透了一種嘉年華式的輕鬆自在的氛圍。一路上，賣臭豆腐、烤香腸、杏仁茶的小吃攤次第擺開，香氣撲鼻——台灣的攤販們不必像中國的同行那樣，受到城管的打壓和淩辱。而人們在抗議政府的同時，居然還可以獲得如同逛夜市一般的愜意。 而總統府早已被閃著寒光的拒馬團團圍住。拒馬周圍站滿了全副武裝、神情緊張的鎮暴員警。這段時期超負荷的工作，已經讓首都的員警難以為繼了。 而馬英九躲藏在總統府內，假裝外邊什麽事情都沒有發生，偏偏就是不敢出來到凱道上跟抗議民眾打一個照面。在抗議民眾中，我聽見有人嘲笑説，「我們的馬總統才是真正的宅神呢」。是啊，一個政治人物，當總統當到了不得不「自我囚禁」的地步，也算是打破世界紀錄了。 美國前總統小布希曾經說過，民主制度最了不起的成就，就是把掌權者關進籠子裡。那麽，馬英九總統是不是實行了這句告誡，主動將自己關進了籠子裡？ 北京的長安街何時才能變成臺北的凱道？ 如果凱達格蘭大道還叫介壽路，強迫每個人都畢恭畢敬地低頭而過，我肯定不會來此散步。即便經過此區域，亦要繞道而行。 我對炫燿權力的統治者，一向是「不敬而遠之」。我在北京生活了十九年之久，去長安街，尤其是天安門廣場附近的那段長安街，只有屈指可數的幾次。 那裡是屠殺的現場，血跡永遠也洗不去。屠夫們在那裡設置了數不勝數的攝像頭，安排了多如牛毛的員警和便衣。他們究竟害怕什麽呢？ 反之，臺北的凱道，早已從統治者的掌心回到了人民的腳下。從洪仲丘事件中的白衣人，到太陽花學運中的黑潮，一個新公民運動的時代，在凱道亮麗登場。而且，其餘波已然激盪到彼岸的中國。有一位參與凱道集會的臺灣青年者，在推特上留言説：「今晚離開凱道的時候，在最角落的地方，有一個大叔站在一堆疊起來的紙箱飲用水前面，招呼著路過的人：『口渴的人，這裡有水！後面桌上有飯團！餓的人都可以拿去吃！中南部來的朋友，如果沒有地方住，我開辦公室的門給大家住！』」 在這則留言的下面，我看到一位來自中國網友如此評論説：「那年的北京, 也有這樣的人。」 還有一位中國網友留言説：「我能理解臺灣人為什麼不願意回歸，因為此刻，我也寧願自己是臺灣人。」 走出來，就有希望！臺灣的民主，就是民眾一次次在凱達格蘭大道上走出來的，而不是掌權者在密室裡大發善心而賞賜給大家的。 中國的民主歷程也一樣。哪一天，北京的長安街才能變成臺北的凱達格蘭大道呢？ 如今，兩岸民眾對政府都充滿了怨氣，但怨氣的程度大不相同。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六日，台灣有一張姓男子駕駛一輛裝砂石的卡車從凱道衝撞總統府，受傷後被送往醫院救治。而三個月之前的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八日，有維族人士駕車由長安街衝撞天安門金水橋，並引爆爆炸物造成五人死亡。日本《產經新聞》報道，香港人權組織指這次涉案死亡者中有人是六月新疆開槍鎮壓時一名死亡維族人的遺孀，該女子死時已身懷六甲。此後，中共當局在長安街沿線的重要單位門口均設置能夠阻止汽車衝撞的新型拒馬。中共當局的暴力維穩和民族歧視政策，是催生愈演愈烈的「自焚攻擊」的根本原因。而要改變此種危險的趨勢，唯有徹徹底底地還政於民。 我相信，當每個普通人都可以在長安街上自由地行走、呼喊與歌唱的那一天，就是徹底埋葬共產黨暴政的那一天。 作者：余杰（中國旅美獨立作家）

新聞余杰觀點》老兵不死 孫立人之台灣寂寥

「老兵不會死，只是悄然隱去。」這是美國戰神麥克亞瑟將軍被杜魯門總統解職後，在國會演講時的一句名言。這句話中，既有軍人的豪邁之情，又有英雄遲暮的淡淡傷感。 這句話，同樣可以用在孫立人將軍身上。在兩蔣時代的台灣，孫立人案與吳國楨案一樣，是蔣介石、蔣經國父子爲清除國民黨內傾向美式自由主義的力量而炮製出的大冤案。 直到蔣經國去世後，被軟禁三十三年的孫立人才獲得自由與昭雪。孫將軍逝世後，台中市政府於二零零二年將孫立人故居列為歷史建築，二零零八年規劃成立紀念館。 我在臉書上找到孫立人將軍紀念館的粉絲專頁，並留言聯繫。很快，便有景仰孫將軍的志工，爲我的訪問作出了精心的安排。 沒有士兵的將軍，在玫瑰園揮動鋤頭 當我抵達孫立人將軍紀念館時，已經有三位導覽人員在門口等候。年長的廖先生，是一位退休的志工，多年研究孫立人，對將軍的事跡如數家珍般娓娓道來。 孫立人一生有三大傳誦於世的戰功。其一，二戰期間，兩度揮師入緬，第一次取得了仁安羌大捷，第二次更是成就了抗戰中對整個師團的日軍最成功而徹底的殲滅戰，由此「常勝將軍」揚名於歐美。 其二，國共內戰期間，孫立人親自指揮四平街戰役，大敗中共虎將林彪。共軍中流傳「只要不打新一軍，不怕中央百萬兵」之說。可惜，孫立人不久被調離東北戰場，東北戰局遂急轉直下。 其三，台海保衛戰期間，孫立人的子弟兵大敗登陸金門的共軍，取得了古寧頭戰役之完勝，穩定了台海局勢，奠定了台灣獨立發展之契機——以此而論，孫立人比鄭成功更有資格稱為台灣的「保護神」 然而，孫案爆發後，孫立人的功績被全部抹煞。 蔣介石從未信任過孫立人。戰功卓著的孫立人很快被調任有名無實的「參軍長」一職。即便如此，孫立人也要被納入到國民黨的「共犯結構」之中。比如，五十年代中期的「新生訓導處再叛亂案」的判決書上，赫然有總統府秘書長張帬和參軍長孫立人的簽名，然後是蔣介石的親筆批文：「除崔乃彬等十二人均應發還嚴爲複審外餘如擬」結果十四人被槍決。孫立人的簽名居然有塗抹的痕跡，也許他故意用此種方式來表達消極反抗？ 進入故居的院落，發現這是鬧中取靜之所在。廖先生先帶我們參觀院中的花草樹木。其中，有一片過了盛開季節的「將軍玫瑰」，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八年，孫將軍處在待罪候審階段，薪水停發，夫人變賣首飾，仍不足以維持家用。於是，孫將軍用姐姐從美國寄回的玫瑰花種子，在院子裡種植玫瑰花。美式玫瑰的花朵大且艶，夫人到第二市場賣花，立即被搶購一空，「將軍玫瑰」之名遂不脛而走。除了玫瑰，院子裡還有龍眼、荔枝、蘭花等將軍親自種植的花草和果樹。 沒有士兵的將軍，成了與泥土為伴的園丁。若是孫立人有機會遇到楊逵，兩人會交流做園丁的心得嗎？ 孫將軍故居，爲日治時代留下的日式住宅。室內陳設保持了將軍生前的狀貌。客廳中的那套精美的紅木傢具，是孫將軍從安徽舒城老家運來的。一旁併排擺設的小書桌，是孩子們做功課的課桌。孫將軍親自督導孩子們的課業，孩子反問説：「爸爸，你是將軍，為什麼天天都來管我們，而沒有公務可以辦理？」父親沉默良久。 客廳中擺設佩刀和佩槍的木架還在，佩刀和佩槍卻下落不明。孫案爆發後，嫉恨孫立人的陳誠趁機落井下石，派情治人員和憲兵上門抄家，搜走六把卡賓槍、一把特製手槍、一把特製曲管槍、兩把寶劍以及兩把武士刀。 陳誠如獲至寶，指責孫立人説：「你有私藏武器之嫌。」 孫將軍處變不驚地回答説，六把卡賓槍和德國將領佩劍，是在訪問歐洲之時，艾森豪將軍所贈送；手槍和曲管槍是巴頓將軍贈送之紀念品；至於武士佩劍，是麥克亞瑟和岡村寧次所贈送之紀念品。這些物品堂而皇之地擺在人人都看得見的地方，「我何來私藏武器之罪？」 這些「暫由國防部保管」的珍貴紀念品，至今仍然下落不明。 家如囚籠，那顆心卻不能被鎖住 廖先生告訴我，孫立人到台灣後，曾帶過「成功軍」並親自設計火炬徽章。後來，「成功軍「被老蔣解散，此徽章成為中油的標識。巧合的是，在孫將軍故居的對面，後來開設了一間中油的加油站，火炬徽章高聳而醒目，似乎是向將軍致敬。如今，孫立人紀念館將火炬作為其標識。 在故居大門旁邊的院墻上，可以看到多處瞭望口。廖先生説，這是特務們觀察外面情況的地方，若有非常情形，可以架槍射擊。在對面的樓房內，還設有一個監視站，有機槍對準孫宅，特務二十四小時輪班監控。在後院一墻之隔的地方，就是保密局的一棟小樓，頂樓設有機關槍的基座，槍口對準空中，是用來打直升飛機的，表明當時蔣介石非常擔心美國人派飛機來營救孫將軍。 廖先生告訴我，孫家的服務人員，如門衛、司機、清潔工等，全都是情治人員。蔣經國專門挑選了一個神槍手到孫家來當廚子，此人受命在孫將軍若要逃走之際，開槍擊殺之。廖先生又告訴我，紀念館開始整修時，施工人員在孫將軍臥房的天花板中發現了兩個竊聽器。可見，當時的氣氛是何等磨刀霍霍。 在漫長的軟禁生涯中，孫立人可以在台中活動，出門有車跟蹤；若要離開台中，必須報備，得到允許才能成行。出國更不可能，雖然母校普度大學、維吉尼亞軍校多次邀請將軍返校參加校慶典禮，台灣當局始終不發給護照。 也許是理虧和心虛，蔣氏父子特別害怕孫立人出現在公共場合。孫立人畢業於清華大學，子女都就讀於清大。當局卻不允許將軍參加子女的畢業典禮。直到最後一個小女兒的畢業典禮，將軍幾經抗爭，才被獲准出席。當局又命令説：只能坐在普通家長的席位之間，且「只能動眼，不能動口」換言之，典禮期間，不能與周圍的人說話。 有一次，孫將軍的皮鞋破了，找到路邊一個補鞋小攤，補好了，孫將軍要付錢，補鞋者立正説：「我不能收總司令的錢，我是總司令的小兵！」這一細節被彙報上去後，看管人員當天就命令這位小兵搬家。 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在孫立人被軟禁期間，常常上孫家服務的水管工鄭錦玉與將軍結為忘年交，得到將軍委託保存的一批資料。鄭錦玉移居美國後，計劃用這些資料寫成《蔣家誤我三十年》一書。消息傳出，蔣經國命令調查局阻止此書問世。 於是，調查局幹員以重金利誘鄭錦玉。遭到拒絕後，便威脅要殺人滅口。調查局局長阮成章命令第一科科長謝英源完成此事。然而，當時江南案的震盪讓特務系統人心惶惶，謝鬥膽回絕廖上峰的命令：「殺人的事我不幹。」就這樣，鄭錦玉才死裡逃生。 愛自由的人，為何總是被剝奪自由？ 在胡適紀念館的「胡適與蔣介石特展」中，我看到一幅展板以「文武雙星」形容胡適與蔣介石。我不同意這一表達。如果説現代中國真的存在「文武雙星」那麽「雙星」應當是胡適與孫立人。 胡適與孫立人都是安徽人，都曾留學美國，深受美國自由主義思想洗禮，積極將美式民主憲政體制引入中國。胡適在文化教育界展開其事業，孫立人則在軍界展開其事業，一度都是意氣風發、光芒萬丈，最後又都以悲劇收場。是因為他們的思想和作風遙遙領先於中國的現狀，還是因為中國的文化傳統與現代民主理念格格不入？躡手躡腳地走在孫將軍故居的走廊上，我的心中一直在追問這個問題。 孫立人性格直率，持守以下三個重要觀念：軍隊國家化、社會民主化、教育制度化。這些思想爲兩蔣所不容，反倒與《自由中國》群體相近。孫立人試圖在軍隊中取消政工幹部，引起了蔣經國的猜忌，禍根由此埋下。 硝煙瀰漫之際，蔣介石需要孫立人的軍事才幹。但當台灣的局勢稍一穩定，孫立人的才幹反倒成了蔣介石的心腹大患。蔣介石在最後一次接見孫立人時説：「我看你只會練兵，不會打仗，你再聰明能幹，還是難逃我的手心。」多年之後，孫立人向友人描述當時的情形，還模仿蔣說話時的手勢。 蔣又説：「你為什麼要去和美國政治人物來往？這不是你可做的事情，你也少與胡適、蔣廷黻、葉公超、雷震等這批政客來往。」蔣氏心胸之狹窄，由此可見一斑。 此前，美國軍事考察團與蔣介石之間有過一次對話。蔣詢問説：「在中華民國的將領中，有哪一位將領可以指揮二十萬軍隊作戰？」 美軍考察團團長回答説：「只有孫立人將軍可以指揮二十萬以上軍隊作戰，其他皆不行。」 蔣再問説：「那陳誠將軍呢？」 美方回答説：「陳誠將軍只能夠當一個團長的職位。」 這一問一答，弄得場面很尷尬。 蔣介石再次洞悉美國政府對孫立人的重視，已威脅到他的政治地位，孫立人遂成為其政爭的死敵。 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美方確實有過以孫立人取代蔣介石的設想。孫立人雖然對蔣氏的獨裁和腐敗相當不滿，但並沒有取而代之的心思。儘管如此，孫立人還是不幸地成了一群嫉妒狂的犧牲品。 歷史固然不能假設，卻可以遐想：假如一九四八、一九四九期間，孫立人接受美國當局之邀請，出來掌管台灣，成為新政權之領導人，以其超人的才智與膽識、愛民如子的民主作風以及之國內外的聲望，中華民國的歷史也許將完全改觀，台灣絕不會有漫長的白色恐怖時期。 孫立人之前半生，爲國家和民族爭自由；其後半生，卻不得不爲自己爭自由。被囚禁的老鷹依然是老鷹，濃妝淡抹的麻雀依然是麻雀。台灣解除戒嚴後，孫立人再次從歷史中消失：迫害孫立人的國民黨，不願揭自己的傷疤；而傾向本土的民進黨，也對孫立人這個來自中國的軍人不感興趣。英雄總是孤獨的。 在孫立人百年誕辰之際，維吉尼亞軍校發出了一封給中華民國人民的信，信中寫道：「我們爲這位中國之子，也是維吉尼亞之子的孫將軍，感到無限自豪……願他爭自由的勇氣與精神永垂不朽。」我想，這就是對孫立人最好的紀念。 作者：余杰 (中國旅美獨立作家)

新聞余杰觀點》從胡適到黃國昌：中研院是個什麽機構？

二零一二年出走中國前夕，中共當局不准我與「天安門母親」發起人丁子霖、蔣培坤夫婦話別，多名國保警察押送我們一家三口一直到飛機的登機口。 我不知道什麽時候才能再見到丁老師和蔣老師。不過，我請朋友將蔣老師幾年前送給我的一張鐫刻着胡適名言「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木板郵寄到美國。 蔣老師是一位美學家，八十年代中期，在劉曉波的博士論文答辯會上，他是評委之一。蔣老師心靈手巧，書法、篆刻、木雕，樣樣拿手。他在鄉下尋覓到一塊經歷了滄桑歲月的門板，鋸成四十公分見方，將我最喜愛的胡適的這句話鐫刻其上，作為給我的生日禮物。 如今，我把這張蔣老師親手製作的木板挂在書房，寫作累了，抬頭看看，便能從中汲取無限的力量。丁老師是丁文江的姪女，丁文江是胡適的密友。從胡適、丁文江到丁子霖、蔣培坤，再到劉曉波和我，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的抗爭與悲情，九曲迴腸、歷歷在目。 印章與洋酒背後的故事 位於台北郊區南港的胡適紀念館，分為三個部分：一爲胡適當年的住宅，現辟為故居。二爲陳列室，爲美國友人史代於一九六四年捐贈建造。這兩部分都在中央研究 院院內。三爲胡適公園和墓園，則在中研院大門之外。胡適的墓園建在小小的山崗之上，居高臨下，可以遙望草木枯榮、雲卷雲舒。 紀念館的館長、歷史學者潘光哲博士，是我多年前就認識的老友。胡適是其一輩子研究的對象，由他親自來導覽，自然是如數家珍，很多看似尋常的展品和陳設，一 經敷衍，頓成精彩故事。 在展出的胡適的日用品中，有幾套現在看上去仍然嶄新的西裝革履，有各種證書，還有幾方印章。潘光哲提醒我留意其中一方看似尋常的印章，旁邊之落款爲「學生 胡頌平贈，臺靜農刻，一九六一年於台北」。 作為五四那代學生的臺靜農，在白色恐怖的高壓下，後半生只能縱情詩酒，醉心書法和篆刻，心境之幽微與作為老師的胡適十分近似。 胡頌平和臺靜農這兩名胡適的學生，一名出自中國公學，一名出自北大。而這兩所學校正是胡適一生中服務時間最久的地方，胡適對這兩所學校的畢業生始終很「偏心」，能照顧就盡量照顧。 北大自然不必説了，走到哪裡，胡適都能聚集起一群「北大派」。而胡適擔任過校長的中國公學，是上海的一所私立學校，不少國民黨達官貴人都畢業於這所學校。胡適在任上力抗國民黨推行的党化教育和奴化教育。也許害怕這所學校的自由主義特質，國民政府遷台之後，中國公學未能順利復校。 在胡適故居客廳的茶几上，擺放着胡適生前飲用了一半的白蘭地酒。胡適並不嗜酒，偶爾喝幾口，也是飲少輒醉。他隨身帶上一小瓶酒，是提防心臟病發作的「救命藥」。 然而，偏偏在那場爲學生吳大猷舉行的慶功會上，胡適忘了帶上這瓶酒。據潘光哲説，館方將這瓶酒留在原處，是要「引誘」老先生哪天晚上回來，可以偷偷地喝上兩口。 胡適心臟病的第一次發作，是在駐美大使的任上，那時他只有四十七歲。從此以後，這個危險的疾病就如影隨形。那時，胡適馬不停蹄地展開民間外交，直接訴諸美國民眾，到各大學和民間社團演講，獲得了三十三個名譽博士。然而，由於爭取美國援助未能成功，胡適受到蔣介石的猜忌而去職。 一個愛熱鬧的孤獨者 在台灣，很多名流的故居都是日治時代的日式老宅，胡適的居所則是少有的美式平房及院落，是蔣介石撥出專款爲胡適修建的「院長官邸」。 胡適是個愛熱鬧的人，訪客絡繹不絕，談笑者固然大都爲博學鴻儒，往來之人中亦有若干「白丁」階層。胡適夫人江女士喜歡打麻將，胡適偶爾也陪着打上幾圈，這也符合胡適所説的「一等人怕老婆」的原則。 不久，有風言風語説，中研院院長的官邸中傳來麻將聲，有辱斯文。為了避嫌，胡適在台北另購一處住宅，讓夫人可以無拘無束地在那裡打麻將。於是，這座郊區的 「院長官邸」，夫人很少在此居住。在白天，還有秘書和工友隨侍左右；到了晚上，就只剩下胡適一人獨居了。 有一年，颱風來臨，屋頂漏雨，胡適親自動手搶救藏書，忙了一整夜。第二天，請工友來修屋頂。多年後，那位工友回憶說，當他從梯子上走下來時，發現院長笑吟吟地端來一盤包子慰勞他。 胡適的書房並不大，且採光很差。向陽的一面牆，設計頗有問題，牆上只有幾排小小的方孔透光，讓人有坐牢般的感覺。若是按照熱愛光明的殷海光的意思，必定要把整面牆都改成亮堂的落地窗戶才罷休。隨和的胡適沒有提出修改意見，隨遇而安地在這間並不舒服的書房裡讀書和寫作。 作為中研院院長，胡適的應酬和公務頗多，仍忙裡偷閑、手不釋卷。在書架上，可以看到諸多胡適精讀過並加以批註的書籍，如魏特夫之《東方專制主義》、哈耶克之《到奴役之路》——後者是他買來「自己送給自己」的生日禮物。一些後輩學人的著作，胡適也虛心閱讀，如周策縱之《五四運動史》、夏志清之《現代中國小說 史》等。 潘光哲指着客廳「頂天立地」的書架上最頂層一排的《大漢和辭典》介紹説，第一冊和其他諸冊，版本明顯不同。第一冊是作者贈送給胡適的日本原版，其他各冊都是台灣的盜版。可見，讀書人愛書如命，連胡適都會買盜版書。 一般的參觀者通常不太注意洗手間的設置。我發現，胡適故居的洗手間內，放置着主人使用過的洗髮液、沐浴液等日用品，全都是美國的產品。其臥室內的桌子上則擺放着一台短波收音機，在電視尚未普及的時代，胡適通過這台收音機來瞭解世界局勢，好幾場美國總統大選的結果，都是從收音機中聽到的。潘光哲說，這台收音機放入電池，仍可收聽短波節目。臥房內還有當時台灣難得一見的美式暖爐，南港的冬天陰冷而漫長，暖爐大有用處。 這些只是美國中產階級家庭尋常的生活用品，但在當時的台灣，堪稱最高級的享受。胡適長期在美國生活，有過對現代文明的切身體驗。蔣介石和毛澤東都沒有這樣的體驗，梁漱溟和錢穆也都沒有這樣的體驗，他們的政治立場、思維方式、文化觀念以及對國家未來的想像，都與胡適迥然不同。 在胡適心目中，對於如何讓所有同胞過上現代、文明、自由、豐裕的生活，有着美好的想像與切實的規划。可惜，戰禍瀰漫、赤潮洶湧的現代中國，並未提供給他一展身手的空間與時間。 中研院是一個做什麼的機構？ 二零零三年，我第一次訪問美國，專程去愛荷華大學探訪聶華苓女士。作為碩果僅存的《自由中國》雜誌的編輯，聶華苓給我談起了六十年代的往事，對胡適未去探望獄中的雷震頗不諒解。 而潘光哲根據新發掘出來的史料，又作出了一番新的闡釋：胡適一度想去探視獄中的雷震，身邊有人卻勸他不要去。對此，胡適不悅地反駁説，「這是我自己的事情，不由他人干涉」。然而，胡適最終未能成行，背後必定又有一番驚濤駭浪。那大概是學者們的一個新的考據題目了。 在二零一四年的太陽花學運中，中研院一批年輕學者成為學生們的「義務智庫」。總統馬英九赴中研院爲一個學術會議致辭，有學者進入會場舉牌抗議。由此，引發 關於中研院的地位及性質之爭論。 某些保守派指責説，中研院是總統的智囊，豈能反對總統？還有國民黨立委辱罵中研院變成了「太陽花研究院」，主張對黃國昌展開調查，甚至將其開除。 當我在胡適紀念館看到題為「胡適與蔣介石：道不同而相為謀」的特展時，發現胡適早已就「中研院是做什麼的機構」這個問題給出了答案。該特展細緻地描繪了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上的這兩位核心人物之互動、情誼與衝撞。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件事情是：一九五八年四月十日，中研院舉行胡適就任院長及第三屆院士會議之開幕典禮。蔣介石出席並發表講話，盛贊中國傳統倫常道德。主張全盤西化的胡適當場表示異議，認為蔣的說法「是錯誤的」。蔣介石氣憤之至，在當天的日記中謾罵胡適「真是一狂人」。 這就是知識人之風骨。中研院雖然得到政府財政之支持，但其研究是爲增進大眾之福祉，而非充當獨裁者之御用鷹犬。 如今，面對保守反動人士之壓力，中研院發表了一份擲地有聲的聲明，其中有一段如是説：「學術研究無法自閉於象牙塔中，需走入人群，與國家發展和社會脈動相結合，實踐人類對永恆價值的追尋。學者依其學術研究與知識探索所獲得之確信，提出具體主張，應享有言論自由之保障，此恆為民主社會之常態。本院作為公立研究機關，本於維護學術研究不受特定立場干預，就個別研究人員的言論，向來尊重多元，兼容並蓄。」 這份聲明，傳承了蔡元培和胡適開創的自由思想之風。在當下台灣民主嚴重倒退的時刻，中研院適切表現出應有之格局。當年，身為中研院院長的胡適，在蔣介石的壓迫之下，抄錄顧炎武的詩「遠路不須愁日暮，老年終自望河清」來自勉，若讀到這份半個多世紀後的聲明，定可含笑於九泉之下。 「自由中國」與「自由台灣」的願景，需要兩岸新一代公民的共同努力。 作者：余杰（中國旅美獨立作家）

新聞余杰觀點》十三億條醬缸蛆蟲能決定什麼？

日前，臺灣民進黨籍台南市長賴清德訪問上海時，提到臺灣前途由臺灣2300萬人決定。中國國台辦發言人范麗青面對記者詢問賴清德此一說法時，回答說，「任何涉及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問題，必須由包括臺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共同決定」。 與此同時，香港民眾就「佔中」舉行象徵性的公投，中共《人民日報》旗下的《環球時報》發表題為〈香港非法公投人再多，沒13億人多〉的社評，聲稱：「國家決不會在涉及主權問題上讓步……在香港政改的核心問題上，13億中國人同樣有發言權。」 中共政權喜歡拿十三億人這個龐大的數字來說事，這是毛澤東時代「人多力量大」的荒謬思路的遺傳。按照中共的這個強盜邏輯，全世界的事情也可以由這十三億張「鐵票」來決定了。 其實，這十三億人，不過是中共這個綁匪集團手中的人質，中共讓他們往東走，他們絕對不敢往西走。不聽話的人，要麽像六四的學生和市民那樣屍橫遍野，要麽像達賴喇嘛那樣流亡海外，要麽像劉曉波那樣被關押在監獄裡。所以，在中共眼中，這十三億人，全都是一文不值的螞蟻，為了達成中共的意願和目標，都可以流血犧牲、輕若鴻毛。 當年，毛澤東反對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與西方緩和的政策，雄心萬丈地說：「既然我們力量這麼強大，我們還跟他談什麼，打就完了。敵人不打是不倒的，掃帚不到灰塵照樣不會自己跑掉。大不了就是核戰爭，核戰爭有什麼了不起，全世界27億人，死一半還剩一半，中國6億人，死一半還剩3億。」這是視人命若草芥的毛澤東的心裡話。在斯大林時代經歷了血雨腥風的赫魯曉夫，並非慈悲心腸，但他聽到毛澤東的這一說法，仍然心驚膽戰、敬謝不敏。 毛澤東大言不慚地宣佈要犧牲一半國民的時候，哪個國民對自己的命運有發言權？物換星移，今天的中共卻用十三億人這個數字，來恐嚇香港人和台灣人，讓這十三億人如泰山壓頂般襲來，誰還敢亂說亂動呢？ 然而，我好奇的是，十三億條醬缸中的蛆蟲，究竟能決定什麽呢？ 中國人連誰當他們的村長和鄉長都不能由自己決定，大大小小的「父母官」都得由北京的獨裁者委任和指派；中國人連在街邊擺個小攤謀生都不能由自己決定，如狼似虎的城管會衝過來拳腳交加；中國人連生幾個孩子都不能由自己決定，那些被強迫墮胎的母親的哀號慘絕人寰。 如果中共要讓十三億中國人來決定香港人和台灣人的命運，那麽，不妨先讓十三億中國人先來決定中共的命運。 終有一天，十三億中國人會發出怒吼：共產黨，滾開！ 作者：余杰（中國旅美獨立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