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

新聞余杰觀點》知識人也是政治人，唐獎怕什麼？

余英時先生獲得首屆唐獎之漢學獎，本來是一件實至名歸的好事。就像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讓諾獎增色不少一樣；余英時獲得唐獎，讓初創的唐獎備受世人矚目。 然而，頒獎方和余先生的幾個已經熬成台灣學界名流的學生，心胸狹窄、眼界蹇迫，拼命要將余先生「去政治化」，標榜所謂「純學術」，反倒營造出台灣資深媒體人李蔚所説的「余英時都不余英時了「的荒誕效果。 在記者會上，唐獎的執行長陳振川拒絕回答「余英時教授近來對很多政治事件發表意見，我想問這和他思想的關聯性？」這個問題，評委之一的丁邦新教授更是板著臉回答：「唐獎不考慮政治，我們純就學術論學術。」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長黃建興是余英時的學生，認為余英時一方面像傳統士大夫，批評政治權威，但卻又學習西方公共知識分子的客觀態度，謹守分寸不涉入政治。 這些言行，簡直就是赤膊上陣，將余先生削足適履。倘若唐獎的價值立場真是如此，那麽唐獎根本配不上余先生。 余英時不喜歡「知識分子」這個詞語，認為「知識」一旦成為「分子」，就如同毛澤東所説的「毛」只能附着於「皮」之上那樣，失去最寶貴的獨立性。所以，余英 時用「知識人」這個概念取代「知識分子」，就是要恢復其「雖千萬人，吾往矣」的人格魅力和精神向度。 在余英時看來，知識人當然也是政治人，知識人可以用議政的方式介入政治，發揮對社會正面的影響力。無論是痛斥共產黨軍隊「六四」血腥屠城的慘劇，還是成立 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幫助流亡的中國知識分子和學生領袖；無論是梳理「光棍」毛澤東與中國傳統的關係，還是爲劉曉波的自由而大聲疾呼；無論是批判旺中媒體違背新聞自由的基本原則，還是挺身而出聲援太陽花學運，余先生在這些大是大非的事件中，從來都態度鮮明，絕不含糊其詞。這些言行不都是在參與政治嗎？ 同時，余先生對中共暴政的批判，並非如丁邦新教授所言，是始於對「六四」的不滿。七十年代中期，余英時作為美國史學會訪問團的成員，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訪問中國。在那段行程中，他已觀察到鐵幕背後的中國的種種不堪景象。更早，余英時在解讀前輩學人陳寅恪的詩詞時，就發現了中共暴政對知識人心靈的戕害。中共視自由爲天敵，知識人視自由爲空氣和水一般寶貴，因此中共與知識人的衝突不可避免。 余英時支持太陽花學運，引起國民黨保守派的不滿，就連一些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也辱罵其「由學術大師淪為智障人士」。余英時從來不怕因參與政治而損害自己的「學術聲譽」，那麽，唐獎方面以及「余門弟子」們，究竟怕什麽呢？ 作者：余杰（中國旅美獨立作家）

新聞余杰：推倒偶像，百合花開－自由廣場

第一次看到全景式的中正紀念堂的畫面，是在香港電影《黑金》中。那個以馬英九為原型的法務部長，渾身上下充滿凜然正氣，誓言「除惡務盡」，當他在晨練中邁著矯健的步伐跑過「大中至正」牌樓時，我還真有點感動——後來才明白，那是香港人對國民黨一廂情願的想像。 我第一次到臺灣訪問時，來到這座臺北市最大的牌樓前，一抬頭才發現「大中至正」四個字已改為「自由廣場」，「中正紀念堂」亦改名為「臺灣民主紀念館」。大廳內掛上風箏吊飾的裝置藝術，蔣介石銅像前站崗的禮兵也被撤走。 二零一三年春，我再次來臺灣訪問。借住的朋友家，離自由廣場不足一箭之遙，我多次到園區內散步，發現這裡又有了變化。馬英九當選總統之後，依循《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組織條例》，恢復了「中正紀念堂」的牌銜和展場舊觀。不過，「自由廣場」之名被作為某種折衷而保留下來。 帝國傳統：從中山陵到「中正廟」 我第一次到「中正紀念堂」宛若到了南京中山陵，進而感覺臺北儼然是「小南京」。那種國民黨專用的藍白相間的色彩，那種巨型建築彰顯的威權主義雰圍，那些中國古代皇家建築專享的象徵元素，使這兩個地方如同孿生兄弟。也許這就是「民國味道」？ 孫文去世後，國民黨利用國家權力，從時間、空間、儀式、教育與傳媒等多重維度向全社會強勢推廣「孫中山符號」。本來，在晚清革命中的地位和貢獻，孫文未必比黃興、宋教仁和章太炎等人重要，但經過國民黨的偶像化，孫文成了獨一無二的「國父」。對此，美國學者夏偉和魯樂漢在《富強之路》一書中指出：「孫中山的支持者渴望營造出一種大於生前、帝王式的神秘氛圍，包裹住世人對他的回憶。」 中山陵是孫文紀念空間的最高形式。中國傳統帝王墓穴有一個專用名詞——「陵」。《說文解字》曰：「陵，大也。」歷代帝王陵墓建設規模宏大，具備一套朝拜祭祀的禮儀，目的是展示至高無上的皇權，維護「君君臣臣」的等級制度，讓民眾服膺於專制統治。只有皇帝能用「陵」字，彰顯其死後依然享有淩駕於臣民之上的榮光。即便是「萬世師表」的孔子，其墓葬也只能稱為「林」。 呂彥直設計的警鐘形陵墓，最能體現國民黨的政治意圖。中山陵沿用傳統帝王葬儀來體現對孫文的偶像崇拜，與孫文生前所標榜的民主和平等理念背道而馳。以面積而論，其陵墓達五萬餘畝，是漢武帝陵的五倍；以高度而論，其陵墓位於海拔一百五十八米的紫金山第二峰南坡，比獨龍崗的明孝陵高出九十多米，也超出南京所有帝陵的高度。 而中山陵與歷代帝陵在空間上之差異，可以透視現代威權主義與傳統帝制之不同：古代帝王陵墓要保持神秘感，民眾不得涉足其間；中山陵則對外開放，具有讓人瞻仰、敬拜的公共性和全民性，以此顯示其政權的合法性。北伐成功之後的南京國民政府，不惜耗費巨資建構此一神聖空間，近代史學者陳筠茜在《崇拜與記憶：孫中山符號的建構與傳播》一書中指出：「當時的國民政府財政不惜巨資興建中山陵，所耗費用高達年度財政收入的百分之一。」 蔣介石以「總理信徒」自居，如果他沒有丟失大陸，死後一定會在中山陵附近修築與之規格相近的「中正陵」。蔣介石敗退臺灣，直到其死亡，「反共大陸」終是望梅止渴。於是，「總裁」與「總理」在地下為伴，成為不可企及之夢想。 「他們的廟，我們的城」 然而，國民黨仍然要打造對蔣介石的偶像崇拜，遂在臺北市中心修建「中正紀念堂」。中正紀念堂在設計時，即隱含多種中國帝國傳統的象徵語彙。其外表以藍、白二色為主，象徵「青天白日」；紀念堂平面為方形格局，象徵蔣中正的「中正」；坐東面西，隱喻蔣介石遙望大陸；仿效北京天壇的流璃瓦八角攢尖頂代表八德，隱藏的人形象徵天人合一。紀念堂正面共有花崗石八十四階、大廳階梯五階，合計八十九階，表示蔣中正享壽八十九歲。台階中間為中華民國國徽圖案的丹陛，在中國傳統建築上，只用於宮殿或廟堂。 廣場牌坊上「大中至正」四個字，亦出自蔣介石推崇的明代大儒王陽明。蔣介石以王陽明信徒自居，王陽明血腥屠殺西南少數民族的史實卻被遮蔽了。在一九三零年代，蔣介石更是提出過「以三民主義為體，法西斯主義為用「之口號。自稱基督徒的蔣介石，對基督信仰的熱情，遠遠趕不上對儒家政治倫理和法西斯主義的喜好。 可見，國民黨內心承認，蔣是一個沒有穿黃袍的當代皇帝。難怪一九九零年野百合學運中，學生們用「圖騰與禁忌」的演出顛覆獨裁者的神聖性，將「中正紀念堂」戲稱為「中正廟「或「蔣廟」。 在彼岸的中國，從一九五零年代開始，共產黨政權擴建天安門廣場，使之從明清時期封閉的宮廷禁地發展成世界上最大的廣場。但在思想空間上，如歷史學者洪長泰在《地標：北京的空間政治》一書中所言，它仍是世界上最封閉的地方之一。毛澤東死去之後，中共更是在天安門廣場的核心位置興建「毛主席紀念堂」。國共兩黨是孿生兄弟，連紀念領袖的方式都如出一轍。 不過，公允地説，同樣是國家主義意識形態的象徵之地，就美學水準而言，「中正紀念堂」高出「毛主席紀念堂」甚多。後者融入蘇聯史達林式極權主義僵硬冷酷的特徵，連威權主義者身上那種以萬民之「父母」和「牧者」自居的溫情都沒有。 如今，北京的天安門廣場，攝像頭林立，軍警和便衣比遊人還多；而臺北的自由廣場，人們輕鬆自在，嬉戲玩耍乃至集會抗議，很少看到安全人員的聲音。 在日治時代，自由廣場這一帶曾經是日軍的兵營，外人不得進出。國民黨在興建「中正紀念堂」的時候，希望以寬曠的廣場作為舉行大型民眾聚會、宣示對領袖的偶像崇拜的神聖空間。沒有想到，這座廣場更換了「自由」之名，重新回到人民手中。年輕一代，常常將自由廣場當作反抗威權、表達自身權利訴求的公共空間。 「中正紀念堂」與「自由廣場」在本質上是格格不入的——如評論家丁允恭所言，「他們的廟，我們的城」不該「和平共處」。這一怪現狀，正表明臺灣的轉型正義「欲說還休」。 天安門廣場離自由廣場有多遠？ 我對華盛頓市內林肯紀念堂的印象，不是來自林肯，偏偏來自於馬丁•路德•金在那裡發表過《我有一個夢想》的演講；同樣，我對「中正紀念堂」的關注，與蔣介石無關，而是源於一九九零年在此上演的野百合學運。 「到此一遊」的陸客，對臺灣民主化的歷史瞭解不多，只知道蔣介石是這裡的主人，而不知道野百合學運在此拉開序幕。關於野百合學運，臺灣電影《男朋友，女朋友》中有過驚鴻一瞥。這部電影將同性戀、異性戀、三角戀混雜地放置於臺灣民主化的歷史背景中，令人想起中國導演婁燁的《頤和園》。雖然我不喜歡幾名主人公畸形的愛與慾，卻被那一刻廣場上純真而酣暢的青春感動。 天安門與野百合雖無血脈相連，但前後發生，絕非偶然。《八十年代臺灣學生運動史》中記載：當時，參與靜坐的臺灣各大學教授發表一份聯合聲明，其中寫道：「天安門事件時，舉國上下都説：『他們正在寫歷史。』為什麼我們的子弟、我們的孩子們也在寫歷史的時候，我們卻要打擊他們？」研究野百合學運的史家指出，野百合學運中的「天安門情結」是個很複雜的現象，包含對學運的肯定、對血腥鎮壓的恐懼以及要求改革的情緒。加之臺灣從未發生過類似的場面，人們只好以對天安門學生運動的理解去掌握野百合學運。 中正紀念堂這個僅次於總統府的「皇家禁地」在那風雲突變的一個星期裏，成了學生們嘉年華的所在地。巨大的野百合造像放置在廣場中央，讓躲藏在「中正紀念堂」內的蔣介石塑像暗淡無光。國民黨標榜「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學生們幽默地改為「大盜之行，天下圍攻」。沉重的歷史與激揚的青春在此撞擊。 幸運的是，與彼岸天安門學運遭到血腥屠殺截然不同，野百合學運取得了初步的成功：時任中華民國總統的李登輝迅速回應學生訴求，答應召開國是會議，終結萬年國會，「老賊」們退出歷史舞臺。 二零一四年六月四日的晚上，我來到自由廣場前名為「路過天安門，人人坦克人」的六四屠殺二十五週年紀念晚會現場。三千多名黑衣人聚集於此，這是近年來台北人數最多的一次紀念「六四」的聚會。 在中國，每年「六四」紀念日，我都被秘密警察軟禁在家。二零一二年出走美國之後，我在華盛頓的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碑前參加過紀念「六四」的集會，不過只有稀稀落落的五六十人而已。 沒有想到，我在台北的自由廣場度過了紀念「六四」二十五週年的難忘的夜晚。自由廣場上，有英姿勃發的中學生，有白髮蒼蒼的老人，有鄰家的大媽，也有西裝革履的白領，他們都是愛自由的人。每人手中有一盞蠟燭，彙聚成一片光的海洋。我一次又一次地淚下，并寫下了一首名為《致自由》的詩： 這一座廣場 以自由命名 野百合像飛鳥一般盛開 那一座廣場 以皇帝和元首的名字命名 子彈像爆竹一樣四處飛濺 今夜，我來到這一座廣場 哀悼那一座廣場上的死者 黑衣飄飄的人們，放飛白色的鴿子 而在那一座廣場 面目猙獰的警察和沒有表情的監視器 不給母親留下一個小小的角落 從這座廣場到那座廣場有多遠 從自由到暴政就有多遠 作者：余杰 (中國旅美獨立作家)

新聞余杰：就該理直氣壯地說「逢中必反」

剩下的就是我們的事情了－－　中、港、台新公民運動之「對照記」 兩岸三地的新公民運動，彼此相關和呼應，既互為鏡鑒，又可前後奧援。在大洋彼岸，我有三點的觀察、比較和分析。 第一點，新公民運動的主力，香港和臺灣都是以大學生（甚至包括中學生）為中堅力量，亦有學者、律師、牧師等專業人士介入和支持；而在中國，則以少數人權律師和被邊緣化的異議知識份子為主，學生完全缺席。這一差異顯示，“六四”屠殺二十五年來，中共成功地控制和馴化了大學，用法國思想家密歇爾•傅柯的話來說，大學已經變成“全景式監獄”。敢言的教授紛紛被趕下講臺，最近一年多就有北大夏業良、華東政法大學張雪忠、西北政法大學洪堪果等教師被迫「失業」。經過長期的洗腦教育，加之就業形勢嚴峻，這一代大學生為「蝸居」和「蟻居」而埋頭打拼，失去了對社會公義的關注與期盼。 另一方面，在香港和臺灣，主要的反對黨（如香港民主黨、公民党和臺灣民進黨、台聯黨等）未能成為新一輪公民運動的領導者。在野黨對社會的脈動感覺遲鈍，行動上未能即時回應，且在思想上缺乏前瞻力和創意。在中國，由於中共當局對民間組黨實行殘酷打壓，九十年代末中國民主黨的組黨潮被鎮壓之後，二十多年來再無法出現以卵擊石的反對黨組黨運動。一黨獨裁的局面出現鬆動，尚待時日。 第二點，新公民運動反對的物件，最終指向一個共同的目標：全球最後一個極權主義大堡壘——中共政權。中國的新公民運動直接與共產黨政權對抗，自不待言；臺灣民眾反對國民黨政權，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國民黨政權不僅早已放棄昔日的反共目標，而且成了中共在臺灣的傀儡，所以在臺灣學生佔據立法院時出現了這樣一幕場景，「學生對員警說：想清楚啊，不然兩年後只有公安沒有員警！」；香港民眾反對特區政府，其特首梁振英是一名中共地下黨員，所以香港民眾反對的是「黨人治港」，正如香港立法會議員黃毓民所說：「本土、民主、反共六字口號概括了香港新公民運動的精神。」 這背後涉及到對中共政權的評價。臺灣民進黨公佈兩岸政策民調，顯示民眾不滿民進黨「逢中必反」的立場，民進黨掌舵人隱然有改變對中共政策的意圖。然而，英國《經濟學人》雜誌一語驚醒夢中人：「中國要吞噬台灣的策略清清楚楚，當台灣的經濟與巨大的中國纏繞在一起時，對統一的抗拒就會瓦解。台灣就會如香港回歸。」香港和臺灣的龐大的政商聯盟，將中共當做親密無間的生意夥伴。吊詭的是，中共最好的朋友不是北韓、古巴等殘存的共產黨國家，而是西方（包括港臺）的跨國公司和大資本家。共產黨的老祖宗馬克思所說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成了一句笑柄。 那麼，港臺的民間社會究竟該怎樣看待中共政權？就應當理直氣壯地說「逢中必反」，今天的中共政權跟昔日的納粹德國並無本質區別（儘管中共的化妝更加巧妙）。當年，熱愛自由與和平的人們反對納粹德國，就是反對它的一切，而不是「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今天反對中共，也是反對它的一切，包括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和「大一統」的東方專制主義傳統。臺灣年輕人喊出的「踹共」，本來是台語「講出來」的意思，但又可以解讀為“踹共產黨”——共產黨就是中國、香港、臺灣的追求民主和自由的人們需要對抗的、如同魔戒中的魔王那樣窮凶極惡的對手。 第三點，新公民運動抗爭的策略是非暴力抗爭，是公民抗命，是不惜用「以身試法」的方式追求更高層面的法治和正義。當在原有的政治體制之內看不到變革的希望——中共的後極權主義政體仍是鐵板一塊；香港的雙普選在中共的強力干預下難以實現；臺灣的立法院無法制約國民黨政府對服貿協議的黑箱決策——之時，既然正常的議會政治、媒體監督等手段已經全然失效，那麼新公民運動就應運而生，以街頭運動推動憲政的建立或深化。僅有書齋中的議論和議會裡的折衝是不夠的，街頭運動歷來都是民主化不可或缺的手段。 在非暴力抗爭或公民抗命的層面，美國的梭羅、印度的甘地、美國的馬丁•路德•金和南非的曼德拉、圖圖大主教，都留下了足以汲取和發揚的寶貴遺產。古往今來，掌權者從來不會主動放棄權力，既得利益階層從來不會自動出讓既得利益，原有的制度性的缺陷也從來不會由官僚機器來自發地進行修補。所以，公民運動永遠不會過時，永遠不能缺席。台灣的民主不是蔣經國恩賜的，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的取消也不是白人總統德克勒克的良心發現，守株待兔的結構就是兩手空空，忍辱偷生的結果就是終身為奴。臺灣的學生和民眾拆除了立法院的牌匾，並在立法院的牆上噴上這樣一行打字：「當獨裁成為事實，革命就是權利。」這句話適用於臺灣、香港、中國以及一起專制肆虐的地方。 未來，兩岸三地的新公民運動必將形成推倒極權和威權集團的合力，中共無法阻攔三地的互動與支援。臺灣公民運動的積極參與者張之豪寫道：「我不時想起陷在『佔中運動』辯證中的香港志士們，我們這兩個殖民地，隱隱地形成了某種命運共同體。我們的更堅強，就是給與他們更大的力量，他們對我們亦是如此。」 我在臉書上看到了王丹和吾爾開希在臺灣立法院與臺灣學生熱烈交談的照片，二十五年的歲月沒有成為阻隔，為自由而戰的時空再度神奇地重疊在一起。臺灣媒體人陳奕廷從個人的體驗出發，梳理出一條草蛇灰線般的精神鏈條：「我特地到了會場前向陳為廷跟林飛帆致意。……我會認識他們兩位都是因為王丹。在捷運上，我想了一想，真的感謝王丹，一位令人尊敬的民主人士，到了台灣，以台灣為家，教導出這樣優秀的年輕人。」 我沒有像王丹那樣紮根臺灣或者香港，不過，我也有一點小小的自豪：香港《學民思潮》的發起人、後生可畏的黃之峰在一次訪問中披露，他的父親藏書數千本，他通過閱讀來提升辯論和寫作的能力，暑期幾個月時間閱讀了數十本書，「最為深刻的是余杰的《從柏林圍牆到天安門》和《誰為神州理舊疆》」。而我的這兩本書都是在臺灣出版的——這也是兩岸三地思想激蕩的一個案例。感謝臺灣這個華人世界中擁有最大的出版自由的地方讓我的著作得以出版，而服貿協議卻將要用一種暗渡陳倉的方式摧毀這一自由。 作者：余杰 中國旅美獨立作家

新聞余杰：為何兩岸當權者謀求「虛假的和平」？

專制政權從來不是和平使者。中共建政以後，與數十個國家之間發生過戰爭和武裝衝突，如作為國共內戰的延續的金門諸島之戰、對陣整個聯合國軍的韓戰、與蘇俄在珍寶島的邊境衝突、中印之戰、中越之戰等。最近二十年，東亞安享太平，中共卻仍然擴軍備戰。在二零一四年春中國的「兩會」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披露，二零一四年國防預算較上年提高百分之十二點二，達到約八千零八十二億元人民幣（約合一千三百二十億美元）。其軍費僅次於美國而躍居世界第二。對於北京近年來持續以兩位數的增長率提升軍費，西方各國均表示高度關注，首當其衝的臺灣偏偏對此熟視無睹。 在李克強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出現了這樣一句話：「統籌推進各方向各領域軍事鬥爭準備。」此前，習近平在視察軍隊時反復強調，所謂「建軍核心「就是「能打仗，打勝仗」，李克強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的這句話，就是習近平「最高指示」的注腳。因而，一向親北京的新加坡《聯合早報》亦引述學者觀點將其解讀為：「這等於是在發出備戰信號。」那麼，中共的槍口和刀鋒究竟指向誰呢？中共看上去兵強馬壯，但其軍力尚不足以與美國及整個西方世界抗衡，即便實行聯俄抗美的外交政策，但中俄彼此之間並不信任，很難形成挑戰美國的合力。 中國眼中的首要「敵人」，是近代以來與中國有「世仇」的日本。習近平執政之後，中日關係跌入兩國建交三十年來從所未有之低谷，甚至可以說是「冰凍狀態」。 中日關係緊繃，首先是習近平刻意挑釁，如強化釣魚島爭端、單方面劃設東海航空識別區、為靖國神社事件對日本口誅筆伐、統籌數十名駐外大使在當地媒體發表攻擊日本的文章等。習近平企圖利用國內日漸升溫的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力量打壓日本，若日本乖乖馴服，則中國成為亞洲當之無愧的龍頭老大，進而與美國平分太平洋——習近平此前洋洋得意地對美方說，「太平洋之大，足以容納下中美兩個大國」，完全視亞太地區其他國家為無物。 其次，中日關係緊繃，也跟作風強勢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有關。安倍晉三以超高民意支持度「回爐」任首相，不願繼續對中國妥協和退讓，與中國展開針鋒相對的外交戰，並提升日本的自衛能力。習近平碰到釘子之後，更是惱羞成怒，縱容一班鷹派將領在媒體上對日本喊打喊殺。在中日甲午海戰爆發一百二十周年之際，兩國發生「第二次甲午海戰」的民間輿論愈演愈烈。不過，由於日本的背後站著美國，對日動武也就是對美動武，習近平未必敢輕易啟動戰端。 中共的槍口和刀鋒所指，第二個目標就是臺灣。馬英九上臺以來，兩岸關係表面上進入「柳暗花明又一村」之佳境，實際上這是一種虛假的、紙糊的和平。中共佈置在東南沿海的對準臺灣的導彈，其數量不降反升，即為最明顯的例子。習近平不滿足於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形成的密不可分的兩岸經貿關係（兩岸經貿的狂飆突進，肇始與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殺之後，西方國家紛紛對華實施經濟制裁，台商乘虛而入，賺取黑心錢，這一原罪「遺禍」至今，臺灣產業外移，內部被掏空，亦自食其果），而要在政治上有所突破，比如兩岸簽署政治性的「和平協定」，使此協定成為中國國內法的一部分，一旦臺灣日後出現分離傾向，則以「反分裂法」和「和平協議」兩大法寶來制裁。制裁的方式，最後的殺手鐧就是動武。 中國的對台政策，經濟—政治—軍事，三者層層推進、環環相扣。遺憾的是，臺灣社會對中國喪失了應有的警惕性，上個世紀兩度「國共合作」均破局、被共產黨奪取中國大陸政權而敗退臺灣的國民黨，正在第三次重蹈覆轍，為了維持其權力和既得利益，國民黨甚至甘願做中共在臺灣的代理人，只要有回扣可拿就心滿意足了。 和平似乎是一個美不勝收的詞彙。然而，以現代政治學和國際關係學中得到普遍認可的「民主和平論」分析當下的兩岸關係，就會知道此一常識：在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民主國家與專制國家之間達成長期和平的先例。中國與臺灣的關係，絕對不可能成為這一準則的「例外」。 一七九五年，德國哲學家康德寫下《論永久和平》的論文，提出「民主和平論」的概念。康德的理論主張，如果所有國家都是共和國，戰爭便永遠不會出現，因為先行的侵犯永遠都不會產生。而現代的「民主和平論」則是依據經驗的觀察，認為民主國家之間很少或從來不會發生戰爭，絕多多數戰爭都是在獨裁國家之間或獨裁國家與民主國家之間發生的。 美國學者魯道夫•拉梅爾是在早期研究並重視這個主題的學者之一，他寫過關於該理論的大量著作。「民主和平論」根基於理想主義和古 典自由主義的傳統，與之前支配學界的現實主義完全相反。近半個世紀以來，「民主和平論」被廣泛接受，在一些民主國家對政策制定有相當影響。 舉例而言，美國的兩大政黨都支持「民主和平論」。民主黨總統比爾•克林頓說：「保持我們國家安全並維持長久和平的最好方法便是支持其他地區的民主發展。民主國家之間不會互相爭戰。」共和黨總統喬治•沃克•布希說：「我這麼強烈支持民主的原因，正是因為民主國家之間不會互相交戰。」已被美國國會通過的《促進民主法案》（Advance Democracy Act）指出：「民主國家之間的戰爭是非常少見的，而非民主國家之間的戰爭則相當的常見，已經有將近一億七千萬人因為極權政府的政策而失去了生命。」以促進民主來保障世界和平，成為美國外交政策中的重要一翼。 「民主和平論」也是建立歐盟的思想基礎之一。曾擔任末代港督及歐盟高級專員的英國政治家彭定康說：「由於歐盟成立的原因之一便是為了保護自由的價值，所以我們表達這種立場是一點也不會令人吃驚的。同時這也是出自合理的戰略原因。自由的社會通常不會互相爭戰、也不會選擇做一個壞鄰居。」歐盟的一份名為「一個安全的歐洲在一個更好的世界裡」的戰略安全報告亦指出：「對我們的安全最好的保障便是一個皆由制度良好的民主國家治理的世界。」 所以，民主的臺灣與獨裁的中國之間不可能簽署一份具有實質意義的「和平協定」（獨裁國家從來不遵守任何協議和契約），由「兩岸跨海政商集團」一手打造的 「虛假和平」不是兩岸民眾的真正福音。 作者：余杰（中國旅美獨立作家）

新聞余杰：中國知識分子對太陽花學運的誤讀

《六四後遺症下 中國知識分子對太陽花學運的誤讀》--- 天安門屠殺之後長達四分之一世紀，中國知識界患上了的「天安門屠殺後遺症」，其主要表現就是所謂的「反激進主義」的共識。 因被八九民運波及而避居海外的學者李澤厚和劉再複，在一九九五年出版了對話錄《告別革命》，其序言指出：「影響二十世紀中國命運和決定其整體面貌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革命。我們所說的革命，是指以群眾暴力等急劇方式推翻現有制度和現有權威的激烈行動。」兩位作者主張「要改良不要革命」，宣佈要告別法國大革命、十月革命、辛亥革命，以及一切革命。《告別革命》出版後，在海內外引發極大反響，呼應者甚眾，「告別革命」成為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國思想界集體性反思革命史觀的標誌性思想事件。 在思想史上更為深厚的依託，是引入學者林毓生反思「五四」以來的激進主義的觀點。林毓生的《中國意識的危機》一書早在八十年代末就在中國出版，但在當時的文化氛圍中並未引起足夠重視。反倒進入九十年代，在中國式保守主義興起的背景下，深受中國學界青睞。 這一思想、學術乃至公共話語的轉向，並非中國知識界的自發和自覺，而是在「六四」的血泊中，因恐懼而走向鄉願和犬儒的表現。中國知識界一邊標榜溫和、理性、改良、妥協，一邊半推半就地賣身求榮，無視「六四」之後中國社會公義的缺失、專制的肆虐，坦然地接受以「低人權優勢」造就的經濟騰飛的「惡之花」。 在此時代氛圍之下，「天安門屠殺後遺症」的患者，一看到風起雲湧的學生運動和公民運動，第一反應就是「天下不能亂」，進而譴責運動的參與者是暴民、暴徒，並以此向權貴階層獻上投名狀。 同樣是「六四」屠殺，在不同人的身上留下不同的烙印。歷史學家余英時先生童年時代在安徽潛山的舅舅家長大，當年朝夕相處的表妹張先玲就是在「六四」中失去兒子王楠的一名天安門母親。故而，溫文爾雅的余英時怒髮衝冠，從此對共產黨暴政不假辭色。余英時曾經發表公開信譴責旺旺集團對臺灣新聞自由的戕害，此次更是發表《台灣的公民抗議和民主前途》一文聲援「太陽花學運」。 主持《南方週末》筆政多年、其間也受到過中宣部整肅的中國雜文家鄢烈山，此次卻站到了「太陽花學運「和余英時的對立面。 鄢烈山以《我為何不能認同學生的「佔領「行動》一文粉墨登場，文中甚至對余英時使用了惡毒的人身攻擊，「它讓我看到意識形態偏見，如何把一個大師級學者蛻變成智障人士」。為了證明學生運動並不「純潔可愛」和「天然合理」，鄢烈山寫道：「如果不瞭解上世紀六十年代被政客操弄的紅衛兵學生運動，不想反思八十年代末中國大陸那場導致官民『雙輸』的政治風波，他應該記得抗戰前夕的『一二•九學生運動』吧，應該記得抗戰勝利後國統區的『反內戰、反饑餓、反迫害』學生運動吧？不過，那時為奪取政權而戰的中共是在地下領導學生運動，現在民進黨可以公開支持罷了。」 這段論述處處是常識性的錯誤和混亂的邏輯推理。其一，鄢烈山將紅衛兵運動與八九學運並列，前者是毛澤東一手操縱的「奉旨造反」後者是以民主為訴求的學生自發的抗議運動，這兩者哪有可比性？ 其二，鄢烈山自覺自願地使用官方對「八九」學運的命名即「政治風波」，隻字不提中共軍隊對手無寸鐵的民眾的血腥屠殺；他還用「官民雙輸」、「共同反思」等概念，掩飾屠夫與被害者之區別，堪稱顛倒黑白、為虎作倀。 其三，鄢烈山將上個世紀四十年代中共遙控的反對國民黨的學生運動與今日臺灣的「太陽花學運」並列，暗示臺灣學生是民進黨的馬前卒。而親身參與這場學運的陸生蔡博藝在臺灣《蘋果日報》發表了《在台陸生的公民課》一文，文章指出「不是民進黨動員了學生，而是學生動員了民進黨」。 一個年輕大學生的見識就高出老謀深算的鄢烈山許多。我只能說，若非真正的智障人士和五毛黨心態，絕對不會如此胡說八道。那些屁股決定腦袋的人，正施施然地走進歷史的垃圾桶。 作者：余杰 (中國旅美獨立作家)

新聞余杰：威權主義孕育出的「臣民人格」

「太陽花學運」中「反服貿」群體和「反反服貿」群體的對峙，再次凸顯出臺灣是一個分裂甚至撕裂的社會。如果只是一個走馬觀花的外來者，很容易人云亦云地說，這是藍綠對立、統獨對立、本省和外省人的對立。從表面上看，此種論述有一定的道理。但據我對臺灣社會的長期觀察，我不認同這種刻意誤導的既定觀念。 臺灣社會固然是一個分裂的社會，但這種分裂的本質不是省籍、族群和政黨的差異，而是臣民與公民的巨大差距。比如，在本省人中，既有臣民，也有公民；在外省人中，也是既有臣民，也有公民。臣民與公民這兩種不同的身份認同，顯示了兩個世代、兩種人格形態和人生選擇。面對不公義的政治、法治、經濟、文化制度，臣民的選擇是順服，公民的選擇是抗命。 何謂臣民？有臣，必先有君。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秩序為權力分配標準的儒家文化，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大一統觀念為專制制度支撐的皇權體制，打造出了兩千年不變的臣民人格。用香港評論家陶傑的話來說，亞洲人最大的人類學特徵，就是集體的順從（Collective Obedience）。 走進中國的富士康工廠，或河內的製衣工藝廠，景觀都一樣熟悉：二百個男女勞工，分坐在幾十排，坐在運輸帶、機器、或工具之前，每人只做一個動作：縫袖子、紉衣領、或者將一個零件放進盒子裏的一小格子。「亞洲價值觀」的動作機械而重複，與北韓在體育館裏的千人圖案操完全一樣，只是北韓將亞洲人的「強項」用於個人崇拜，如果有一天北韓也「改革開放」，北韓也可以開幾百家T恤工廠。 而在俄國流亡詩人布羅茨基看來，亞洲是一個嚴重限制人權的獨裁制的社會，是一條「精神絕路」，在他筆下的亞洲、伊斯蘭教和韃靼統治，都是關於集體主義的比喻。布羅茨基在與米蘭•昆德拉的一場論戰中，甚至開誠佈公地指出，在中歐還處在專制體制和集體主義意識形態的重壓之下，它應該被稱為「西方的亞洲」。 臺灣固然不屬於中國，但臺灣仍然屬於亞洲。所以，臺灣分享了亞洲的集體主義和專制主義傳統。晚近三十年來，臺灣逐步走向民主化，看得見的憲政體制很快實現了轉換或創建，但看不見的人的精神世界和思維方式卻在相當程度上還停留在昔日的威權體制和文化之下。許多頭銜亮麗的部長、院士、教授、作家，骨子裡仍然是匍匐于君王腳下的臣民，他們與獨裁中國趨炎附勢的「依附型知識精英」一樣，充當著「維穩知識人」的角色。 在「太陽花學運」期間，清大教授兼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副校長劉容生稱讚黑道出身的白狼「說出了社會大眾不敢說的話，打了學生一個學校不敢打的耳光」。交通大學校長吳妍華「向社會道歉」，因為「大學沒有把學生教好」。這些學者都是理工科背景，在專業領域或許有一技之長，但在面對社會政治議題時，立即暴露出了「臣民人格」。 此前，中央大學教授洪蘭在《人間福報》發表題為《丟鞋，不如把鞋穿好》的專欄文章，對大學生的公民抗命運動口誅筆伐，並以一副為人師表狀宣告：「我們有責任教孩子明辨是非：踹部長的門、噴紅油漆、丟臭鞋，這些是暴力行為，都是不對的。」這段話看上去道德高尚、義正詞嚴。遺憾的是，這位教授出版的劣質譯著遭到讀者的抗議浪潮，出版社認錯並承諾收回退貨。而作為譯者的洪教授卻拒絕公開道歉，她早已失去了以身作則的公信力，哪裡還有教別人「明辨是非」的資格呢？ 洪蘭教授將像扔鞋這樣的民眾抗議行為提升到暴力的層面上，聲稱：「台灣是個有法治的民主國家，訴諸暴力是自貶身價，而且暴力並不能解決問題。」她只差沒有譴責扔鞋的學生是「暴徒」了。要是早知道扔鞋的始作俑者清大學生陳為廷會成為「太陽花學運」的領袖，不僅扔鞋，而且佔領國會議場，「暴徒」之說或許早就脫口而出。 其實，扔鞋是一個象徵性的抗議行為。一般情況下，鞋子大都打不中對象；即便打中，對方也不會「傷筋動骨」。以暴力來形容之，實在是言之過甚。 如果説扔鞋是一種「不可接受的暴力」，那麼，殘民以逞的縣長劉政鴻強行拆除民宅，逼死戶主之後還要硬闖死者靈堂；軍隊裡的一群長官將無辜的士兵洪仲丘淩虐致死，並上下串通、掩蓋真相；剛愎自用的總統馬英九不顧主流民意的反對，續建核電廠，讓全民生活在核災的陰影下；血債累累的黑幫頭子張安樂衣錦還鄉、呼風喚雨，視法律如同虛設；權力無邊的特偵組監聽國會電話，宛如一出臺灣版的「水門事件」……這一切的一切，難道不是更可怕的暴力嗎？ 在「太陽花學運」中，員警過度使用暴力驅離沖入行政院的學生和市民，造成上百人受不同程度的人身傷害。在臉書上，我看到許多鮮血淋漓的照片，人們驚呼，一夜之間回到美麗島事件的場景；美國《時代》週刊在報導中指出，「太陽花學運」是「臺北之戰」，顯示出臺灣年輕人對中國的憂慮，更稱這場流血運動，讓人想起發生在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就連一些身在員警家庭的小學生生，也當面質問父親：「爸爸，你為什麼要打那些善良的哥哥姐姐呢？」 這才是應當譴責的暴力。真正的暴力是國家暴力。首先，統治者手上掌握了軍警憲特等鎮壓機器，以及嚴密的監控體系。與之相比，民眾反抗國家暴力的手段和資源相當有限，兩者處於不對等狀態。掌權者運用國家機器對民眾施加暴力，臺灣有「二二八」屠殺，北京有「天安門」屠殺，一旦掌權者發號施令，瞬間便血流成河、哀鴻遍野。即便是作為成熟的憲政共和國的美國，六十年代民權運動此起彼伏之際，政府也曾多次使用武力鎮壓，造成一定的人員傷亡。所以，監督和控制政府對公民亂用鎮壓機器，才是獨立知識份子不可推卸之責任。 其次，掌權者通常掌控龐大的文宣機器，輕而易舉地將反抗者妖魔化為「暴徒」。國共兩黨共同發展出一套「暴民敘事學」，成為其「反動的修辭」的重要組成部分。比如，多年來，國民黨一直抹黑反對運動，在其控制的媒體上將街頭運動的參與者描述成如狼似虎的「暴徒」，偏偏迴避鐵的事實：「二二八」屠殺的劊子手是誰？江南案、陳文成案、林宅血案等暴力事件的幕後元兇又是誰？共產黨更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將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抹黑為「反革命暴亂」；近年來最為溫和的「零八憲章運動」和「新公民運動」，也被歸入顛覆的行列。 在此情形下，如果你不願乖乖地當跟螞蟻一樣可能被統治者隨意踩死的「臣民」和「順民」，你就是桀驁不馴的、「破壞安定團結大好局面」的「暴民」和「暴徒」。如果在統治者眼裡，滿街皆暴徒、遍地是敵人，這樣的政權，若不是赤裸裸的「暴政」，什麼才是「暴政」？ 原以為，臺灣解嚴以後，「暴徒製造法」已遁入歷史。殊不知，這一套白色恐怖時代的宣傳術，又在洪蘭教授的筆下「起死回生」。洪蘭和她的同路人宣稱，扔鞋不能扔出光明的未來；但是，公民不服從運動的真義就是，每一隻鞋都是一張不可輕侮的選票，讓當權者及其御用文人心驚膽戰。 作者：余杰 (中國旅美獨立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