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政治哲學家之一，漢娜•阿倫特(台譯：漢娜鄂蘭)認為公民抗命乃是拯救共和的最后手段，她強調政治行動的戲劇性、奇跡性格，認為政治實踐的活力特別顯現於某些非凡的偉大時刻。針對六十年代美國大學生和民眾反對越南戰爭、拒絕服兵役的社會運動，阿倫特專門撰寫了《公民不服從》一文來聲援和推廣之。

公民不服從會在何種社會背景下出現？阿倫特結合當時美國社會的情形論述說：「當一個國家既有的制度不能正常有效地運作，它的權威已完全喪失時，非常時刻當然就出現了。而在當今的美國，正是這一非常時刻將自願結社轉變為公民不服從，將異議變成抵抗。」阿倫特將此種「非常時刻」定義為「共和的危機」。

這種「共和的危機」，並非美國所獨有，幾乎曾經出現所有的憲政民主國家中。憲政民主從來就不是一勞永逸的，需要不斷地修正和磨礪。阿倫特指出：「當為數眾多的公民都相信，正常的變革渠道不再通暢，冤屈將無法上達天聽、洗刷昭雪時，或是相反，當政府……堅持那些其合律性和合憲性遭到嚴重質疑的行為方式時，就會發生公民不服從。」她進而更具體地揭示了產生共和或憲政危機的根源：「代議制政府本身面臨危機，這部分是因為隨著時間的流逝，它已經喪失了任何允許公民實際參與的制度，還有一部分是因為，它現在受到政黨體制所遭受的弊病的嚴重影響：官僚機構化和兩黨除了黨派機器以外不代表任何人的傾向。」發生「太陽花學運」之時，代議制失靈的台灣，正是呈現為此種情形。對於執政黨的胡作非為，人們普遍陷入無力感，對用選票彰顯公民權利感到失望。

毫無疑問，公民不服從對穩定的公共世界之維繫構成了威脅。但阿倫特從「契約論」的角度論述了公民不服從的合法性。她認為，公民不服從是美國歷史悠久的公民結社傳統的一種體現，即「自由人的自願結合」。托克維爾說過，少數人聯合行動，形成一個有組織的少數派，才能夠反對多數的暴政。阿倫特的論述堪稱是對托克維爾思想的進一步闡發：「美國的法律精神，是社會契約的產物。關鍵在於，根據美國的前革命經驗，這種一致同意並非單純虛構，從‘五月花號協議’到十三個殖民地的聯合，人們制訂了大量的條約和協議。洛克系統闡述了社會契約論，據說它解釋了公民社會的原初開端，在一個邊註中，他表明了實際上他心中的模型是‘鴻蒙開初，舉世皆美洲’。」

在美國建國之初，國父們便堅信，政府與公民之間是一種契約的關係，一旦政府破壞契約，公民就有權「反政府」。阿倫特指出，公民不服從不僅是公民個體的「良知不服從」，更是一種群體性的政治行為：「作為二十世紀有意義的公民不服從，是由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來實踐的。有組織的少數，他們通過一致意見，而非一致的利益結合在一起，並且決定反對政府的政策。」是故，公民不服從這一政治運動本身，也是以契約或者說自願結合的方式達成的。」他們的一致行動來自彼此的協定，正是這一協定使得他們的觀點堅定可靠並且令人信服。」而這一點正是當年美國的反越戰運動（包括今天台灣的「太陽花運動「）與中國的絕大多數「群體性抗 議事件」之間最大的區別：後者更多關切受到權力損害的個體利益或特定群體的利益（比如被侵佔的土地、房產等），而非捍衛更高的價值和理念。

沒有契約，民主就無法達成，社會秩序也就無法維繫。如果政府是契約的破壞者，那麽公民抗命就是契約的修補者。也就是說，政府的作為是負面的、破壞性的，公民抗命的作為乃是正面的、建設性的。阿倫特特別注意到公民抗命對朽壞的、失效的憲政體制的修補作用：「公民不服從既適用於對現狀必要的和可預的變革或者維 護與恢復——維護由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權利，或者使政府中的權力恢復均衡。」以此來考量「太陽花學運」，學生佔領立法院之舉，並非如當權者所指責的那樣 「摧毀了人們對立法機構的信心」，而是將被「三十秒法案」玷汙的立法院從聲名狼藉中救拔出來。

既然公民抗命是對契約的恢復而非顛覆，那麽公民抗命理應受到憲法的保護。這是阿倫特的遠見卓識：她發現，美國憲法的第一修正案保護的只是言論和出版自由， 根據最高法院的判決，第一修正案並沒有使得行動享有和言論一樣大的自由空間。而「行動」是公民不服從的重要特徵，「行動」也需要在憲法層面得到保護。所以，第一修正案需要加以「再修正」或拓展。阿倫特認為：「如果說有什麽東西迫切需要一項新的憲法修正案，並且也值得為之相伴的麻煩付出代價，那當然就是公民不服從。」她甚至說：「在憲法中為公民不服從找到一個適當的位置，是一件具有重大意義的事情——或許，其重大意義甚至不亞於將近兩百年前確立憲法自由這件事。」可惜，她的這一呼籲未能在美國政界和法學家引起廣泛的認同，至今第一修正案的範疇亦未能得到延伸。

對阿倫特的思想有精深研究的台灣學者蔡英文指出，阿倫特的政治觀念蘊含公民政治實踐的抗爭，即「反叛之政治」。阿倫特的政治思想最具原創性的貢獻，在於 「重新發掘公共領域」。她認為，政治不是特別指向政治家的作為，而是指一般人在其生活世界中對公共事務的關心，以及透過實際言行的踐履，跟其他人相聯結，共同實現公共事務的具體理念。在此意義上，參與太陽花運動的學生和市民，正是恢復了作為政治最原初意義的「公共性」，以及人作為公民身份的實踐之生活及其體現之存在意義。可以想像，如果阿倫特來到此時此刻的台灣，親眼目睹太陽花學運，她一定會讚揚此一運動符合她對政治的闡釋：所謂政治，就是政治行動的言行 的自我彰顯，以及個人的公民的同儕的身份，在互相尊重與公共關懷的聯繫中，形成自發性的公民結社，凝聚公民之政治權力，開創另一公共世界或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