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然

投書這個總統不懂外交

馬總統用行動證明我們常講的一件事，那就是「英文好不等於有國際觀」。 馬總統上任以後，政府的負面消息不斷，乃至他任命的閣揆要將選前宣稱的「馬上就會好」改成「馬上漸漸好」。他本人則自以為幽默地說，他姓馬，所以比較倒楣，一副不知「馬上就會好」是誰自己說的一樣。有人說，我國現行憲法體制是雙首長制，所以內政績效不彰是閣揆的問題，總統是第二線的。全世界雙首長制的國家很多，我國當年修憲是抄襲法國第五共和的。一般公認法國第五共和的總統掌握外交與國防，台灣的現任總統在這兩的領域的表現如何？ 馬總統上任之後，國際間對他親中反日疏遠美國的疑慮就沒有間斷過。台灣過去六十年來一直與美日兩國的站在同一路線，馬總統上任後卻似乎有一面倒向中國一方的傾向。在釣魚台事件上，他放任閣揆採取對日「不惜一戰」的高姿態，令日本朝野憂心台日關係日漸疏遠。而向來最重視對台軍售的美國，竟然會凍結賺取台灣人鉅額款項的機會，許多證據都指向馬政府自己要負責任。 華人一向有看大不看小的毛病。連美日兩大強國的友誼都不在乎了，就別說「黑朋友、小朋友」了。竟然有人出訪前會透過發言人在主要媒體上說他之所以搭民航機出訪，是為了要避免讓友邦要獅子大開口的：「總統府發言人王郁琦表示，近來國內外經濟環境惡劣，政府應當用不省、當省不用，搭乘中型包機訪友邦，可避免給友邦人民台灣凱子外交的錯誤印象，不只此行節省三千萬元經費，後續推動外交談援助時，也可以避免不必要的需索。」（2008.7.23《聯合晚報》）這話表面上有道理，但稍微有腦子想一想，就知道犯了大忌：對東道主充滿惡意與負面想像！「凱子外交」一直是國人的痛，也多有不滿。總統要改變「凱子外交」的路線很好，也值得去做！但很多事「可以做不可以說」！別人可以揣測，你自己不可以說！這些友邦在台灣沒有使館嗎？他們的外交官沒有人負責剪報翻譯好傳回國內嗎？你若是這些友邦的外交部人員，收到外館傳回來的剪報，說對方要來的這個總統說你的國家很壞，要想辦法防止你作怪，你怎麼想？怎麼會有人想要去別人家中作客，明知對方會知道，還要事先把對方醜化一番？ 台灣目前只有23個邦交國。在馬總統「外交休兵」的政策下，不會增加；但在他這種擺明看不起友邦的心態下，卻可能多丟幾個本來可以不用丟的友邦！在這種會講英文，卻沒有國際觀的總統領導下，台灣的外交前途堪虞喔！

投書意識與意識形態

泛藍人士喜觀給陳前總統扣帽子，說他以「意識形態」治國，許多不明就理的人也就跟著人云亦云。這其實反映出他們對社會科學不夠了解！ 意識(idea)是什麼？意識形態(ideology)又是什麼？在談意識形態對台灣政治的影響之前，我們必須先搞清楚定義！ 簡言之，意識是每一個個體對世界事物的觀念，意識形態是官方藉由社會化機制（如學校、宗教、媒體）灌輸給個人，強迫個人相信的一套價值觀。（這個題目很複雜，有興趣的網友可以先讀吳長憲的一篇文章http://blog.roodo.com/myreading/archives/3818433.html） 當我們在談民進黨的意識形態之前，首先要檢討的是國民黨從1945年以來強迫台灣人民接受的意識形態到底合不合理，其次要問民進黨在意識形態的競爭上，有沒有合理的立論，成效如何等等。 很多人把意識形態看得如狼似虎，卻不知道反對意識形態這種想法，本身就是一種意識形態，而且是一種既保守又反動的意識形態。站在意識形態中反對意識形態，其實是荒謬而不自知的！ 意識形態之爭，是一種典範遞移（paradigm shift），其中牽涉到很多信念的改變。古所以為不可動搖者，於今實為荒謬；今所以為然者，明朝已不復在爾

投書陳前總統的歷史定位問題

陳前總統是台灣第一個非國民黨籍的總統。由於他執政後期的紛爭與下台後的官司，主流媒體刻意醜化他，也成功地促成了泛綠人士普遍有想要迴避他的心態。然而他執政的八年間，一些歷史功過成敗都是我們不能視而不見的。   面對陳前總統，我們應該給他一個公平客觀的定位，而不是率爾挺他或反他。 陳前總統是民進黨第一位執政的總統，也是實踐民進黨進步思想政治理念最主要的一位，其歷史定位應該從這裡切入，至於他個人的道德問題，是比較次要的。 陳前總統的重要性主要應該放在他任內民進黨進步思想政治理念的發展（包含進步與妥協），作為未來展望的基礎。陳前總統是所有討論民進黨發展的知識分子，不可迴避的問題。由於統媒的操作，以及陳前總統對自己黨內同志的流彈四射，使得不少泛綠的朋友一想到陳前總統就心煩，巴不得迴避對他的討論。我們必須強調的是，平心而論陳前總統任內，民進黨不是一事無成的（儘管他有些妥協是我們反對的），否則也不會從2000年未滿四成的得票數，上揚到2004年過半的得票數（兩顆子彈絕對沒有這種力量）！反過來說，他也不是很傑出，他的很多做法是失敗的。不必因晚近幾年來的紛亂而貶抑陳前總統在實現民進黨理念方面的努力，也不必基於同情而過分高估他的成績。 冷靜客觀地對陳前總統任內成就做一個公道的分析（他繼承了什麼、他創造了什麼、他實踐了什麼、他又是在哪些地方失敗），我們才有重新出發的基礎！

投書戲劇政治學

以戲曲搞統戰，是中國共產黨的強項，也是中國國民黨當年在中國失敗的原因之一。因此，中國國民黨在台灣對這個方面控制得特別厲害。蔣經國的政戰學校戲劇系，在台灣的演藝界就有很大的作用。很長的一段時間，除了北京話的節目外，各族群的語言是受到壓抑與貶抑的。而戲劇的主題大多是愛大中國，或者是歌頌英明偉大的統治者與官僚的（例如：「包青天」）。 李登輝時代，八點檔連戲劇開始以河洛語發音，許多外省籍的演員也開始講河洛語，有些學不來的，則跑去示威抗議。陳水扁時代，公廣集團拍了不少河洛語、客家語、原住民語言的好節目。大愛電視台的連續劇則是根據慈濟人的真人真事改編，非常吸引人（個人最喜歡的是「草山春暉」）。馬英九時代，我們很快發現，北京話的節目比例突然暴增（最具代表性的應該是：「光陰的故事」，主題是五年級眷村子弟的回憶），八點檔連續劇只剩下三立與民視還是河洛語發音。（這下換河洛語發音的演員沒戲演。）民視的連續劇也常有置入性行銷，常使得國民黨恨得牙癢癢的；三立的節目則比較沒有這個設計。不過兩台的長壽劇都一演就超過一年，品質欠佳，內容也常荒腔走板。 中國電視劇的大清、大明、王爺、格格等系列，內容大多是「奴才該死、主子英明」！看多了會變笨！倒不如看韓國人製播的「朱蒙」，看高句離太祖是怎樣在中國最強勢時期興起的故事！或者看日劇的大河系列，想想日本人怎樣實實在在地開國革新，對比中國敷衍了事的所謂改革！ 針對中國製播的這些以「奴才該死、主子英明」為主軸的歷史劇，我在四年前（2006.3.4）曾寫下這樣的評論： 歷史劇，顧名思義是以歷史上的名人的故事改編的連續劇。由於戲劇能夠引人入勝，所以如果劇本寫得好、找的演員適合，很容易讓人印象深刻。比如說，改編自二月河的名著《雍正王朝》的同名連續劇，就使得許多觀眾對清世宗有截然不同以往的觀念。 然而，近年來的歷史劇，往往有一個謬誤，就是：一人英明。也就是說，高舉一個人，而且為了這個目的，把其他人寫得都不如此人。而這個人，又往往是領導者。這可是非常危險的錯誤。 以開封府尹包拯（民間稱為包公）的故事為例，他之所以能夠明察秋毫，除了他有過人的細心之外，很重要的是，他有很優秀的幕僚：公孫先生、跟黑社會關係良好的情報網（由南俠展昭所串連的七俠五義），隨時給他最好的建議、最updated跟detail的資訊。包公一個人哪裡能做什麼事，他是因為掌握了很多的資訊，又有很厲害的頭腦幫他分析，讓他可以在正確的時機，做出正確的判斷，如此而已。沒有開封府這群班底，包公也只能抓瞎而已。 電視劇《雍正王朝》比起二月河的原著小說差得更遠。二月河的原著雖然已經過份標舉清世宗的個人能耐，還是非常強調鄔先生這群幕僚的重要性；電視劇為了拍當時中共總理朱榮基的馬屁，把雍正化妝得好像不需要任何人的意見就可以展現個人的英明。其實，清世宗之所以能夠極其英察，除了個人不眠不休的在公文上找錯誤之外，很重要的是他把他老爸清聖祖康熙皇帝所建立的秘密奏摺制度發揮得更淋漓盡致，讓一定層級以上的官吏都可以給他寫信，而且他也非常仔細的回信，所以可以掌握各地的資訊，而不被官僚制度給蒙蔽。如果沒有這群臣子的協助，他想要做什麼改革，其實也都是不可能的。 一個領導者之所以看起來英明，主要是能從各方得到幫助，而不是自己關起門來喊爽的。

投書教育與黨國復辟

教育與黨國復辟自古以來，教育與統治行為就密不可分。事實上，教育也是一種統治工具！任何一種統治行為，如果沒有社會上多數人的認同，就不可能安然無恙不被推翻。因此，統治者無不注重政治社會化的工作，而政治社會化的關鍵，就在於教育。阿圖塞將國家機器分為兩種：國家暴力機器（軍隊、警察、特務、法院...），以及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教育、媒體、戲曲...）。 歷史制度論告訴我們，國家的體制可以一夕改變，而意識形態卻至少會維持一個世代。 我們目前經歷的，是黨國意識形態的復辟。國民黨政權統治台灣，除了精擅國家暴力機器，在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上也發揮得淋漓盡致。李前總統的12年，以及陳前總統的8年，開始在教育上注入新的思維，但遭逢的抵制可謂十分激烈。馬英九上台後，黨國體制開始復辟，對於教育也大力控制。而在過去20年來抵制台灣意識最積極的黃光國、余光中等人，嫌這樣做還不夠，想要把現任的教育部長鄭瑞城拉下來，並且要教育部「盡快成立負責全國課程綱要的『國家教育研究院』，明確規劃未來教育走向，同時應重視國語文與儒家思想，力爭中華文化的詮釋權。」（http://news.gpwb.gov.tw/newpage_blue/news.php?css=2&nid=87059&rtype=3）

投書假「中立」之名，行扼殺言論自由之實

台灣有一個弔詭的現象，那就是經常引進西方優良的法制，卻將這樣的法制扭曲成為與其立法精神背道而馳的怪物。最近通過的「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以下簡稱「中立法」），以及即將在「教育基本法」中加入的「教師中立」便是很典型的例子。 拜「高級外省人」范蘭欽之賜，原本被立法院連續五次踢回考試院的中立法草案，終於在今年5月19日通過立法，使我國可以有一個法制來要求文官體系「依法行政、執行公正、政治中立，並適度規範公務人員參與政治活動」。行政中立本來就是政黨政治的必要條件，也是現代民主國家不可或缺的公務倫理。然而不要急著鼓掌！中立法第17條第3項赫然夾帶了一群適用對象：「公立學術研究機構研究人員」！本來按照現行考詮法規，公務員最廣泛的定義是「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人員」（國家賠償法第二條第一項）。司法院大法官釋字308號解釋：「公立學校聘請之教師不屬於公務員服務法第24條所稱之公務員。惟兼任學校行政職務之教師，就其所兼任之行政職務，有公務員服務法之適用。」也就是說，沒有兼行政職務的公立學校教師，不是公務員。但現在的「中立法」，卻把沒有行政權的他們也囊括在內。他們因此將不得從事以下行為：主持集會、發起遊行或領導連署活動、在大眾傳播媒體具銜或具名廣告、公開為公職候選人站台、遊行或拜票（中立法第9條）。 更有甚者，立法院在通過中立法時附帶決議要求教育部研擬教育基本法修正草案，將教師中立條款納入。如此一來，原本跟公務系統沒有關係的私立學校教師也將受到限制。     不難想見，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可能再也看不到有教職跟研究員身分的知識分子帶領整個時代挑戰霸權。新版集遊法限制人民的腳，中立法跟教育基本法又限制人民的嘴，台灣的言論自由嚴冬已到，國民黨政權的復辟大業已經鞏固！有識者不要只知道憤慨，還要懂得如何破解才是！   --- 針對這個主題，可以參考以下幾篇文章： 林萬億<教師戒嚴開始了嗎？>，中國時報2009-6-10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41539 施達爾＜行政中立法矛盾、違反人權 ＞，自由時報2009-6-17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9/new/jun/17/today-o5.htm 周秋玲<回應16日詩達爾一文＞，自由時報2009-6-18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9/new/jun/18/today-o10.htm

投書荒謬的馬政府

馬英九政府很有趣，一面鼓勵貪婪與淫亂，另一面砸錢推動有品運動，卻沒看見其中的矛盾！ 馬政府先是準備設置博弈特區，讓賭博合法化[註1]；又研議設置紅燈區，讓嫖妓合法化。前者鼓勵貪婪，後者鼓勵淫亂，理論依據都是人性無法管制，若此說真有道理，那應該效法日本殖民政府，設置毒品特區，經營轟趴賣搖頭丸才是，順道也請設置飆車特區、BB彈生存遊戲區....，反正人性本惡，管亦無用，不是嗎？ "台灣有品運動"的預算高達１２億，而閣揆劉兆玄今天才在哭窮[註2]。原來亂花錢也是有品哦！更了不起的是，這個運動的代言人講出來的話跟紅綠燈一樣是參考用的。原來說話跟放屁一樣也是有品？ 博弈特區、紅燈區，還有有品運動，其實背後都有同樣的邏輯：金錢至上！政府只要能收得到錢，人民賭博和嫖妓都OK；你說這樣會道德淪喪？怕甚麼！只要有錢，政府就可以搞新生活運動啊！雞生蛋、蛋生雞，若循環然！

投書馬政府棄守國際戰略，台灣陷入險境

面對中國的崛起，亞洲周邊國家大感威脅，除了一面與中國保持互動外，另一邊也大多暗自發展力量，嚴加防範。陳前總統時代，台灣與這些國家取得聯繫，並積極部署，乃成立台俄、台印、台蒙、台藏及台亞協會等雙邊組織。「扁政府將其視為對中國戰略包圍，有其強烈的政治意涵。」(蘇永耀<鎖在中國 活路外交走入死胡同>，自由時報2009-06-21)為了加強彼此的了解，當時教育部更將這些國家列入重點交流對象，鼓勵全國大學院校派出師生前往交流，並爭取這些國家的師生前來台灣學習華語，或開設專班給他們學習。 然而，馬英九政府上台後，一面倒向中國，卻將這些防禦工事廢棄。「台蒙交流協會...馬政府上台後，協會不被官方認可，幾已停止運作。台灣與中亞細亞文化經貿協會...這幾年也形同停擺。...台灣、西藏交流基金會...在馬政府刻意疏遠並拒絕達賴來訪後，也等於宣判該機構命運。...台俄協會與台印協會不再扮演為兩邊官方穿針引線的二軌角色，改以推廣雙邊經貿為主軸。」(蘇永耀<馬政府顧忌中 外交雙邊組織停擺>，自由時報2009-6-21) 連蘋果日報的社論都忍不住要批判馬政府「不能像現在這樣一面倒向中國，必須要同時建立多極平衡，例如與美、日、歐盟構築多元廣泛的各類積極關係，包括民間關係。現在這種台式單邊主義，只倒向中國而疏遠美日，或消極維持美日關係的做法，愚蠢至極，也危險至極。」（<蘋論：馬英九危險的單邊主義>，蘋果日報2009-6-22） 兵法有云：「能柔能剛，其國彌光。能弱能強，其國彌彰。純柔純弱，其國必削、純剛純強，其國必亡。」（三略。上略）一味地柔弱退讓，是不足以保障國家安全的！馬英九總統上任後，台灣除了與中國關係改善外，與美日和環中國周邊國家的關係都有倒退的趨勢，一旦中國翻臉，台灣必陷入極大的險境之中。

投書台灣是否會叛逃擁抱中國？

去年五月章家敦先生在Forbes雜誌發表了一篇文章，質問〈台灣是否會叛逃擁抱中國〉？ Will Taiwan Defect to China? http://www.forbes.com/2009/05/21/taiwan-defects-china-opinions-columnists-asia-security.html 馬英九於本週三在其就任周年記者會宣稱自己的第一年任期「成果豐碩」。...他最顯著的成就是讓這個島上的共和國與中國之間的關係有顯著的改善。...在馬的第一年任期內，共與北京簽了九個協定。...看起來兩邊在幾個月內將會達成一個包含甚廣的經濟合作架構協定（ECFA），甚至會達成一個「和平協定」。 乍看之下，美國似乎應該對馬英九與北京之間的「外交休兵」（"diplomatic truce"）感到高興。馬英九的前任、具有奇魅力量的陳水扁因其帶著獨立用意的各種動作使華盛頓和北京都心煩意躁，使美中關係日趨複雜。馬氏則以靈巧的手法，把台灣從世界的熱點（hotspot）中除名。和平突然蒞臨台灣海峽兩岸。 那近來的發展到底有哪些令人不喜悅的呢？很不幸，多得很！馬政府之所以能夠在兩岸關係中有如此快速的進展，是因他把民國的主權拿去妥協。例如，台灣政府此刻正在參與世界衛生組織的活動，而這個組織對本島的稱謂竟是「中國（的台灣省）」。這是馬英九對北京做了關鍵性退讓的徵兆。 馬英九說他沒有投降中國的意圖，口口聲聲說「不統、不獨、不武」。儘管他真的不太可能降格去當中國第34省的行政長官，在連戰所領導的國民黨中確實有一些人很明顯地想要和他們所謂的「祖國」統一。各種資料顯示，在媒體上上相的馬英九對他所屬的政黨並沒有控制力，而該黨的許多鷹派人士之所以容忍他，只因 為他是國民黨中唯一可以贏得總統大選的人物。 儘管馬氏不尋求統一，卻把他的國家往那個方向推進。他所倡議的協定，以及他盤算要簽定的協議，會把經濟上的槓桿交給北京，這無可避免地將會弱化台灣對中國統治的抵抗能力。據悉，他不斷拒絕將與中國簽定的這些協定交給台灣的立法機關審議。拒絕這麼做，是對民主規範的蔑視，尤其這些協定不是台灣政府對中國政府談判出來的，而是兩國的執政黨之間私底下協議的，而且簽字的還是非政府組織［譯者按，指海基會跟海協會］。 拒絕經法定程序正式批准，很不幸的，正是台灣民主被侵蝕的一個徵兆。首先，馬總統著手進行邁阿密大學的June Teufel Dreyer 所講的「越界整肅反對者行動」(across-the-board-purge-your-opponents effort)，第一個遭殃的是陳前總統，然後按著前朝官員花名冊一一點名。 更有甚者，馬藉著限制集會遊行的權利、恫嚇公民以及對媒體施壓，已經把台灣的民主機制掏空。有些台灣人甚至害怕國民黨將會取消2012年的總統大選，隨著時勢演進，這樣的擔憂已經越來越不像是一黨一派的誇張用語，而是社會普遍認知的憂慮。 這個執政黨不但退回到其大中國的根源，甚至其列寧主義的色彩也恢復了。美國歷屆政府都擔心北京會在未經台灣人民同意的前提下，擅自改變台灣的政治地位。但直到今日，還沒人想到，會這樣對待其自己的人民的，反而是台北的政府。國民黨的親中派知道台灣人絕對不會願意以任何形式與中國達成政治統一。儘管台灣大部分的民調是值得懷疑的，目前為止絕大部分的民調都顯示，自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以及願意與中國統一的，都在個位數，而且還有往下掉的趨勢。所以，外省死硬派唯一可以讓台灣變成中國一部分的方法，就是先把台灣的民主毀掉！ 然而華盛頓迄今為止，對這個令然擔憂的發展仍未置一詞。這種不聞不問的作法基於以下這些原因，不可不為是一種錯誤： 第一、中國的權威主義與日俱增，而台灣卻是對全世界自由人民的一種鼓舞。 第二、美國的亞洲政策是建立在對日本的保護上。只要瞄一眼地圖就會知道，台灣守護著日本列島的南端。一旦台灣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美國要防衛日本可就難了！ 如果五角大廈沒辦法保護日本，南韓將會投降，且必然會若入北京的圈套中。失去了這兩個正式的盟友，美國就會被逐出亞洲。台灣是使美國能繼續在這場賽局中生存的關鍵所在。 第三、把台灣讓給中國，無疑將會鼓舞北京擴張領土的野心。中國特別想要把主權的行使範圍擴張到日本以及五個東南亞國家的大陸礁層。不可思議地，北京表現出一副把整個南中國海當作是自己家的內海一樣的態勢，因此屢次與其他在這片國際水域上行使自由通行權（飛航、航行以及潛水艇經過）的國家起衝突。捨棄台灣只會讓中國更加好膽，更有信心也更加粗暴地行使其主張。把台北的領土主權交給北京，是在讓北京在法律上其實不太站得住腳的地位得以強化。 最後，失去台灣是向美國在這個區域以及全天下的盟友、朋友和仇敵發出一個可怕的信息。因此，若北京把台灣整個吞了，我們損失慘重。而這件事，很不幸地，在馬英九的第二年任期開始時，看起來越來越有可能發生！ 作者簡介：章家敦著有《中國即將崩潰》一書，並且替Forbes寫專欄。 Gordon G. Chang, 05.22.09, 12:01 AM EDT An outbreak of peace across the Strait could be dangerous.

投書一中兩黨

2009年11月5日的《每週準則》有一篇〈一中兩黨〉講到當前國共合作，很值得一讀！茲摘譯其重點如下！ Michael Goldfarb 〈一中兩黨：北京與台北看對眼的地方〉 《每週準則》 2009年11月5日, 14卷,  32期 http://www.weeklystandard.com/Content/Public/Articles/000/000/016/453citgp.asp?pg=1 http://www.weeklystandard.com/Content/Public/Articles/000/000/016/453citgp.asp?pg=2 台北訊 1958年10月，共黨中國每天朝金門發射數千發砲彈，標的是駐紮在這個距離大陸僅有兩英哩遠的小島上的國府軍。這個島成了冷戰的起火點。美國艾森豪政府擔心中國即將在砲擊之後攻占金門，並俘虜駐紮在那個島上數萬名的國府軍。國務卿杜勒斯緊急趕往台灣，與蔣介石商議把國府軍隊完全撤出金門。 根據陶涵（Jay Taylor）的新書《蔣介石傳》，蔣介石隨即向其在北京的敵人傳遞一個消息：如果對方不停止砲擊，他將被迫「按著美國人的希望去做」，杜勒斯離台的第二天，中共即宣布雙打單不打的新策略，讓國府軍可以在單日進行補給，並結束這次的危機。紅色中國的第一任總理周恩來，後來告訴季辛吉，毛澤東的共產黨和蔣介石的國民黨曾經「攜手合作使杜勒斯的努力受挫。」杜勒斯敦促要進行的金馬撤軍計畫，是美國大戰略中的一環，目的是要讓台灣跟中國永遠分離開來！［譯註１］ 五十多年後，美國官僚謹守一個中國政策，唯恐對北京有所冒犯。然而中國國民黨跟中國共產黨仍舊合作，要使那些想要使台灣跟中國分離開來的努力受到挫折。現在扮演這個（分離主義）角色的，是台灣的民主進步黨。 民進黨領袖陳水扁於公元2000年獲選成為台灣的總統，是台灣史上第一次民主政權轉移；但兩任任期結束後，陳氏身陷囹圄，其所屬政黨則任人宰割。陳水扁任內推動從中國疏遠的「漸獨」政策，引起台灣海峽的緊張，並且被北京和華盛頓冠上麻煩製造者的頭銜。陳氏在營造台灣人不是中國人的認識、以及認同本土這方面的努力比較成功，但是國民黨所控制的國會卻阻撓了他所想要推動的議程，而貪污的醜聞則使他的行政團隊像是遭到瘟疫一樣，這都使民進黨在他八年執政期間難有作為。 2008年台灣總統大選，國民黨的候選人哈佛大學畢業的前台北市長馬英九，輕易地擊敗了民進黨的候選人，因後者無法與不受歡迎的現任總統保持距離。馬氏信誓旦旦說，在其任內不會與中國談判統一的議題，但他擴大與中國交往的主張，以及對一個中國政策的堅定支持，在在使得反對派人士質疑他是否會致力維護台灣主權。在競選期間，馬氏不得不宣稱他不是中國人，而是「台灣人」［譯註２］（某位民進黨籍國會議員斷言馬氏其實是在中國出生），並且將來要埋骨在台灣。在民進黨執政八年之後，連國民黨官僚都必須迎合台灣國族主義的情緒，以便得到選票。 馬氏在去年五月宣布就職後，推展一種被批評為「漸統」的政策。過去一年來，國民黨藉由取消台灣人對中國投資的上限、建立該島與大陸之間的直航（每週一百架次的包機往返於台灣的國內機場與上海之間）、開啟與北京之間的「經濟合作架構協議」談判等工作，致力於深化海峽兩岸的連結。 表面上，國民黨的交往政策已經有點成就。直航對台商而言一直是一種恩惠，他們以往得要花上一天的時間，繞行香港或第三國才得以抵達其在中國的營運據點。以往是軍事管制區的金門的飛航與渡船服務，也每天為台灣帶來數以千計的觀光客，為旅館、餐廳和其他的服務業部門創造商機。 國民黨辯稱，減少兩岸衝突，可以帶給台灣更大的「國際空間」。自從美國改變其外交承認之後，台灣的國際地位便不斷地受到侵蝕，失去聯合國和其他國際組織的會籍以及邦交國，只剩23個太平洋小島國和拉丁美洲的香蕉共和國承認台灣。（北京只允許各國政府和一個中國保持全面的外交關係。） 馬總統和其他的國民黨官僚堅稱，北京將會展現出一種新的、開明的自利行為，共產黨人現在明瞭只有靠著增加貿易和溫和的態度才能爭取台灣的人心和情感，以防台灣更進一步傾向獨立。但許多官僚也不得不承認，北京之所以突然變得有彈性，其背後的驅力是因為他們懼怕民進黨重新奪回政權。 國民黨新戰略的第一個主要的考驗，在上週北京宣稱將接受台灣以觀察員的名義參加世界衛生大會時出現。如果沒辦法確保北京對這個會籍的支持，對國民黨而言將會是個顯著的挫敗；但馬總統並沒有設法降低國人的期待。很明顯的，在北京發表官方宣告之前，雙方早就達成某種默契。事實上，三個星期前某個國民黨官僚與筆者談話時，就已經用過去式來討論這個決定。 　 今年夏末將會展開經濟合作協議的討論。明年東南亞國協與中國的自由貿易案將會生效。另一個包含日本與南韓在內的自由貿易案也很快就要生效。［譯註３］台灣人很自然地擔心被排除在整個區域間的自由貿易架構之外。國民黨官僚辯稱，與中國間的雙邊協議可以為台灣和其他亞洲國家之間的雙邊協議鋪路，迄今為止這些國家都拒絕與台北談判，惟恐惹惱北京。 反對黨則害怕國民黨會拿台灣的主權去交換這個協議。民進黨為了要組織足夠分量的反對勢力，也在這個國家的農民之間發動一股保護主義的情緒，並且抨擊談判過程不透明。但民進黨在國會中只有四分之一的席位，缺乏可以逼迫馬總統就範的手段。迄今為止，馬氏仍拒絕將這個協議送交辯論或批准。 中國大規模軍事現代化計畫，是兩岸外交的背景。根據台灣情報單位的評估，台灣海峽數十年來的均勢將會在今年年底出現逆轉。中國現在已經有超過一千三百個平台來對台灣發射飛彈，並且有一套精密的防空系統，可以在台灣空軍一離開基地就加以鎖定並橫掃之。 表面上，民進黨跟國民黨都同意需要維持現狀，但中國大量對準台灣的武力威脅，已經改變了一些基本事實，並且有助於形塑一種統一終將不可避免的論調。而更緊密的經濟連結只會使中國更有能力影響台灣的政治辯論，兩岸貿易與投資使台灣業界不願意承受任何進一步的緊張衝突，隨著大陸旅客的流入，台灣經濟的另一個部門也將更進一步仰賴中國的善意！ 五十年前，中國只能藉由砲擊和恫嚇，來回應台灣方面任何挑釁行為；再過幾年，如果台灣反抗中國共產黨，中國將可以利用停止旅客進入台灣、砍掉兩岸飛航，和控制對台投資來回擊。中國即將能夠蹂躪台灣的經濟。如果這樣還不能使台灣就範，中國還能有效地威脅要以武力來奪取台灣。但只要國民黨還掌權，這些手段都是沒有必要的。畢竟，國民黨和共產黨有同樣的目的：一個沒有民主進步黨的（統一的）中國！ Michael Goldfarb 是《每週準則》的線上編輯。 ＿＿＿＿＿＿＿＿＿＿＿ 譯註１：除了金馬在1945年以前是中國領土外，台灣跟澎湖的法律定位有爭議，美方並不認為台澎是中國領土。 譯註２：作者記錯了！馬英九說他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 譯註３：指東協加一和東協加三。

投書政治人物一切的犧牲奉獻都是應該的

去年七月，許榮淑和范振宗不聽民進黨阻止，執意前往中國參加國共兩岸經貿論壇，替國民黨背書。結果被開鍘。許榮淑的反應，跟當年施明德還有許信良幾乎都一模一樣。總覺得這個黨是我創的，我可以要求我的選民跟著我左轉右轉，從反抗國民黨到擁抱國民黨，從反對共產黨到和共產黨站在同一陣線。然而，民進黨的選民比國民黨的選民更忠貞，但忠貞的對象不是領導者個人，而是台灣至上的價值。哪個領導人違背了台灣至上的價值，馬上就被淘汰掉！從另一個角度講，執事者只要秉持愛台灣的心，直道而行，就會和綠軍選民靈犀相通。他的決策就是選民所要的，而違背這樣的方向的人，自然會被選民唾棄。執事者不需要被政治人物綁架。 政治人物之於選民，就像男生之於心儀的女生，一切的犧牲奉獻本來就是應該的。女生在感動之餘，不必一定要以身相許，只要給他們機會就很好了。交往期間如果男生表現不好，甚至有劈腿的現象，女生本來就有將他們一腳踢開的權利。政治人物也一樣，選民投票給政治人物，讓他們有機會呼風喚雨吃香喝辣，就已經回報他們的犧牲了。 我們平常輔導晚輩女生時，不是都勸他們不要找理由合理化對方錯誤的行為嗎？選民對待政治人物也是如此！

投書進步主義的精神是關心社會中的無力者

相較於為少數居於強勢社經地位者謀福利的自由主義而言，進步主義關心的是社會中大多數無力者。這些人不僅在社會經濟地位上較為弱勢，而且為他們發言的知識分子相對較少，自從社會主義走下坡之後更是如此！ 從自由主義的角度出發，會認為只要讓社會上的有錢階級賺大錢，對整個社會就是好的；然而，在全球化時代，資本家比以前更不在乎社會上大多數被雇傭者，而是去尋找更廉價的生產公式，至於社會責任，則不是他們關心的。以目前台灣的情形來看，這一年中有多少正職人員被解雇，而另以臨時雇員的方式填補勞動需求！若從自由主義的角度來講，這些都是不得不然；但從進步主義的角度來講，卻是明顯的不正義！自由主義講究效率；進步主義講究公義。千萬別忘了，社會經濟地位弱勢者，跟社會經濟地位強勢者一樣，都是這個國家的公民、這個國家的主人。只為少部分的公民謀福利，忘卻大多數公民的利益，是極其偏頗的！ 很無奈，李文忠相較於為少數居於強勢社經地位者謀福利的自由主義而言，進步主義關心的是社會中大多數無力者。這些人不僅在社會經濟地位上較為弱勢，而且為他們發言的知識分子相對較少，自從社會主義走下坡之後更是如此！ 從自由主義的角度出發，會認為只要讓社會上的有錢階級賺大錢，對整個社會就是好的；然而，在全球化時代，資本家比以前更不在乎社會上大多數被雇傭者，而是去尋找更廉價的生產公式，至於社會責任，則不是他們關心的。以目前台灣的情形來看，這一年中有多少正職人員被解雇，而另以臨時雇員的方式填補勞動需求！若從自由主義的角度來講，這些都是不得不然；但從進步主義的角度來講，卻是明顯的不正義！自由主義講究效率；進步主義講究公義。千萬別忘了，社會經濟地位弱勢者，跟社會經濟地位強勢者一樣，都是這個國家的公民、這個國家的主人。只為少部分的公民謀福利，忘卻大多數公民的利益，是極其偏頗的！ 很無奈，李文忠去年五月在《中國時報》的文章〈找回民進黨的兩岸主張〉就是犯了這種錯誤！ 李文忠說：「...開放才是硬道理，應更大步地往自由化、國際化、透明化方向走，鑒於中國在台灣對外經貿重要性，我們必須正面看待與中國的經貿往來。」這種思維看似「硬道理」，其實是相當糊塗的！民進黨做為台灣主要的反對黨，有責任也有義務，要將國民黨刻意遮蓋起來有關一面倒向中國的一切利弊得失全部揭漏開來。香港的經驗告訴我們，中國資本在政治操作下湧入，造福的並不是一般市民，而是特殊利益階級。這一點在一年內也可以很快從台灣的失業率等方面看出來。少數人的股票得利，絕對不等於整體台灣人民的利益。民主進步黨若在兩岸事務上與國民黨同化，只看到優點、大吹法螺，卻沒看到缺點、提出警告，那就是自己棄絕經濟弱勢的選民！ 捍衛絕大部分公民的權益，是台灣派不能失去的志向。沒有公民，就沒有政權。一個為了爭奪政權，可以置大多數公民於不顧的政黨，是該被唾棄的！民主進步黨若想要站在只知道為社會經濟地位強勢者效勞的位置，那是絕對鬥不過國民黨的。民進黨若國民黨化，選民就沒有必要支持她，畢竟copy cat是沒有價值的！

投書「進步」是什麼？

謝長廷在民進黨剛成立時，編纂了一本小冊子，書名就叫做《民主進步黨》。這本書的內容有五大部分：黨綱和黨章的基本精神、黨綱草案全文、黨章草案全文、建黨大事記，以及重要剪報資料。在這本書中，謝長廷對於「進步」這個概念的解釋如下：「進步是辯證的必然現象。...在台灣，物質生活的改善，相對激發更多慾望和衝突，整個社會的活力，都是圍繞著『利益』而動，沒有物質利益的任何活動，都死氣沉沉，引不起社會動力。...新黨的綱領，業已涵蓋世界進步文化的主要精神，新黨執政時，應當時詩進步的政策政綱，在野時，則應該扮演一個進步運動的主流，和阻礙社會進步的官僚體制和公權力進行抗爭，成為團結和保護社會進步思想和人物的堡壘，挽救台灣社會、文化的危機，這才是『進步』政黨的真諦。」（這裡所謂的「新黨」是指「新成立的民進黨」，而不是1993年趙少康、郁慕明等「新國民黨連線」成員所成立的「新黨」。） 「進步運動」應該是從美國的經驗學習而來的。20世紀初到1920年代，美國社會有一群人對於政界只知替大企業謀福利而不知有選民，主要政黨又有腐敗的現象感到不滿，於是有識之士乃起而推展這場運動，他們在老羅斯福總統任內迅速興起，並且在1912年成立「進步黨」，聲勢一度相當浩大。他們推動反托拉斯法，主張政府應對大財閥加以限制；追求社會正義，主張採取政策濟貧，並限制對童工和女工的壓榨；在政治上，他們主張直接民權，推動公投、罷免、創制等制度。（Kenneth O. Morgan, "Progressive Movement", at Vernon Bogdanor et al. eds.,The Blackwell Encyclopaedia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pp. 500-501 ）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民進黨早期的理想，並不只於奪得政權；若研究該黨黨綱，也可以發現處處是檢討國民黨的偏差。民進黨過去在野跟執政時期，有力行這些黨綱的努力，也有一些「修正」或「妥協」，這都會影響到選民對他們的支持力道。過去的歲月中，民進黨是有一些成績的，但也有一些違背「進步主義」之處。此際正逢民進黨再出發的關鍵時刻，尤其應當從「進步主義」的角度出發，深刻檢討，或許可以從這個角度重新找到感動人心的力量。

投書台灣的前途在全球化而不是討好中國

東亞曾經有多次變局，在每一次變局中都會產生新的遊戲規則，這就是「勢」。大勢所趨，順之者昌，逆之者敗。不知大勢而瞎闖者，往往要付出極大的代價。我們很憂心台灣在馬總統的「活路外交」大旗下，會走向違逆大勢的道路。 台灣跟中國距離很近，許多媒體人和學者又抱持著「中國一定強」的情感，因此把中國的成就過度膨脹，認為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只要跟中國抱在一起就會得利。的確，我們面對的東亞局勢，已經不是兩蔣時代的冷戰前期和冷戰後期，也不是李登輝時代的後冷戰時期，而是「全球化時代」。在全球化時代，人力、資本、技術大量且迅速地跨越國界流通，是關鍵所在。中國的崛起，無論和平與否，都是一個不可忽視的事實。然而，中國的人力與資本，與美國相較之下，恐怕還是有難以追上的距離。畢竟中國人排外，而美國還是願意擁抱人才，這一點在全球化時代將更顯出關鍵意義。而人力、資本又是開發新技術的真正關鍵。從毛澤東時代，中國人就想要「超英趕美」。在全球化時代，中國要「超英」或許做得到，「趕美」是難上加難。台灣不去思考要如何讓更多人才、資本受到吸引，卻想要抄捷徑去擁抱中國，這是冒著違逆時代潮流大趨勢的風險。台灣的活路，不能靠討好中國，而是要如何掌握全球化的脈動。 很多主張「中國一定強」的人士，會告訴我們「中國是世界的工廠」。真是如此嗎？中國的學者自己做的研究看到的是： 英國在1880年的工業產量佔當時世界總產量的22.9%。 美國在1928年的工業產量佔當時世界總產量的39.1%。 中國在2005年的工業產量佔當時世界總產量的  3%。 趙樹森〈世界工廠還是世界加工廠－淺談融入世界體系中的中國及其發展策略〉，《國際關係學報》2005年第6期，p. 32. 根據中國學者（中國現代化戰略研究課題組）自己的研究，以最樂觀的分析來看，中國要到2050年才能達到美國在2002年的水準；要到2100年，中國跟美國的差距才能縮小到十年內，屆時中國才能進入世界前十大強國之列。中國在2002年的經濟現代化水準相當於1858年的英國和1892年的美國。（中國科學院：《中國現代化報告2005》，2005.2.18發布） 或許有人會說，這次的金融海嘯削弱了美國的財政能力，並且讓中國有了崛起的機會。真的是這樣嗎？ 美國消費是金磚四國崛起的遠因。2000年美國降息，中國才有機會成為世界工廠。… 當美國把資金抽回時，所有新興市場（包含中國在內）立即萎縮。 《今週刊》2008.9.15. pp. 132-135 破解國民黨的思維，並提出新的出路，是我們這個時代知識分子的責任。

投書孫文與「二十一條款」

中日合辦漢冶萍公司、以及將中國東北劃歸日本勢力範圍，是日本朝野各界大體認同的國家利益。辛亥革命期間，日本朝野透過三井等財閥向南京臨時政府提供借款，便是為了在中國取得這些特殊地位。這些設計與活動，雖一度經南京臨時政府同意，然而在英國主導南北議和之後，最終不了了之。日本朝野不甘心血白費，乃在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列強無暇東顧之際，提出「二十一條款」，企圖以強硬的手段，奪取辛亥革命之際，南京臨時政府同意出讓而遭破壞的種種條件。 南北議和後，日本朝野各界普遍對此感到不滿。 三井財閥先前透過內田良平借給黃興的三十萬日圓、森恪擅自作主透過萱野長知借給黃興的十五萬日圓、以及藤瀨政次郎交給孫文的二百萬，有去無回，一口氣損失了至少二百四十五萬日圓，原本希望借此取得的合辦漢冶萍公司和租借東北的計劃都全盤落空，可以說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黑龍會等日本右翼人士的失落感更是明顯，『東亞先覺志士記傳』中記載渠等心態轉變之歷程：「支那一次革命因袁世凱之出現，變成種瓜得豆之結局。我國志士原期待革命成功後，日支國交可得以調整，滿洲問題可以解決，故而不惜為革命黨付出大量援助。值此際卻不得不對以往之對支政策加以重新檢討。....革命之結果以梟雄袁世凱獨得漁翁之利而告終，受我國志士多方援助之革命黨一派，竟甘於不徹底之妥協。....我國志士吟味以不妥協之妥協而完成革命之經過，不由生出意猶未足之感歎。....歷來即給予革命黨以幾多同情之我國志士，於是不得不重新返回冷靜自我之立場，以之考察支那問題[1]。」也就是說，日本右翼人士認為，以往透過對革命黨的支持，來換取日本在中國特殊利益的作法，在南北議和後已不可能實現，有必要改弦易轍。   一九一二年七月三十日，日本明治天皇病故，大正天皇繼位。八月十三日，大正天皇敕封與三井財閥關係至為密切的井上馨，與山縣有朋、松方正義、大山巖、桂太郎五人為元老，並將元老制度化[2]。此後，閣揆的人選通常由元老先行議定後，再建議天皇任命。一九一四年四月十日，在井上馨極力主張下，元老會議決定推薦大隈重信組閣[3]。當天晚上大隈即應邀到井上宅邸交換對華意見。諸元老強調必需注意滿鐵、漢冶萍公司、以及福建等問題上，應詳加籌畫，以確保日本權利，大隈立即表示贊同之意[4]。十六日，大隈重信組織第二次大隈內閣，以加藤高明為外相。 加藤高明曾任日本駐英國大使，一九一三年一月返國擔任桂太郎內閣外務大臣時，曾與英國外相格雷(Edward Grey)討論，表示日本有意與中國政府協商，以適當之名義，要求中國政府承認日本占有中國東北[5]。此後，加藤即以此事為職志。 一九一四年七月，奧匈帝國對塞爾維亞宣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井上馨認為此乃「大正時代對日本國運發展之天助」[6]，日本正可以趁歐洲列強國將全部精力集中於歐洲戰場，無暇東顧之際，大規模地進行其於辛亥革命期間，遭英國干預而強行未果之戰略[7]。八月二十三日，日本大隈內閣對德宣戰，準備以對山東半島德軍作戰的理由，向中國出兵。 當時日本民間輿論，頗有要求日本政府與中國締結協議，向中國索取利權之議。八月二十二日，日本大阪「每日新聞」即發表社論，主張日本政府應與中國依日韓先例締結協議[8]。八月二十六日，「新支那報」東京通訊稱日本將對中國要求締結一項協約[9]。 在政府方面，駐華公使日置益於八月二十五日，建議外相加藤高明與袁世凱交涉，袁如承認旅順、大連租期延長為九十九年，允日人在「南滿」、東蒙有居住營業自由，借用日款建造武昌至九江、南昌至杭州鐵路等條件，則日本可另中國革命黨人離境[10]。首相大隈重信於九月二十四日，與山縣有朋、井上馨、松方正義、大山巖四位元老商議，決定有關歸還膠州灣的條件或交換權利事項應先行協議，鐵路礦山即其他涉及機會均等主義的政治經濟問題，應與袁世凱直接訂定條約等對華政策方針[11]。 黑龍會首領內田良平等人也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歐洲各國自顧不暇，正是日本將德國勢力掃出中國，取而代之，並採取強硬路線，解決在中國特殊地位問題千載難逢的大好良機[12]。十月二十九日，內田良平向元老及大隈內閣提出「對華問題解決意見書」，要旨如下： 及至歐洲戰局終結，和平恢復之日，不論德、奧與俄、法、英之勝敗如何，歐洲勢力必然會不斷向東亞大陸礦張。我帝國必需在此之前預作準備，制服其未來之壓力於未然；而制服之策，唯在於迅速解決對華問題，確立東方和平之基礎。....當今政府鑒於對帝國之天職，意圖對中國問題做出英斷時，與其寄望中國信賴我國，不如採取讓中國非信賴我國不可的政策。而讓中國非信賴我國不可之道無他，乃在於我帝國主動圖謀日中之合作，掌握中國政治、經濟之優勢實權，儼然居於指導的地位。我帝國苟欲藉由中日合作，占有政治經濟的優勢地位，宜先利用眼前良機，與中國締結國防協約[13]。 此「國防協約」內容有十條： 一、中國發生內亂或與外國宣戰時，必需請求日本軍隊支援。 二、中國承認日本在「南滿洲」及內蒙古的優越地位，將其統治權委任給日本。 三、日本享有德國在膠州灣的一切利權，青島則在和平恢復後歸還中國。 四、中國向日本提供福建省沿海要港及省內鐵路和礦山的開辦、採掘權。 五、中國將改革、教練陸軍之事委任給日本。 六、中國統一使用日本武器，並開設軍器製造廠。 七、中國將海軍的建設及教練權委任給日本。 八、中國將整理財政、改革稅制等事委任給日本，聘日本財政專家為政府最高顧問。 九、中國聘日本教育專家為教育顧問，並於各地設置日語學校。 十、中國與外國訂約、借款、租借或割讓土地，宣戰或媾和時，須與日本協商並取得同意[14]。 日本大隈內閣參考內田良平此項「對華問題解決意見書」，以及陸軍省擬訂的「中日交涉事項覺書」和參謀本部的「中國問題處理大綱」，於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十一日，作成二十一條決議[15]。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將此二十一條面交袁世凱，史稱「二十一條款」。 「二十一條款」共分五號，大要如下： 第一號 一、中國允諾承認日後日本擬向德國協定所有德國關於山東依據條約或其他關係享有權利讓與處分。 二、允諾山東省內並其沿海土地、島嶼，概不租讓他國。 三、允日本建造由煙臺或龍口接連膠濟之鐵路。 四、山東主要城市從速自開商埠。   第二號 一、旅大並南滿及安奉兩路，均展至九十九年。 二、日本人在南滿及東蒙古有土地租借或所有權。 三、日本人得在南滿、東蒙任便居住，往來貿易。 四、日本人在南滿、東蒙有採礦權。 五、南滿、東蒙准他國人或借他國款造路。又由他國借款，以南滿、東蒙稅課作底，須先經日政府同意。 六、南滿、東蒙聘用日本顧問。 七、吉長鐵路委任日本人管理，九十九年為期。 第三號 一、漢冶萍俟相當機會作為兩國合辦，未經日本同意，該公司權利產業，中政府及該公司均不得任意處分。 二、不准該公司以外人開採漢冶萍附近礦山。此外，採辦有影響之舉，亦須該公司同意。   第四號 允准中國沿岸港灣及島嶼概不租讓他國。   第五號 一、中央政治、軍事、財政，聘用日本顧問。 二、中國內地之日本病院、寺院、學校概允土地所有權。 三、地方警察作為中日合辦，或警察官署聘用多數日本人。 四、設立中日合辦軍械廠，或由日本採辦定數軍械。 五、許與日本武昌—九江—南昌，及南昌—杭州，又南昌—潮州各路建造權。 六、福建路礦、整頓海口，先向日本協議借款。 七、日本人在中國有布教權[16]。 日本政府向袁世凱所提出的「二十一條款」中，第三號有關中日合辦漢冶萍公司的要求，其實早在辛亥革命期間就已和南京臨時政府簽訂過契約。至於第二號要求中國政府承認日本將中國東北劃入勢力範圍，也同樣早在辛亥革命時即已向孫文提出，只是在英國的阻攔下未能如孫文之意提供一千五百萬日圓的代價收購而已。若說日本朝野提出「二十一條款」的部分原因，是為了索取辛亥革命期間所付出之代價，似乎也並不為過。 不僅如此，二次大戰後，盟軍總部美國官員在日本外務省檔案局的卷宗中，發現了一封孫文於一九一五年三月十四日，致日本外務省政務局長小池張造的信函[17]。信中表示，孫文曾經在陳其美的陪同下，於一九一五年二月五日，與三井出身，曾任滿鐵理事犬塚信太郎和滿鐵職員山田純三郎於東京簽訂「中日盟約」，全文如下： 中華及日本因為維持東亞永久之福利，兩國宜相提攜，而定左之盟約。 第一條 中日兩國既相提攜而他外國之對於東亞重要外交事件則兩國宜互先通知協定。 第二條 為便於中日協同作戰，中華所用之海陸軍兵器彈藥兵具等，宜採用與日本同式。 第三條 與前項同一之目的，若中華海陸軍聘用外國人時，宜主用日本軍人。 第四條 始中日政治上提攜之確實，中華政府及地方公署若聘用外國人時，宜主用日本人。 第五條 相期中日經濟上之協同發達，宜設中日銀行及其支部於中日之重要都市。 第六條 與前項同一之目的，中華經營礦山、鐵路及沿岸航路，若要外國資本或合辦之必要時，可先商日本。若日本不能應辦，可商他外國。 第七條 日本須與中華改良弊政上之必要援助且速使成功。 第八條 日本須助中華之改良內政、整頓軍備，建設健全之國家。 第九條 日本須助中華之改正條約、關稅獨立，及撤廢領事裁判權等事業。 第十條 屬於前各項範圍內之約定，而未經兩國外交當局者， 或本盟約記名兩國人者之認諾，不得與他者締結。 第十一條 本盟約自調印之日起，拾年間為有效，依兩國之希望，更得延期。 若將此「中日盟約」內容與「二十一條款」詳加比較，吾人更發現兩者的內容有頗多相近似處： 中日盟約 vs. 二十一條款 第二條 vs. 第五號第四條 第三條vs. 第五號第一條 第四條 vs. 第五號第一條 第六條 vs. 第五號第六條 再就孫文與犬塚信太郎簽訂「中日盟約」的時機來看。一九一五年二月初，正是中日兩國就「二十一條款」展開談判的開始。二月二日，中國外交總長陸宗輿、次長曹汝霖與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展開首次談判。二月五日，陸徵祥與日置益第二次談判，陸宗輿堅持不談第五號，雙方對話如下： 總長（陸宗輿）云：第五號中於本國主權有關係之事件甚多， 不能商議。如聘請顧問，置辦軍火之類，中國政府本 可自行斟酌辦理，....中國政府遇有必要之時，未嚐 不聘請顧問，但無受外國強迫之理。所幸此次貴國政 府係告之意，如能取消，最為希望。 日置云：請逐條發表意見。 總長云：第二條土地所有權為中國之領土關係。 第三條警察權係一種之行政權，為中國之內政關係。 第四條軍械為一國重要之物，且事實上中國距貴國最 近，將來必需採購之時，如果價廉物美，自然 向貴國採辦。 第五條鐵路事，多係借款辦理，無以建造權許以外國 之理。 第六條，軍港船廠，關係最大。 第七條布教之事，民國以來人民有信教之自由，貴國 教士來華布教，自亦歡迎，然無規定之必要。 .......... 日置云：然則第五號之全部，不能商議乎？ 總長云：全部不能商議[18]。 同樣是在一九一五年二月五日，袁世凱政府的外交總長陸宗輿向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清楚地表示，中國政府堅決地反對「二十一條款」之第五號；而中華革命黨的總理孫文[19]，卻與日方簽訂與「二十一條款」第五號意旨相近的「中日盟約」。 與孫文簽訂「中日盟約」的犬塚信太郎和山田純三郎，都出身三井物產。犬塚於一八九○年進入三井物產會社，一九○六年滿鐵創立時由三井物產派任為任理事兼礦業部長。在二次革命前後，犬塚常提供革命黨活動資金。即以一九一五年為例，犬塚在一月十三日，貸款十三萬日圓給孫文，三月十五日又贈與孫文五千日圓。犬塚對孫文的金錢援助總額不詳，約在五、六十萬至一百萬日圓之譜[20]。 犬塚信太郎之所以對孫文的革命事業如此慷慨，據日籍學者藤井昇三的研究，乃是渠在二次革命前後，與玄洋社領袖頭山滿來往密切之故[21]。孫文於辛亥革命期間對日本朝野所作之合辦漢冶萍公司、租借東北等協議跳票後，以內田良平為首的黑龍會諸人指責孫文「忘恩負義」、「恩將仇報」[22]。二次革命失敗後，孫文亡命日本，內田良平也不願伸出援手。而內田良平的父執輩頭山滿卻持相反的態度，熱心地幫助孫文等人登陸神戶，孫等抵達東京後，頭山滿又在生活上多方照料。『頭山滿翁一代記』記載頭山滿的動機為：「對頭山翁來說，早已看穿像三國志中董卓一般的袁世凱，看出他的天下長不了，將來的支那，還是孫文的天下[23]。」援助孫文，相當程度是為了「奇貨可居」。 孫文「草擬盟約草案如後，密示貴國有司[24]」的動作，到底是其主動，亦或是頭山滿與三井財閥之計劃，因為史料欠缺，如今不得而知。然而當年辛亥革命期間，在合辦漢冶萍公司和租借中國東北問題上扮演重要角色的三井物產會社高級職員森恪，在中日談判「二十一條款」時的活躍表現，也相當值得深入追究。一九一四年二月，森恪擔任三井物產天津支店長兼中國興業株式會社駐華代表，將事務所設在北京法國大使館內。一九一五年，森恪事務所成為「（日本）在華民間人士支持二十一條款的參謀本部。森氏在北京的集團有順天時報的龜井陸良、大阪朝日的神田正雄、大阪每日的豐鳴捨松、楢崎觀一、時事新報的小川節等有名記者，以及大谷光瑞師的幕僚渡邊哲信、正金銀行支店長實相寺貞彥等等。森氏一干人等集結起來，一心一意推動大隈內閣。....（對於）問題所在的第五項要求，強硬要求政府不可軟弱[25]。」 森恪等人對於「二十一條款」第五號的強硬態度、犬塚信太郎出面與孫文簽訂與「二十一條款」第五號相當雷同的「中日盟約」、犬塚與森恪同樣出身三井財閥、犬塚與頭山滿之間的關係，在在都使人懷疑日本朝野在此事背後的活動與計劃。 孫文於一九一五年三月十四日，致函日本外務省政務局長小池張造，詳細說明此事，則日本外務省於此事到底介入多深？是否有藉此向袁世凱施壓之意？由於史料從缺，也不得而知。 然而袁世凱直到一九一五年五月八日，接受日本最後通牒，並於五月二十五日簽訂「中日新約」時，始終未曾同意「二十一條款」之第五號，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考察「二十一條款」的內容，除了第一號和第四號與孫文較無干係外，第二號有關中國東北，以及第三號有關中日合辦漢冶萍公司之要求，均是當年辛亥革命時，孫文允諾日本人，而中途變卦的條件。更駭人聽聞者，毋寧是孫文在袁世凱與日本就「二十一條款」周旋之際，向日本外務省提出「中日盟約」，其精神竟與袁氏所最不能接受之第五號要求近似。「二十一條款」雖是日本大隈重信內閣向袁世凱所提出之要求，孫文卻無論如何脫不了干係。 [1] 葛生能久『東亞先覺志士傳記』中冊（東京：黑龍會出版社，1935年），頁318-319。 [2] 信夫清三郎著、周啟乾譯『日本近代政治史 第四卷 走向大東亞戰爭的道路』（臺北：桂冠圖 書公司，1990年），頁93。 [3] 信夫清三郎『大正政治史』（東京：勁草書房，1968年），頁211-213。 [4] 同上，頁214-217。 [5] 伊藤正德編纂『加藤高明』下冊，頁132-144。轉引自李毓澍『中日二十一條交涉』（臺北：中研 院近史所，1982年），頁157-160。 [6] 同上，頁103。 [7] 同上。 [8] 郭廷以編著『中華民國史事日誌 第一冊(1912-1915』（臺北：中研院近史所，1979年），頁 156。 [9] 同上，頁157。 [10]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年），頁443。 [11] 渡邊幾治郎『大隈重信』（東京：大隈重信刊行會，1952年），頁253。 [12] 黑龍會『黑龍會三十年事例』（東京：黑龍會出版社，1931年），頁20。轉引自初瀨龍平『傳統 的右翼 內田良平研究』（福岡：九州大學出版會，1980年），頁179。 [13] 日本外務省『日本外交文書』大正三年第二冊，頁935-946。轉引自初瀨龍平，前揭書，頁180。 [14] 同上。 [15]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年），頁444。 [16] 「發駐日陸公使[宗輿]電，1915年1月20日」，收錄於李毓澍、林明德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彙編 中日關係史料 二十一條交涉（上）中華民國四年至五年』（臺北：中研院近史所），頁1。 [17] 藤井昇三「二一 條交涉時期孫文『中日盟約』」，收錄於市古教授退官紀念論叢編輯委員會 編『論集 近代中國研究』（東京：山川出版社，1981年），頁335-359。 [18] 「總長與日置使第二次會議問答，1915年2月5日」，收錄於李毓澍、林明德主編，前揭書，頁28- 30。 [19] 1914年7月8日，孫文在東京成立「中華革命黨」。 [20] 藤井昇三，前引文，頁342。 [21] 同上。 [22] 趙軍譯『辛亥革命與大陸浪人』（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1年），頁257。 [23] 薄田斬雲『頭山滿翁一代記』頁317-318。轉引自趙軍譯，前揭書，頁260。 [24] 同17。 [25] 山浦貫一『森恪』（東京：原書房，1982年復刻），頁370。

投書孫文是因為沒錢繼續打戰才接受南北議和

日本朝野透過三井借款，除了想在華南取得漢冶萍公司的合辦權之外，另外還希望能夠取得在中國東北的利權。     早在一九一二年一月九日，日本西園寺內閣內相原敬，拜見元老井上馨並訪問三井物產會社顧問益田孝，得知三井物產會社甫與孫文簽訂合辦漢冶萍公司的契約書之際，益田孝即曾與山縣有朋談及援助革命以換取東北利益的作法。山縣贊成三井趁此機會，與革命黨協議，將東三省劃歸日本所有的意見。於是，三井也開始對中國東北展開行動[1]。     一月十日，益田孝告知原敬，他曾對三井物產會社上海支店代表森恪表示，革命黨既已向我們請求援助，日本就「有趁此機會向革命黨提出一旦得志，即將東三省割讓與我們的祕密協約之必要。」森恪答覆：「此事應可辦到，因（黃興）在致井上書簡中，有東三省是與日本有因緣之土地，已戒同志不可在該地興起騷擾之語，故此事必能辦到[2]。」     一九一二年二月三日，森恪邀請宮崎滔天、山田純三郎陪同，到南京拜謁孫文，當時黃興臥病在床，由臨時大總統府秘書長胡漢民陪同孫文接見。森恪傳達桂太郎透過三井物產顧問益田孝所表達的意見，向孫文提出以「滿洲」租借，交換日本對中國革命支援的條件。森恪向孫文指出：「閣下也知道，當今世界乃黃種人和白種人的戰場。白種人的先鋒俄羅斯南下，將威脅我日本的生存與安全。為確保東洋的和平，日本認為有將『滿洲』劃入日本勢力範圍的必要。....今日大勢，單憑中國政府之力，是無法保全『滿洲』的。....『滿洲』命運已定，革命政府前途維艱，....如閣下能速下決心，捨棄命運已定之『滿洲』，一任日本勢力經營，以其代償而得日本之特殊援助，完成革命大業，日本必應閣下的要求，採取必要之手段[3]。」     孫文答：「為東洋之和平慮，『滿洲』固最終非保全於東洋人之手不可，故當此次舉事之初，予等嘗乞於日本，將『滿洲』聽任日本處置以換取對我革命之援助。然日本遠予等不使接近，予於發亂之初請求在日本逗留，日本官憲亦不許予之入國。....當時，凡革命軍之事，都按我和黃興的方略依序行事；今則不然，各省是隨意附和我的說法而自行舉起革命大旗加入，他們在沒兵沒錢的情況下，不會考慮主義是否能夠實行，就逕行退出。而大事必由眾議決定（，亦難以由予等獨行其是[4]）。特別是最近革命政府財政窮乏到了極點，早先用來供給軍隊的財源，全數都已到達破產的境地。萬一這幾天內，沒辦法找到可以解此燃眉之急的資金，大部分的軍隊將告離散，革命政府或將遭遇瓦解之命運。....無論如何，都有必要運用任何手段，在舊曆年前調度到足以維持軍隊運作的經費[5]。」日方於五日內，就可否將招商局借款和漢冶萍藉款一千五百萬日圓提供給南京臨時政府作一答覆。「如果幸運於此際，得到足以防範軍隊離散的資金，余等將把與袁之議和延遲到年後，一等資金調達，即遂行當初既定排袁計劃，以兵力橫掃南北之異色份子，建立完全共和政體，杜絕他日政爭之源。....如果不幸在五日之內，也就是九日之前，不能取得一千五百萬圓的資金，則萬事休矣。到時就只有解散革命政府，南北議和，將政權交給袁世凱。....與日本之密約也將難以實現。....為防革命軍隊離散，急需現金供給，....予與黃興之一可以前往日本，會見桂公（桂太郎），議定『滿洲』問題及革命政府的前途方針[6]。」     森恪當日即將會談內容急電益田孝，表示「由於財政困難，在中國舊曆年前如果籌不到一千五百萬日圓，革命政府將陷於混亂之中。漢冶萍公司的五百萬借款已經成立。而以招商局為擔保向日本郵船會社借款一千萬日圓的借款交涉，現有英、德、美三國介入。如果五天之內，這項借款條約無法成立則萬事休矣，孫、黃將與袁世凱確定議和，而將政權讓渡給袁氏。由於孫文承諾租借『滿洲』，故日本為防革命軍解散，必須在漢冶萍公司五百萬日圓借款之外，再另行借款一千萬日圓，使與袁世凱的議和宣告中止，讓孫文或黃興前來日本，簽訂『滿洲』的祕密契約[7]。」     孫文欲向日方索取的東北租借條件一千五百萬日圓中，五百萬日圓是漢冶萍借款，另外一千萬日圓是招商局借款。招商局全名為「輪船招商局」，於一八七三年正式成立，目的在保護中國商人的航運權，不使洋商，特別是英國商船專美於前[8]。由於招商局牽涉利益甚大，臨時政府乃想到要以招商局的財產做抵押，對外借款。     一九一二年一月下旬，「南京孫逸仙與黃興，或以間接形式，或通過上海都督陳其美，公然向招商局董事會提出要求，以該局所有之全部財產為抵押，借款一千萬兩，提供軍事費用[9]。」二十二日，招商局董事會決定以公司所有財產做抵押，向英、美、法等國借款一千萬兩[10]。此舉引起日本相關單位的緊張，駐上海總領事有吉明於一月二十四日急電外務大臣內田康哉，表示「此次招商局決定召開臨時董事會討論借款問題，乃係處於革命黨壓力之下，以及常務董事中有蔡某者早與革命黨發生關係，並壟斷該局局務之結果[11]。」二十五日，又電告內田：「我國有關方面亦正在抓緊時機，由郵船及日清汽船[12]等公司向當事人孫逸仙、黃興等人發出通告，言明我方業已備妥現款一千萬兩，極力爭取孫、黃等人借款時必與日方商談之諾言[13]。」     當時日本國策希望在中國本部發展勢力，首先就必需掌握長江流域的航行權。而當時航行長江流域的船隻，大多是英國籍的怡和、太古、公正、北清等輪船公司所屬[14]。換句話說，長江流域是英國的勢力範圍。日本如果想要突破英國一枝獨秀的優勢地位，設法取得對輪船招商局的控制權，是最方便的手段。     由於日方積極運作的結果，二月一日滬軍都督陳其美就向招商局股東大會言明將向日方借款[15]。二月六日，日本郵船株式會社上海支店長甚至還與孫文、黃興談妥臨時契約[16]。與日方競爭激烈的英國卻於此時出面干預，「本月五日，英國駐我國（日本）大使特來本（外務）省訪問，言稱：奉本國政府訓令，特來聲明如下意旨：據聞日本郵船株式會社及日清汽船株式會社，現正與清國招商局之間進行一千萬兩之交涉；與此同時，三井物產株式會社及其他財團又與漢陽鐵廠之間，正在進行約一千五百萬兩之借款交涉[17]。上述借款之一部分，無疑將提供革命軍作為軍費使用，希望貴國政府加以制止[18]。」     英國政府的介入干涉，大有不願日本插手長江航運，在華南分一杯羹的考慮。英國政府一方面壓迫日本停止借款交涉，另一方面卻令匯豐洋行和太古銀行向南京臨時政府財政總長陳錦濤表示，英國方面可按日本所提條件提供一千萬乃至一千五百萬兩之借款[19]。     另一方面，英國政府此舉，恐怕也是不願南京臨時政府得到足夠的軍費，能與袁世凱的北洋軍對抗，破壞英國主導南北議和的計劃。招商局借款，在外有英國的破壞，在內招商局董事的反對，最終不了了之。日後孫文回憶此事時，曾說：「現在的中國以袁世凱當國，彼不審東亞之大勢，佯與日本周旋，而陰事排斥。....近如漢冶萍事件、招商局事件、延長煤油事件，或政府依違其間，而嗾使民間反對，或其權利已許日本，而翻授之他國[20]。」如果孫文的情報沒有錯誤，則此事乃英國與袁世凱聯手促成。英國不但破壞了南京臨時政府藉由招商局向日方借款一千萬日圓的計劃，也切斷了孫文與日本之間以一千五百萬日圓的代價租借東北的可能性。     二月五日，孫文請森恪電詢一千萬日圓借款時，益田孝還於翌日回電表示桂太郎對此相當滿意。然英國駐日公使訪問日本外務省後，一千萬日圓借款已不可能。二月六日下午，孫文電告森恪，表示：「與袁世凱間的議和將延到九日，在此之前請給予明確答覆[21]。」二月八日，益田孝與桂太郎、井上馨商議後，回電森恪：「與袁世凱之和議，非吾人所能置喙之事。請向孫、黃轉達吾人之同情[22]。」     孫文缺乏足夠的經費給養軍隊，自難與袁世凱繼續對峙，只好接受英國的調停南北議和。日後宮崎滔天接受『大阪朝日新聞』訪問時說：「（孫、黃）既失以漢冶萍和招商局為擔保籌集北伐軍軍費之時機，終至不得已而為南北之妥協[23]。」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溥儀退位。十三日，孫文向臨時參議院辭臨時大總統職位。十五日，臨時參議院選舉袁世凱為第二任臨時大總統。四月一日，孫文解除臨時大總統職務。翌日，臨時參議院決議，政府遷設北京。     南北議和，使日本藉機謀取中國東北之美夢落空。「孫文等來日本為籌備革命而奔走時，多次說日本若能給革命黨以援助，革命成功之曉即將滿洲讓與日本。我國志士預期，孫等將來縱令不會完全如約拋棄滿洲，至少也會將其完全劃入日本之勢力範圍....然而，奸獪之袁世凱出現後，....孫文與日本志士間所定之約束忽化為一片煙雲[24]。」日後日本朝野強硬奪取中國東北，與此息息相關。                 [1] 原奎一郎編『原敬日記  第三卷  內務大臣』（東京：福村出版株式會社，1981年），頁   210-211，1912年1月9日條。 [2] 同上，頁211，1912年1月10日條。 [3] 一九一二年二月八日付，「森恪益田孝宛書簡」『井上侯爵家交付書類』，三井   文庫，轉引自藤井昇三「孫文對日態度—辛亥革命期『滿洲』租借問題中心」 [4] 括弧中文字乃筆者所加，以順文氣，原文中並無這些文字。 [5] 同3。 [6] 同3。 [7] 同3。 [8]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年），頁334。 [9] 「有吉在上海總領事  內田外務大臣宛（電報），1912年2月2日」，日本外務省『清國事變    --辛亥革命』（東京：巖南堂，1982年），頁206。 [10] 郭廷以編著『中華民國史事日誌  第一冊  （1912-1915）』（臺北：中研院近史所，1979   年），頁13。 [11] 「有吉在上海總領事內田外務大臣宛（電報），1912年1月24日」，日本外務省『清國    事變--辛亥革命』（東京：巖南堂，1982年），頁190。 [12] 日本郵船株式會社與日清汽船株式會社之簡稱。 [13] 「有吉在上海總領事內田外務大臣宛（電報），1912年1月25日」，日本外務省『清國    事變--辛亥革命』（東京：巖南堂，1982年），頁192。 [14] 同8。 [15] 郭廷以，前揭書，頁18。 [16] 郭廷以，前揭書，頁18。 [17] 當時南京臨時政府與日本財團之間的借款活動，除了以合辦漢冶萍公司的名目向三井借款    五百萬日圓，以及以招商局全部財產向日本郵船株式會社借款一千萬日圓之外，較大宗的    還有以滬杭甬鐵路向大倉組借款三百萬日圓的活動。 [18] 「內田外務大臣在清國伊集院公使（第26號）  在英國山座臨時代理大使（第36號）    宛，1912年2月8日」，日本外務省『清國事變--辛亥革命』（東京：巖南堂，1982年），    頁211。 [19] 「有吉在上海總領事內田外務大臣宛（電報），1912年2月13日」，日本外務省『清國    事變--辛亥革命』（東京：巖南堂，1982年），頁222。 [20] 渡邊幾治郎『大隈重信』（東京：照林堂書店，1943年）頁194-198。 [21] 同3。 [22] 同3。 [23] 「宮崎滔天年譜稿」，收錄於『辛亥革命叢刊』第一輯，頁160。 [24] 葛生能久『東亞先覺志士記傳』中卷，頁318-319。

投書孫文拿漢冶萍公司去跟日本人借款的計畫失敗了

南京臨時政府的財政困窘，授與日本朝野侵奪中國利益大好良機。南京政府非對外借款，不足以紓困。而列強之中，美國、英國、法國、德國（四國銀行）和比利時雖然也都有借款[1]，然其額度及頻率皆遠不及日本，其中三井物產會社是相當重要的中介。有借款必有條件，日本朝野透過三井借款所最希望得到的，莫過於中日合辦漢冶萍公司、以及中國東北利權問題等。   日本朝野「保護」盛宣懷的企圖       中日合辦漢冶萍公司，是日本政府既定之政策，辛亥革命爆發後，更大力推動。     由於辛亥革命發端於武昌，離漢冶萍公司所在地漢陽、大冶和萍鄉不過咫尺。日本政府為鞏固其利權，乃於革命爆發後，迅速派遣軍艦前往武漢。一九一一年十月十七日，日本海軍大臣齋藤實訓令駐漢口第三艦隊司令官：「關於大冶，如暴動波及該地，有理由以國家自衛權之名義進行防護。其時如有必要，應於保護僑民之範圍內保護帝國在該地之特別利益[2]。」     辛亥革命爆發後，日本朝野動作頻仍。首先為了爭取盛宣懷東渡日本，三井於盛氏遭革職後第二天，即派出該行職員高木陸郎隨行「保護」。盛宣懷雖在革命前夕以清廷郵傳部尚書的身份，主張鐵路收歸國有，引起全國反彈，替辛亥革命製造溫床，成為大清帝國的罪人和革命軍口中人民的公敵，而遭清廷於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革職。然盛氏當時還身兼招商局總辦、電報局長和漢冶萍公司總理等與外國勢力關係重大的職務，本身又擁有相當大的企業，是當時中國首屈一指的實業家，外國政府乃爭相「保護」之，特別是美國與日本。日本籠絡盛宣懷是為了圖謀漢冶萍公司：「將為我方關於漢冶萍問題之策劃帶來相當大之便利[3]。」而當時正在北京與清廷進行借款交涉的美國銀行團代表司戴德(D.W.Straight)，或許是因為與盛宣懷有借貸關係，也極力爭取盛氏。     日美雙方角力，「蓋自昨晨盛宣懷遁入我橫濱正金銀行宅邸後，司戴德偵悉此事，即與美國公使館及福開森等人串通，經多方策劃，極力想把盛宣懷拉入美國保護之下。終於策劃四國公使出面，迫使慶親王作出保證，清政府對於盛宣懷，除降諭革職外，別無其他任何加罪之意，並言明准其在四國保護之下離開北京。同時百般勸誘盛宣懷，謝絕我橫濱正金銀行為其所提供之特別列車，改乘美國為其所準備之列車出京，然後由天津搭乘德國輪船轉赴青島避難[4]。」然而日方派有「高木隨行，即使今後（盛氏）轉往青島或其他美、德等國之勢力範圍，亦不致驟然為彼輩所利用[5]。」高木之任務，由此可見。盛宣懷先避難於青島（德國的勢力範圍），隨後在日方的策動下到達大連（日本的勢力範圍），再避居日本神戶。     盛宣懷曾將大量私產投入漢冶萍公司，當時以獲罪之身，深恐革命軍將其產業充公，乃請與漢冶萍公司有借貸關係之日本政府，代為出面護產：「如叛軍真能節制行動，維持秩序，可否乘此時機以該鐵廠與日本有利害關係為理由，而由貴國直接與叛軍交涉，設法予以保全[6]。」為了提供日方更大的誘因來保護漢冶萍，更進一步提出由漢冶萍公司向橫濱正金銀行借款六百萬日圓，然後向攝政王和清廷中樞報告，取得承認。日本駐華公使伊集院彥吉分析此事，認為「盛氏提出此案之真正意圖，不外乎想借此獲得我方對保護漢陽鐵政局做出確實保證；同時，想趁此清廷急於籌措軍費而窮極無策之際，通過此次借款，以維繫攝政王等對其本人之信賴。此項借款，雖將因此次變亂的結果如何而難保不承擔若干風險，但就其最終結果來看，總會有助於我方向漢冶萍公司伸展勢力和確保權益[7]。」     為了謀求對漢冶萍的利益，日本朝野也「保護」了盛宣懷的得力助手李維格。漢冶萍公司日籍技師西澤公雄曾致函日本正金銀行總裁小田切萬壽太郎，表示李維格曾主張在上海建立新廠，並由中日合辦[8]。但十二月十二日李維格到達大連，與小田切會談時，卻只談遷廠，不談合辦。小田切再三建議合辦後，李維格也只肯表示「俟他日時局平定後，觀察內外情勢，如可與外國合辦，首先第一就和日本合辦[9]。」所謂李維格主張中日合辦云云，很有可能只是西澤公雄片面之詞已。     日本海軍的一通電報更將日方如何壓迫盛宣懷和李維恪，明顯地洩漏出來：「據青島來人談，盛從內心裏不願往大連去。此刻如將盛、李留在大連，使他們和正金銀行及西澤等簽字蓋印，未免過於強迫，恐於將來不利，政府方面對於採取強行簽字蓋印態度，似應加考慮，較為得策[10]。」     南臨時政府與中日合辦漢冶萍公司計劃       在日本「保護」下的盛宣懷和李維恪，既然對日方採取應付了事的態度，中日合辦漢冶萍公司的落實，就有賴與新政府周旋。     此時三井物產會社，也特別將遠在美國紐約支店服務的森恪調到上海支店。「革命黨方面重要人物大抵皆為南方人，將來三井在中國的事業與共和政體往來時，非與南方人折衝不可，因此緊急電召在南方人之中有眾多知己的森恪回來[11]。」森恪在日俄戰爭前後，即曾於上海支店服務，與革命黨黃興、張繼、陳其美等人相熟識[12]，因此在辛亥革命期間，成為日本朝野與南京臨時政府之間的重要橋樑。     當時南方各省莫不希望孫文能在海外籌措鉅款，充當革命軍費；「當予未到上海之前，中外各報皆多傳部謂予帶有鉅款回國，以助革命軍。予甫抵上海之日，同志之所望我者以此，中外各報館訪員之所問者亦以此。予答之曰：予不名一錢也[13]。」前往香港迎接孫文者，有孫的長年戰友宮崎滔天，以及首位在歷次革命中殉難的日本浪人山田良正之弟，當時正在三井物產會社上海分社擔任職員的山田純三郎[14]。孫文即透過山田純三郎，希望三井能提供革命軍借款，即使一、二千萬日圓也不嫌多[15]。     由於山田純三郎在三井物產會社只是個小職員，不能決定如此重大的問題，乃建議先回上海，再與三井物產會社上海分社支店長藤瀨政次郎商議。藤瀨知悉此事後，乃會同從美國紐約調回來的森恪，與孫文會面。藤瀨向孫文表示，一週後將會給他答覆[16]，隨即將此消息電告三井東京本社，並建議提供援助。十二月三十一日，日本八幡製鐵所所長中村雄次郎知悉此事，便前往三井物產會社拜訪該會社常務董事山本條太郎，建議三井以中國礦山為擔保條件，向革命軍提供貸款。山本條太郎回憶道：「三井物產上海支店的藤瀨政次郎及森恪等積極地進行著援助革命黨的活動，八幡製鐵所的所長中村雄次郎要我以大冶鐵礦山為擔保來作這筆款項的交易。恰巧此時又得到藤瀨的情報說：南京臨時政府財政極為窘困，為裝備軍隊需要一筆急用，日本如不設法援助，臨時政府將有隨時瓦解的危機。我一得到這個情報便決定援助南京臨時政府的決心。即使現在的援助得不到什麼兌現，可是對於日本的將來著想卻是十分有利的[17]。」翌日（一九一二年元旦），中村與山本偕同拜見日本外相內田康哉及首相西園寺公望，徵求日本政府意見後，決定以中日合辦漢冶萍公司為條件，貸款五百萬日圓給南京臨時政府。     在中國的森恪也持相同的態度。南京臨時政府於一九一二年元旦建立後，森恪即提供投身革命黨的萱野長知機密費十五萬日圓。當時三井物產會社規定，各支店得以自由運用機密費的額度最高上限為十萬日圓，森恪此舉顯然過分逾權。會社總經理益田孝得到消息，親赴上海調查，並譴責森恪。森恪卻面不改色，滔滔不絕地反駁道：「如今大勢已然明朗，中國的革命必然會成功。然而革命黨方面資金非常困難，此時提供支援，助其成功。革命成功後，長江一帶的利權即歸三井及我帝國所有。此乃國家長遠之策也[18]。」森恪曾長期在山本條太郎指導下工作，其援助革命黨的立場也與山本如出一轍。     一九一二年元旦過後一週，三井物產會社同意借款給南京臨時政府，並由山田純三郎將三井方面草擬的中日合辦漢冶萍公司契約書送交孫文和黃興簽字。要點為： 第一條  公司資本定為日幣三千萬圓，為中日兩國人民共營之事業。 第二條  中日兩國人民股金各半，股權相同。 第三條  公司現已借日債一千萬，此外再借日幣五百萬元。（共一千         五百萬元，作為日方股本）。 第四條  前項五百萬元由公司貸予中華民國政府，部分款項以現金交         付，餘額充當中華民國政府向三井購買軍火之費。           .......... 證明文件：     一、合辦方法另由盛宣懷在日本簽訂契約，中華民國政府加以承         認，並促成該約在股東大會上通過。     二、在股東大會召開前，公司先以大冶礦山為抵押，向日本借日         幣二百萬元至三百萬元轉借中華民國政府[19]。     根據此契約書，三井物產會社再與南京臨時政府簽訂借款契約：「根據本日中華民國政府和漢冶萍公司，與三井物產株式會社之間所締結的契約書，借款五百萬日圓給中華民國政府，中華民國政府與三井物產株式會社另定契約如左：將來中華民國政府有關中國之礦山、鐵路、電氣等其他事業，若開放給外國人參與，而其他條件相同時，優先許可三井物產株式會社參與其事[20]。」     一九一二年一月十二日，日本西園寺內閣閣議決定，追認中日合辦漢冶萍公司契約，並提出公司董事長由中國人擔任、副董事長由日本人擔任，兩名監事之中，一人由日本人出任，擔當會計監督的工作等補充意見[21]。     然而該項合辦契約，是由南京臨時政府出面簽訂，真要實行還須該公司負責人盛宣懷親自與日方簽訂契約，並由該公司半數以上股東同意修改公司章程才可。因此南京臨時政府，與日本朝野，乃向盛氏施壓。     一月十三日，南京臨時政府駐日代表何天炯知會盛宣懷及正金銀行神戶分行，中日合辦漢冶萍公司及五百萬日圓借款契約已經訂定。此時盛宣懷在江蘇老家的財產已被江蘇都督程德全沒收充公，為了保全在漢冶萍的私產，更進一步取回被沒收的祖產，盛也不得不和南京臨時政府合作，而向何天炯表示「義不容辭」[22]。並於一月十四日，以漢冶萍公司急需鉅款為由，向日本正金銀行董事小田切萬壽之助，提出五百萬日圓借款的申請[23]。     然而當盛宣懷於一月十五日派漢冶萍公司上海總公司職員陳蔭明拜謁孫文，詢問借款與合辦事項時，卻得到令他震驚的回答：「孫意：民國政府於盛並無惡感情，若肯籌款，自是有功，外間輿論過激，可代為解釋。惟所擬中日合辦，恐有流弊。政府接認，亦嫌非妥當辦法，不若公司自借鉅款，由政府擔保，先將各欠債清償，留一、二百萬作重新開辦費，再多借數百萬轉借與民國。....蔭要求將公司產業及盛私產已充公者一律發還。總統云：動產已用去者，恐難追回；不動產可承認 發還[24]。」     發還盛宣懷私產，固然遂盛心願，然而孫文對合辦的態度之曖昧，卻令盛氏大為起疑：「合辦恐有流弊，吾亦云然，惟與何（天炯）君前電兩歧，豈何電有所誤會耶？亦孫（文）與他人謀，不欲擔此壞名耶？[25]」     為了催促盛宣懷早日與日方簽訂借款契約，何天炯與黃興接連兩天函電盛宣懷。一月二十一日，何天炯信函：「漢冶萍公司大鑒：刻接南京政府來電，須將該公司改為華日合辦，因籌鉅款以接濟軍費，玆請貴公司即日照行。所有後事，新政府能一力保護，斷勿辭疑可也[26]。」 二十二日，黃興再電：「前由何天炯轉達尊意，承允助力民國，由漢冶萍公司擔借日金五百萬元，歸民國政府借用。見義勇為，毋任欽佩。玆特請三井洋行與尊處接洽，商訂條約，即日簽押交銀，公私兩益，是為所盼[27]。」     另一方面，日方為了壓迫盛宣懷低頭，一月二十四日由正金銀行董事長小田切萬壽太郎致電盛氏，駁回盛氏前此於十五日為應付南京臨時政府之軍費需索而提出的借款申請，並要求中日合辦漢冶萍公司：「鄙行因貴公司無貨可抵，按照鄙行章程斷難再行通融。惟聞三井曾有華日合辦之說，弟一再籌思，除此實亦別無辦法[28]。」     由於日方如上表示，而南京政府的態度又曖昧不清，使盛宣懷難以處理，乃於一月二十四日電問黃興：「南京陸軍總長黃鑒：電悉。頃日商小田切面稱，不願擔借，要求合辦。何君天炯來電，華日合辦政府已許可，而貴電無『合辦』字樣。合辦雖屬舊礦律所准，然以法律論，必應政府核准，方敢遵行。究竟民國政府主意如何？日代表在此專候，請速核奪電覆。」     由於南京臨時政府對於是否要合辦漢冶萍公司一事，並未明確交代，盛宣懷就更加小心，不肯貿然以合辦的條件與日方談判借款，免遭賣國惡名。三井方面自然日趨不滿。一月二十五日，山本條太郎致電孫文，指授對付盛宣懷之方略：「接東京電，閣下致盛電未切中要害。鄙處已電覆東京云：閣下已授全權予三井與盛氏談判，請遵行。如本月底各項條件未能為盛所接受，談判即做破裂論。貴政府即可對漢冶萍及盛氏產業採取必要步驟。請閣下將此電盛、何[29]。」     一月二十六日，黃興致函盛宣懷，還是不肯明確表明合辦與否，卻措辭強烈地威脅道：「前電諒悉。至今未得確切回答，必執事不誠心贊助民國。玆已電授三井洋行直接與執事交涉，即日即將借款辦妥，庶公私兩益，否則民國政府對於執事之財產將發沒收命令也。其早圖之，盼覆[30]。」然後孫文電告山本條太郎：「已遵來示各點電盛[31]。」同日，三井物產株式會社函告盛宣懷，謂南京臨時政府已允中日合辦，且已授予三井談判全權，日方已指派小田切為談判代表[32]。     事已至此，盛宣懷不得不照南京臨時政府的指令行事，但仍清楚地將責任劃歸南京。一月二十六日，盛宣懷指派李維格與小田切談判，擬訂草約十條[33]。一月二十九日，李維格將草約草稿呈交盛宣懷過目，老於公事的盛氏將第十條：「以上所開新公司華日合辦，已由中華民國政府電准，漢冶萍煤鐵廠礦有限公司立將此辦法通知股東。倘有過半數股東贊成，即告知日商。日商亦將情願照辦之意，告知公司，簽訂正合同，立行照辦。告知期限不得逾一個月」中的「已」字改為「俟」字，同日簽約[3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謝國興分析此「一字之差」時指出：       草約第十條「已」字改為「俟」字，可以說是盛宣懷的神來之筆。李       維格與小田切原定條款用「已」字，係認為何天炯之電文，三井全權       之電派等，已足成為南京政府核准中日合辦之依據；盛氏改「已」為       「俟」，並於約文後注明，則出於極度謹慎，蓋何電及三井全權等，       畢竟屬於「間接承認」中日合辦，盛氏要求黃興明確電覆「合辦」字       樣，即係要求「直接證據」，惟在一月二十九日之前，南京政府並無       明確覆電，故盛在此預留伏筆，一字之改，使神戶條約等於未簽[35]。     南京臨時政府雖自始至終未曾明確表明要求「合辦」，盛宣懷卻在簽訂中日合辦漢冶萍公司契約時，致電黃興，暗示此舉乃是應南京臨時政府要求而為之：「南京陸軍長黃鑒：二十四覆電諒鑒。二十六尊電已授全權三井直接交涉，即日辦妥。三井來函，所授全權係日華合辦漢冶萍公司營業，並從速決定借款，與何天炯來函相同。小田切照此來議草約，堅持要挾。（政府）既欲速定，（宣懷）何敢觀望。宣喀血不能起，已派李維格與彼直接妥協，即赴東京簽押，請急轉陳孫總統並致農工商長[36]。」     南京臨時政府之所以百般壓迫盛氏與日方談判合辦，主要還是為了要求借款，甚至不肯明示合辦，而只提借款。合辦草約既已簽訂，黃興催促盛宣懷出面借款的電報乃「一日數至」[37]。二月十日，盛宣懷派李維格與橫濱正金銀行簽訂三百萬日圓借款契約。契約訂立後，三井物產會社上海支店長藤瀨政次郎隨即向正金銀行上海分行領取三百萬日圓[38]，並於二月十二日將其中二百萬日圓交給孫文[39]。在整個合辦及借款的過程中，除了臨時大總統孫文、陸軍總長黃興等極少數幾個人之外，南京臨時政府的其他首長，如財政總長陳錦濤及實業總長張謇等，大多並未與聞其事，而參議院更不知情。     孫文、黃興等人對中日合辦漢冶萍公司一事雖祕而不宣，然而此事於二月初已見報端，反對聲浪，排山倒海而來。同盟會的機關報『民立報』最早探知此事，乃於二月五日、七日、九日，連續發表反對意見。實業部長張謇，於二月七日和十日兩度致函孫文、黃興，表示此事「於國防、於外交皆為大失敗。民國政府肇建伊始，縱不能有善良政策，為國民所謳歌；亦何至因區區數百萬之借款，貽他日無窮之累，為萬國所讙笑？....中日合辦之說，萬不可行[40]。」二月十二日，張謇以身為實業總長，對此事卻「事前不能參與，事後不能補救，實屬尸位溺職[41]」，憤而辭職，以示最嚴重的反對與抗議。而參議院方面，湖北省代表劉成禺於二月十日提案：「臨時政府押借外債及發行軍用鈔票，未交院中議決，有背臨時組織大綱，計分三項：一、以兵力強迫招商局押借外款；二、擅發軍用鈔票；三、以漢冶萍合同押借據款，致成中日合辦。凡此三端，既失政府信用，又足激變民心，應請公決。警告政府，另議善法[42]。」二月十二日，參議院通過該提案，要求臨時政府答覆。     孫文等雖「採取威脅手段，致使湖北省參議院議員聯袂辭職[43]」，但反對之聲一天比一天強烈，亦不能不顧慮。且二月十二日，二百萬日圓已然到手，而大清帝國末代皇帝溥儀也於本日宣告退位，南北雙方也已展開議和的工作，於是孫等考慮廢約。二月十七日至十九日間，孫文授意王正廷與唐紹儀，邀請漢冶萍公司高級職員王勳（王寵惠之兄）。「王正廷所言，政府以大局已定，籌款將易，則借此廢約，是出於孫意[44]。」三井借款應為三百萬日圓，而只給二百萬日圓，尚有一百萬日圓迄無下文，因此希望廢約[45]。王勳表示，政府既要廢約，就請自行廢除一月上旬與三井所定之約。唐紹儀則表明態度：「政府取消恐怕別生枝節，公司取消系解較易[46]」。     由於中日合辦漢冶萍公司的契約書有兩個版本，一是一九一二年一月上旬，孫文、黃興與三井物產會社的合辦契約；一是同年一月二十九日，孫、黃壓迫盛宣懷於神戶與正金銀行簽訂之約。兩個契約於責任歸屬關係甚大。盛宣懷因此於二月二十三日要求王勳，「希速詢孫，若所批准實係滬三井之約，則易廢；若係二十九草約，須即開股東會議再廢[47]。」     孫文當時要盛宣懷借款時，只談借款，不肯明說「合辦」；此時要盛宣懷廢約，也同樣只談廢約，不肯清楚交代所廢之約，到底是自己與三井簽訂者，抑或是要盛宣懷出面簽訂者。「孫總統覆電云：該草約，前雖批准，後以其交款濡滯，並不踐期，已電告前途，決定取消，盛氏萬不能以已由政府核准為藉口。....今各省反對，輿論嘩然，盛氏宜早設法廢去此約。且證書有須通過公司股東會一語，不為通過，此約即廢，不患無以處此也[48]。」盛宣懷對孫文這種態度感到「蠻不講理[49]」，因此也回敬孫文：「接尊電始知該草約已核准。弟當立即知會董事召開股東會，會議時，定將孫總統欲廢去該約之意告知各股東[50]。」     一九一二年三月二十二日，漢冶萍公司召開股東大會，出席股東全體反對中日合辦。此案乃告落幕。     中日合辦漢冶萍公司之舉，起因於日方想借機將漢冶萍公司納入其掌握之中，而孫文、黃興欲得鉅款以紓困局所致。其結果，孫、黃取得兩百萬借款之後即君子豹變，使日方期待落空，種下他日「二十一條款」豪奪漢冶萍之因由。

投書日本朝野對辛亥革命的態度

日本朝野對中國革命的態度 　　對於隔海相望的中國爆發革命，日本各界反應不一，但最有影響力 者的莫過於政府、軍部、右翼。三者的態度，都對三井財閥的借款活動 有所影響。 一、西園寺內閣的態度 　　辛亥革命爆發時，正值日本第二次西園寺內閣時期。該內閣於一九一一年八月三十日成立，組成的主力為在當時帝國議會中擁有絕對優勢的政友會。內相原敬、法相松田正久、文相長谷場純孝等均屬之。首相 西園寺公望，即是繼伊藤博文之後的政友會總裁。 　　西園寺首相年輕時留學法國，回國後歷任外交、教育，以及樞密院等要職，對中國事務卻頗為隔膜，因此內閣會議討論中國革命相關事宜 時，外相內田康哉和內相原敬乃能先後取得極大的發言權。 外相內田康哉的政策 　　二十世紀初，日本在國際上尚未有重大的份量，對中國事務亦沒有 足夠的發言權，因此內田康哉的外交政策相當重視與各國協調與妥協。 內田曾於一九○一年至一九○六年長期擔任日本駐華公使，堪稱西園寺內閣對中國問題最有暸解者。內田對於如何利用辛亥革命所產生的混亂，維護並擴張日本在中國的經濟利益和影響力非常重視，為了 保護日本在大冶鐵礦的利權，還特別於十月中旬派軍艦數艘，前往長江 下游，監視革命軍的行動 [1] 。 當時日本朝野覬覦於中國者，除了中國東北的利權之外，尚有華中、華南的經濟利益。前者與俄國相衝突，後者更牽涉到英法等國的「勢力範圍」。內田主張與列強協調，採取一致的行動。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四日，西園寺內閣在內田的主導下，決定對中國革命的基本方針：「帝國政府決定：關於滿洲問題的根本解決，留待對我國有利之時機到來再行處理。今後應著重致力於中國本部培植勢力，並努力使其他各國承認帝國在該地區之優勢地位。基於帝國此一既定方針，關於此一問題，一方面要與俄國採取協同步調，以維護我國利益；另一方面要儘可能與清國維持融洽的感情，並使其對我寄與信賴。此外，對英國要始終貫徹同盟條約精神。對法國及其他在中國本土有利害關係的 各國，則要尋求協調的途徑。同時要研究對策，全力將美國拉攏過來， 成為我國的夥伴。相信如此，是逐步達成我國目的的必要手段。以上宗 旨，經廟議決定，對於此次武昌所發生的革命變亂，準此方針，隨時採 取之必要措施 [２] 。」 辛亥革命爆發後第三天（一九一一年十月十三日），清廷陸軍省尚書廕昌即透過日本駐華公使館武官、特務首長青木宣純少將，要求日本政府提供武器彈藥 [３] 。外相內田康哉徵詢陸相石本和軍部元老山縣有朋意見後，以清政府「尊重日本在滿洲的地位」為條件，亦即以清廷承認日本在中國東北擁有特權，承認中國東北為日本的「勢力範圍」為條件，同意提供清廷軍火 [４] 。按日本在日俄戰爭後，繼俄羅斯之後在中國東北強 佔利權，中國朝野無不側目，視之為侵略。內田外相乃訓令駐華公使伊 集院利用此次援助的機會，要求清廷裁抑這些輿論 [５] 。十月二十三日，在日本政府的授意下，由三井財閥和大倉財閥以及高田商會合資的軍火公司「泰平組合」在中國的代理店「大倉洋行」，出面與清廷陸軍部簽訂 價值二百七十三萬二千六百四十圓日幣的軍火買賣契約 [６] 。這些彈藥主要 是日軍在日俄戰爭中所遺留下來的報廢品，大多已不能擊發。 在另一方面，內田康哉也認為提供清廷武器彈藥來鎮壓革命勢力，將負擔相當大的政治風險。「帝國政府向清廷提供如此援助，使自身擔 負重大責任，若此事實洩露於世，則革命軍自不待言，與之有直接或間接關係者，亦將對帝國起反感，或危害及帝國臣民，或對我國商品進行抵制，或以其他難以預料或明或暗的方法，表示對我國之怨恨，帝國利 益將受極大威脅。對此，務必預先有所覺悟才好 [7] 。」 革命軍勢力迅速擴張，形成燎原之勢後，更使日本政府大僚認為僅只扶助清廷無益於日本政府保全並擴展在中國之利益的企圖。十月二十 四日，西園寺內閣會議作了一些修正：「前次閣議對叛軍毫無同情，僅 只對作為正當政府的北京政府賦予同情；本日閣議，則轉而認為這種一 邊倒的政策並非上策 [8] 。」也就是說，從一面倒地支持清廷轉為暗中同時 拉攏清廷和革命軍的兩手策。 　　雖然如此，西園寺內閣並不希望中國出現共和政體。畢竟，位於日本東方的美國早已是共和政體。一旦位於日本西方的中國也成為共和政體，對日本的天皇制將形成包抄之勢 [9] 。若中國實施君主立憲制，則較無 威脅。 日本政府選定北洋強人袁世凱，為推行中國君主立憲的奇貨。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初，清廷徵召袁世凱，而袁正在討價還價之際，日本政府即派駐華公使館書記官高尾與袁世凱心腹趙秉鈞接觸，暗中透過趙對袁融通資金 [10] 。十六日，袁世凱以內閣總理大臣的身分復出後，日本政府認為時機成熟了。十八日，日本駐華公使伊集院彥吉奉外相內田康哉訓 令，拜訪袁世凱，詢問「依貴官所見，君主立憲與共和聯邦等政體，孰 者適合貴國 [11] ？」袁世凱回答：「本人現奉朝廷詔令為總理大臣，怎麼能 說不擁護清朝 [12] ？」 　　內田康哉等日本官員誤以為袁世凱贊同在中國實施君主立憲制，乃於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訓令駐英國臨時代理大使山座圓次郎，面見英國外相格雷，請英國促成中國建立君主立憲政體。「目前清國的根本議論主題莫過於君主、共和兩制得失論，然觀照清國國情之根柢，要實施共和制度至為困難。 .... 依（日本）帝國政府之見，清國今日最好的方策，乃在放棄共和說那種脫離現實的空談，同時去除滿洲朝廷專權之敝，大幅度增加漢人的權力。由滿洲人所組成的朝廷實施名義上的統治，其下由漢人實行實際政治。 .... 若英國政府對此宗旨，與帝國政府所見相同的話，請將此計與在清國有重大利益之各國商議。至於對清 廷和革命軍的時間與方法，則由（日、英）兩國政府協議進行 [13] 。」 此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尚未爆發，「英國和平（ Pax Britainicae ）」尚未崩壞，英國仍然是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國家。日本與英國之間，為了共同對付俄國在東亞的擴張，自一九○二年起即有「英日同盟」的關係存在。凡此，都讓日本在外交事務上，不能不唯英國馬首是瞻。日本政府想要干涉中國內政，改變中國政體為君主立憲制，不能不請求英國同 意，甚至請求英國帶頭推動。 然而英國自有其不同於日本的國家利益（ ratio status ）。在辛亥革命前後，以一九一三年為例，英國佔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的 50% 左右，佔中國對外和對內航線航運量的 41% ，佔外國對華投資總額的 37.7% [14] 。中國最繁榮富庶的長江流域是英國的「勢力範圍」，辛亥革命的起源地武昌正好位於其中。中國的動盪，對英國而言是市場的破壞，因此英國所需 要的，是一個能維持秩序和促進商業的政府。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四日，英國外相葛雷向駐華公使朱爾典表示：「我希望中國革命的結果將組成一個政府，這個政府會使中國強大，並能不受外力的干涉而執行其政務。這樣的政府，不僅會為我們所承認，且會得到我們的友誼與支 持。我們希望一個強大的中國政府來保持貿易上的門戶開放。至於由何 人組成政府，對我們並無關緊要 [15] 。」 清廷任命袁世凱出來收拾殘局後，葛雷又電朱爾典：「我們希望看到 .... 一個強有力的政府，能與各國公正交往 .... [16] 。」若其他外國勢力介入中國革命，該外國勢力在中國的地位自當上升，不利於英國的領導地位，因此英國始終要求其他各國採取中立化政策。當革命勢力於十一月擴展到被法國劃作「勢力範圍」的雲南後，英國政府為防止法國干涉中國革命，特別訓令駐法大使柏梯 (F.Bertie) 向法國政府表示：「英王陛下政府的意圖，是要把他們自己的行動限於保護英國臣民以及那些未受保護的外國臣民的生命財產，並且不危害中國的完整。他們希望看見中國的完整受到維持 [17] 。」同時取得法國不干涉的承諾：「法蘭西共和國政府同樣希望保持中國的完整，使他們自己限於準備採取那些絕對必要的 錯失，以保證當法國利益受到威脅時給予保護 [18] 。」 另外一方面，英國政府在清廷任命袁世凱出來收拾殘局後，就曾表示「我們對袁世凱懷有很友好的感情和敬意 [19] 」，並大力促成南北議和，對日本介入中國革命卻有相當強的戒心。朱爾典向倫敦報告，外國如強行干涉，令中國建立君主立憲，將會是有害而無益的。維持清廷會使中國一半土地的人民產生怨恨，而需要不斷地施加壓力，令列強國陷於嚴 重的責任，而且會加強日本與俄國對清廷的控制力 [20] 。 　　十二月五日，英國政府電告日本西園寺內閣，謂「英國政府同意目前為止最有力的意見為，在現任的滿清皇朝之下設立立憲政府，將能提供解決眼前危機的最佳解決之道，而共和體制很可能導致不切實際的結果，並可能引起中國大亂。如此一來，似乎可以推論出外國勢力應全力支持現任政府；然而敝國政府卻認為，中國的實際狀況及過去歷史告訴我們，外力介入將會使君主立憲遭受偏見阻礙，而不是大力推行。 .... 任何從外力強硬加諸中國人身上的安排，都是不可能長久存留的 [21] 。」 內田康哉碰了這個釘子，也只好訓令駐英國臨時代理大使山座圓次郎，向英國政府表達尊重其意見的態度 [22] 。十二月二十二日，內田康哉在內閣會議中報告英國的態度，並表示日本政府無異議放棄推動中國行君 主立憲制的計畫 [23] 。二十六日，西園寺內閣會議決議接受英國的不干涉中國政體的方針，並以此訓令駐華公使伊集院彥吉 [24] 。 　　在英國拒絕日本的建議後，外相內田康哉與列強協調的對華政策自 然宣告破產，西園寺內閣的對華政策乃轉移到內相原敬之手中。 [1] 「內田外務大臣在清國伊集院公使宛， 1911 年 10 月 16 日」，收錄於日本外務省編『清國事變 [ 辛亥革命 ] —日本外交文書別冊』（東京：嚴南堂書店， 1983 年），頁 47 。 [2] 「閣議決定 滿洲問題解決好機到來待目下中國本部勢力扶殖努 件， 1911 年 10 月 24 日」收錄於日本外務省編『清國事變 [ 辛亥革命 ] —日本外交文書別冊』（東 京：嚴南堂書店， 1983 年），頁 47 。 [3] 「在清國伊集院公使林外務大臣宛， 1911 年 10 月 13 日」，收錄於日本外務省編『清國事變 [ 辛亥革命 ] —日本外交文書別冊』（東京：嚴南堂書店， 1983 年），頁 134-185 。 [4] 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上，頁 353 。 [5] 同 3 。 [6] 「泰平組合代理店北京大倉洋行大清國陸軍部間兵器賣入契約 泰平組合兵器第一次賣入契 約」，收錄於日本外務省編『清國事變 [ 辛亥革命 ] —日本外交文書別冊』（東京：嚴南堂書 店， 1983 年），頁 378-380 [7] 同 3 。 [8] 原奎一郎編『原敬日記 第三卷 內務大臣』（東京：福村出版株式會社， 1981 年），頁 178 。 [9] 信夫清三郎著、周啟乾譯『日本近代政治史 第四卷 走向大東亞戰爭的道路』（臺北：桂冠圖 書公司， 1990 年），頁 75-76 。 [10] 「內田外務大臣在清國伊集院公使宛（電報）， 1911 年 11 月 3 日 袁世凱派密接關係維 持付趙秉鈞必要金額融通件」，收錄於日本外務省編『清國事變 [ 辛亥革命 ] —日 本外交文書別冊』（東京：嚴南堂書店， 1983 年），頁 58 。 [11] 「在清國伊集院公使內田外務大臣宛（電報）， 1911 年 11 月 18 日 袁世凱會見於君 主立憲制至當旨述件」，收錄於日本外務省編『清國事變 [ 辛亥革命 ] —日 本外交文書別冊』（東京：嚴南堂書店， 1983 年），頁 378-380 。 [12] 古屋奎二『蔣總統祕錄 -- 中日關係八十年之證言』第三冊（臺北：中央日報譯印， 1975 年），頁 127 。 [13] 「內田外務大臣在英國山座臨時代理大使宛（電報）， 1911 年 11 月 28 日 清國時局收拾 策關日英協議方及日本政府意見立憲君主制在英外相申入方訓令件」， 收錄於日本外務省編『清國事變 [ 辛亥革命 ] —日本外交文書別冊』（東京：嚴南堂書店， 1983 年），頁 383-385 。 [14] 王曾才「英國政府對辛亥革命所持的態度」『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 第三輯』 ( 臺北：中華民 國史料研究中心， 1972 年），頁 31-33 。 [15] Foreign Office Print, Vol.10032, No.302, Grey to Jordan, Nov.14,1911. 轉引自王曾才「英國政府對 辛亥革命所持的態度」『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 第三輯』 ( 臺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 1972 年），頁 31-33 。 [16] 「葛雷爵士致朱爾典電， 1911 年 11 月 15 日發自外交部」，胡濱譯『英國藍皮書有關辛亥革命資料 選譯』上冊（北京：中華書局， 1984 年），頁 58 。 [17] 「柏梯爵士至格雷爵士函 附件一 致賽爾伍斯先生的備忘錄， 1911 年 11 月 29 日於巴黎」，胡濱 譯『英國藍皮書有關辛亥革命資料 選譯』上冊（北京：中華書局， 1984 年），頁 134 。 [18] 「柏梯爵士至格雷爵士函 附件二 致柏梯爵士的備忘錄， 1911 年 11 月 29 日於巴黎」，胡濱 譯『英國藍皮書有關辛亥革命資料 選譯』上冊（北京：中華書局， 1984 年），頁 134 [19] 「葛雷爵士致朱爾典電， 1911 年 11 月 15 日發自外交部」，胡濱譯『英國藍皮書有關辛亥革命資料 選譯』上冊（北京：中華書局， 1984 年），頁 58 。 [20] Foreign Office Print, Vol.10032, No.407 、 408, Grey to Jordan and Grey to MacDonald, Dec.1,1911. 轉引自王曾才「英國政府對辛亥革命所持的態度」『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 第三輯』 ( 臺 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 1972 年），頁 41 。 [21] 「在英國山座臨時代理大使內田外務大臣宛（電報）， 1911 年 12 月 6 日 英國清國政 體採用適當認外部干涉得策覺書受領件」，收錄於日本外務 省編『清國事變 [ 辛亥革命 ] —日本外交文書別冊』（東京：嚴南堂書店， 1983 年），頁 393- 399 。 [22] 「內田外務大臣在英國山座臨時代理大使宛（電報）， 1911 年 12 月 9 日 官革協商結果待 協議英國意見異議件」，收錄於日本外務省編『清國事變 [ 辛亥革 命 ] —日本外交文書別冊』（東京：嚴南堂書店， 1983 年），頁 405 。 [23] 原奎一郎編『原敬日記 第三卷 內務大臣』（東京：福村出版株式會社， 1981 年），頁 198- 199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條。 [24] 原奎一郎編『原敬日記 第三卷 內務大臣』（東京：福村出版株式會社， 1981 年），頁 206 ，一 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條。 ================================================================ 內相原敬的政策 　　原敬早年追隨長州藩閥伊藤博文和井上馨在日本文官體系服務，官至外務省次官。一九○○年，伊藤博文創立政友會時，井上馨即推薦原敬擔任政友會幹事長，成為伊藤博文和西園寺公望的繼承人 [1] 。辛亥革命 既逢西園寺公望第二次組閣，在帝國議會中政友會又掌握絕對多數，此 時擔任內務省大臣的原敬之影響力自然相當可觀。 　　原敬打從辛亥革命爆發時，就認為不應一面倒地偏向清廷。「今日之情勢，叛軍與官軍誰勝誰負，情況根本尚未明朗化，就外交學理而 言，採取一邊倒的政策免不了會對我國產生不利的影響 [2] 。」 外相內田康哉企圖結合英國的力量推動中國君主立憲的計畫失敗 後，英國更排除他國干預，單獨積極地介入革命軍勢力與袁世凱之間，主導南北議和。日本政府也被排除在外，因而頗感疑懼。十二月十一日，駐華公使伊集院彥吉訪問袁世凱，告知英日乃是同盟國，在華相互 合作，希望袁將與朱爾典之間的協議交涉隨時通知伊集院 [3] 。十二月十五 日，內田康哉又訓令伊集院向袁世凱強調英日同盟的關係 [4] 。雖然如此， 日本還是未能扮演重要角色。 在這種無奈的狀況下，西園寺內閣中以內務省大臣原敬為主的一派人士開始轉變其態度，認為應該加緊與革命軍勢力的聯繫，透過對革命軍的影響力來擴張日本在中國的勢力。外相內田康哉甫於內閣會議中報告英國反對外力介入中國政局不久，內相原敬即於十二月二十四日接見 革命黨人，並表示日本政府對革命黨絕無排斥之意 [5] 。 一九一二年一月九日，原敬拜訪井上馨，井上出示黃興請求日本政府同情南京臨時政府，並提供資金援助的密函。井上馨之義子，三井物產總經理益田孝也拜訪原敬，談及南京臨時政府願意以中日合辦漢冶萍公司為代償向日方借款。而陸軍元老山縣有朋也傳話表示，贊成藉由借款給南京臨時政府的機會，要求臨時政府簽訂割讓中國東北給日本的密約 [6] 。翌日，益田孝再度拜訪原敬，表示曾訓令三井派在中國的代表森恪 要求南京臨時政府割讓中國東北，而森恪回電表示有把握達成任務 [7] 。 　　井上馨是原敬在宦途上的導師，又是日本政壇的元老，其藉由三井借款以奪取中國利權的意見，對原敬自然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兩天後，也就是一九一二年一月十二日，原敬在內閣會議上奪取原本屬於外相的對華政策主導權。「內閣會議上，西園寺依然沒有出席，雖然由內田報告中國情況，但因對清問題係由西園寺與內田總攬其事，閣僚不能就此問題進一步暸解實況，而西園寺照例又不能徹底解決，而遭受輿論批評為無能。有鑒於此，我認為，對革命軍應採取較以往稍微更前進的政策，形成援助關係。此外，如果俄國藉由外蒙古自治之名義（對外蒙 古）下手，即為我國對東三省採取相關措施之時機，此事應由朝廷詳加 討論。松田法相、齋藤海相等人也同意我的看法，並認為極其必要 [8] 。」 　　原敬與內田康哉面對辛亥革命最大的不同，在拋棄了內田與列強協調的基本原則，轉而片面支持革命軍對付袁世凱，企圖與在背後支持袁世凱的英國一別苗頭，使中國南北互相對抗，坐收漁翁之利。此外，在 中國東北的問題上，則以俄國假藉外蒙古獨立而伸張勢力為契機，不再 等待內田所謂的「有利之時機」，即刻採取行動搶食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安田志郎譯『原敬－政治技術的巨匠－』 ( 東京：讀賣新聞社， 1974 年），頁 48-58 。 [2] 原奎一郎編『原敬日記 第三卷 內務大臣』（東京：福村出版株式會社， 1981 年），頁 177 ，一 九一一年十月二十日條。 [3] Foreign Office Print, No.508, Jordan to Grey, Dec.12,1911. 轉引自王曾才「英國政府對辛亥革命所 持的態度」『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 第三輯』 ( 臺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 1972 年），頁 41 。 [4] 日本外務 省編『清國事變 [ 辛亥革命 ] —日本外交文書別冊』（東京：嚴南堂書店， 1983 年），頁 411 。 [5] 原奎一郎編『原敬日記 第三卷 內務大臣』（東京：福村出版株式會社， 1981 年），頁 202 ，一 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條。 [6] 原奎一郎編『原敬日記 第三卷 內務大臣』（東京：福村出版株式會社， 1981 年），頁 210 ，一 九一二年一月九日條。 [7] 原奎一郎編『原敬日記 第三卷 內務大臣』（東京：福村出版株式會社， 1981 年），頁 211 ，一 九一二年一月十日條。 [8] 同 25 ，頁 212 。 =============================================================== 二、 日本軍部的意見 對日本軍部而言，清廷或革命軍孰勝孰敗並非要事，最重要的，毋寧是如何藉機進行「滿蒙獨立計劃」，將中國東北和內蒙古納入日本的 控制下，以摘取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落空的果實。 為了達成此一目的，一九一一年八月三十日第二次西園寺內閣成立後，陸軍省便以保衛滿蒙權益，維護朝鮮治安為由，竭力主張增加兩個師的軍力。然而，在第二次西園寺內閣之前的桂太郎內閣，正是因為軍事開支過度擴張，導致財政惡化而被迫下臺的 [1] 。再加上陸軍山縣有朋—桂太郎一派，與伊藤博文—西園寺公望的政友會互為死敵，第一次西園寺內閣就是在山縣派議員的倒閣活動下被迫總辭的 [2] ，於公於私都很難支持陸軍的擴軍計劃。雙方僵持不下，造成第二次西園寺內閣極度不穩 定。 事實上，一九一二年日本軍力與一九○五年日俄戰爭時相較之下，步兵成長二點一倍，砲兵成長二點六倍 [3] 。積極預備對外用兵的想法，明 顯可見。 早在辛亥革命剛爆發時，陸軍省大臣石本即於一九一一年十月十三日內閣會議時提議，要利用中國多事之秋，出兵中國，占領部分土地，但遭遇內務大臣原敬的反對而作罷。原敬表示從前桂太郎內閣時即已決議，一旦有事時，應以保護利益的名義占領大冶，並解決滿洲問題，也 就是說重點在中國東北而非中國本土。而石本陸相的意見與此並未完全 一致，應予以駁回 [4] 。 十月十四日，陸軍省次官岡市之助向參謀次長福島安正提出意見，表示武昌起義引起長江沿岸紛擾不安，為避免中國北方被波及，危害南 滿，應照會各國同時出兵，以維護日本帝國的權 [5] 。 十月二十七日，原駐奉天第二十四旅團團長張紹曾，率部占領離北京不遠的永平府灤州，脅迫清廷實施立憲政治。日本駐華公使伊集院彥吉趁機拜訪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建議循義和團事件前例，保護京奉鐵路 [6] 。十一月六日，日本外相內田康哉乃訓令駐英國臨時代理大使山座，以張紹曾據灤州叛變將危害各國在華利益為由，與英國外相格雷協調，依義和團事件前例，由日本頂替俄國，保護山海關以東之鐵路交通 [7] 。如 此一來，日本即可順利地將軍隊運送到中國東北。 為了順利分割中國東北，軍部同時賣軍火給清廷和革命軍，這種兩手政策使日本軍部對中國南北雙方都有發言權。所不同的是，前者經閣議通過，後者則外務省默認而已 [8] 。此外，並派遣諜報人員致各地策動事件，部分軍官更加入革命軍，監視其行動。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十五日，本城平四郎致函日本陸軍大臣上原勇作，報告其布置情形：「武昌派有 與昌大尉跟黎元洪，壽西中佐監視北軍，鑄光少將、井戶川中佐、本庄 少佐加入革命軍，黃興由大原武慶跟隨 [9] 。」 西園寺內閣與英國協調的外交政策失敗後，軍部元老山縣有朋深表不滿：「帝國對清之政策乃英國之所不容，遂採取任由官革雙方達成協議之方策，實無限遺憾也。 .... 既然如此，應於『滿洲』領域內與俄國開誠布公，慎重協商。為防止秩序紊亂，嚴格確定預防及利用之方針， 乃目前十分重要之事 [10] 。」 一九一二年一月間，清朝滅亡已可預見，山縣有朋乃於一月十四日提出一份意見書給桂太郎：「洞觀今日之情勢，可以認為，滿漢協商只能陷於破裂之窘境，而無其他挽救之方法，如此論斷當無大差。若果能如此，我政府之處理，鑒於滿洲租界第級保護鐵道之關係，為預防一般秩序之紊亂，並保護人民生命財產之安全，故必須判斷需向滿洲出兵之 適當時機（一個師團或兩個師團） [11] 。」 為了製造出兵合理化的藉口，軍部還在中國東北製造事端。一九一二年二月三日，在日本保護下的京奉線山海關北部大橋被人炸燬，造成極大的傷亡 [12] 。日本軍方宣稱此乃革命軍所為，應對華出兵。但要發生如此大規模的爆炸，是需要專業技術的。當時京奉鐵道總局總辦李載之即對日本駐天津總領事小幡表示，根據對鐵橋遺跡所作的檢查，此事非十幾個非常熟練爆破工程的人，耗費一兩天的工時，是不可能作得到的。當時中國軍隊中，尚無如此專業水準。更何況是在日軍嚴密守備下，中國軍隊也不可能旁若無人地完成此項工作。言下之意，暗示此舉乃日軍 故意的行動 [13] 。 也許是因為山縣有朋—桂太郎集團與伊藤博文—西園寺公望集團互為死敵的關係，西園寺內閣雖在內相原敬主導下，也認為應該在適當時機對中國東北採取行動，卻始終未曾同意山縣有朋和桂太郎等人的主 張，向中國出兵。蓋山縣乃軍部最高元老，可以左右之。若貿然同意出兵中國，軍部隨時可藉由擴大編制、需索軍費等活動擴張勢力，山縣等之聲勢亦將水漲船高，此乃西園寺公望及原敬等所不可能忍受者。又，西園寺內閣本來就不同意陸軍擴張計劃，自然也不可能同意讓陸軍有借 機翻案的可能性。 由於西園寺內閣的牽制與反對，軍部最終未能藉中國發生革命的契機，揮軍大陸。內閣與軍部雙方積怨越來越深，終於導致一九一二年十 二月十三日西園寺內閣被迫總辭，由桂太郎組閣，取而代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伊文成、湯重南、賈玉芹主編『日本歷史人物傳（近現代篇）』（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1987 年），頁 308 。 [2] 同上。 [3] 曾村保信「辛亥革命日本」，收錄於日本國際政治學會編『日本外交史研究—日中關係展 開』（東京：日本國際政治學會， 1961 年），頁 45-46 。 [4] 「朱爾典爵士致格雷爵士電， 1911 年 11 月 7 日發自北京，同日收到」，轉引自胡冰『英國藍皮書 有關辛亥革命資料選譯』上冊（北京：中華書局， 1984 年） ，頁 174 。 [5] 臼井勝美『日本中國—大正時代』（東京：原書房， 1972 年），頁 2 。 [6] 「在清國伊集院公使內田外務大臣宛（電報）， 1911 年 10 月 27 日 必要場合先例基北 京山海關間鐵道保全計英公使話件」，收錄於日本外務省編『清國事變 [ 辛亥革命 ] —日 本外交文書別冊』（東京：嚴南堂書店， 1983 年），頁 71 。 [7] 「內田外務大臣在英國山座臨時代理大使宛（電報）， 1911 年 11 月 6 日 京奉鐵道保全方式英國政府意見突止方件」， [8] 「內田外務大臣在上海有吉總領事宛（電報） 武器密輸入默認件， 1911 年 12 月 8 日」，收 錄於日本外務省編『清國事變 [ 辛亥革命 ] —日本外交文書別冊』（東京：嚴南堂書店， 1983 年），頁 170 。 [9] 近藤秀樹『中國革命與日本人』，頁 143 。轉引自洪桂己「清末民初日本在華諜報工作」，收錄於 中研院近史所『中華民國初期歷史研討會（ 1912-1927 ）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 究所， 1984 年），頁 448 。 [10] 信夫清三郎著、周啟乾譯『日本近代政治史 第四卷 走向大東亞戰爭的道路』（臺北：桂冠圖 書公司， 1990 年），頁 82 。 [11] 同上。 [12] 損害貨車一台、三等車三台，二十七人死亡，一百二十餘人輕重傷。見「在奉天落和總領事 內田外務大臣宛（電報）， 1912 年 2 月 5 日 京奉線破壞被害件」，收錄於日本外務省編 『清國事變 [ 辛亥革命 ] —日 本外交文書別冊』（東京：嚴南堂書店， 1983 年），頁 320 。 [13] 「在天津小幡總領事內田外務大臣宛（電報）， 1912 年 2 月 6 日 鐵橋破壞事件關京奉鐵 道李總辦談話件」收錄於日本外務省編『清國事變 [ 辛亥革命 ] —日 本外交文書別冊』（東 京：嚴南堂書店， 1983 年），頁 320 。 =================================================================== 三、日本右翼團體在辛亥革命期間的活動       辛亥革命期間，日本右翼團體活動頻仍，其主要目的，也是希望能趁此中國大亂的時機，分割滿蒙，同時奪取中國南方之利益。     孫文曾經在其『建國方略』中曾回憶道，其於日本策劃革命時，曾結識以下日本友人：「遂往日本，以其地與中國相近，消息易通，便於籌畫也。抵日本後，其民黨領袖犬養毅遣宮崎寅藏、平山周二人來橫濱歡迎，乃引自東京相會。一見如舊識，抵掌談天下事，甚痛快也。時日本民黨初握政權，大隈為外相，犬養為之運籌，能左右之。後由犬養介紹，曾一見大隈，大石、尾崎等，此為予與日本政界人物交際之始也。隨而識副島種臣及其在野之志士如頭山、平岡、秋山、中野、鈴木等，後又識安川、犬塚、久原等。各志士之對於中國革命事業，先後多有資助，尤以犬塚、久原為最。其為革命奔走始終不懈者，則有山田兄弟、宮崎兄弟、菊池、萱野等。其為革命盡力者，則有副島、寺尾兩博士。此就其直接於予者而略記之，以誌不忘耳。其他間接為中國革命奔走盡力者尚多，不能於此一一悉記，當俟之革命黨史也[1]。」據萱野長知記載，在孫文等人革命期間，曾經積極參與其事的日本人，約在三百人之譜[2]。     這些熱心中國革命事業的日本人，除了大隈重信、犬養毅、尾崎行雄等政界名人，以及中野德次郎、久原房之助等財界人士之外，大多是所謂的「大陸浪人」。這些「大陸浪人」相當程度是倚靠大隈、犬養等「民黨」領袖，以及山縣有朋、桂太郎等軍部首腦提供活動經費，才能維持生計，因此相當程度上受政黨和軍方控制和操縱。     當時，革命陣營重要領袖人物身邊，幾乎都有日本人士。這些人士之中，真心認同革命之舉如宮崎滔天者，雖非絕無僅有，但別有居心者，更是不少。其實，就連宮崎滔天的背景也很複雜。犬養毅曾說：「滔天實在是一位微妙有趣的男子漢，外務省本來是派他去調查中國革命的祕密結社的，他卻變成中國革命的同路人，忘記了自己的本來任務，而與孫文意氣相投，結為一伙。....『去偷木乃伊的人，自己也變成了木乃伊[3]。』」事實上，當年日本外務省之所以派遣宮崎滔天前往中國調查祕密會黨，是希望利用反清祕密會黨的力量來牽制清廷的反日政策。負責執行此項牽制策略者，正是時任外務大臣大隈重信的重要智囊犬養毅[4]。黃興身邊的萱野長知、宋教仁身邊的北一輝，也都有各自的任務。     在眾多「大陸浪人」中，以頭山滿為首領的「玄洋社」和內田良平所領導的「黑龍會」是相當有名的右翼團體，他們在辛亥革命期間的活動值得密切注意。     一九○一年二月，原「玄洋社」成員內田良平等人於東京成立「黑龍會」，之所以號稱「黑龍」，蓋取其「欲擔當以黑龍江為中心經營大陸之大業」之志[5]。這一點，與內田等人之前輩組織玄洋社，意圖跨過玄洋灘，侵略朝鮮半島如出一輒。     黑龍會與中國革命淵源深厚，但一開始就企圖藉此奪取滿蒙。一八九八年七月，孫文由宮崎滔天引介，於東京拜會內田良平。據內田回憶，孫文曾表示：「原來吾人之目的，在於滅滿興漢，至革命成就之曉，即令滿蒙西伯利亞送與日本亦可也[6]。」內田良平一聽孫文此言，認定孫「非尋常之人」，遂與之訂下援助之約[7]。     一九○○年，內田良平曾對其部屬解釋：「吾人賭生命以援助孫革命之所以，以其與日本利益相一致之故也。孫以大義名分、興漢滅滿為革命旗幟，建設漢人之中國。（吾人）以故助漢人，使滿人求助於俄，而後日支提攜以破俄，收『滿洲』、西伯利亞為我所有，奠定經營大陸之基礎[8]。」     一九○七年，伊藤博文就清朝慶親王奕劻要求日本將孫文驅逐出境一事，與內田良平商議時，內田曾提到孫文可資利用之處為：「孫文自前年以來，向我朝野諸人遊說，言日本若能援助支那革命，將以滿蒙讓渡日本[9]。」     除了內田良平之外，其他右翼人士也多有圖謀中國東北，才援助革命者。一九○○年，孫文結識下田歌子，請其幫助革命黨人籌措革命經費。下田問：「革命成功之日，是否有意將『滿洲』予以日本？」孫文答：「可也。」於是下田說：「如此，當不惜盡力[10]。」     孫文為求日本朝野援助革命，亦曾主動表示不妨將中國東北交給日本經營之意。一九一一年七月十六日，孫文致函宗方小太郎：「我將日本視為第二個祖國。只是，近來我國青年志士常誤解日本經營『滿洲』對中國不利，真是令人遺憾[11]。」     內田良平的想法是「非早日地解決滿蒙問題不可，為此，甚至預先從孫文得到滿蒙讓與的言質，故他的援助革命不僅僅在於一般志士之間所通行的俠義精神，而在根本上想趁此機會解決滿蒙問題，有此決心才援助的[12]。」     武昌起義的消息傳到日本後，內田良平立即前往拜會山縣有朋及桂太郎，「教以此次武昌起義乃制清朝於死命的一大轉機，當此之時，使支那本土革命成功，同時防止革命波及滿蒙，使滿蒙得日本之領導而獲獨立，方為日本應取之策[13]。」     內田良平也想到要藉由支援革命軍，來支配中國南方。辛亥革命爆發後，內田即指出，以中國之遼闊富饒，日本不應只固執將眼光鎖定於中國東北；放眼南方，應可見其無限的天然財富[14]。     內田良平在辛亥革命期間，對南方革命軍最重大的意義，莫過於替革命軍爭取到購買日本軍火的機會。     一開始，日本政府只賣軍火給清廷，內田良平得知此事後，立刻寫信給三井物產總經理益田孝，表示三井幫助清朝固然不錯，但是別忘記也要同時幫助革命軍。「武漢之革命軍縱令為官兵所討滅，其核心力量－革命黨，仍將健全保存，到底難以剷除盡淨。....此際失革命黨之情感，將來無論是否對支那進行瓜分，都將大大有所損日本國家之利益[15]。」 　　益田孝收到內田良平的信後，往見擔任三井總顧問的井上馨。井上指示益田，援助革命軍之事須經政府同意，才可進行。於是益田先行拜見對軍方有絕對影響力的前首相桂太郎，取得諒解，再與桂太郎同行求見首相西園寺公望，獲得政府默許，確立援助革命黨的方針。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日，日本駐上海總領事有吉朋電告外相內田康哉，告知有日本商人秘密輸送武器給革命軍。內田回電指示，對於此事，默認即可[16]。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八日，由「雲海丸」輪船祕密運送步槍一萬挺到上海，交給革命軍接收[17]。一九一二年一月八日，再由「巴丸」輪船運送步槍一萬兩千枝，子彈二千萬發，機關槍六挺，大炮六門，炮彈五千發到南京[18]。 　　一九一二年一月，內田良平以革命軍上海都督府代理人的身分，與三井物產會社「先成立三十萬圓的借款，以三井貸款給內田良平的名義簽訂契約書，並立刻以此款充作武器彈藥的購買費，革命黨的使者即從泰平組合購得日本陸軍所放棄的大砲、槍枝、彈藥，運回戰地。另一方面，孫逸仙要求三百萬圓的借款，即命三井在上海的支店回應[19]。」     這些武器都是日本陸軍部庫存的剩餘品，大部分都無法使用，卻以高價賣給革命軍。臨時政府財政十分困難，自然無法付款，只好向日方借款來償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孫文『建國方略』，收錄於『國父全集』第一冊（臺北：國史館，1965年），頁164。 [2] 萱野長知『中華民國革命祕笈』，頁59。轉引自『辛亥革命與大陸浪人』（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1年），頁186。 [3] 『東京朝日新聞』，1930年7月21日。轉引自彭澤周『近代中日關係研究論集』（臺北：藝文印書    館，1978年），頁211。 [4] 黃自進「犬養毅與孫中山的革命運動—援助動機的探討」，收錄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    刊』第十九期，1990年6月，頁237。 [5] 葛生能久『東亞先覺志士記傳』上卷（東京：黑龍會出版社，1933年），頁678-679。 [6] 內田良平『皇國史談‧日本之亞細亞』，轉引自趙軍譯『辛亥革命與大陸浪人』（北京：中國大    百科全書出版社，1991年），頁144-145。 [7] 同上。 [8] 內田良平『硬石五拾年譜』，頁77，轉引自趙軍譯，前揭書，頁146。 <span style="mso-special-characte

投書星雲和尚說楊秋興與馬英九是同一種人

29日的聯合晚報說「佛光山開山宗長星雲大師日前公開稱讚高雄縣長楊秋興勤奮、清廉，跟總統馬英九一樣都是清廉的人，呼籲大家要讓好人出頭。」（胡宗鳳＜冷眼集／參選的正當性 讓他陷入長考＞，聯合晚報2010-7-29）     我不知道這是誰出的點子，是楊秋興的幕僚呢？還是金溥聰身邊的人呢？無論是誰，出這個點子請星雲和尚替楊秋興背書，說他跟馬英九同等的人，是個糊塗人！   星雲和尚有政治影響力，這不消說。但，他能影響的是誰？星雲長期以來都是站在哪一個利益集團的角度說話？星雲在他的信眾以外，是甚麼名聲？那個出點子的人真的不知道，那就完蛋了。   星雲那句話更要命。楊秋興和馬英九同等，馬英九在國民黨鐵衛部隊之外是甚麼名聲？說楊秋興與馬英九一樣，到底是推薦還是反推薦？   我不知道楊縣長心裡的盤算。但楊縣長要是以星雲的推薦為加分，那只能說，他想得「好人卡」。政治很現實，但政治野心令人變得不實際。楊縣長能不顧台灣的前途，不顧大高雄市民的身家財產安全，轉向支持ECFA；若進一步擁抱星雲，也只是讓你我更加瞧不起他而已。但楊縣長在乎嗎？ 楊縣長，你要是不在乎台灣的前途，我也就不在乎你的政治前途！ Ps. 我本來百思不得其解，楊秋興怎麼會去支持ECFA。看了昨天黃飛龍的〈通靈師是國民黨掛 「暗算」楊秋興參選路〉一段報導才恍然大悟：「高雄縣長楊秋興...把台灣南社等高雄縣政府顧問團隊的斡旋棄之不顧...『興友會』成員，以及包括鴻海集團郭台銘、義大財團、星雲法師等工商企業界和宗教界領袖，許多都是國民黨人士與親密黨友。」親財團、遠諫友，此楊秋興之所以轉向支持ECFA也！ 報導也說，楊秋興四處求神拜佛，終於找到挺他的靈界力量，因此信心大增。唉，棄綠民，信神棍，此楊秋興之所以一意孤行也！ 又，聞整合則怒，聞動算則喜，此楊秋興之所以以私害公也！ 楊秋興的外圍集團在一些網站上大肆鼓吹超脫藍綠，好人出頭天；星雲也以同樣的說法鼓勵楊秋興。楊秋興是好人？我看是一顆棋子，一顆用完即丟的棋子。 國民黨的棋子是好人？唉，君不知政客對事物的定義都跟我們不一樣嗎？

投書對於謝長廷先生違反承諾重回政壇一事的三段式論證

謝長廷先生最近被選舉為民進黨的中常委。為此，有些台派朋友深不以為然，認為謝先生公然承諾若總統選舉失敗要退出政壇，如今重回政壇，是違背承諾的。謝先生也為此表示道歉。 網路上針對此事也有頗多討論，特別是在I_Love_Taiwan社群中更是引起激辯。 我同意Echo的建議： 1. 認知到他當初的賭咒是一個非常愚蠢的行為； 2. 批判他的（還有任何人的）背信行為； 3. 接受他的道歉，並歡迎他重回政壇。 或許我們可以推出這樣一個三段論證： 1. 破壞承諾者應受譴責，並應道歉。道歉被接受者，應接納之。 2. 謝長廷已經為他破壞承諾而道歉。 3. 接受他道歉並譴責其輕言承諾者，應接納之。 接下來，我要以基督徒的身分說幾句話。如果世人破壞承諾之後，就不能在悔改後被接納，那麼耶穌基督就不必降世為人，替眾人承擔罪債而死，因為人人均破壞承諾，都該死、下地獄。基督教倫理是：你錯了，就認錯悔改。聖經詩篇51:17如是說：「神所要的祭就是憂傷的靈；神啊，憂傷痛悔的心，你必不輕看。」神不輕看的，人可以輕看嗎？ 如果承諾是愚蠢的承諾，是否不容許人道歉後揚棄之？各位可曾向初戀情人承諾過，不管對方變心與否，終身只愛她/他一人？如果這種承諾不能推翻，心理醫師的門診會看不完。如果有人曾經皈依佛法，後來聽了福音，轉信基督，基督教會會說：「可恥，你違反了原本對佛祖的承諾。承諾就是承諾！」，並拒絕他加入教會嗎？我是基督教會的一個執事，翻閱過不少典籍，從未聽聞有此說法。 又有人說：「假使情勢已經改變, 要返回政壇, 參與可以, 關心應該, 但只能當一位小兵」。我謹以使徒保羅做例子，說明基督會怎樣做。 耶穌曾收彼得、約翰等12使徒，除了猶大背叛祂而遭除名，另有人遞補外，也在復活後收保羅作為他的使徒。使徒者，基督教偉大人物也，絕非「一名小兵」。 保羅何許人也？耶穌在世時，保羅沒有追隨過祂；耶穌剛死時，保羅在第一個基督徒的殉難上，是替那些下手殺殉道者看守衣服的。後來，保羅還在猶太教大祭司處取得了權柄，可以捉拿基督徒。他曾經承諾，要鎮壓基督教。 後來，保羅在一次前往大馬士革執行鎮壓基督教的任務途中，見到耶穌。他被耶穌指責後，悔改相信耶穌，成了一個基督徒。不但成了一個基督徒，還成了一個使徒。把基督教傳給猶太人以外世界的，就是保羅。新約聖經一半以上的經卷之作者，也是保羅。沒有保羅，就沒有今天的基督教。他絕非「一名小兵」。 有人會說，「保羅，你違背了對大祭司的承諾，不但不鎮壓基督教，反而振興的基督教。你可恥！你當一名小兵就可以了！為何去當總司令」嗎？ 如果保羅可以在悔改信主後成為使徒，為何謝長廷道歉認錯後，只能當「一名小兵」？殊不可解也！ 謝長廷先生先前的承諾是愚蠢的，他不該做那樣的承諾。因此，他應該道歉，並收回那種愚蠢的承諾。批判他愚蠢並接受他道歉的人，應接納他回到政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