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朝野對中國革命的態度
對於隔海相望的中國爆發革命，日本各界反應不一，但最有影響力 者的莫過於政府、軍部、右翼。三者的態度，都對三井財閥的借款活動 有所影響。
一、西園寺內閣的態度
辛亥革命爆發時，正值日本第二次西園寺內閣時期。該內閣於一九一一年八月三十日成立，組成的主力為在當時帝國議會中擁有絕對優勢的政友會。內相原敬、法相松田正久、文相長谷場純孝等均屬之。首相 西園寺公望，即是繼伊藤博文之後的政友會總裁。
西園寺首相年輕時留學法國，回國後歷任外交、教育，以及樞密院等要職，對中國事務卻頗為隔膜，因此內閣會議討論中國革命相關事宜 時，外相內田康哉和內相原敬乃能先後取得極大的發言權。
外相內田康哉的政策
二十世紀初，日本在國際上尚未有重大的份量，對中國事務亦沒有 足夠的發言權，因此內田康哉的外交政策相當重視與各國協調與妥協。
內田曾於一九○一年至一九○六年長期擔任日本駐華公使，堪稱西園寺內閣對中國問題最有暸解者。內田對於如何利用辛亥革命所產生的混亂，維護並擴張日本在中國的經濟利益和影響力非常重視，為了 保護日本在大冶鐵礦的利權，還特別於十月中旬派軍艦數艘，前往長江 下游，監視革命軍的行動 [1] 。
當時日本朝野覬覦於中國者，除了中國東北的利權之外，尚有華中、華南的經濟利益。前者與俄國相衝突，後者更牽涉到英法等國的「勢力範圍」。內田主張與列強協調，採取一致的行動。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四日，西園寺內閣在內田的主導下，決定對中國革命的基本方針：「帝國政府決定：關於滿洲問題的根本解決，留待對我國有利之時機到來再行處理。今後應著重致力於中國本部培植勢力，並努力使其他各國承認帝國在該地區之優勢地位。基於帝國此一既定方針，關於此一問題，一方面要與俄國採取協同步調，以維護我國利益；另一方面要儘可能與清國維持融洽的感情，並使其對我寄與信賴。此外，對英國要始終貫徹同盟條約精神。對法國及其他在中國本土有利害關係的 各國，則要尋求協調的途徑。同時要研究對策，全力將美國拉攏過來， 成為我國的夥伴。相信如此，是逐步達成我國目的的必要手段。以上宗 旨，經廟議決定，對於此次武昌所發生的革命變亂，準此方針，隨時採 取之必要措施 [２] 。」
辛亥革命爆發後第三天（一九一一年十月十三日），清廷陸軍省尚書廕昌即透過日本駐華公使館武官、特務首長青木宣純少將，要求日本政府提供武器彈藥 [３] 。外相內田康哉徵詢陸相石本和軍部元老山縣有朋意見後，以清政府「尊重日本在滿洲的地位」為條件，亦即以清廷承認日本在中國東北擁有特權，承認中國東北為日本的「勢力範圍」為條件，同意提供清廷軍火 [４] 。按日本在日俄戰爭後，繼俄羅斯之後在中國東北強 佔利權，中國朝野無不側目，視之為侵略。內田外相乃訓令駐華公使伊 集院利用此次援助的機會，要求清廷裁抑這些輿論 [５] 。十月二十三日，在日本政府的授意下，由三井財閥和大倉財閥以及高田商會合資的軍火公司「泰平組合」在中國的代理店「大倉洋行」，出面與清廷陸軍部簽訂 價值二百七十三萬二千六百四十圓日幣的軍火買賣契約 [６] 。這些彈藥主要 是日軍在日俄戰爭中所遺留下來的報廢品，大多已不能擊發。
在另一方面，內田康哉也認為提供清廷武器彈藥來鎮壓革命勢力，將負擔相當大的政治風險。「帝國政府向清廷提供如此援助，使自身擔 負重大責任，若此事實洩露於世，則革命軍自不待言，與之有直接或間接關係者，亦將對帝國起反感，或危害及帝國臣民，或對我國商品進行抵制，或以其他難以預料或明或暗的方法，表示對我國之怨恨，帝國利 益將受極大威脅。對此，務必預先有所覺悟才好 [7] 。」
革命軍勢力迅速擴張，形成燎原之勢後，更使日本政府大僚認為僅只扶助清廷無益於日本政府保全並擴展在中國之利益的企圖。十月二十 四日，西園寺內閣會議作了一些修正：「前次閣議對叛軍毫無同情，僅 只對作為正當政府的北京政府賦予同情；本日閣議，則轉而認為這種一 邊倒的政策並非上策 [8] 。」也就是說，從一面倒地支持清廷轉為暗中同時 拉攏清廷和革命軍的兩手策。
雖然如此，西園寺內閣並不希望中國出現共和政體。畢竟，位於日本東方的美國早已是共和政體。一旦位於日本西方的中國也成為共和政體，對日本的天皇制將形成包抄之勢 [9] 。若中國實施君主立憲制，則較無 威脅。
日本政府選定北洋強人袁世凱，為推行中國君主立憲的奇貨。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初，清廷徵召袁世凱，而袁正在討價還價之際，日本政府即派駐華公使館書記官高尾與袁世凱心腹趙秉鈞接觸，暗中透過趙對袁融通資金 [10] 。十六日，袁世凱以內閣總理大臣的身分復出後，日本政府認為時機成熟了。十八日，日本駐華公使伊集院彥吉奉外相內田康哉訓 令，拜訪袁世凱，詢問「依貴官所見，君主立憲與共和聯邦等政體，孰 者適合貴國 [11] ？」袁世凱回答：「本人現奉朝廷詔令為總理大臣，怎麼能 說不擁護清朝 [12] ？」
內田康哉等日本官員誤以為袁世凱贊同在中國實施君主立憲制，乃於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訓令駐英國臨時代理大使山座圓次郎，面見英國外相格雷，請英國促成中國建立君主立憲政體。「目前清國的根本議論主題莫過於君主、共和兩制得失論，然觀照清國國情之根柢，要實施共和制度至為困難。 .... 依（日本）帝國政府之見，清國今日最好的方策，乃在放棄共和說那種脫離現實的空談，同時去除滿洲朝廷專權之敝，大幅度增加漢人的權力。由滿洲人所組成的朝廷實施名義上的統治，其下由漢人實行實際政治。 .... 若英國政府對此宗旨，與帝國政府所見相同的話，請將此計與在清國有重大利益之各國商議。至於對清 廷和革命軍的時間與方法，則由（日、英）兩國政府協議進行 [13] 。」
此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尚未爆發，「英國和平（ Pax Britainicae ）」尚未崩壞，英國仍然是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國家。日本與英國之間，為了共同對付俄國在東亞的擴張，自一九○二年起即有「英日同盟」的關係存在。凡此，都讓日本在外交事務上，不能不唯英國馬首是瞻。日本政府想要干涉中國內政，改變中國政體為君主立憲制，不能不請求英國同 意，甚至請求英國帶頭推動。
然而英國自有其不同於日本的國家利益（ ratio status ）。在辛亥革命前後，以一九一三年為例，英國佔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的 50% 左右，佔中國對外和對內航線航運量的 41% ，佔外國對華投資總額的 37.7% [14] 。中國最繁榮富庶的長江流域是英國的「勢力範圍」，辛亥革命的起源地武昌正好位於其中。中國的動盪，對英國而言是市場的破壞，因此英國所需 要的，是一個能維持秩序和促進商業的政府。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四日，英國外相葛雷向駐華公使朱爾典表示：「我希望中國革命的結果將組成一個政府，這個政府會使中國強大，並能不受外力的干涉而執行其政務。這樣的政府，不僅會為我們所承認，且會得到我們的友誼與支 持。我們希望一個強大的中國政府來保持貿易上的門戶開放。至於由何 人組成政府，對我們並無關緊要 [15] 。」
清廷任命袁世凱出來收拾殘局後，葛雷又電朱爾典：「我們希望看到 .... 一個強有力的政府，能與各國公正交往 .... [16] 。」若其他外國勢力介入中國革命，該外國勢力在中國的地位自當上升，不利於英國的領導地位，因此英國始終要求其他各國採取中立化政策。當革命勢力於十一月擴展到被法國劃作「勢力範圍」的雲南後，英國政府為防止法國干涉中國革命，特別訓令駐法大使柏梯 (F.Bertie) 向法國政府表示：「英王陛下政府的意圖，是要把他們自己的行動限於保護英國臣民以及那些未受保護的外國臣民的生命財產，並且不危害中國的完整。他們希望看見中國的完整受到維持 [17] 。」同時取得法國不干涉的承諾：「法蘭西共和國政府同樣希望保持中國的完整，使他們自己限於準備採取那些絕對必要的 錯失，以保證當法國利益受到威脅時給予保護 [18] 。」
另外一方面，英國政府在清廷任命袁世凱出來收拾殘局後，就曾表示「我們對袁世凱懷有很友好的感情和敬意 [19] 」，並大力促成南北議和，對日本介入中國革命卻有相當強的戒心。朱爾典向倫敦報告，外國如強行干涉，令中國建立君主立憲，將會是有害而無益的。維持清廷會使中國一半土地的人民產生怨恨，而需要不斷地施加壓力，令列強國陷於嚴 重的責任，而且會加強日本與俄國對清廷的控制力 [20] 。
十二月五日，英國政府電告日本西園寺內閣，謂「英國政府同意目前為止最有力的意見為，在現任的滿清皇朝之下設立立憲政府，將能提供解決眼前危機的最佳解決之道，而共和體制很可能導致不切實際的結果，並可能引起中國大亂。如此一來，似乎可以推論出外國勢力應全力支持現任政府；然而敝國政府卻認為，中國的實際狀況及過去歷史告訴我們，外力介入將會使君主立憲遭受偏見阻礙，而不是大力推行。 .... 任何從外力強硬加諸中國人身上的安排，都是不可能長久存留的 [21] 。」
內田康哉碰了這個釘子，也只好訓令駐英國臨時代理大使山座圓次郎，向英國政府表達尊重其意見的態度 [22] 。十二月二十二日，內田康哉在內閣會議中報告英國的態度，並表示日本政府無異議放棄推動中國行君 主立憲制的計畫 [23] 。二十六日，西園寺內閣會議決議接受英國的不干涉中國政體的方針，並以此訓令駐華公使伊集院彥吉 [24] 。
在英國拒絕日本的建議後，外相內田康哉與列強協調的對華政策自 然宣告破產，西園寺內閣的對華政策乃轉移到內相原敬之手中。
[1] 「內田外務大臣在清國伊集院公使宛， 1911 年 10 月 16 日」，收錄於日本外務省編『清國事變
[ 辛亥革命 ] —日本外交文書別冊』（東京：嚴南堂書店， 1983 年），頁 47 。
[2] 「閣議決定 滿洲問題解決好機到來待目下中國本部勢力扶殖努
件， 1911 年 10 月 24 日」收錄於日本外務省編『清國事變 [ 辛亥革命 ] —日本外交文書別冊』（東
京：嚴南堂書店， 1983 年），頁 47 。
[3] 「在清國伊集院公使林外務大臣宛， 1911 年 10 月 13 日」，收錄於日本外務省編『清國事變
[ 辛亥革命 ] —日本外交文書別冊』（東京：嚴南堂書店， 1983 年），頁 134-185 。
[4] 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上，頁 353 。
[5] 同 3 。
[6] 「泰平組合代理店北京大倉洋行大清國陸軍部間兵器賣入契約 泰平組合兵器第一次賣入契
約」，收錄於日本外務省編『清國事變 [ 辛亥革命 ] —日本外交文書別冊』（東京：嚴南堂書
店， 1983 年），頁 378-380
[7] 同 3 。
[8] 原奎一郎編『原敬日記 第三卷 內務大臣』（東京：福村出版株式會社， 1981 年），頁 178 。
[9] 信夫清三郎著、周啟乾譯『日本近代政治史 第四卷 走向大東亞戰爭的道路』（臺北：桂冠圖
書公司， 1990 年），頁 75-76 。
[10] 「內田外務大臣在清國伊集院公使宛（電報）， 1911 年 11 月 3 日 袁世凱派密接關係維
持付趙秉鈞必要金額融通件」，收錄於日本外務省編『清國事變 [ 辛亥革命 ] —日
本外交文書別冊』（東京：嚴南堂書店， 1983 年），頁 58 。
[11] 「在清國伊集院公使內田外務大臣宛（電報）， 1911 年 11 月 18 日 袁世凱會見於君
主立憲制至當旨述件」，收錄於日本外務省編『清國事變 [ 辛亥革命 ] —日
本外交文書別冊』（東京：嚴南堂書店， 1983 年），頁 378-380 。
[12] 古屋奎二『蔣總統祕錄 -- 中日關係八十年之證言』第三冊（臺北：中央日報譯印， 1975 年），頁
127 。
[13] 「內田外務大臣在英國山座臨時代理大使宛（電報）， 1911 年 11 月 28 日 清國時局收拾
策關日英協議方及日本政府意見立憲君主制在英外相申入方訓令件」，
收錄於日本外務省編『清國事變 [ 辛亥革命 ] —日本外交文書別冊』（東京：嚴南堂書店， 1983
年），頁 383-385 。
[14] 王曾才「英國政府對辛亥革命所持的態度」『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 第三輯』 ( 臺北：中華民
國史料研究中心， 1972 年），頁 31-33 。
[15] Foreign Office Print, Vol.10032, No.302, Grey to Jordan, Nov.14,1911. 轉引自王曾才「英國政府對 辛亥革命所持的態度」『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 第三輯』 ( 臺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 1972 年），頁 31-33 。
[16] 「葛雷爵士致朱爾典電， 1911 年 11 月 15 日發自外交部」，胡濱譯『英國藍皮書有關辛亥革命資料
選譯』上冊（北京：中華書局， 1984 年），頁 58 。
[17] 「柏梯爵士至格雷爵士函 附件一 致賽爾伍斯先生的備忘錄， 1911 年 11 月 29 日於巴黎」，胡濱
譯『英國藍皮書有關辛亥革命資料 選譯』上冊（北京：中華書局， 1984 年），頁 134 。
[18] 「柏梯爵士至格雷爵士函 附件二 致柏梯爵士的備忘錄， 1911 年 11 月 29 日於巴黎」，胡濱
譯『英國藍皮書有關辛亥革命資料 選譯』上冊（北京：中華書局， 1984 年），頁 134
[19] 「葛雷爵士致朱爾典電， 1911 年 11 月 15 日發自外交部」，胡濱譯『英國藍皮書有關辛亥革命資料
選譯』上冊（北京：中華書局， 1984 年），頁 58 。
[20] Foreign Office Print, Vol.10032, No.407 、 408, Grey to Jordan and Grey to MacDonald, Dec.1,1911. 轉引自王曾才「英國政府對辛亥革命所持的態度」『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 第三輯』 ( 臺
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 1972 年），頁 41 。
[21] 「在英國山座臨時代理大使內田外務大臣宛（電報）， 1911 年 12 月 6 日 英國清國政
體採用適當認外部干涉得策覺書受領件」，收錄於日本外務
省編『清國事變 [ 辛亥革命 ] —日本外交文書別冊』（東京：嚴南堂書店， 1983 年），頁 393-
399 。
[22] 「內田外務大臣在英國山座臨時代理大使宛（電報）， 1911 年 12 月 9 日 官革協商結果待
協議英國意見異議件」，收錄於日本外務省編『清國事變 [ 辛亥革
命 ] —日本外交文書別冊』（東京：嚴南堂書店， 1983 年），頁 405 。
[23] 原奎一郎編『原敬日記 第三卷 內務大臣』（東京：福村出版株式會社， 1981 年），頁 198-
199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條。
[24] 原奎一郎編『原敬日記 第三卷 內務大臣』（東京：福村出版株式會社， 1981 年），頁 206 ，一
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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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相原敬的政策
原敬早年追隨長州藩閥伊藤博文和井上馨在日本文官體系服務，官至外務省次官。一九○○年，伊藤博文創立政友會時，井上馨即推薦原敬擔任政友會幹事長，成為伊藤博文和西園寺公望的繼承人 [1] 。辛亥革命 既逢西園寺公望第二次組閣，在帝國議會中政友會又掌握絕對多數，此 時擔任內務省大臣的原敬之影響力自然相當可觀。
原敬打從辛亥革命爆發時，就認為不應一面倒地偏向清廷。「今日之情勢，叛軍與官軍誰勝誰負，情況根本尚未明朗化，就外交學理而 言，採取一邊倒的政策免不了會對我國產生不利的影響 [2] 。」
外相內田康哉企圖結合英國的力量推動中國君主立憲的計畫失敗 後，英國更排除他國干預，單獨積極地介入革命軍勢力與袁世凱之間，主導南北議和。日本政府也被排除在外，因而頗感疑懼。十二月十一日，駐華公使伊集院彥吉訪問袁世凱，告知英日乃是同盟國，在華相互 合作，希望袁將與朱爾典之間的協議交涉隨時通知伊集院 [3] 。十二月十五 日，內田康哉又訓令伊集院向袁世凱強調英日同盟的關係 [4] 。雖然如此， 日本還是未能扮演重要角色。
在這種無奈的狀況下，西園寺內閣中以內務省大臣原敬為主的一派人士開始轉變其態度，認為應該加緊與革命軍勢力的聯繫，透過對革命軍的影響力來擴張日本在中國的勢力。外相內田康哉甫於內閣會議中報告英國反對外力介入中國政局不久，內相原敬即於十二月二十四日接見 革命黨人，並表示日本政府對革命黨絕無排斥之意 [5] 。
一九一二年一月九日，原敬拜訪井上馨，井上出示黃興請求日本政府同情南京臨時政府，並提供資金援助的密函。井上馨之義子，三井物產總經理益田孝也拜訪原敬，談及南京臨時政府願意以中日合辦漢冶萍公司為代償向日方借款。而陸軍元老山縣有朋也傳話表示，贊成藉由借款給南京臨時政府的機會，要求臨時政府簽訂割讓中國東北給日本的密約 [6] 。翌日，益田孝再度拜訪原敬，表示曾訓令三井派在中國的代表森恪 要求南京臨時政府割讓中國東北，而森恪回電表示有把握達成任務 [7] 。
井上馨是原敬在宦途上的導師，又是日本政壇的元老，其藉由三井借款以奪取中國利權的意見，對原敬自然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兩天後，也就是一九一二年一月十二日，原敬在內閣會議上奪取原本屬於外相的對華政策主導權。「內閣會議上，西園寺依然沒有出席，雖然由內田報告中國情況，但因對清問題係由西園寺與內田總攬其事，閣僚不能就此問題進一步暸解實況，而西園寺照例又不能徹底解決，而遭受輿論批評為無能。有鑒於此，我認為，對革命軍應採取較以往稍微更前進的政策，形成援助關係。此外，如果俄國藉由外蒙古自治之名義（對外蒙 古）下手，即為我國對東三省採取相關措施之時機，此事應由朝廷詳加 討論。松田法相、齋藤海相等人也同意我的看法，並認為極其必要 [8] 。」
原敬與內田康哉面對辛亥革命最大的不同，在拋棄了內田與列強協調的基本原則，轉而片面支持革命軍對付袁世凱，企圖與在背後支持袁世凱的英國一別苗頭，使中國南北互相對抗，坐收漁翁之利。此外，在 中國東北的問題上，則以俄國假藉外蒙古獨立而伸張勢力為契機，不再
等待內田所謂的「有利之時機」，即刻採取行動搶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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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田志郎譯『原敬－政治技術的巨匠－』 ( 東京：讀賣新聞社， 1974 年），頁 48-58 。
[2] 原奎一郎編『原敬日記 第三卷 內務大臣』（東京：福村出版株式會社， 1981 年），頁 177 ，一
九一一年十月二十日條。
[3] Foreign Office Print, No.508, Jordan to Grey, Dec.12,1911. 轉引自王曾才「英國政府對辛亥革命所 持的態度」『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 第三輯』 ( 臺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 1972 年），頁 41 。
[4] 日本外務 省編『清國事變 [ 辛亥革命 ] —日本外交文書別冊』（東京：嚴南堂書店， 1983 年），頁 411 。
[5] 原奎一郎編『原敬日記 第三卷 內務大臣』（東京：福村出版株式會社， 1981 年），頁 202 ，一
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條。
[6] 原奎一郎編『原敬日記 第三卷 內務大臣』（東京：福村出版株式會社， 1981 年），頁 210 ，一 九一二年一月九日條。
[7] 原奎一郎編『原敬日記 第三卷 內務大臣』（東京：福村出版株式會社， 1981 年），頁 211 ，一 九一二年一月十日條。
[8] 同 25 ，頁 2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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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日本軍部的意見
對日本軍部而言，清廷或革命軍孰勝孰敗並非要事，最重要的，毋寧是如何藉機進行「滿蒙獨立計劃」，將中國東北和內蒙古納入日本的 控制下，以摘取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落空的果實。
為了達成此一目的，一九一一年八月三十日第二次西園寺內閣成立後，陸軍省便以保衛滿蒙權益，維護朝鮮治安為由，竭力主張增加兩個師的軍力。然而，在第二次西園寺內閣之前的桂太郎內閣，正是因為軍事開支過度擴張，導致財政惡化而被迫下臺的 [1] 。再加上陸軍山縣有朋—桂太郎一派，與伊藤博文—西園寺公望的政友會互為死敵，第一次西園寺內閣就是在山縣派議員的倒閣活動下被迫總辭的 [2] ，於公於私都很難支持陸軍的擴軍計劃。雙方僵持不下，造成第二次西園寺內閣極度不穩 定。
事實上，一九一二年日本軍力與一九○五年日俄戰爭時相較之下，步兵成長二點一倍，砲兵成長二點六倍 [3] 。積極預備對外用兵的想法，明 顯可見。
早在辛亥革命剛爆發時，陸軍省大臣石本即於一九一一年十月十三日內閣會議時提議，要利用中國多事之秋，出兵中國，占領部分土地，但遭遇內務大臣原敬的反對而作罷。原敬表示從前桂太郎內閣時即已決議，一旦有事時，應以保護利益的名義占領大冶，並解決滿洲問題，也 就是說重點在中國東北而非中國本土。而石本陸相的意見與此並未完全 一致，應予以駁回 [4] 。
十月十四日，陸軍省次官岡市之助向參謀次長福島安正提出意見，表示武昌起義引起長江沿岸紛擾不安，為避免中國北方被波及，危害南 滿，應照會各國同時出兵，以維護日本帝國的權 [5] 。
十月二十七日，原駐奉天第二十四旅團團長張紹曾，率部占領離北京不遠的永平府灤州，脅迫清廷實施立憲政治。日本駐華公使伊集院彥吉趁機拜訪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建議循義和團事件前例，保護京奉鐵路 [6] 。十一月六日，日本外相內田康哉乃訓令駐英國臨時代理大使山座，以張紹曾據灤州叛變將危害各國在華利益為由，與英國外相格雷協調，依義和團事件前例，由日本頂替俄國，保護山海關以東之鐵路交通 [7] 。如 此一來，日本即可順利地將軍隊運送到中國東北。
為了順利分割中國東北，軍部同時賣軍火給清廷和革命軍，這種兩手政策使日本軍部對中國南北雙方都有發言權。所不同的是，前者經閣議通過，後者則外務省默認而已 [8] 。此外，並派遣諜報人員致各地策動事件，部分軍官更加入革命軍，監視其行動。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十五日，本城平四郎致函日本陸軍大臣上原勇作，報告其布置情形：「武昌派有 與昌大尉跟黎元洪，壽西中佐監視北軍，鑄光少將、井戶川中佐、本庄 少佐加入革命軍，黃興由大原武慶跟隨 [9] 。」
西園寺內閣與英國協調的外交政策失敗後，軍部元老山縣有朋深表不滿：「帝國對清之政策乃英國之所不容，遂採取任由官革雙方達成協議之方策，實無限遺憾也。 .... 既然如此，應於『滿洲』領域內與俄國開誠布公，慎重協商。為防止秩序紊亂，嚴格確定預防及利用之方針， 乃目前十分重要之事 [10] 。」
一九一二年一月間，清朝滅亡已可預見，山縣有朋乃於一月十四日提出一份意見書給桂太郎：「洞觀今日之情勢，可以認為，滿漢協商只能陷於破裂之窘境，而無其他挽救之方法，如此論斷當無大差。若果能如此，我政府之處理，鑒於滿洲租界第級保護鐵道之關係，為預防一般秩序之紊亂，並保護人民生命財產之安全，故必須判斷需向滿洲出兵之 適當時機（一個師團或兩個師團） [11] 。」
為了製造出兵合理化的藉口，軍部還在中國東北製造事端。一九一二年二月三日，在日本保護下的京奉線山海關北部大橋被人炸燬，造成極大的傷亡 [12] 。日本軍方宣稱此乃革命軍所為，應對華出兵。但要發生如此大規模的爆炸，是需要專業技術的。當時京奉鐵道總局總辦李載之即對日本駐天津總領事小幡表示，根據對鐵橋遺跡所作的檢查，此事非十幾個非常熟練爆破工程的人，耗費一兩天的工時，是不可能作得到的。當時中國軍隊中，尚無如此專業水準。更何況是在日軍嚴密守備下，中國軍隊也不可能旁若無人地完成此項工作。言下之意，暗示此舉乃日軍 故意的行動 [13] 。
也許是因為山縣有朋—桂太郎集團與伊藤博文—西園寺公望集團互為死敵的關係，西園寺內閣雖在內相原敬主導下，也認為應該在適當時機對中國東北採取行動，卻始終未曾同意山縣有朋和桂太郎等人的主 張，向中國出兵。蓋山縣乃軍部最高元老，可以左右之。若貿然同意出兵中國，軍部隨時可藉由擴大編制、需索軍費等活動擴張勢力，山縣等之聲勢亦將水漲船高，此乃西園寺公望及原敬等所不可能忍受者。又，西園寺內閣本來就不同意陸軍擴張計劃，自然也不可能同意讓陸軍有借 機翻案的可能性。
由於西園寺內閣的牽制與反對，軍部最終未能藉中國發生革命的契機，揮軍大陸。內閣與軍部雙方積怨越來越深，終於導致一九一二年十 二月十三日西園寺內閣被迫總辭，由桂太郎組閣，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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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伊文成、湯重南、賈玉芹主編『日本歷史人物傳（近現代篇）』（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1987 年），頁 308 。
[2] 同上。
[3] 曾村保信「辛亥革命日本」，收錄於日本國際政治學會編『日本外交史研究—日中關係展
開』（東京：日本國際政治學會， 1961 年），頁 45-46 。
[4] 「朱爾典爵士致格雷爵士電， 1911 年 11 月 7 日發自北京，同日收到」，轉引自胡冰『英國藍皮書
有關辛亥革命資料選譯』上冊（北京：中華書局， 1984 年） ，頁 174 。
[5] 臼井勝美『日本中國—大正時代』（東京：原書房， 1972 年），頁 2 。
[6] 「在清國伊集院公使內田外務大臣宛（電報）， 1911 年 10 月 27 日 必要場合先例基北
京山海關間鐵道保全計英公使話件」，收錄於日本外務省編『清國事變
[ 辛亥革命 ] —日 本外交文書別冊』（東京：嚴南堂書店， 1983 年），頁 71 。
[7] 「內田外務大臣在英國山座臨時代理大使宛（電報）， 1911 年 11 月 6 日
京奉鐵道保全方式英國政府意見突止方件」，
[8] 「內田外務大臣在上海有吉總領事宛（電報） 武器密輸入默認件， 1911 年 12 月 8 日」，收
錄於日本外務省編『清國事變 [ 辛亥革命 ] —日本外交文書別冊』（東京：嚴南堂書店， 1983
年），頁 170 。
[9] 近藤秀樹『中國革命與日本人』，頁 143 。轉引自洪桂己「清末民初日本在華諜報工作」，收錄於
中研院近史所『中華民國初期歷史研討會（ 1912-1927 ）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
究所， 1984 年），頁 448 。
[10] 信夫清三郎著、周啟乾譯『日本近代政治史 第四卷 走向大東亞戰爭的道路』（臺北：桂冠圖
書公司， 1990 年），頁 82 。
[11] 同上。
[12] 損害貨車一台、三等車三台，二十七人死亡，一百二十餘人輕重傷。見「在奉天落和總領事
內田外務大臣宛（電報）， 1912 年 2 月 5 日 京奉線破壞被害件」，收錄於日本外務省編
『清國事變 [ 辛亥革命 ] —日 本外交文書別冊』（東京：嚴南堂書店， 1983 年），頁 320 。
[13] 「在天津小幡總領事內田外務大臣宛（電報）， 1912 年 2 月 6 日 鐵橋破壞事件關京奉鐵
道李總辦談話件」收錄於日本外務省編『清國事變 [ 辛亥革命 ] —日 本外交文書別冊』（東
京：嚴南堂書店， 1983 年），頁 3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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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本右翼團體在辛亥革命期間的活動
辛亥革命期間，日本右翼團體活動頻仍，其主要目的，也是希望能趁此中國大亂的時機，分割滿蒙，同時奪取中國南方之利益。
孫文曾經在其『建國方略』中曾回憶道，其於日本策劃革命時，曾結識以下日本友人：「遂往日本，以其地與中國相近，消息易通，便於籌畫也。抵日本後，其民黨領袖犬養毅遣宮崎寅藏、平山周二人來橫濱歡迎，乃引自東京相會。一見如舊識，抵掌談天下事，甚痛快也。時日本民黨初握政權，大隈為外相，犬養為之運籌，能左右之。後由犬養介紹，曾一見大隈，大石、尾崎等，此為予與日本政界人物交際之始也。隨而識副島種臣及其在野之志士如頭山、平岡、秋山、中野、鈴木等，後又識安川、犬塚、久原等。各志士之對於中國革命事業，先後多有資助，尤以犬塚、久原為最。其為革命奔走始終不懈者，則有山田兄弟、宮崎兄弟、菊池、萱野等。其為革命盡力者，則有副島、寺尾兩博士。此就其直接於予者而略記之，以誌不忘耳。其他間接為中國革命奔走盡力者尚多，不能於此一一悉記，當俟之革命黨史也[1]。」據萱野長知記載，在孫文等人革命期間，曾經積極參與其事的日本人，約在三百人之譜[2]。
這些熱心中國革命事業的日本人，除了大隈重信、犬養毅、尾崎行雄等政界名人，以及中野德次郎、久原房之助等財界人士之外，大多是所謂的「大陸浪人」。這些「大陸浪人」相當程度是倚靠大隈、犬養等「民黨」領袖，以及山縣有朋、桂太郎等軍部首腦提供活動經費，才能維持生計，因此相當程度上受政黨和軍方控制和操縱。
當時，革命陣營重要領袖人物身邊，幾乎都有日本人士。這些人士之中，真心認同革命之舉如宮崎滔天者，雖非絕無僅有，但別有居心者，更是不少。其實，就連宮崎滔天的背景也很複雜。犬養毅曾說：「滔天實在是一位微妙有趣的男子漢，外務省本來是派他去調查中國革命的祕密結社的，他卻變成中國革命的同路人，忘記了自己的本來任務，而與孫文意氣相投，結為一伙。....『去偷木乃伊的人，自己也變成了木乃伊[3]。』」事實上，當年日本外務省之所以派遣宮崎滔天前往中國調查祕密會黨，是希望利用反清祕密會黨的力量來牽制清廷的反日政策。負責執行此項牽制策略者，正是時任外務大臣大隈重信的重要智囊犬養毅[4]。黃興身邊的萱野長知、宋教仁身邊的北一輝，也都有各自的任務。
在眾多「大陸浪人」中，以頭山滿為首領的「玄洋社」和內田良平所領導的「黑龍會」是相當有名的右翼團體，他們在辛亥革命期間的活動值得密切注意。
一九○一年二月，原「玄洋社」成員內田良平等人於東京成立「黑龍會」，之所以號稱「黑龍」，蓋取其「欲擔當以黑龍江為中心經營大陸之大業」之志[5]。這一點，與內田等人之前輩組織玄洋社，意圖跨過玄洋灘，侵略朝鮮半島如出一輒。
黑龍會與中國革命淵源深厚，但一開始就企圖藉此奪取滿蒙。一八九八年七月，孫文由宮崎滔天引介，於東京拜會內田良平。據內田回憶，孫文曾表示：「原來吾人之目的，在於滅滿興漢，至革命成就之曉，即令滿蒙西伯利亞送與日本亦可也[6]。」內田良平一聽孫文此言，認定孫「非尋常之人」，遂與之訂下援助之約[7]。
一九○○年，內田良平曾對其部屬解釋：「吾人賭生命以援助孫革命之所以，以其與日本利益相一致之故也。孫以大義名分、興漢滅滿為革命旗幟，建設漢人之中國。（吾人）以故助漢人，使滿人求助於俄，而後日支提攜以破俄，收『滿洲』、西伯利亞為我所有，奠定經營大陸之基礎[8]。」
一九○七年，伊藤博文就清朝慶親王奕劻要求日本將孫文驅逐出境一事，與內田良平商議時，內田曾提到孫文可資利用之處為：「孫文自前年以來，向我朝野諸人遊說，言日本若能援助支那革命，將以滿蒙讓渡日本[9]。」
除了內田良平之外，其他右翼人士也多有圖謀中國東北，才援助革命者。一九○○年，孫文結識下田歌子，請其幫助革命黨人籌措革命經費。下田問：「革命成功之日，是否有意將『滿洲』予以日本？」孫文答：「可也。」於是下田說：「如此，當不惜盡力[10]。」
孫文為求日本朝野援助革命，亦曾主動表示不妨將中國東北交給日本經營之意。一九一一年七月十六日，孫文致函宗方小太郎：「我將日本視為第二個祖國。只是，近來我國青年志士常誤解日本經營『滿洲』對中國不利，真是令人遺憾[11]。」
內田良平的想法是「非早日地解決滿蒙問題不可，為此，甚至預先從孫文得到滿蒙讓與的言質，故他的援助革命不僅僅在於一般志士之間所通行的俠義精神，而在根本上想趁此機會解決滿蒙問題，有此決心才援助的[12]。」
武昌起義的消息傳到日本後，內田良平立即前往拜會山縣有朋及桂太郎，「教以此次武昌起義乃制清朝於死命的一大轉機，當此之時，使支那本土革命成功，同時防止革命波及滿蒙，使滿蒙得日本之領導而獲獨立，方為日本應取之策[13]。」
內田良平也想到要藉由支援革命軍，來支配中國南方。辛亥革命爆發後，內田即指出，以中國之遼闊富饒，日本不應只固執將眼光鎖定於中國東北；放眼南方，應可見其無限的天然財富[14]。
內田良平在辛亥革命期間，對南方革命軍最重大的意義，莫過於替革命軍爭取到購買日本軍火的機會。
一開始，日本政府只賣軍火給清廷，內田良平得知此事後，立刻寫信給三井物產總經理益田孝，表示三井幫助清朝固然不錯，但是別忘記也要同時幫助革命軍。「武漢之革命軍縱令為官兵所討滅，其核心力量－革命黨，仍將健全保存，到底難以剷除盡淨。....此際失革命黨之情感，將來無論是否對支那進行瓜分，都將大大有所損日本國家之利益[15]。」
益田孝收到內田良平的信後，往見擔任三井總顧問的井上馨。井上指示益田，援助革命軍之事須經政府同意，才可進行。於是益田先行拜見對軍方有絕對影響力的前首相桂太郎，取得諒解，再與桂太郎同行求見首相西園寺公望，獲得政府默許，確立援助革命黨的方針。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日，日本駐上海總領事有吉朋電告外相內田康哉，告知有日本商人秘密輸送武器給革命軍。內田回電指示，對於此事，默認即可[16]。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八日，由「雲海丸」輪船祕密運送步槍一萬挺到上海，交給革命軍接收[17]。一九一二年一月八日，再由「巴丸」輪船運送步槍一萬兩千枝，子彈二千萬發，機關槍六挺，大炮六門，炮彈五千發到南京[18]。
一九一二年一月，內田良平以革命軍上海都督府代理人的身分，與三井物產會社「先成立三十萬圓的借款，以三井貸款給內田良平的名義簽訂契約書，並立刻以此款充作武器彈藥的購買費，革命黨的使者即從泰平組合購得日本陸軍所放棄的大砲、槍枝、彈藥，運回戰地。另一方面，孫逸仙要求三百萬圓的借款，即命三井在上海的支店回應[19]。」
這些武器都是日本陸軍部庫存的剩餘品，大部分都無法使用，卻以高價賣給革命軍。臨時政府財政十分困難，自然無法付款，只好向日方借款來償還。
[1] 孫文『建國方略』，收錄於『國父全集』第一冊（臺北：國史館，1965年），頁164。
[2] 萱野長知『中華民國革命祕笈』，頁59。轉引自『辛亥革命與大陸浪人』（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1年），頁186。
[3] 『東京朝日新聞』，1930年7月21日。轉引自彭澤周『近代中日關係研究論集』（臺北：藝文印書
館，1978年），頁211。
[4] 黃自進「犬養毅與孫中山的革命運動—援助動機的探討」，收錄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
刊』第十九期，1990年6月，頁237。
[5] 葛生能久『東亞先覺志士記傳』上卷（東京：黑龍會出版社，1933年），頁678-679。
[6] 內田良平『皇國史談‧日本之亞細亞』，轉引自趙軍譯『辛亥革命與大陸浪人』（北京：中國大
百科全書出版社，1991年），頁144-145。
[7] 同上。
[8] 內田良平『硬石五拾年譜』，頁77，轉引自趙軍譯，前揭書，頁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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