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行政院長郝柏村曾投書聯合報，指摘中學教科書提到二二八事件「死傷逾萬」與事實不符。這不是他第一次這樣講，早在他還在政壇活躍時就經常如此說。他的立論始終是：政府有一筆補償金給遺族申請，但只有1千人左右真的申請，所以死難者人數應該就這麼多。他這個論點，才是悖於事實。 這種說法忽略了：(1)有些遺族到今天還害怕國民黨是在引蛇出洞；(2)有些遺族根本懶得理這個政府；(3)二二八事件的死難者中，有很多是當時的高中生，他們根本還沒結婚，也不會有後代，爸媽也都死了，兄弟姊妹的後代不見得手裡握有什麼證據，是要怎樣申請補償。   不要以為遺族都會樂得去拿錢！這個政府有太多官僚的腦子裡面就只有錢，也把人民當成都是可以用錢收買的對象。我的曾祖父在二二八事件被關押，鄰居一一槍斃。放出來後就瘋了，一年後過世。我家族也沒人去申請什麼補償金。不要以為我們都像小狗一樣，看到錢就搖尾巴！   許介鱗『戰後台灣史記』第十三章：   一九四七年...三月三日，「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在臺北中山堂召開第一次會議，警總及其所隸屬之「軍統」派人混進民眾中，提議組織「忠義服務隊」，維持治安，並要求軍隊撤出臺北。此時，黑社會首腦許德輝表示願意負責。...根據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忠義服務隊」和「義勇總隊」根本就是同一個機構，許德輝只不過是林頂立的部下而已。這些人四處縱火，燒燬外省人商店、毆打外省人，挑起衝突、混亂，為中央派兵鎮壓製造藉口... 「忠義服務隊」也動員學生及青年。三月三日處委會治安委員會決議要求學生及青年協助。游彌堅叮囑在場青年代表張武曲等人儘快組織起來，張等乃在兩天後成立「臺灣省青年自治同盟」，與原本存在的「學生自治會」共同加入「忠義服務隊」。... 三月七日下午，「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討論由王添燈所草擬的「三十二條處理大綱」，混進旁聽席的特務人員提出由軍統所擬的「撤銷警總」、「軍隊繳械」、「釋放臺灣人漢奸」「臺灣的海陸空軍軍官由臺灣人充任」等十條額外要求。當晚，這些額外要求經由廣播後，柯遠芬等人以為抓到了把柄，處委會成員叛國罪證確鑿，不禁「談笑風生」「飯量大增」，說出「現在他們的陰謀大暴露了，現在是我們理直氣壯了。」 　　同夜稍晚，「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向陳儀遞交「處理大綱」，陳嚴厲拒絕，並密令臺北所有部隊待命。八日上午，憲兵第四團兩個營乘船抵達基隆，晚間十時三十分，長官公署下令總攻擊，在中山堂及日新國小開會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要員多半罹難。深夜，圓山地區發生「戰鬥」，軍統人員將參加「忠義服務隊」的數百名青年和學生集體屠殺，然後再誣指他們是夜襲圓山的暴徒。九日清晨六時，警備總部宣佈臺北戒嚴，「派兵彈壓變亂，搜捕奸黨」。上午，增援部隊陸軍第二十一師由上海開抵基隆，藉口「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陰謀叛亂，展開一場大屠殺。   另，其他的文獻也指出：二二八事件時，確確實實有一群有組織的流氓帶頭打殺搶外省人，製造許多事端，釀成軍警特鎮壓臺灣全島的口實。這群流氓的背後究竟是何許人也？答案是：國民黨省黨部。   國民黨裡面有很多派系，這些派系傾軋經常不管大局，只要把對方毀了，人民死活無所謂，國家前途也無所謂。二二八事件就是一個例子。陳儀是政學系，跟陳果夫陳立夫兩兄弟的CC派處得很不好。陳儀來台接收，就不給台灣省黨部好處。結果，省黨部就搞他。CC派的特務機關中統，來台灣吸收了許多流氓，例如台中地區的幫派首腦蔡志昌，他手下的「十四大哥」裏面有不少都是中統的特務。中統所吸收的十四大哥幫成員詹正光，在事件爆發後，鼓動民眾放火，把事端鬧大。（鐘逸人，p. 157）   此外，CC派也派特務混進處理委員會，並刻意提出一些讓國民政府有藉口可以鎮壓台灣人的要求，例如「本省人的戰犯與漢奸無條件立即釋放」以及「各地方法院院長及檢察官全部由本省人充任」等。（葉芸芸，p. 99） 蔣渭川也參與推動青年學生加入「忠義服務隊」、組織「臺灣青年自治同盟」。（蔣渭川）三月六日又招集退伍臺籍日軍於中山堂及太平國校集合。（蔣渭川） 當時情治人員曾經組成「便衣隊」槍殺台灣人。省參議員顏石吉說：「這次所謂便衣隊多數由黨部服務處出來槍殺人命。」（台灣二二八事件檔案史料，p. 528）    

中國早在10年前就拿稀土出口來對付過日本，結果根本沒贏。　　當時因為日本扣押了入侵釣魚台的中國船長，雙方鬧僵，中國祭出不讓稀土礦出口的手段，一時之間看似佔了上風。儘管中國官方後來聲稱，並沒有下令禁運稀土礦，卻沒幾個人會真的相信其說詞。日本的反應是立刻多方尋找對策：開發出替代稀土金屬的技術、從報廢的手機與電腦中回收稀土金屬，以及鼓勵澳洲和蒙古開發稀土礦等等，以便徹底擺脫中國藉由高科技對稀土金屬的倚賴，往後再有勒索的機會。　　這兩個國家所使用的戰略手段，其實是在不同的時代。　　中國扣住稀有礦產的戰略，是地緣政治學(Geopolitics)的標準做法。這是一門在十九世紀下半葉到二次大戰盛行的學問，相信國家的力量來自對其地理位置、地理資源與交通管道的控制。一次大戰爆發的遠因，就是列強在帝國主義的驅使下，為了爭奪亞非及東歐土地資源以及對各個重要海峽的控制，而產生的各種結盟與鬥爭關係。　　當時的工業，儘管已經突飛猛進，但幾乎沒有替代能源的觀念。因此，誰控制了關鍵的礦產，誰就有更大的競爭優勢。因此，為了控制主要的礦產，經常會出現戰爭與外交上的搏鬥。就算在承平時刻，列強也經常隱身在財團幕後，以經濟的手段要去控制外國的礦產。比如說，日本政府為了穩定取得大冶鐵礦和萍鄉煤礦（後來改組為漢冶萍公司）的礦產，躲在背後支持興業銀行和三井財團與大倉組，借錢給盛宣懷。盛氏的抵押品就是這兩座礦山全部的機械、建築物和附屬鐵道，並且在日方的示意下，趕走了本來合作的德國工程師，改聘日本工程師。後來又日本政府又躲在三井財團背後跟孫文做買賣，只要革命軍政府願意讓三井「合辦」漢冶萍公司，就借大筆軍費給孫文。孫文也躲在盛宣懷後面，避免承擔責任。孫文從日方拿到兩百萬日圓之後，藉口說湖南省參議院議員反對，耍賴要求盛宣懷出面廢約。後來日本人遂在袁世凱當國時代提出「二十一條款」，打算徹底解決這個問題。　　以自己的礦產做武器，來對付其他國家的先例，則以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最為經典。當時阿拉伯世界主導的OPEC產油國家，為了打擊以色列和其盟邦，宣布收回石油標價權，並將原油價格從每桶3.011美元提高到10.651美元，使油價暴漲了兩倍多，導致二戰以來最嚴重的全球經濟危機。然而就從那個時候開始，先進工業國家便全力著手開發替代能源，並研究各種防衛機制。日本就是以省油汽車打敗了歐美許多大廠牌。歐美國家在替代能源上也有長足的發展。非OPEC的產油國更加強生產，使OPEC產油國的出產量在全世界的總量比，從原本的80%，下滑到40%。　　正如阿拉伯世界難以長久使用石油作為勒索先進工業國家的武器（否則出身沙烏地阿拉伯富豪家庭的賓拉登也不會淪落到得去採取恐怖攻擊），中國也很難指望能夠一而再，再而三地靠稀土礦掐住日本和其他先進工業國的脖子。　　在全球化時代，決勝負的是人才、資本和技術。中國擁有的是礦產，而不是提煉這些礦產的技術。與日本打過交道的人都知道，日本人不會把核心技術交給外人。中國的優秀人才很多，但真正的高科技人才還是得靠外國大學培養。中國的資金很豐沛，但大部分是外來的投資。在這場對抗中，日本已經研發出比稀土金屬便宜二十倍的替代品，已經找出從廢電器回收稀土金屬的技術。更重要的是，稀土不是中國獨門獨市的產品，許多國家只是沒有開發而已。中國這次敲山震虎，固然讓先進工業國震驚，也促使她們下定決心要擺脫對中國稀土礦的依賴。以現在的高科技，在很短的時間內，中國就會失去勒索先進國家的本錢。　　更重要的是，國際經濟的現實不是各國依賴中國(dependence)，而是世界各國互賴(interdependence)。中國能以稀土礦逼迫日本，焉知日本不能使用其他武器對付中國？　　中國與日本那次交手，呈現出兩個時代的不同觀念。那些在台灣替中國鼓掌叫好的人，觀念是不是也停留在幾十年前？如今中國想拿10年前玩不轉的把戲來對付美國，把別人當傻子的，自己才是白癡。       

七月四日是人類文明史上的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這一天不但是美國的國慶，也是人類對抗民選專制政權的紀念日！ 公元1776年，北美十三州人民起來反抗英國的統治。值得吾人注意的是，在美國獨立革命之際，英國的絕對王權時代早就結束了。眾所皆知，英國是近代史上最早的民主國家。早在1215年，英國就通過「大憲章」來限制國王的專斷；1689年英國就發生光榮革命，確立議會對國王的制衡。那為何在87年後，北美十三州的人民還必須要起來反抗暴政？ 答案是：民選的政府也會在不受節制的情形下變成專制政權，也就是「民選專制政權」(elected tyranny)！ 美國獨立革命前夕，英國表面上是一個民主國家，事實上正處於「輝格寡頭政體」（Whig Oligarchy）下。1721年，英王喬治一世任命輝格黨領袖華坡爾（Robert Walpole）為「首席大臣」（這個職位後來演變為「首相」）。華坡爾把大不列顛當成他自己家的公司來經營。「在他任內的二十二年間國會不是制衡他的地方，因為賄賂腐化盛行，他認為每一個『尊貴的議員』都有一個『價碼』，而他也毫不避諱地去收買。因此從喬治一世一七一四年即位以後的數十年間，英國在泡沫經濟及『輝格寡頭政體』之下內有金權政治，對外則儘量謀取和平以追求貿易收入；用現代的詞彙來說即是採取『經濟掛帥』的『向錢看』政策。」（陳思賢，西洋政治思想史：近代英國篇。台北：五南圖書，1998年，p.73） 在這種結構下，國會不但不能制衡政府，反而成為政府漠視民意的最好幫手。1756年，英法爆發七年戰爭。1763年，英國取得勝利，但累積了鉅額的國債。因此，輝格黨政府決定向殖民地課稅來填補這個漏洞。理應替國民把關的國會，卻為虎作倀，通過一連串對殖民地不利的法案:1764年通過「砂糖法」，規定對美洲殖民地的貨物必須課徵關稅；同年通過「通貨法」，禁止殖民地發行通貨；1765年的「印花稅法」，規定殖民地的公私法律文件必須貼印花；1767年，財政大臣湯森(Charles Townshend)又提案，從美洲進口的紙、茶、鉛、玻璃、塗料等貨品均要課稅。 對此，北美殖民地人民的強烈抵制。然而，英國政府與國會不但對於民心思變無動於衷，反而變本加厲。1773年英屬東印度公司經營不善，瀕臨破產。英國國會為了挽救該公司，並幫投資該公司的政府官員解套，免除了該公司的茶稅，並且同意該公司獨佔北美茶葉市場。殖民地人民提出訴願，英國國會卻變本加厲，不但增稅，還禁止美洲殖民地直接向歐洲國家進行貿易。最終逼使殖民地人民不得不鋌而走險。1770年起，衝突不斷，終於在1776年發表「獨立宣言」。  「殖民者要的不是改革，因為...在他們來看，從華坡爾政權以降所追求的重商主義政策，已使得英國內部結構及對外關係都變質了。在對外方面，它變成一個殖民帝國，以壓榨殖民地知本土人民及殖民者圍務，...原本議會牽制朝廷的狀況被打破了：透過英格蘭銀行的設立、公債的發行、信用的授予及擴張，再加上賄買官員或議員，率皆使得金權政治籠罩了倫敦，政府不但同財閥勾結，甚至官祿爵位都可以由私人利益團體瓜分。到了此地步，原本係為保障民權而設的議會此時已變成相權的橡皮圖章，而人民的自由及財產權大受威脅。...數百年來英國人引以為傲的『英國人之自由』已為陳績，而保障此自由的議會也名存實亡了。至此，英國已經走向了一個共和國的最後一個階段，那就是『腐化』及衰敗。」（陳思賢，前揭書，p.90-91）  獨立革命成功後，美國發展出一個截然不同於英國的分權制衡制度，令前來觀察的法國學者托克維爾驚歎不已。究其原因，其實是美國建國先賢為了防止這個新的國家重蹈英國國會不受節制而變成專制暴政的覆轍。後來，法國第三、第四共和，也曾歷經國會專制的不幸時代，導致第五共和必須重新設計一套節制民選專制的制度。我們必須注意的是，無論是美國或法國第五共和，都對「代議民主」制度做出修正。為了避免代議士不代表民意，只代表財團利益而恣意妄為，美法兩國都加強了「直接民主」的一些機制，例如公民投票等制度，或者是在行政法上規定對人民權益有影響的法規命令非經聽證不能生效。在西方，「民主」的內涵早就不僅只是「民選」，而是一種以自由平等選舉為特色，並且以法治、分權,對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宗教自由與財產權等基本自由加以保障的憲政自由主義( constitutional liberalism)。 然而在第三波民主化之後，有許多國家號稱民主，卻空有民選制度卻沒有自由主義精神的買櫝還珠現象。從南美的秘魯到西亞的巴勒斯坦，從西非的賽拉利楊到東歐的斯洛凡尼亞，從南亞的巴基斯坦到東南亞的菲律賓，處處可見一些沒有自由主義精神的民選政權無視於該國憲法對分權制衡的要求，甚至剝奪國民的基本權利的現象。 在第二次政黨輪替之後的台灣，其實也出現了同樣的現象。儘管台灣的總統與國會，都由人民選舉產生。然而，當前的總統與國會，都將民意視為無物，為了一黨之私恣意妄為，金權腐化的程度比起十八世紀的英國有過之而無不及。更嚴重的是，對於經濟主權等重大議題，竟然以十二個人的審議委員會，不讓人民行使公投權；只肯讓國會做全有或全無型的形式審查，連實質審查權也不給國會。不但不能正視直接民主的潮流，尊重「國民保留」，連間接民主的「國會保留」也做不到，徒然有民選的空殼子機制，這不正是「民選專制政權」的典型嗎？套當年美洲殖民地先前的評論，「二十年來台灣人引以為傲的『台灣人之自由』已為陳績，而保障此自由的議會也名存實亡了。至此，台灣已經走向了一個共和國的最後一個階段，那就是『腐化』及衰敗。」 當我們在七月四日慶賀人類第一個民主共和國誕生時，實在也應該反省不把台灣人民當一回事的馬英九「民主專制政權」。 （本文刊登於《極光電子報》第200期，2010-07-02 http://blog.roodo.com/aurorahope/archives/12861891.html　）

我是個媒體外電編譯，又在大學開授「媒體識讀」課程。昨天的經歷，真是太值得記念了。 教育部顧問室晚近將重點放在大學通識教育的改革。現階段的重點在「培養學生的現代公民能力」。講到「公民」，當然不能忽略「國家主人」、「公共性」、「參與」，除此之外，也免不了要列出幾項重點：民主素養、倫理素養、科學素養、美學素養、媒體素養。 我們一群南區各大專校院的通識教育老師們，昨天去了長榮大學研習。Keynote speaker是文藻外語學院的學務長蔡介裕副教授。他在演講時提到，我們談「民主素養」，要求學生參與公共事務。結果，有時會出現兩難的局面。學生對於最貼近自己的公共生活--學校幹部、系學會、學生議會的選舉冷漠不投票，卻跑去臺北冒雨抗爭，反對「米果吃蘋果」。講到激動處，他突然冒出一句：「早上出門前，收到教育部訓委會的一封電子郵件，要求各校學務長去關心在臺北抗議的那些同學。天氣很冷、又在下雨，別弄壞身體。」當場，稍微有點sense的老師們都嘩然。「關心」這兩個字，從訓導系統的嘴巴裡講出來，打死我都不相信是善意的。 Q and A時間，第一位舉手的老師就發難了：「教育部憑什麼要你們學務長們去掌握在臺北抗議的那些學生名單？」 10分鐘後，我去上洗手間，就聽到蔡學務長在講電話。很明顯地，對方是記者，問的問題就是剛才那件事。 我回到會場，發現可以用自己服務學校的帳號密碼在長榮大學上網。登入臉書，就從臺北政壇友人的臉書上，看到PTT已經再傳這件事，發稿時間是10:25，蔡學務長講完不久。再去看了那篇文章附的連結，是昨天也在現場的某位先進。他9:06就在臉書上講「文藻學務長表示，教育部通知各大學清査在台北參加抗議媒體壟斷的學生名單」。PTT的文章也是用這段話去引伸的。 該位先進的轉述，以及PTT那篇文章的再轉述，其實都不是「文藻學務長」的用字。他是個典型的謹慎之人，昨天會擦槍走火，已經是很意外了，就不用說他會明白地講出訓委會要他們去「關心」學生的意思。 當然，外面傳的，是以PTT那篇為母本。 下午，我就從林朝億大哥的臉書看到諷刺訓委會「關心」學生的漫畫了。當場，我也知道，新頭殼一定會有報導。果然，沒多久，就看到好幾篇相關文章。還有臺北政壇挖到的公文、立委的反應。 幾個心得： 1. 這個教育部還是跟當年一樣不長進！ 2. 智慧型手機太厲害了，人還沒走出會場，消息就已經在網路上滿天飛了。 3. 這件事情的轉述過程中，其實把人家沒說的話，塞到「文藻學務長」嘴巴裡了。以我對該校的了解，他的學務長幹不久了。 4. 老實說，我當時上網的動機，也是想通知新頭殼這件事，要他們去查證。但一看到PTT的反應，我就明白，不必麻煩了，新頭殼一定會知道。            

我的母校在把校友們的公文「弄丟了」後，終於在2012年6月18日開會討論到底要不要為陳文成學長立碑。由於有人以不要政治化的理由反對，這場會議進行得很激烈。最後李嗣涔校長建議，將陳文成的事蹟列入校史。我是個研究台灣史的台大畢業生，在此將3年前的一篇紀念陳文成學長的文章貼出來，與關心此一事件的朋友們分享。 1981年7月2日，任教於美國卡內基美倫大學統計系的陳文成教授，在回台訪問期間，被警總約談。翌日清晨被發現陳屍於國立台灣大學研究生圖書館，死亡時間約為清晨三四點，得年僅31歲。由於陳教授具有美國籍，此事和稍早之前（1979年12月）的美麗島事件有關，而這個事件又曾經引發1980年2月28日的林義雄先生家屬慘遭滅門的事件，遂引起剛和台灣斷交的美國朝野各界極強烈的批判，最終導致情治首腦王昇被流放。 儘管警總表示在約談完陳教授後就在當晚送他安全回到家門口，陳教授夫人卻證實陳教授並沒有按門鈴進家門。警總又說陳教授可能是心理壓力過大自殺（註1），甚至到今天還有人在網路上引述某情治機關將領的說法：陳教授是跑去跟大學時代的女朋友幽會，不慎摔死。(註2)然而，根據美方人員的驗屍結果，陳教授「身上缺乏自殺墜樓者應有的痕跡，如果是意外墜樓或自行跳樓則屍體不應該會與建築物平行且陳屍距離亦不符，所以『可能是以側著身子的姿勢被丟到地面』，也就是他殺。此外狄格魯一度表示，他在此行中的發現，並不能打消他對『中華民國政府某些部門可能涉及陳文成死亡案』的看法，不過狄格魯稍後補充說明，他並非指中華民國政府直接介入了陳文成的死亡，而是由於政府處理陳案的前後態度不一，因此予人以政府某些機構可能在某種程度上介入了此案的印象。」(註3) 陳文成教授於警總所做的筆錄，消失28年後，在2009年7月1日非常離奇地「突然被找到了」！其中很重要的一段文字是「陳文成在筆錄中，坦承他在海外支援美麗島雜誌社人士而設立基金會，是希望從事民主改革，達到改變現有政治體制而設立。基金會由他發起推動而成立，共約成立十處，向各地同鄉募捐籌款，募得後即寄給美麗島雜誌社的施明德。」(註4)這段文字就讓現在目睹台灣派金主被有關單位藉由查貪腐弊案的理由趕盡殺絕的我們，看得心驚膽跳！今天出版的玉山周報就評論說：「如果陳文成只是單純捐款，她會被列入黑名單不准返台；不幸的是，他是號召募款的人，知道哪些台灣同鄉是幕後金主，所以特務讓他返國，設下陷阱，要從他身上挖出更多線索，以擴大打擊對象。...無數的例子指出，當局對付政治異己，是很懂得經濟學這一套的，不僅『抄人』，而且『抄財』。...換句話說，國民黨特務在肅清美麗島政團後，進一步把矛頭指向海外金主，要查明資金來源，徹底斷絕反對運動的經濟命脈...」　（註5） 國民黨政權，只有手法上的改變，沒有本質上的改變！至於台大那些以「憂心政治力進入校園」為由反對為陳文成立碑的人，如果把歷來在校園內連署擁連擁馬的學者名單拿出來比對看看，不知是否經得起檢驗？李嗣涔校長在阿扁疑似出問題時，急著向社會各界道歉，卻不知為台大也曾經出了職業學生，對臺灣的民主化歷程造成嚴重的傷害而向全體國人道歉，李校長道歉真是便宜啊！ ________________ 註1：許介鱗，戰後台灣史記（台北：文英堂，1986年），p. 483。 註2: 整死人還要毀壞人家的名譽，真令人不知從何說起！ 註3：＜陳文成＞，維基百科。 註4:Jimi Liao ＜消失28年 陳文成命案警總筆錄找到了!＞，Taiwan News. 2009.7.1 註5：李禎祥＜白色恐怖亡魂　陳文成雖死猶生＞，玉山周報第四期，2009.7.2-7.8，p. 42-43              

    中研院10位院士這次決定出面挺蔡，很重要的原因是國民黨打宇昌案。 　 　一個國家想要在競爭激烈的世界中生存，就必須發展關鍵的技術，而這些技術當然得靠國際級的頂尖人才。因此，頭腦清楚的人都知道，無論如何要保護這些人才。       毛澤東可以說是人類歷史上最糟蹋知識分子的獨裁者之一。為了鞏固自己的政權以及確保自己死後的名望，毛澤東發動了令人髮指的文化大革命。他縱容底下的官員指揮紅衛兵四處打砸搶，毆打學者專家，把年輕學子下放。那些年的烏煙瘴氣，斷送了中國不少研究。       然而，中國最頂尖的專家學者卻在周恩來的保護下，沒有受到打擊。毛澤東也知道，政權鞏固後，國家還是要發展，不能不倚重這些頂級人才。事實上，若非毛澤東默許，周恩來想要保住錢學森等人，談何容易。當時連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主席劉少奇都被鬥死，一個國務院總理又憑什麼保住科學家？       世人都說，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是兄弟黨，獨裁統治的模式如出一轍。然而，我們看到馬英九放縱他的政務官劉憶如和黨籍立委邱毅、蔡正元，以及充當黨國意識形態機器的御用媒體，日夜攻訐對那些膽敢出面澄清蔡英文在宇昌案角色的世界頂級生技專家，不禁感慨：國民黨比共產黨還要過分。       不只臺灣，全世界下一個階段的經濟發展，都必須仰賴生技產業。那些世界頂級的生技專家根本不必看臺灣臉色，是臺灣必須用盡一切心意去拉攏他們。當他們棄臺灣而去，臺灣等於自絕前途。       國民黨人或許以為，專家都是可以用權勢和名利來收編和使喚的。其實他們搞錯了，能這樣被收編的，是沒地方可以去，只好乖乖聽話的奴才。那些頂級的學者只要輕輕地說幾句話，就有各國政府和研究機關極力爭取，哪裡需要看你臉色。       毛澤東尚且允許周恩來保護錢學森等人，馬英九卻縱容國民黨人攻擊何大一和翁啟惠。我們只能說，馬英九比毛澤東更過分，國民黨比共產黨還要不管國家死活！    

朱浤源先生近日發表他的「研究發現」，指控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在二二八事件時與流氓的活動有關。我想，有必要談談二二八事件時那些流氓到底是怎麼回事。   二二八事件時，確確實實有一群有組織的流氓帶頭打殺搶外省人，製造許多事端，釀成軍警特鎮壓臺灣全島的口實。這群流氓的背後究竟是何許人也？答案是：國民黨省黨部。   國民黨裡面有很多派系，這些派系傾軋經常不管大局，只要把對方毀了，人民死活無所謂，國家前途也無所謂。二二八事件就是一個例子。陳儀是政學系，跟陳果夫陳立夫兩兄弟的CC派處得很不好。陳儀來台接收，就不給台灣省黨部好處。結果，省黨部就搞他。CC派的特務機關中統，來台灣吸收了許多流氓，例如台中地區的幫派首腦蔡志昌，他手下的「十四大哥」裏面有不少都是中統的特務。中統所吸收的十四大哥幫成員詹正光，在事件爆發後，鼓動民眾放火，把事端鬧大。（鐘逸人，p. 157） 此外，CC派也派特務混進處理委員會，並刻意提出一些讓國民政府有藉口可以鎮壓台灣人的要求，例如「本省人的戰犯與漢奸無條件立即釋放」以及「各地方法院院長及檢察官全部由本省人充任」等。（葉芸芸，p. 99） 蔣渭川也參與推動青年學生加入「忠義服務隊」、組織「臺灣青年自治同盟」。（蔣渭川）三月六日又招集退伍臺籍日軍於中山堂及太平國校集合。（蔣渭川） 當時情治人員曾經組成「便衣隊」槍殺台灣人。省參議員顏石吉說：「這次所謂便衣隊多數由黨部服務處出來槍殺人命。」（台灣二二八事件檔案史料，p. 528） 其實，二二八事件不是CC派與陳儀第一次交手。陳儀還是福建省主席時，陳果夫、陳立夫兄弟就要福建省省黨部監視他。後來福州出現暴動，市長的頭被砍下來、掛在竹竿上遊街，陳儀黯然下台，背後也有CC派的陰謀。   對國民黨人而言，為了把對方搞垮，國家前途可以置之不理，人民死活更是無所謂。當年二二八事件如此，就不用問他們為什麼寧可毀掉對臺灣前途至關重要的生技業，也要惡搞蔡英文了。這一套邏輯一以貫之：只要你死，大局再亂都無所謂！

國慶假期，應邀前往菲律賓的宿霧參加研討會。會後，我們這群台灣學者被共同主辦單位安排，到宿霧市區觀光。除了參觀歷史古蹟如麥哲倫遺留下來的十字架、西班牙殖民統治者在1563年建造的聖彼得堡(Fort de San Pedro)之外，我們也不能免俗地要求加入採購團行程。 由於新台幣相較於菲律賓披索是強勢貨幣，我們不免覺得菲律賓是個購物天堂。即便是國際品牌的貨品，在菲律賓買起來也只有台灣的七折。因此，我們當然想要去逛逛宿霧人的消費場所。 我們先去當地人一般人消費的卡邦市場，看看當地物廉價美的土產和編織品；午餐後，又前往中上階層人士消費的Robinson百貨公司和SM購物廣場血拼。一日之間，經歷了兩個世界！ 卡邦市場很像我幼年時代的傳統市場，但遍地泥濘比起台灣當年的程度又有過之而無不及。逛這個市場時，我們從頭到尾被一大群小孩圍著乞討。據聞，在菲律賓有許多孩童因為家裡繳不起學費而輟學，我們淘汰的文具他們都很珍惜。我們一行人在這個市場轉了一圈，真正消費的是有位學者請了全體團員一人一顆椰子。喝完之後，老闆將椰子剖開，請我們享用椰肉。同行的學者告訴我，我們一轉身，那些圍在我們身邊看能不能討得幾枚銅板的孩子，立刻就把我們沒吃完的椰肉拿去吃。我在宿霧短暫停留，天天看到髒兮兮的小孩伸手乞討，有的甚至會將臉貼在緩慢行進中的計程車車窗，看我會不會搖下車窗賞他點錢。 菲律賓的百貨公司則不會輸給台灣的同業，兩年前我到馬尼拉訪問時，看到的購物中心更比高雄的夢時代更大更美。在台灣的百貨公司看得到的商品，在菲律賓也應有盡有，而且往往更為便宜。這次在宿霧看到的購物中心，也同樣是異國風味餐廳林立，希臘菜、克羅埃西亞菜隨你選擇。如果不是在較高樓層一眼看去鄰近都是老舊房舍，或許會以為自己身在台灣也說不定。 當年的菲律賓是比台灣更富裕更進步的國家。曾幾何時，這個國家的貧富差距大到極點。有錢人，可以到百貨公司享受接高物價的舶來品；窮苦人家，連到卡邦市場都得撿人家吃剩的。這是什麼世界？ 或許有人習慣性地認為貧窮是懶散的結果。但菲律賓人懶散嗎？並沒有！我投宿的聖卡羅大學實習旅館外面的街道上，天沒亮就有人擺攤，有人替公車司機吆喝乘客，到了半夜連我這個夜貓子得睡覺時，他們還在工作。為什麼這麼辛勤努力，卻連求個溫飽都很困難呢？ 另外一種刻版印象的錯誤歸因是以為菲律賓人不聰明。然而，我幾次參加台菲雙方合辦的研討會，親眼看過許多菲國學者基於紮實方法論與邏輯訓練所提出的各種問題，有時會讓一些台灣學者招架不住。憑什麼說他們不聰明？ 問題不出在菲國人民懶散，也不是他們不聰明，而是那個國家貧富差距太大了。一個國家的人民如果都很貧窮，其實問題不大；但當少數人享受著優渥的生活，絕大多數人卻得窮苦度日，就很難保障社會安定。菲律賓的治安不好，商家都得聘用荷槍實彈的保全人員，連大學文教區都不適合在晚上九點以後外出散步，這不正是因為貧富差距太大的結果嗎？ 鄧小平說：「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菲律賓慘痛實證結果證明，這樣做並不會解決問題。事實上，就算今天中國的整體經濟力量已經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但去年的人均GDP卻排到全球第94名，比許多亞非拉國家還要遜色。少數特權階級的寡佔利益，哪裡會是全體人民的真實利益。 後進國家學習資本主義化的過程中，有不少人會誤信當權派所鼓吹的鬼話：「特定廠商的利益=市場的利益=全體國人的利益＝我的利益」。有這種想法的人最好去一趟菲律賓，看看那些辛勤勞苦卻沒辦法讓自己的孩子過得有尊嚴的人。當一個社會太過充斥虛假意識，把少數人的特權與資源壟斷當成理所當然，就很難不付出代價。誰來保證你和你的子孫就是那些能夠吃香喝辣的少數人？ 貧富差距肇因於政府無能又無心。在民主社會，容忍這種政府被選舉產生並繼續存在，人民也要負責任。“People get the government they deserve.”這個 “deserve”可以翻譯作「配得」，也可以翻譯作「活該」。我們豈能讓自己和自己的子孫活該讓「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政府統治！

 今天是7月7日，國民黨教科書上「八年抗戰」開始的日子。然而，蔣中正的軍隊真的有認真對抗入侵者8年嗎？   日本侵華戰爭是從1931年9月18日起，到1945年8月15日止，歷時十四年。中日兩國真正宣戰是在1941年12月9日，到戰爭結束時，不到四年。國民黨教科書所說的八年抗戰是從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起算。事實上，從這個時間點起，一直到珍珠港事變後中國政府跟著英美對日宣戰之前，蔣中正與日方眉來眼去，暗中頗多謀和的工作。   「.1937年7月24日，蔣中正接見英國大使許閣森，希望英方居中調解；7月25日，接見美國大使詹森，呼籲在道義上協助制裁日本；7月26日，與德國大使陶德曼見面，希望出面調停中日戰事；下午又接見法國大使那齊雅。…應當說，國民政府一開始確有不放棄求和之打算，特別是在重大軍事失利與汪精衛『南京政府』成立前後，在『陶德曼調停』、『高宗武香港使命』、『孔祥熙對日秘談』、『宋子良香港使命』、『張季鸞議和』等密談中，蔣中正始終堅持以恢復『盧溝橋事變』前的狀態作為議和條件，以證明其抵抗的決心。這些和談或為延緩日軍的進攻，或為阻撓汪精衛政府的成立。... 」（〈蔣中正日記中的高宗武和陶希聖〉，學術中國2009-1）所謂「以恢復『盧溝橋事變』前的狀態作為議和條件」，指的就是願意讓日本佔領中國一部份的國土，只是不願意繼續退讓而已。這就是所謂的「抗戰」之真相。   蔣中正的白手套之一是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高於民21（1931）由日學法律回國，…蔣聘為（國防計畫委員會後改資委會）侍從秘書（上校階）。…高往日考察，經滿洲國。回京後，…汪[精衛]亦欲用高，乃留作[外交部]亞洲司長。…七七事變起，高…向蔣力陳不能戰，免為共黨利用日本軍力消滅國民政府。是時政府正在大力建設，戰則破壞一切。後高與胡適、蔣夢麟、梅貽琦亦唱低調。胡與蔣言，應找高談。蔣果再與高談，問高應如何，令其設法，但無明諭。回南京後，汪與高談，高覆言其事。汪說他自己去和蔣談，高如有高見，汪便說是他自己的意見。高說已經向蔣痛切陳詞。後來汪果然與蔣再談。蔣告汪已命高『運用外交』，汪乃命高進行。蔣如抵賴，一切由汪負責（高甚佩服汪之能負責任，而甚怨蔣之政客手腕，成則引為己事，敗則推往別人身上）。於是高去上海與日人交涉（在八一三前）。數日後，張群問蔣有無其事，蔣賴。再三問之，蔣命人召高返京。…高見蔣，謂在漢口無所貢獻，不如去香港搜集情報。…高遂往來港漢之間，與日交換條件。…高在港活動，為共黨所知。中共與俄大使向蔣質問，蔣否認。高乃建議脫離外交部，以私人資格與日交涉，蔣許之。…自此，對日交涉及情報重心，移往汪身上。」（陳梓〈與高宗武一席談〉，傳記文學2007-11，pp. 131-132）      「…高宗武一直以為是瞭解蔣的真實意圖，自己是受命在尋找『對日折衝』之途徑，『試探和平』並非是對蔣的一種背叛。蔣中正之所以對高前往香港以默許，其實也是政治上的不得已，或許其中更暗藏在策略上的某種進退。後來的研究者認為，『這種默許的手法，是委員長日後處理高負責的和平運動時所反復使用的手法。這樣做的好處是很明顯的：無論那個聰明的年輕外交官使用什麼外交妙計奏了效，委員長都可以輕而易舉地把這些功勞據為己有，要是失敗了呢，他也可以同樣輕而易舉地把責任推卸掉』。…」(〈從政七年如咯血——高宗武舊事〉，學術中國2006-3)   有關蔣中正在七七事變前後都沒有真正抗日，中國學者楊奎松評論說：「七七事變前國家積貧積弱，四分五裂，日本侵略也以蠶食為主，對日『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盡力避免全面戰爭，也許還有可以討論的地方；七七事變之後，日軍大舉入侵，全國上下一致奮起抵抗，繼續秘密尋求和平途徑，則多少有些讓人不好理解。當然，我們不能簡單化地從『和』『戰』不兩立的觀點出發，把妥協等同於投降。但蔣自抗戰開始後何以要與日本秘密交涉，這些交涉中有沒有喪權辱國的投降行為，歷次交涉失敗的原因何在，這些都是眾說紛紜的問題。十分明顯，如果我們說蔣不過是在『捉弄日本對華的諜報核心』，並通過『玩「和平牌」』以『釣取「美援」等大魚』，這是一種看法；如果我們說蔣僅僅是因為“力爭保留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不可得，或受到國民黨內外各種抗日勢力的強大壓力，才沒有走上妥協之路，這又是一種看法。」（楊奎松＜蔣中正抗日態度之研究－以抗日前期中日秘密交涉為例＞）   事實上，即便到了美國對日宣戰，中國取得同盟國的地位後，蔣中正仍舊與日方眉來眼去：「自一九四○年九月德軍攻入波蘭而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重慶政權即積極地與日軍接觸。蔣派遣『藍衣社』的曾廣，冒稱為『宋子良』展開對日和談的諜報活動，另外孔祥熙也由其部下蕭振瀛與日本特務土肥原賢二、和知鷹二等接洽註，孔氏駐香港聯絡人喬輔三則與日本駐香港總領事中村豐一聯繫。這些對日和談的情報不能讓中共等反對派知曉，但透露給美國反而可以藉此要挾美國支持。在蔣中正有屈服於日本『誘和』的敲詐（blackmail ）之下，羅斯福為了報復珍珠港事變之仇，也不得不應諾蔣的要求，於七月四日同意蔣參加高峰會談。」（許介鱗，《戰後台灣史記》。台北：文英堂，1996年，pp. 44-45）   而在蘆溝橋事變後，真正出去抗戰的大多是非嫡系部隊，打死一個算一個。蔣中正武裝最精良的嫡系部隊，反而窩在內陸省份防範共軍。這也是史迪威等人之所以瞧不起蔣中正的緣由。   所謂的八年抗戰，根本是唬人的！  

 小三干政的風險和同性戀情人干政的風險哪個高？我的職場心得是：長官有同性戀情人的少之又少，有小三的卻根本不少。畢竟異性戀比同性戀的比例高得太多。小三對公事指手畫腳的所在多有！君不見，許多政治人物是透過小三收紅包的；許多人要關說也是透過小三的。小三比同性戀情人對政治事務的影響更大。 施明德用來合理化他羞辱蔡英文的理由是怕同性戀情人干政。如果那個理由說得通，那麼風險更高而且同樣不列入申報財產管制的小三更必須交代清楚！那麼，請所有的政治人物交代你們的小三吧！先從不主動不拒絕不負責的施明德開始吧！

 看完今天民進黨總統候選人初選政見會後，我的心得是：蘇蔡兩個人是不同時代的政治領袖。 這兩人今天發言的內涵最大的不同，是蘇強調經驗，而蔡強調號召新世代，並藉由對話形成總體意識。 我還注意到，蘇蔡兩人面對中國使用的是不同時代的策略。蘇不斷強調要善用地緣政治，蔡則主張要以全球化來面對中國。 地緣政治是二戰以前的觀念，全球化是90年代以後發展出來的觀念。地緣政治強調港灣，航線的重要性。從這個角度出發，許多前輩始終以為美國絕對不會放棄台灣。然而，以美國現在的軍事實力，其實可以完全放棄台灣，從第二島鏈對付中國。這也是這幾年來美國智庫人士乃至國安當局不斷在討論的策略。台灣人若不覺察到美國這樣的戰略改變，誤以為依照地緣政治，就可以拉住美國來守護台灣，其實是不智的，也是昧於時勢的。 從全球化的角度思考，人才, 資金和技術是三大支柱。台灣可以善用歐美日的全球布局來抵銷掉中國的威脅。事實上，台灣的前途是在全球化，不是在中國化。 幾篇拙作僅供參考：   ＜兩種不同時代的腦袋：地緣政治學vs.全球化＞，極光電子報2010.10.12 http://blog.roodo.com/aurorahope/archives/14174278.html ＜台灣經濟答客問＞ http://newtalk.tw/blog_read.php?oid=673 ＜防堵中國第一島鍊鬆動 美研擬大洋洲備戰計畫＞，新頭殼newtalk 2010-5-3　http://news.opview.com.tw/BiHistPage.aspx?daid=3510917&date=20100503          

　　無論古今中外，各種人群組織，都有人想爭領袖的角色，但這些人並不全部都有領導力。什麼是領導力(leadership)？ John Gardner下的定義是：「領導力就是一位（群）領袖誘導一群人去達到既定（或共同）目標的說服過程或行為典範。」換句話說，想要出任一個領袖，就要提出你想要達成的目標，來說服眾人。從這把尺來看，我們必須很明白地問那些想要爭取領袖地位的人，你的目標是什麼？   　　有的人喜歡把話講得很模糊，避免讓人攻擊。但這樣的人可以當領袖嗎？   　　有些人喜歡躲在別人後面，跟進別人的議題，然後講得不清不楚，避免將來被人拿來質疑，這樣的人可以當領袖嗎？   　　有些人專門講些空洞的話，這些空洞的東西，算是目標嗎？   　　有些話講得看似面面俱到，但你怎樣解釋都可以，這能算是目標嗎？   　　提出目標來讓眾人討論，可能會使自己惹來一身麻煩。但，這正是檢驗一個人到底能不能扮演好領袖角色的關鍵所在。想當領導者，首先就必須有擔當。如果連提出具體目標都做不到，還能擔當什麼責任呢？在一個民主社會中，追求扮演一個角色，就必須做到克責(accountability)。如果連提出一個具體目標來讓人克責都不敢，這樣的人物不算有領導力。民主社會，群眾不再給想當領袖的人空白授權，而要求這些人要針對重大議題拿出具體目標來說服眾人。說服得了，就支持你！   　　欣見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女士針對台灣的核安問題提出她的具體看法與對策，我們也鼓勵其他的政治人物跟進。這當然吃力不討好，但想輕鬆度日就別出來爭取領袖地位。領導力不是建築在群眾對於某一特定人物的迷信上，請不要跟我們空口說白話，不要拍胸保證。告訴我們，你具體打算怎麼做。不要說什麼等到其他條件都成就，一定如何如何。我們實在被騙到怕了！   　　網友酥餅在臉書上發起「連署要求政治人物承諾建立非核家園並提出具體計畫與時間表」。這是一個民主社會成熟的表徵。當選民能要求政治人物提出具體計畫與時間表，這個社會就已經進入到一個會要求克責的階段，民主也開始漸漸成熟。 

 仔細閱讀蘇貞昌的參選演講稿，再對照蔡英文的參選演講稿，可以發現兩人主要的差異點在於他們對台灣vs.中國問題的急迫感明顯不同。 蘇貞昌如是說：「談兩岸，不必標新立異。台灣是自由、民主的國家，這是台灣社會的最大共識，從台灣共識出發，堅持主權與民主價值，才能凝聚台灣成為命運的整體。我們是全球經濟體系的一份子，面對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我們無法迴避，更必須積極面對。但甚麼都可以買賣，民主和人權不容退讓，少數人賺錢、全體國人賠錢，一時賺錢、未來賠錢的生意更不能做。」 （蘇的演講全文　http://iservice.libertytimes.com.tw/liveNews/news.php?no=476800&type=%E6%94%BF%E6%B2%BB） 蔡英文如是說：「馬總統上任這三年來，台灣出現了很多以前不曾出現的事情，讓人民的集體情感，不停地被打擊。中國官員來了，我們的警察忙著從自己國民手上搶下國旗，把多元的台灣變成只有一種聲音；我們的年輕運動員出國比賽，要為台灣爭光，卻遭受不公平的對待，委屈地坐在競技場中哭泣；我們的國民也被菲律賓無理地送到中國，連道歉也沒有一句。這些，政府都說不出個道理，也完全束手無策。我們的年輕人一定無法理解，為什麼上一代流血流汗換來的民主自由，如今卻因為和中國交往而被輕言放棄？為什麼國家尊嚴遭受漠視、讓人吞不下去的時候，政府依舊自我感覺良好？為什麼我們的土地認同是這麼的清楚，但政府處理主權問題卻是那麼的模糊？」 （蔡的演講全文　http://www.iing.tw/2011/03/blog-post_1552.html） 蘇將台灣vs.中國的關係稱為［兩岸］，稱中國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不名之；蔡直稱對方為［中國］，我國是［台灣］。從蘇的演講中，我國與中國之間的問題似乎不必大驚小怪；從蔡的演講中，我國與中國之間的問題是非常嚴重並且必須趕快修正的。 我的問題是：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已經在馬英九的帶領下急速傾斜。已經有加拿大媒體質問台灣，到底還屬不屬於自由陣營！[1]也已經有美國學者主張，既然台灣一味地向中國飄去，美國應撤回對台灣的支持！[2]這個問題急不急迫？是不是最需要解決的？還是不必標新立異？ 我的初步心得是：蘇若不是為了討好某些人而刻意無視於台灣的傾中危機，就是根本以為這個問題沒那麼嚴重。如果這樣的解讀沒有錯怪蘇貞昌，那麼蘇不夠格出來當總統，因為他沒看到台灣最大問題的嚴重性。 [1]＜加國媒體質疑 :台灣是否還在自由陣營?＞http://newtalk.tw/news_read.php?oid=8633 [2] 主張放棄台灣的是波特蘭州立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季禮（Bruce Gilley）。他在《外交事務》雙月刊中發表「沒有那麼危急 的海峽：台灣的芬蘭化如何有利於美國的國家安全」的文章，指出：「隨著台灣不斷朝向北京的勢力範圍漂去，美國必須決定是否要持續武裝台灣作為一個堡壘來對抗正在崛起的中國，還是要往後退，靜待台灣人民決定自己的未來。」 http://www.southnews.com.tw/Taiwan_China/00/0389.htm 最近，又有一個格拉瑟也《外交事務》雙月刊中主張放棄台灣：＜馬親中警訊　美學者籲放棄台灣＞，台灣公論報，2331期，March 11th, 2011 http://www.taiwantribune.com/op-ed/2011/03/11/2333p02-2/

 　　民進黨最近對選民不錯，爭取服務的機會時當仁不讓，評估別的同志可以提供更好的服務，而自己也可以提供某一公職以外的服務時，又能夠謙讓退出。不但在台中市長選舉時，布局已久的林佳龍願意退讓給機會較大的蘇嘉全；在立委初選中，段宜康、陳其邁等人也先後退讓；現在連前副總統呂秀蓮也退出總統初選。從一個選民的角度來看，這些人都值得肯定。（當然，一些勇於在艱困選區經營者，更令人感佩！）   　　一個國家要能健全，首先要有一個自信而知道自己要什麼的公民社會。在這樣的環境中，政治人物不是令人崇拜的領袖，也不是比人聰明的藍圖設計師，而是與選民對話，傾聽選民要求的被委託者。他們的熱忱與誠意，比資歷重要；他們的沉穩堅毅，比口若懸河更實在。因此，當呂秀蓮一開始提出自己6次選戰都獲勝，而別的對手連選舉地方首長都失敗來證明自己能力時，我們加以批判。我們知道，美國令人尊敬的林肯總統，在一生中有許多次選舉慘敗的經歷，這並不能妨礙他後來成為解放黑奴的總統；現任的歐巴馬總統，從政的經歷更是敬陪末座，這也不能阻擋美國人民對他能夠帶來改變的期待。   　　如今呂秀蓮決定以另一種方式來服務。她在今天的記者會中指出，接下來要邀請社會各界一同致力於「拯救地球，保安台灣」的工作。我們熱烈地加以鼓勵並十分地肯定。許多先進國家的退休元首、副元首卸任後在全球關懷(global concerns)的事工上都有相當大的貢獻，比如說美國前副總統高爾就因關心全球氣候變遷問題得到諾貝爾獎。台灣若能有退休元首、副元首高度的領袖來投入相關的工作，相信也會對全人類有所助益。   　　有心服務人群者，在哪個角落都能有機會取得傑出的表現，我們祝福呂秀蓮！  

 我上大學的第一年，去拜訪在內閣工作的姑媽。當時她請我吃了一頓豐盛的午飯，又送給我一樣大禮，讓我受用無窮。那就是：「你這輩子絕對不要小看女人。」   我轉學到台大修的第一門課就是比較政治，英國現任的國君是伊莉莎白女王，在她任用的首相中，影響後世最大的，是柴契爾夫人。後者以新公共管理的概念，銳意改革，使英國的政府組織瘦身，不僅美國的雷根總統以她為學習的榜樣，十幾年後也成為陳水扁的學習對象。當時德國的柯爾總理覺得那有啥了不起，不肯改革，結果讓傲人的德國模式因為沒有與時俱進而生鏽，若不是後來東德破產，讓他有機可趁，成了某些人心中的民族英雄，早就被趕下台了。   左派的施洛德總理上台後，柯爾在自己的黨內（基民盟）扶持了東德來的梅克爾女士繼任黨主席，但許多人不願意女人當家，南邊的基社盟本來都是基民盟的小弟，這時趁機要求讓他們的黨主席史托伯領軍來和施洛德對戰。結果證明，男人才能當家作主的想法是個神話，史托伯也打不贏施洛德。直到右翼都同意讓梅克爾領軍，才在後來打敗左翼，奪回執政的地位。   在今年的婦女節前夕，先後有一些老掉牙的性別歧視言論出現。某位先進說女性很難在台灣選總統。他的立論是「現實是，即使今天，連開明的美國，女性都還沒有當上總統，喜萊蕊一點也不比歐巴馬遜色，但她連黨內初選都沒打敗那個沒有任何從政經驗和經歷的歐巴馬。」我想，英國才保守吧？但戰後哪一個首相比柴契爾夫人更傑出？英國人為什麼在幾十年前就願意投票給她呢？又有某些綠營立委候選人跑去電台，說台灣人還沒有準備好讓女性當總統。在我看來，他們是複製了德國那些瞧不起梅克爾而擁立史托伯的人所犯的錯誤。   在我的家族中有幾位文官，但官位最高的是女人：我姑媽！她當到次長。她說的沒錯：「你這輩子絕對不要小看女人。」

 一個人的人格，是在反省自己的過失並且坦然面對後，才能夠成熟；國家也是如此。不懂得反省與坦然面對自己過失的個人或國家，都難以令人尊敬。  面對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戰爭罪行，日本與德國有截然不同的態度。日本人始終不肯好好面對自己侵略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的罪行，甚至拒絕承認南京大屠殺，歷來使國人深感不齒；德國則不然，在戰後進行了深刻而痛切地反省。 戰後兩個德國（東西德）如何盡力清除處理「納粹主義」的遺毒，是值得我們思考的。 首先，加害者的責任被追究。除了首謀希特勒業已自殺身亡外，一些主要從犯在紐倫堡大審中，也都要交代他們的責任。甚至一些曾經做過納粹政權爪牙的人，在戰後也都必須離開公職、接受調查。直到數十年後，仍然有一些潛逃多年的納粹黨人在滿頭白髮時被追緝到案。其次，兩個德國都徹底地在教育上下功夫，教導他們下幾代的人民，納粹政權對德國造成的傷害。當年的集中營被妥善保留起來，成為學生戶外教學的必經之地。在交通繁忙的地鐵站口，則豎立了醒目的紀念碑，描述當年納粹政權的殘暴，以及多少人命喪生在他們手裏。相關的博物館，更是到處都有。德國的政治人物更是不避諱談論責任問題。最著名的，莫過於1970年，勃蘭特總理前往波蘭訪問時，代表德國人在受難者的紀念碑前下跪道歉的舉動。德國人從來不敢問，到底要賠償猶太人還有其他受害者到什麼時候。也不敢問，到底要背負希特勒的罪債到什麼時候。他們一心想要的，是再也不要犯同樣的錯誤。所以，當極端右翼份子可以在奧地利、義大利加入聯合政府時，德國的極端右翼政黨連5%的基本門檻都跨不過去！ 日本與德國對於自己的歷史責任有不同的態度，也造成國際社會對她們有著截然不同的觀感。迄今為止，亞洲國家對於日本仍舊不放心，而德國早在戰後不久就與法國及其他曾受其侵略的國家和解，成為推動歐盟的火車頭。一個真正能面對錯誤，尋求原諒的國家，才是值得尊敬的國家。 從這個角度回頭反省台灣。二二八事件也是國家的暴行所產生的悲劇，我國的政客跟媒體對此有痛心的自我檢討嗎？ 台灣在二戰結束後，因日本向代表聯軍的蔣介石的官員投降，而被中國接收。二戰結束未幾，國共內戰隨即爆發。為了提供蔣介石的軍隊足夠的資源，1930年代以來被日本軍國主義整併的台灣工商業機構，成為國府政權的國營企業，剩下的餅乾屑則被陳儀以「統制經濟」的邏輯專賣化，這些機構成為國府各路人馬的戰利品，浮濫地安插人事，剝奪台灣人的工作權。又因台灣的糧食與各種物資被盜賣到中國，使本來是米倉的台灣無米可吃，使四面環海的台灣無鹽可吃，使製糖的大本營台灣無糖可吃，許多人處於飢荒的狀態。當時的台灣，猶如一間充滿瓦斯的密室，在1947年2月底賣煙婦人林江邁被緝私員以槍托重擊腦門之際爆出火花，遂至一發不可收拾。  有研究（政大台史所陳翠蓮教授的研究）可資證明，在事件爆發時，對外省人的報復，其實是一場陰謀：是當時的警總高層授意一些流氓混入群眾之中，帶頭攻擊外省人商店、毆打外省人、甚至強姦外省婦女，以製造陳儀施政不當（警總高層屬於軍統派，與陳儀所屬的政學系是不同派系），台灣暴動，需要中央派兵鎮壓的情勢。局勢紛亂之後，陳儀請各地仕紳出面組織善後委員會，而警總的特務則趁機混入當中，提出一些讓陳儀以及國民政府無法接受的要求，促使蔣介石決心派軍隊來鎮壓。而當時在台灣的各個國府黨政軍派出機關，則一味地將責任推給共產黨，說是共產黨在台灣製造暴動（其實當時的台共，只是微不足道的幾隻小貓而已），使當時全面與中共開戰的蔣介石下定決心，要將「共產黨」的勢力徹底拔除。他向陳儀下指令：「據報共黨份子已潛入台灣漸起作用，此事應嚴加防制，不令其有一個細胞遺禍將來。」  長期以來，國民黨政府不允許台灣社會討論二二八事件，在他們官方的討論中，始終歸咎給共產黨。李登輝執政後，二二八事件的議題逐漸解凍，但國民黨的立場始終僅能同意陳儀的施政有問題。在李登輝以總統之尊道歉之後，國民黨人的論調便是「到此為止吧！」「不要沒完沒了的！」「當時的中國淪陷區到處都有這種事件！（言下之意是有什麼大不了的，那個地方不死人呢？）」然而，我們要問的是，這是對歷史負責任的態度嗎？  某些長期以來替獨裁統治者塗粉抹指的人，對於二二八事件的態度，一貫地強調「向前看，不要向後看」「要開放心胸！」甚至質疑「二二八降半旗，悲情到何時」，或者乾脆不談二二八，好像沒有這回事，最好大家都遺忘。怪的是，這些要我們遺忘二二八的人，怎麼都不會遺忘南京大屠殺呢？告訴我們要有「饒恕」的美德的人，怎麼如今還希望全台灣的人都要去「仇恨」日本人呢？他們甚至難以忍受馬英九將二二八事件定位為「官逼民反」，更無法接受馬英九向二二八家屬致歉。這種做法，與否定南京大屠殺的日本右翼人士有什麼差別？ 從歷史的角度來講，「面對真相」與「學習教訓」是十分重要的功課。因為逃避真相、逃避責任，一味地要求受害者遺忘與饒恕，其實是不負責任的，也是不道德的！如果不能面對真相、學習教訓，人類是會重蹈覆轍的！國家跟個人一樣，如果想要令人尊敬，就必須反省！德國面對自己的戰爭罪行尋求諒解，日本不肯面對自己的戰爭罪行而文過飾非。中華民國面對自己的國家暴行，要學習德國來令人尊敬，還是學習日本來令人不齒？還望論者好好思考！ 本文發表於2010.02.20之NOWNews論壇 http://www.nownews.com/2010/02/20/142-2571433.htm

 國民黨政權是一個黨國機器，除了擅長使用國家暴力（特務,警察和軍隊）之外，對於意識形態的國家機器也能夠得心應手地巧妙運用。在陣地戰中，他們更擅長於詮釋權之爭。馬英九當年一選上台北市長，就讓龍應台把台北二二八紀念館的經營團隊換掉。這幾年，那個館變得有氣無力。現在更厲害，直接美化蔣中正，說是他寬大處理。   幾年前，馬英九還在當台北市長時，他的文化局又委託楊渡找二二八當事人林江邁的女兒林明珠拍紀錄片，試圖藉由事件爆發時人不在現場又很年幼的林明珠胡說八道幾句，就將國人對二二八的印象扭曲。楊渡有了這場戰功，後來又再接再厲，替馬英九寫了本＜原鄉精神＞，企圖重新定義台灣史。   馬英九前年表揚中研院院士黃彰健，也是為了要奪取二二八事件的詮釋權。  黃彰健是明史專家，幾年前突然研究起二二八事件。他以院士的權威，強調自己的治史功力，駁斥一切政府檔案（主要是警總的檔案）之外的史料，於是乎所有不利於國民黨的外電、口述歷史、回憶錄、訪談，全部被他推翻；基於這些史料所做出來的研究在他看來當然也就沒有價值。 黃彰健院士史學方法論是建立在這樣的假設之上：政府檔案不會說謊，人在事後的記憶會有錯誤。我只能說，黃院士如果不是沒有行政經驗，就是刻意扭曲事實！爭功諉過、搪塞責任、文過飾非，是官僚的基本特色，尤其特務更是精擅此道。在一個有宗教信仰的社會，況且不能期待官僚全憑良心根據其所知道的事實紀錄，更何況是國民黨政權睜眼說瞎話的組織文化下，眼中沒有天理，只有法幣跟金條的特務機關？國民黨來接收時，日本人就發現情形不妙，還刻意將移交給中國軍人的文件，複製一份給當時駐紮在台灣的美軍連絡機關，以防將來國民黨把許多移交物資A走，卻偽造文書誣賴給日本人。這些基本觀念，當時的日本普通官僚有，專門研究歷史的中研院院士卻絲毫沒有，不是太可笑了嗎？當然，某些歷史學家迷信蔣中正日記的真實性，也是犯了同樣的錯誤。這些所謂的一手資料，如果撰寫的人在記錄時就存心造假，怎麼有可能比其他的佐證更有權威？又怎麼能據以推翻其他證據？ 事實上，警總在二二八事件時，根本就是刻意設陷阱坑害台灣領袖人物的元兇。這種單位所寫的檔案，可信度值得一位中研院院士拿來推翻別人所留下來的史料，以及根據這些史料所做出來的研究？我真的很想問黃院士，你做的明史研究，是不是也只信東廠、西廠、內廠的檔案，而不信王陽明和他的徒子徒孫、以及東林黨人的筆記？事實上，黃彰健不是拿警總的檔案替自己的研究背書，而是拿自己的院士頭銜替警總的不實指控和偽造文書背書。這種事，許多具有博士學位和教授身分的人也經常會做，只是人家沒有院士頭銜罷了！   馬英九說黃彰健「發掘二二八事件真相的努力」，事實上黃的功勞是「泡製官方所要你信以為真的假相」！馬英九不僅擅長消費死人、消費二二八事件，更擅長奪取台灣史的詮釋權，這是我們不能不密切注意的！官方藉由歷史資料的詮釋，灌輸給人民一套歷史觀，就是意識形態的精華所在！所謂的意識形態，就是官方要你怎樣思考！許多人常罵別人不要有意識形態，卻不知道自己根本是在捍衛官方的意識形態，真是不知所云啊！   Further reading: 陳儀深＜為何考證？如何解讀？評論黃彰健著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證稿＞ 　http://blog.roodo.com/weichen/279da349.pdf 曾韋禎＜狡詐馬英九企圖扭曲二二八事件＞　http://www.presidentma.com/ma521.htm 曾韋禎＜馬英九與二二八紀念館＞　http://blog.roodo.com/weichen/archives/1125894.html 田秋堇＜馬英九虛構二二八　企圖脫罪！＞　http://butterflyginger.blogspot.com/2007/01/blog-post_02.html 洪聖斐＜馬英九、楊渡的「重新定義本土」戰術＞　http://blog.nownews.com/article.php?bid=1282&tid=69416    

 一般對臺灣史有點興趣的朋友們可能都知道，二二八事件時擔任高雄要塞司令的彭孟緝曾率部隊進市區殺人。可能還有些朋友們知道，彭孟緝曾經和孫立人將軍競爭過參謀總長的位置，並且贏了（孫則被安排為總統府參軍長，任內被指企圖發動「兵諫」而遭終身圈禁）。［註1］但彭孟緝幫助蔣經國掌握情治系統，並擔任蔣中正日軍顧問團聯絡人的身份，可能就比較少網友清楚了。 蔣介石對彭孟緝在二二八事件中的鐵腕血腥鎮壓印象深刻，開始重用他。一九四九年七月，蔣介石決定成立一個秘密的保安組織「政治行動委員會」，統一所有情報特務工作。八月二十日，該組織正式成立於臺北圓山，由唐縱（警政署長）掛名召集人，蔣經國掌握實權，鄭介民（國防部次長）、毛人鳳（國防部保密局局長）、葉秀峰（內政部調查局局長）、張鎮（憲兵司令）、毛森（保密局臺北辦事處主任）、陶一珊（保密局臺北辦事處副主任）、彭孟緝（臺灣省保安副總司令）等人則為該會委員。一九五○年三月蔣介石「返回」總統府，特別設立「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由蔣經國擔任主任，陳大慶擔任副主任，張師為執行秘書。「雖然，在名義上，『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這個單位只是一個『組』，但是，大家都知道，這個組是由經國先生直接領導的，因此，他的長條戳章，對任何情治單位而言，威力比總統府的官印還要厲害，沒有人敢不賣資料組的帳。」(高明輝，134)任何呈報給蔣介石的情報，均由該單位先行過濾；各特務機關的人事任用，亦必須向該單位報備或申請核可。其目的在將特務與情報工作一元化。 此時保安副總司令彭孟緝（總司令由省主席吳國楨掛名兼任）也受命組織「臺灣情報工作委員會」。［註2］由於彭是蔣經國在「政治行動委員會」的部屬，「台情會」也成了下層機構。彭憑藉蔣介石手令，要求在台各單位特務人員，一律領取「台情會」的工作證。各單位造冊領證，「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乃不費吹灰之力掌握所有特務人員名單。事實上，彭孟緝是當時相當重要的情治頭子。 另一方面，蔣認為大陸的失敗，乃在於國軍將領意志不堅而有貳心，必須嚴加整頓。從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至十二月以「白團」為名的日本軍事顧問十九名陸續抵臺，在圓山訓練所從事國軍指揮官級的再教育。到了一九五一年夏，白團的教官前後增加到八十三名，皆舊日軍少將至少佐級中堅核心精英，其實力約相當於戰前日軍三個師團的腦力。 從一九五○年起，在革命實踐研究院名下，分設「圓山軍官訓練團」，分普通班與高級班，徹底的施行反共精神教育。然而一九五一年五月，美軍顧問團正式成立。為了避美軍耳目，日軍白團從一九五二年自圓山轉移石牌，並以「實踐學社」之名活動，故有「地下國防大學」之稱。「圓山軍官訓練團」團長或「實踐學社」社長皆由蔣介石自兼，彭孟緝為教育長。蔣介石對白團的訓練相當信任，甚至有非「實踐學社」出身者，不得晉升師長級以上軍職的不成文規定。因此，許多將領都成為彭孟緝的學生，彭的勢力也就愈來愈大。 後來蔣介石惟恐彭孟緝藏有野心，乃在一九六五年結束他這項工作，並轉命其擔任駐日大使。在彭大使任內，中日斷交。（詳許介鱗『戰後台灣史記』第32章） 由於彭孟緝在軍事、情治系統的人脈，使他成為李登輝時代的「八大老」之一，曾多次調停李與非主流之間的衝突；其子彭蔭剛，則是反李擁連的大將。 ____ ［註1］孫立人與彭孟緝爭鋒 美軍顧問團的聯絡人是孫立人將軍，日軍顧問團的聯絡人是彭孟緝將軍，兩人素來處於競爭的狀態。孫立人於1947年11月來臺擔任陸軍訓練總司令時；彭孟緝為警備司令，並於1949年1月昇任警備副總司令（總司令為陳誠）。1949年6月3日，美國駐臺北領事艾德格（Donald Edgar）致電國務卿，告知「臺灣軍方現在已視彭孟緝佔上風，孫立人暫時恐怕不能強出頭。 」（ 海峽評論社，124 ）1949年8月30日，孫立人出任臺灣防衛司令官；9月1日，彭孟緝擔任臺灣省保安司令。1950年3月17日，孫立人晉升陸軍總司令；彭孟緝為保安副司令官（司令為吳國禎）。1954年，兩人爭奪參謀總長職位。蔣介石乃於6月24日任命孫為參軍長，7月1日任命彭為副參謀總長。8月16日，參謀總長桂永清出缺，由彭孟緝代理。1955年7月1日，彭孟緝真除參謀總長。8月20日，以「匪諜郭廷亮案」將孫立人免職，孫從此失去自由。 [註2]黃清龍 ＜恩惠與決裂──吳國楨和兩蔣關係 ＞：「吳國楨對特務橫行、踐踏人權﹐十分憤慨，頻頻向美國官員抱怨。而他兼掌台灣省保安司令，實權卻操在副司令彭孟緝手中。彭眼中只有蔣經國﹐根本不把吳國楨放在眼裡，吳則偏要過問，為此與蔣經國發生衝突。」 http://blog.chinatimes.com/noa/archive/2009/01/03/365158.html ＿＿＿ 參考文獻 高明輝『情治檔案』（臺北：商周文化事業公司，一九九五年），頁一三四。 ＝＝＝＝＝＝＝＝＝＝＝＝＝＝＝＝＝＝＝＝＝＝＝＝＝＝＝＝＝＝＝＝＝＝ 關於二二八事件的相關研究，個人最佩服的是陳翠蓮教授。幾年前，我的一位老師朱浤源教授也做了二二八研究。我個人贊同陳翠蓮教授的評論，謹轉貼如下： 彭孟緝與228 陳翠蓮（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二二八會訊　2005年5月夏季號 http://www.228.org.tw/newsletter_content.php?id=3&qcid=26 去年以來，中研院院士黃彰健與研究員朱浤源突然成了「228專家」，前者指228事件動機是台獨、「彭孟緝出兵平亂是正當的」；後者謂「228事件只有死亡673人、失蹤174人」；相繼屢發令人駭異且有違常識的高論。日前媒體報導，黃朱二位先生從彭蔭剛處取得新證據　　事件當時高雄市長黃仲圖與高雄市參議會議長彭清靠寫給彭孟緝的文件，要證明：1、黃仲圖與彭清靠是被涂光明強逼上壽山。2、涂光明、范滄榕、曾豐明三人是社會人士，根本不具學生身份。3、彭孟緝的軍隊是在15位軍人被槍殺後開始反擊，並非一開始就對高雄市政府、火車站、高雄第一中學的民眾掃射。黃朱二人試圖為彭孟緝「平反」，洗刷「高雄屠夫」的罪名。 彭孟緝之子彭蔭剛為父奔走、希望先人不要在歷史上留下臭名，其心理不難理解，但是兩位中研院「學術工作者」在為人翻案前的求證行動應該更嚴謹。在公佈所謂的新證據之前，不妨先仔細翻翻史料，看看彭孟緝自己如何誇耀自己「軍事平亂」之功。1953年，彭孟緝任職台北衛戍司令兼台灣省保安副司令，奉蔣介石指示，乃依據當年的日記，並調閱高雄部份檔案，寫下＜台灣省228事件回憶錄＞一文（收入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編，《228事件資料選輯（一）》，1992）。 文中他如此自述： 3月2日　台北的事件才只發生兩天，高雄的情況就變得如此惡劣，如果沒有預謀，沒有幕後的指使操縱，何至演變得這樣迅速？經過研判後，肯定的認為此次事件?已經完全變質，現在正由陰謀份子在幕後進行有組織有計畫有政治背景的陰謀活動。 3月4日　照陳長官廣播的指示，依然強調這次事件，應該等待政治解決，不准採取軍事行動?我認為事態本身正在不斷變質，奸匪已經滲透進叛亂集團，恐怕等不及政治解決，就將陷於不可收拾的境地了，我認為捨軍事制止而外，已經沒有其他的途徑可循。我為恪盡革命軍人天職，而不顧一切，毅然決心平亂。 3月5日　午後二時，暴徒光明、范滄榕、曾豐明等，同來壽山司令部找我商談「和平辦法」。但我因為正在暗中加緊準備，決定七日拂曉開始全面行動，為了保守機密，乃故意虛與敷衍遷延，表示可以考慮他們所提出的要求，相約於次日再來司令部共同商談。 3月6日　上午九時， 以涂光明為首的所謂「和平代表團」，分乘兩部轎車，插大白旗，駛進我司令部。涂等首先提出他們業已擬好的「和平條款」九條要我接受。 我既將暴徒首要涂光明等予以逮捕，這就說明政府與叛亂組織之間，已經攤牌，軍事行動勢非立即開始不可。於是將預定於七日拂曉實施的行動計畫，提前十四小時來執行。 我決定下午二時開始攻擊， 命令陸軍第二十一師何軍章團的第三營向高雄火車站，及暴徒盤踞的第一中學進擊；又命令我的守備大隊陳國儒部， 向高雄市政府及憲兵隊部攻擊前進。 從彭孟緝自己寫的回憶錄中可以清楚的看到，他在事件剛蔓延到高雄的3月2日即主觀認定是「奸黨陰謀」，意指共產黨叛亂；4日決定以軍事解決，雖然陳儀還在等待國府援軍，不許他輕舉妄動，但彭已「毅然決心平亂」。甚至，5日涂光明等人上壽山準備談判，彭孟緝因軍事準備尚未抵定，還「虛與敷衍遷延」、誘騙談判代表次日再來，而予一舉成擒，並且提前軍事行動，迅即出動部隊三路屠殺鎮壓高雄市民。彭孟緝自己的證詞中哪裡提到了15位軍人被殺後，才出兵反擊？ 有關高雄市長黃仲圖與市參議會議長彭清靠是被涂光明脅迫上山的說法，並無新意。在楊亮功、何漢文來台調查事件時，黃仲圖所提出的＜高雄市228事件報告書＞就是這樣寫的。國府軍隊增援後，各縣市228處理委員會成員都成了被捕殺的對象，處委會成員之一的黃仲圖會提出此說，並不令人意外。儘管如此，事後黃仲圖仍遭撤職處分。另外，彭孟緝還指稱因為光明開槍要殺他，他才逮捕一干人等。但是一同上山的談判代表之一的台電高雄辦事處主任李佛續在1992年接受口述訪問時，否定了有人被脅迫上山與涂光明開槍之說。 而參與談判另一當事人彭清靠則在筋疲力竭回到家後，「兩天沒有吃東西，心情粉碎、徹底幻滅了。從此，他再也不參與中國的政治，…他所嘗到的是一個被出賣的理想主義者的悲痛…他甚至揚言為身上的華人血統感到可恥，希望子孫與外國人通婚，直到後代再也不能宣稱自己是華人。」（引自彭明敏，《自由的滋味》）這是被脅迫上山的彭清靠應該會有的反應嗎？ 至於涂光明、范滄榕、曾豐明三人，從來沒有研究報告指他們具學生身份。涂光明有中國經驗、戰後被任為高雄市政府日產清查室主任、是事件中的民兵領袖，曾豐明經營電器生意，范滄榕是牙科醫生，這些資料在九○年代的所做的228口述史中早已提及。兩位學者要用「新證據」來證明此三人是社會人士，不具學生身份，反而更顯示兩位先生對228史料的陌生。 根據1947年台灣旅滬六團體的「關於台灣事件報告書」所稱，台灣228事件中被屠殺的民眾「以高雄為最多，有三千人」。來台調查的監察委員何漢文也指出，事後彭孟緝向他報告「高雄市在武裝暴動中被擊斃的暴民，大約在兩千五百人以上」（引自何漢文，＜台灣228起義見聞紀略＞）。由於在228事件中率先鎮壓民眾、屠殺有功，彭孟緝一生受蔣氏父子重用、享盡富貴榮華，但在民間卻被惡評為「高雄屠夫」。如果說這樣的評價對彭孟緝「太不公平」，還要為他美言、粉飾；那麼，這些冤死的台灣民眾又該要去哪裡尋求公平？

談到二二八事件，許多人會責怪我們只談外省官僚對台灣人不好，不談當時台灣人打外省人。的確，所有的暴力都應該被譴責。然而，我們有義務指出，在二二八事件中帶頭打外省人的是一群有組織的流氓，背後是軍統指使的。也就是外省官僚唆使台灣流氓帶頭打外省官民，製造事端，以便把事端鬧大。二二八事件之所以會一發不可收拾，與軍統的設計實在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許多燒殺擄掠行為的背後，其實是軍統為了奪權而展開的陰謀！ （一）軍統的背景 一九三二年蔣介石第二次下野，佈置其軍系心腹成立「復興社」，以便在蔣下野後控制軍隊，此即「軍統」的前身。軍統所控制的機關中較為重要的有軍事委員會轄下的運輸統制局監察處、交通巡查處、軍委會辦公廳特檢處等管制交通運輸郵電航空的單位， 各戰區長官部調查室以及各省市警察局等。（章寒微，p.p.322 - 333） （二）軍統在臺灣的發展 軍統在臺灣勢力集中在警備總部、憲兵第四團以及軍隊。主要包括警備總部參謀長柯遠芬、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後勤司令部臺灣供應局長李德進、警總調查室主任陳達元、軍統臺灣站站長林頂立、華南銀行董事長劉啟光等。軍統旗下的半山有林頂立、劉啟光、及任職於警總的蘇紹文、王明寧、黃國書等人。林茂生、周憲文等人遊走於軍統的外圍組織「正氣學社」，成為該社幹事。（九如，p.85） 日據時期「農民組合」幹部揚逵、葉陶、謝雪紅等人組成「農民協會」，成員有一百三十多人。劉啟光自大陸返台後，以其過去與「農民組合」的關係利誘部份舊同志出來做官，例如任簡吉為新竹水利會工務科長（情報局），連溫卿為新竹縣建設局長（吳濁流，p.194） ，並輔以威脅的手段破壞該團體（莊嘉農，p.p.114 -117）。 （三）軍統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角色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高級官員在長官公署會商前一日所發生之事件時，警總參謀長科遠芬已認為「幕後必有人在搧動」，當天下午，事況惡化時，更認為「奸偽已混入群眾中，積極在搧動」。（柯遠芬）一開始即抱持「奸偽搧動」的成見，確定「分化奸偽」、「運用民眾力量打擊奸偽」、「擒賊擒王」，配合「軍事上作萬全的準備」、「一俟他們叛國罪證公開後，馬上以軍事力量來戡亂。」（柯遠芬） 二月二十八日下午，柯遠芬指示包括警總調查室（主任陳達元）、憲兵特勤組（團長張慕陶）、軍統局臺北站（站長林頂立）等單位在內的所有情報機構，即日起動員所有人力偵查事變為首份子，並嚴密加以監視。（野僕，p.18） 二月二十八日，張慕陶兩次造訪蔣渭川，邀請其參加「處理委員會」。三月一日，柯遠芬也致函邀請之。（蔣渭川，1991;p.6）其目的是要利用他分化「處理委員會」，俟三月八日國軍增援部隊到達後，長官公署與警備總部便把一切罪狀推給蔣渭川的「政治建設協會」。 在這段期間，特務系統的爪牙「地痞流氓不良分子，....假借維持治安之名，結隊橫行，騷擾外省人家舍，公然搶劫，威脅良善市民商家。這些惡劣的行徑，又給國民政府中央製造了派兵鎮壓的藉口。」（戴國煇　葉芸芸, 「愛憎二二八」 p.220-221） 三月三日，「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在中山堂首次開會時，「〞軍統方面也派出許多爪牙混入民眾，到會旁聽，而由旁聽席上紛紛提出建議，要市民組織〞忠義服務隊〞，他們謂之〞自衛組織〞，要求政府撤退市內軍隊，其後治安由〞忠義服務隊〞維持，以避免軍隊與民眾的衝突。」（林木順，p.23）臺北流氓許德揮也發言表示，「願喚起全省有志數十萬民眾，組織自衛隊以負治安之責。」（臺灣新生報，一九四七年三月四日）根據唐賢龍先生的＜台灣事變內幕記＞：「忠義服務隊所組成的分子，則完全係以台灣當地的流氓地痞為主幹。」 柯遠芬向中央社記者透露，「政府目前全力從事爭取民眾工作，如找可靠而有力量之臺胞許德揮等，出來組織忠義服務隊，一方面希冀分散不法行動之臺胞力量，一方面協助政府推進工作。」（陳德龍，p.247 ）柯遠芬另設置「義勇總隊」，以林頂立為總隊長。（柯遠芬）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認為「義勇總隊」與「忠義服務隊」根本就是同一個機構，許德輝不過是林頂立的手下而已。（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p.63）「事實上，在二二八期間，忠義服務隊根本就是警總所設立的機構，主要任務是蒐集情報，總隊長是林頂立，許德輝當只是台北市之隊長而已。」（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p. 56） 三月三日至三月八日，林正亨曾連續七、八次找蔣渭川，要其帶領群眾打倒政府，他願領導千名青年做先鋒。（蔣渭川，1991，p.p.41 -42，57， 62 - 63，97，100，102，113，117） 有民眾告訴蔣，林曾在警總及訓導營工作。（ibid.,63）三月八日，聽說圓山方面發生戰鬥，許多民眾被殺，民間盛傳是政府「假戰鬥、真殺人」。蔣住在圓山附近的老友向其指出，該處的二十多據死屍都是民眾被殺後再加以偽裝成暴徒，而林正亨正是此一事件的主角。（ibid.,p.p.119 -120）有人說，參加「忠義服務隊」 的數百學生就是在此時被軍統人員集體屠殺，再誣指為夜襲圓山的暴徒。（林木順，p.27；廖德雄，p.70） 「柯遠芬對處理委員會代表虛應故事一番後，及密令林頂立組織行動隊並擔任總隊長。在林頂立屬下，配有數百名特務，專事跟蹤, 恐嚇, 搶劫, 放火, 毆打, 暗殺等恐怖活動。」（王建生, 陳婉真, 陳湧泉「一九四七台灣二二八革命」, p. 152） 三月七日下午，「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討論王添燈所草擬的「三十二條處理大綱」。「陳儀已經佈置了許多特務混進會場．．．．由這些特務份子提出可以構成〞罪責〞的各種脫軌的要求，以為鎮壓的證據。」（莊嘉農，p.p.140 -141）於是添加了「撤銷警總」、「軍隊繳械」、「釋放台灣人漢奸戰犯」等十條後來被認定為反叛中央的條件。（吳濁流， p.187） 於是柯遠芬認為要讓「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被視為 叛國的證據已經泡製得相當完整，可以大舉殺人了。當夜與軍方人士共進晚餐，眾人「談笑風生」、「飯量大增」。（柯遠芬， p. 257） 國軍增援部隊開到後，軍統負責捕殺工作。 四月十七日，國防部長白崇禧上簽呈給蔣介石指稱「現任臺灣省警備總部參謀長柯遠芬處事操切、濫用職權，對此次事變舉措尤多失當，且賦性剛愎、不知悛改，擬請與以撤職處分，以示懲戒，而平民忿。」（大溪檔案，p.250） 柯遠芬因此交陸軍大學管訓。（范頌堯，p.118）五月五日， 國府發布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改制為警備司令部，彭孟緝為警備司令官。 先放一把火再來充當救火英雄，打人喊救人，此乃中國功夫之真諦也！ 不明就理的人，還要怪台灣人為什麼打外省人！事實是：殺人放火的真兇，外省人為主的軍統也！台灣那些跟著打人的，當然該被責備，但更該被追究的是那些教唆犯！    

國民黨各個派系中，CC派控制各省省黨部和教育，以及特務機關－中統。在台灣，省黨部一開始並沒有分到甚麼好處。再加上這個派系本來就跟陳儀之間有很深的恩怨，因此在鬥爭陳儀上毫不手軟，並不惜把事態擴大，好逼陳儀走人，來安插自己的人馬。至於這些事端會不會讓許多無辜的人白死，則不是那些只知道派系恩怨的人所在乎的。這是二二八事件鬧大的關鍵性因素之一。 （一）CC派的背景 一九二七年八月，蔣介石第一次下野，命陳果夫、丁惟汾祕密成立「中央俱樂部」，進行反桂系活動，以為其東山再起的張本。「中央俱樂部」英文寫作Central Club，簡稱ＣＣ。亦有人認為ＣＣ是二陳的代號（Chen Chen ）。直到一九四九年，該系始終在陳果夫和陳立夫兩兄弟的控制之下。 一九二八年二月，國民黨中央執委員會於組織部之下設立調查科，以陳立夫為主任，調查黨內各派系的動態，這就是「中統」的前身。該組織幾經變革，陳立夫、朱家驊、徐恩曾、葉秀峰先後主其事。於全國各省、市、公路、鐵路設置調查統計室，以各總名目發展特務組織，全盛時期成員達二十餘萬）。 一九二八年，陳果夫代理國民黨中央黨部組織部長，從此ＣＣ派控制全中國各省、市黨部，到了一九三○年代已有「蔣家天下陳家黨」的說法。一九三八年，陳立夫任教育部長，　此後幾年內各省教育廳長大多換成ＣＣ派的人馬。因為陳立夫也任職於國民政府委員長侍從室人事處，在國府控制的省份中，各省廳長的人選通常尤其選定，於是ＣＣ派又控制了各省民政廳。陳果夫為中央政治學校的教育長，該校是外交人員最主要的輸送管道，於是ＣＣ派的力量也滲透到外交界。 （二）CC派與陳儀的恩怨 １. 陳儀在福建省當主席與CC派的恩怨 陳儀跟CC派的恩怨從他當福建省主席的時候就已種下。 陳儀於福建省主席任內集大權於一身，力圖大有作為。他延攬了一群留學德國及日本的人才到福建省服務，這些人大多為統制經濟的信徒。他的重要幕僚徐學禹建議陳儀設貿易公司，實施專賣制度，甚至成立「公沽局」，進行糧食專賣，成立「運輸局」，管制貨運。（嚴家理，p.p.73,86） 福建省推行統制經濟聲勢之大，還引起日本人創辦「福大公司」，統制日方有意在華南從事經濟活動的各個會社，以佈署日本與福建省政府的經濟合作。「福建省以陳儀為首，全省熱衷於福建經濟發，此時我方對於這樣的形勢，確信有必要重整陣容以為統制，籌設以台拓和興中為中心，且與福建有密切關係之〞民間性質〞的響導（領導）會社。」（臺灣拓殖株式會社檔案－福大公司設立關係書類一括、第四號）陳儀主閩，本來就有替蔣介石「對日緩衝」的祕密任務在（余鐘民，p.84），透過統制貿易與日本互通有無，彼此結納，是很容易理解的。 陳儀的妻舅沈銘訓專門負責教育及人員訓練等民政工作。（錢履周，p.p.42 - 45 ）他引進不少青年黨人及左派人士來負責相關工作。再加上陳儀本來就很重視文教事業，請來黎烈文和郁達夫分別負責出版物以及省府公報，這個原屬ＣＣ派禁臠的領域，就全由陳儀和沈銘訓所中意的人馬包辦啦！ 陳儀在國府的派系屬性，被歸類為政學系的巨頭之一。　該系原本就與ＣＣ派結有深仇大恨，鬥爭至為慘烈；陳儀又破壞默契，以「外黨」及「左派」來阻礙「正宗國民黨－ＣＣ派」的仕途，ＣＣ焉能束手待斃？ 福建省ＣＣ派首腦為省黨部主委陳肇英，其派駐福建原本就有替蔣介石監視陳儀的意味。（戴國煇，葉芸芸，p.89）陳儀本有「親日」的惡名，盧溝橋事變之後，又不動員抗日。陳肇英乃鼓動福建省民情緒，製造輿論，攻訐陳儀，甚至當眾予以指責，使其聲名益發不堪。（余鐘民，p.84）陳儀之所以親日，其實是奉蔣介石的旨意進行對日「緩衝」（不抵抗日本，而是與日本友善），陳肇英攻擊陳儀的結果，逼使陳儀出示蔣介石電文，把蔣介石不抗日的真相抖出來，使陳儀得罪蔣介石。（余鐘民，p.60；胡允恭，p.61） ＣＣ派以「不抗日」的罪名攻擊陳儀之所以能夠產生效果，其實與福建省在統制經濟下所累積的民怨有甚大的關連。陳儀欲以統制經濟大搞一番事業，卻因人謀不臧，致使「奸商趁機囤積，貪官從中漁利，米荒嚴重，物價飛漲，民怨沸騰。」（戴國煇，葉芸芸，p.85）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二日，日軍攻佔福州時，當地民眾因貿易局人員貪污狼藉，大肆屠殺陳儀浙江同鄉，以為報復；福清人民，甚至殺死縣長，梟其首級懸於長竿之上以迎日軍入城。（吳世昌，p.9） 怨毒之深，可謂甚矣，簡直跟二二八事件時台灣人對長官公署的反感不相上下。同年九月，陳儀終在閩籍僑領陳嘉庚及南洋一帶閩籍華僑的強烈反彈之下，失掉省主席的寶座，遺缺由CC派的劉建緒取代。（陳嘉庚，p.p.392 - 393） ２. 陳儀在台灣與CC派的恩怨 等到陳儀要接收台灣了，CC派又想來要一杯羹。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八日，陳果夫致函新任臺灣調查委員會主委陳儀，要求讓臺灣黨部主管負責人參與臺調會。一開始，陳儀婉轉拒絕：「請俟該黨部主任委員正式派定後再請增加本會委員名額派充委員。」（陳鳴鐘，陳興唐，p.p.36 - 37） 十二月十九日，增加一名委員名額，由新派定臺灣黨部主委王泉笙兼任。 一九四五年十月，陳儀來臺接收前，曾晉謁蔣介石請訓並面呈長官公署各一級主管名單，及奉核可。然而事先未與委員長侍從室第三處（主管全國黨政高級人事任用）主任陳果夫洽商，犯了大忌。曾任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主任祕書的沈雲龍以此事「為未來臺省黨政不協調之種因，更為二二八事件之所以星火燎原之關鍵，此中機括甚微妙，外人不盡知也。」（沈雲龍，p.58） 陳儀任福建省主席時，二陳派陳肇英監視。俟陳儀出任臺灣省行政長官，二陳又派李翼中監視之。李曾於陳立夫擔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主任時，於該部任祕書職，是其心腹。 CC派在陳儀當台灣省行政長官的時期，在台灣發展勢力的腳步不是很順利。當時台灣最重要的企業都被資源委員會接管；次要的企業則被陳儀的人馬接收。連一向被CC派劃為勢力範圍的在教育界這個領域，陳儀本來也想要安排許壽裳出任臺灣大學校長，CC派首腦,身兼教育部長的陳立夫乃藉口許壽裳為魯迅思想宣傳者而拒絕任用之。（戴國煇，p.p.102 - 103）在台灣各地發展組織，CC派又比三民主義青年團晚到台灣，沒有後者來得受到歡迎。 CC派旗下的半山主要為謝東閔（高雄縣長、民政處副處長）、彭德（省黨部指導員）、連震東（省參議會秘書長、臺北縣長）、謝掙強（臺南縣新化區長）、張邦傑等。而台灣人中最親近CC派的，則是蔣渭水先生的弟弟蔣渭川。 CC派利用蔣渭川組織「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結合基層深厚的本土勢力來與長官公署分庭抗禮。一九四六年一月，先成立「臺灣民眾協會」，以張邦傑為主任。（蔣渭川）會員約數萬人，多為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灣民眾黨」份子。因甚為活躍，陳儀欲加以解散，被李翼中阻止，陳乃請李善加勸喻，李於是命省黨部委員林紫貴、徐白光與蔣渭川商議，依人民團體之組織改該會為「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李翼中，p.400 ）在全省設有十七個分會，幹部全都是國民黨員。（蔣渭川）該會對長官公署「以報紙攻擊、或開演講會攻擊政治上之缺陷，極大罵貪官汙吏的舞弊橫行。」（蔣渭川） 一九四六年八月六日到九月十二日，「中央清查團」來台清查日產接收處理情形，團長劉文島是ＣＣ派人士，住在李翼中家，曾約見ＣＣ派人士蔣渭川、彭德、吳國信、林衡道等密談。劉文島接獲報告，認為貿易余百溪、專賣局長任維鈞貪污證據確鑿，迫使陳儀將之移送法辦。   ＣＣ派的特務機關中統，則吸收了許多流氓，例如台中地區的幫派首腦蔡志昌，他手下的「十四大哥」裏面有不少都是中統的特務。   （三）二二八事件爆發後CC派的作為 二二八事變爆發後，三月一日李翼中要求蔣渭川出面參與平息工作。（李翼中，p.337)「政治建設協會」成員張晴川、黃朝生、李仁貴、白成枝、王添燈、蔣渭川、呂伯雄、廖進平都加入「處理委員會」 。（ 廖德雄，p.66）「他（蔣渭川）每晚都與ＣＣ頭子密會後，翌日才出席處理委員會。他在處理委員會的任務是擴大〞建設協會〞的勢力．．．．他一方面在整個ＣＣ的指揮之下，極力爭取青年學生，尤其是過去曾經到過海外作戰的退伍軍人，作為打倒ＣＣ的政敵陳儀的工具。」（莊嘉農，p.148） 「蔣渭川在電臺廣播號召各地區人士出面組織治安維持會，暫時接管地方行政，以適度控制事態的擴大；廣播詞由高拜石撰寫，經林紫貴向當時主委李翼中請示。」（野僕，p.p.404 - 405;407） 中統所吸收的十四大哥幫成員詹正光，在事件爆發後，鼓動民眾放火，把事端鬧大。（鐘逸人，p. 157） 此外，CC派也派特務混進處理委員會，並刻意提出一些讓國民政府有藉口可以鎮壓台灣人的要求，例如「本省人的戰犯與漢奸無條件立即釋放」以及「各地方法院院長及檢察官全部由本省人充任」等。（葉芸芸，p. 99） 蔣渭川也參與推動青年學生加入「忠義服務隊」、組織「臺灣青年自治同盟」。（蔣渭川）三月六日又招集退伍臺籍日軍於中山堂及太平國校集合。（蔣渭川） 當時情治人員曾經組成「便衣隊」槍殺台灣人。省參議員顏石吉說：「這次所謂便衣隊多數由黨部服務處出來槍殺人命。」（台灣二二八事件檔案史料，p. 528） 三月七日，李翼中以陳儀特使的身分，赴南京請兵。九日與國防部長白崇禧共商宣撫對策，於白氏詢以宣慰及撤換陳儀何者宜先時表示，「臺人厭之矣，如愛陳儀不如速為去也。」（李翼中） 後來陳儀也利用清鄉的機會整肅CC派，省黨部調查室主任蘇泰楷、指導員彭德被補，蔣渭川逃亡一年（女兒被擊斃）。林衡道先生回憶說：「當天我立刻到省黨部找主任委員李翼中，他不在，去找宣傳處處長林紫貴。．．．．他說不只我，連他林紫貴自己都快不保了。．．．．林紫貴還透露這是陳儀藉機叫情治機關打擊ＣＣ派。」（林衡道，p.86） 三月二十一日，國民黨六屆三中全會在ＣＣ派的運作下通過陳儀撤職查辦案。蔣介石將該向決議予以擱置。ＣＣ派在此前後也動員媒體及受陳儀冷落的官員大肆批陳。然而蔣介石終究未處分陳儀。陳儀後來被處死，是因為他想要投共，而且還要拉湯恩伯（蔣的四大將領之一）一起投共；而不是因為二二八事件。二二八事件之後他還當上浙江省主席，根本是升官。 小結 CC派鬥爭陳儀，目的不是為了讓台灣更好，而是陳儀當台灣省行政長官時沒有分什麼好處給CC派，早點把他鬥倒，才可以安插自己人來接班（當年他們在福建省就玩過一次，只是這次蔣介石沒有照著CC派的棋路走，而是另外安排了跟陳儀同屬政學系的魏道明來接班）。國民黨人，個人利益第一，其次是派系的利益，在其次才是他們黨的利益，更次之的才是國家。至於人民，只有呼口號時會想到罷了！因此，每逢國民黨派系傾軋之時，也就是生靈塗炭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