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然

投書二二八慘案研究（五）台灣人與三民主義青年團

日本戰敗後，中國官場上許多派系都來台灣發展勢力。當時勢力最大的，當然是盤踞在長官公署的政學系和青年黨人，而在民間聲勢最大的，則是三民主義青年團（而不是CC派控制的國民黨省黨部和其附庸組織）。   中國功夫：統治者為了防範底下的人集中在某一當權者之下起來造反，經常要鼓勵派系分化鬥爭，自己再來當仲裁者，以此來掌握權勢。蔣介石正是箇中高手。他在國民黨之外，也另外搞了一個三民主義青年團來制衡之。這個組織是陳誠和蔣經國發展力量的地方，也是後來救國團的模子。欲了解國民黨，就有必要認識三民主義青年團。 （一） 三民主義青年團的背景 一九三八年七月，蔣介石設立「三民主義青年團」（簡稱「三青團」），自兼團長，任命陳誠為書記長、康澤為組織部長。成立該團的目的一方面是因為國民黨（由ＣＣ把持）形象太壞，無法吸引青年人加入，反而使他們選擇共產黨，因此要建立一個形象清新的組織，來爭取青年；另一方面，ＣＣ派在國民黨中勢力太大，需要培養另一群人來加以制衡。 該團書記長陳誠與組織部長康澤雖然都出身黃埔系，想法上確有極大的差異。陳誠與軍統、復興社特務向來不睦，自成一個系統。康澤則是復興社的核心成員，想以復興社為三青團的重心。兩人之間芥蒂頗深。（康澤，p.24；何廉，p.88） 陳誠在三青團中快速發展個人勢力，引起蔣介石不滿，一度將其調離，改以張治中為書記長，然而最後還是讓他回任。（康澤，p.25；何廉，p.87）一九三九年六月，蔣經國被選為三青團中央幹事，陳誠任命其為三青團江西支團臨時幹事會幹事兼籌備主任。為了掌握實權，蔣與康澤手下彭朝鈺展開激烈的鬥爭。得勝後，就用全部心血辦「青年幹部訓練班」，培養其嫡系部隊。一九四三年又在江西舉辦兩期「新贛南經濟建設訓練班」。「太子系」的組織基礎就是透過這些訓練班組織起來的。一九四三年七月，蔣經國奪得取三青團籌辦中的「中央幹部學校」教育長的寶座（校長蔣介石）。該校是由三青團「中央青幹班」擴展而來的，是「政治的黃埔」，蔣經國控制該校，得到大批人馬。一九四六年九月，三青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廬山招開，蔣經國擊敗康澤，奪得組織大權。蔣任第二處處長，主管組織、訓練，其親信胡軌任第五處處長，鄭彥棻任中央團部副書記長，張其昀、黃少谷、倪文亞為中央常務幹事。三青團中央的領導權落到太子系手中。（郭緒印，p.p.639 - 648） （二）三民主義青年團在臺灣 一九四五年九月一日，張士德在基隆登陸，成為第一批來臺的中國官員。他在臺北約見陳逸松，命其籌組「三民主義青年團台灣區團」。（陳逸松）他以「黨外無黨，團外無團」的理由，鼓動士紳加入三青團。王添燈、林日高、連溫卿、潘欽信等人都於此時成為該團團員。各地方組織也被納入旗下，分支機構紛紛成立。 由於三青團是國府各派系中最早來臺發展的，聲勢甚為浩大。台灣的重要頭人大半在這個組織裏面。陳儀對之頗為疑忌，本來想藉口該團「擅自接管房屋、肆無忌憚，近且強接臺灣銀行之金庫」，加以解散，但是被勸阻。（李翼中，p.401）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八日，李友邦返臺，擔任三青團台灣區團主任。以余楊為書記，李妻嚴秀峰為第四科科長，王添燈為臺北分團主任，郭紹宗為新竹分團主任，陳復志為嘉義分團主任。該團當時的成員包括許多臺灣知名人士，如陳逸松、陳旺成、林碧梧、 陳海成、林培英、許世賢、許傳、楊金虎等，更有左派及台共人士如蘇新、王萬得、潘欽信、石錫勳、林糊、莊守、簡吉、揚逵等人。軍統曾多次呈報「臺灣三青團潛伏奸偽份子」，但都被陳誠壓下。（大溪檔案，p.231）軍統局是以殺匪諜當業績的，一直都想對三青團動手。 當時三青團的成員有不少文化界人士，經常在報紙上揭露長官公署的一些黑暗面，也常和CC派控制的省黨部打對台。省黨部組織部長徐白光曾多次企圖派人參加陳逸松的《政經報》，使陳忿而將該報關閉已示抗議。（謝聰敏，p.p.149 -150）因此，無論是陳儀的長官公署，或是國民黨省黨部，都對三青團充滿怨恨！ 二二八事件時，該團臺北團主任王添燈、嘉義分團主任陳復志、臺南分團主任莊孟侯、高雄分團主任王清佐、屏東分團葉秋木、花蓮分團許錫謙、馬有岳等，都在各縣市「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三月初，陳儀曾邀請李友邦出面廣播撫平亂局，為李所拒。（嚴秀峰，p.119）三月十日，李友邦被補。六月，在陳誠營救下獲釋。然而三青團的團員就沒有這麼幸運了：王添燈、陳復志、莊孟侯、王清佐或被殺、或被補。三青團是集結最多台灣頭人的組織，也是被誅戮最慘的組織。 （三）三青團與國民黨合併 一九四七年九月，國民黨六屆四中全會暨中央黨團聯席會議決定實行黨團合併統一，將三青團併入國民黨，規定三青團員一律登記為中國國民黨黨員並在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之下設置青年部。然而二陳所主導的國民黨，跟陳誠和蔣經國所領導的三青團幹部仍纏鬥不休。一九五○年七月二十六日，蔣介石宣佈以蔣經國、陳誠等十六人為「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在中國大陸時期控制國民黨組織及人事的ＣＣ派首領陳果夫、陳立夫兄弟及該派系重量級人士均遭摒棄（表態絕對效忠的張道藩及谷正綱例外）。一九五○年八月五日「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於正式成立，蔣經國則擔任「幹部訓練委員會」主委，取代昔日二陳控制之「組織部」，掌握國民黨的人事及組織大權。而「臺灣省改造委員會」則由前三青團中央團部組織處長倪文亞擔任主委。在陳誠跟蔣經國的運作下，三青團幹部掌握了國民黨機器。 然而，新的三青團不久之後又誕生了！一九五二年一月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通過「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的設立案，蔣介石且在當年三月發表『告全國青年書』，要求青年參加。一九五二年十月三十一日，蔣介石六十歲生日時，該團正式成立，由蔣經國擔任主任。蔣經國運用國家「公權力」，強制規定所有高中以上學生為當然團員，年滿十六歲、未超過二十五歲之社會青年，若符合該團條件者都必須加入。救國團不僅是蔣政權控制青年的機器，也是蔣經國日後掌權的根基。

投書二二八慘案研究（四）台灣人對中國的幻滅

日本戰敗後，台灣人曾對準備接收台灣的中國抱以期待，但卻失望收場。 一開始，台灣人有些擔心：「（１９４５年）９月１３日，臺灣本島人徐坤 泉、陳逸松、駱水源、劉明及其他臺灣人與高橋知事會談。這些人意外地顯 得意氣消沈。大概是因為不知道即將來臺的中國政府會採取什麼方針所 致。」（鹽見俊二，46）有些人懷疑，「若說台灣人是中國人的同胞，昨天 尚還與日本人一道，用槍指向祖國，中國政府果真會如此寬大，無條件接受 那些台灣人嗎？」（富澤繁，79 - 80） 「等到國防部長何應欽在湖南前線 聲明臺灣人對戰爭沒有責任以後，臺灣人民害怕中國報復的恐懼心理才一掃 而空，紛紛感謝祖國的寬大為懷。街頭巷尾人人歡呼說：日本統治下我們也 是戰勝國，日本敗了，還是戰勝國。臺灣人最幸福，永遠是一等國民。」 （林衡道，71）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１０月２５日，臺灣省 行政長官陳儀才代表國民政府主持中國戰區臺灣區受降典禮。相隔近兩個月 的時間，臺灣島上沒有政府組織。「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以及「三民主義 青年團」肩負起維持地方治安的任務。 「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是由陳炘所發起的組織，林獻堂、業榮鐘等名 流都是該會的重要成員。由於各地流氓毆打日本警察、民眾，乃致盜伐林 木、破壞公共設施，籌備會乃予以勸戒疏導。除此之外，他們的工作還包括 訂製國旗、教唱國歌、建造牌樓等。 「三民主義青年團」是第一個來臺發展的蔣介石旗下派系。１９４５年 ９月初，張士德上校找上臺北律師陳逸松，要他出面籌組「三民主義青年團 臺灣區團」組織青年保護國家財產安全。（陳逸松）由於張士德向臺灣民眾 灌輸「黨外無黨，團外無團」的觀念，表示臺灣人若自行成立其他團體，政 府一定不會同意，加入組織非黨即團（吳新榮，189 - 190） ，一方面基於 民族情感與熱誠，　另一方面「誤認『 三青團 』為真正三民主義的青年組 織」（莊嘉農，110） ，該團的籌組工作受到熱切的響應，各地方組織紛紛 被吸納進入該團。日據時期文化協會、台共、農組等臺灣人團體的活躍份子 大多參與該團活動。一個月之內，臺灣各地都可以看到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分 支機構。 「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和「三民主義青年團」致力於維持地方治安； 一些流氓卻自動自發組成所謂的「自警團」，私自設立盤查所、訊問通行路 人、見到日本人即不問情由地搶奪財物、甚至對臺灣同胞也一樣找碴，強盜 行為無所不至，嚴重破壞社會秩序。（富澤繁，99 - 101） 日本政府也充份地利用這段空檔。１９４５年９月，日本銀行印刷鉅額 臺灣銀行券，由前臺灣總督府主計課長鹽見俊二負責運送來臺灣。鹽見的日 記記載：「其間，我匍伏在臺灣銀行券之上」（鹽見俊二，43），可見所運 前來的鈔票數量之大。鹽見將在臺日本公教人員至翌年三月份的薪水及退休 金，以及戰爭末期建造要塞工事人員的薪水，及其他一切必要經費，全數付 清。至於濫印所造成的通貨膨脹，則留給臺灣人民和來臺接收的臺灣省行政 長官公署承擔。 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５日，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及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前 進指揮所人員由主任葛敬恩率領，抵達臺北。「當五架專機降落在松山機場 時，　總督府諫山參謀長等高級官員與臺灣士紳，還有挺著閃亮軍刀的日本 兵，都在那裡列隊相迎，葛主任竟躲在飛機上，推著王民寧先生出來露面， 這是什麼漢官威儀？」（葉明勳，47） 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１７日，警備總司令部、七十軍、一○七師「在美海 空軍掩護下於基隆附近順利登陸」。（臺灣省參議會第一屆第一次大會臺灣 省行政長官公署施政報告， 7）「軍艦開進船塢，放下旋梯，勝利的中國軍 隊，走下船來。第一個出現的，是一個邋遢的傢伙，相貌舉止不像軍人，較 像苦力，一根扁擔跨著肩頭，兩頭吊著的是雨傘、棉被、鍋子和鞋子，有的 沒的。大都連槍都沒有。　他們似乎一點都不想維持秩序和紀律，推擠著下 船，對於終於能踏上穩固的地面，很敢欣慰似的，但卻遲疑不敢面對排列在 兩旁、帥氣地向他們敬禮的日本軍隊。」（彭明敏，64）臺灣民眾雖然歡天 喜地的迎接，但詫異、失望的感覺，至今還可以從老一輩口中聽到。 １０月２４日，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抵達臺灣。　「沿途老百幸扶老攜 幼，黑壓壓的一片人山人海。我（邵毓麟）在車裡向陳長官說：這樣的歡迎 行列，要比何（應欽）總司令抵達南京的情形，更為熱烈。」　（邵毓麟， 105 ） １０月２５日，中國戰區臺灣戰區受降典禮在臺北公會堂舉行，中方代 表為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日方代表為前臺灣總督安藤利吉。臺灣省行政長 官公署正式成立，前進指揮所撤廢。 「陳儀抵台後的首要措施是籠絡臺灣的資本家。他就職沒幾天，便宣布 財產所有權以日據時期登記為準，絕無變更，這是保障有財產的人的方法。 另外，在日據末期，稅金加重，日本政府為鼓勵有錢人多納稅，日本政府為 鼓勵有錢人多納稅，准許臺灣銀行借錢給有錢人，因此臺灣的地主、資本 家，如板橋林家各房、基隆顏家等，向台銀借貸幾百萬元以付稅金者比比皆 是，大家都市為納稅借了巨款的。陳儀為討好地主、資本家，宣布可以用舊 臺幣歸還欠債，此舉有似用破紙還錢，等於不用還債，便宜許多有錢人，這 一措施在當時曾博取好評。」（林衡道，74 - 75）   　　當時臺灣的士紳中，不乏對臺灣未來與大陸關係及自身所將扮演角色充 滿幻想者。據林衡道先生回憶： 值得一提的是前進指揮所尚未設立前的某日，臺中某大紳士來 到臺北，當時的臺北火車站前是一片瓦礫之地，大紳士由僕從 扶持，進入一家由日人經營的某大旅館，宣佈要接收該旅館， 並叫老闆當天搬到後院。當時政府還沒來接收，他就先來接收 了。這件事轟動全臺北，大家爭相傳說有位中部來的大先生接 收日本旅館。　好奇的市民都去圍觀，我聽到消息後也去看熱 鬧。到了旅館前，一看人很多，我只好先在碼路上脫下鞋子， 拎在手上，才得以順利進入旅館。到了旅館二樓，每間房間的 紙門都已經打開。　有個房間內，大先生大模大樣地坐在藤椅 上，隨從二人分站左右，儼然關老爺後面也站有關老爺周將軍 般。有人憂心地問大先生臺灣的情勢會變成怎麼樣？他說，臺 灣與中國的關係會變成加拿大與英國一樣，中國在此地擁有宗 主權。又有人問他，國府派陳儀來接收後會如何？他說，陳儀 來了當長官，我們大家來當家。（林衡道，73） 陳儀很快地使這樣地幻想破滅。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一級首長中，僅教 育處副處長宋斐如一人出身臺灣；長官公署直屬單位十六個主管中，台籍的 只有省立臺北保健館王耀東和天然瓦斯研究所所長陳尚文兩人；十七個縣市 首長中，也只有前後兩任臺北市長黃朝琴和游彌堅、代理臺北縣長連震東、 新竹縣長劉啟光、高雄縣長謝東閔等人是台灣人。這些人士中，除了王耀東 之外，都是半山。（陳翠蓮，56） 陳儀還進一步著手打擊臺灣有名望的士紳。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２７日， 立法院通過漢奸處裡條例。１１月２１日，立法院修正通過懲治漢奸條例。 整個中國大陸如火如荼地抓「漢奸」。戴笠還下令查抄「漢奸」財產，「凡 其動產、不動產、汽車、洋房、金鋼鑽、金條、銀元、金銀首飾、珠寶證券 衣服家具等等，一概沒收。」（王安之，76）於是許多人都被套上「漢奸」 的帽子，以便訛詐索賄。臺灣省警備總部也不落人後。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５ 日，公佈臺灣省漢奸總檢查規程。１月３１日，臺灣省警備總部公告：臺灣 省（不含澎湖縣）漢奸檢舉數目達三百件。（臺灣新生報，１９４６年２月 ２日二版）逮捕的對象甚至包括日據時期對日本政府採取不合作態度的陳炘 和林獻堂。後來雖在丘念台的奔走下不再擴大，嫌犯（除參加草山會議預謀 臺灣獨立者外）也依司法院１９４６年１月２５日院解字第三○七八號函「 凡台人被迫應徵、隨敵作戰，或供職各地敵偽組織者應受國際法之裁判，不 適用漢奸懲治條例」無罪開釋，還是留下極惡劣的印象。 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２７日，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招開第一次行政接收委 員會議，議定１１月１日起開始各項行政接收。１０月，臺灣省行政長官公 署成立臺灣省接管委員會，接收總督府官有部份企業、財產。　１０月３０ 日，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成立「軍事接收委員會」。１０月３１日，臺灣省 行政長官公署接收臺灣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１１月１日，臺灣省行政長官 公署各單位開始接收，日軍開始繳械。 １１月６日，成立各州廳接收委員 會。１１月８日，州廳以下各級單位正式接收。１１月１８日，澎湖地區開 始接收。１２月５日，海空軍接收完畢。１２月２５日，臺灣省行政區域改 制，分臺北、新竹、臺中、臺南、高雄、花蓮、臺東、澎湖等八縣。將舊制 郡改為區，街改為鎮，庄改為鄉，州廳改稱縣政府，郡役改稱區署，街庄役 場改稱鄉鎮公所，其下設村里鄰等辦公室。１２月底，除軍事之外，各單位 悉數接收完畢。１９４６年１月３１日，軍事接收完畢。（臺灣省參議會第 一屆第一次大會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施政報告， 8） 臺灣政治、經濟、軍事方面接收工作僅只花費三個月的時間即告完竣， 比起中國大陸其他各地要有效率得多。究其原因，前總督府的合作可謂十分 重要。天皇甫宣佈無條件投降，臺灣軍參謀長諫山春樹便於１９４５年８月 ２２日率同西浦、杉浦兩為參謀及總督府農商局長須田一二三，攜帶第一次 軍需品接收目錄，赴南京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會見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及 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前進指揮所主任葛敬恩，聽候差遣。同年９月９日，支 那派遣軍投降，諫山參謀長再次渡海，與前進指揮所聯繫。日方選任接收委 員：杉浦負責總務、西浦負責軍事及運輸、澀谷負責航空、安藤負責接收及 後勤、中村負責對美軍聯絡及俘虜關係。在國府進駐前，做成確實詳密之全 目錄。負責接收的各單位只要按圖索驥其可，因此頗為迅速。 前日本總督府之所以願意如此合作，主要是為謀在台日人的利益。「在 開始接收之前，安藤（總督）曾向葛敬恩提出『嘆願』（即呈文）。據傳， 這『嘆願』內容是：（一）除軍隊以外，在台所有日人不遣送，使其留台， （二）製糖技術人員及工人，全部雇用日人，糖廠農場也由日人耕種....。 據說，葛敬恩答應可以考慮，但須候陳儀到任之後才能做最後決定。臺灣日 人官吏中，不乏所謂『支那通』熟悉中國官吏之貪污習性，於是對葛敬恩及 有關官僚，大量行賄，不但黃金臺幣，而且許多日本姑娘或已失了丈夫的太 太，都成了送給接收大員的禮物。葛敬恩這一班傢伙，在大批黃金鈔票每人 之前，就昏了頭，對安藤的『嘆願』也就隨便答應，不但同意留用日人，甚 至答應在臺灣不檢舉戰犯，所謂黃金一百二十公斤，是安藤親手送給葛敬恩 的。」（莊嘉農，99 - 102） 接收官員自葛敬恩以下貪污橫行，而日本人也隨「中國方面接收大員之 意，製造清冊時，要記載就記載，不要記載就不記載，要既多少就記多少。 我們（ 日本官僚 ）這樣做，　是相信陳儀、葛敬恩會答應我們的諾言。」 （ibid.）１９４６年１月６日， 盟總（ＧＨＱ）發表前臺灣總督安藤利吉 大將為戰犯。以往的努力徒然便於中國官吏遂行貪污。４月２０日，前臺灣 總督安藤利吉大將在南京獄中自殺身亡。   那些接收大員的惡劣行徑，自然不只針對戰敗的日本人，而是將台灣人也一併視為戰敗者，是日人奴化政策的奴才，而他們是高高在上的解放者。當時流行五子登科：接收金子,房子,車子,女子,戲子。而司法紊亂，人說是「有條有理」（有金條就有道理），「無法無天」（無法幣就難以迴天）。 　　面對這樣的中國，許多台灣人開始思考還是不要在一起比較好。當時美國戰略情報部（OSS，即CIA的前身）有十五名軍官來台展開情報工作。（G. H. Kerr,64-65）暗號為Canary（黃鶯計畫），任務是蒐集佔領軍政府所將面臨的各種問題之情報。 （費德廉， 21 -23）１９４６年１月至４月，OSS幹員在街頭訪問各階層的人對以下三個問題的意見：　臺灣人是否應繼續接受中國人統治？　是否要接受日本再次統治？　將來是否願意在聯合國的安排下，接受美國託管？調查結果，臺灣人不願接受中國統治，情願接受美國託管。（井出季和太， 201）。當時美國駐台副領事葛超智(George H. Kerr)早在日本殖民時代末期就曾在臺灣工作，人脈頗熟。 １９４６年初，葛超智說服黃紀男，臺灣先民離鄉背井來臺墾殖，其意義與「美國人移民新大陸之脫離英國而獨立一樣」，臺灣人的素質比中國大陸的人民高，並告知「目前臺灣有兩派嚮往獨立的人士，一為陳逸松所領導的『託管論』， 一為楊肇嘉領導的『臺獨派』」。（黃紀男，139） 黃紀男終成為柯爾的信徒，為美國託管的工作到處奔走。１９４６年６月，黃紀男以「臺灣青年同盟」名義提出一份請願書，要求柯爾轉交美國政府及聯合國，倡議臺灣獨立，並由聯合國舉行公民投票，成立如瑞士一般的永久中立國。（黃紀男，146.）   二二八事件後，臺灣人對國民黨的統治完全絕望，流亡海外的臺籍人士組成各種團體。４月，吳鎮南在日本橫濱創立「臺灣住民投票促進會」。 （史明， 1100） ５月，林白堂在日本京都成立「臺灣民主獨立聯盟」（ibid.） ５月３０日，廖文奎、廖文毅、黃紀男等在香港成立「臺灣再解放同盟」。其中，「臺灣在解放同盟」最受美國人注目。廖氏兄弟出身雲林西螺望族，皆留學美國，廖文奎英文名 Joshua Liao，是芝加哥大學政治哲學博士，廖文毅英文名 Thomas Liao，是俄亥俄州立大學工程學博士，其背景本就使美國人信任，而黃紀男在該團體中的活躍，更使該團體進一步與美國方面密切結合。美國駐台官員與這些運動的後來受到國民黨的注意，除了逼走副領事葛超智之外，也逼走了新聞處長卡度。康理嘉（Richard P. Conniun） 繼任駐臺美新處長。抵臺後第三天召開全臺情報員會議， 檢討過去「託管運動」的失敗， 指示： 「今後不可再提『託管』，因為臺人排外性強，不能接受。臺人大多數反蔣，但又不願受外國人統治，所以利用台人的反蔣情緒，搧動『獨立』。主要的目的是使臺灣在蔣垮臺後，不致於淪入中共手中，為此，必須培養親美勢力，以控制將來臺灣之政權。以臺灣『獨立』為號召、組織群眾，進行反蔣運動，　同時製造反蘇、反共、親美的情緒。」（莊嘉農，180） 從此，美國對臺工作戰略由「臺灣託管」轉變為「臺灣獨立」。    １９４８年７月１日，廖文毅派遣黃紀男偷渡日本活動。黃找到合眾國際社日本支社長Earnest Horbright ，由該社發表< <臺灣獨立宣言>>。黃並見到麥克阿瑟，遞交一份請願函。　（李世傑，62 -63）９月１日，「臺灣再解放聯盟」主席廖文毅向聯合國提出臺灣託管請願書。主張臺灣先脫離中國，暫置於聯合國託管理事會之下，在由全體公民投票決定臺灣的前途是隸屬於中國或獨立自主。（王育德， 254）   我們可以從這段歷史看到，台灣人起初對中國是有憧憬。但隨著接觸到真相而幻滅，逐漸衍生出獨立的思想。台灣人會想要切斷跟中國的關係，相當程度是一場幻滅的結果。

投書二二八慘案研究（三）陳儀的為人與統治方法

一、陳儀的經歷與人脈  陳儀，本名陳毅，字公俠，後改為公洽，號退素（取其我行我素之義），一八八三年五月生於浙江紹興。其家族世代經商。叔祖父為前清秀才，於杭州任教，陳幼年由其大伯父帶至杭州私塾求學。其母令之棄學從商，進紹興怡豐錢莊為學徒，期滿又回杭州讀書。一九○二年，考上浙江省官費留學，前往日本，與魯迅、許壽裳、邵明之（銘之）等人同船，結為知己。赴日後，先進入中學、陸軍測量學校，然後考進日本士官學校砲兵科第五期。一九○四年，浙江的反清人士於上海組織「光復會」，會長蔡元培。陳儀也響應參加，而與蔡元培、秋瑾、徐錫麟、蔣方震（百里）、蔡鍔、章太炎、陶成章等結識。一九○七年，陳儀畢業回國，於陸軍部任課員，後調任陸軍小學堂監督。此時，他與沈蕙結婚，領養了一個姪女。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一九一二年，浙江都督任命陳為都督府軍政司司長。一九一四年任袁世凱政府政事堂統率辦事處參議。一九一六年，袁氏稱帝，陳離職。  一九一七年，北洋政府陸軍部選派陳儀赴日本陸軍大學留學，成為中國留日陸大第一期學生。一九二○年回上海定居，擔任裕華墾殖公司（日資）常務董事，上海絲綢銀行總經理等職務。一九二二年赴日籌款，娶日籍女子古好月子為妻，改名陳月芳。  一九二四年，江蘇與浙江軍閥為爭奪上海開啟戰端，地方人士擔心戰火殃，乃推派陳儀等人歡迎孫傳芳入浙。（陳文瑛，p.p. 2 - 4）孫傳芳是陳儀在日本士官學校晚一期的學弟，此時相見，便任命陳為浙江省第一師師長。（杜偉，p.p. 　　 ）該師參謀長葛敬恩為陳儀日本陸軍大學的同學。一九二五年，陳儀奉命擊敗奉軍張宗昌部，攻佔江蘇徐州，以戰功擢升五省（浙閩蘇皖贛）聯軍徐州總司令。  一九二六年，國民革命軍北伐，向武漢逼近。陳儀第一師參謀長葛敬恩建議陳與蔣介石聯繫。陳儀乃建議孫傳芳派葛敬恩為祕密代表，前往武漢了解北伐軍。葛敬恩表面上是孫的代表，其實是去替陳儀與蔣介石協議。十月二十二日，蔣介石任命陳儀為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軍軍長。  然而，在葛敬恩尚未返回徐州時，發生一些變化：十月十六日，孫傳芳旗下浙江省長夏超叛孫易幟，響應北伐軍，為孫部宋梅村攻破誅殺。二十九日，孫傳芳派陳儀為浙江省省長仍兼第一師師長。陳儀以夏超前車之鑑，不得不暫緩行動。事為孫傳芳所偵悉，乃派孟昭月出其不意率部潛入杭州，將陳之第一師分別包圍繳械，逮補陳儀，解送南京。孫傳芳本欲取其性命，然以總參議蔣百里（陳儀光復會舊友）緩頰，得以脫險。陳儀自南京返回上海時，其第一師已被擊潰。其舊部第一旅旅長余憲文收容散兵，投靠北伐軍東路總指揮何應欽，被任命為第十五師師長，而後又改編為第六軍第十九師。  一九二七年八月三十日，孫傳芳部於龍潭被殲，全軍覆沒。國民黨中央任命陳儀為江北宣撫使，收拾孫之殘部。然因何應欽掣肘（陳係浙江人士，何最忌浙人得勢），舊屬中最有實力的余憲文不予合作，陳儀不但未能就任江北宣撫使，連其原有之軍權也一併失去。  蔣介石對陳儀這位留學日本陸軍大學的前輩，頗感興趣。一九二八年初，邀請他前往南京，商討國防建設等問題。三月，命其率團前往歐洲考察，主要目的地為德國。在德國，結識俞大維、張果為、包可永等留學生，他們後來都在陳的引介下回國服務。一九二九年四月，陳儀接替張群為軍政部兵工署署長，啟用俞大維、陳介生等留學生。因其作風受蔣介石欣賞，五月，令其兼任軍政部常務次長。未幾，復升任政務次長，兵工署長職缺由俞大維接任。  在這一段期間，張群、楊永泰、熊式輝等積極壯大政學系。（王又庸， p.57）陳儀既接替張群的職位，又是張群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前五期的學長，便常有來往。而政學系大老黃郛，則是陳儀的同鄉（浙江紹興）、留日學友，此外還是其於浙江第一師時參謀長葛敬恩的親戚。陳儀遂與這些人士接近，而被歸類為政學系的巨頭之一。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陳銘樞等人於福建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公開宣布抗日反蔣，旋於一九三四年一月被剿滅,是為「閩變」。 該年春天，陳儀出任福建省主席，直到一九四一年九月離職，主持閩政共七年有餘。其最主要的幕僚為李擇一（流日同學）、沈銘訓（陳儀元配沈蕙的堂弟，留學德國及日本）及徐學禹（陳儀光復會舊友徐錫麟胞姪，留學德國）。陳儀在德國所結識的留學生包可永及張果為等也都來福建省服務。沈銘訓替陳儀招募了許多左派人士及青年黨人士。徐學禹則引薦了嚴家淦。陳儀在福建以強悍的作風推行統制經濟及其他政策，成果卻未見理想：「民窮、財盡、兵弱、官貪」，終於在閩籍僑領陳嘉庚的激烈抨擊下被攻走，由ＣＣ派劉建緒接任。  一九四一年底，陳儀於重慶閒居。蔣介石一度欲派其為後勤總司令，為其婉拒。十二月三日，任命陳儀為行政院秘書長兼國家總動員會議主席。行政院長由蔣介石自兼，副院長為孔祥熙，實際院務由孔主持。前任秘書長魏道明較為圓滑，深得孔之歡心；陳儀則與孔祥熙格格不入，陳看不慣孔的作風，孔怕大權旁落於陳，兩人常在會議上拍桌互罵。一九四二年一月，陳與張勵生對調，改任黨政工作考核委員會秘書長。其後，又兼任中央訓練團教育長、高級班主任及陸軍大學代理校長。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到二十六日，蔣介石、羅斯福、邱吉爾召開開羅會議，十二月一日發表開羅宣言，宣言中規定，日本戰敗投降後，需將滿州、臺灣及澎湖列島歸還中國。一九四四年十月，國民政府於「中央設計局」之下成立「臺灣調查委員會」，以陳儀為主委，陳儀治閩班底沈銘訓為委員，夏濤聲為常委，預備接收臺灣。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戰敗投降。二十九日，國民政府任命陳儀為臺灣省行政長官。九月一日，公佈「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組織大綱」。七日，任命陳儀兼任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長官公署各重要職缺，大多由其治閩時期的僚屬出任。陳儀治臺約一年半的時間。一九四七年爆發「二二八事件」，五月十一日陳儀黯離台。  陳儀返回上海閒住了一段時間。一九四八年七月，蔣介石再次起用陳儀，任命他擔任浙江省主席。沈銘訓為之草擬「浙江省建設十年計畫」，預備重整旗鼓在自己家鄉有一番作為。一九四九年一月，蔣介石「引退」。陳儀認定國民黨大勢已去，起意投靠中共。當時鎮守長江沿岸的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勒有重兵，早年曾受陳儀大恩，與陳關係密切，在陳的心目中，「他簡直就是我的兒子」（胡允恭，p.20），陳想拉他一起投共。湯卻向已「下野」的蔣介石報告。二月十六日，陳儀免職。二月二十二日，遭到軟禁。四月二十九日，被押解來臺，幽禁於基隆要塞司令部。六月十八日，槍斃。  二、陳儀的治術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陳儀代表中央政府接收臺灣，擔任行政長官，不僅是「中華民國臺灣省」第一位省級首長，也是臺灣民眾所接觸到的第一位祖國官員，其動靜觀瞻，舉措施政，本就足以留下難以磨滅的刻版印象；二二八事件在其主政之下爆發，更是餘波盪漾，迄今未能平息。陳儀的統治，對臺灣造成極大的衝擊，其治術如何，值得吾人深省。  縱觀陳儀一生，一九二六年底曾暫任浙江省主席，一九三四年至一九四一年任福建省主席，一九四五年八月至一九四七年四月任臺灣省行政長官，一九四八年七月至一九四九年二月第二次出任浙江省主席。四度總綰方面，前後將近十年，其中經略之道，是否內在一貫？如果是的話，又是如何在臺灣施展開來的呢？  陳儀首次統管一個行省，是在預備背叛孫傳芳的狀態之下，倉皇接事，又突然被攆下臺來，無可觀之處。真正較為從容，有所發揮，乃始於福建省主席任內。此時他集大權於一身，不僅以省主席身分，為一省最高行政首長，又兼膺綏靖主任，名義上得以為該省最高軍事指揮官。（戴國煇，葉芸芸，p.89）大權獨攬，亦力圖大有作為。他延攬了一群留學德國及日本的人才到福建省服務，這些人大多為統制經濟的信徒。他的三個最重要的幕僚李擇一留日，沈銘訓（仲九）留日、德，徐學禹留德。一九三五年，陳儀率領李擇一、沈銘訓等人到臺灣參加「臺灣始政（割讓給日本）四十週年紀念博覽會」，結束訪問以後，沈銘訓曾主編<<臺灣考察報告>>一巨冊。徐學禹留學歸國後，到福建省擔任建設廳長，因貪污案辭職，乃保薦嚴家淦繼任，自己則躲在幕後操縱一切。為了進行統治經濟，也企圖掌握財政、糧食，與沈銘訓系的財政廳長張果為大起衝突，在其一番活動之後，張離開福建省，徐系的嚴家淦調任財政廳長，原建設廳主任祕書包可永升任建設廳長。福建省的經濟建設控制在徐學禹手中。徐乃建議陳儀設貿易公司，實施專賣制度，甚至成立「公沽局」，進行糧食專賣，成立「運輸局」，管制貨運。（嚴家理，p.p.73,86） 福建省推行統制經濟聲勢之大，還引起日本人創辦「福大公司」，統制日方有意在華南從事經濟活動的各個會社，以佈署日本與福建省政府的經濟合作。「福建省以陳儀為首，全省熱衷於福建經濟發，此時我方對於這樣的形勢，確信有必要重整陣容以為統制，籌設以台拓和興中為中心，且與福建有密切關係之〞民間性質〞的響導（領導）會社。」（臺灣拓殖株式會社檔案－福大公司設立關係書類一括、第四號）陳儀主閩，本來就有替蔣介石「對日緩衝」的祕密任務在（余鐘民，p.84），透過統制貿易與日本互通有無，彼此結納，是很容易理解的。  沈銘訓在張果為被擠走之後，專門負責教育及人員訓練等民政工作。（錢履周，p.p.42 - 45 ）他引進不少青年黨人及左派人士來負責相關工作。再加上陳儀本來就很重視文教事業，請來黎烈文和郁達夫分別負責出版物以及省府公報，這個原屬ＣＣ派禁臠的領域，就全由陳儀和沈銘訓所中意的人馬包辦啦！  陳儀在國府的派系屬性，被歸類為政學系的巨頭之一。　該系原本就與ＣＣ派結有深仇大恨，鬥爭至為慘烈；陳儀又破壞默契，以「外黨」及「左派」來阻礙「正宗國民黨－ＣＣ派」的仕途，ＣＣ焉能束手待斃？  福建省ＣＣ派首腦為省黨部主委陳肇英，其派駐福建原本就有替蔣介石監視陳儀的意味。（戴國煇，葉芸芸，p.89）陳儀本有「親日」的惡名，盧溝橋事變之後，又不動員抗日。陳肇英乃鼓動福建省民情緒，製造輿論，攻訐陳儀，甚至當眾予以指責，使其聲名益發不堪。（余鐘民，p.84）  ＣＣ派以「不抗日」的罪名攻擊陳儀之所以能夠產生效果，其實與福建省在統制經濟下所累積的民怨有甚大的關連。陳儀欲以統制經濟大搞一番事業，卻因人謀不臧，致使「奸商趁機囤積，貪官從中漁利，米荒嚴重，物價飛漲，民怨沸騰。」（戴國煇，葉芸芸，p.85）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二日，日軍攻佔福州時，當地民眾因貿易局人員貪污狼藉，大肆屠殺陳儀浙江同鄉，以為報復；福清人民，甚至殺死縣長，梟其首級懸於長竿之上以迎日軍入城。（吳世昌，p.9） 怨毒之深，可謂甚矣。同年九月，陳儀終在閩籍僑領陳嘉庚及南洋一帶閩籍華僑的強烈反彈之下，失掉省主席的寶座，　遺缺由ＣＣ派的劉建緒取代。  一九四四年十月，陳儀出任「中央設計局」所屬之「臺灣調查委員會主委」。此時徐學禹已轉任中華海員特黨部執行委員、招商局董事長；沈銘訓成為其最主要的幕僚，為其草擬「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組織條例」，根據這個條例，新收復的臺灣省將不採行通行於其他各行省的「省主席制」，而獨創「行政長官制」，行政長官不僅綜理臺灣全省政務（第一條）；更得以發布署令，制定臺灣省單行規章（第二條）；受中央委託，得辦理中央行政，對於在臺灣省之中央各機關，有指揮監督之權（第三條），必要時得設置專管機關或委員會（第五條）。又加上「臺灣省警備總司令」兼銜，形式上為臺灣省最高軍事首長，其權勢之大，超過大陸上各省省主席遠甚，直追日據時期的臺灣總督。再次握有大權的陳儀，又企圖大有作為了。他在省參議會第一屆第一次大會上致詞時表示：「要實施民生主義，必須從事經濟建設，而經濟建設必須有全盤的整個計劃。．．．．本省，省，縣，市的五年經濟建設計劃，已在草擬中，本省施政目的，．．．．必須實行民生主義與經濟建設。」（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施政報告，p.25）為了制定五年經濟計劃，特別於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成立「臺灣省經濟委員會」，自兼主委，實際上主其事者為沈銘訓。其於福建省實驗失敗的貿易公司及專賣制度，也在臺灣死灰復燃。日據時本有「臺灣戰時物資團」，他將其改制為貿易公司，又改制為貿易局，壟斷進出口貿易及配銷管道（以合作社及特約承銷商取代日據時期的大批發商－小批發商－零售商制，使大小商人紛紛破產）。日據時代的專賣局也被留下來了，樟腦、煙草、酒、火柴以及度量衡由該局專賣。另設鹽務管理局專賣食鹽，石炭調整委員會統銷石炭。資源委員會接收了臺灣大部分的工礦事業，行政長官公署則將剩下來事業收歸省營，企圖建立一個以「生產、交通、貿易、金融」「四大公營支柱」為主的公營經濟體系。（C.K.Hsu,p.p.74 - 123）臺灣大大小小各種事業，不是被收歸國營，就是被收歸省營。而專賣局與貿易局則牢牢控制一切民生必需品。所有的生產與貿易都掐在國家手中，社會被徹底穿透、吸乾。  一九四五年九月，陳儀剛被指派為臺灣省行政長官，尚未抵臺接收時曾經指出，其首要任務為「政治教育問題」。他一直認為台灣人民忽視國語、不了解三民主義，是極端危險的。清除敵偽影響，實施國語及三民主義的再教育，是其重點所在。（W. C. Kirby, p.6）而這方面的工作，他依然交給青年黨人與左派人士去負責，又刺激到ＣＣ派。  陳儀表面上掌握軍政大權，大力實行統制經濟；實際權限卻甚為薄弱。他搞統制經濟；財政和工礦卻握在資源委員會手裡。名義上是警備總司令；實際上卻指揮不動軍隊。這些事實都大大削弱其實踐理想的能力。再加上他用人不當，貿易局局長余百溪、專賣局局長任維鈞皆大肆貪污，大小官員走私橫行，將管制起來的物資盜賣到中國大陸，使臺灣物資匱乏，經濟動盪不安；更逢資源委員會過度吸取臺灣銀行資金，引發劇烈通貨膨脹，臺灣人民在此內外煎熬之下，終至破產。  就在這種水深火熱的狀態中，因專賣局緝私糾紛而點燃二二八事件，再加上派系運作使事件複雜化，而至血腥收場，陳儀也被免去臺灣省行政長官兼臺灣省警備總司令的職務，赴上海閒居去也。  一九四八年七月，陳儀東山再起，擔任浙江省省主席。其幕僚沈銘訓又幫他擬了「浙江十年經濟計畫」；然而這次他只有半年的時間。一九四九年二月，陳儀因誘降湯恩伯不果而被免職、禁錮，六月被槍斃在臺北馬場町刑場，再也沒有機會施展他的治術。  總括陳儀一生四度封疆，除了兩任浙江省主席因任期過於短促，沒有什麼作為之外，其於福建省及臺灣省所作所為大致相同：「大權獨攬」，大搞統治經濟。結果都搞得民不潦生、經濟崩壞，也都導致民變。下場都是授與敵對派系攻擊的把柄，灰頭土臉的離職。一之為甚，豈可再焉？陳儀於福建省失敗後，不知反省，復敗於臺灣省，固其人格使然；所可憐者，陳氏治下的臺灣老百姓，尤其是那些二二八事件的冤魂，卻得為他付出天大的代價，怎不令人掩卷太息！

投書二二八慘案研究（二）蔣介石與陳儀接管台灣的設計

一、陳儀的構想 1943年12月 3日，中、美、英三國領袖發表「開羅宣言」，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日本在中國所竊取之領土，如東北四省、臺灣、澎湖列島等歸 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開始著手準備接收臺灣及東北。1944年 5月12日，中央設計局設立「 臺灣調查委員會 」及 「 東北調查委員會」，分別由陳儀、沈鴻烈主持。陳儀曾留學日本、福建省主席任內常與日本人交涉，是國府中有名的日本通，又曾到臺灣考察，堪稱少數了解臺灣事務的人士之一，因此雀屏中選，負責接收臺灣。  「臺灣調查委員會」初設主任委員一人，委員五人。分別是主任委員陳儀、委員沈仲九、王芃生、錢宗起、周一鶚、夏濤聲。沈仲九、周一鶚、夏濤聲都是陳儀當年擔任福建省主席時的部屬：沈為省府顧問、周為省府委員及糧食局長、夏為莆田縣長。陳儀的意志乃得以在臺灣調查委員會中貫徹。  就省籍分佈而言，陳儀是浙江紹興人、沈仲九也是浙江紹興人、王芃生是湖南人、錢宗起是浙江人、周一鶚是福建人、夏濤聲是安徽人，竟無一人出自臺灣，對臺灣情勢未免膈膜。　1944年 9月25日，始加派黃朝琴、游彌堅、丘念台、謝南光、李友邦等臺籍人士為臺灣調查委員會委員。然而這些 臺籍人士都另有要公，大多不曾與會。黃朝琴任職於外交部，丘念台在廣東從事敵後工作，謝南光任職於軍事委員會國際問題研究所，李友邦則在浙江金華山區組訓「臺灣義勇隊」，都很難分身參與臺調會事務。（鄭梓， 1991： 221）授與他們委員的職務，其實只是虛應故事而已。  另一位委員王泉笙的聘任，則是政治鬥爭的結果。陳儀本人隸屬於政學系，主持臺灣接收則表示該系又多一個地盤，對其他派系形成威脅。1944年11月18日，ＣＣ派首腦陳果夫（控制國民黨）致函陳儀，要求讓臺灣省黨部主管人員參加臺灣調查委員會。陳儀回函表示已請示蔣介石，「請俟該黨部主任委員正式派定後再請增加本委員會名額派充委員」（陳果夫，36），委婉予以拒絕。國民黨乃派定王泉笙為臺灣省黨部主委。1944年12月19日臺灣調查委員會聘任王泉笙兼任臺灣調查委員會委員。也許是由於派系上的芥蒂，王泉笙並未發揮什麼功能，僅只參加過一次黨政軍聯席會議  由於這些後來添上的委員鮮少參加臺灣調查委員會會議，該委員會實權落在陳儀集團手中，而這群人又以陳儀的意旨為依歸。臺籍委員的意見，並未受到重視。  1945年 3月14日，蔣介石核准臺灣調查委員會所提「臺灣接管計畫綱要」，比較重要的項目有：  （３）接管後之經濟措施，　以根絕敵人對臺民之經濟壓榨，維持原有生產能力、勿使停頓衰退為原則（其違法病民者除外），....。  （８）接管時正式成立省政府。  （１２）接管後之省政府，應由中央政府以委託形式賦以較大之權力。  （１６）警察機關改組後， 應注重警保組織， 並加強其力量。  （２６）接管後應由中央銀行發行印有臺灣地名之法幣。  （３２）敵國人民在臺灣之所有工礦、交通、農林牧、商業等公司之資產權益一律接收，分別與以清理或改組。  （８２）日本佔領時代之官有、公有土地....一律收歸國有。  其中第（１２）條，是日後成立臺灣長官公署的張本，而被譏為「臺灣總督府」；第（１６）條，保留了荼毒臺灣民眾的保甲制度；（３２）、（８２）兩條則未曾考慮這些財產中，頗多原屬臺灣人民所有，而被日本人巧立名目奪取者，「一律接收」、「一律收歸國有」，而不發還原主，其實與盜賊無異。這些條目所產生的政策後來引發臺灣人民無窮的反感。而第（３）條，在實踐上反而出現貿易局、專賣局等「經濟壓榨」、「病民」的機構；第（２６）條是發行臺幣的張本，本意是隔絕法幣通貨膨脹的效應，後果卻是獨肥國營企業，加速通貨膨脹，可謂為德不足。如此這般的「臺灣接管計畫綱要」，已經埋下臺灣接收失敗的因素。  為求日後順利接收臺灣，臺灣調查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儀以兼任「中央訓 練團」教育長之便，於該團設置「臺灣行政幹部訓練班」，招考各機關人員一百二十餘名，施予四個月的訓練，只招收一期即因終戰而停止。（戴國煇、葉芸芸，93）　「該班之主要工作為搜集並翻譯日人接管臺灣之法規資料，了解臺灣當時之社會狀況，藉以研擬政府日後收復臺灣之步驟與重建方案。」（劉紹唐， 207）該班學員於光復後成為接收主力，其中最重要的是連橫之子連震東。他是軍事委員會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王芃生手下第一組少將組長，因王芃生同時也是臺灣調查委員會最主要的幾個委員之一，再加上連父與黨國元老張繼交好等因素，使連震東得以在眾多學員中脫穎而出，光復後擔任臺北州（包括內湖、南港、北投等六區及宜蘭全部地區）接管委員會主任委員，隨即正式接管原臺北州。其他學員大多在接收後充任中下級幹部。  除了「臺灣行政幹部訓練班」外，陳儀還在福建永安設立「臺灣警察幹部訓練班」，由胡福相主持。光復後，胡隨陳儀來臺接收，擔任警務處長，率領其所訓練人員負責臺灣治安問題。接收專家邵毓麟說他「一團和氣，滿面福相，厚道忠實有餘，但於撥亂處危，似應多予注意。」（邵毓麟，114）證諸光復後臺灣治安大壞，其才能平庸可見一般。而陳儀予以重用，實無識人之能。  「臺灣行政幹部訓練班」與「臺灣行政幹部訓練班」的學員構成接收臺灣的骨幹，然而在他們卻與上級人員沆瀣一氣，上下其手，分而食之。正當他們敲骨吸髓，大快朵頤之際，民眾的生活愈發不堪，未能分食大餅的派系也愈發眼紅。局勢一塌糊塗，終至不可收拾。制度的乖謬、接收的偏差，使臺灣累積一股強大的民怨，在忍無可忍之際，爆發衝突，又經有心人炒作，遂釀成二二八事件的慘劇。含冤戴垢者，委屈多年；始作俑者，富貴依舊。令人浩嘆，其果無天乎？    二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要了解二二八事件前夕的台灣經濟，必須先掌握蔣介石的總體戰設計！所謂的總體戰， 就是將一切的資源都投入戰爭之中。負責整合資源投入戰爭的，是資源委員會。 （一）資源委員會的背景 孫文死時，蔣介石在國民黨只是B咖，他之所以能出頭，取代比他有資格的前輩，是因為他有軍隊又擅長搞錢。蔣介石遠較其同時代的政治人物善於汲取經費，可見一般。事實上，蔣之所以能維持強大的軍隊，也是因為他能張羅得到龐大的軍費。他的對手通常養不起可與之抗衡的部隊。軍事給養既然如此重要，蔣介石便不能不緊密控制所有財源。負責這項工作的機構當中，資源委員會的影響最為深遠，值得吾人細細探究。 一九三一年冬，時任教育部常務次長兼國民政府祕書的錢昌照，襲其連襟黃郛之構想，建議蔣介石籌辦一個國防設計機構，「國防設計應該是廣義的，其中包括軍事、國際關係、教育文化、財政經濟、原料及製造、交通運輸、土地及糧食和專業人才的調查等部門。」（錢昌照，p.75）經過一年的準備，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一日，蔣於參謀本部之下設立「國防設計委員會」，自任委員長，以翁文灝為秘書長，錢昌照為副秘書長。開始從事有關國防經濟之調查研究，以便有效汲取全國資源，給養軍需。 一九三五年，「國防設計委員會」與兵工署資源司合併，改隸於軍事委員會，易名為「資源委員會」。由靜態之調查、研究、設計，進而為動態之建設。「委員會在合併現有企業方面成就較大。由於委員會工作保密，合併詳情不清楚，有些顯然是強占私營企業，例如湘潭煤礦公司，是一九三七年從當地譚姓商人那裡奪取來的。另一些是和私商合作的，．．．．在一般情況下，資源委員會對它所經營的企業願意全部控制。綜觀上述一九三五到一九三七年政府插手工商業的種種活動，蔣介石集團下工商業是嚴格遵照蔣的意志，一律由國家控制的。」（P.M.Coble,Jr.,p.168） 此期間資源委員會成立廠礦單位二十一個（錢昌照,p.76） 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變後，資源委員會又添加了汽油管制、煤炭管制、沿海地區運購國防物資，以及協助沿海地區私營廠礦內遷等工作。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內遷工作。國史館資源委員會檔案史料初編>>記載：「組成上海工廠遷移監督委員會，由資源委員會主辦，林繼庸為主任委員，負責工廠遷移事宜，排除萬難，對民間工廠一面動以愛國情操，一面給予經濟利益，終於遷出一百四十六家工廠，技術工人二千五百餘人，樹立內遷工廠的基礎。」（國史館,p.110）所謂「一面動以愛國情操，一面給予經濟利益」，可見這些工廠主人及工人並非自願遷入內地。而「動以愛國情操」，是否意味著特務、流氓的恐嚇作用，更是值得深究。這些內遷的資本家及技術工人下場甚慘：「儘管各地民營內遷工廠為抗戰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但最終並沒有逃脫官僚資本家的掠奪，到了抗戰末期，他們不是落到官僚資本家手裡，就是奄奄一息。許多內千工廠只得將生產用的機器賤賣以維持生計，內遷工人，一般也只領得一點微薄的遣散費回滬。因此，對民營工廠的悲慘命運，有人做了這樣的概括：”各遷川工廠可謂當年艱難辛苦而來，今日傾家蕩產而歸，尤以中小工業廠家受創最盛，實為抗戰 時代一頁傷心慘史。」（孫果達，p.30） 民營企業日漸萎縮，資源委員會轄下的國營企業卻蓬勃發展。一九三八年一月，資源委員會接管軍事委員會之第三部（主管國防工業）、第四部（主管國防經濟），以及「建設委員會」，改隸新近成立的經濟部。改為主委制。原秘書長翁文灝出任經濟部長兼資源委員會主委，原副秘書長錢昌照任副主委。自此，資源委員會便與經濟部密切連結。一九三九年，資源委員會的事業僅有六十七個單位，三年後膨脹至九十六個（中國當代名人傳：錢昌照,p.279）。到了「抗戰勝利前夕，廠礦單位共有一百 二十一個。」（錢昌照,p.77）﹞ 一九四五年更增為一百三十個單位。（姬田光義,p. 420）一九三六年才二十一個單位，短短九年就擴展了六、七倍，其故安在？ 首先，國家的融資大量撥給資源委員會。該會資金來源主要依賴政府預算與中國、交通兩銀行的融資。然而前者只佔政府預算的１％到３％，最高出資額為一九四一年的一千一百一十萬元法幣；兩行出資則遠遠超過這個數額，一九四五年高達九十億元法幣。（姬田光義,p.421）中國銀行與交通銀行是國府「中、中、交、農」四大銀行中的兩家，其大力支持資源委員會，可以看作政府透過銀行支助國營事業，支配工業生產。其次，資源委員會與宋子文關係頗為密切。副主委錢昌照「送秋波於宋子文失意之際， 慧眼識英雄，兩人成了莫逆。」（沈怡,p.74）而與孔祥熙、ＣＣ的關係則始終是對立 的。孔祥熙想抓鎢、銻，沒有達到目的，始終懷恨在心；ＣＣ想在資源委員會的各項事業內設立國民黨黨部，都被拒絕。據錢昌照自己分析，「資源委員會之所以能和孔、陳對抗，一則由於蔣介石在經濟方面往往利用資源委員會牽制孔、陳，二則由於宋子文和孔、陳一向不和，勾心鬥角，每當資源委員會和孔、陳發生爭執的時候，他總是支持資源委員會的。」（錢昌照,p.79,80）宋子文在這段期間內擔任中國銀行董事長，而交通銀行董事長胡筠與宋子文係密切，宋子文之弟宋子良又為交通銀行董事之一，以銀行的力量來支持資源委員會，是相當容易的。更何況宋自一九四○年六月起，被委為蔣介石的私人代表，專司爭取美援，影響力提高。資源委員會與之結合，得以迅速發展，是可 想而知的。再者，蔣介石利用資源委員會拉攏地方勢力，亦使其易於發展。「鎢、銻管理，會省合辦，資源委員會提供資金，盈餘會省各半；廠礦有的由會獨辦，有的會省合辦，合辦的由資源委員會提供資金，盈餘會省各半。各地方勢力無心建設，有人在他們控制的區域內辦些廠礦，點綴門面，又不要他們出錢，因之很少反對。況且合辦的廠礦還可以分些盈餘，何樂而不為。有些地方勢力也就藉此敷衍蔣介石，一舉數得。」（錢昌照，p. 80） 以上種種因數加起來，使資源委員會在與私營企業競爭時掌握絕對優勢。翁文灝等資源委員會人員擔任經濟部長，主管工商事業，在分配上佔盡便宜。資源委員會和其他的公營事業的資本額在一九四四年達到戰前的五十倍，在全國總資額中所佔的比率，從 戰前的１２％增加到一九四二年的７０％。（姬田光義,p.421）資金既控制在公營事 業手裡，政府又實施統制與獨佔貿易、增稅、收藏金銀外幣等政策（ibid.）， 私營企業必然要凋零了。在各私營企業紛紛破產之際，資源委員會以國防建設的名義加以併吞 （ibid.,p.420）， 得以及速擴張，可也不足為怪。 三　資源委員會之戰後設計及在臺經濟掠奪活動 一九四三年四月，資源委員會邀集相關黨政人員檢討其戰後經濟計畫草案。 預備發展金屬、燃料、電力、機械、化工等重工業，交通業，以及十一項輕工業。該計畫涵蓋三百多家重工業廠，三千多家輕工業廠。估計要動用美金二十億元 ，技術管理人員二十七萬，勞工二百八十萬。如此龐大的計畫是建立在戰後中國將可以自日本獲取鉅額賠款，又可吸引美國人來投資的假定上。（當時許多美國 工業工程顧問公司對中國戰後的工業發展持樂觀的態度。）為了因應中、美合作所需，資源委員會曾選派數千個工程師前往美國受訓。根據這個計畫，戰後政府 對經濟部門的控制，國營企業的膨脹，都將更加擴大。一九三七年前不受政府控制的經濟部門也將受到波及。國家將在經濟中，尤其是在工業中，發揮前所未有 的重大作用。國家，意指中央政府，將會在不顧及地方（省）利益的情況下，擴張其控制。與國防有關的經濟活動將優先發展，意即優先發展重工業集中的地區 如東北與華北，而犧牲輕工業集中的地區，如臺灣。然而，對於「日、偽」轄下地區（如臺灣）的工業實況，資訊相當匱乏，只有原則設計，缺乏具體計畫。（ William C. Kirby,p.p.4 - 5） 臺灣戰後接收計畫就是在這個背景下產生的。 除了中央外，「臺灣省」另有省級單位接收。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七日，專司 接收臺灣的臺灣調查委員會成立，主委陳儀，常委夏濤聲、周一鶚、錢履周，委員為謝南光、游彌堅、黃朝琴、沈仲九和王芃生。臺灣調查委員會所作的調查偏 重於政治體制面，對經濟面則相當忽略。一九四五年三月，臺灣調查委員會制定「臺灣接管計畫綱要」，其中只擬定一些原則，並無詳細的計畫，政治性的考量 壓過經濟性的考量。第一要務是「根除敵人的影響」，實施三民主義與國語的再教育；至於經濟問題，要擺在第二位了。（ibid.,p.p.5 - 7） 很多人都以為接收變成「劫收」的罪魁禍首是陳儀，這是對中國官場不夠了解而犯下的錯誤，也是近來國民黨官僚（特別是馬英九）用來替蔣介石 脫罪的手段。日本殖民統治末期，以戰時經濟的手法，讓日資企業併吞了許多台灣本地資本家的資產。戰後日本人當然得把這些資產交出來；其中較賺錢的企業，幾乎全被資源委員會接收走了，鍊鋁、銅金、石油三項由資源委員會獨辦，糖業、電力、造紙、肥料、水泥、造船、機械等項以「會六省四」的方式國省合辦。所有一級主管由資源委員會任命，長官公署根本無插手餘地。（嚴演存，p.14）一來，資源委員會是中央主管機關，長官公署是地方，本來就難以抗衡；二來，陳儀統治臺灣期間，恰好也是資源委員會勢力最強大的時期，錢昌照的後臺宋子文為行政院長，翁文灝為行政院副院長兼經濟部長，使陳儀不能不低頭。行政長官公署所接收的企業，與資源委員會在臺事業比起來，是小巫見大巫。而且，長官公署工礦處處長包可永是借調來的，其本職為資源委員會工業處處長，又是經濟部台灣 區特派員，一面幫行政長官公署接收，另一面也幫中央的資源委員會接收。 　　不僅如此，金融也被資源委員會奪走了。一九四六年四月，陳儀在宋子文的 壓力下以嚴家淦取代張延哲為財政處長兼臺灣銀行董事長。為此陳儀頗感「委屈」、「冤枉」。（戴國煇，葉芸芸，p.p.149 - 150） 資源委員會在臺企業完全依賴臺灣銀行供給資金，所借款達該行借款總額的百分比在一九四六年為３０％ ，一九四七年為２０％，急劇加速臺灣的通貨膨脹。（William C. Kirby,p.10） 加上蔣介石又命資源委員會將大量的糖免費運至中國大陸，不但使臺灣糖價騰貴，帶動物價飆漲；臺糖無經費可用，乃向臺灣銀行支取更多的資金，臺銀只好加 印鈔票，通貨膨脹益發不可收拾。（潘志奇，p.72） 資源委員會不僅擾亂了臺灣的金融秩序，其人事政策也造成了一些負面的影 響。由於大批日籍技術管理人員的迅速撤離，人員的質量問題就顯得格外重要。取代日籍人員的大批臺灣技術人員都是未經訓練的，資委會對之並不信任。所有 管理人員、工程師全是來自大陸的大學畢業生，他們不喜歡艱苦、骯髒的工作，也不樂意與工人保持日常的接觸。資源委員會的人事制度又貶低那些未曾上過大 學的技術工人。臺籍人士既無機會擔任管理人員，得到社會、經濟地位與成就感，又要被蔑視、不信任，而所有的工作機會都壟斷在資源委員會及長官公署的企 業手中（私營企業的生存空間被壓縮到近乎於零的地步），這種不快的感覺，攏罩著整個臺灣社會，與二二八事件的爆發，有極其密切的關係。（William C.　Kirby，p.p. 11 -12） 二二八前夕搜刮台灣資源的，主力其實是資源委員會，吃剩的才輪到台灣長 官公署。資源委員會把台灣許多資產都運到中國，在內戰中消耗掉了。許多人不明白蔣介石的設計，而一味地把責任歸咎於陳儀，使陳儀替蔣介石背了很久的黑 鍋。若將二二八事件定位為官逼民，那也應該要按照責任輕重來論述，這才公道！

投書二二八慘案研究（一）戰後掏空台灣的元兇不是陳儀

二二八事件的起因，不僅是因為前來接收台灣的國民 政府官吏貪贓枉法，更重要的原因是台灣經濟被掏空，人民水深火熱，根本無法生活下去。掏空台灣的元兇，不是陳儀，而是另有其人。 　 一九四三年四月，資源委員會邀集相關黨政人員檢討其戰後經濟計畫草案。根據這個計畫，戰後政府對經濟部門的控制，國營企業的膨脹，都將更加擴大。一九三七年前不受政府控制的經濟部門也將受到波及。國家將在經濟中，尤其是在工業中，發揮前所未有的重大作用。中央政府，將會在不顧及地方（省）利益的情況下，擴張其控制。與國防有關的經濟活動將優先發展，意即優先發展重工業集中的地區如東北與華北，而犧牲輕工業集中的地區，如臺灣。然而，對於「日、偽」轄下地區（如臺灣）的工業實況，資訊相當匱乏，只有原則設計，缺乏具體計畫。（William C. Kirby,p.p.4 - 5） 　　臺灣戰後接收計畫就是在這個背景下產生的。 　　除了中央外，「臺灣省」另有省級單位接收。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七日，專司接收臺灣的臺灣調查委員會成立，主委陳儀，常委夏濤聲、周一鶚、錢履周，委員為謝南光、游彌堅、黃朝琴、沈仲九和王芃生。臺灣調查委員會所作的調查偏重於政治體制面，對經濟面則相當忽略。一九四五年三月，臺灣調查委員會制定「臺灣接管計畫綱要」，其中只擬定一些原則，並無詳細的計畫，政治性的考量壓過經濟性的考量。第一要務是「根除敵人的影響」，實施三民主義與國語的再教育；至於經濟問題，要擺在第二位了。（ibid.,p.p.5 - 7）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無條件投降。二十九日，國民政府任命臺灣調查委員會主委陳儀為臺灣省行政長官。依據臺灣調查委員會的設計，臺灣省與內地各省不同，採行政長官制。行政長官兼任警備總司令，握有軍政大權，權勢直逼日據時期的臺灣總督。因此，許多人戲稱陳是土皇帝。然而我們仔細觀察資源委員會與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之間的互動，卻發現這個觀點大謬不然。 　　陳儀於治臺之前，曾於一九三四年春到一九四一年九月擔任福建省主席，任內曾大力實施統制經濟，引起軒然大波。「陳儀主閩七年有餘，先後延攬了不少人才，嘗試了甚多新政，以強悍的作風推行政策，得罪了奸商與土豪劣紳，也得罪了特工。他創公沽局（收購糧食），成立了生產局、運輸局（管制貨運）等實行管制經濟，至奸商趁機囤積，貪官從中漁利，米荒嚴重，物價飛漲，民怨沸騰。遭致閩籍僑領陳家庚激烈抨擊及南洋一帶閩籍華僑的怨聲載道，終使陳儀不安於位，一九四一年九月黯然離開重慶。」 (戴國煇,1992,p.85） 　　擔任臺灣省行政長官後，陳儀依舊醉心於統制經濟。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設立臺灣省經濟委員會，自兼主委。一九四六年四月九日對經濟委員會作「關於臺灣經濟建設計畫的指示」，責成該單位於是年九月前擬妥五年經濟計畫。（ibid.,p.p.132 -133）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將「臺灣戰時物資團」改組為臺灣省貿易公司，一九四六年二月六日改為臺灣省貿易局。日據時代的專賣局也被保留下來了。陳儀告訴貿易局長于百溪：「我們搞統治貿易有兩個目的：一是要使臺灣的重要進出口物資掌握在政府手中，避免奸商操縱，牟取暴利；二是要把貿易所獲的盈餘，全部投到經濟建設上來。」（ibid.,p.136） 當時駐臺的美國副領事George H. Kerr在其被出賣的臺灣>>中寫道：「許多商品的製造商都必須把商品按規定的價格賣給貿易局，由貿易局賣到各地方的市場或上海去，於是從中”賺取國家資本”。經過五個月的時間陳儀宣布說貿易局已經”為公家”賺取了一億六千萬的臺幣。但根據在貿易局工作的人士及與貿易局有密切關係的人私下所說，事實上貿易局所賺得的錢至少在公開數字的十倍以上。」（Kerr,p.125）「在一九四五年以前（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共有十家私人公司領有執照可以代銷專賣局的產品，政府自己只有製造與加工。在陳儀的統治下，政府本身控制分配和銷售酒類、火柴和樟腦。」（ibid.,122） 一九四六年元旦，專賣局改變專賣品販賣制，廢除承銷商，由零售商組配銷會，煙、酒、火柴、樟腦等物資由政府專賣，私人不得經營、販賣。 陳儀的統制經濟固然使臺灣民不潦生；但使臺灣破產的卻另有其人。 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灣最重要的外銷物資是糖，戰後臺糖大量輸往中國大陸，然而長官公署卻無緣置喙。不只是糖，日據時較賺錢的企業，幾乎全被資源委員會接收走了，其中鍊鋁、銅金、石油三項由資源委員會獨辦，糖業、電力、造紙、肥料、水泥、造船、機械等項以「會六省四」的方式國省合辦。所有一級主管由資源委員會任命，長官公署根本無插手餘地。（嚴演存，p.14）一來，資源委員會是中央主管機關，長官公署是地方，本來就難以抗衡；二來，陳儀統治臺灣期間，恰好也是資源委員會勢力最強大的時期，錢昌照的後臺宋子文為行政院長，翁文灝為行政院副院長兼經濟部長，使陳儀不能不低頭。行政長官公署所接收的企業，與資源委員會在臺事業比起來，是小巫見大巫。而且，長官公署工礦處處長包可永是借調來的，其本職為資源委員會工業處處長，又是經濟部台灣區特派員，一面幫行政長官公署接收，另一面也幫中央的資源委員會接收。 　　當時負責接收石油業的金開英先生曾講過一個故事，頗能表現當時資源委員會在臺單位與長官公署的關係： 我在新竹的時候，有一天忽然來了一量卡車，有個人拿出一張條子，說是奉長官公署的命令，要來搬兩個幫浦。我說：「不行！長官公署管不到我經濟部的單位裡來。」這個人怏怏而去。（金開英，p.114） 不僅如此，金融也被資源委員會奪走了。一九四六年四月，陳儀在宋子文的壓力下以嚴家淦取代張延哲為財政處長兼臺灣銀行董事長。為此陳儀頗感「委屈」、「冤枉」。（戴國煇，葉芸芸，p.p.149 - 150） 資源委員會在臺企業完全依賴臺灣銀行供給資金，所借款達該行借款總額的百分比在一九四六年為３０％，一九四七年為２０％，急劇加速臺灣的通貨膨脹。（William C. Kirby,p.10）加上蔣介石又命資源委員會將大量的糖免費運至中國大陸，不但使臺灣糖價騰貴，帶動物價飆漲；臺糖無經費可用，乃向臺灣銀行支取更多的資金，臺銀只好加印鈔票，通貨膨脹益發不可收拾。（潘志奇，p.72） 　　資源委員會不僅擾亂了臺灣的金融秩序，其人事政策也造成了一些負面的影響。由於大批日籍技術管理人員的迅速撤離，人員的質量問題就顯得格外重要。取代日籍人員的大批臺灣技術人員都是未經訓練的，資委會對之並不信任。所有管理人員、工程師全是來自大陸的大學畢業生他們不喜歡艱苦、骯髒的工作，也不樂意與工人保持日常的接觸。資源委員會的人事制度又貶低那些未曾上過大學的技術工人。臺籍人士既無機會擔任管理人員，得到社會、經濟地位與成就感，又要被蔑視、不信任，而所有的工作機會都壟斷在資源委員會及長官公署的企業手中（私營企業的生存空間被壓縮到近乎於零的地步），這種不快的感覺，攏罩著整個臺灣社會，與二二八事件的爆發，有極其密切的關係。（William C.　Kirby，p.p. 11 -12） 　　陳儀統制經濟，重要物資及金融卻由資源委員會主控。糖、煤等物資一船又一船運到中國大陸，他不能置喙。臺灣銀行超額印鈔票，他也不能管。然而這些行動所激發的通貨膨脹，卻得算在他的頭上。他大肆啟用青年黨及左派人士，從事文教，ＣＣ派和軍統特務卻不斷向中央匯報，這些人中有「奸偽份子」。他獨攬省垣，ＣＣ派和三青團就在地方製造輿論攻擊他。表面上，陳儀的權限直追昔日的臺灣總督；實際上，他的力量在各派系的制衡之下，根本無從發揮。「臺灣省搞特殊化」、「陳儀是土皇帝」， 其實只是一種迷思。真正的權力還握在千里之外，遙遙掌控派系鬥爭的蔣介石手裡。將二二八事件的責任，推給陳儀一個人承擔，是沒有道理的。權力之所在，責任之所在。要說官逼民反，應該要追究的，是這些官的主子幹了些甚麼。

投書加拿大媒體上的一封讀者投書

加拿大媒體Cottage Country Now今天刊出一篇讀者投書，頗值得我們在台灣的人參考！ 拿出您良好的判斷力，出去投票 致Magnetawan市全體合格選民： 在一個民主國家，人民會得到他們所應得的政府（People get the government they deserve）。您如果不投票，也會得到您活該得去忍受的。 政府和議會的德性，體現出當地公民的價值觀。這次請您出來投票，以彰顯您良好的判断力！ 請拒絕那些講廢話，卻不透明和負責任的人。 請您行使自己的民主投票權。這很重要！ 您的一票將定乾坤。 一個還關心世事的老頭子敬上

投書台塑集團與國民黨政府之互動模式

昨晚看了公視＜有話好說＞討論台塑功過的專題，讓我想到自己十年前寫的一篇文章，找出來與各位分享。     臺塑集團與國民黨政府互動模式之研究         壹、前言      在臺灣，大企業與政府之間關係十分密切。其成長壯大往往是由國家一手扶持，給予特殊的利益，並授與寡占和獨占地位。然而，大企業與政府的利益並非永遠一致的。本文的目的在藉由回顧戰後迄今，國民黨政府與大企業間互動的模式，勾勒出臺灣政商關係網絡。 本文選擇臺塑集團作為觀察的個案。臺塑企業董事長王永慶是國內家喻戶曉的工商業鉅子，不但名列世界首富之一，其所屬臺塑集團更是國內唯一一家擠身全世界五百大製造業的民營業者者 。也許正由於王永慶的特殊地位，他與國民黨政府的關係，以及他的行事風格，在國內產業界中總是獨樹一格，常常引起正反兩方爭議。近年來，臺塑企業與政府政策常有重大的衝突。王永慶突出的個性，給我們很好的觀察機會。    貳、「臺塑」成立背景與所受特殊照顧      「臺塑」是在蔣介石積極爭取美援的背景下成立的。  國府遷臺初期，為了爭取美援，於一九五三年成立「行政院經濟安定委員會」，其下設置「工業委員會」主管工業發展與建設，由尹仲容主持 。工業委員會每週與負責美援的美國共同安全總署的工業代表，以及國府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所聘請的懷特顧問公司，討論臺灣工業建設問題。為了方便美方起見，會議主要以英文進行，美方的意見往往能左右最後決策 。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負責工程計畫審定的懷特工程公司建議策劃設立一座樹脂工廠，而設立一家塑膠原料工廠的計劃也大致底定。對此，國民黨政府相關官員分成官營和民營兩派，相持不下 。尤其當年的企業，多半為國民黨政府自日本人手中接收過來的國營企業，在孫文「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的大帽子下一枝獨秀。然而出資的美方卻認為，培養臺灣的民間企業家，才能建立防共的政治安定力量。在美方的強硬支持下，民營派獲勝，順利地將PVC塑膠工業交予民間承辦 。 尹仲容一開始物色永豐餘紙業董事長何義承辦此一事業。然而何氏前往日本考察的結果，發現日本在這方面的成就並不高，不看好PVC塑膠工業的發展前景。尹仲容只好另找高明。 工業委員會乃於一九五四年初委託臺灣銀行調查客戶資金狀況，發現嘉義分行有一位米商王永慶存款達八百萬元之譜 。而且數個月前才透過工業委員會化學工業主管嚴演存的舊識趙廷箴和行政院秘書長陳慶瑜，要求承辦美援的輪胎製造方案，遭嚴氏以王氏毫無經驗的理由一口回絕。王永慶既然有足夠的資本，又有心接手美援企業，是其雀屏中選承辦PVC塑膠工業的主要原因。嚴演存隨即邀約王永慶當面討論，告知有七十八萬美元的援助計劃案，要日產PVC粉四噸。王永慶毫不猶豫，立即答應 。  一九五四年三月，王永慶登記成立「福懋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一九五七年，正式開工生產時，再更名為「臺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簡稱「臺塑」。這家公司，「從最初的設計，號召民間集資，申請美援到生產技術的選定等，幾乎全由政府辦理 ，」享盡種種便利與優惠。根據「行政院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由「經濟安定委員會」改組）的統計資料顯示，從這個時候起到一九六四年美援即將停止時，臺塑公司共獲得美援七十五萬八千美元，佔該產業美援總額的96％ 。而此時政府重點扶持的紡織業與塑膠加工業則提供「臺塑」相當大的市場 。政府並以限制進口的方式保護「臺塑」不受外國競爭者的威脅 。 靠著龐大的美援，臺塑另外成立「南亞公司」負責原料加工（二次加工），以及「新東塑膠加工公司」負責三次加工。如此一來，「臺塑」—「南亞」—「新東」乃成為貫通上游—中游—下游，一氣呵成的石化王國。其後，王永慶雖然為了避免過分與三次加工業客戶競爭摩擦而結束「新東塑膠加工公司」，然而這些下游三次加工業者也只能仰承「臺塑」—「南亞」的上中游結構，根本威脅不了其龍頭的地位。  平心而論，「臺塑」的壯大固然與「經營之神」的特出領導有關，美援的特殊保障恐怕更是不容忽視的主要因素。可以這樣子說，「臺塑」是政府一手扶持起來的企業。    參、「臺塑」與國民黨政府間的問題      同樣是石化工業，民營的「臺塑」與國營的「中國石油公司」其實是處於相互競爭的地位。因此，國民黨政府雖然不能不支持自己一手扶植起來的「臺塑」，另一方面卻也不容許「臺塑」過度膨脹。 這種緊張關係，在以爭取美援為主要政策的「蔣介石時代」還隱而未現，拖延到美援結束後的「蔣經國時代」終於爆發出來 。  一九六九年，蔣經國出任行政院副院長，在副總統兼行政院長嚴家淦的輔弼下，除了掌握行政權，更進一步主導經濟事務 。與宋美齡關係密切的央行總裁徐柏園因為牽扯到「香蕉案」而一夕下台。而繼尹仲容之後領導技術官僚的李國鼎也大權旁落。蔣經國親自主持「財經委員會」，蔣氏所信任的俞國華、費驊、孫運璿等人取代了蔣介石時代的舊人。  一九七○年代，國民黨政府以重化工業為經濟計劃重點，特別以石油化學工業為核心。一九七一年六月，行政院「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副主委費驊在國民黨中央紀念週上提出以「一九七○年代我國的經濟發展情勢與經濟問題」為題的報告 ，宣示臺灣將從依賴民生用品的輕工業出口，轉向資本密集與技術密集的重化學工業產品的進口替代與出口，建立自立經濟體系 。  然而國內石化原料原本仰賴進口，七○年代初期，美、日等國紛紛因為公害問題而停止擴廠，七三年更爆發第一次石油危機，國內石化業的原料於是極度短缺。蔣經國乃將石化工業列入「十項建設」，於同年由中油興建第二輕油煉解廠，簡稱「二輕」（原本的第一輕油煉解廠於六八年完工時，已無法滿足下游加工業者之需求。） 輕油煉解廠將輕油裂解成石油腦再分裂成各種石化基本原料，這是石化工業的最上游。至於進一步將這些石化基本原料製造成中間原料，則由中油找尋民間企業合作。七一年國民黨成立的「中央投資公司」便以「民間企業」的身份，包攬設立石化中游工廠，石化業者紛紛爭著與該公司合資 ；「臺塑」企業則採取與其他同業截然不同的作法，僅只與「中央投資公司」合資成立「永嘉化學」了事 。  王永慶此時即企圖自建輕油裂解廠；然而當時擔任經濟部長的孫運璿不願「臺塑」成為過於龐大的獨占企業而加以否決 。由於孫同時還兼任主管「中央投資公司」的國民黨文經會副主委 ，「臺塑」自建煉油廠，對於此時積極包攬石化中游的「中央投資公司」可能造成相當大的威脅，這大概也是孫運璿不准「臺塑」提案的原因。一九七三年經濟部工業局決定繼續由「中油」承辦「三輕」 。  一九七九年，王永慶再次申請由「臺塑」自建「四輕」，或由「中油」承建，但都遭拒絕。最後，「臺塑」以「將來基本原料生產數量超逾中游業界實際提貨量時，超逾部分『臺塑』願負責全部取用」的條件，加上數億元的保證金，「中油」才同意興建「四輕」 。  一九八○年，王永慶再次申請自建「五輕」。由於處處碰壁，乃找當時的行政院長孫運璿幫忙。然而孫運璿接受外籍經濟顧問Balassa的建議，認為臺灣不是產油國家，不宜過度依賴石化業，而宜發展高附加價值的產業，例如資訊、電子、汽車業等，來加速臺灣產業升級 。一個月後，孫在行政院會指示：「今後我國不再擴充石化工業規模」，而應加強與產油國合作 。一九八一年三月，經建會決定取消興建「五輕」的計劃，並裁減「四輕」規模。一九八二年元月，孫運璿再裁決石化發展策略將順應國際情勢改變，「四輕」計劃完成之後，暫停基本原料擴充。    肆、「六輕」糾紛與「海滄計劃」、「長江計劃」      （一）蔣經國晚年「臺塑」六輕端倪    蔣經國晚年，孫運璿中風，改由俞國華擔任行政院長後，「臺塑」才有機會興建輕油裂解廠。俞國華與孫運璿對發展石化業的見解有相當大的不同：孫是以科技官僚的角色思考，希望以國家的力量帶動資訊、電子和大汽車廠；俞國華則是國民黨黨營事業的總管，石化業中游既然大部分由國民黨的「中央投資公司」轉投資，自然要支持石化業繼續發展 。 一九八六年，「臺塑」申請興建「六輕」，獲得曾任中油董事長的經濟部長李達海同意。翌年，經濟部同意「臺塑」購買宜蘭縣「利 澤工業區」，著手興建「六輕」。 然而由於蘭陽盆地三面環山，一面是海，呈密閉式空間，輕油裂解廠所製造出來的廢氣勢必無法自然排出，乃引起宜蘭縣長陳定南率眾反對。由於蔣經國於一九八六年宣布「解嚴」，社會的力量迅速擴張，宜蘭縣的「反六輕」運動也就排山倒海而來。在宜蘭縣民與政府強烈反對 下，王永慶終於在一九八八年宣布「從利澤撤退」。 （二）李登輝時代臺塑企業的新戰略    一九八八年元月，蔣經國過世，李登輝繼任總統。在強人時代尚不敢與政府翻臉的王永慶，在新的時代施展身手，由消極的陳情請託，豹變為積極主動的引導政府政策。 在「六輕」用地遭遇困難的情況下，王永慶遂離開臺灣，前往美國定居。一九八九年，王永慶前往中國大陸考察，並與鄧小平等「中華人民共和國」決策官員會面。一九九○年，王永慶提出「海滄計劃」，亦即在福建省廈門海滄一帶規劃一萬公頃的特區，以當地低廉的人力，以及語言上的便利（普通話和閩南話），將臺灣石化業的上、中、下游業者，全部外移集中到這個地區 。  無疑的，「海滄計劃」嚴重威脅到臺灣的政治經濟。一九九○年三月，王永慶在美國發表「『臺塑』為何赴大陸考察」萬言書，各大媒體紛紛轉載。兩個月後，經濟部工業局長楊世緘與王永慶之弟王永在會面，討論解決問題的方法。雙方同意成立專案小組，每週協商「六輕」建廠計劃。八月，王永慶在美國再度表示：「不但要在臺建六輕，還要建七輕。」  一九九○年十一月，「臺塑」決定重返利澤建「六輕」。陳定南（此時縣長任期已經屆滿，改選為立委）率眾前往「臺塑」及經濟部抗議。十二月，行政院長郝柏村在立法院表示：「六輕一定要建 。」宜蘭人強烈排斥「六輕」，其他地區則拼命拉攏。一九九一年一月，桃園縣長劉邦友率團前往美國求見王永慶，爭取「臺塑」到桃園縣觀音鄉建廠。三月，「臺塑」正式宣布放棄利澤工業區。 「臺塑」將到觀音鄉建六輕的消息傳開後，地方人士立即哄抬地價，將原本一公頃七百萬元左右的用地炒到三千八百一十六萬元，漲了五‧六倍。「臺塑」與地方人士談判三次均無結果，乃放棄觀音鄉。一九九二年一月，王永慶親口宣布六輕在臺灣蒜頭最大產地雲林麥寮建廠。  然而「六輕」建廠風波並未就此結束。一九九二年中旬，環保署進行「六輕」建廠之環境影響評估。由於二十九位審查委員得出否定的結論，使得本案再現膠著。面對此一難題，王永慶乃於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召開記者會，表示將以「長江計劃」取代前此擱置的「海滄計劃」，將後者改頭換面，由原定的廈門一帶移到上海附近，改為百分之百內銷 。如此一來，八九年威脅臺灣政經情勢的計劃死灰復燃。王永慶說：「『海滄』無所謂，『六輕』很著急。」「到今天擴廠部分的環保評估還卡在環保署，無法動工。」並表示：「環保署只要特案處理，給擴廠部分的環保評估一個方便，就可留住『臺塑』，否則『臺塑』寧可不建 。」 這番話立即引起國民黨政府的反應。經濟部長蕭萬長以極度低姿態表示，經濟部對「臺塑六輕」的態度好比「我暗戀你、喜歡你，你卻不愛我，我只好痴痴的等 。」更有甚者，取代趙少康出任環保署署長的張隆盛竟表明將盡力協助「臺塑」的「六輕環境影響評估」，不堅持本身所屬單位先前所做的評估結論，強渡關山，為「臺塑」護航 。    伍、「臺塑」霸圖與土地糾紛      昔日，王永慶為了興建輕油裂解廠與國民黨政府周旋；最近，則是為了興建「臺塑」的皇圖霸業，而拍桌大罵經濟部工業局。 從美國回臺後，八十高齡的王永慶，企圖掌握人生「最後的機會」，親自建構一個企業王國。除了原有的石化王國外，也進軍電子業，並準備發展大煉鋼場和汽車工業。此外，亦準備設立燃煤電廠，向發電業進軍。預計未來「臺塑」在臺灣的投資將高達五千億到一兆元。 這表示「臺塑」關係企業將會成為龐大的王國。    在電子業方面，由「臺塑」的中游公司「南亞」協理王文洋（王永慶長子）負責。計劃由「南亞」生產電子業所需之原料，再由王永慶之女婿簡明仁負責生產大眾電腦，形成「臺塑」—「南亞」—下游的上中下游連結。    對王永慶而言，重化工業更具挑戰性。他以鋼鐵為工業及國家建設之龍頭，立意要興辦大煉鋼廠，來彌補中鋼的不足。又企圖生產汽車零組件，不僅希望能夠自給自足，還希望能夠外銷。事實上，「臺塑」以往即曾提出興建大汽車廠案，但為經建會所駁回。現在，「臺塑」的重點乃在計劃開發電動車等世紀產品 。 為了容納如此龐然巨物，勢必要有相當大的腹地。「臺塑」現有工業區為：麥寮六輕（2,245公頃）、麥寮新市鎮（3,318公頃）、林口工五工業區（176公頃）。此外，尚準備收購鄰近麥寮的四湖及口湖工業區（8,000公頃）、桃園新屋、觀音科技工業園區（1,400公頃）。以上各筆土地加起來，總面積約15,000公頃，約為臺北市的二分之一。 然而，在寸土寸金的臺灣，土地取得非常費事。私人土地的徵收，固然免不了遭人趁機哄抬，大撈一筆；即使公家的土地也有種種的困難 與限制。「臺塑」在這方面對主管單位經濟部工業局頗為感冒。  對於工業局的不夠配合，王永慶選擇於一九九五年八月三十日在「全國經營者大會」上發表萬言書，砲轟工業局「強制徵收臺塑計劃在林口工三工業區籌建塑膠加工廠的土地，事實上，此舉之背後，皆存在某種勾結的黑色內幕，所謂國家建設，原來是將徵收之部分土地，分讓給公賣局和與蔣孝勇有關係的中興電工 。」他指控工業局數十年來「貪 污」、「勾結」、「無法無天」，並要求治安機關深入調查 。 這樣的動作在國民黨政府中產生了不同的反應。工業局長尹啟銘立刻在報章上發表給同仁的公開信，反駁「不實之批評」 ，並要求王永慶拿出證據 ，可以說是「臺塑」近年來與政府打交道第一次踢到鐵板。經濟部長江丙坤則於翌日邀請王永慶共進早餐，表示政府的誠意，並要求工業局檢討 ，務求緩和雙方關係。   陸、結論      觀察「臺塑」企業的整個發展歷程，可以發現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亦即，「臺塑」在蔣介石千方百計爭取美援時，獲得大量美援而迅速成為寡佔企業。然而，石化業也正是「蔣經國時代」的重點工業，此時美援早已斷絕，民營的「臺塑」與黨營的「中央投資公司」相競爭，自然遭到打壓。到了「李登輝時代」，由於強人的逝去以及民營化的潮流，「臺塑」得到空前未有的發言權，於是動輒以「出走」來爭取政府的合作。  「蔣介石時代」與「蔣經國時代」，國民黨政權藉由軍警特務來維繫，此時正是國家力量最強大的時期，「臺塑」所獲得的扶持與打壓，可以說完全是依國民黨政府當時需要而變化，「臺塑」只能接受，不能反抗。「李登輝時代」，政權由選票決定，因此商人力量坐大，也是「臺塑」能夠興風作浪的主要因素。吾人試將時空倒置，「臺塑」決不可能膽敢在「蔣介石時代」與「蔣經國時代」上演「出走記」。  「臺塑」集團董事長王永慶，由於性格強悍，反應激烈，正好成為我們觀察財團與政府互動關係的一個個案。相較之下，其他財團與政府的關係則圓潤許多。但隨著政府本質的變化，財團與政府之間的關係，也必然隨之變化，恐怕是沒有錯的。

投書日本人在辛亥革命中的角色（四）三井與對外侵略

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對內經歷戊辰戰爭和西南戰爭，對外發動征臺之役、甲午戰爭，以及日俄戰爭。在每一次戰爭中，三井財閥都提供了大筆資金充作軍費。更重要的是，在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中，三井還發揮了其他的作用。   甲午戰爭   　　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三井物產會社緊急起用久在中國、熟悉地理人情的山本條太郎，代理臨時上海支店長。山本巧妙利用上海為各國租界，必須中立而清廷官吏不得自由出入搜查的地位，接受軍部的命令，透過三井駐中國各事務所，祕密購買軍需用品、軍艦用煤、甚至四艘船舶，然後運送到戰區。 　　山本條太郎不僅從事後勤支援，更進一步協助日本諜報機關派到中國的海軍大尉黑井、陸軍大尉津川蒐集情報，並讓他們使用自己的名義發布電報。當年二十八歲的山本甚至親自護送黑井搭乘法國船，向軍部遞交偵查到的威海衛水雷敷設圖，途中曾遭遇清軍登船盤查，然因藏身船長室而能躲過一劫。日後黑井官至海軍大將，此一早年的經驗或許對三井與日本海軍建立起良好的關係有一定的影響。 　　由於山本條太郎早在一八九一年即曾隻身前往中國東北，考察物產、貿易、風土、民情，號稱「當時全滿洲的日本商人，僅拙者一人而已。」一八九四年十月，當日本海軍已於黃海擊敗中國北洋艦隊，而陸軍入侵遼東半島，圍攻旅順時，三井物產乃派山本條太郎前往朝鮮漢城及平壤等地調察商情，一八九五年一月，再前往日軍在中國東北佔領區域偵查。內閣書記官長伊東巳代治，欣賞山本的能力，特別授與山本內閣通信員的名義，准其方便行事。正因為如此，山本在朝鮮半島和中國東北偵查時，也每天向內閣匯報其所蒐集到的情報。     山本條太郎將所到各地之風土、物產、住民營生手段、生活狀態、風俗習慣，乃致通貨、度量衡、租稅、交通、運輸、貿易等方式，精細記述，撰寫成「占領地及朝鮮平安道商況視察復命書」，交給三井物產。由於內容甚為詳實，三井物產會社也送了一份給外務省。日後日本外交界元老本多雄太郎評價這份報告書時指出，「不要說是在當時，即便後來滿鐵出來後，也沒有一份調查資料綿密詳細的程度可與其相提並論者。」 　　山本條太郎在中國東北偵查時，也與當地日本駐軍建立相當良好的關係。由於日軍佔領旅順一帶之後，與當地外國勢力頗有衝突，英國外交領事人員甚至與日軍起爭端，一時事態頗為嚴重。山本條太郎乃全力斡旋，使雙方達成和解。   日俄戰爭   　　三井與軍方的關係於甲午戰爭時加深，到了日俄戰爭時三井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一九○四年一月十二日，明治天皇召開御前會議，決定對俄作戰。同一天，三井物產東京本店成立「御用掛」，承辦陸海軍軍需業務，由駐韓國京城出張所小田柿所長，和東京本店參事藤瀨政次郎負責。三井物產人員大力動員，參與作戰計劃。 　　一九○四年二月八日，日本陸軍登陸仁川、海軍對旅順港外的俄國艦隊展開攻擊。十日，正式宣戰。戰火點燃後，三井物產派駐中國東北營口、大連等地之辦事員立刻為軍方效勞，負責通譯、運送物資、及與當地居民交涉的任務。是年十一月，日軍發動旅順總攻擊，藤瀨政次郎更親赴營口，指揮當地三井物產工作人員加入日軍，在冰天雪地中為軍方從事前線偵查、調度車馬苦力等工作。翌年元旦，俄國陸軍投降。 　　在海軍方面，三井物產也出了相當大的力量。俄羅斯海軍於黃海海戰失利後，調派波羅底海艦隊前來。一九○五年五月，三井物產上海支店員森恪，與當時擔任支店長的山本條太郎商議後，喬裝進行商務活動，前往新加坡，偵查波羅底海艦隊前進路線，通報海軍派遣將校森義太郎知曉，此舉乃日本海軍能擊潰波羅底海艦隊的重要原因之一。因其功勳，海軍大將瓜生外吉男爵甚至將愛女下嫁給森恪。

投書日本人在辛亥革命中的角色（三）三井財閥為誰效勞

三井財閥在辛亥革命時借出鉅款給孫文。三井不是一個單純的商社，而與明治維新的主要勢力－長州藩有極大的淵源。     井上馨是長州藩閥的重要人物。明治維新雖由薩摩（鹿兒島）、長州（現今之山口縣）、土佐（高知縣）、肥前（長崎、佐賀縣）等四藩合力推翻德川幕府而成立以天皇為中心的新政府，然而「版籍奉還」之後，土、肥勢力嚴重衰退，大權歸薩、長人士把持，形成派閥政治。陸奧宗光即說：「世有薩、長或薩、長、土，或薩、長、肥、土之稱。然薩、長功勞最為卓著，因而其權力亦最大。」     一八七三年，征韓論爭結束後，大久保利通（薩摩）和木戶孝允（長州）處於政府最高領導地位，而伊藤博文以工部卿的身分也逐漸嶄露頭角。一八七八年五月十五日，大久保利通遭刺客暗殺，翌日伊藤即被任命接替大久保遺缺，擔任內務卿，成為薩長藩閥的核心人物。 　　井上馨則是在一八七一年被任命為大藏大輔兼造幣局知事，輔佐大藏卿大久保利通。隨後大久保以遣歐美使團副使的身分出國考察，井上即成為代理大藏卿，實權在握。在此前後，伊藤博文也於一八六九年，被任命為大藏少輔。井上與伊藤，早在一八六○年代初期，即曾奉長州藩主密令，一同前往英國留學，明治維新後，關係更加密切，甚至有人稱他們為「梁山泊集團」。一八七二年，代理大藏卿井上馨涉嫌將秋田縣尾去澤銅礦廉價出售給長州商人岡田平藏，遭司法卿江藤新平追究，井上乃大幅度削減司法省預算以為報復，雙方僵持不下。翌年井上辭去官職，長期在民間經商。一八七八年五月，伊藤博文取代大久保利通之後，隨即不顧眾人反對，甚至是明治天皇對太政大臣三條實美的斥責，於當年七月請井上馨重返仕途，出任工部卿。一八七九年九月，井上在伊藤的援引下，出任參議兼外務卿，成為內閣樞要。     一八八五年，日本實施內閣制，由伊藤博文組成第一屆內閣，井上馨擔任外務大臣。一八九二年，伊藤博文第二次組閣，井上擔當內務大臣。一八九七年，伊藤博文第三次組閣，井上為大藏大臣。三次伊藤內閣，井上均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 　　由於三井在一八六八年「王政復古」後，即大力捐輸，支持新政府財政，也必然會與大藏省大輔井上馨和少輔伊藤博文建立相當密切的關係。「傳說在岩倉使節團出發時所舉行的歡送會上，西鄉（隆盛）曾舉杯向平素盛傳與三井過從盛密的井上馨祝酒說：『祝三井的掌櫃一杯。』」一八七四年，井上馨挽救三井財閥免於破產的危機後，三井更是長期效命井上馨，而井上馨也全力扶持三井財閥。 　　大久保利通當權時，肥前藩出身之大藏卿大隈重信，與工部卿伊藤博文同樣被倚重。伊藤與井上協助三井；大隈則扶持岩崎彌太郎的三菱會社，利用征台之役、西南戰爭等戰事，獲得汽船的無償放領，鉅額的海運業補助金，擊潰三井所經營的「東京風帆船會社」，獨佔日本海運業，奠定三菱成為財閥的基礎。     三井財閥與三菱財閥的對峙，背後有伊藤博文等人所領導之薩長藩閥與大隈重信的自由民權派的勢力角逐。     一八八一年，大隈重信在伊藤博文和井上馨等人策劃下，遭罷免下野後，三菱財閥也開始遭遇打擊。藩閥政府首先刪減對三菱會社的補助金，然後對該會社進行種種干涉。一八八二年二月二十八日，藩閥政府以驛遞總官野村靖的名義，對三菱下達「第三命令書」，禁止該會社將補助金挪用到與海上運輸無關的事業，並嚴格限定該會社之船舶買賣、建造、修繕、以及航路設定等等。其次，藩閥政府決心成立超越三菱會社的大型海運會社，乃於一八八二年十月，集合以往與三井財閥共同經營「東京風帆會社」的公司合組「共同運輸會社」。翌年政府出資二百六十萬日圓，將「東京風帆船會社」、「北海道運輸會社」、「越中風帆船會社」合併成為一個大型海運公司，與三菱財閥競爭。 　　一八八二年，大隈重信組織「立憲改進黨」，並就任總理。一八九六年三月，該黨與中國進步黨及立憲革新黨合併，改組為「進步黨」，由大隈擔任閣揆。一八九八年，「進步黨」再與「自由黨」相結合，成為「憲政黨」。大隈以政黨的力量，乃能與伊藤博文分庭抗禮，並於一八九八年組閣，擔任首相兼外相。在背後，三菱財閥也出錢出力。一八八八年，大隈能重返政壇，擔任外相，就是岩崎彌太郎之弟岩崎彌之助大力活動下的結果。 　　一九○○年，伊藤組織政友會。由於井上馨與伊藤博文的關係，三井財閥對長州藩閥的政治獻金一向頗為大方，如今也就樂於向政友會捐輸。除了保障本身利益外，也在與三菱競爭中，建立強而有力的後盾。 　　由於三井與政友會的關係甚為密切，三井出身的山本條太郎與森恪，後來都在政友會中發展，成為副總裁和內閣官房長官等核心決策人物。

投書日本人在辛亥革命中的角色（二）日本人為何支持孫文

辛亥革命期間，日本右翼團體活動頻仍，其主要目的，也是希望能趁此中國大亂的時機，分割滿蒙，同時奪取中國南方之利益。     孫文曾經在其『建國方略』中曾回憶道，其於日本策劃革命時，曾結識以下日本友人：「遂往日本，以其地與中國相近，消息易通，便於籌畫也。抵日本後，其民黨領袖犬養毅遣宮崎寅藏、平山周二人來橫濱歡迎，乃引自東京相會。一見如舊識，抵掌談天下事，甚痛快也。時日本民黨初握政權，大隈為外相，犬養為之運籌，能左右之。後由犬養介紹，曾一見大隈，大石、尾崎等，此為予與日本政界人物交際之始也。隨而識副島種臣及其在野之志士如頭山、平岡、秋山、中野、鈴木等，後又識安川、犬塚、久原等。各志士之對於中國革命事業，先後多有資助，尤以犬塚、久原為最。其為革命奔走始終不懈者，則有山田兄弟、宮崎兄弟、菊池、萱野等。其為革命盡力者，則有副島、寺尾兩博士。此就其直接於予者而略記之，以誌不忘耳。其他間接為中國革命奔走盡力者尚多，不能於此一一悉記，當俟之革命黨史也[1]。」據萱野長知記載，在孫文等人革命期間，曾經積極參與其事的日本人，約在三百人之譜[2]。     這些熱心中國革命事業的日本人，除了大隈重信、犬養毅、尾崎行雄等政界名人，以及中野德次郎、久原房之助等財界人士之外，大多是所謂的「大陸浪人」。這些「大陸浪人」相當程度是倚靠大隈、犬養等「民黨」領袖，以及山縣有朋、桂太郎等軍部首腦提供活動經費，才能維持生計，因此相當程度上受政黨和軍方控制和操縱。     當時，革命陣營重要領袖人物身邊，幾乎都有日本人士。這些人士之中，真心認同革命之舉如宮崎滔天者，雖非絕無僅有，但別有居心者，更是不少。其實，就連宮崎滔天的背景也很複雜。犬養毅曾說：「滔天實在是一位微妙有趣的男子漢，外務省本來是派他去調查中國革命的祕密結社的，他卻變成中國革命的同路人，忘記了自己的本來任務，而與孫文意氣相投，結為一伙。....『去偷木乃伊的人，自己也變成了木乃伊[3]。』」事實上，當年日本外務省之所以派遣宮崎滔天前往中國調查祕密會黨，是希望利用反清祕密會黨的力量來牽制清廷的反日政策。負責執行此項牽制策略者，正是時任外務大臣大隈重信的重要智囊犬養毅[4]。黃興身邊的萱野長知、宋教仁身邊的北一輝，也都有各自的任務。     在眾多「大陸浪人」中，以頭山滿為首領的「玄洋社」和內田良平所領導的「黑龍會」是相當有名的右翼團體，他們在辛亥革命期間的活動值得密切注意。     一九○一年二月，原「玄洋社」成員內田良平等人於東京成立「黑龍會」，之所以號稱「黑龍」，蓋取其「欲擔當以黑龍江為中心經營大陸之大業」之志[5]。這一點，與內田等人之前輩組織玄洋社，意圖跨過玄洋灘，侵略朝鮮半島如出一輒。     黑龍會與中國革命淵源深厚，但一開始就企圖藉此奪取滿蒙。一八九八年七月，孫文由宮崎滔天引介，於東京拜會內田良平。據內田回憶，孫文曾表示：「原來吾人之目的，在於滅滿興漢，至革命成就之曉，即令滿蒙西伯利亞送與日本亦可也[6]。」內田良平一聽孫文此言，認定孫「非尋常之人」，遂與之訂下援助之約[7]。     一九○○年，內田良平曾對其部屬解釋：「吾人賭生命以援助孫革命之所以，以其與日本利益相一致之故也。孫以大義名分、興漢滅滿為革命旗幟，建設漢人之中國。（吾人）以故助漢人，使滿人求助於俄，而後日支提攜以破俄，收『滿洲』、西伯利亞為我所有，奠定經營大陸之基礎[8]。」     一九○七年，伊藤博文就清朝慶親王奕劻要求日本將孫文驅逐出境一事，與內田良平商議時，內田曾提到孫文可資利用之處為：「孫文自前年以來，向我朝野諸人遊說，言日本若能援助支那革命，將以滿蒙讓渡日本[9]。」     除了內田良平之外，其他右翼人士也多有圖謀中國東北，才援助革命者。一九○○年，孫文結識下田歌子，請其幫助革命黨人籌措革命經費。下田問：「革命成功之日，是否有意將『滿洲』予以日本？」孫文答：「可也。」於是下田說：「如此，當不惜盡力[10]。」     孫文為求日本朝野援助革命，亦曾主動表示不妨將中國東北交給日本經營之意。一九一一年七月十六日，孫文致函宗方小太郎：「我將日本視為第二個祖國。只是，近來我國青年志士常誤解日本經營『滿洲』對中國不利，真是令人遺憾[11]。」     內田良平的想法是「非早日地解決滿蒙問題不可，為此，甚至預先從孫文得到滿蒙讓與的言質，故他的援助革命不僅僅在於一般志士之間所通行的俠義精神，而在根本上想趁此機會解決滿蒙問題，有此決心才援助的[12]。」     武昌起義的消息傳到日本後，內田良平立即前往拜會山縣有朋及桂太郎，「教以此次武昌起義乃制清朝於死命的一大轉機，當此之時，使支那本土革命成功，同時防止革命波及滿蒙，使滿蒙得日本之領導而獲獨立，方為日本應取之策[13]。」     內田良平也想到要藉由支援革命軍，來支配中國南方。辛亥革命爆發後，內田即指出，以中國之遼闊富饒，日本不應只固執將眼光鎖定於中國東北；放眼南方，應可見其無限的天然財富[14]。     內田良平在辛亥革命期間，對南方革命軍最重大的意義，莫過於替革命軍爭取到購買日本軍火的機會。     一開始，日本政府只賣軍火給清廷，內田良平得知此事後，立刻寫信給三井物產總經理益田孝，表示三井幫助清朝固然不錯，但是別忘記也要同時幫助革命軍。「武漢之革命軍縱令為官兵所討滅，其核心力量－革命黨，仍將健全保存，到底難以剷除盡淨。....此際失革命黨之情感，將來無論是否對支那進行瓜分，都將大大有所損日本國家之利益[15]。」 　　益田孝收到內田良平的信後，往見擔任三井總顧問的井上馨。井上指示益田，援助革命軍之事須經政府同意，才可進行。於是益田先行拜見對軍方有絕對影響力的前首相桂太郎，取得諒解，再與桂太郎同行求見首相西園寺公望，獲得政府默許，確立援助革命黨的方針。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日，日本駐上海總領事有吉朋電告外相內田康哉，告知有日本商人秘密輸送武器給革命軍。內田回電指示，對於此事，默認即可[16]。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八日，由「雲海丸」輪船祕密運送步槍一萬挺到上海，交給革命軍接收[17]。一九一二年一月八日，再由「巴丸」輪船運送步槍一萬兩千枝，子彈二千萬發，機關槍六挺，大炮六門，炮彈五千發到南京[18]。 　　一九一二年一月，內田良平以革命軍上海都督府代理人的身分，與三井物產會社「先成立三十萬圓的借款，以三井貸款給內田良平的名義簽訂契約書，並立刻以此款充作武器彈藥的購買費，革命黨的使者即從泰平組合購得日本陸軍所放棄的大砲、槍枝、彈藥，運回戰地。另一方面，孫逸仙要求三百萬圓的借款，即命三井在上海的支店回應[19]。」     這些武器都是日本陸軍部庫存的剩餘品，大部分都無法使用，卻以高價賣給革命軍。臨時政府財政十分困難，自然無法付款，只好向日方借款來償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孫文『建國方略』，收錄於『國父全集』第一冊（臺北：國史館，1965年），頁164。

投書日本人在辛亥革命中的角色（一）日本三井財閥的鉅額借款

近代中國的歷史，與日本的關係頗為密切。即令是辛亥革命這種看似純粹中國內政問題，也不例外。       歷來探討有關日本人與辛亥革命的關係時，多半著重於日本政界、軍部、以及大陸浪人的活動。然而，日本三井財閥曾鉅額借款南方革命政府的事實也不容忽視。       三井財閥是二次世界大戰前日本第一大財閥，據評估其財勢超過排名第二的三菱財閥約有三倍以上。在日俄戰爭之後一段期間，僅僅三井財閥所屬三井物產會社一家公司的貿易額，就佔了全日本總貿易額的五分之一有餘。可想而知，這種財閥對於投資事業的風險，應該有相當強的評估能力，不會浪費金錢於無謂之事。而革命事業的成敗風險至為鉅大，軍費耗散甚為迅速。到底是什麼誘因，令三井財閥願意干冒投資化為泡影的風險，提供鉅額軍費援助南方臨時政府呢？       辛亥革命期間，三井財閥提供南京臨時政府鉅額借款，與當時日本政府、軍部、右翼團體的活動必然有關。日本朝野各界介入中國革命，所為何來？換句話說，他們希望藉此得到什麼利益？ 本文的寫作目的，乃企圖透過分析三井財閥借款的前因後果，掌握財閥在近代日本對外擴張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研究這一段歷史時，有幾個關鍵問題特別值得注意：       首先，三井財閥固然早在德川幕府初期即已存在，但成為近代化企業集團卻是在明治維新之後。隨著日本轉型為近代帝國主義，積極向外擴張，三井財閥也日益壯大。三井財閥與近代日本帝國主義之間的關係如何，值得深究。       其次，三井財閥與其他幾股推動近代日本帝國主義的主要力量，如官僚、軍部、和大陸浪人之間的互動關係，必然會影響到三井財閥實際參與幾次向外擴張的舉動。       第三，三井財閥在清末，日本帝國向中國擴張勢力範圍時，扮演何種角色？取得何種利益？素來相關近代中日關係史研究多半側重官僚、軍部和大陸浪人的活動，對於財閥的利益則著墨不多。       第四，日本官僚、軍部、大陸浪人對辛亥革命的態度如何？三井財閥借款援助中國革命之舉，與這些勢力的關聯為何？日本想藉此得到什麼利益？三井財閥又有何企圖？       第五，對於三井財閥等日本勢力的攻勢，南方的革命軍和北方的袁世凱有何反應？英國等在華有重大利益的列強又有何反應？       最後，革命軍與袁世凱在英國的協調下議和後，導致三井財閥借款條件落空，與爾後日本的對華政策有何關聯？三井財閥在這些政策的形成過程中又扮演何種角色？

投書兩德統一不值得參考只能引為借鑑

@ 極光電子報2010-09-21   馬英九在9月9日接見曾經在德國總理柯爾麾下服務、參與過兩德統一大事的德契克（Dr. Horst M.Teltschik），希望能與德契克分享兩德交往過程當中的經驗，也許可作為兩岸關係的參考。其實他不知道，兩德統一正是柯爾為了挽救自己原本低迷不振的政治聲望而強勢主導的，當時的東德政治菁英基本上是無助又無奈。統一的真相是西德併吞了東德，結果是讓西德的財團得利，東德人民大量失業、淪為二等公民。 東德共黨政權領導人何內克(Erich Honecker)與克倫茲(Egon Krenz)相繼下台後，主張改革的莫德洛(Hans Modrow)臨危受命，組織政府。他與當時新興的自發性人民團體希望都能將東德改造為一個民主而獨立的國家。至於兩德關係，則期待能以邦聯的形式來進一步維繫，以便能從西德取得必要的支援，來推動改革。然而西德柯爾政府卻成功地介入東德有史以來第一次的大選，使主張邦聯論的東德政治團體下野，扶持接受統一的集團組閣。此後，柯爾政府又拒絕接受由全體東西德人民共同制定一部新憲法的方案（基本法第146條），而採用將東德分解、併入西德的方案（基本法第23條）。這個過程使東西德人民失去藉由共同討論一部新憲法而形成一個共同體概念的機會。將東德分解、併入西德的方案，使西德的制度在未經周延討論的情況下，就被強加在東德社會。「統一條約」的規範，就明顯是以西德法為優位。此種安排不但不能化解東德社會自1970年代起將兩德視為「兩個國家、兩個民族」的概念，反而使東西德社會在統一之後反而有更加明顯的界線。 統一前夕德東社會受到當時的蘇聯總統戈巴契夫倡導改革的影響，原本在教會保護下運作的草根團體，發展成燎原的群眾運動，並組織新的政黨，組成圓桌會議。這些自發性的政治參與，原本是東德社會脫離「權威國家」的大好機會。然而統一的過程，西德各類組織團體紛紛向東擴張，整併了這些新興的政黨，使得德東社會「市民社會」的發展也跟著受到扼殺。其次，統一之後德國聯邦政府對德東的菁英階層做了一次整肅，不但從東德領導人何內克以下的政治人物常因各類政治因素受到調查、起訴、免職外，具有社會主義統一黨一定以上黨職身份、或是曾為國家安全部提供情資的公教人員，也都面臨被清洗的命運。而接替擔任高級官員職務者，大多數為西德人。前東德政權本來就遺留給德東人士「菁英主導的遺緒」，統一後東德的菁英又遭到清洗，於是在政治上的冷感與不信任乃更加強烈。 統一後，德國聯邦政府將德西的制度全盤移植到德東，主要是依據「國家條約」的規範。東西德馬克以優惠匯率兌換的結果，導致德東的產品失去競爭力，出現比大蕭條時代更嚴重的傷害。私有化政策則產生了德西人士主導德東企業，以及德東人士大量失業的現象。東西德統一的過程中，依據「統一條約」的規範，原本即已導致德東高階公教職缺由德西人士掌握的現象；私有化政策又進一步造成德東企業主管由德西人士擔任的趨勢。結果就出現德西人士主導德東社會的現象。由於德東社會原本就有公民無力感的制度遺緒，德西菁英取代了德東菁英，更進一步使德東群眾對於公共事務更加疏離。 統一前夕原本追求對東德政權進行改革的德東群眾，之所以突然改弦易轍向西德聯邦政府提出訴求，主要是期待能夠盡快改善瀕臨崩潰的東德經濟。當時西德聯邦政府的柯爾總理也向東德人民喊話，只要能統一，經濟很快就會好起來。然而，統一之後，預期已久的第二次德國經濟奇蹟到今天都沒有發生；相反的，為德東帶來了大量的失業與企業的倒閉。德西人大量前來，佔據了主要的領導者與經營者的位置，德東人士反而成為了二等公民。 在這種情形下，德東人士對聯邦政府的體制，表現出不信任與冷感的態度；相反地，對於前東德這個國家，倒是發展出一種前所未有的懷舊與認同。這種心態，學者稱之為「心理的柏林圍牆」。有兩種反應是值得觀察的：體制內，德東人士投票給唯一還是由德東人士主導的社會民主黨的比例相當高，使該黨成為許多地區的第二或第三大黨；體制外，德東青少年參加右翼極端主義團體所發起的仇外運動比例甚為驚人，德東青年甚至比同年齡的德西人士更願意投票支持右翼極端主義政黨。凡此，都可以顯示出德東人士對於聯邦政府制度的反彈。 兩德統一，在下個月就邁入第20週年了，但兩個德國社會仍然未能夠順利地整合。這相當程度必須歸咎於當年柯爾政府主導的不當政策。馬英九要向柯爾政府的要員請教統一的經驗，是以為台灣可以扮演當年西德的角色嗎？當柯爾強勢主導統一時，東德的政治菁英毫無招架的能力。台灣有條件學習併吞者西德嗎？還是根本就比較接近被併吞的東德？ 兩德統一的經驗，不值得參考，卻是我們應該極力避免的前車之鑑。

投書在颱風將臨之夜回顧往事

今年第一起對台灣造成威脅的颱風明天要登陸了，其路線讓人聯想起去年造成重大災情的莫拉克。     這場颱風不僅造成極大的人員傷亡，也讓世人清楚看見國民黨的無藥可救，同時也讓楊秋興的連任之路變得困難起來。在高雄，有一些勢力是很討厭陳菊的，幾乎到了處處挑剔她的地步；然而，我在莫拉克救災的過程中，卻看到陳菊主政下的高雄市政府，比馬英九的中央政府有效率太多。當時我勸那些一味反陳菊的人多加思考，留下這個文字記錄。 ************************ 陳菊市長在災變發生的第二天，立即主動在高雄市成立物資救援中心，負責援助高雄縣跟屏東縣幾個重災區，迅速地集中善心人士所捐贈的物資，讓志工們（包含秋風兄在內）可以用高雄市政府做為中心，開始向災區提供實質上的需要，實屬功不可沒！她在幫助活人這件事情上絕對大有貢獻。  正因為陳菊市長的貢獻，把中央政府和高雄市議會國民黨團都比了下去，去年八月份的新新聞還特別寫了篇＜兩黨救災政治學大不同：國民黨慢半拍，民進黨出鋒頭＞："高雄市政府已經在九日上午就成立物資救援中心，在投入救災兩天後，國民黨才呼籲市府協助鄰近縣市，突顯出來的是，國民黨不但對於救災反應遲鈍，甚至還不知道民進黨高屏線是以經團結在一起。...民進黨的確是選舉起家，似乎各個都瞭解群眾心理，在第一時間就表現出同甘共苦的精神，博得各方喝采。...陳菊在颱風中心剛離開台灣時，就立刻連絡屏東縣長曹啟鴻，高雄縣副縣長葉南銘，除關心災情外，還主動提供救援。於是陳菊並以九二一賑災的經驗，聯絡內政部長廖了以，建議在高雄市成立物資後援中心，發動民間力量，募集救災物品給災區，陳菊幕僚還能不墨守成規，利用網路批踢踢, 噗浪號召民間捐助物資，立刻在四小時後，就讓物資與搬運發放的義工都集合在市政府。...可謂善用機會，發揮救災政治學的價值。"（pp. 24-25）災民的感受最實在："邵曉鈴17日南下旗山國中慰問災民，由於邵曉鈴身體不好，探視災民需要人員攙扶，此時一名婦人嗆聲，「不要來這裡作秀，到災區去！進入災區才重要，去救人才重要，作秀不重要，不要來作秀！」...洪姓婦人除了怒嗆邵曉鈴之外，也痛批總統馬英九「很該死」，真正在做事、救人的是陳菊市長。"(＜7教友失聯　洪婦心急嗆邵曉鈴＞，NowNews 2009-8-17   我們可以不喜歡陳菊市長和她的團隊，可以不喜歡新潮流這個派系，但不可以抹煞人家的貢獻！對民進黨極不友善的新新聞看得見的，支持民進黨的我們也不應該看不見。再怎麼喜歡一個人，也要看清楚這個人的弱點；再怎樣討厭一個人，也要看清楚這個人的優點。凡事實事求是，台派才會有明天！   ****************************   當然，對那些想靠楊秋興扳倒陳菊的人，不管他們是覺得爽就好，還是有其他目的，再多的勸告都是白費工夫。但是，有腦袋的人，就會知道選民的感受最重要！選舉不在乎軍師有多能掐會算，在乎民心！當仇恨遮蔽自己的眼睛，不要以為自己還能看得多清楚！

投書＜補教人生＞之元配比外遇年輕貌美篇

超級肥皂劇＜補教人生＞今天上演元配笑外遇醜的橋段。沒錯，我也覺得蔡小姐比陳小姐年輕漂亮太多。許多人也會覺得高某人眼睛瞎了，竟然會找比太太年紀大又沒有比較美的外遇對象。 陳小姐還算漂亮的；您若看過最近被收押的那些高院法官的外遇對象，只怕會更感到奇怪！ 眾人不懂的是：男人要的是女人讓自己有被尊重的感覺。所以，才會有那種找年紀比較大，但懂得讓自己爽的外遇對象情節。 有智慧的女人，不會用尖銳的言語羞辱老公，讓他拒絕溝通。家暴的男人往往是嘴巴說不過老婆，乾脆動手動腳；許多男人在外面有女人，是因為外面的女人懂得讓他不自卑，而家裡那一位不懂！我認為家暴和外遇都可恥，不值得同情，而且也都違反聖經的禁令；但是女人要有智慧，學聰明一點！ Further reading: 蔡佩芬< 男人也是人>，信望愛家庭之歌專欄2006.05.21 http://www.fhl.net/main/lk/lk1018260.html ＂男人常常被認為較封閉，不輕易透露心事﹔相對而言，女人談到自己的夢想和感受時，卻可以滔滔不絕地說上幾個小時。男人不願意談，也許有他們的原因。最近我在一篇文章中讀到以下的見解：男人透露他們的感受，就好像要女人袒胸露體一樣，都得在他們所信任且親密關係的人面前才能進行，在其他任何情況下就不可能行得通。＂ ⋯⋯ ＂作家布思金馬倫最近在一本雜誌裡提到「男人深知道一件事，就是當他們表現出軟弱無助的時候，就會被別人無情指責地體無完膚。而女人在軟弱無助的時候，常會期待別人的同情與安慰，而男人卻會換來白眼和攻擊。」因此如果你希望你生命中的男人向你坦白心聲，你就必須成為他所信任的人。＂ 有智慧的女人，不會讓別的女人成為比自己更值得老公信任的人！ Ps.: 我很有興趣的一個研究主題是：英明男士外遇後的昏庸行為（為何某些成功男士會因婚外情做出許多莫名其妙的錯誤決策）。只是不能當作學術論文發表啦！哈！

投書意識與意識形態

@極光電子報2010-08-17  高雄縣長楊秋興在決定脫離民進黨，參選大高雄市長後，試圖爭取國民黨選民的支持。他不僅表明支持ECFA，並且於8月10日到中天電視台接受平秀琳的專訪時表示：為過去的意識形態向國人道歉。         楊秋興此舉是想討泛藍人士的歡心。自從台灣民主化以來，泛藍人士在不能挑戰民主正當性的壓力下，另闢蹊徑來混淆視聽，其中一招就是批評台派人士的「意識形態」。他們喜觀給李、陳兩位前總統扣帽子，說他們是以「意識形態」治國，而台派人士對於許多事情的堅持也被貶抑是受到「民粹統治者」的「意識形態」催眠。於是，許多不明就理的人也就跟著人云亦云，以為「意識形態」是民進黨專屬的。這其實反映出他們對社會科學不夠了解！         意識(idea)是什麼？意識形態(ideology)又是什麼？在談意識形態對台灣政治的影響之前，我們必須先搞清楚定義！         簡言之，意識是每一個個體對世界事物的觀念。依據洛克(John Locke)的見解，每個人自己的直接經驗就是他的意識。然而個人的意識，經常受到官方的意識形態壓迫。每一個人從小都在社會化機制（如學校、宗教、媒體）的灌輸下，被強迫推銷一套價值觀，這就是意識形態。馬克思(Karl Marx)曾經指出，意識形態是統治階級為了維繫自己的利益，編造出來的一套控制與操弄大眾的價值觀，其目的是不要人民有發展出自己的意識，而在統治集團所製造的意識形態引導下，產生一種「虛假的意識」。（蔡英文等編譯，《觀念史大辭典》第一部，p. 632）         明白這個定義後，我們很容易就可以看出：「大中國主義」是國民黨灌輸給全體國人的意識形態、「乖乖賺錢，不要搞政治」是國民黨灌輸給全體國人的意識形態、「ECFA萬歲論」是國民黨灌輸給全體國人的意識形態…，處處都是國民黨灌輸給全體國人的意識形態。事實上，連「不要談意識形態」本身，都是國民黨要灌輸給全體國人的意識形態。說穿了，國民黨當然是以意識形態治國。         面對一種強橫並且藉由教育、媒體、文化和宗教深入人心的官方意識形態，社會上當然也會產生一種反官方意識形態。這兩種意識形態會產生競爭，其本質與科學上的典範競爭和典範遞移是一樣的，都會牽涉到很多信念的改變。古所以為不可動搖者，於今看來實為荒謬；今所以為必然者，明朝可能已不復存在。意識形態之爭是必然的，也是社會進步的力量。唯有透過意識形態之爭，人們才會明白舊的官方意識形態有什麼問題，而找回自己的意識。         因此，當我們在談民進黨的反官方意識形態之前，首先要檢討的是國民黨從1945年以來強迫台灣人民接受的官方意識形態到底合不合理，其次要問民進黨在意識形態的競爭上，有沒有合理的立論，成效如何等等。         很多人把意識形態看得如狼似虎，卻不知道反對意識形態這種想法，本身就是一種意識形態，而且是一種既保守又反動的意識形態。站在意識形態中反對意識形態，其實是荒謬而不自知的！         楊秋興向泛藍人士表態，反悔他長久以來的意識形態，事實上也就是在典範競爭中，放棄社會上的反官方意識形態，而投效既有的官方意識形態。這種案例在歷史上罄竹難書：歷史的演進過程不是直線發展，許多早該被淘汰的官方意識形態會隨著政權復辟而向反抗者招降。然而，歷史的教訓是，在大潮流反覆辯證的過程中，沒有中心思想的人儘管可能僥倖得意於一時，終將被無情地淘汰。 http://blog.roodo.com/aurorahope/archives/13467533.html

投書不要出賣自己的靈魂

日耳曼浪漫派大詩人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eothe)顛峰造極的名著是《浮士德》，講述一個智者與魔鬼交易，若牠能令自己滿足，覺得但願時間停留在這一刻，便將靈魂交給牠。於是魔鬼讓他經歷回復青春、享受美色肉慾、名利權力等各種誘惑，想藉此來收買他的靈魂。歌德做這樣的情節安排，不但是因為他本人創作力豐富，也因為他在現實生活中也是位高權重的威瑪大公國宰相，看過太多現實人間的醜惡面。   　　與歌德同一個世紀中，英國一位大人物便曾經以擅長收買政客的靈魂出名。1721年，英王喬治一世任命輝格黨領袖華坡爾（Robert Walpole）為「首席大臣」（這個職位後來演變為「首相」）。華坡爾認為每一位「尊貴的議員」都有一個「價碼」，只要巧妙地令對方滿足或只是動心，便可以加以收買。華坡爾在位長達22年，國會都不制衡他，因為他能讓各股力量都滿意。   　　當時耶穌會教士已經將許多中國的典籍譯成西方文字，華坡爾和歌德或許也讀過秦滅六國的故事。秦之所以得到最後的勝利，不單是因為兵力強大；事實上，即便到了秦始皇時代，趙國的李牧都還曾打敗秦軍。不是土地廣大；事實上，楚國的土地比秦國併吞巴蜀之後還要大。真正的原因，是秦國用金錢和美色等手段，收買了各國的政要和人才；對那些買不動的，則加以暗殺。於是六國的頭腦變得相當遲鈍，渾然不知即將面對的危機，甚至自毀長城，乃一一被秦國併吞。(最令人扼腕的，是李牧的例子。秦軍打不過他，就收買趙國的政客攻訐他。趙王殺害李牧，三個月後秦將王翦便滅了趙國。)   　　共黨統治下的中國，在這方面也不遑多讓。鄧小平執政之後，中國善用資本主義國家利益政治的本質，以許多的利權來引誘許多利益團體和政客，讓他們出賣靈魂，昧著良心說話。「運作的情形大致如下：之前曾經擔任政府官員的人，成為中國大陸的美商公司顧問。…在中國經商和做生意所需要的特許證，控制在一群自私自利的政治菁英手中。顧問的一項重要工作，便是和這個菁英階層接觸。前駐北京大使李潔明(James Lilley)說：如果顧問想為他的雇主…取得一筆競爭激烈的合約，部分的交易條件可能是…發表公開言論，公開支持合於北京心意的政策。。…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大屠殺後幾天，季辛吉發表了一連串的談話並撰寫文章…不主張進行任何制裁行為…。季辛吉的聲明一般來說，都是為了要替中國當局找藉口。…季辛吉在一年之內，可能會前往中國好幾次，中國的大門也總是為他敞開。」(Richard Bernstein and Ross H. Munro, 《即將到來的中美衝突》，麥田出版，1997年：pp. 149-151)       從以上這段文字，我們不難理解從老布希總統以來，美國為何經常會有一些不符合該國國家利益的中國政策。我們也必須明白，當前中國的實力已經又比天安門事件時強大太多，其可使使用的手段也更多、更有效。   　　照說，全世界最了解中國共產黨手段的，應該是與她交手最久，也吃最多虧的中國國民黨。然而，在連戰兩次敗選之後，國民黨的高層卻一廂情願地擁抱中國，舉黨上下沒有幾顆腦袋把當時已經很嚴重的磁吸效應當一回事，反而鼓吹要加強合作。執政之後，更是把民間一切的分析和警告，當成是反對黨的意識形態作祟，強硬要推動ECFA。那種執迷不悟的程度，頗似中了詐騙集團哄騙之計的老人家，硬要把全家的財產悉數拿去孤注一擲；也頗似意亂情迷的少女，被壞男人所騙，而捲走家產地契，預備私奔。我們實在不能不懷疑，如果精明幹練的季辛吉都會為了私心，去影響美國高層做出不利美國的國策；國民黨高層的一些重要幕僚，難道也是如此嗎？否則，如何解釋這種上下一致，往懸崖直衝的亢奮感？   　　至於猛踩煞車，唯恐台灣被出賣的民進黨，似乎也應想辦法讓其黨員強化自己靈魂無價的觀念。怎麼會有人當過省議員又當過兩任縣長，一旦初選失敗，脫黨硬幹，就去說馬英九無法出賣台灣？說什麼台灣是法治國家，總統一人無法做出重大決策，還有立法院在。也不看看立法院面對大陸相關法案時是什麼態度？有制衡嗎？根本只是橡皮圖章而已！至於司法權，勒令中科停工還不是不被行政權當一回事？在國民黨一黨獨大的情況下，行政權也獨大。你說，還有公民制衡？想用公民投票來補救國會懈怠都不可得了，還怎麼制衡？要賣不賣，什麼價格，還不是某些人說了算！楊秋興可能不知道，替別人的靈魂背書，拿出去做擔保品的，可是他自己的靈魂呢！   　　歌德筆下的浮士德，歷經私慾、貪念、名利、權力等誘惑都不動心，後來因為無私地愛惜無權無勢人民的心，靈魂被　上帝從魔鬼手中搶救出來。這部偉大的作品其實有所羅門王的傳道書（聖經裡的一卷智慧書）的影子，強調美食、美色、名利、權勢，都是「虛空的虛空」。人因貪慾而汲汲營營，最後不是生子不肖，就是為人作嫁，自己無法享用，白忙一場。所以耶穌說：「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什麼益處呢﹖」   　　你的靈魂是像華坡爾時代的那些「尊貴的議員」一樣，有一個「價碼」？還是無價的呢？世人在看，　上帝和魔鬼也在看！   （本文發表於《大紀元時報》2010.8.16） http://epochtimes.com/b5/10/8/16/n2997046.htm

投書電影《被出賣的台灣》觀後感

電影《被出賣的台灣》這個片名，是襲用戰後美國第一任駐台副領事葛超智(George H. Kerr)的名著書名《Formosa Betrayed》。正如葛先生當年著書批判了美國為了反共大業而漠視國民黨政權的專制暴政本質，犧牲了台灣的人民；刁毓能導演的大作也有同樣的批判。 　　這部電影有三方力量：台灣人權鬥士、國民黨政府，以及美國政府。國民黨政府下面，又有替其服務的黑幫；美國政府，又有國務院系統和FBI系統。電影為了強化台灣人民如何被出賣，安排的劇情是：只有FBI幹員堅持找出真相，其他的美國官方人士，如在台協會的那位女士，以及FBI總部的長官，都不在乎到底怎麼一回事。這部電影連結了陳文成事件、江南事件（兩者加起來是溫教授的角色），林義雄滅門事件（明的家人被殺害），以及美麗島事件（故宮黃院長帶FBI幹員在高雄參與的遊行）。說句公道話：在這些真實事件發生時，當時的美國政府與國會並沒有出賣台灣人民。 　　誠如電影所交代，當時的美國總統是雷根，國際現實是美國已經與台灣斷交。美國國會對台灣的觀感，以及雷根總統的觀點，都足以讓奄奄一息的國民黨政權雪上加霜。陳文成和江南都是美國公民，當時美國施加給台灣五雷轟頂的壓力，絕非電影所描述的那樣漠不關心。這個壓力大到讓蔣經國必須說：「蔣家的人不能也不會繼任總統」，並且逼使蔣經國在晚年做出一些改革（規畫這些改革的主要人物，就是當時的副總統李登輝）。說到台灣民主化，泛藍人士都歸功給蔣經國，台派人士大多認為是自己犧牲流血而得來，其實美國雷根總統和國會參眾兩院施加的壓力是吾人不可遺忘的第三股力量。台灣人奮鬥於內，美國政府施壓於外，迫使蔣經國終於改革，這才是1980年代的全貌。身為台灣人，我們要感謝當年的美國官員。 　　請不要怪刁導演扭曲1980年代美國官員的角色！事實上，美國的確曾經長期漠視台灣人的人權。不僅在冷戰前期，美國與蔣介石結盟時如此；在小布希總統時代，美國政府也為了需要中國在國際反恐大業的合作，而主動打壓台灣人公投的權利與加入聯合國的要求。 　　然而美國人恐怕也要問：誰才真的是背叛台灣？這麼多年，再怎麼與台灣沒有邦交，美國依然協助台灣不被中國吞掉。但是，台灣人自己選出的總統馬英九，卻不斷地在美中對峙的天秤中往中國加碼。國民黨的《中央日報》在美中針對南海主權的爭議上，不顧台灣自己有南海主權，竟然替中國當啦啦隊，向美國嗆聲！台灣人自己呢？又好到哪裡去？君不見，楊秋興初選失敗，竟然想在佛光山與藝大集團等國民黨勢力的支持下，破壞大局，參選到底？自己人都出賣台灣了，還責怪美國人出賣台灣？ 　　唉，台灣啊！台灣！妳怎麼這麼歹命啊！

投書進步是我們支持民進黨和蔡主席的原因

我們之所以挺民進黨，因為這是一個具有進步主義精神的政黨。我們之所以支持蔡主席，因為她是一個具有進步主義精神的領袖。   「進步運動」應該是從美國的經驗學習而來的。20世紀初到1920年代，美國社會有一群人對於政界只知替大企業謀福利而不知有選民，主要政黨又有腐敗的現象感到不滿，於是有識之士乃起而推展這場運動，他們在老羅斯福總統任內迅速興起，並且在1912年成立「進步黨」，聲勢一度相當浩大。他們推動反托拉斯法，主張政府應對大財閥加以限制；追求社會正義，主張採取政策濟貧，並限制對童工和女工的壓榨；在政治上，他們主張直接民權，推動公投、罷免、創制等制度。（Kenneth O. Morgan, "Progressive Movement", at Vernon Bogdanor et al. eds.,The Blackwell Encyclopaedia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pp. 500-501 ） 謝長廷在民進黨剛成立時，編纂了一本小冊子，書名就叫做《民主進步黨》。這本書的內容有五大部分：黨綱和黨章的基本精神、黨綱草案全文、黨章草案全文、建黨大事記，以及重要剪報資料。在這本書中，謝長廷對於「進步」這個概念的解釋如下：「進步是辯證的必然現象。...在台灣，物質生活的改善，相對激發更多慾望和衝突，整個社會的活力，都是圍繞著『利益』而動，沒有物質利益的任何活動，都死氣沉沉，引不起社會動力。...新黨的綱領，業已涵蓋世界進步文化的主要精神，新黨執政時，應當時詩進步的政策政綱，在野時，則應該扮演一個進步運動的主流，和阻礙社會進步的官僚體制和公權力進行抗爭，成為團結和保護社會進步思想和人物的堡壘，挽救台灣社會、文化的危機，這才是『進步』政黨的真諦。」（這裡所謂的「新黨」是指「新成立的民進黨」，而不是1993年趙少康、郁慕明等「新國民黨連線」成員所成立的「新黨」。）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民進黨早期的理想，並不只於奪得政權；若研究該黨黨綱，也可以發現處處是檢討國民黨的偏差。民進黨過去在野跟執政時期，有力行這些黨綱的努力，也有一些「修正」或「妥協」，這都會影響到選民對他們的支持力道。過去的歲月中，民進黨是有一些成績的，但也有一些違背「進步主義」之處。蔡主席在民進黨風雨飄搖之際上台後，民進黨再出發，漸漸在支持弱勢與永續成長等方面，展現出「進步主義」的精神。   相較於為少數居於強勢社經地位者謀福利的自由主義而言，進步主義關心的是社會中大多數無力者。這些人不僅在社會經濟地位上較為弱勢，而且為他們發言的知識分子相對較少，自從社會主義走下坡之後更是如此！從自由主義的角度出發，會認為只要讓社會上的有錢階級賺大錢，對整個社會就是好的；然而，在全球化時代，資本家比以前更不在乎社會上大多數被雇傭者，而是去尋找更廉價的生產公式，至於社會責任，則不是他們關心的。以目前台灣的情形來看，這一年中有多少正職人員被解雇，而另以臨時雇員的方式填補勞動需求！若從自由主義的角度來講，這些都是不得不然；但從進步主義的角度來講，卻是明顯的不正義！自由主義講究效率；進步主義講究公義。千萬別忘了，社會經濟地位弱勢者，跟社會經濟地位強勢者一樣，都是這個國家的公民、這個國家的主人。只為少部分的公民謀福利，忘卻大多數公民的利益，是極其偏頗的！   我們從國民黨長期以來的立論，以及馬政府這兩年的實際操作便可以看出這種偏頗：應當替勞工抵禦資方的勞委會，在國民黨重新取得政權後，變成資方的喉舌；應當替環境永續發聲的環保署，竟然替資本家護航，漠視其環境污染的行徑；而馬政府更不顧念一味開放會對產業與勞工造成衝擊，一意孤行地要推動ECFA。在這些事情上，我們看到民進黨堅守其應有的立場，替弱勢與環境說話。   蔡主席與民進黨中央的堅持，不但惹來國民黨與泛藍媒體的攻訐，民進黨內一些失意政客、投機份子與欠缺進步主義精神者，也不能理解。李文忠去年五月在《中國時報》的文章〈找回民進黨的兩岸主張〉就是犯了這種錯誤！李文忠說：「...開放才是硬道理，應更大步地往自由化、國際化、透明化方向走，鑒於中國在台灣對外經貿重要性，我們必須正面看待與中國的經貿往來。」   這種思維看似「硬道理」，其實是相當糊塗的！民進黨做為台灣主要的反對黨，有責任也有義務，要將國民黨刻意遮蓋起來有關一面倒向中國的一切利弊得失全部揭漏開來。香港的經驗告訴我們，中國資本在政治操作下湧入，造福的並不是一般市民，而是特殊利益階級。這一點在一年內也可以很快從台灣的失業率等方面看出來。少數人的股票得利，絕對不等於整體台灣人民的利益。民主進步黨若在兩岸事務上與國民黨同化，只看到優點、大吹法螺，卻沒看到缺點、提出警告，那就是自己棄絕經濟弱勢的選民！ 捍衛絕大部分公民的權益，是台灣派不能失去的志向。沒有公民，就沒有政權。一個為了爭奪政權，可以置大多數公民於不顧的政黨，是該被唾棄的！民主進步黨若想要站在只知道為社會經濟地位強勢者效勞的位置，那是絕對鬥不過國民黨的。民進黨若國民黨化，選民就沒有必要支持她，畢竟copy cat是沒有價值的！   今天，蔡主席來高雄，為挽回楊秋興盡最後一份心力。楊某人之所以鐵了心腸拼到底，一個原因是迷信某些民調，以為他可以挖到國民黨的票。為了爭取國民黨選民，他勢必要做出與民進黨政策相逕庭的行動，比方說：支持ECFA。他在上個月底，便曾經告訴媒體，他之所以沒有去參加反ECFA遊行，是因為他支持ECFA，相信與中國有更密切往來，對高雄是有利的。這或許是因為他身邊的南社友人力勸他不要在初選失敗後硬要繼續參選，而被疏遠；現在圍繞在他身邊的，不是主戰派，就是財團。因此，他從財團的角度出發，認為ECFA是好的。然而，就因為他把財團的利益，誤想為全民的利益，使他遠離了普羅大眾的真實感受。欠缺進步主義精神，使我們唾棄楊氏。   楊秋興叛離後，勢必有一些虎視眈眈者想趁機炒作。其中必不乏想左右民進黨方向，希望民進黨中國化者。我們必須聲明：中國化以及只顧財團利益，是全民利益於無物者，是與進步主義背道而馳，應該加以唾棄。蔡主席領導下的民進黨，方向是對的，希望他們堅持到底！

投書退出台灣小站聲明

本人因反對台灣小站出現一面倒地支持、鼓勵楊秋興破壞初選時的承諾，參選大高雄市長到底的現象，而站方也默許的行為，即起退出台灣小站（辭去一切頭銜，並且在該站封筆）。本人在該站所留下之文章，因已無法刪除，一概視為作廢，特此聲明！ 本聲明原張貼於台灣小站「台灣史專區」，因楊秋興幕僚表示將接管該專區，本人請站方關閉該專區。專區關閉後，聲明也跟著不見，遂又貼到南嘉生兄的聲明稿下方。但旋即又被站方移去「問題與討論區」，然後又被轉到「回收站」，也就是說：被扔掉了！因此，藉此部落格一角再度聲明之！

投書外交不是這樣辦的

馬總統對外交事物是個大外行。 無論馬總統如何吹噓自己的成就，一些危機的徵兆卻已明顯可見。台灣與瓜地馬拉總統的隨扈互相推擠、繳械、搜身，無論找什麼理由推給前朝，事實就是我國外交部人員沒有做好事先的溝通工作。主動取消與尼加拉瓜總統奧蒂嘉的會晤，儘管是因為對方三度變更行程，這種對邦交國的無禮行為，還是會埋下未來兩國外交不睦的後果。而奧蒂嘉的動作，顯明該國已經對我國的一些行為已經感到不滿。薩爾瓦多總統改派外長陪同馬總統，亦有顯示對我國的某些行徑不悅的意涵。馬總統在大吹大擂之際，已經讓我國的中美洲盟邦出現問題。 馬總統以為他只要和中國達成默契，邦交國就沒有在台北跟北京之間做選擇的空間，台灣就可以把錢省起來。這是他沒搞懂中國對中美洲盟邦的戰略。我國目前有23個邦交國，中美洲就佔了6個。2007年，中國為了讓台灣在中美洲崩盤，用最惠國待遇挖走了哥斯大黎加，作為第一張骨牌。根據美國學者Daniel Erikson今年5月27日發表研究，馬總統上任後三天兩頭掛在嘴邊的搞活路外交，反而使中美洲友邦認真思考跳船擁抱中國的時機是否已經成熟。 友邦支持台灣，是為了利益也是為了情誼。馬總統此次出訪破壞了不少情誼，又不肯給實惠的利益。「活路外交」恐怕會搞成死路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