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稱我是英雄，但我覺得自己像個怪物」一名曾在加薩作戰的以色列士兵，在接受《國土報》（Haaretz）訪問時如此形容自己。
從醫數十年，我不曾真正理解，一場戰爭竟能如此深刻地改變一個人的內在世界。
過去談到戰爭創傷，人們最熟悉的是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患者可能反覆做惡夢、聽到巨大聲響就驚恐、夜裡失眠、白天容易被拉回創傷現場。有些人變得易怒、情感麻木，也有人長期處於高度警戒狀態，難以真正放鬆。但近年精神醫學開始注意到另一種更複雜、也更難說出口的問題：道德創傷（moral injury）。
傳統 PTSD 的核心，多半是恐懼與生存威脅；道德創傷則更接近羞愧、自責與價值崩裂。《今日心理學》（Psychology Today）指出，道德創傷並不只是心理疾病，而是當一個人的道德準則與自身行為、所見所聞，甚至所屬體系發生劇烈衝突時，所造成的深層心理傷害。
造成這種創傷的原因，可能包括誤傷平民、暴力審訊、長期暴露於死亡場景、無法阻止虐待行為，或在極端壓力下做出違背自身價值觀的決定。有些人即使客觀上並無過失，仍可能長期陷入倖存者罪惡感與自我譴責。
近一年來，多名曾在加薩（GAZA）服役的以色列士兵坦言，自己在戰鬥後逐漸出現強烈的羞愧與自責。有人描述，在混亂中誤將孩童當成武裝份子掃射；也有人長期目睹暴力與羞辱，卻始終沒有出手阻止。部分人回到家後，不敢照鏡子、不敢面對家人，甚至開始認為自己不值得活下去。這些反應，其實已經不是單純 PTSD 能完全解釋的狀態。
很多創傷並不會在戰場當下立刻爆發。相反地，人在高度警戒與任務狀態下，往往還能靠著生存本能與軍隊結構撐住自己。真正的崩解，反而常在回家之後才開始。
有士兵因長期從事屍體辨識工作，而對垃圾袋、酒精棉片與某些氣味產生強烈觸發；有人在超市突然暴怒失控，也有人在博物館看到戰爭畫作後當場崩潰大哭。部分人開始失眠、酗酒、與家人疏離，甚至出現尿失禁、自傷與自殺意念。這些症狀之所以令人震撼，是因為創傷已不再停留於戰場，而是開始滲進日常生活。
有些創傷留下來的，甚至不是畫面，而是氣味、聲音與身體感覺。對部分士兵而言，焦肉味、直升機聲音、阿拉伯語，甚至只是夜裡突然傳來的聲響，都可能瞬間把人重新拉回戰場。這也意味著，現代戰爭的創傷與過去不同。它不再只是單一重大事件，而是長時間、反覆且持續的心理消耗。
部分以色列無人機操作員坦言：「地理上我們離戰場很遠，但心理上卻離得非常近。」他們長時間透過螢幕觀看攻擊、爆炸與死亡，也即時看見打擊結果。有人說，自己知道「有些屍體與自己的名字有關」。
其中一名高級預備役無人機軍官，在長期執行任務後逐漸崩潰，最終自殺身亡。另一名操作員則表示，自己在攻擊後才發現目標只是兩個孩子，「也許他們只是迷路，也許只是找食物」。許多人以為遠端作戰比較不會留下創傷，但對部分人而言，真正難以承受的，反而是自己沒有生命危險，卻仍必須決定別人的生死。
道德創傷經常與 PTSD、重度憂鬱、焦慮、失眠，以及酒精或藥物濫用等問題並存，並與自殺風險高度相關。它最困難的地方，在於患者往往不敢開口。很多士兵願意承認自己「害怕」，卻不願承認自己感到羞愧；因為羞愧意味著，他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已經變成另一種人。
不少士兵也擔心，一旦向同袍與朋友談論內心感受，會被視為懦夫、叛徒或不夠愛國。部分人要求退出戰鬥崗位時，甚至遭到羞辱、威脅或否定，這也是道德創傷比一般 PTSD 更容易慢性化的原因之一。很多人真正無法承受的，並不只是死亡威脅，而是開始無法接受自己：「我怎麼會變成這樣的人？」
道德創傷的處理方式，與典型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並不完全相同。PTSD 的治療，多半著重於降低恐懼反應與創傷記憶帶來的驚嚇；但道德創傷更困難的地方，在於患者往往長期陷入羞愧、自責與自我厭惡。
因此，治療不只是讓患者「不要再害怕」，而是幫助他重新理解自己曾經歷的事情，重新建立對自身與世界的信任。除了藥物與創傷治療外，同儕支持、家庭支持、團體治療與去污名化也同樣重要。許多患者真正需要的，不只是診斷，而是一個能安全談論羞愧、罪惡感與痛苦的空間。若長期壓抑、沉默，創傷往往更容易慢性化，甚至進一步走向酒精成癮、自我傷害與自殺。
台灣近年也持續討論對美軍事採購、國防準備與戰略嚇阻，但社會對戰爭後心理創傷、軍人精神健康與戰後復原的討論，仍相對有限。當我們談論武器、飛彈與作戰能力時，往往較少真正理解，戰爭除了死亡與傷亡之外，也可能長期改變一個人的內在世界。
戰爭最可怕的地方，有時不只是死亡，而是一個人開始無法接受自己曾經做過、看過，或默許過的事情。有些士兵離開了戰場，但戰場並沒有離開他們。
(作者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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