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九)

1962年秋，從金門回到台大校園，我好像變了個人。走在椰林大道，兩旁的建築物，似乎失去了往昔的莊嚴雅重；走進文學院拱廊入口，我再聞不到典雅的氣息，感受不到知識的重要及求知的驕傲。看著穿梭在校園裡穿著花花綠綠的女生、斯斯文文的男生，想著她（他）們被呵護成長的過去，有了一張文憑卻無生命的經驗，所學到的片斷知識又會有什麼用處？又如何面對未來漫長多舛生命的挑戰？ 我想到毛姆 (Somerset Maugham) 小說「剃刀邊緣」(Razor’s Edge)的故事及主人翁 Larry的感受。戰爭改變了他，他好學，更堅持生命經驗及意義的追尋。 在未婚妻的反對下，他拒絕傳統世俗的人生價值，決定拋棄物質生活的享受，走進人間，追尋他生命的意義。 之前，閱讀毛姆小說啟示了我對探索生命意義的興趣，金門戰地的經驗更加深我瞭解毛姆小說用意之深。 但在台灣我如何去尋覓生命的意義呢？

 

    大三這一學年，我的心情十分孤獨、傷感，與複雜。 一方面，我必須有一份工作的壓力，另一方面，我陷入了「少年維特的煩惱」。 一個二十四歲的年輕人，充滿想像、孤獨、傷感、困惑， 全身滿溢著熱情（passion），無處宣洩。 外文系的課程中，我只能學到語言、文學片斷的知識， 對生命意義又會有什麼用處？沒有生命的經驗可以找到生命的意義？ 生命中，沒有感情的慰藉，知性還有意義嗎？ 兩人的情愛必須有知性的相容性嗎？ 換言之，我渴求情愛的關係，我已經在想像裡墮入了「少年維特的煩惱」。

1962年秋天，陳明澤和我又在台大一起了。 但1961年秋天他退伍後找到了一份在美軍顧問團優渥的工作。我好奇地問，「那上學年你也註冊上課嗎？」。「當然啦！我邊讀書，邊工作，有時間才上課，我只考期中、期末考而已。」陳明澤以視為當然的口吻回答我。「你都不上課啊！」我不信地問。 「Yes!」他說。 「所修的課都及格嗎？」我再不信地問。 「Yes!」他驕傲地說

 

大三的心情使我對台大上課的興趣缺缺，決定先把系上及外系的必修課全部修完再說。系上的課，我和陳明澤只選修美國天主教修女Sister Josephine 的修辭學，我自己也另外選修了郭博信副教授的一門課。 外系的選修課程，我幾乎不上課，期中及期末考時，向不同女同學借筆記，參考複習一下就應試了。當時台大上課老師不點名，這一點校風堪稱「自由」，但因國民黨倉促撤退來台，學術人才稀少，阿貓阿狗的講師、教授都在學校中濫竽充數；上課內容千篇一律，年復一年，因此也不敢嚴格要求，學生考試，大都全部及格，皆大歡喜。

 

Sister Josephine 的修辭學顯然不是她的專才，因為每星期上課時她都只發給我們兩張條列式修辭學類型的原則或規則，要我們死背下來。上課時他就點名要同學站起來說明講義中第幾條的內容。 同學都乖乖地背給她聽。 有一次，她叫到陳明澤，要他說明講義第幾條的內容時，陳明澤站著背不出來，但不久後，陳明澤突然說，” If you give me a wrong sentence, I will correct it for you.” Sister Josephine 有點老羞成怒的樣子。我長期不屑死背讀書方法的激憤頓時爆發，這時，我舉起手來說，” He is right. Just to ask us to regurgitate the rule is not a way to learn.” 這時她真的老羞成怒了厲聲說，” I did not ask you！” 很多女同學看到老師動怒，緊張地要我不要再說了。Sister Josephine 指著我， ” You answer page 1, number 10.” “I am sorry.  Again if you give me a wrong sentence ,  I might be able to correct it for you.”  我順著陳明澤的道理回應。 周邊女同學個個急著勸阻我不要再發言了，有的還扯著我的手，要我不要說。 這時怒氣沖沖的Sister Josephine 大聲地說，” You get out!” 我二話不說，昂然走出了教室。

 

這事件後，陳明澤和我被同學以異類眼光視之，走在校園，碰到同學時，他們都表現出欲言又止的樣子，好像要教訓我們一頓，但又不敢。 是不是這些同學想告訴我們死背知識，本就是天經地義的讀書學習方法？老師要我們背修辭學的規則也沒有不對？ 學生答不出來是自己的問題，為什麼還抗議？ 向老師說那番不禮貌的話，應該嗎？ 我懷疑。

 

暫時把鏡頭轉到2011年，49年後的一天，我在台南長榮大學演講，結束討論後，有一位聽眾上台來，我一看還記得是我以前東海生物系的吳姓學生，現在已是為人師表。 他說他修過我教的演化學。 當時，我曾要他們閱讀三本有關演化的課外讀物。 他也曾努力地讀，但是讀了半天仍摸不出頭緒，不知如何是好，因為背書是他大三時唯一知道的讀書學習方法。 現在他感謝我，並拿出了一封信遞給我，誠懇地說，「謝謝老師。」

 

以下是這位吳姓學生親筆信的逐字內容，我只把他的名字及執教的學校劃掉而已。

 

 

我講出這段真實的生命故事，目的是用來佐證49年前上述我對台大同學在知識、教育、傳統觀念的懷疑，也是用來佐證，在1997年吳姓學生從東海畢業前，台灣的教育和大部學生還是以「背書」為讀書學習的唯一方法，並視為當然？ 我曾在東海、台大執教多年，碰到學生無數，相信至今大部分的學生仍毫不懷疑背書、補習仍是讀書學習的方法。有次與台大法律系畢業的高材生，哈佛博士，前任僑委會委員長張富美聊天，她也同意當時學生讀書的方法是背書和補習。她告訴我有位北一女高材生，台大外文系畢業，雲林同鄉好友，曾告訴她說，她讀書都是用背的，連在高中時，數學也是用背的。我好奇地問，「數學怎麼背啊！」

 

對於吳姓同學的表白，我當然非常高興，至少我啟發了一個學生， 啟發他的不是演化學知識的事實，而是啟發他讀書學習的方法，播下他自我學習興趣的種子。 演化學事實的知識，一本圖文並茂的教科書可以說明得比我更清楚。所以我當教授時，常向學生說「老師無用論」，不是說來自貶，或對老師的不敬，而是因為我知道，知識的本質不斷地變動。 老師不好學，不持續自學，很快就會被知識淘汰。 教育真正的目的，該是培養學生評述判斷的能力（critical thinking）及自學的能力。事實是知識，而非智慧。如果老師只會教事實的知識，要求學生把事實背得滾瓜爛熟的教法，只是把教育當作應付一時考試的工具而已，考試結束了，還剩下多少？  所以一個好老師的角色，與其是「傳遞事實」，不如是「啟發」 (inspiration）。”The role of a good teacher is not so much to instruct，as to inspire.” 這句名言是寫在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入口的拱門上。Silent Spring(寂靜的春天)作者Rachel Carson曾說，「老師引導學生『感受』（to feel）的能力比『知道』(to know)更重要」。 我喜歡的詩人 Robert Frost也有一句教育名言，” I am not a teacher but an awakener.” 「我不是老師，而是喚醒者」。 這才是「老師」的定義。

 

這位吳姓學生坦誠的告白，道出他生命成長的過程。 他那句我「改變了他的生命」，讓我感受到了猶太人的一句話，「救了一人，就是救了全世界」的感動和驕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