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途茫茫之際，意想不到的事情奇蹟似地發生了。大四第一學期結束前，系上公布第二學期新開的一門課程 – 「美國文學」，由美國Goshen College（哥森學院）英文系教授 Sam Yoder 執教。他到越南大學當了一年的Fulbright教授，結束回美前，同意來台大教一學期的 「美國文學」。 我特別找到Goshen College 及Prof. Sam Yoder簡單資料，知道Goshen College 在美中西部是一所門諾教會 (Mennonite Church) 創辦的學校，也是公認優秀的小博雅學院(Liberal arts college)。 美國文學一課是Yoder 教授的專門課程。 我記得從閱讀羅素及史懷哲有關反戰的和平主義書籍中，初步瞭解美國除了貴格教會外，門諾教會也是積極反戰的基督教派。早期門諾教會派遣傳教士至世界各地偏遠地區宣揚教義。在台灣，他們在台北、台中、花蓮地區設立了幾個門諾教會傳教。另外，瞭解花蓮地區原住民醫療設施缺乏，也特地在花蓮設立了門諾醫院照顧原住民。 但基於台灣政治情況，門諾教會很少強調反戰和平主義的教義。
選修這門課的同學不多。因為當時系上課程，強調的都是以英國文學為主；而我個人以前對美國文學的粗淺瞭解都是從看電影來的，如Arthur Miller 的 “Death of a Salesman”「推銷員之死」、John Steinbeck的 “The Grapes of Wrath”「 憤怒的葡萄」等，對美國文學認識不多，因此對這門課程特別感到興趣，並且很興奮在外文系畢業前，能透過這門課程有系統地認識美國文學。
Yoder教授一開始介紹英國文學與美國文學在美國的發展歷史。他說幾乎美國革命獨立後，至1900年之一百多年間，學術界及大學課程只教授希臘經典和英國文學，拒絕接受美國文學一詞。 他發的講義中，有一個例子我永遠不會忘掉，是1873年由John Seely Hart 所寫的少數教科書之一， ” A Manual of American Literature” （「美國文學手冊」）。書中，Hart教授給「美國文學」下的定義是「在美國土地上寫的英國文學的一部份」。 「甚至到1900年代，」Yoder 教授無奈的說，「有一書評家說，『美國沒有所謂的美國文學，除非那些原住民在石頭上及樺樹皮上的塗鴉被分類為文藝作品』。」我相信Yoder教授一定很難認同他的先民獨立後經過一百多年後，仍對自己的文化如此沒有信心。
Yoder教授對這段長達100多年的美國文學發展歷史的闡釋，震撼了我，不僅影響了我對台灣文學的看法，也粉碎了我對台灣與中國文化關係的神話。當時我也想在課堂問他對中國文學與台灣文學的看法，但我一直提不出勇氣。 課後，我悄悄地告訴他說，從1949年國民黨撤退來台後，國民黨政府否定台灣文學的存在，只強調中國古典文學及中國人寫的東西。 台灣文人所寫作品都被視為中國文學的一部分，如同早期的美國情況。 Yoder 教授聽後十分驚訝，但他沈思了一下後，急著提出了解釋說，「不過美國文學作品並不是因為政治的因素而受到歧視…」 我打斷了他的話，「台灣文學受到歧視是政治的因素啊！」 他皺起眉頭，支吾了幾句後說，”I do not know.” 這樣的回答，我可瞭解，因為可能他對中國文學和台灣文學一無所知，對台灣政治也知道不多或不想介入。不過，有一次我問他，美國南北內戰的原因是林肯總統堅持黑人民權的正義，或是因為美國南北經濟發展的矛盾而發生？Yoder 教授聽了後想了一陣子，皺起眉頭說，” I do not know. ”回想起來，我現在才知道，我以二分法問這個問題的幼稚；他說不知道也不是他真的不知道，而是因為他對知識的真誠態度。這種複雜的政治、社會、經濟、民權的問題不是兩分法黑或白、漢或賊的問題，也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得清楚的。 我相信一個對知識有真誠態度和瞭解的教授，「I do not know」是最誠實的回答。
每次上完課，只有我上前問他很多問題。 一次我提到門諾教會的反戰神學，他很驚訝我知道門諾教會反戰和平主義的教義，開始很驕傲地向我說明門諾教會是16世紀歐洲新教激進改革派Anabaptists（再洗禮派）的信徒，要求信徒能自主表達信仰的告白，因此反對嬰兒洗禮的教義。談到他所信仰的宗教教義，Yoder教授說得滔滔不絕，最後告訴我說，「我們教會從16世紀後都受到天主教及其他教派的迫害才逃到美國，因為我們反對戰爭的暴力，崇尚和平。我們拒絕手拿刀槍，拒絕參與軍事活動。」一生腦中把戰爭視為當然，又經歷金門當兵的我，當時聽這番話的當下，非常的感動、震撼，心想，世界上居然有這種教會，有這種教授，有這種事啊！
學期結束最後一堂課後，Yoder 教授走到我的面前說，「Why don’t you come to Goshen for a year? We could offer you a tuition scholarship. ”（你願意來Goshen念一年書嗎？我們可以提供你免學費獎學金。） “ I’d love to，”我興奮地說。 他說回去後會安排學校國際學生處Viola Good主任，隔年初到台灣來面試我，可以來得及在1965年秋季到Goshen入學。
1964年8月前，除非我能拿到獎學金，我看不到任何出國留學的可能性。 Yoder教授決定順道，從越南來台大停留四個月再回美，與我也素昧平生，在特定時空，兩個生命的相遇改變了我的際遇，也改變我的生命，是否巧合？ I do not know. 我記得一位著名物理學家曾說過，「在宇宙中，兩個粒子的相碰並不是偶然的，是有因果的關係。」 我想，如果在宇宙數十億、數百億粒子中，兩個看不到，毫不相關的粒子相互碰在一起，是有因果關係的話，那麼兩個無數粒子組合的生命，他們的相碰（encounter）絕非偶然。什麼樣的因果關係呢？有什麼生命的意義呢？ I do not know. 這就是生命的奧秘啊！
生命的點滴，有否意義？生命的走向，誰可預料？ 我隨機閱讀到史懷哲的反戰和平主義理念，及上課時的專注和好問，竟在特定的時空，發生冥冥中的影響，引導我與一位來自主張反戰和平主義教派的教授發生了共鳴，主動提供獎學金而改變我的一生。 改變生命軌跡是隨機湊巧的際遇，或是命中注定的氣數？I do not know. 地確，我不知道，我也膽敢說，沒有人知道。我們只能透過自己有限的觀察、閱讀、經驗的認知，道出自以為是的「人生智慧」。 個體生命如此複雜，變數如此之多，如何活出生命的意義（How to live?）是個大哉問。 它絕無標準答案，更無正確答案，遑論集體生命形成的社會、國家？個人生命刻骨銘心的起伏，社會國家重複愚昧、悲情、血淚的興衰，只是人類不斷地敘述、欷噓、廻腸蕩氣的故事？
我只能在熱愛生命的前提下，摸索我不確定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