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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書只有香如故-----林義雄寫給台灣人民的家書

只有香如故一一林義雄寫給台灣人民的家書 2014年318太陽花學運熾烈地展開，林義雄每天前往立法院現場，他只是靜靜地坐着，表達對學生們的支持，沒有說太多的話。他經過長期沉澱，要和台灣人民說的話，都已經寫在太陽花學運爆發前不久所出的新書。 《只有香如故》整本書，林義雄都是以寫給血案倖存者女兒奐均家書的形式來呈現，但是所寫的內容涉及家中私情的部份絶少。他從人、自然、同伴，一直談到社會和國家，他所講述的，是關於一個理想國度和它的人民，是關於台灣這個苦難國家，以及生活在其中的苦悶人民如何自處，如何面對及開創台灣的未來，如何成為一個有尊嚴、有貢獻的世界公民。 林義雄內歛的性格讓他不願意以人民的導師自居，但確實非常多的台灣人，是把他的經歷和遭遇當作這塊土地悲情苦難的譯本，而林義雄本人也堅持用他的一生，來示範身為台灣人的精神價值。藉著寫給女兒的家書，林義雄體系性地闡述他從人生淬錬出來的真實體悟，其實這也是他要送給台灣人民最真情的禮物。 雖然身處社會與國家的羅網之中，終究要面對生活群體的共同命運，但是林義雄用非常多的篇章，談生死觀，談個人德性，談心靈探索，談人生修養，談最基本的人際往來，包括朋友、男女、婚姻、家庭等等，因為在集體苦難下接受考驗的是每一個個體的靈魂，而個別靈魂外顯的國民素質總合，也最終決定這個國家，甚至全人類的命運。 面對個人人生和群體生活的嚴肅議題，可能沈重得讓許多人選擇逃避，但如果這生命的旅途有由古至今的賢人智者陪伴同行，在跨越每個迷惘的時刻，就能夠不時發現一串串智慧的火花，體驗一陣陣豁然開朗的驚喜。在我們生命探索的旅程裏，林義雄無疑也不吝扮演這樣一位陪伴者的角色，同時在他的引介邀請之下，更多的賢人智者，從老子、莊子，到西塞羅、尼釆、康德、叔本華、蒙田、赫胥黎、托爾斯泰、甘地、赫塞、杜斯妥也夫斯基等等，都在書中不同的章節和讀者同行，徬彿是生命旅途的同伴，讓我們不覺得孤單。 承擔起台灣的苦難歷史，林義雄在社會普徧覺醒之前投入險悪的政治，換來慘絶人寰的家庭悲劇，讓他不得不直視生命最原始的本質，以及個人和社會、國家之間複雜的辯證關係。在生命沈潛的日子裏，他和先賢哲人陪伴的時間，遠多過於和世俗人士的交往。雖然他後來仍然以在野黨主席的身份，和台灣人民共同完成歷史上第一次政黨輪替，但他始終更像生命的哲人，而不是一位政治的權者。不過刻骨銘心的政治歷程，也讓他的生命觀照，不會流於避世隱者的消極無為，而是充滿追求理想國度的實踐精神。 書名《只有香如故》的這個「香」，對於林義雄來說，是一種擇善的固執，一項堅持的操守，一身高潔的風骨，一點護持的理念，一股昂揚的正氣，一腔不滅的勇氟，一顆高潔的靈魂，亦是一項義無反顧的捍衛，和一種心底深切的認知。 但是，林義雄新書的價值，不在於他書裡所標舉的高超境界，而在於他以一輩子的生命實踐，來告訴他魂繫夢牽的家人和同胞︰是的，這是一個理想的國度，人的一生就是邁向理想國度(林義雄有時候也稱之為神的國度)的旅程，而這正是他自己所定下來的人生目的，同時也號召眾人同行。 這是一位宗教家和薛西弗斯式悲劇英雄的告白和召喚。

投書領袖震怒，都是監聽惹的禍

這裡要講的，不是馬英九和王金平九月政爭的事。但會提到這事情，的確和九月有關。   九月底，我應邀到德國演講，先到法蘭克福，後到柏林。本來幾個月前，約定要講的題目，是有關台灣媒體環境以及反媒體壟斷的內容。但九月下旬出發前，馬王之爭已經爆發，而且一發不可收拾。我臨時決定改題目，談司法關說，談濫權監聽，談不分區立委被開除黨籍是否喪失國會議員資格的問題，以及可能是政爭導火線的服務貿易協定。事實上，不管是台僑場，或是德國聽眾場，這些話題都引起極大的興趣和熱烈的討論。   可是我這裡要講的，不是這些，而是關於我在柏林停留期間所住的一棟歷史建築，以及曾經住過這裡的一位歷史人物的故事。   9月22日晚上，我從法蘭克福搭歐洲特快車抵達柏林車站。主辦單位負責人開車送我們一行人到郊區Dahlem的住處。     那是一棟百年紅磚大屋，大片紅瓦屋頂斜陡下來，一直到整個建築物的腰部，簷上、簷下分別是兩層樓，簷上的兩層各自開了白格大窗，從紅瓦間探伸出來，最上層應該還有一排小閣樓。沿著主牆的紅磚階梯上了二樓大門，入口便是客廳。原本的一樓，感覺上就像是地下室。   在客廳迎接我們的管理員哈特曼女士(Fr. Hartman)開口便介紹說，這是以前教區牧師尼莫洛(Martin Niemöller)的神職宿舍。後來他也是在此被捕，成為「領袖個人囚犯(persönlicher Gefangener des Führers)」。我聽到尼莫洛的名字，一時間目瞪口呆，感覺難以置信。   尼莫洛牧師是德國納粹時期教會反對運動最重要的領導人之一，他的一首詩，全世界反抗專制暴政的人士大多可以朗朗上口，在台灣也不例外。1976或1977年，我在德國海德堡參與編輯歐洲台灣同鄉會會刊《鄉訊》時，就曾經接觸過這首詩。   現在名為「和平中心(Friedenszentrum)」的尼莫洛故居二樓工作室，牆上仍掛著這這首詩︰   Als die Nazis die Kommunisten           holten,                                              當納粹抓共產黨人，    habe ich geschwiegen;                                      我靜默無聲； Ich war ja kein Kommunist.                            我，不是共產黨人。   Als sie die Sozialdemokraten       einsperrten,                                               當他們關社會民主黨人，   habe ich geschwiegen;                                       我靜默無聲； Ich war ja kein Sozialdemokrat.                   我，不是社會民主黨人。   Als sie die Gewerkschafter                     holten,                                                           當他們抓工會人士，    habe ich geschwiegen;                                     我靜默無聲； Ich war ja kein Gewerkschafter.                     我，不是工會人士。   Als sie mich holten,                              當他們的魔爪伸向我， gab es keinen mehr,                                  再也沒有人 der protestieren konnte.                           可以出面抗議了。   正如同這首詩所透露的，尼莫洛牧師並非一開始就是反對專制暴政的民主人士。   1892年，尼莫洛出生在一個路德教派的牧師家庭，因為童年夢想，於1910年投效皇家海軍，1915年，他成為尉級軍官，自願加入潛艇部隊，並且投進前線戰場。一次大戰結束前，他已升任潛艇艇長，但終戰後對威瑪共和的不適應，以及不滿政府將潛艇作為對英國的戰爭賠償，於是憤而離開海軍。他先想轉任教職，很快因為戰後通貨膨脹，不得不放棄。隨後決定進入教會工作，先到大學唸神學，這期間他還參加過對抗工人運動的組織。   1924年，尼莫洛被正式授予神職，並且在之後的幾年，積極參與教會的社區甚至政治活動，1929年他當選Münster市市議員，而且是市議會基督教黨團的黨鞭，這些經驗對他後來組織教會對政府的反對運動有很大幫助。1931年，他接受柏林Dahlem教區的聘請，成為這個教區的第三位牧師。   在世紀交替前，Dahlem原本是由佃農耕作的田地，1900年開始，政府決定不再放租土地，而是進行分割，做為花園宅院的建地。位在今天Pacelli大道旁的尼莫洛牧師舊居就是1910年，由建築師Straumer所設計建造的。到了1931年，Dahlem已經是德國最富有的教區之一，許多知名人物，特別是政府高官、貴族、將軍、大學教授(今天的柏林自由大學校區也在此)，都紛紛搬來這個綠意盎然、風雅高貴的別墅區。同時，Dahlem也是著名藝術家、戲劇演員聚集之處。是這樣的特殊環境，讓Dahlem教區以及它的教區牧師在納粹時期的反對運動中，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   由於對威瑪共和的不信任，尼莫洛牧師自己承認，早先選舉時，票都投給納粹黨人。可是當納粹透過「德國基督徒(die Deutschen Christen)」的運作，要把所有原本以社區為宗教生活主體的基督教會組織，改變成由上往下一條鞭，由隸屬在政府底下的一位教會領袖所領導的統一教會時，就激起基層教會的反抗。特別是納粹化後的官方教會，以人種而非信仰區隔基督徒與猶太人，甚至於出現要把充滿猶太思維的舊約聖經逐出教會禮拜的聲音，更是引發許多牧師的強烈不滿。在柏林，幾位知名牧師就是在Dahlem尼莫洛牧師宿舍商議發起成立「牧師緊急聯盟(der Pfarrernotbund)」，並由尼莫洛起草聲明，呼籲全國牧師加入聯盟，並且簽署承諾，只根據聖經的話語來執行牧師職務，並且矢志團結，協助因此而遭受迫害的牧師。「緊急聯盟」後來架構一個「兄弟委員會(Bruderrat)」來運作，由尼莫洛擔任主席。   當時尼莫洛的牧師工作室已遭到竊廳，「緊急聯盟」的討論是在二樓廚房牆隙的一個小餐桌上進行的。這個小餐桌至今仍然保留。     在納粹政權的威脅利誘以及滲透離間下，「德國基督徒」逐漸取得多數地方教會的領導權，並把它們納入官方教會系統。一些力拒納編，自認為正信教會(die Bekennende Kirche)的地方教區，於是引用「教會緊急抵抗權」，另外建構一個由下而上的全國性教會組織，領導機構稱之為「福音教會委員會(Rat der Evangelischen Kirche)」，尼莫洛是領導的六位委員之一。正信教會召開自己的宗教會議，根據宗教會議的決議，按自己的方式宣教，甚至開辦自己的大學，訓練自己的神職人員，儼然和官方教會正面對立。   1934年1月25日，希特勒為了緩和與教會間的緊張關係，同意接見一些教會領袖，其中包括作為反對派主將的尼莫洛。不料見面時，希特勒大發雷霆，唸了一段當天早上從尼莫洛辦公室裡竊聽到的電話。   那是尼莫洛與同事間的一段話，電話裡尼莫洛說，「我們已經埋好地雷，事情不會再有差錯。早上總理(即希特勒)會去見總統(即興登堡)，去領最後的…膏禮(Ölung)。」   這段談話的背景是，一些教會領袖聯名寫了一紙備忘錄給興登堡總統(一戰英雄)，他們期待興登堡總統可以影響希特勒，讓倒行逆施的官方教會大主教下台。尼莫洛澄清，「膏禮」兩個字不是他講的，是他急著要離開，別人接過電話，順著他的語氣插進來的。可是希特勒已經暴跳如雷，因為對信奉天主教的希特勒來說，「領膏禮」的說法等於詛咒他生重病。此外，這段話也撩撥了他和孚重望的興登堡總統之間，本來就已經緊張的關係。在言語交鋒中，尼莫洛也把他所有要講的話都宣洩出來。從此，希特勒長期痛恨尼莫洛。   1934年開始，繼共產黨人、社會民主黨人、民主人士及猶太人之後，正信教會人士也開始被視為國家敵人(Staatsfeinde)，陸續有人被逮捕。   尼莫洛則是等到1937年7月1日，在大約40個案子都牽扯到他之後，先是房子被搜索，接著本人被逮捕。被告發的罪名其中一項，是指控他違反一條俾斯麥時期所定的法律，要求牧師不可表達政治立場。尼莫洛被捕，在德國內外，都引發聲援的浪潮。   1938年3月2日，尼莫洛案子宣判，他被處7個月徒刑以及2,000帝國馬克罰鍰。這是很輕的判決，他被關的時間都超過了七個月。可是當尼莫洛步出監獄，「蓋世太保(Gestapo)」在大門口等他，宣稱他是「領袖個人囚犯」，隨即將他送往柏林附近的Sachsenhausen集中營。1941年，他被轉往慕尼黑附近的Dachau集中營，一直到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為止，他存活了下來。戰後，尼莫洛成為反對核武的指標性人物，這應該也是Dahlem故居，現在除了是他的紀念館外，同時也作為「和平中心」的緣故。   在德國停留期間，我聽到Fr. Hartman說尼莫洛作為「領袖個人囚犯」，被關在集中營，一直不得其解。回到台灣，翻了一下1982年「和平中心」開幕時紀念展彙集的文字資料，才赫然發現希特勒因竊聽尼莫洛電話而引發兩人之間爭吵的故事，突然覺得，怎麼和馬英九與王金平吵架的過程那麼相像。   我完全無意要把馬英九比做希特勒，王金平更不會是尼莫洛，只是我始終以為，在特偵組的監聽內容中，一定還有沒被公布的一段，那才是馬英九氣急敗壞，非讓王金平「一招斃命」不可的真正原因。

投書我的89年第一次中國行

新頭殼網站報導了香港資深媒體人廖建明新近出版的「我的首次中國行(My First Trip To China)」(http://newtalk.tw/news/2013/01/08/32668.html)。這本書串集了30位現代知名記者、學者、官員、商界人士以及海外華人第一次到中國旅行的體驗。   今天到中國的旅行者已如過江之鯽，沒有太多稀奇，甚至不會帶來感動。可是改革開放以前的中國，既神秘，又難至。少數獲得邀請或取得旅行許可的西方人士，第一次到中國，總是戒慎恐懼，好像面對生命大事。特別是記者、學者等知識菁英，去之前都充分準備，旅行途中仔細觀察，再回到西方世界，則是諸多感觸。     我也有自己的第一次中國行。但當時事出突然，我停留不到48小時，算是大事件裡的一個小過程。這一趟去中國，事前幾無準備，停留期間枯守旅館，然後迅速離開中國，似乎沒有留下什麼印象。   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後，徐璐和黃德北在北京採訪。黃德北因為和事件後在逃的學生領袖王丹見面，在7月3日被捕，徐璐則被國安局約談。   當時我在自立報系政治經濟研究室任職，他們兩人都是研究室成員。出事後，報社立刻展開救援行動，可是遠水救不了近火，連通訊都有顧忌。剛好在美國訪問的社長吳豐山和總編輯李永得，敲鑼打鼓向國際媒體控訴中國的惡行，並且申請要進中國，都被拒絕了。於是發行人吳樹民另外指派我，靜悄悄地從東京設法進去，   我在7月10日上午離開台北，迅速在東京取得許可，轉搭西北航空的班機進北京。整部波音747的飛機空蕩蕩，沒坐幾個人，六四後一個月了，飛機主要還是在接運要逃離北京的外國居留者。   晚上八點左右，我抵達王府飯店。徐璐和黃德北原本住在和平賓館，因為經歷兩次半夜的臨檢騷擾以及後來黃德北在街上被架走，徐璐和一些同業搬到王府飯店，以為這間飯店有外資，比較安全。不過，後來我聽說王府飯店的中方老闆是國安局，不由得苦笑了。   中國本來就不是個透明的法治國家，六四後更是風聲鶴唳，黃德北這個時候被逮，大家都感到事態嚴重，不曉得什麼時候會放人。我是因為同事出事無論如何必須趕到北京，其實也不知道如何處理起，總是做了在北京長期抗戰的心理準備。卻沒有料到，一抵達飯店，就聽到台灣方面傳來中共即將放人的消息。我一方面鬆了一口氣，但似乎也有一絲失望，總之，是一種荒謬、無力的感覺。   第二天，徐璐在一群台灣記者陪同下，被傳喚到北京市國安局接受「限期出境令」，而黃德北則在此時被遣送到香港。7月12日早上，我陪同徐璐離開北京飛香港和黃德北會合。   我的第一次中國行就這樣草草結束，下一次再到中國，已經是2012年。

投書壟斷兼併聲中新聞專業如風中之燭(下)

無論如何，私營媒體總是會面臨私利與公益的衝突，為了處理或避免這樣的衝突，除了訴諸新聞專業的傳統之外，有的歐美報業也會從制度上發展出不同處理方式。   從政治上著手，某些媒體公共化是一條途徑。法國的法新社是公共性質的新聞通訊社，歐洲國家有強大的公共廣電媒體，但公共的報業則幾乎沒有聽說。   可是歐洲國家有一些著名的報紙，是由非營利的基金會持有的，例如英國的衛報和德國的法蘭克福廣訊報。它們雖然是公司型態，但股份持有則完全控制在基金會手裡，而且明言是為了讓媒體維持獨立自主。   七O年代德國報業兼併風大起，於是有了「內部新聞自由」與「外部新聞自由」的討論，成果則是有十來家報紙或雜誌訂定「編輯室公約」，其中比較著名的媒體包括法蘭克福廣訊報、時代周報及南德日報。「編輯室公約」是一種由資方與編輯部簽署的合約，主要內容包括報社立場、編輯權在發行人、編輯及記者之間的分配，還有編輯部重要人事的產生方式等等。有的公約還觸及廣告和所有權移轉的議題。   德國的「編輯室公約」運動不算成功，1991年底剩下只有九家簽有「編輯室公約」，想把「編輯室公約」入法的努力也沒有結果。1994年台灣「自立抗爭」事件因提出「編輯室公約」的訴求，提升了抗爭的正當性，資方一度同意，但缺乏真正簽署的誠意，而告功敗垂成。意外的是後來公視正式簽了「編輯室公約」，其實公共媒體若有依其立法精神運作，本來就應堅持專業自主，是無須簽這類公約的。後來中央社的專業規章也是同樣的道理。   德語區發行量最大的雜誌明鏡週刊當年在討論「編輯室公約」時，則是採取另種作法，以保障編輯部成員在相關問題上的發言權。他們為員工成立一家參股公司，取得明鏡週刊相當比例的股份。   另一個從所有權著手，向大眾募資，要防止報業兼併壟斷的例子是德國的taz(die tageszeitung)，它用合作社的概念，成員多達一萬一千個人，報社內的組織大體遵循基層民主的精神，雖然一路走來跌跌撞撞，但三、四十年下來，也維持了一個有一定影響力的左派報紙。   至於法國的世界報、解放報，雖然終究無法阻止資本家入股，但還是在編輯部門主管的產生方式上，堅持專業自主的方式。   網路科技的不斷發展以及媒體受眾行為模式的轉變，為媒體專業自主又開啟了另外的可能性。媒體進入資本門檻的降低，使得新聞工作者不仰賴大資本家資金而自行經營媒體的可能性出現曙光，但得以成功的經營模式還在探索之中。   美國的ProPublica，先是靠慈善家Sandler夫婦的大筆挹注，打出調查報導的名號，連奪兩年普立茲新聞獎，現在已有更多其他來源的捐款，可以進行更多的專業報導。   法國的網路媒體Mediapart由五位記者創辦，目前有二、三十位記者及四百位支持者供稿，有特定政治定位，走深度報導及分析的路線，財務靠訂戶的訂費支撐，據說現在已經可以平衡。   在台灣，新頭殼newtalk新聞網站也是由記者創辦，將媒體定位為社會企業，訴求專業自主，至今也已穩健走過三年。   觀察台灣媒體發展的趨勢，旺中企圖購併系統台，聯合報系發展網路及電視，王雪紅已實質掌控TVBS，正展現對媒體更大的企圖心，前陣子傳出郭台銘有意購買東森電視，現在則是黎智英有意脫手蘋果日報及壹週刊，有能力承購的也必然是大財團，在這樣的財團兼併風下，台灣的媒體拼圖會更好嗎？台灣的民眾可以獲得更好的新聞品質嗎？台灣迄今沒有發展出好的新聞專業的傳統，假如想到未來這些大財團的經濟利益將會如何主導台灣的新聞走向，頭腦清明的人，是會擔心到全身顫抖的。   如何在現有的媒體內部鼓勵新聞專業自主，在現有媒體之外，發展並支持台灣的獨立媒體，已經是刻不容緩的課題。(下)

投書壟斷兼併聲中新聞專業如風中之燭(上)

解嚴之後，台灣開始有政黨競爭，媒體也群起爭鳴。美國人權組織「自由之家」這幾年都把台灣列為亞洲享有充分新聞自由的國家，但是最近眾所關注的「旺中案」卻讓人擔心，這裡所說的新聞自由會不會只是報老闆的新聞自由。   新聞圈內的人大多有聽聞，這期間電視台絕少，或完全避掉「旺中」的負面新聞，是因為有與旺中相關的人打電話關切。他們這麼聽話，是因為電視頻道的生計，掌握在已形成壟斷的系統商手裡。今天經營電視頻道的都是商人，他們懂得趨吉避凶的道理，他們更關心自己的經濟利益，對於在台灣號稱是充分的新聞自由，他們這裡看到的，是要編輯部不要報導的自由。   從媒體的內部觀察，要報導什麼或不報導什麼的新聞自由，不見得是掌握在負責新聞的編輯部門手裡。如果不懂得尊重新聞專業，所謂新聞自由，其實就是媒體所有者利用新聞保護自己經濟利益，甚至恣意妄為的自由。旺中媒體集團處理「黃國昌走路工」事件的粗暴，正好赤裸裸顯示出編輯權臣服於所有權的尷尬事實   旺中事件是因為蔡老闆的行事風格，讓新聞專業或新聞自主的問題比較清楚突顯出來，但如果認真觀察，就會發現，媒體內部所有權與編輯權的矛盾，其實還滿普遍，旺中集團當然不是唯一的案例。   私有財產制下的新聞媒體既是營利的企業，但也被期待扮演社會公器；它所生產出來的新聞，既是商品，又被認為必須具有公共性。這樣時而衝突的雙重性，正是媒體這行業最吸引人，但也最折磨人的地方。   如何處理這種雙重性所可能引發出來的衝突，並沒有一致的答案。但調理所有權與編輯權的方式，卻往往與媒體的風格相對應，當然有高下之分。   歐美國家有比較悠久的私營報業歷史，許多重要媒體存在都上百年了，在這裡，除了市場機制之外，傳統也扮演相當的角色。許多優質報紙，靠的就是尊重專業的傳統，甚至於這個優良傳統正是他們最大的市場優勢。但不是所有媒體都有這種幸運。   媒體易主時，是所有權和編輯權最容易起衝突的時間點。但有悠久歷史的英美報業，原來的經營者通常會慎選能夠尊重原本媒體傳統的買主，而繼承的買主也大都會公開承諾尊重原有的報風報格，尊重編輯部職權，甚至聘任具有清望的社會賢達擔任董事，以監督上述承諾的實現。   總編輯往往是一個媒體事業成敗的關鍵，位高權重。報老闆有權任免總編輯，掌握財政權，可以決定報紙大政方針，但是歐美的傳統就是編務獨立，報老闆通常不會干預新聞部門的日常作業，遇有這種情形，總編輯也大都會予以拒絕，否則傳出去，會被部屬及同業恥笑。但既然是媒體成敗關鍵，總編輯也無法自外於市場的壓力，必須具有平衡現實與理想的能力。   不過，不管是模式或傳統，總是會有修正，甚至例外的情況。   1980年梅鐸買下英國泰晤士報，以及前幾年買下美國的華爾街日報，大致依照這樣的模式，尊重傳統，維持編輯部獨立。但他買下英國太陽報時可就不是這樣的態度，他甚至公開講，「我不是為了不干預而買太陽報的」，事實上太陽報被買下來後，政治立場做了180度轉變。這應該是因為太陽報當時報齡還淺，也不是質報的緣故。(上)

投書如何反壟斷?「新頭殼」就是我們的具體答覆

2012年9月1日，因「旺中案」而起的反媒體壟斷大遊行上路，18年前「自立抗爭事件」、「為新聞自主而走」的許多老靈魂又被召喚重返街道。   雖然近來旺中集團若干荒腔走板的行為，激起9月1日當天活動熱情的參與，但還是有不少人在問：遊行能改變什麼？18年前颱風天的「為新聞自主而走」的行動，又曾經改變過什麼？   1994年的「為新聞自主而走」雖起因於「自立事件」，但規劃整個活動的「901新聞自主推動小組」卻是跨媒體的。「901為新聞自主而走」有三大訴求，「落實內部新聞自由」、「推動編輯室公約」及「催生新聞專業組織」，這三個訴求邏輯上環環相扣，並且有具體要落實的行動目標。   1994年，解嚴已經六、七年，政治威權相當程度消退，所謂「外部新聞自由」大抵建立，可是「自立事件」清楚顯示，透過商業資本從內掌握，媒體的編輯部仍然會被剝奪依專業自由運作的空間，所以當年「為新聞自主而走」就標示了「落實內部新聞自由」為運動主要目標。   簽訂「編輯室公約」是落實「內部新聞自由」的一種手段，但不是唯一的方法。新聞界真正瞭解「編輯室公約」的人非常少，不要說絕大多數資方不會有意願簽，即使簽了，編輯部的人員沒有勇氣捍衛，也是徒勞無功。國內公共電視和中央社分別簽有類似的約章，在公共電視或許還有一點功能，在中央社恐怕都沒有人記得有這麼一回事了。   由於瞭解到要「落實內部新聞自由」以及「推動編輯室公約」不是那麼容易，需要長期的努力，所以1994年「901新聞自主推動小組」最具體的行動目標其實是「催生新聞專業組織」，而這個目標也確實在隔年3月29日實現，成立了「台灣新聞記者協會」。   台灣記協在非常困難的條件下自主運作超過17年，而且積極參與國際活動，它現在已經是國際記者聯盟(IFJ)有相當發言權的成員。在國內，記協是記者權益和媒體環境的重要守護者，碰到媒體事件一定聽得到記協的聲音，而從這次的「反媒體壟斷」行動，更可以看出記協在台灣媒體改革運動上所扮演的積極角色。   記協的例子說明了，台灣的媒體改革行動不會在街頭遊行的情緒散發之後就結束。   不過，18年後的「旺中購併案」和18年前的「陳政忠入主自立事件」，性質上有極大的差別。當年，大家擔心的是一個明顯挾帶政商利益的小政客，可能毀掉一個具有傳統的個別媒體，而今天，則是一個被質疑向中國利益靠攏的大財團，藉由關鍵性的購併案，可能讓台灣媒體變成一言堂的問題。   這次是因為旺中高層的浮燥失策，指示旗下媒體瘋狂攻擊學者和學生，才會引發社會這麼強烈的反彈。可是，如果媒體老闆是比較深沉、淡定地進行他的購併計畫，而其他媒體又基於利害考量相互掩護，那誰能為台灣守望，讓人民不受矇蔽呢？這次旺中事件，很多批評指向蔡衍明做為媒體經營者的適格性，但其實過程中更令人擔憂的，是其他多數媒體基於不同理由自我閹割的狀況。   如果主要媒體都因為政治或商業利益考量，刻意掩蓋一個發展中的嚴重事態，即使台灣社會有再大的抗議能量，也會因為資訊的匱乏，根本發揮不出來。所以，對我們而言，抗議、上街頭，都還在其次，重要的是要媒體突圍，媒體發聲，必須構築可以免受不當利益包圍的媒體管道，讓事實真相可以無所忌諱地呈現出來。   台灣日益惡化的媒體環境不是從「旺中案」開始，基於這樣的認知，導引出三年前「新頭殼」網站的成立，今天的「旺中案」只是更加證實這個當年決定的正確性和必要性。事實上，這段期間以來，反對「旺中購併案」的一些關鍵性的事實，包括「陳雲林訪台A咖、C咖事件」、「福建省長蘇樹林訪台的新聞置入案」，都是透過「新頭殼」網站的獨家報導，才為眾人所知曉。   反媒體壟斷，除了上街抗議，還能做什麼？對這個問題，我們用「新頭殼」已經紮紮實實地回覆了三年！

投書一人一票，還是一元一票？

民主政治以數人頭代替砍人頭，被認為是人類社會一大進步。但是有愈來愈多的人質疑，數人頭所數的其實是鈔票上所印的人頭。   今年是大選年，全世界有幾十個國家要更迭它們的政治領袖，其中不少選舉過程充滿錢的味道。   美國現在正進行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初選，裡面的臭銅味就很重。最被看好的前麻州州長羅姆尼(Mitt Romney)，本身是身價兩億五千萬美元的大富豪。他賴以致富的公司Bain Capital是一家投資公司，專門挑出現危機的公司出手，吞食、拆解，然後出售，以獲取暴利。這種掠食性的公司名聲不太好，有人稱之為「蝗蟲」，也有人稱之為「禿鷹」。   可是美國總統大選愈來愈花錢，有錢好辦事，而本身有錢的候選人，富人朋友也較多。在共和黨內主要競爭對手當中，羅姆尼所募到的政治獻金最多。去年年底的結算，羅姆尼最後三個月募了2,400萬美金，手頭還有2,000萬美金；他最強勁的對手，前眾院議長金瑞契(Newt Gingrich)，只募了980萬，手頭還剩210萬；而前賓州參議員桑托榮(Rick Santorum)更拮据，募了100萬，只剩下30萬。   可是1月間，桑托榮成功說服富豪Foster Friess，捐50萬美金到支持他的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Super PAC)，他就耍得虎虎有風，立刻在這幾天的Missouri、Minnesota及Colorado等州的初選中大有斬獲。   在金瑞契背後的是號稱「世界最有錢的猶太人」的Sheldon Adelson。他因無條件地支持以色列及經營賭場素有爭議。最近金瑞契的Super PAC從Adelson及他老婆那裡一舉取得1,000萬美金，就立刻成為美國媒體的焦點。   這些挹注讓金瑞契和桑托榮在初選競爭中，都還可以纏住羅姆尼不放。   有現任優勢，以逸代勞的民主黨總統歐巴馬，去年最後一季就募了4,000萬美金，銀行裡還有8,200萬的現金。   這麼多已募來，再加上陸續還會再募來的選舉錢，都會在選舉熱戰中花掉，而且大部分會用在廣告，特別是負面廣告。   不只美國選舉有錢的味道，全世界的民主發展也愈來愈凸顯有錢人的角色。   俄羅斯今年五月會有總統大選，對抗強人現任總理普亭參選的候選人包括俄羅斯第三富豪普羅霍洛夫(Mikhail Prokhorov)，他據估計擁有約180億美金資產，是美國紐澤西職籃隊的老闆。   雖然富人對抗強人，在民主進程中一般來講被樂見，但也經常為他們帶來多舛的命運。普羅霍洛夫的富豪前輩Boris Berezovsky在90年代曾是對克里姆林宮最有影響力的商人，葉爾欽及普亭都滋潤過他的錢澤，不過當普亭羽翼豐滿，Berezovsky只能獲罪逃亡英國，進行他的復仇計劃。   泰國的電信大亨塔信也有類似的故事。他在選舉中以農村包圍城市，取得總理大位，但仍得罪皇室及軍方，不得不倉皇出走。但他還是有能力遙控運作，讓自己的妹妹盈拉，再經由選舉當上總理。現在，執政黨醞釀中的赦免法，相信就是為塔信量身定做。   類似的金錢與權勢糾葛的例子還真不少，信手拈來，包括被捕入獄的烏克蘭石油氣公主Julia Timoschenko、狼狽下台的義大利風流總理Silvio Berlusconi以及去年被學運搞得顏面盡失的智利億萬富翁總統Sabastián Pinera，都是以錢抓權的例子。   在台灣，錢和權的情況又比較特殊。民進黨被打成「貪腐政黨」，原因是前總統陳水扁被指控污了「海角七億」，而號稱「清廉」的國民黨，靠黨產就能輕鬆地一年賺進29億，而且不少當一輩子公務員的高官，子女都坐擁上億豪宅。這真有點匪夷所思，但在金錢陰影下的民主政治，挾強勢文宣貼標籤還是有效的，剛完成不久的台灣總統大選就是見證。

投書跨代之交-----黃昭堂與我

台獨聯盟主席黃昭堂去世的消息來得非常突然。兩天前，在台大交響樂團與日本小提琴家久保陽子的名曲名琴音樂會上，我相信是看到他的背影，旁邊坐著前駐日代表羅福全。   因為工作忙，我聽了半場就先走，沒上前打招呼。現在我充滿懊惱沒有這麼做。   黃主席是一輩子追求台灣獨立的老革命家，我是新聞工作者，但我們的交情主要是工作以外的關係。   1991年，我獲得新聞評議會的研究獎，拿了一筆獎金，可以到國外考察三個月。第一站我在日本停留一個月，一位朋友建議我利用這機會認識黃昭堂，那時他還是國民黨政府黑名單上的人物。黃昭堂約我在東京新宿地鐵站見面，然後到站前一家他熟識的居酒屋喝酒。   事情是從他點一種產在東京灣春夏之際，比較特殊的魚開始的。我們談到了在日本的魚、在台灣的魚，而因為我幼年在澎湖成長，也談到了在澎湖的魚。   黃昭堂顯然對澎湖有特殊的回憶，他開始談起大學畢業後，在澎湖當預官一年半的日子。   他說，那時他是年輕小伙子，離島假日無處去，便在街道上亂逛。有一天，他聽到一家醫院(現在應該叫診所)樓上傳出鋼琴聲，因為自己拉過小提琴，一時好奇便自我引介，走進醫院去認識主人。   黃昭堂說著說著，我聽他的描述，怎麼愈聽愈像是我過去在馬公的家。我說出父親的名字，嘿，居然天下就是有這麼湊巧的事！   我的父親蘇銀河，畢業於日本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戰後回台灣，帶著一點史懷哲情懷，到澎湖當離島醫生12年。他喜歡古典音樂，自己演奏好幾種樂器，會作曲，能編譜，寫過澎湖縣歌，還組過善友和澎友兩個管弦樂團。   他能喝酒，好交朋友，在澎湖期間，許多台灣本島到澎湖的預備軍官，特別是台南家鄉來的，或是喜歡音樂的，都經常在我家出入。我聽說，常常在榻榻米床舖下的空酒瓶拿去賣，就足以購買回台灣的船票。而黃昭堂是台南人，會拉小提琴，而且顯然很能喝酒。   後來，黃昭堂在一些比較輕鬆的場合，講了好幾次他的包皮被我父親割掉的故事，他繪聲繪影講得非常傳神，消遣自己不遺餘力，自立的同事陳銘城還把它寫到報紙上去。   只是後來我跟父親查證這件事，他說不記得了。他雖然是名校訓練出來的科班外科醫生，但當離島醫生，就是甚麼都割，割多了，就忘記割了誰的甚麼東西了。但對黃昭堂而言，這是何等切身大事，所以應該錯不了吧。   1992年，黃昭堂流亡海外34年後，終於回到台灣。我們還是有見面機會，好幾次他都提到希望再見到我父親。可是黃主席忙於獨立建國大業，我父親則身體不便，大部份時間隱居在台南，他們始終沒有再碰面。幾年後父親去世，我們為父親舉辦家族音樂告別式，黃昭堂也出席了，為此嗟嘆不已。   從德國回來之後，我與父親有很好的的關係，亦父子、亦朋友。父親去世，我非常懷念他，對他生前的朋友也都有特別親切的感覺，彷彿從他們身上還可以再呼吸到一點父親的氣息。每次和黃昭堂見面，便是在這種感覺上特別愉快，而他也都很自然地、沒有壓迫感地釋放出他在你身上看到故人的神情。   自己有堅定的主張，卻能為別人設想，不予人太大壓迫感，對自己坦率面對，是作為台獨聯盟主席的黃昭堂一種非常特殊的人格特質。   他常說自己記性不好，記得了別人好處，卻常常忘記別人壞處。其實，他只是要提醒，要做「大事」的人，不能老記著別人的缺點。   有一些文章稱黃昭堂出身台南望族，他自己卻坦白說，是母親「儉腸耐肚」，讓他這個僅存下來的男孩予取予求。別人以為他是「好額人(有錢人)」出身，其實他只是漁農村好過日子的草地囝仔而已。   他太久生活在日本社會，又是搞體制外的革命，習慣豪邁的講話和動作，甚至有明顯的日本大男人作風。他說自己是「無情」男子，不是好丈夫，狀似瀟灑，其實是因為為革命奔走，對妻兒有歉疚感。他太清楚自己的缺點，不吝自我解嘲，也經得起別人批評，這些缺點就顯得像明月之蝕了。   黃夫人去世之後，我聽說，他處理掉回台時用退休金在北投所買的一個小公寓，去還一筆不屬於他個人的債務，然後搬到附近一個租來的更小的空間，獨居在那裡。組織裡面的一些老戰友，都會設法安排有人和他一起吃飯，一起聽音樂會，怕他在公務之餘，生活得太寂寥。這種同志情誼在今天社會已經少見。   有一次餐敘後我送他回家，在他小小客廳裡陪他多喝兩杯，他提到，一個家族後輩會經常到他住處協助起居飲食，可是他不太喜歡。我知道，他打從心底不想給人添麻煩。現在他用這種壯烈的方式驟逝，雖然許多人覺得不捨，但不也正符合他一貫的作風。

投書對謝國樑法律控告的抗辯

最近因為謝國樑立委以民事、刑事控告《新頭殼》記者林朝億及公司代表人蘇正平，並針對兩人分別進行假扣押各250萬，引起各界關心。   這件事牽涉到兩個層面，首先是立委對他不滿意的新聞所使用的手段，是否粗暴地傷害到新聞自由，其次《新頭殼》該則報導是否符合新聞專業。雖然提出以下民事答辯狀時，還沒收到法院要求假扣押的執行命令，但答辯狀內容應大致已回答了這兩個問題。   此外，法院如此輕易地裁定假扣押，讓人覺得有錢人要辦事，法院也真幫忙。   (附註：新頭殼後來針對台北地方法院之假扣押裁定，向高等法院提出抗告，獲得勝訴，判決廢棄台北地院許可假扣押之裁定。此外，地院損害名譽之本訴判決，謝國樑也是敗訴。)   民事答辯狀 案號︰100年度訴字第3723號     針對謝國樑控告林朝億及先驅媒體社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兼法定代理人蘇正平)侵權要求損害賠償一案，被告答辯如下︰   一、 先驅媒體社會企業股份成立於2009年7月12日，成立之章程明訂公司「除依企業精神經營外，將首重新聞專業，培育優秀記者，推動媒體改革，促進民主深化」，其所經營之「新頭殼」新聞網站即秉此意旨進行新聞工作。   二、 NCC審理「旺中寬頻併購中嘉網路案」乃公眾矚目之案件，為此媒體改造學社、台灣媒體觀察基金會、台灣新聞記者協會曾於2011年9月5日發表共同聲明，政大新聞系教授馮建三(2011年7月《時代評論》及《共誌》)、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羅世宏(2011年8月8日蘋果日報)、師大大眾傳播研究所教授陳炳宏(2011年8月20日蘋果日報)及台大經濟系教授鄭秀玲、林惠玲 (2011年9月5日蘋果日報)均發表過專文，表達對此案之疑慮。台大新聞研究所甚至還於2011年9月29日舉辦「媒體巨獸來了嗎？跨媒體市場集中座談會」討論此案，足見「新頭殼」新聞網站報導立委介入NCC對本案之審理為單純新聞專業之工作。   三、 告訴人指稱其要求獨立機關NCC主秘帶領相關處長，到立法院委員辦公室向業者說明審查進度，是一般選民服務，僅屬單純的協調會，並未有任何施壓之情況，告訴人固然可以如此主張，但畢竟只是個人主觀認知，與社會一般觀感未必相同。   四、 立法委員對NCC握有預算審查權，對NCC官員在議事堂上有質詢權，在實際運作上，立委為特定目的對部會預算杯葛或施以懲罰性刪減，對部會官員進行人身攻擊或使其難堪，這種例子所在皆是。立委召喚政府官員至其辦公室，在業者面前要求官員加快爭議案件之審查進度，雖官員事後接受採訪時，基於難言之因素，或說沒感覺被施壓，或說只是點到為止，有人甚至說「不記得」，可是客觀而言，如此之行為若沒有形成壓力，有益其案件之審理，何以業者及代表業者利益之協進會理事長會請求立委進行此種會面。   五、 當日與業者一起出席之「台灣通訊傳播產業協進會」即社會學中通稱之「壓力團體」。「壓力團體」乃民主多元社會發展普遍之現象，其目的在藉行動促使公權力、輿論、政黨或政治人物做出對其利益或理念有益之行動與決策。有關「壓力團體」在社會學中之論述汗牛充棟，隨手拈來如遠流出版社出版，由社會學家Jacques-A. Basso所著，陳浩所譯的書，書名就叫做「壓力團體」。這種團體運作之方式，不管其自己如何敘述，社會學上，或一般社會論述上，就是「施壓」，其理自明。至於社會如何評論「施壓」行為，不見得都是負面，端視其議題而定，也有很多「施壓」行為是為社會公益的。   六、 準此，林朝億記者報導中所謂「施壓」乃是符合社會學及社會通識的恰當用語，不因告訴人自行詮釋為「選民服務」或「協調會」，或因「被施壓人」基於利害考量不便承認「受到壓力」，就不是據實報導。   七、 起訴狀中指報導使用「施壓」乙詞，會讓一般不特定大眾認為告訴人對NCC施以合法行為以外之壓力或有不當關說，此乃告訴人自己的引申，與被告無關。報導全文未論及合法或非法之問題，至於是否正當，報導據實呈現當事人，包括告訴人辦公室主任說法，讀者當可根據事實自行判斷，不致於被誤導。   八、 報導中提及「引起學界強烈質疑」部份，事實上「新頭殼」網站知悉此事，即是在學界質疑的談話中獲知，才開始進行查證的工作，並且獲得證實。報導中沒有透露消息來源，是遵照新聞倫理，保護新聞消息來源免於受騷擾。2009年6月NCC審查旺旺購買「雙中(中天及中視)」後的董監事變更案，因媒體報導及學術界對此案表示質疑，引發旺旺中時集團對多位媒體記者及教授寄發存證信函，揚言提告，而引發三天之內，高達23院校，超過150名學者抗議連署的串連抗議行動。雖然後來旺旺中時集團因此不再有後續行動，不過有此前例，為保護此則新聞消息來源免於受騷擾，不透露其姓名應是符合新聞專業之作法。   九、 即便如此，仍有包括台大新聞研究所所長林麗雲、台大教授洪貞玲、政大教授劉昌德、中正大學教授管中祥等多位學者，對立委此種作法願意公開表達強烈質疑，可見原報導中「引起學界強烈質疑」之說法絕非虛構。   十、 七年前鴻海集團董事長郭台銘以申請「假扣押」三千萬方式控告工商時報記者曠文琪，欲以奪取其生活資源方式逼使其屈服，引發國內新聞界強烈抗議以及國際保護新聞自由組織的嚴重關切，終使郭董事長撤告。如今，告訴人明知被告基於記者及媒體職責，對眾所關切的公共事務進行符合事實之報導，仍仗其財勢，欲以同時進行民、刑事訴訟，使被告疲於奔命，並且聲請宣告「假執行」，欲在法律尚未最後判定是非曲直之前，即迫使以薪資為生的記者喪失生活資源，不倚靠財團資助的獨立媒體無法運轉，意圖造成無法逆轉之損害，其欺壓新聞自由莫此為甚。   十一、 以上所陳，懇請  鈞院鑒核，駁回原告所有之訴，以全司法正義。   謹   狀   台灣台北地方法院民事庭   公鑒   附件一︰媒體改造學社、台灣媒體觀察基金會、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共同聲明，政大新聞系教授馮建三、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羅世宏、師大大眾傳播研究所教授陳炳宏及台大經濟系教授鄭秀玲、林惠玲專文 附件二︰自由時報對台大新聞研究所座談會之報導 附件三︰學者對立委介入旺中案之評論       具狀人︰林朝億           先驅媒體社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兼法定代理人蘇正平)   西元二O一一年十月十三日

投書維基洩密一洩千里

在「新頭殼」網站9月5日刊出維基揭密這波所公布的AIT外交密件，指馬總統綠卡效力「複雜」這則新聞之後，過去一個星期，台灣政壇不分藍綠的「爆料者」和「被爆料者」，都陷入一片驚慌。尤其是維基揭密所掌握的三千多件AIT密電以及其他提及台灣的總共六千多件，現在一下子全部公布，各個媒體現在都組成「重案組」全力挖掘，後面還會跑出那些勁爆的材料，很多過去在AIT官員面前多話的人現在都「挫著等」。   不過台灣拜這二十年來民主發展之賜，這些顏色人物現在頂多是處境尷尬或前途無亮而已，不會有人人頭落地。可是維基揭密取得的25萬份美國國務院外交密電，也有來自於阿富汗、伊朗、中國及阿拉伯等一些不尊重人權的國家，公開密電中那些「爆料者」或「線民」的身份，事實上已對這些人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脅。   本來維基揭密以及和它合作的媒體夥伴(包括紐約時報、衛報、明鏡周刊等)先前的作法是，在公布密件前，會先掩飾掉密件中所提「爆料者」的身份，以保護他們的安全。可是最近一批維基揭密公布的密電，則是赤裸裸、全都露的原件，所有好心的、壞心的「爆料者」、「告密者」都現形了，所有被掃到的國家，都必須緊急應變。   這是一場世界性的政治大災難。大家都在問︰維基揭密這個「密電門(Cablegate)」超級爛攤子是怎麼產生的？   事實上，由澳洲駭客亞桑傑(Julian Assange)所領導的維基揭密，現在已經失去了對這個大到1.73Gigabyte的外交密件檔案的控制力，檔案經由一連串的疏失和意外，被散置到連亞桑傑也無法掌控的伺服機上，而有關檔案密碼的資料則是在網路上流竄，電腦專家要取得密碼，進入檔案讀取原始資料，困難度並不大。最新的說法是，現在要進入到這個名為cables.csv的檔案，連密碼也不需要了，所以亞桑傑索性就將所有未公布的密電檔案，未經任何處理就一次全po到網上，因此才引起這麼大的震撼。   雖然未經證實，但一般推測，這個美國國務院外交密件檔案是由一位目前已被逮捕的美國軍方情報分析員Bradley Manning所洩露出來，因為在911事件後美國國務院與國防部可以分享某些層級的情報，而Manning經由國防部電腦取得這些資料並且將它上傳到維基揭密的網站。   亞桑傑為了擴大維基揭密的影響力，決定公布這些密件時與一些著名媒體合作，一連串疏失便是從亞桑傑與英國衛報記者David Leigh見面時開始的。亞桑傑同意交給David Leigh全部外交密件檔案。他把這個檔案放在一個特定伺服機上，並且把要進入檔案的不完整密碼寫在紙條上，密碼不完整的部份是一個顯然意義相連的字，亞桑傑問David Leigh說，「這樣你懂嗎？」David Leigh當然懂。   David Leigh後來把他和亞桑傑見面的過程全部寫到一本叫做《Inside Julian Assange’s War on Secrecy》的書裡，包括寫下的密碼和口頭補充。   亞桑傑後來強烈譴責衛報，指David Leigh洩露密碼的行為背叛了彼此的保密約定，而衛報則辯稱亞桑傑當時表示，交下的密碼只是暫時的，只有幾個小時有效，怎麼會時間過了這麼久，密碼都沒更換。更何況Leigh出書時，維基揭密沒有任何反應，真有疑慮亞桑傑也有七個月的時間移除檔案，可見問題出在維基揭密那邊。   為甚麼亞桑傑沒更換密碼？沒移除檔案？因為檔案旅行去了，亞桑傑再也無法控制這伺服機裡的檔案。   亞桑傑在見過Leigh之後，就沒有再去理這個檔案，他大概以為沒有人會發現這個檔案。可是一位原本亞桑傑的重要工作夥伴，一度也擔任維基揭密對外發言人的德籍Daniel Domschelt-Berg，在修理一部伺服器時，取走一個硬碟，其中便藏有這個檔案。   在維基揭密公布第一批外交密電之後，揭密網站遭受不明駭客攻擊，為避免網站完全癱瘓，維基揭密利用BitTorrent機制把公開過的檔案分散到許多支持者的伺服機上去，其中卻也包括這一份全都露的外交密件檔案。於是這個外交密件檔案從此在散佈在網路上，只是這時候不太有人曉得這是什麼檔案，還有怎麼進入而已。   後來Domschelt-Berg與亞桑傑鬧翻出走，帶走了一批資料，包括這個外交密件檔案。Domschelt-Berg和亞桑傑愈吵愈烈，雙方互揭瘡疤。Domschelt-Berg指亞桑傑是一個狂妄自大，又不顧揭密者安全的人。亞桑傑則指控Domschelt-Berg搞破壞，從維基揭密盜走文件。這些指控導致Domschelt-Berg被逐出德國的Chaos Computer Club。爲了證明亞桑傑不可信任，Domschelt-Berg身邊的人開始散播網路中存在一份未經處理的美國國務院外交秘密檔案的事。   在衛報記者Leigh出書後，對知情者而言，進入檔案的密碼不再是秘密。一個和Domschelt-Berg後來創設的OpenLeaks合作的記者，不久前在《Freitag》週報寫了一篇有關網路上外交秘密檔案的故事，並且說「密碼已公開」，「對了解這份密件的人來說馬上可以指認」。馬上網路上一片討論的聲音，大家都在揣測究竟檔案密碼公布在哪裡。然後有關Leigh書裡的敘述，有關網路這份密件檔案的位置，連同網路連結很快就透過Twitter到處散播。這時候對每一個人來說，只要稍作努力，秘密檔案都不再是秘密了。   8月25日維基揭密通知英國倫敦美國大使館以及美國國務院，告知即將公佈完整外交密件，請必要時向密件的「爆料者」預作警告。但這顯然只是做做姿態而已，至少台灣政壇一片驚惶失措，不像有人事先知情而預先做好準備的樣子。   維基揭密扯爛污的故事告訴我們，技術再好也沒有一個網站是絕對安全的，因為最大的安全風險顯然是在人，而不是設備或技術。

投書父親的巨大身影

8月8日爸爸節，不應該只是上館子、逛百貨公司的消費日，或許可以談談父子之間的感情糾結。   不是說父女之間、母子之間就比較容易，而是因為相同性別，更糟糕的是相同職業(或志業)所衍生的期待和比較，會使得本來就不容易的親子關係更為複雜。   兒子無法選擇父親，父親傳給兒子的，不只是經驗，有時候也包括負擔或自己沒有實現的夢想。   名人父親或是想在下一代身上實現自己未竟夢想的人，都會給兒子造成無比的壓力。兒子終其一生都必須和父親強大的影響相抗衡，否則就會一直被禁錮在父親的身影之中。   上篇文章《柯爾總理身邊的女人》中提到德國老總理柯爾的兒子華特，今年四、五十歲了，對外的身份一直都是「柯爾總理的兒子」，他形容自己一輩子都是圍繞著父親運行的行星。今年初，他出書《活著，無以自主地活著》，「清算」了在家庭中與父親的關係，就是要把自己從父親的陰影之中解放出來。   德國Rowohlt出版社1996年出版了一本書，書名就叫做《父與子》，寫的是12組著名德國父子的故事，其中包括莫札特、孟德爾頌、哥德、威廉大帝、俾斯麥、利浦克涅希特(Liebknecht)、曼(Mann)、洛伊特(Reuter)等父子，內容盡是父子之間刻骨銘心的情節。   其中最悲慘的一段，就是寫到天才大文豪約翰‧沃夫岡‧哥德的兒子奧古斯特‧哥德，當他追隨父親的足跡旅行到義大利，踏上羅馬最著名的坎皮多怡歐山丘(Capitol Hill)，他讚嘆的一句話竟是︰《登此山丘，不知何言(Hier steh’ich auf dem Kapitol und weiß nicht, was ich sagen soll.)》。根據流傳下來一個惡毒的說法，這是奧古斯特一輩子所說過最具詩意的一句話。   父與子的故事不會停留在古代的歐洲，它就環繞在我們身邊。當聽到劉子千的《唸你》，一個很快的聯想就是可憐的奧古斯特。當然，把劉家昌和哥德比，是有點不倫不類。   靦腆的台北市長郝龍斌在北北基聯測和許多人事問題上執意孤行，總讓人覺得那是一種變形的「郝總長」霸氣，表現在其實溫柔、善良的郝龍斌身上，十分突兀。   至於苦心孤詣，把自己夢想都寄託在兒子身上的國民黨高級黨工馬鶴齡對馬英九的影響，因為馬英九現在貴為總統，就更值得關心了。這對父子的關係，可能也會是歷史學家或心理學家寶貴的研究題材。   沒有名人爸爸，沒有父親的偉大期許，不要怨嘆，其實那是一種幸福。

投書柯爾總理身邊的女人

當政治人物刻意對公眾展示他們的幸福美滿家庭時，你(妳)看了是甚麼感覺？阿扁和阿珍的電視八點檔連續劇，在他們官司過程中透露出來真正的家庭關係之後，不僅顯得諷刺，還帶著一絲殘忍。當周美青必須辭掉她銀行的專業工作，而牽就第一夫人的角色時，她的內心世界如何地掙扎？她又是如何看待馬英九「媚惑」女性選民的魅力？   通常我們不會有很多機會去了解光鮮亮麗的公眾人物背後的真實生活。這不見得就是偷窺，像是政治人物這特有品種，他們運用超級表演術，配合豐沛的資源，總是能按照他們的需求，形塑民眾對他們的印象。而民眾對政治人物的錯誤想像，可能就是一齣政治驚悚劇的開端。     德國前總理柯爾(Helmut Kohl)，擔任這個德國最具權勢的職務長達16年，兩德統一的事功讓他成為歷史性人物。可是最近，使這位今年八十來歲的老總理再度成為德國媒體頭版人物的，不是任何和政治相關的事物，而是兩本有關他家庭生活的新書。   他身邊女人的生命和傷痛   這兩本書，一本是寫他10年前去世的老婆漢娜蘿拉(Hannelore Kohl)，書名叫作《他身邊的女人︰漢娜蘿拉的生命和傷痛(Die Frau an seiner Seite – Leben und Leiden der Hannelore Kohl)》，作者是漢娜蘿拉的多年好友，名電視劇作家史旺(Heribert Schwan)。另一本書則是柯爾的長子華特(Walter Kohl)所寫，書名叫做《活著，無以自主地活著(Leben oder Gelebt Werden)》。光看書名就知道，這不是為世界偉人塗脂抹粉之作，寫的也不是八卦傳聞，因為作者一位是主人翁的親近友人，另一位根本就是家庭成員。   透過漢娜蘿拉的生命故事，以及華特的自述，柯爾家庭的陰暗面完全暴露在公眾面前。   十年前，2001年7月4日晚間，柯爾先生人在柏林，漢娜蘿拉單獨在德國西南部城市路易斯港(Ludwigshafen)家裡，她服食過量的安眠藥和止痛的嗎啡片，取走自己的生命。躺在靠椅上的遺體，一直到隔天女僕來打掃時才發現。   史旺是漢娜蘿拉去世前幾年交談最多的友人，由於漢娜蘿拉晚年患有一種對光線敏感的奇異疾病，史旺經常陪同漢娜蘿拉利用夜間在林野散步。許多柯爾的朋友指責史旺的出書出賣了漢娜蘿拉對他的信任，但史旺則認為漢娜蘿拉深知他在媒體工作的特性，對他透露這麼多事，本意就是一種「託付」。   在史旺書中，漢娜蘿拉的一生充滿痛苦而無法實現的渴望，這幾乎是她那個世代女性的典型，她們將自己全部的生活臣服在丈夫的需求下，以丈夫的幸福為幸福。而作為總理夫人，更讓她走向毀滅性的自我要求和自我否定。   充滿敵意的政治世界   政治對漢娜蘿拉來說，起先只是陌生，後來就變成充滿敵意的世界。隨著柯爾政治行情上漲，從地方走向中央，地位愈爬愈高，漢娜蘿拉對政治的抗拒愈來愈強烈。當柯爾不在家，其實他通常都不在家，她會禁止家裡面談論任有關政治的事務。她的兩個兒子，華特和彼德，在學校時對父親職業的了解，比班上同學還不如，他們後來和政黨事務也都沒有任何瓜葛。柯爾常抱怨他的兩個兒子政治教育不足，也打算有所改變，但可能沒有多餘心力，或許只是為了避免和漢娜蘿拉吵架，也就算了。   她想要在鄉間住家打造一個和波昂政治氛圍不同的世界，很快就碰到它的侷限。七、八O年代是德國「赤軍連(RAF)」猖獗的時期，為了避免家裡遭到恐怖份子攻擊，屋子蓋得像個堡壘，他們的建築師甚至謔稱說，這個家像個監獄。   他們每年固定到奧地利湖區度假，也讓她痛苦不堪，因為從假期第一天開始，柯爾就不停打電話，接見客人。平時的媒體禁制令，這時也會被打破，他們必須為媒體擺出一家和樂融融的pose，以便讓幸福家庭的照片上新聞版面。她一直是希望到南歐海邊度假，每次度假前她都會和柯爾起爭吵，可是每一次終究還是都得配合柯爾的需要到奧地利去。   不過，對外漢娜蘿拉總是能夠控制自己的情緒，她從小在家裡被訓練必須自我要求，在任何情況下都要守住紀律。在照片上，她五官的線條就像帶著面具，外人可以看出她極盡努力，要表現出一個幸福的總理夫人的樣子。   媒體眼中的「村夫」和「芭比娃娃」   柯爾在自己的家鄉算是稱職的政治人物，可是一到中央，相對於自己黨內貴氣、才氣橫溢的政治領袖，他給人的感覺就像是「村夫」。可是，黨內群雄相爭不下，又讓稍嫌平庸卻能廣結善緣的柯爾扶搖直上，成為德國基督教民主黨(CDU)黨主席。他率領基督教聯盟(Union)，即基督教民主黨與姐妹黨基督教社會黨(CSU)的聯盟，長期和德國社會民主黨(SPD)在政壇上相抗衡。他的對手是活躍國際舞台、雄才善辯的經濟學家史密特總理(Helmut Schmidt)，更讓他經常成為左派或自由派媒體揶揄的對象，甚至他長得像一顆梨子的頭形，他本義為「包心菜」的姓氏Kohl，也都成為被取笑的題材。在不懷好意的媒體描述下，漢娜蘿拉只是一個沒有內涵的鄉野「芭比娃娃」，這讓她一輩子都看不起記者這個行業。   在史旺書中，後來終於當上總理的柯爾，是一個把總理事務和政黨事務擺在最高位的人。雖然擔任這個職務總是難免要屈服在日常行程的制約，但柯爾的作風無法都用職務的因素來解釋。很明顯柯爾是一個缺乏同理心的人，當他做出會影響漢娜蘿拉生活的決定，漢娜蘿拉通常不是完全不知道就是太晚被告知。1998年，柯爾當了16年總理之後，又宣佈投入選舉，漢娜蘿拉是從電視上得知的。她在打給朋友的電話中，哭喊著說這是「背叛」，因為他們原先的約定不是如此，而當天早上她才和柯爾通過電話，他也沒提這件事。可是當選戰開打，她又站到丈夫的身旁，希望幫丈夫爭取到選票，即使她知道這次無望了。果然，柯爾這回輸給了社民黨的史洛德(Gerhard Schröder)。   環繞在柯爾身邊的緋聞，也讓漢娜蘿拉更形落寞。柯爾曾經和他的辦公室主任茱麗安(Juliane Weber)搬進一棟共同的房子。雖然理論上漢娜蘿拉也會住在那裡，但已引起蜚短流長。後來是在黨內同志力勸之下，柯爾才讓茱麗安搬出去。漢娜蘿拉應該也很早就知道他丈夫對一位年輕女助理發生興趣，不過柯爾總理的周邊人士總是說，總理是在漢娜蘿拉自殺後才開始和這位麥卡(Maike Richter)小姐交往並且結婚的。   柯爾從總理位子下來之後，沒有過很久清靜的日子，就被政治獻金的醜聞纏身。漢娜蘿拉只能把這事當作政敵惡意的誹謗，因為柯爾甚麼事情也沒有跟她講。她也始終無法理解為甚麼柯爾不願意將捐獻者的名字透露出來。當聯邦議會決議罰款630萬馬克，漢娜蘿拉還是必須噙著眼淚，拿起電話，和柯爾一起向外人乞求協助。   被紅軍輪暴的往事首次曝光   柯爾的政治獻金醜聞案似乎是壓倒漢娜蘿拉的最後一根稻草。她看到自已幼小時的家庭悲劇再度上演。她的父親曾經是忠誠的納粹黨羽，二戰期間在德東一個軍火廠當高幹，德國戰敗投降前幾天，母親帶著漢娜蘿拉逃向西德，史旺在書裡第一次讓外界知道，原來逃亡過程中，當時12歲的漢娜蘿拉被遇到的蘇聯紅軍士兵壓在石塊上輪暴，也因此造成脊椎受傷，以後一輩子為此所苦。漢娜蘿拉的朋友敘述，只要聞到男人汗臭、蒜味、酒精味，甚至只是聽到俄語，都會勾起漢娜蘿拉這段回憶。在柯爾總理為了德國統一大業對俄國人大獻慇勤時，漢娜蘿拉更只能將這段往事埋藏在不為人知的心底角落。   漢娜蘿拉活著的最後幾年身受疾病所苦。她所患的光線過敏症，讓她即使只是照射到最溫和的陽光都會起紅疹，然後造成劇痛。醫生始終無法解釋這種過敏症的來源。有醫生懷疑這與兒時的心理創傷沒有得到適當處理有關，可是漢娜蘿拉不敢看這方面的醫生，怕洩露出去引起媒體大肆炒作。   就像她平時處理所有事情一樣，漢娜蘿拉也有條不紊地處理自已最後的日子。漢娜蘿拉寫了20封遺書，給陪伴她到最後的親近友人，給幫她工作的助手，給她一手創立的腦傷基金會幹部，給她兩個兒子，還有給她的丈夫柯爾總理。   漢娜蘿拉去世後，有傳言說她給柯爾的遺書中充滿怨恨，責怪他讓她孤單，抱怨他對婚姻的漠視。可是史旺的書澄清了這件事，她給柯爾遺書的全文是︰   「我感到無比沉重，在陪伴你41年後決定要離開。但我想為你、為我省掉這黑暗中漫長、無望的折磨。已經這麼多年，我只是努力要爭取最自然的東西，要光線、要太陽，可是毫無成果。情況愈來愈糟，而我氣力已盡…我感謝你，因為在你身邊的這段生命 --- 充滿驚喜、愛意、幸福和滿足。我愛你，羨慕你的活力，希望你能繼續擁有，你還有許多事情要做。你的小蛇妹(Schlänglein)」   這封告別書，可以看做是漢娜蘿拉最終仍然對柯爾總理滿懷愛意和肯定，不過也有可能是一位接受宿命的女性最後一次的自我否定。

投書大馬士格的幽靈部落格

阿敏娜(Amina Abdallah Arraf)是「阿拉伯春天」中最知名的女部落客之一。她利用她的部落格「大馬士格的Gay女郎(Gay Girl in Damascus)」，嚴厲批評敘利亞的阿薩德政權。上周一傳出阿敏娜已遭敘利亞秘密警察逮捕，可是同時也捲起一陣疑雲，很多人在問：真的有這麼一位敘利亞反抗運動的女英雄嗎？   阿敏娜有一張漂亮的臉。在網路及其他媒體中流傳的五張不同照片，顯示阿敏娜是一個三十出頭、短髮的女郎。她的黑眉毛經過精心描畫，左邊眉毛上方有一顆小痣。過去一個月，這張臉幾乎是敘利亞反政府運動的象徵。由於阿薩德總統的政府軍無情鎮壓，人權組織估計，至今幾場動亂已經造成1,300人以上的死亡。     不久前，阿敏娜才在部落格中報導，情治人員過來她家想要逮捕她，不過被她父親英勇地阻擋，然後父女兩人遁入地下。從地下她繼續經營部落格。   然後上星期一，阿敏娜一位堂(或表)妹上了她的部落格，說阿敏娜在街道上受到三名秘密警察攻擊，接著被綁架推進一部車子，從此不見人影。這個消息立刻引來國際媒體，如紐約時報、衛報、CNN、ABC、CBS、半島電視台(Al Jazeera)，還有網路媒體Huffington Post等數百篇，有的還連同照片的報導。   「大馬士格的Gay女郎」部落格，2011年2月19日開始時，先是登一些小說片斷及詩篇，然後也開始政治批判。由於部落格主人相貌姣好、個性開放，是半個敘利亞人、半個美國人，又冒著被捕或被殺的危險，認同同性戀及反政府，馬上就吸引了媒體的青睞。CNN跟她做了專訪，時代周刊報導她，Huffington Post甚至轉貼了她部落格文章。   阿敏娜被捕前所發出來最後的文字，是對未來自由憧憬的一首詩。她寫道，她將自己的名字和聯絡地址寫在手臂上，如果被害時可供辨認。她發E-Mail給在加拿大蒙特婁的女朋友，向她告別，說是要去和反對陣營成員會面。然後，在路上她被綁走了。   或許過程真的是如此，只是現在沒人能確定。紐約時報在發出最後一篇有關阿敏娜的文章後幾個小時，突然登出一則通告，表示它對之前有關阿敏娜事情的報導有所保留。   原因應該是在阿敏娜被捕後不久，一位英國倫敦女子聲稱她的照片被盜用了。她說，全世界各大媒體所登的阿敏娜照片，其實照片裡的人是她。她說，那個部落客大約在一年前盜用了她的身份。   這位在倫敦醫事大學擔任行政人員的克羅埃西亞裔女子名叫潔莉娜(Jelena Lecic)。她說，一年前一個朋友打電話給她，說在Facebook上有人使用她的照片，卻不是她的名字。她向Facebook抗議，Facebook也拿下了她的照片。她以為事情就此結束，沒想到上星期她在衛報有關阿敏娜的新聞旁邊，又看到上次被冒用的照片。   潔莉娜發表聲明說，「我祈禱阿敏娜能安全回家，不過我要講清楚，我不是她，雖然有關她的報導旁邊都放我的照片」。   後來的追查發現，確實在阿敏娜Facebook及Twitter的網路圈裡，沒有一個人跟她有過直接的連繫。美國媒體跟她所做的專訪都是透過電子郵件。她所寫有關家庭中的種種完全沒有線索可循，沒有任何一位朋友可以出面證實阿敏娜本人或其家人的存在。   被稱呼是阿敏娜女朋友(伴侶)的那位蒙特婁女性，後來證明從未和阿敏娜見過面，她們只是彼此用E-Mail通訊。不過她這幾年都在媒體擔任網站設計師，所謂阿敏娜的照片是從她這裡流出來的。阿敏娜被捕後的Facebook救援網路社群FreeAmina也是由她所設置。   即使如此，紐約時報還是說明，「部落格的女主人被捕的事仍有可能，過去部落格所寫的也可能是事實」，畢竟在一個高壓統治下的國家，寫作者若要保護自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然後6月12日，這個星期日，真相大白了。「大馬士格的Gay女郎」竟然是一個來自美國喬治亞州的40歲大男人。 麥克瑪斯特(Tom MacMaster)在他自己部落格上po了一篇道歉文，他說，「雖然部落格裡敘事的聲音是虛擬的，但所陳述的事實是真的，對於發生在這塊土地上的情況是沒有誤導的。」他說，他不相信有傷害到任何人。他覺得他是為他所關心的事情，創造了一個重要的聲音。 麥克瑪斯特的母親年輕時曾到過土耳其教書，讓他對中東充滿憧憬。他本人是支持中東和平的積極份子，現在在蘇格蘭的愛丁堡大學修碩士，太太則是研究敘利亞經濟發展的博士生。2008年兩人一起訪問過敘利亞。在阿敏娜被宣稱失蹤後，各方追查阿敏娜部落格寫過的各項生活細節，終於讓麥克瑪斯特這個人逐漸浮現。 不管是否真有阿敏娜這個人，或者她只是麥克瑪斯特託言的一個替代名字，似乎還是可以把阿敏娜看作是一個敘利亞反抗運動的象徵。即使阿敏娜沒有真的被捕，甚至於不存在這個人，在敘利亞監獄裡，根據國際特赦組織的估計，還是大約有一萬個人被關，他們沒有臉孔、沒有名字，也沒有外界的奧援。在傳出阿敏娜被捕前，不存在任何國際性的救援網頁要求釋放敘利亞反對派人士。 現在他們有了國際的關懷，是拜「阿敏娜」之賜。要產生有影響力的行動，還是需要象徵性人物，不管他(她)是虛擬，還是真實。 (取材自明鏡線上、msnbc.com及華盛頓郵報)

投書只有民進黨團結蔡英文才算勝利

民進黨2012年總統候選人初選結果今(27)日揭曉，黨主席蔡英文將代表民進黨與國民黨的馬英九競逐下一任總統職務。   這一場初選，我認為沒有贏家、沒有輸家。特別是這次的初選，基本上就是一個過程，定下遊戲規則，參加的人走完過程，依據規則產生候選人，如此而已。   必須守得住民進黨的團結，帶領整個民進黨打贏2012年總統大選，蔡英文才算勝利。   從希望能夠找出一個最能代表民進黨精神的候選人的角度來看，這次初選所採用的「全民調」不是好的遊戲規則，因為不管你支不支持民進黨，你都被納進遊戲裡，有機會影響最後的結果。從希望找出最有勝算的候選人的角度來看，它的結果也不是絕對有說服力，因為規則的設計，允許太多政治操弄的空間。   我一直認為，在初選過程中，候選人本身以及有實力的抬轎者，沒有及時而且堅決地拒絕操作「唯一支持」是有缺憾的。有些人基於本意，要「唯一支持」某一位參選者，這合理，也正當。但只為勝選的理由，鼓吹別人違反本意，甚至造假，這就明顯違反採用「全民調」的初衷。它或許不是規則所禁止，但顯示出很難令人敬佩的政治格調。   很多政治人物只在乎勝利，不在乎守住基本格調，這是他們的選擇。我的選擇則是清楚地表達不贊成他們這種行為。   政治人物處在得失差別極大的競爭底下，人性受到極大的考驗，如果還能用具體的行為，讓人感受到人性的正面價值，就非常難能可貴，示範的效果也特別大。   蘇貞昌已經「謙卑接受」初選結果，並且向蔡英文恭賀。如果他還一如所言，全力投入，在2012年總統大選，協助蔡英文「贏回台灣」，應該會讓人更加感動。   蔡英文在不同場合提到，她是為了避免民進黨的分裂才投入選舉。現在，正有賴蔡英文展現高度包容力，拋下自己個人好惡，團結整個民進黨，共同邁向2012年總統大選的挑戰。

投書從神壇走向人間的達賴喇嘛

達賴喇嘛3月10日藉著紀念西藏*抗暴52周年的機會宣佈，他將正式退出他在西藏流亡政府裡政治領袖的角色。這決定應該是為了要讓下周即將改選的流亡政府，擁有更堅強的民主結構。   身兼西藏宗教領袖及政治領袖的達賴喇嘛，在流亡海外的50多年間，對民主的信念愈來愈堅定，對西藏的前途愈來愈寄望人民(包括漢人)的力量。西藏流亡政府的民主化是達賴喇嘛由上而下，一手打造的。   達賴喇嘛說要釋放政治權力，由來以久。2009年台灣記者在印度達蘭沙拉訪問他時，他就很清楚表達他希望流亡政府完全接手政治權力和責任的意思。       達賴喇嘛已經好幾次對外界表明，從2001年起擔任流亡政府總理的桑東仁波切是政治事務的最後決定者。達賴喇嘛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就曾經以一貫詼諧的口吻說，「政治上他是我的老闆，宗教上我是他的老闆」。可是當記者訪問流亡政府和議會的主要負責人時，他們卻又總是希望達賴喇嘛能繼續擔任政治上最終的決定者。   聰明、好學、幽默又充滿智慧的達賴喇嘛，亟欲從神壇走向人間，可是他的子民和信徒卻更願把他繼續供奉在聖壇。   即使現在達賴喇嘛宣佈正式交出政治權力，他的政治影響力不見得就此消退。他仍然是最有能力團結和動員海內外藏人的領袖。   作為宗教領袖，達賴喇嘛也在積極求變。他曾對台灣記者說，假如不是流亡海外，他到今天可能還只是在拉薩的布達拉宮裡「裝神弄鬼」。他的意思是說，若不是流亡，他不會認識那麼多的人，學習到那麼多新的事務。流亡這件事，不見得要從負面來看待。對於流亡的感受，他認為，內心感到平安的地方就是「故鄉」。   他以相當開放的態度在看待14世達賴喇嘛以後繼承的問題。他說，他可能在生前親自挑選繼承人，也可能根本不會有下一世的達賴喇嘛。15世達賴喇嘛有可能在非傳統藏族地區被找到，甚至有可能是個女生。   但信奉「無神論」的中國共產黨，現在卻反而堅持要維護達賴喇嘛輪迴轉世的傳統。這周一到北京開會的西藏自治區主席白瑪赤林強調，下一任達賴喇嘛必須按照傳統轉世的方法選出，不可以由現在的達賴喇嘛親自挑選。   北京的官方版本還包括，清朝時的皇帝對西藏高僧挑出來的人選有最後核可權，因此現在的中國共產黨政府也要求享受這項權利。   在有關西藏的議題上，達賴喇嘛向來是主張自治而非獨立。大多數流亡藏人服從他的領導，但不見得沒有異議。有些人(特別是年輕藏人)認為，他所主導和中國共產黨斷斷續續的協商不會有任何結果，應該採取更激烈手段。但也有人認為他錯失可以回西藏在體制內為藏人爭取權力的機會。   一位專研西藏問題的記者兼作家詹森(Tim Johnson)所寫的書題為《棗紅衣下的悲劇：達賴喇嘛如何征服世界卻輸掉與中國的戰役(Tragedy in Crimson：How the Dalai Lama Conquered the World but Lost the battle with China)》，這應該是只以一世代的角度在看西藏政治問題。贏得世界的人怎麼會輸掉中國？   *由於在印度德蘭沙拉的流亡政府在歷經討論之後，漢文部分現在仍以西藏自稱，因此本文仍以西藏稱呼Tibet。

投書馬總統無事惹塵埃

我不能掠美。「無事惹塵埃」是《聯合報》今(8)日一篇寫得很有意思的評論文字所使用的標題，這篇文章也指馬總統「吹皺一池春水」，都是在形容他突然要求不准稱呼對岸為「中國」，根本就是沒事找事，「庸人自擾」。   馬總統或許沒有想到，他的禁令一下子讓「中國」的名詞，在台灣沒有適當的地方可以擺。因為按照今天一般人的認識，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不能叫「中國」，那「中華民國」就更難稱得上是「中國」了。很少人有那麼大興趣去解釋，「中國」等於「中國大陸」加「台灣」。這樣說好像也不太對，根據中華民國憲法，這個「中國大陸」還包括已經獨立出去的「蒙古國」呢！   「中國」這個名詞困擾台灣已久。1992年，台灣和南韓斷交，許多報紙「中韓斷交」和「『中』韓建交」的標題同時出現在版面，不只十分突兀，也是十分無聊。同樣無趣的是外交部有外賓來訪，都叫「訪華」，以與「訪中」區隔。   其實經過民進黨八年執政，即使是所謂「統派」媒體，也都不避諱使用「台」做為「中華民國」或「台灣」的簡稱了，拋開意識形態的爭議，這是最簡單、最務實、最容易區隔的方法。最近外交部又恢復「訪華」的說法，也是無事惹塵埃。   總統府發言人羅智強為馬總統的指示辯護，說這是回歸憲法的做法，並且嘲笑民進黨若覺得主權被矮化，為什麼執政時不修改憲法、兩岸人民關係法，而且把「大陸委員會」改為「中國委員會」。這樣的伶牙利嘴，充滿挑釁味，簡直是「得了便宜又賣乖」。   這部憲法，對太多的人來說，都是不得不遷就的現實。歷年來的民調都顯示，人民愈來愈渴望過一個正常國家國民的生活。民進黨遭遇2008年的大挫敗後，能迅速復甦，很大原因是它至少精神上回應了民眾這方面的期待。而馬總統則似乎是把這不得不遷就的現實當作寶了。   從憲法增修條文的90年代一路走來，台灣又歷經許多的政治變化，馬總統動不動喜歡把大家趕回到這條道路的起頭，讓許多人有民主路上白忙一場的感覺，這也難怪曾經那麼呵護他的聯合報，會說他有「法律知識」，沒有「政治智慧」。

投書貧窮景象

在冬寒凜冽的台北，我讀到一則令人心酸的新聞︰新年期間，日本大阪一對六十餘歲姐妹，被發現死在家中，身邊只剩90日圓(約新台幣32元)，胃裡空無一物，顯然是餓死。   這對姐妹的父親曾經是銀行高幹，擁有房地產。父母去世後，姐妹靠遺產過活，但因房屋改建大樓，向銀行借的錢還不出來而生活陷入困境。日本經濟雖然長期停滯發展，可是社會福利仍然高過亞洲各國，應該不致於聽任國民飢餓死亡。兩姐妹竟然死於飢寒，恐怕是羞於向人求助的個性所致，這固然多少反映出許多日本人共同的國民性，本質上還是個人的悲劇。   不同於此，許多地區人民的貧窮則帶有集體性；集體的貧窮一定帶有社會印記。   1992年秋天，我三個月的旅途最後一站抵達俄羅斯。從莫斯科城市邊緣的「五星級」宇宙大飯店(Hotel Cosmos)，每天我必須步行大約15分鐘，經過好幾棟龐大的蘇維埃集體住宅，才能走到地鐵的最終站，搭車進城。   到今天還深深印在我腦海裡的，總是那一長排從地鐵站前伸延出來，手上都拿著一兩樣物品，等候交易的人列。好幾次我注意到一位老先生，留著灰白但梳理整齊的鬍鬚，戴著呢帽，裹著圍巾，披著大衣，雙手拿著一長條麵包，靜靜地站在行列裡。他臉上一副古意盎然的框邊眼鏡，流露出無法掩飾的斯文氣質。每次看著他，我就一直在想，這到底是國家科學院剛丟掉工作的核子科學家，還是大學裡被迫離開教職的古文學教授。似乎他現在唯一的生計，便是在寒風中販售家中老婆烤出來的幾條麵包。   那是共黨紅朝剛墜落的年代，國營企業陷入混亂，私人小生意才開始萌芽，物資嚴重缺乏，盧布天天貶值，紅伶流落街頭賣唱，黑幫橫行郊衢打劫。這時候的俄羅斯一片蕭瑟，放眼看去都是敗落的景象。國家體制的崩潰，讓俄羅斯人民十幾年處於集體貧窮的狀態，一直到新世紀開始，國際油價狂飆，才讓產油的俄國經濟，又浮了上來，不過新的問題，嚴重的貧富不均，隨即開始。   貧窮不會只是社會主義的問題，資本主義照樣帶來蕭條，而且禍延動物。   在歐洲沒有其它國家的人，像愛爾蘭人那樣狂熱於養馬，愛爾蘭人養的馬全球都有口碑，一匹好的純種賽馬可以賣到一百萬歐元。愛爾蘭平均每人養馬數，歐洲沒有那個國家可與相比。可是現在，卻大約有20,000頭各式各樣、各種品級的馬，必須在飢餓的狀態下，接受愛爾蘭今年寒酷冬天的考驗。   幾年前，愛爾蘭還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典範，一度是歐盟第二富有的國家。在經濟不斷成長的迷思下，新社區不斷開發，金融信用不斷擴張。有錢的建商搭乘直昇機在不同工地起落。至於一般平民，則是熱衷和別人共同認養賽馬或是休閒用馬，藉此賺錢拼經濟。   當時愛爾蘭的經濟成就是許多新聞報導的焦點，連台灣媒體都派記者專程採訪，作家吳祥輝還為此寫了一本名為「驚嘆愛爾蘭」的暢銷書。   然而前年金融海嘯讓愛爾蘭經濟一趴倒地，建商接連倒閉，也拖垮了金融業，國家財政瀕臨破產，不久前歐盟國家同意出手救援，愛爾蘭才稍微鬆了一口氣。   可是歐盟的救援計畫附帶有嚴苛的節約條件，未來一、二十年愛爾蘭民眾恐怕都必須勒緊腰帶才撐得過去。至於突然嚴重過剩的各類馬匹，命運就更悲慘了。   歐洲媒體報導，現在只有最高檔、最純種的賽馬，才在市場交易得出去，二級、三級馬匹市場則已經崩潰。要把這些馬匹養過冬天，對許多飼主已是承擔不起的負擔。都柏林大學一項研究說，這些多餘出來的馬匹恐怕必須被「人道地處理掉」。   從前年開始，輸往法國的馬肉突然增加了五倍。可是歐盟的肉品衛生嚴格規定，只有具備完整飼養文件的馬匹才可屠宰當肉品交易，原本為騎乘用途的馬匹，則大多被餵食過不合肉品規範的抗生素。   於是為數甚多養不起的馬匹，包括不少純種的賽馬，成為被遺棄的流浪馬，散落在高速公路旁的荒地和已成廢墟的未完成工地，瘦骨嶙峋像孤魂野鬼，低頭找尋一點都引不起食慾的荒草。最近「保護動物協會」電話響起，有七成是為了流浪馬，馬匹餓死的消息此起彼落。   這些都是遙遠的貧窮景象。   台灣似乎不曾再聽說有餓死者的新聞了。入夜後，城市外郊暗巷裡只有看到流浪狗，不見流浪馬。流浪狗應該也不是因為飼主貧窮才被棄養。   沒有日本婆婆寧願餓死的自尊，台灣街民會尋找垃圾桶裡殘餘的食物，懂得門路的，還會午夜過後，到若干便利商品領取逾期的便當。   這是富足的台灣？   其實翻開報紙，因為無力償債，父攜子服毒自盡，母攜女燒炭死亡的新聞愈來愈多。台灣的貧窮，呈現另外一種絕望的景象，它愈來愈帶有強烈的社會印記，在訴說一種政府不願面對的集體貧窮。

投書該給政府多少管理媒體的權力？

自由派學者可能會自始至終反對政府有任何管理媒體的權力。但我們面對的情況沒有那麼單純，不同社會條件也會迫使不同國家採用不同方式去因應。但這不是說，任何被採取的方式都是合理的，都是應該被接受的。我們似乎應該有一些判準。   這個星期，國內外有一些新聞，讓上面的問題更加急迫要尋求答案。   首先是兒少法修正案已列入這會期立法院優先審查法案，其中要求報紙新聞不得描述(繪)犯罪、自殺、暴力、血腥、色情、猥褻等行為細節，同時對網際網路也增加了要求自律的規範。不少媒體及學者強烈反對，認為言論自由已受到威脅。   其次是幾天前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決定對年代綜合台施予撤照的處分，原因是年代台違反換照時的承諾，節目廣告化問題嚴重，而且首播率未符標準。衛星頻道業者物傷其類，群起攻之，這反應可以理解，但國民黨立委說這決定「黑幕重重」，民進黨立委更質疑說這是國民黨為保住政權，整肅異己，拿「開山刀亂砍」，這樣的批評就很奇怪。   在國外，今年四月拿下絕對多數國會席次的匈牙利右派政府，剛剛通過一部嚴格管制媒體的法律，今後，政治上「未持平」的報導、威脅「公益及良俗」的報導，都可能被處以危及媒體生存的罰款。這項措施激怒了歐盟其他國家，認為已違反歐盟保障言論自由的基本信念。   其實，言論自由或新聞自由不是沒有限制，這在尊重人權的民主國家裡，都已是定論。保護青少年免於被過度偏激(例如散佈種族仇恨)、色情或和毒品相關資訊所污染，也是大多數民主國家有志一同的作法。不同的是在法律規定是否周詳，賦予行政機關多少職權，有權力做決定的人如何產生，決策如何運作，有無特別防範政治的濫權。   通常法律授權行政機關處理這類事務，是怕法律程序曠日廢時、緩不濟急，可是一旦賦予行政機關權力，就必須擔心濫權，特別是牽涉到媒體的緣故，最怕被用來政治上打壓異己。   德國聯邦檢錄局(Bundesprüfstelle)的設計，似乎相當程度反應上面所提的思慮。為了免除政治面的疑慮，它不檢查政治上敏感的日報及政治性雜誌。它只根據提報，檢查及登錄被認定為對青少年身心有害的刊物(或其他影視產品)，而不做處分(處分規定應已在法律條文中，例如不得公開販售等等)。檢錄委員的挑選必須考慮有代表藝文創作、出版及影視業界、宗教、教師以及民間和官方青少年保護單位的意見。不過，不同社會有不同情境，不是德國制度可以照單全收。   一旦制度建立，就必須讓它能夠運作，政治人物和媒體這些隨身帶著喇叭的人，不能老是從自己利益出發，恣意地破壞。NCC此回撤年代綜合台的照，一方面是根據法定職權，另一方面也需要很大的道德勇氣。或許在整個影視媒體環境盡是置入性行銷和超低首播率的情況下，從那裡下刀會有爭論，但當事者有法律的救濟途徑，幾位民進黨立委把這事件又套上藍綠模式，又說是政治動機，又扯上政府的置入性行銷，對年代的政治屬性，對今天NCC委員的實質生態毫無認識，這樣的解讀真讓人啼笑皆非。

投書國民黨還欠選民一個交代

五都選舉投票日前夕，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兒子，同時也是中常委的連勝文，在同黨好友台北縣議會副議長陳鴻源的選舉造勢晚會上，遭行刑式的槍擊，震驚台灣社會，也影響了選情。   這個事件對選情的影響有多大，是否足以讓台北市、新北市或台中市的投票結果翻盤，我們永遠不會知道了。它將如同2004年的「319槍擊案」一樣，成為台灣民主發展很難抹去的另一道陰影。   走過死亡蔭谷的連勝文，他的心理創傷會比讓他幸運逃過一劫的頭顱彈痕更難復原。以他的身份地位，被人公開行刑開槍，原本以為是為國(民黨)捐軀，想不到竟是誤會一場，他極可能只是微不足道的地方金錢糾紛下的犧牲品，真是情何以堪。   整個過程，來得太突然，民進黨莫名其妙地變成別人聲淚俱下，號召要討公道的對象，還被藍營名嘴虧「沒品」，簡直是啞巴吃黃蓮。其實，當年「319」，國民黨也吃過同樣的虧，現在是風水輪流轉。不過，這回民進黨沒有捏造「奇美小護士」的故事，也沒有好幾天霸佔凱達格蘭大道抗議。AIT主席因此稱讚台灣民主有進步，其實民進黨只是有苦說不出。   現在連勝文因傷勢復原迅速已經出院，但事情不應該就此雲淡風清過去。   大家不要忘了另一位更無辜、更倒楣的民眾黃運聖，他遭流彈擊中眉心，冤死現場。在連勝文盛名之下，很少人記得他的名字。   大家也不要忘了，大庭廣眾下槍殺連勝文的是黑道，守在現場英勇救人的也是黑道。他們跟這個選舉場上的國民黨候選人，以及他的競選總幹事，顯然各自有難以告人的關聯。   為什麼他們的地方要角周圍這麼多牛鬼蛇神？對這件事，國民黨還欠選民一個交代。#

投書楊淑君激起的漣漪

楊淑君現在無疑已成為台灣人最心疼的寶貝。她在競技場上的勇猛，受冤屈後無助流淚的神情，這些畫面，經過電視和網路不停的播放，已經深植在台灣人腦海中。現在廣州亞運跆拳道比賽已經結束，楊淑君也已回到台灣，但她激起的漣漪還未消散。   對世跆盟和亞跆盟來說，現在頭痛才要開始。因為跆拳是韓國的國技，這項運動也是韓國死命推廣，才拓展到國際。一直以來，規則都是他在訂，護具是他在設計，他在生產，運動組織也是他在主導，現在活生生的例子顯示，他也粗暴地操控比賽的勝負。   很離奇的一個現象是，到今天為止，大家還是搞不清楚，究竟比賽有關電子鞋的完整規定是甚麼。如果舊式電子鞋還沒被禁用，那屬於它設計一部分的腳後跟晶片帶為何不能上場，若真有規定，規定在那裡，有無公布，何時公布，為何台灣隊上上下下沒有人曉得，就連世跆盟秘書長梁振錫自己對此也一再改口。   其實現在真正的爭議，應該是究竟楊淑君在通過護具檢測時，是否腳後跟已有晶片帶。楊淑君和教練說有，兩位檢測員說沒有。相信楊淑君，那可能是兩位檢測員疏忽，他們也被新舊電子鞋搞糊塗了，只是事後為掩飾自己的疏忽，害了楊淑君。若相信兩位檢測員，就變成楊淑君在通過檢測後作弊，私自黏回晶片帶。這點，在看過所有影帶後，是幾乎不可能的事。   按照過去世跆盟和亞跆盟的作風，不管真相如何，他們一定釘死楊淑君，毀掉一個優秀選手的一生在所不惜。可是現在比賽全部過程被攤開在陽光下，梁振錫說法前後不一，亞跆盟網站暴衝污辱楊淑君和中華台北隊，這些醜態被國際媒體大力傳送，世跆盟和亞跆盟的公信力大傷，再加上特殊政治情境下亞奧會介入，現在亞跆盟已無法關起門來為所欲為，只是是否能夠真相大白，還不可知。   亞跆盟中國籍技術委員趙磊在楊淑君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受到台灣民眾非常強烈的質疑，但行政院長吳敦義為他背書，說他對我們是好的，在亞跆盟中為中華台北隊講話，這話講得實在有夠白目。觀察整個事情的發展，趙磊先是在「加害」楊淑君的過程中扮演積極角色，在中共國台辦主任王毅為此事政治定調後，才改變態度。吳敦義若是為緩和兩岸緊張關係，為趙磊緩緩頰，還不見得能被諒解，竟然還說得「情深意切」，那就近乎「失格」了。   楊淑君事件發展過程中，其實最有意義的，是網路世界裡和媒體朋友中，討論究竟應該「義憤填膺」，還是「理智面對」的問題。事情一開始，很多情況不清楚，世跆盟和亞跆盟是權威機構，講的斬釘截鐵，我們自己代表隊則是一臉茫然。「義憤填膺」派或許失之濫情，但在強烈情緒的動員下，很快就把許多被掩蓋的事實揭露出來了，也迫使政府採取更積極的行動。「理智面對」派道理都對，但在慢慢瞭解真相時，戰役已接近尾聲。這回，「義憤填膺」派，得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