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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書繼續尋找「對的台灣人」

上周六(27日)的立委補選結果，從立法院藍綠席次消長的角度看，不會起多少漣漪。但選舉結果一出，年底五都選舉情勢丕變，最具象的表現，一方面是蘇貞昌投入台北市長選舉的態勢變得積極明朗，另方面則是原本要把蘇貞昌套牢在新北市的朱立倫聲勢驟減。   受打擊最大的當然是國民黨內以馬英九及金溥聰為核心的馬金體制。了解國民黨內情的政治觀察家說，這樣慘痛的選舉結果，某些國民黨大老比民進黨還高興。他們抱怨馬金體制小圈圈決策，既然提名時沒有受到尊重，他們就樂得冷眼看笑話。   選舉過後，馬金一致的說法是「會繼續堅持黨的改革路線」。這番話聽在黨內既得利益階層和地方派系耳裡格外不是滋味，因為這話像是是衝著自己而來。   什麼是馬金的改革路線？改革必須有理念，今天國民黨追求的理念是什麼，很少人能理解。馬金改革現在用力都在甩包袱，甩掉龐大的黨人事、財務和形象包袱。然而弔詭的就在於甩掉這些包袱之後，國民黨還剩下什麼？有沒有維繫政權的新依賴？   馬金的黨務改革相信能得到年輕基層黨員的支持。然而真正維繫國民黨政權的基礎似乎並不在此，除了族群和統獨議題的基本盤之外，反而黨產、政商關係及地方派系的經營才是國民黨催出選票的主要動力。   尤其是地方派系，過去他們得仰仗國民黨的奶水才能雄據一方，不過今天他們愈來愈相信，國民黨是靠地方派系的抬轎才能保住政權。   其實，這次立委補選，部分金溥聰所找的候選人，學識、形象都在民進黨候選人之上，可是當地方派系反彈決定撒手旁觀，長期藍天的地方也變成了綠地。很多人指馬總統政績不佳是國民黨立委補選落敗的主因，但在地方選舉真正的情況可能只是地方派系暗中杯葛，因此催不出選票。   已過世的中國時報創辦人余紀忠曾說，國民黨不是沒有用台灣人，而是用了「錯的一批人」。今天的馬英九和金溥聰應該也有類似的感慨。可是早已世俗化的國民黨，未來的問題恐怕不會只是馬金在找「對的台灣人」，那些「錯的台灣人」的徒子徒孫們，也會按照自己的需要改造一個屬於他們的國民黨。

投書ECFA，就讓人民公投決定吧！

馬總統日前以「向人民報告」的方式召開記者會，說明為甚麼他要和中國簽兩岸經濟協議(ECFA)。他沒有提出新的說法，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反對的理由也一如以往。馬總統要副總統蕭萬長及行政院長吳敦義再到中南部用台語向民眾說明，但可預期不會有顯著的效果。   ECFA辯論到今天，已經不是單純道理說服的問題，而是基本關懷和利益不同所致。   儘管馬總統一再強調，ECFA無關政治，協議中不會出現「一個中國」、「一中各表」等政治性文字，但中國已經多次表明，認為「一個中國原則」是簽ECFA的前提要件，我方則似乎傾向模糊其事。馬總統說他沒有出賣台灣主權，卻為了避免觸怒中共，破壞簽ECFA的氣氛，在主權及人權議題上畏縮閃爍。對這樣的兩岸政治發展有疑慮的民眾，不管用甚麼樣的語言說明都無濟於事。   除此之外，ECFA是對中國與台灣經濟更緊密的安排，現在台灣對外貿易已經四成集中在中國，更緊密的經濟安排是否會造成政治上台灣從此無法脫身的命運，這是許多台灣人的夢魘，甚至有不少人認為這是一心向統者的密謀。這種憂慮或懷疑，是任馬總統再向人民報告幾次都無法消除的。   當然，許多人不是那麼關心政治，他們關心的或許只是自己的切身經濟利益。但ECFA對不同產業、不同個人的經濟影響並不相同，尤其長期的影響更難評估。   本來馬政府為了方便推動政策，一味宣傳簽ECFA的好處，好像全民都能從中獲利，但民主多元社會就是有這個優點，經過一年多來的辯論，馬總統的「向人民報告」，還是不得不面對ECFA也會造成傷害的事實。   另一方面，民進黨反對與中國簽ECFA，仍然必須面對台灣遭受邊緣化的現實。固然簽了ECFA不必然就能夠與其它東協國家簽自由貿易協定(FTA)，但可能性是在的(馬政府第一個寄望的是新加坡)；而沒有與中國ECFA的安排，與其它東協國家(包括新加坡在內)簽自由貿易協定的機會則非常渺茫。這樣惡劣的兩難局面下，台灣的出路在那裡？到目前為止，民進黨也還沒提出一套足以說服人的論述。   經過兩次政黨輪替，台灣民眾不會再輕易地相信政治人物沒有私心，而單一政黨可以代表全民利益。   當執政黨大力地推動一樣政策，不要被它動人的口號給矇騙了，要想的是它究竟是代表誰的利益？將會傷害誰的利益？它真的是代表多數人的利益嗎？太多的時候它只是代表大資本家的利益，而傷害的則是農民、中小企業、多數受薪階級甚至失業者的利益。ECFA政策究竟是代表誰的利益，會傷害誰的利益，台灣民眾各有領會，不會隨著政府起舞。   當馬總統在講簽ECFA利大於弊的時候，他所說的利是甚麼？弊是甚麼？利和弊如何比較？經濟部喜歡說，如果簽ECFA台灣經濟成長可以增加幾個百分點；但上星期商業周刊封面故事「誰偷了我的血汗錢」，質疑的便是政府「重成長、輕就業」的財經政策，認為這樣的政策導致經濟成長的好處多歸資本家，尤其是科技產業，卻使得失業增加、實質薪資所得減少。   馬總統現在的盤算是︰低姿態「向人民報告」，然後不理會反對，藉著立法院的絕對多數強勢護航ECFA通過。這樣的作法看似合法，卻缺乏正當性，一定會引來嚴重的政治後果。   固然馬總統在上次總統大選漂亮勝選，但這勝利是建築在民眾對陳前總統貪瀆案纏身的失望之上。經過一年半的施政，馬總統現在聲望低落，根據遠見雜誌1月21日發布的民調，馬總統施政滿意度只有23.2%，不滿意的高達66.3%；對馬總統個人的信任度只有36.4%，不信任的高達49.6%。這麼高比例的不滿意度和不信任度，除了表現出國人對馬總統執政能力的高度懷疑之外，馬總統的兩岸政策快速向中國傾斜讓民眾疑懼也是主因。   馬總統希望用立法院所代表的民意為他的兩岸政策背書，但立法院的席次比例與選票比例嚴重脫節，民進黨四成的選票拿不到四分之一的席位；更何況主要由地區利益結構所產生的立委所代表的間接民意，和民眾對兩岸政策的直接關切，一定有天大的落差。   這樣薄弱的政治基礎要強行通過爭議如此大的兩岸政策，它將引起的政治風暴絕對不是已經吵翻天的美牛進口案所可比擬。   人民公投不是萬靈丹，但它確實是為解決如此複雜而且困難的議題而存在的。假如馬總統仍確信簽ECFA是為台灣人民好，那就讓人民用投票自己說話吧！

投書中國經濟，長、漲、脹？

雖然這幾天佔據大部分有關中國新聞版面的，是Google宣布不再配合網路內容審查，打算撤出中國的消息，但中國經濟成長會不會觸頂的討論，仍將會是未來很長時間媒體矚目的焦點。   1月8日德國聯邦統計局公佈，中國去年1月至11月的出口貨物總值達到1.07兆美元，而之前全世界最大出口國德國在同期的出口金額則為7,346億歐元（1.05兆美元）。中國自此超越德國成為全世界最大貿易出口國。   在此同時，中國也已取代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汽車市場(以數量計)，而根據預測，2010年中國大幅成長的經濟即將取代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圍繞這新聞主要有兩個問題被提起︰首先，中國在全世界因為金融海嘯一片哀號聲中，居然還有這麼亮麗的經濟表現，是不是以鄰為壑、賺災難財的結果？其次，這麼多年中國經濟持續以年平均10%以上的成長率擴張，是否即將面臨泡沫化的危機？   中國國內媒體顯然沉醉在驕傲的自我感覺良好之中，他們大肆宣揚中國新經濟體制相對於老式西方資本主義的優越性，而且大拍國內領導人的馬屁，說他們決策明快，而且能夠督導所屬，貫徹執行。   中國經濟領先復甦是賺災難財？   西方重量級媒體如美國紐約時報及德國時代周報、明鏡周刊等，則大分貝批評說，中國領先各國復甦，外銷迅速恢復成長，是國家操控匯率、以鄰為壑政策的結果。它們同時也提及，中國國營銀行以超低利率，甚至免息貸款給外銷廠商，也同樣是不公平競爭的行為。此外，金融海嘯期間中國政府在國內挹注了將近6千億美金的刺激景氣支出，也頗令人側目。   的確，從2008年夏天開始，中國人民幣又開始盯緊美元，在2009年一年，人民幣相對於歐元貶值了17%，與其它未同樣貶值的出口國家相比，中國商品更具價格競爭性。因為此一政策，北京政府確保已成為「世界工廠」的中國，可以繼續以低廉產品行銷全世界；因為此一政策，中國累積了全世界最高的外匯存底(兩萬億美金)。   中國貿易獨霸的時代來臨？   過去10年，中國的出口以平均年增率23%的速度成長，這雙倍於世界貿易成長速度。1999年，它的出口占全世界出口總額的3%，現在已經到達10%。如果中國的外銷繼續以這個速度增長，10年後，中國將會囊括全世界25%的出口。由於失業人口是共黨政權穩定的最大威脅，經濟成長率保八一直是中國強調的經濟目標。但假如要年年達到此目標，則2010年中國佔世界出口總額的比例，根據國際貨幣組織(IMF)的估算，也必需到達17%。1950年初期，二次戰後美國獨霸的年代，它所占的比率最多也只到18%(現在剩下8%)。   中國在國際貿易上獨霸的時代來臨了嗎？西方列強會容忍中國貿易擴張到甚麼地步？   中國如此具侵略性的經濟目標，如果不是採取政府強力介入的重商主義政策，是沒有辦法達成的。然而重商主義也一定會引來保護主義的反擊。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最近在紐約時報的專欄裡批評中國的匯率政策時就說，那些中國重商主義的受害者採取保護主義措施或許是對的。   中國經濟是下一個泡沫？   這樣的氛圍下，上週在美國因預測恩隆泡沫成名的空頭大師夏農(James Chanos)警告說，中國經濟前景會是「杜拜乘以千倍，或者更糟」。此話一出立刻引起熱烈討論，大家關心的是中國會不會繼杜拜之後，成為下一個泡沫，而且因為這個泡沫的巨大，造成世界經濟無法收拾的局面。   最近因中國大舉投資綠色能源而頗看好它的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傅利曼(Thomas Friedman)顯然不以為然。他說不能小看擁有兩萬億美元外匯的國家，他還引述台灣前行政院長劉兆玄的話來做為看好中國的理由。傅利曼說，當台灣產業升級時，勞動密集產業移到中國或東南亞國家去了，可是現在中國沿海區的產業升級，只是把低階產業移到西部，經濟貢獻仍然留在中國。   經濟學人雜誌也不認為應該把現在的中國，與80年代因泡沫陷入衰退的日本相提並論，因為相對於當時已相當成熟的日本經濟，今天的中國仍屬開發中國家，還有成長空間，處於經濟成長階段，比較有可能吸收因泡沫破裂所釋放出來的閒置人力和產能。   當然，幅員廣大是中國經濟成長最大的倚仗，卻同時也是它轉型時最大的挑戰。   中國能短時間內經濟迅速成長，主要是開放政策實施後，靠著用之不竭的低廉產業預備軍，中國能夠以低成本產品行銷全世界，而且以巨大的市場為誘因，吸引全世界的資本聚集到中國。   國內需求來得及彌補缺口？   幅員廣大、人力充沛，再加上政策鼓勵外銷、政府管制資金、操控外匯，讓中國商品在世界市場上能持續維持強勁的供給競爭力，但問題是各國政府是否願意讓其市場需求，永遠如此方便、慷慨地為中國的經濟成長效命。   一個今天有能力在外太空擊毀衛星，擁有全世界最高外匯存底的國家，在國際間繼續以開發中國家為理由，用重商主義方法掠奪市場，作為自己經濟成長的養分，這種作風已經愈來愈令其他國家難以忍受。不滿中國獨享自由貿易好處的氛圍不只在美國、在歐洲，甚至在剛與其訂定自由貿易協定的東南亞鄰國，都已急速地產生。   當這個「世界工廠」的規模不斷擴張，資本、技術和勞力的供給或許都不是問題，可是國外需求不再配合成長，那該擔心的就是生產過剩的問題。如果家電下鄉、汽車下鄉等刺激國內需求的政策，無法順利彌補需求缺口，大規模的經濟失調就會難以避免，而與中國經濟結合愈來愈緊密的台灣就該當心了。

投書給專業多一點空間

民進黨立委、前衛生署長涂醒哲，因為支持新流感疫苗接種政策，引起黨內質疑，結果還是半途而廢，出面要求衛生署撤掉他表達支持的廣告。為德不卒，殊為可惜。   馬英九政府正在落衰之中，不管什麼政策都不對勁，民進黨人也樂得全力攻擊，所以見不得同志為衛生署的疫苗政策背書。政治攻防之間，專業幾乎沒有空間，這絕對不是台灣人民的福氣。   所謂專業也不是和稀泥，涂醒哲支持疫苗接種政策，不表示他認為國光疫苗上市的過程沒有問題，這樣的區隔是可以說明清楚的，可惜同志一攪和，就沒有是非可言了。   我不是防疫專家，沒有能力判斷新流感疫苗接種政策是否正確，但看到過去民進黨政府時期的防疫主將，像陳建仁、蘇益仁以及涂醒哲等人都站出來，願意支持國民黨政府衛生署的防疫政策，我心裡是有一些感動，也願意相信這樣的政策是對的。   當民進黨立委對涂醒哲說風涼話的時候，我心中不免有疑惑︰那民進黨的防疫主張又是什麼呢？像涂醒哲這樣的前政務官，不是理該擔任民進黨團衛生政策議題的發言人嗎？還是民進黨所有政策主張都已經簡化成一種︰只要是反對國民黨的政策就是好政策，就是民進黨的政策。所以任何阿貓、阿狗都可以代表民進黨出來談政策。   衛生署在執行疫苗接種政策的過程中有很多的問題，這些問題有的是疑似受害者的家屬提出來的，有的是媒體鍥而不捨追出來的，有的則是醫學專業人士揭露出來的。這些問題，到今天衛生署並沒有負起責任，給一個清楚的答案。   舉例說，和信醫院副院長謝炎堯質疑，國光生技如何在那麼短的期間內取得足夠的合格雞胚胎。這部份衛生署始終沒有負責任地加以說明。當然，國光疫苗是否經過足夠的人體臨床試驗，也是備受懷疑。   另外，許多接種疫苗後不適或甚至死亡的案例，衛生署也過於急著撇清，反而引起國人的信任危機，這些，衛生署都必須檢討。   即使如此，我們仍面臨一個現實的問題，那就是︰要不要繼續疫苗接種政策？衛生署說要，陳建仁、蘇益仁以及涂醒哲都支持，民進黨黨團呢？作為一個負責任，以後還想執政的政黨，總不能祇願意享受罵執政黨的樂趣，而不對一個緊急、重要卻又在民間引起疑慮的政策，表達清楚的立場。   新流感疫苗接種政策之所以複雜，是因為個人的衡量計算，和社會整體利益不見得是一致的。由於新流感的病症雖然猛暴，但治癒率高，只要是居住在醫療體系發達的地區，致死率低。相對的，則是每一種疫苗都有一定比例的不良適應症，甚至致死病例，所以從某些個人角度盤算，或許不打疫苗反而是理性思考的結果。但施打率低時，形成防疫漏洞，對因體質關係無法施打疫苗或醫療條件較差地區的民眾有不利影響，所以站在整體防疫的角度，當然是希望愈多人打愈好。   以公共衛生的考慮實施疫苗接種政策，要鼓勵民眾接種疫苗，不表示衛生當局就可以避談施打疫苗的可能風險，隱瞞疫苗生產過程的可能缺失，面對民間來自專業或非專業的質疑，也不能一拖了事，否則一旦形成信心危機，政策恐怕就會崩盤。美牛事件、ECFA爭議不就都是這樣陷入困境的嗎?

投書問ECFA是何物?

問ECFA是何物？   外甥女在美國匹茲堡唸書，她關心國事，隔洋打電話回台灣，問說大家吵翻天的ECFA究竟是何物。談了一個小時，仍然不得要領，電話線兩端的人都十分挫折。   感到挫折的當然不只兩個人。根據天下雜誌國情調查，67%受訪者不清楚ECFA究竟是怎麼回事，可是按照馬政府原本的時程，明(2010)年元月就要簽ECFA了。   為了ECFA，民進黨主席蔡英文三問馬英九；為了ECFA，國民黨五問蔡英文。執政與在野，大家勇於發問，卻怯於給答案，這實在不是人民之福。如此重大政策，瞭解的人這麼少，執政的一方當然必須負起主要的責任。   ECFA就是FTA   ECFA是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的英文縮寫，它的本質就是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TA)。要把這樣的協議叫做作ECFA，而避開FTA的稱呼，這裡面當然有政治的考慮，因為FTA通常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安排，顯然有人不喜歡台灣與中國的關係被認為是國與國關係，所以費盡心思，取了ECFA這個讓許多人搞不懂的名稱。   既然如此，討論要不要簽ECFA就很難主張說，這只是純粹經濟議題，不涉政治。更緊密的經濟關係，一定會帶來更大的政治影響，現在中國已是台灣最大貿易國，四成的貿易集中在中國，一旦簽定ECFA，比例還會更高，中國對台灣的政治影響力就更大，所以很多人光因政治的理由就堅決反對ECFA。   然而歷史告訴我們，經濟往往是驅動社會的更大力量，所以簽ECFA的經濟理由及影響更應深入探討。   世界各國簽FTA的理由大都相同，都是希望藉由產品及生產要素在更大區域的自由移動，提升整個國家的經濟效能。   如果所有國家、所有產業、所有個人，都能夠在自由化的過程中獲得利益，即使利益的分配不平均，如此反對簽自由貿易協定的人一定會比較少。但現實上總是有的國家、有的產業、有的個人獲得或大或小的利益，而其他的國家、產業或個人則蒙受損害。   ECFA不是雙贏的遊戲   理論上，因自由化加入區域整合的所有國家，會使整體的投資與生產因此增加，但對個別國家則不見得如此。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Paul Krugman)的「核心—邊陲」理論，就提到規模居於弱勢的國家，有可能因產業外移、產業空洞化而淪為邊陲，未享其利、反受其害。   即使一個國家，從加入區域整合的過程裡得到好處，整體而言，國內生產毛額增加了，但這樣的增加，固然是有優勢產業大幅成長，但其代價可能是其他弱勢產業的犧牲或消滅。   從個人所得的角度看，因區域整合，或許會使平均國民所得增加，但這樣的增加，有可能是資本所得、高薪資所得大比例提高，而低薪資所得的部份卻反而減少了。也就是說所得分配更趨惡化。   台灣與中國的市場規模非常懸殊，是否會發生克魯曼所謂的「核心—邊陲」效應，讓台灣的經濟因與中國整合不進反退，經濟學家之間有不同見解，但至少不能說這是杞人憂天。   至於簽ECFA一定有的產業得利，有的產業受害，大概已是確定的事。現在要求簽ECFA喊得最大聲的塑化業、電子業是明顯的受益者，而農業、紡織業等則只有哀鳴的份。其實，同一產業的不同廠商可能也有不同評估。像是金融業，大型金控躍躍欲試，但規模較小的業者，面對未來中國金融大象進入台灣市場後的局面，就只能剉著等。   低薪勞工是最大受害者   低薪資階層的勞工可能會是受害最深的一群。台灣與中國經濟的整合，會讓生產因素包括資本及勞動更自由地移動。但資本四隻腳，勞動者只有兩隻腳，資本一定跑得比勞動快。資本追求高利潤，幾乎沒有阻擋，而領取薪資或工資的人，卻常常因為技能、語言、文化、家庭或遷徙成本的因素，被綁在土地上無法跟隨因資本移動創造出來的新就業機會，甚至會因低工資商品的大量輸入，導致失業。   主張簽訂ECFA的人認為，世界各國經濟區域整合的趨勢愈來愈明顯，台灣若不與中國簽ECFA，勢必造成台灣經濟的邊緣化。這樣的思考有一定的道理，但反對簽ECFA的人也有不同的論點。   首先，所謂「邊緣化」的危機是否被一心想利潤極大化的企業集團誇大？前台灣駐WTO代表顏慶章就認為，明年一月生效的「Asean+1」，對台灣產品在中國市場的競爭力並不構成太大威脅，因為相關產品的關稅稅率並不高，而且大部分可以外銷退稅，對這部份產品而言，東協國家並非真正的競爭者。如果包括日本、韓國在內的「Asean+3」自由貿易區形成，對台灣產品才會構成真正的威脅，因此簽ECFA並沒有馬政府宣稱的急迫性。   向鬼拿藥單?   弔詭的是，假如台灣加入區域整合確實是一條明路，大家都清楚妨礙台灣與其他國家談判FTA，讓台灣陷入所謂「邊緣化」的，就是中國，現在馬政府急於向中國討的「解藥」，居然就是與中國經濟的整合。感覺上，這整個事情就像是中國的「陽謀」，而台灣正在「向鬼拿藥單」，一步步走進中國布下的天羅地網。   台灣與中國的地理位置如此接近，歷史、人民與文化關係如此錯綜複雜，不管國民黨政府或民進黨政府處理兩國之間的政治或經濟關係，從來不會是簡單的課題。但是今天民智已開，社會如此多元，政府處理像ECFA這般重大而複雜的兩岸事務，需要特別謹慎，不能簡化為選舉政見的履行，一定要在限期內完成。   馬政府過度重視少數企業界領袖的意見，輕忽一般民眾對ECFA的憂懼，一意孤行、怯於溝通，眼看著反抗的聲浪和行動就要排山倒海而來，恐怕將會付出很大的政治代價。

投書那些過動的嘴巴

有關嘴巴的故事，我所聽過最驚悚的一個，是有關台南政壇的一位老議長。   作為民意代表，必須經常參加婚喪喜慶並且講話，這是家常便飯的事。但這位老議長喜歡講話到不能自已，即使沒有邀請，他也時常主動到場，而且一定講話。   有一天，突然老議長不再講話了，而且很快抑鬱而終。   比較科學的解釋是，老議長後來得了憂鬱症。但是家裡一位長輩嚇我，當時的我，年輕、聒噪、自以為聰明，他說，一個人一輩子所能說的話是一定的，這位老議長用完了他的配額，於是再也說不出話。   我不是很相信這位長輩的說法，但從此變得安靜許多。   同時，我也開始為那些多話的人擔心。每次我看到有人話太多，腦中總是閃過他們的最後一句話從舌尖飄過，然後啞然失聲的景像。   這樣的場面沒有真正發生過，但那些過動的嘴巴，確實總是惹來災禍。   吳敦義是一個有能力、但話太多的行政院長。而且他說話太過矯情，讓人不得不揣測背後的動機。   他喜歡口舌間逞一時之快，而顧不及可能留下的禍害。他的「台獨白癡說」，不會因為道歉就消失不見，反而會如影隨形，成為他從政的永恆窒礙。   然而，放眼望去，政壇上嘴巴過動的何只吳揆一人。   立委吳育昇也是過度使用嘴巴的人。嘴巴特別引起注意，最容易讓人懷疑他的腦袋和內心。吳育昇的「薇閣風波」之所以鬧那麼久，不是因為他過去「正人君子」的形象讓人嚇一跳，而是更多的人幸災樂禍他終於「露了餡」。   一支推銷「鳥頭牌」甚麼丸的廣告消遣男人說，「查甫人千萬不要只剩一張嘴」。其實，我對立法院的一些女立委也有相同的期許。不必那麼伶牙利嘴，會更容易讓人體會到她們問政的認真和深度。   重度使用嘴巴的，當然還有讓嘴巴成為職業名稱的名嘴們。一想到台南那位議長的故事，我就更加同情這些媒體同業。每天必須在電視上談論那麼多自己不可能完全瞭解的東西，如果不是真的全身就只剩下一張嘴，內心一定會感到十分的煎熬。這種痛苦應該不是外人感受得到的。

投書一次雙贏的選舉

一次雙贏的選舉   所謂「雙贏」，講的不是國民黨和民進黨在這次縣市長三合一選舉中都贏了。我講的是許多傳統藍營和綠營的選民，在選舉過後，對選舉的結果都感到滿意。   所謂「雙贏」，還包括這次選舉陳水扁缺席了，馬英九也光環盡失，不管是「馬迷」或「扁迷」，都脫離了「魅力領袖」的魔咒。台灣選民的水準，又一次大幅地向上提升。   選舉過後，前媒體人王尚智的一篇文章「我媽說，對馬英九沒感覺了」，非常生動、深刻地描述了「馬迷」從「瘋狂崇拜」到「昇華冷對」的心理狀態。   同樣地，綠營朋友提及選前家中老人不准有批評阿扁的聲音，選後開始較能心平氣和地談論阿扁的功過。這次選舉，顯然也發揮了心靈療傷的功效。   民進黨失去中央政權一年半之後，終於擺脫縈繞已久的阿扁弊案陰影，打出一場漂亮的選戰，重新站穩腳步，這一定有助於提升台灣民主制衡的力量。   雖然國內外評論都認為民進黨漂亮地勝選，但黨主席蔡英文接受訪問時卻表現十分節制，強調必須提出未來的台灣發展圖像，才能爭取人民託付政權的信賴感。這種審慎、負責的態度，應該是有正確解讀選舉透露的訊息。秘書長吳乃仁勝選後功成身退，立刻遞上辭呈，也讓民進黨散發出一股睽違已久的清新氣息。   然而，民進黨總是承擔苦難易，分享榮耀難。在稍嘗縣市長選舉小勝的甜蜜滋味後，接下來明年立委補選及五都選舉的提名過程，是否還能夠團結在黨的整體目標下，其實並不樂觀。民進黨想要一路挺進到2012年總統大選，取回中央政權，面對的挑戰十分嚴酷。而這裡所謂的挑戰，不見得就是馬英九領導的國民黨，反而是在民進黨的內部。   至於國民黨這次的慘勝，眾矢之的射向馬英九，其實我並不盡認同。馬英九光環消失是事實，但這只是說憑馬英九的魅力再加上中央執政的資源優勢，也不見得能拉抬過去盤根錯結、現在卻日益鬆動的地方政經勢力。   真正的原因還是在地方選民的自主意識增強了。傳統的國民黨地方利益共同體面對民進黨的競爭漸有消蝕，但對抗黨中央權威的膽量和實力卻日見增強。即使是傳統的國民黨鐵票，現在也樂於運用杯葛不投票的選項。地方選舉的生態變得更加花枝招展。   這次選舉揭穿了馬英九形象魅力的假象，這是馬英九個人政治上的挫敗，但對台灣民主政治發展而言，卻絕對是正面的。

投書立法院的民主驚悚劇

上周四(11月19日)立法院上演兩齣質詢戲，非常經典，也非常驚悚，充滿對人性的扭曲。   頭一齣是外交部政務次長沈呂巡當著眾多立委的面訓斥人事處長，很多立委都被嚇呆了。   坦白講，民進黨執政八年，穿著草鞋進殿堂，又喜歡講民主，講人權，朝綱不振。好不容易，國民黨班師回朝，沈次長可以把部裡的上官威儀搬進立法院，老國民黨人看了一定非常懷念。   但畢竟政府部門裡，像沈次長這種家世顯赫、自命不凡的老才俊，已逐漸凋零。這回嚇呆了、來不及反應的立委下回也不會再容許官員撒野。大官在立法院的威嚴風範恐成絕響。   另外一齣驚悚劇則是由兩位兇悍的民進黨女立委管碧玲和陳亭妃擔綱。被如同奴僕般喝斥的是白髮蒼蒼、滿臉痛苦的中研院院士副院長劉翠溶。   民進黨政治人物好談民主、人權，但如果言談舉止間缺乏對人的基本尊重，所談的民主、人權都是空的。用如此粗暴態度對付學術中人，讓人看了更是難過。   或許立委所提出的議題值得討論，但她們似乎更在乎的是自己在質詢台上的權威，頤指氣使之間若有不如意，便咆哮喝斥，好像自己擁有天下的道理，對方都是白癡。   過去在威權時代，反對黨立委只要能夠不卑不亢，敢言敢說，都可以得到敬重。然而今天早已官不聊生，立委厲聲指責官員，看在民眾眼裡，不見得就是道德勇氣，往往只是暴露大聲者的狂妄無知而已。   當然，在立法院裡咆哮橫行的不只是在野黨立委。今天的立法院已經成為一個大染缸，再優秀、再溫文儒雅的社會傑出人士進了立法院，都很難不變成一個樣。   立法院裡的立法委員雖然隸屬不同黨派，卻儼然形成一個利益共同體。除了政黨關鍵議題必須照表演出外，更多的場合，立委主要工作都在彼此掩護，照顧各自的政治和經濟利益。他們一項最有力的武器，就是利用質詢給官員難堪。他們動用私刑的對象，是不分黨派，不分藍綠的。   由於這項武器如此有力，必須勤加操練，因此早已內化成多數立委性格的一部分，即使沒有特殊目的也會自然流露。立委利用質詢凌辱官員的戲碼，未來只會多，不會少。   我們用選票選出來的，竟是一批到立法院以踐踏人格為業的暴君。努力幾十年的民主，落得這幅模樣，實在不堪。

投書根在中國的百年慶典

根在中國的百年慶典   今（2009）年11月9日是柏林圍牆倒塌20周年紀念日，德國總理梅克爾及西歐重要國家領袖齊聚在柏林布蘭登堡門圍牆舊址歡樂慶祝，晚上還施放五彩繽紛的煙火，讓全世界都看得到。然而，最近的民調卻顯示，不管在德西或德東地區，支持統一的民眾比例明顯下降，反對統一的比例則明顯上升，不少人甚至還希望把圍牆再蓋起來。可見，民主國家的國家慶典想要普天同慶並不容易。   在台灣辦國家慶典更為困難，因為對國家認同的分歧不只是少數民眾的問題，而是存在於代表相當民意的主要政黨之間。   最近馬總統和蕭副總統有點苦惱，因為總統府成立了建國百年慶祝活動籌委會，浩浩蕩蕩一百多位籌備委員當中，除了地方政府功能性委員之外，幾乎看不到綠營或親綠人士，國慶變成了黨慶，豈不尷尬。   合理推想，應該不會是總統府排拒綠營人士，而是民進黨和台聯中央不願意和這個慶典活動有太多瓜葛。由於民進黨曾經在中華民國體制下執政八年，竟如此自外於「民國」，於是引來政論者「邏輯矛盾」及「台灣論述的囚徒」等批評。   然而，中華民國雖然真實存在，卻是一個充滿矛盾的體制。凡事需要論述，正是表示事理並非不論自明。如果一切都是那麼理所當然，那麼總統府又何必到處徵詢論述，希望能夠把「建國百年」和台灣緊密地連結在一起。   其實，客觀上來看，現在中華民國和台灣連結在一起並不是問題，會讓人民困惑甚至疑慮的，應該是國民黨政府如何連結中國大陸的那部分。   由於對岸中國要大肆炒作「辛亥百年」，於是國民黨政府也希望藉由熱烈慶祝「建國百年」，爭取對百年中國的詮釋權。   但從台灣的角度看，「建國百年」中的前四十年和今天多數的台灣人，現實上沒有太多交叉，感情上也缺乏連結，甚至有些人還帶著痛苦回憶，特別是在目前統獨對立的政治情境下，如果再去熱烈宣揚當年在中國大陸的豐功偉業，似乎顯得庸人自擾。而從中國的視野看，後六十年消失於中國大陸舞台的國民黨政權，如果現在要爭奪對中國的詮釋權，恐怕也將落得無足輕重。   馬總統最近邀見一批文化界人士，他針對建國百年慶所說的一段話，大致將界定國民黨政府的「中華民國在台灣」論述。   他說，我們的根當然是來自於中國大陸，但是在台灣這塊土地上，我們播下了種，產生出過去在大陸不曾出現的現象與精神，展現出台灣很重要的特色。   這種說法，忘了在中華民國到達台灣之前，這裡就居住有人民。這樣的論述，對自認為根在台灣的人來說，當然沒有吸引力。不瞭解這點，當然也就無法瞭解為何那麼多的人對「建國百年」的慶典興趣缺缺了。   民國百年，民主台灣。恐怕民主台灣才是重點。

投書我的柏林圍牆印象

柏林圍牆在許多人，包括我在內，的心目中，不只是1961-1989年圍繞在西柏林四周，長約167.8公里的水泥牆和鐵絲網而已。它是東、西德分裂以及整個冷戰時期的象徵。它代表的是一種冰冷卻又暴烈的阻隔，親情、自由、希望，甚至生命，都在此斷裂。   1974年至1981年，我在德國留學，街頭和政壇上的震盪起伏，時常和柏林圍牆，或者是說和東西德的分隔以及美蘇兩大陣營的冷戰對峙有關。柏林圍牆是真實存在、沉甸甸的水泥塊，重重地壓在每一個人的心頭。   柏林圍牆以及沿著整個東西德邊界綿延數百公里的鐵網隔離區，在東德內部被宣傳成「阻擋法西斯入侵的屏障」，其實目的就是要阻斷東德民眾向西德地區的流動。在圍牆存在的28年間，為了逃往西德死於圍牆下的，根據不同的統計，在136到206人之間，若計入整個邊境，則約有上千(有一個統計說是1065)人，為了逃往自由死於非命。   最悲慘的一個例子，是大約在1977年左右，我進東柏林參觀時，在伏德利西街(Friedrich Strasse)的查理檢查站(Check Point Charlie)聽到的。   1962年8月17日，一個十來歲的東德青少年彼得‧費希特(Peter Fechter)企圖逃往西柏林時，被東德守衛發現射傷了髖部，他的身體被鐵絲網纏住躺在柏林圍牆下，血不斷地流出。美國士兵不敢去救他，因為他躺的位置在蘇區內數公尺處，東德士兵不敢去移動他，怕遭到美軍的射擊。於是費希特在全世界媒體的注視下，慢慢流血死亡。   因為時日久遠，我不復記得許多當年在東柏林停留的細節，但有一幕我仍然印象深刻。那應該是在亞歷山大廣場(Alexanderplatz)上，電信高塔孤伶伶地聳立著，廣場上行人稀稀落落，社會主義統一黨(SED)中央黨部的建築睨視著廣場對面的總理府。我印象特別深刻，因為這景象和多年前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在介壽路上遙看總統府的情況十分相像。   比較中國國民黨和一些威權政黨在民主化過程中的抉擇，可能會是一個有趣的研究議題。中國國民黨後來把威權象徵的中央黨部大樓賣掉，如果不是出於處理問題黨產的考量，從擺脫威權政黨形象的角度來看，是非常明智的決定。   我在1992年再度訪問東柏林，那時圍牆被衝破已將近3年，我的目的是想瞭解共產黨垮台後原本黨的喉舌報刊編輯部變化的情況，我訪問了當時「新德國(Neues Deutschland)」日報的總編輯。「新德國」日報在共黨時期是社會主義統一黨(執政的共產黨)的機關報，那個時期發行量上百萬。短短不到3年，發行量掉落到10萬。我查了一下今(2009)年的資料，居然還有4萬多份，下場比現在已經關掉的國民黨中央日報好多了。   冷戰時期，西柏林和西德之間的交通，除了飛機之外，靠的是兩條(我印象中是兩條)由西德向東德租用的公路，一條通往漢堡，另一條通往法蘭克福。沿途除了公路上的汽車外看不到人煙。這裡還有柏林圍牆以外的邊界，沒有那麼緊密的衛兵駐守，因此除了鐵絲網之外，還常常裝有聲名狼藉的自動射擊器(Selbstschussanlage)。這是一種裝在離地面約20公分，利用細線觸發的定向霰彈射擊器。除了在邊界殺人無數外，也有腦袋秀逗的西德居民，把自動射擊器設在自家菜圃裡以對付宵小，真的傷了人，也製造不小的社會恐慌。   雖然在制度競賽下，東德共產黨的垮台似乎是歷史必然。但1989年11月9日柏林圍牆的開放則屬意外，當時東德和西德政府都沒做好準備，亢奮的東柏林的民眾因為一則錯誤的訊息，就衝破圍牆湧到西柏林來。西德的法律規定，凡東德居民進入西德領土即有資格申請國民身份。柏林圍牆開放之後，東德民眾不斷湧進，除了統一之外，西德似乎也沒有其他選擇。   1989年11月9日柏林圍牆的倒塌，標記了歐洲共產主義敗亡的開始，共黨政權像骨牌效應一樣，一個一個倒下。對許多當時生活在鐵幕內的人來說，這是一個新的民主時代的黎明時刻。                         然而歷史的走向，比我們願意相信的還更加曲折。20年過後，東歐國家人民對民主及資本主義的熱情明顯消退。1991年，一項針對東歐九個國家民眾所做的調查顯示，絕大多數的民眾歡迎從一黨專政邁向多黨政治。然而最近由經濟學人雜誌所發表的調查卻顯示，這樣的支持已經明顯下降，尤其是在較貧窮的國家，如立陶宛、匈牙利和烏克蘭，下降的程度分別高達20%、24%及42%。   在所有調查的國家裡面，支持轉向自由市場經濟的比例也都明顯下降。一般民眾廣泛地相信，自由經濟更加照顧政治及企業菁英的利益，他們才是真正的獲利者。   即使是較富裕的德國也無法擺脫這樣的趨勢，幾個星期前才完成的德國國會大選，作為社會主義統一黨繼承者的左翼黨(die Linke)席次大增，它在布蘭登堡邦的邦議會選舉完後，甚至還與社會民主黨(SPD)共組聯合政府。   柏林圍牆倒塌20周年，除了慶祝之外，也必須看到警訊。

投書一個業餘大提琴手的告白

作者註︰有朋友問，為甚麼你的部落格叫”巴哈部落”。其實沒有特別的理由，只是這段時間裡，我經常在拉奏巴哈的音樂裡找到平靜，這種平靜似乎也影響我對很多事務的感受和回應。我改寫了前(2007)年台大交響樂團40周年一篇紀念文章，交待一下我和音樂的關係。                                                                                                    前(2007)年5月，我買了一把新的(2006年製)義大利Cremona大提琴。距離我上次買琴，1975年在德國Mannheim，已經30多年了。我仍然很喜歡那把比較厚實的德國琴，但是這把新的Cremona琴，面板、背板、邊板的色澤木紋都鮮麗動人，而且體態輕盈，聲音圓潤，把玩起來更為得心應手，一時之間讓我醺醺然，竟有類似(想像中的)討小老婆的喜悅。   我學大提琴是在大學，這時開始，我真正為一種樂器著迷。   其實我參加樂團的經驗更早，初中就開始了，那時候我算是BBB兒童管弦樂團的高齡團員。一方面是樂團編制需要，另一方面大概是因為我當年體形胖碩，長得有點像低音大提琴，當時三B的指揮鄭昭明先生便找我拉這個樂器。   坦白講，我現在已經記不得是誰教我拉低音大提琴，應該就是鄭老師吧。也不記得當年在三B是怎麼混的，大概聲音不要拉得太大聲，錯誤就有限吧。當然，現在給我一把低音大提琴，我一下子也不記得怎麼拉了。   可是我家裡的人不是都這麼混的。我父親蘇銀河先生曾經是善友管弦樂團的「鼻祖」，他單簧管、鋼琴、大提琴樣樣都行，還可以編曲、作曲、指揮，算是台灣古典音樂祖師級的人物。至於我的二哥蘇正熙、弟弟蘇正途都正式拜師學過鋼琴、小提琴，他們看譜能力奇佳，也都可以拉中提琴，是當年三B的台柱。   後來蘇正熙還學大提琴，拉得也非常好，但自從他拉貝多芬的「大公三重奏」，討到一位鋼琴高材生當老婆之後，從此沒有再看到他拉過琴，對此，我至今仍百思莫解。蘇正途則是走上音樂這條路，圈內大多數的人都認識他，他經常演奏小提琴、中提琴，也指揮過許多樂團，同時是非常、非常好的小提琴老師。   從大一起，我開始固定跟張寬容老師學大提琴，而且認真地練琴，大概想擺脫三B那幾年很不踏實的感覺。張老師是名師，他對音樂科班學生或資質較高，有機會更上層樓的學琴者非常嚴格，對我則是比較寬容，應該是覺得我資材普通，很難有太大期待。張老師和氣時很健談，與家父又熟識，有時候在他那裡學琴更像是與朋友聊天。   學了一兩年的大提琴之後，我開始參加台大交響樂團。這時心情就愉快多了，至少，現在大家年齡差不多，不會受到小朋友的歧視。同時，樂團裡要找到琴藝和自己差不多，甚至更差的，也不是那麼困難。   的確，在業餘樂團裡面玩音樂，必須忍受很多的噪音，算是苦中作樂。不過，在這種艱困的環境下，有時候竟然可以演奏出一些蠻像樣的音樂，那時的興奮之情簡直難以言喻。   我擔任過台大交響樂團團長，記得樂團成立之初，管樂的樂器和人才十分缺乏，尤其是法國號、雙簧管和低音雙簧管，沒有樂器也沒有人。後來好不容易找到經費，買到幾支歐製的樂器，才找人開始學習，而且馬上必須上場應急。當年挑戰舒伯特「未完成交響曲」，銅管、木管聲部很重，而運氣好的時候，居然可以沒有放砲，演奏完全曲，那個時候很多團員感動得眼淚都快要掉下來。   台大交響樂團一向是人才薈萃的地方，在這裡共同享受音樂的同時，也獲得一個場域，可以認識、接觸到許多具有優秀人格特質，而且在各自專門領域表現非常傑出的師長和朋友。這些交往，對很多個人，包括我在內，都影響深遠。   不過，我和音樂，或者說和大提琴之間的關係，在1979年年底的「美麗島事件」以及1980年2月28日的「林宅血案」發生後，起了很大的變化。那時候，我人遠在德國，一種莫名的愧疚感，讓我從此將大提琴荒置。這兩個事件也根本地改變了我此後的生命方向和生活重心。   等到我重新找回大提琴，那已經是2001年的事了。那時候，為了幫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募集經費，我竟貿然答應記協的朋友在他們募款餐會上演奏大提琴。我從蘇正途家拿回大提琴，準備練習兩個星期之後再上場。打開琴盒，拿出琴，上緊弓，將弓搭上琴絃拉將開來，提琴卻幾乎發不出任何聲音。我驟然心頭一冷，心中又驚又困惑，以為自己琴藝竟然荒廢到連聲音都拉不出來了。   等定下心，重新檢查一遍，才發覺原來是弟弟好意，他將許久沒用的琴弓換了全新的馬尾。我忘了先擦松香，當然琴弓拉不出聲音。   募款餐會的演奏果然是一場噩夢，卻找回了我和大提琴之間的情緣。   1981年從德國回來之後，到2002年卸下新聞局長職務為止，我一直生活在內心無比的壓力和外在工作的繁忙之中，尤其是1988年進入媒體工作後更是如此，身體也曾經一度遭受很大的傷害。後來能夠全身而退，其實並非那麼理所當然，應該是有幸運之神眷顧。   離開新聞局之後幾年的工作，比較游刃有餘，因此也開始有時間可以照顧到古老的興趣。近來我把拉大提琴當作對手指末梢神經的訓練，巴哈大提琴無伴奏組曲似乎是最理想的材料。   巴哈的音樂經常在平靜中展開，逐漸昂揚，卻也常帶著悲涼，樂思逐漸飄散，但總有充滿安定力量的音錨不斷將其拉回，然後在愉悅、溫暖和滿足的和音中結束。雖然許多大師怯於在演奏會上挑戰無伴奏組曲，但對業餘者而言，組曲的技術門檻不算高，而且常常能在拉奏自娛之間獲得極大的心靈滿足。   我不確定這樣的心境是否適合不斷跳動的網路世界，但也覺得我們社會往往失之理盲、濫情，或許需要多一些提供安定力量的心錨。巴哈部落就努力來建設這樣的棲息地吧。

投書馬主席捅了馬蜂窩

【開講無疆界】 馬主席捅了馬蜂窩   這樣講好像有點幸災樂禍，其實我是非常支持馬英九的。   當然假如馬英九只是想藉著對兩個似乎是「小咖」的中常委開鍘立威，很明顯，他失算了。他低估了「犀牛皮」和「乾姐姐」能夠展現的「民間力量」。   「小咖」人物極盡一切努力，好不容易擠進中常會的喜悅，瞬間從雲端掉落下來，轉成難以承受的羞辱，它所產生的破壞力不能小覷。   在攝影機前面，琳琅滿目的疑似賄選禮品被倒出來，其中還包括顯然是影射總統大選期間的馬蕭便當盒，不管這些物品有多少真實成份，原本裝扮神聖的國民黨中常會現在看起來就像是老千俱樂部。   沒有其它的情景更能深刻地呈現國民黨內部難以跨越的結構性矛盾。這次中常委選舉，過去有穩定功能，但權力競逐慾望較低的官僚體系幾乎全數退出，形成黨國菁英與地方派系人物的正面對決。   馬英九是黨國菁英中的菁英，他開鍘立威固然是所謂「潔癖」使然，但看在地方派系人物眼裡，這無疑是內部整肅的攻擊發起令。馬系人馬發動請辭，馬主席隨即正面呼應，剛好坐實這樣的看法。   雖然黨國菁英正氣凜然，馬主席義無反顧，媒體也大多正面回應，但此舉對國民黨政權的衝擊一定不小。「小咖」楊吉雄倒在中央黨部前面所曝露的是國民黨政權的統治基礎。他要說的是，不要看不起我，大家都是這樣選的，即使馬英九的總統選舉，也是如此，沒有比較清高。   有中常委要在中常會提案重選中常委，但這明顯侵犯了全代會的權限。現在由黨中央全力遊說中常委總辭，逼迫全面改選，也會使全體黨代表無比難堪。他們是國民黨地方選舉的骨幹。受到羞辱的黨代表感受如何，會如何回應，馬上會在年底選舉顯現出來。   以為在國民黨內部掃賄，會更鞏固國民黨的選票，恐怕是一廂情願的想法，馬英九的雷厲風行更可能動到國民黨的根本。但查賄是對的，對國民黨不好的事情，對台灣不見得不好，所以這件事情我要支持馬英九。

投書發掘真實坦誠對話

【2009.10.21台北西區扶輪社例會演講】 發掘真實坦誠對話 ----- 網路時代的媒體社會企業     近幾年來，不管在台灣，在世界其它各地，新聞媒體環境都產生了非常劇烈的變化。這變化最大的驅動力是網路傳播科技的進步。   網路傳播時代的到臨，可以從兩項研究調查見其端倪。   首先是2008年底，世界知名的研究機構Pew Research Center調查，美國人民獲取新聞資訊的來源，網路(40%)首度超越了報紙(35%)。   台灣方面，2008年政大媒體素養研究室調查顯示，65%台灣青少年參加過網路投票。19.6%的青少年曾在自己部落格討論過公共議題。26.5%曾在別人部落格討論過公共議題。這項研究證實了網路是青少年認為最重要的媒體，而且青少年在新媒體的近用行為也較舊媒體來得普遍。   由於網路媒體的興起，受到最大衝擊的是平面媒體。不管在台灣、在日本、在美國或是在歐洲，都紛紛傳來報紙和雜誌死亡的消息。努力存活的報紙紛紛以減張、縮版、裁員的方式因應。像紐約時報剛剛宣佈又要裁員100人(8%)，著名的新聞周刊(Newsweek)或時代雜誌(Time Magazine)則是改變編輯方針，削減採訪費用，新聞品質一定也會受到影響。   平面媒體認識到網路時代無法逆轉，紛紛投資新聞網站，可是很快面臨兩難抉擇。一是相同媒體的網站，新聞幾乎相同卻免付費，使得本來的讀者群逐步流失，二是若發展獨立的大型新聞網站所費不貲，但收費機制難以建立，靠廣告收入無法收支平衡。   台灣媒體環境除面臨相同處境之外，更有專業不彰以及政治介入的問題。因為專業不彰，過去受到警總、文工會、新聞局的外來宰制，現在則是充斥廣告主的新聞置入及干預。而政府正是當今媒體最大的廣告主。   媒體依所有者政治傾向或利益致使新聞嚴重偏頗，也是一個長期被詬病的問題，這是台灣媒體信用度極差的一個重要根源。   最近中國影響力入侵台灣媒體的事時有所聞。不久之前，主要經濟利益都在中國大陸的旺旺購買中時集團，更為這議題的討論添加火勢。台灣防範中國資金介入媒體的法令規章疏漏不少，隨著馬政府主政下兩岸交流日益緊密，這問題的複雜性會愈來愈高，也會愈來愈嚴重。   不管是商業競爭、政治污染，都使得專業記者的工作環境愈來愈困難。在日益惡化的媒體環境下，有良知的媒體工作者何去何從？除了每天怨嘆環境的惡劣之外，是否也有自己開創理想媒體環境的空間？   現在社會普遍期待公正可信賴的媒體；現代公民普遍希望參與可以發聲的媒體；網路科技大幅降低媒體的資本門檻。這三個機會點似乎提供今天媒體工作者一個可能自己開創理想媒體環境的空間。   在這樣思考下，我們從一年前開始構想成立一個新的新聞網路資訊平台，希望能夠打破現有遊戲規則，創造嶄新的媒體想像。   我們抱持社會企業的基本理念，一方面是成立公司，講求績效，另一方面也追求社會目的，要辦一個好的媒體，把尊重專業、深化民主的目標，明列到公司章程裡。   為達到這目標，我們充分運用公共及網路上所提供充分、便捷而且低成本，甚至免費的資源，結合公民以及專業記者，以互動和立體的方式呈現新聞。同時，為了確保編輯作業符合新聞專業，我們也聘請師大陳炳宏教授作為台灣第一個新聞公評人。新頭殼網站已於今年9月1日開張。   我們是誰？我們是一群長期在媒體服務的專業工作者，也是一群相信新時代必須開創新經營模式的媒體經理人，結合一批不相信媒體只能是現在這個糟樣子的有心公民，希望能為大家期待的民主、開放、多元的社會多盡一分心力。歡迎你也成為我們之中的一員。

投書為黃昭順喝采

中國國台辦日前公開指責高雄市「一些勢力」與「藏獨」、「疆獨」合流，並且明白表示中國觀光客抵制到高雄遊覽與此事有關。原本以為這樣赤裸裸的政治干預只會引起綠營的憤怒，不料立法院裡藍營高雄立委黃昭順罵得比民進黨立委還兇，說陸委會是「縮頭烏龜」，逼迫陸委會不得不嚴正回應。我們應該為黃昭順喝采。   很長一段時間了，台灣藍綠互鬥，幾乎在所有重要議題上都找不到共同立場。國民黨要和對岸簽ECFA，民進黨反對；民進黨要制定黨產條例，國民黨反對。高雄電影節播放熱比婭紀錄片，引來中國觀光客不到高雄作為抵制，本來國民黨方面幸災樂禍，吳敦義還在當國民黨秘書長的時候說，高雄市政府讓人家「不舒服」，難免人家不高興。藍營的高雄市議長更是反應強烈，要退回市政府總預算。   要不要邀請達賴喇嘛到台灣訪問，要不要邀請熱比婭記錄片參加高雄電影節，在台灣這個自由、民主、開放的社會裡，有不同看法是非常正常的事。但是要用威脅的方式阻止我們做自己的決定，這就牽涉到台灣這個社會的核心價值。北京政府老是用它所謂的核心利益要來侵犯我們的核心價值，這是兩岸爭議的核心問題。   兩岸簽不簽ECFA，究竟是經濟問題還是政治問題？看到中國如此輕易地用觀光客做武器，來對付台灣一個地方政府的小活動，就讓人覺得簽ECFA確實更像是政治問題了。台灣是隻小老鼠，中國是大象，簽ECFA是把台灣和中國的經濟更緊密綁在一起，形成不對等的相互依賴關係。兩岸開放觀光不久，它就拿觀光客當武器來對付你，要逼你就範。一旦簽了ECFA，它要修理台灣，還需要動刀動槍嗎？   黃昭順是國民黨來自高雄市的重量級立委，由她在這個攸關高雄市的議題上發難應該具有指標性意義。隔一天，現在當上行政院長的吳敦義也改了口，他指政府干預、權力干預觀光客行程的作法「不恰當」。馬總統幾乎也在同一時間表示將到高雄市過夜，為高雄觀光業加油。整個看起來，國民黨高層應該是有了警覺，感受到若對中國如此明顯的「以商圍政」毫無回應，恐怕後果嚴重，頭一個受衝擊的，也許就是它大力推動的ECFA。   不管黃昭順的動作是出於個人的道德勇氣，或只是國民黨高層政治盤算與操作的一環，我們都不應吝惜為她喝采，因為她在立法院的發言跳脫藍綠鬥爭的窠臼，為守護台灣的核心價值出了力。

投書歷史家與記者的共同探索

<<帶著希羅多德去旅行>>序                                                              2003年我到過波蘭，也拜訪了波蘭通訊社(PAP)。當時波蘭陷於長期政爭之中，和政府關係密切的波蘭通訊社內部人事暗潮洶湧，與社長的會面行程始終無法敲定，最後是由一位略諳英語的部門主管出面接待，他約略介紹了波蘭通訊社的情況，同時提到波蘭通訊社很少派國外通訊員。雖說如此，事實上波蘭通訊社曾出過一位國際間極具知名度的外派記者----卡普欽斯基(Ryszard Kapuscinski)。   在卡普欽斯基活躍的年代，戰地記者或深入危機地區的記者是非常稀有的品種，通常那些地方就只有幾個人，一個美國記者、一個俄國記者、一個英國記者、一個法國記者，另外就是卡普欽斯基。其他記者有大通訊社當靠山，可以出入大飯店，採訪時身邊跟著翻譯，卡普欽斯基算算口袋裡不怎麼傲人的波幣，通常就只能選擇小旅館和跳蚤一起歇腳，然後想辦法在完全陌生的地方自己一個人慢慢施展神通。   從1962年開始到1981年因同情團結工聯被政府註銷證照為止，卡普欽斯基一直是波蘭通訊社派在第三世界巡迴的唯一記者。他到過印度、阿富汗、中國、拉丁美洲及非洲，認識許多第三世界國家政治領袖，包括古巴的切．格瓦拉及烏干達的阿敏。非洲尤其是他的最愛，他不斷回到非洲，報導過那裡27次的革命和政變，好幾次自己還身陷險境。   在艱困的採訪環境中，他練就一套「兩本筆記」的特殊技巧，一本是應通訊社要求的簡短標準通訊稿，另一本則是記錄採訪過程更為細緻的觀察和體會。這些材料從70年代開始，逐漸成為他一本又一本暢銷著作的內容，包括觀察安哥拉內戰葡萄牙人殖民社區潰退的「生命另一天(Another Day of Life)」，描寫衣索比亞國王賽拉西(Haile Selassie)宮廷衰敗故事的「帝王(The Emperor)」，記錄伊朗最後國王巴達維(Mohammad Reza Pahlavi)被推翻過程的「王中之王(Shah of Shahs)」，有關中美洲地緣政治的「足球戰爭(The Soccer War)」以及敘述蘇聯瓦解的「帝國(Imperium)」等等。「帶著希羅多德去旅行」則是卡普欽斯基去世前最後出的一本書。這本書充滿對青年記者卡普欽斯基的回憶以及他與古希臘歷史家希羅多德亦步亦趨的心靈交會。   希羅多德所寫的「歷史(The Histories)」，是卡普欽斯基50年代中期還在「青年旗報」工作時，第一次跨越「邊界」(書中不斷出現的隱喻)前往印度採訪前，女總編輯送給他在路上看的一本書。從此卡普欽斯基與希羅多德幾乎是形影不離，即使隨時處在沒有「餘裕」(瑪克斯．韋伯用語)的狀態下，卡普欽斯基還是時常神遊在希羅多德的歷史故事裡，並且以此來對照，並且解釋他正在報導的現今世界。這種古今神交的關係是如此密切，以至於卡普欽斯基在生命的最後階段還要出一本書來對此做個交代。   「帶著希羅多德去旅行」不是卡普欽斯基個人的專利。得過九項奧斯卡金像獎，包括最佳影片的「英倫情人(The English Patient)」片中男主角德阿瑪希伯爵，他二次大戰期間在北非沙漠裡冒險奔波，發現古窟壁畫，愛上不該愛的女人，而終至墜機焚火、面目全非，躺在北義大利一座廢墟別墅中待斃，卻始終帶在身邊那插滿剪貼、書信的，也正是希羅多德的「歷史」。難道「帶著希羅多德去旅行」恰好就是那個年代漂泊男人的時尚？   被稱為「歷史之父」的希羅多德(Herodotus)在西元前484年左右出生於小亞細亞的哈利卡那述斯(Halicarnassus)，是波斯統治下的子民。非常年輕時，希羅多德就在好奇心與探索欲望的驅使之下開始出外旅行，除了小亞細亞之外，他足跡遍及歐洲希臘、愛琴海主要島嶼、當時的波斯首都蘇莎(Susa)、巴比倫，乃至於黑海西岸。他還沿著地中海東岸的巴勒斯坦走廊去到埃及。保守地估計，他旅行過的地方大概是31個經度以及24個緯度(各自約1700英里)所涵蓋的地區。他每到一個地方都仔細地蒐集資料、實地查訪，記錄所有相關的細節，心中始終清楚，這些工作都是為了要書寫一個偉大歷史的架構在做準備。卡普欽斯基說，希羅多德旅行時所做的田野調查，正是一個現代記者採訪時必須具備的基本工夫。   希羅多德的「歷史」描寫的是希臘與波斯之間的征戰。可是他花了很大的心力在介紹這戰爭的起源，希臘與波斯各自的祖先與相關部族的發展，所以有訴說不完的故事。希羅多德使用極富影像效果的鮮活筆調去敘述各個故事的場景、主角人物的個性還有他們戲劇性的動作。故事裡多的是各地的奇風異俗，又佈滿人性的幽微和隱喻，這的確是漂泊流浪者旅途中最好的伴侶。   有趣的是卡普欽斯基在希羅多德做歷史研究的方法上學習到他所稱「報導文學」(literary reportage)的技巧。這種方法特別重視個人與個人直接接觸所傳達的訊息。這種方法也設法在所發生的事件之外，去捕捉圍繞在四周的氛圍。報紙常常企圖只用600字報導一個事件，但是當天的氣候，街道的氣氛，人們的感覺，小鎮的流言，空氣間散發的味道，這些數不盡的元素，卻都是這事件的組成部分。為了醞釀更高的文學性，卡普欽斯基甚至也會放棄採訪時的筆記，純粹使用記憶和想像來撰寫他的報導。這時候的卡普欽斯基已經又冒著風險，跨出新聞專業領域的「邊界」。事實上就因此有批評者指責他耽溺於追求文學而損及報導的真實。   儘管如此，卡普欽斯基已經蓋棺論定。2007年1月23日卡普欽斯基去世時，全世界重要媒體紛紛以顯著篇幅報導他的死訊，很少有記者能夠享有這般的殊榮。「紐約時報」標題說他是能夠寫作「閃亮諷喻及新聞的波蘭作家」，「法蘭克福廣訊報」說他是「我們時代的希羅多德」，而「明鏡周刊」則更直接讚揚他是「全世界最好的記者」。#   (蘇正平)

投書一則漏網新聞

熱比婭的新聞現在還在熱頭上，原因是民間團體有意邀請她到台灣訪問，而馬政府拒絕了她。   拒絕她的理由，內政部長江宜樺是這樣講的︰熱比婭擔任主席的世維大會與東突恐怖組織有密切關係，甚至大會秘書長也是國際刑警組織所通令發布的重要國際恐怖組織人物，很多國家高度提防並禁止其入境。以國家利益為考量，因此建議政府禁止熱比婭入境。   的確，政府並沒有指稱熱比婭本人是恐怖份子，但藉著指控世維大會秘書長多里坤．艾沙(Dolkun Isa) 是國際刑警組織(Interpol)所通令發布的重要國際恐怖組織人物，熱比婭本身也沾染了恐怖的氛圍，讓拒絕她入境的決定顯得具有正當性。   多里坤．艾沙是不是恐怖份子？是誰指控他是恐怖份子？所謂國際刑警組織的「紅色通報(Red Notice)」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中央通訊社的駐外記者這回盡到了國家通訊社的任務，即時從日內瓦發回來國際刑警組織的說法，只是沒有任何一個主流媒體注意而處理到這條新聞。   這條新聞從專業上來看當然是重要的，因為國際刑警組織的回覆和馬政府對多里坤．艾沙所欲塑造的印象有相當的差距。江部長的說法讓人以為多里坤．艾沙是國際刑警組織認定的通緝犯，而國際刑警組織對中央社的回覆則是清楚地說，他們「僅是代會員國傳播要犯資料，並不代表國際刑警組織的立場」。   即使是「紅色通報」，中央社引述國際刑警組織的說法，也「不是一張國際逮捕令」。它只是Interpol通知其各會員國，「某一司法當局已對某一個人發布逮捕令」。不是Interpol對這個人發布通緝。   江宜樺後來在2日回答立委管碧玲的質詢時說，被Interpol列為紅色通報的人士根本就是要逮捕的，但內政部並沒有動用到逮捕，只是對這樣的人禁止入境。但同一則中央社新聞中提到Interpol有進一步解釋，它說，有的國家把紅色通報視為臨時逮捕的合法請求，這通常是這些國家跟追拿逃犯的國家有雙邊引渡條約，是它們決定逮捕，Interpo不能要求它們這樣做。     國際刑警組織不具體說明這個會員國是誰，但合理的推測應該是中國。所以關鍵就在於我們應該如何看待中國這個威權政府對「恐怖份子」的認定了，還有我們以後是否要同意替中國對它認定的「恐怖份子」加以逮捕。從多里坤．艾沙取得德國籍，又可以在許多國家自由進出，這項認定在許多國家並沒有說服力，而且也沒有國家逮捕多里坤．艾沙。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這則對國內重要爭議具有澄清效果的新聞，完全沒有出現在主流媒體裡。即使是在捍衛熱比婭不遺餘力的自由時報、民視和三立新聞台也都不見蹤影。一直到2日江部長在立法院被質詢時，這條稿子才登堂入室。   新頭殼網站早在1日就透過管道取得並發布了這則新聞，同時也試圖瞭解其背後的原因。   少數知情、關心並且在網路討論此事的學界和社運人士懷疑，是不是中央社基於政治的考慮「暗槓」了這條新聞，因為他們在網路搜尋中央社的歷史新聞，找不到這條稿子。他們擔心，果真如此，那問題就太嚴重了。   新頭殼網站為了查證這件事，透過中央社專業客戶去搜尋，卻仍然在資料庫中找到這條稿子，可見這條稿子應該是有發出來。   其中的差距可能是因為中央社新聞所謂「專業客戶版(CAP)」和「網路新聞版(CFP)」不同的緣故。這條稿子很明顯是發在以報社為主的「專業客戶版(CAP)」，卻沒有被發在可以直接面對網路使用者的「網路新聞版(CFP)」，以致於在各個新聞網站找不到這條新聞。   但為甚麼沒有一家平面媒體發現或願意處理這條新聞呢？這就真的匪夷所思了。一個可能是稿子發出來的時間比較晚。中央社是在深夜約11點半的時候發出這條稿子，並且配上一個不知所云的標題，這時已過了報社的正常截稿時間。稿子被遺棄的命運似乎已被註定，明天又是新的一天，昨天的稿子就讓它躺在資料庫裡吧。   為什麼這樣的稿子不發到可以直接面對大眾的「網路新聞」，只是交到沒有負起責任的「專業客戶」手上？為什麼敏感的稿子偏偏發在夜深人靜的時刻？也許這回真的只是湊巧，但這些問題不免還是會讓一些本來就對媒體沒有信心的人狐疑不已。

投書MercedesSosa-----拉美之音隕落

索莎，被讚譽為最能代表拉丁美洲的聲音，不只是一位天賦美嗓的歌手，她終其一生對抗獨裁、貧窮和新自由主義，於周日因肝疾去世， 享年74歲。阿根廷舉國為其哀悼。   “生命禮讚(Gracias a la vida)”是索莎生前最喜愛的一首曲子，沒有其他的人能夠像索莎一樣，以如此充沛的感情哼唱這首歌。不久之後，在索莎新墳前揚起的也必將是這首“生命禮讚”。   1935年索莎生於貧窮工人之家。15歲時她以匿名參加當地電台歌唱比賽，阿根廷名吉他手法魯(Eduardo Falu)聽了她的歌，大為贊賞，為她安排成為職業歌手。   1965年索莎與她第一任丈夫作曲家及歌手馬修斯(Manuel Oscar Mathus)出第一張唱片，結果大賣。兩年後，索莎簽下第一張唱片大合約。從此，索莎成為新曲風(Nueva Concion)的代表性人物。這種新拉丁美洲民歌曲風不僅保持傳統歌曲形式，並逐步加入政治訴求的元素。索莎的歌曲也開始充滿對社會不公的控訴。   圍繞在新曲風運動周圍的知識份子和藝術家，很快成為保守勢力的眼中釘。1976年阿根廷軍方政變取得政權，兩年後索莎被捕，而且電台不准再播放她的歌。獲釋後，索莎流亡西班牙馬德里，並且展開一連串的歐洲演唱。索莎廣泛取材拉丁美洲詞曲作家的作品，同時許多拉美反獨裁的藝術家也為索莎量身訂作詞曲，把索莎推上國際最知名的抗議歌手行列。   1982年索莎終於可以回到故鄉，三場轟動的演唱會，兩場在布宜諾斯艾麗斯的運動場，一場在歷史悠久的歌劇院，標示了索莎的勝利歸來，更是在慶祝民主的重生。   一回索莎被問到，她是否政治歌手。索莎是這樣回答的，她說，「我不會登上舞台去推銷某一種世界觀，我不是一張歌唱的宣傳單」，「但作為會思考的生靈，我看得見這世界許多矛盾，所以我為人性發聲」。   兩個星期前，索莎被送進醫院，沒有再能走出醫院。不過她已活過精彩一生，“生命禮讚”應是唱出了她的真正心聲。

投書誰怕熱比婭?

誰是熱比婭？幾天前在台灣沒有多少人認識這個名字，她卻突然一夕暴紅，恐怕連她自己都會覺得莫名其妙。   高雄市長陳菊也感到很無辜。自從世運會圓滿成功，她的聲望持續上升，市民滿意度高達七、八成，只要她專心市政、持盈保泰，未來如果任滿退休，一定是背影瀟灑，若要更上層樓，也將從容無礙。   然而，緊接著達賴喇嘛來訪，現在又因為高雄電影節要播放熱比婭記錄片，卻讓她身陷風波，難以脫身。   中國方面認為陳菊操弄藏獨、疆獨議題，是故意挑釁，還由國台辦新聞局長楊毅出面恫嚇。她黨內的競爭對手更無聊，放話說她炒作政治議題是為了要選總統。高雄市觀光業者近來訂房率略有下降，不提其它縣市掉得更多，不提H1N1的影響，卻偏要牽拖說是因這兩個事件引來中國客的抵制。高雄市議會議長甚至附和中國的調子，要求市府停播熱比婭的記錄片。   達賴喇嘛的來訪，雖然是因為別人挺不住壓力、退卻，才由陳菊出面領銜邀請，但至少是商議之後做的決定；但熱比婭記錄片「愛的十個條件」參加高雄電影節，卻是獨立籌辦單位的決定，高雄市政府既未參與，事先也未知悉。然而，當中國國台辦為這事恐嚇威脅的時候，去年把高雄市宣佈為人權城市的陳菊，就更沒有畏縮、退卻的空間了。   高雄市政府新聞處以影展「特別邀請場」名義，將「愛的十個條件」提早到9/22、9/23兩天公開播放影片，目的是不希望爭議延燒到議會總質詢而影響市政，這算不算妥協，當然有議論的餘地，但以影展名義公開播放的底線是守住了。   如果市政府守不住底線，真的撤展了，那會是甚麼局面？高雄市這幾年來好不容易掙來的光榮顏面，一定會蒙羞，而且臉會丟到國際上去。   中國在國際間各個場合恐嚇、抵制它眼中的異議分子毫不手軟，但也每每成為國際媒體注目的焦點。   今年7月澳洲墨爾本國際電影節，同樣也是為了熱比婭這部記錄片，中國用盡各種管道施壓無效後，7部華語片退出影展，其中包括一部由台灣新聞局資助的電影，讓新聞局飽受嘲笑。   上星期的德國法蘭克福書展，中國是主題貴賓國。中國杯葛一場預定邀請異議作家戴晴及北嶺的研討會。主辦單位怕得罪中國，私下想協調戴晴和北嶺不要參加，結果事情曝光，媒體和國會議員猛烈轟擊法蘭克福書展拋棄了長年以來悍衛言論自由的傳統。結果書展主席不得不出面重新表示歡迎兩位異議作家與會，而讓當天中國官方代表拂袖而去。   中國對異議份子的壓制近乎歇斯底里，往往造就更加強有力的反對者。熱比婭原本只是一個小學文化水平，因為蘇聯瓦解，靠邊境貿易致富的女商人。她應該也是中共體制下的受益者，所以當選過政協委員，卻因為不肯按中共的劇本批評逃往美國的丈夫而被捕下獄。等到她出獄，又到了美國，就成為「死不悔改」的異議份子，甚至擔任「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的主席。   北京指控她是「恐怖份子」，直接煽動、策劃、指揮今年7月5日的烏魯木齊暴力事件。但她接受邀請，參加美國國會及歐洲議會的聽證會，很難想像「反恐」不遺餘力的美國和歐盟會給予恐怖份子這般待遇。   熱比婭為了參與反對運動，兩個兒子被判刑，一個女兒被軟禁。烏魯木齊事件發生後，她留在國內的兒子、女兒、女婿、弟弟、姐姐、養女，甚至於孫輩都被找出來指控她涉入事件，要求她放棄暴力行動，並且向受害者道歉，這種違反人性的卑劣手法，讓人不禁聯想到文化大革命的年代。   新疆離開台灣這麼遠，在台灣幾乎聽不到維吾爾人的聲音，本來沒幾個識得熱比婭，她的愛情故事理應也激不起甚麼漣漪。可是就在中國國台辦的恐嚇威脅聲中，熱比婭的「愛的十個條件」將成為好一陣子台灣最熱門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