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獨聯盟主席黃昭堂去世的消息來得非常突然。兩天前，在台大交響樂團與日本小提琴家久保陽子的名曲名琴音樂會上，我相信是看到他的背影，旁邊坐著前駐日代表羅福全。

因為工作忙，我聽了半場就先走，沒上前打招呼。現在我充滿懊惱沒有這麼做。

黃主席是一輩子追求台灣獨立的老革命家，我是新聞工作者，但我們的交情主要是工作以外的關係。

1991年，我獲得新聞評議會的研究獎，拿了一筆獎金，可以到國外考察三個月。第一站我在日本停留一個月，一位朋友建議我利用這機會認識黃昭堂，那時他還是國民黨政府黑名單上的人物。黃昭堂約我在東京新宿地鐵站見面，然後到站前一家他熟識的居酒屋喝酒。

事情是從他點一種產在東京灣春夏之際，比較特殊的魚開始的。我們談到了在日本的魚、在台灣的魚，而因為我幼年在澎湖成長，也談到了在澎湖的魚。

黃昭堂顯然對澎湖有特殊的回憶，他開始談起大學畢業後，在澎湖當預官一年半的日子。

他說，那時他是年輕小伙子，離島假日無處去，便在街道上亂逛。有一天，他聽到一家醫院(現在應該叫診所)樓上傳出鋼琴聲，因為自己拉過小提琴，一時好奇便自我引介，走進醫院去認識主人。

黃昭堂說著說著，我聽他的描述，怎麼愈聽愈像是我過去在馬公的家。我說出父親的名字，嘿，居然天下就是有這麼湊巧的事！

我的父親蘇銀河，畢業於日本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戰後回台灣，帶著一點史懷哲情懷，到澎湖當離島醫生12年。他喜歡古典音樂，自己演奏好幾種樂器，會作曲，能編譜，寫過澎湖縣歌，還組過善友和澎友兩個管弦樂團。

他能喝酒，好交朋友，在澎湖期間，許多台灣本島到澎湖的預備軍官，特別是台南家鄉來的，或是喜歡音樂的，都經常在我家出入。我聽說，常常在榻榻米床舖下的空酒瓶拿去賣，就足以購買回台灣的船票。而黃昭堂是台南人，會拉小提琴，而且顯然很能喝酒。

後來，黃昭堂在一些比較輕鬆的場合，講了好幾次他的包皮被我父親割掉的故事，他繪聲繪影講得非常傳神，消遣自己不遺餘力，自立的同事陳銘城還把它寫到報紙上去。

只是後來我跟父親查證這件事，他說不記得了。他雖然是名校訓練出來的科班外科醫生，但當離島醫生，就是甚麼都割，割多了，就忘記割了誰的甚麼東西了。但對黃昭堂而言，這是何等切身大事，所以應該錯不了吧。

1992年，黃昭堂流亡海外34年後，終於回到台灣。我們還是有見面機會，好幾次他都提到希望再見到我父親。可是黃主席忙於獨立建國大業，我父親則身體不便，大部份時間隱居在台南，他們始終沒有再碰面。幾年後父親去世，我們為父親舉辦家族音樂告別式，黃昭堂也出席了，為此嗟嘆不已。

從德國回來之後，我與父親有很好的的關係，亦父子、亦朋友。父親去世，我非常懷念他，對他生前的朋友也都有特別親切的感覺，彷彿從他們身上還可以再呼吸到一點父親的氣息。每次和黃昭堂見面，便是在這種感覺上特別愉快，而他也都很自然地、沒有壓迫感地釋放出他在你身上看到故人的神情。

自己有堅定的主張，卻能為別人設想，不予人太大壓迫感，對自己坦率面對，是作為台獨聯盟主席的黃昭堂一種非常特殊的人格特質。

他常說自己記性不好，記得了別人好處，卻常常忘記別人壞處。其實，他只是要提醒，要做「大事」的人，不能老記著別人的缺點。

有一些文章稱黃昭堂出身台南望族，他自己卻坦白說，是母親「儉腸耐肚」，讓他這個僅存下來的男孩予取予求。別人以為他是「好額人(有錢人)」出身，其實他只是漁農村好過日子的草地囝仔而已。

他太久生活在日本社會，又是搞體制外的革命，習慣豪邁的講話和動作，甚至有明顯的日本大男人作風。他說自己是「無情」男子，不是好丈夫，狀似瀟灑，其實是因為為革命奔走，對妻兒有歉疚感。他太清楚自己的缺點，不吝自我解嘲，也經得起別人批評，這些缺點就顯得像明月之蝕了。

黃夫人去世之後，我聽說，他處理掉回台時用退休金在北投所買的一個小公寓，去還一筆不屬於他個人的債務，然後搬到附近一個租來的更小的空間，獨居在那裡。組織裡面的一些老戰友，都會設法安排有人和他一起吃飯，一起聽音樂會，怕他在公務之餘，生活得太寂寥。這種同志情誼在今天社會已經少見。

有一次餐敘後我送他回家，在他小小客廳裡陪他多喝兩杯，他提到，一個家族後輩會經常到他住處協助起居飲食，可是他不太喜歡。我知道，他打從心底不想給人添麻煩。現在他用這種壯烈的方式驟逝，雖然許多人覺得不捨，但不也正符合他一貫的作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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