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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書灰燼、身影和動人的生命故事

(本文為允晨文化出版"焚書之書"的序)   這本書雖然以「焚書」為名，但它所談的，不是1933年5月10日在柏林歌劇廣場上被燒掉的那些書，而是人，那些書被燒掉的作者們的生命故事。   雖然這天的焚書是標記德國納粹惡行的歷史事件，但被丟進火堆裡的，其實只是根據一個地方圖書館員的禁書建議名單，不是所有作者都赫赫有名，被燒掉的作品未必就是千秋之作，可是經過這場大火照亮，所有的書和人都榮耀不朽了。   然而一條條溫熱的生命，不等同於冰冷的歷史。對這些作家而言，他們的書被挑出來燒毀，等於是被宣告是體制的敵人，他們的生存，不管物質面或精神面，都面臨嚴重的威脅，他們之中的大部分人因此失去讀者、家園，甚至生命，但也有生命是愈燒愈旺、愈精彩的。   這份焚書名單，主要是針對猶太人和共產主義。身為左派猶太人的亞諾．褚威格(Arnold Zweig)，還是有人認為他是有「普魯士狂」的人，「一字一句都在擁護普魯士」。可是亞諾．褚威格自己卻表示，「要駁斥一個制度，就要顯現在這個制度情況最好的條件下，它如何強迫一般的正常人變得不正常」。這位威瑪共和時期的暢銷作家，在1933年國會縱火事件後，不得不出走捷克，後來更逃亡到黎巴嫩，過著無法出版德文著作的生活。二次戰後，他回到社會主義東德，獲得顯赫地位，死後在桃樂斯市立墓園與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等名作家為鄰，算是善終。   相對而言，和亞諾．褚威格同姓，而且約略同時的史蒂芬．褚威格(Stefan Zweig)就沒有那麼幸運。他是出身維也納富商的猷太人，與同是焚書作者，出身貧困的猶太人記者羅德(Joseph Roth)之間的偉大情誼，是這本書中最感人的一段故事。史蒂芬．褚威格是二○年代全世界最受歡迎的德語作家，羅德則是《法蘭克福日報》名記者。羅德早在1933年3月間就告訴史蒂芬．褚威格要看清楚納粹的真面目，可是後者仍然必須等到5月10日這天，書被燒了，才在寫給法國文豪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的信中，表達自己對此事的不可置信和驚懼。羅德和史蒂芬．褚威格先後出亡，羅德先在法國病死，史蒂芬．褚威格則是1942年在巴西自殺身亡，留下一段到今天還時常困窘巴西人的經典名句：「巴西是未來之地，永遠都是」。   一個最心酸的故事，是有關亞敏．逖．維格納(Armin T. Wegner)的。他曾經是德語區最有世界經驗，寫過無數精彩遊記的作家，卻認為「移民等於死亡」。1933年，全國性破壞猶太商店的災難剛過去，他寫一封公開信給希特勒，希望他禁止暴行，結果是被秘密警察毆打刑求，然後送進集中營。兩年後他被釋放，接著移居義大利，從此無法寫作而封筆。二戰過後的德語作家大會上，他被認為已經死亡。七○年代，明星雜誌(Stern)尋找和報導還活著的焚書作家時，在羅馬找到這個「身負無法解除的孤獨重擔」的人，一個瘦長、充滿無盡憂思、手握極長手仗的老男人，不停地敘說，「我是世界上最寂寞的人」，「為什麼你們沒有早一點來？」直到聲音黯啞。   不是所有焚書作家流亡後都像維格納這麼悽涼。上世紀德國最暢銷書《西線無戰事》的作者艾利西．馬利亞．雷馬克(Erich Maria Remarque)流亡美國後，受到美國人真正的愛戴。他在美國好萊塢寫小說和劇本，周旋在好萊塢最知名的女星之間，成功的故事像傳奇。可是，翻開他的日記，裡面卻是無盡的黑暗、孤獨和憂悶。   同樣在美國發光發熱的是貝托爾特．布萊希特。他的一首詩〈當獨裁政權下令〉描述，一個最好的詩人讀著焚燒名單，卻發現，自己的書被遺忘。他憤怒地說：「我命令你們：燒了我！」當然，布萊希特的書不會被遺忘。有共產黨員身份的布萊希特選擇流亡美國，他在這裡，還有後來回到東德，都繼續寫作，達到一個戲劇導演所能想像的最高成就，是流亡作家裡的異數。   我們不能期待所有焚書作者都能夠腰桿挺直。恩斯特．格雷舍(Ernst Glaeser)是其中迷失，甚至投機的代表。他造成轟動的小說《1902這一年》，描述的是一整世代的失落，作為一部寫實作品，很偉大，作為自己的現實生活，在一個需要做決定的年代，卻很可悲。他一度逃亡，當思鄉的愁緒來臨，又接受「再教育」，投靠納粹，被流亡在外的人指責是「巴結、自欺欺人和有意識的投機」。1947年，格雷舍又轉化為民主人士，向德國人民演講，呼籲「不要順從」、「反對機會主義」，完全成為滑稽的悲劇性人物。   我在德國語言課堂上，第一個讀到的焚書作者艾利西．凱斯勒(Erich Kästner)，則是當天唯一親自在焚書現場的人，而且還被群眾發現。他並沒有出逃，可能是為了老母親，可能是為了柏林友人，也有可能是為了留下來記錄歷史。直到1958年，在焚書25周年致詞裡，他才說明為甚麼要加入懺悔者行列，他說，「因為我們之中，在事情真正欺壓到我們頭上之前，沒有人能回應這個勇氣問題。沒有人知道，自己是不是有這種資質，在這樣的時刻成為一個英雄」。   在焚書的黑名單上，有49位以德語寫作的作家，37位以外語寫作的作家。當然生存受到威脅的主要是德語作家。這本書的目的，顯然不在榮耀英雄，而是要捕捉那些在灰燼上揚起的作家身影，以及倖存者動人心弦的生命故事，這也是這本書特別好看的地方。#

投書台灣司法的好兵帥克們

70年代後期我在德國留學，當地公共電視台播放了好幾集的「好兵帥克(Der brave Soldat Schwejk)」，我每每被戲中帥克忠誠執行職務的傻勁給笑翻了肚子。   好兵帥克是捷克作家哈謝克(Jaroslav Hašek 1883-1923)同名小說中的主角，儘管這世界的組織再完美，經過他超限的責任感和執行力，任何命令的執行都會被搞得秩序大亂。   帥克做事認真的程度，從以下的例子可以看得出來︰一次大戰之前，帥克是賣混血狗的，他為自己賣的狗，都附上一張混得最徹底的純混血狗證明。   因為一次在酒店隨意附和反政府份子的言論，結果帥克被抓去當兵，跟著奧匈帝國的軍隊上了戰場。他奮力執行長官的命令，卻反而讓整個戰爭顯得像一場鬧劇。   這當然是一本反戰小說，1933年5月10日，「好兵帥克」和其它許多的書，就一起被德國納粹丟到柏林歌劇院廣場的火堆裡。   當高雄地檢署為了919高雄水災，偵辦市長陳菊是否廢懈職務，而去調市長官邸警衛記錄的時候，我想到的，就是台灣司法的「好兵帥克」出擊了。   在凡那比颱風侵襲台灣的同時，德國東部布蘭登堡附近的黑鵲河也在氾濫成災，許多城市的居民面臨必須撤離的威脅，可是從頭到尾在媒體前出現就是一位地方危機處理中心的組長，看不到市長，看不到部長，看不到邦總理，當然更看不到聯邦總理。為什麼看不到這些政治人物？因為在這樣的天災裡，災民相信的是專業人員的救災能力，而不是政治人物的做秀能力。   台灣每逢颱風季節，就上演一場又一場的長官督導救災秀。部長、副院長、院長和總統，按職位高低，先後依序視查全國防颱指揮中心，秀的最高潮，就是總統和各縣市長的視訊會議，然後然後在電視機前面，唸著專業單位事先準備的防災指示。   中央如此，地方也照辦，一切顯得理所當然，必須要等到司法好兵出擊，才能顯現這種行禮如儀的荒謬。   坦白講，一個地方會不會發生水災，是看這地方之前的防洪工作有沒有做好，這部分，縣市長當然必須負起責任；其次，就是看老天賞不賞臉，有沒有在瞬間降下太大的雨量，這部分，縣市長一點也沒輒。一旦淹水，便是救災，這時候應該坐鎮指揮的是消防局長，不必然是縣市長。縣市長出現，主要是考量政治效果，不會讓救災救得更好。   陳菊市長在一上午的視察行程之後，回官邸換衣服，因為疲憊，小歇了20分鐘，這時指揮中心還有副指揮官消防局長，而且稍後陳菊又出發視察災情，主持會議，當天只睡三小時，這樣會形成什麼弊案？   引起外界物議的是，兩位副市長也約略同一時間回官邸換衣，並且稍做休息，顯示市長與兩位副市長之間行程的協調不佳。這疏失發生在淹水時刻，當然會讓正在選舉當頭的陳菊團隊付出政治代價。這代價多高？陳菊的競選對手和他們的幫手們希望將它無限上綱，可是接下來的民調卻顯示，一般選民自有定見，不隨政治人物起舞。   這是正常的政治攻防，但使用司法手段就不一樣了。   明顯有選舉利益考量的里長、市議員及市長候選人，按鈴控告陳菊瀆職，高雄地檢署居然也忠誠、超限地大動作查辦。   假如這樣的查辦是合理的，我們可以循著這樣的司法好兵邏輯，繼續推演下去。   檢察官要查扣官邸警衛的影帶，以確認市長進出的時間，那是否也應該查看市長室內的影帶，以確認市長是否只睡20分鐘。   然後，有人便會問這些檢察官︰按照你們的標準，必須睡超過幾分鐘才算瀆職？   既然高雄市有淹水，就查高雄市長有無瀆職，那不要忘了另外一位也在選舉的高雄縣長楊秋興。高雄縣淹水更嚴重，救災工作拖得更久，同樣也有人質疑楊縣長當天的行程，並不是都在救災。當高雄縣有地方還在淹水時，縣長是否也進出過官邸？他是不是有睡著了？是否也應該查扣他官邸的影帶以便偵辦？   好兵帥克當然不會忘掉去年「八八水災」死掉了幾百人，那時候有中央長官在理髮、在游泳、在吃飯，一定也有人在睡覺，當然必須一併偵辦到底。   還有九年前的納莉颱風，台北市在成立防颱指揮中心之後，當時的市長馬英九還到400公里外的屏東幫人助選，之後，台北市大淹水，死傷數十人，整個城市癱瘓一個星期，當時北檢沒有積極偵辦，似乎也應該根據現在高雄地檢署的標準，重新偵辦。   是因為有人控告陳菊，所以就必須偵辦嗎？果真如此，今後台灣司法好兵們將會為此忙到過勞死。   為了陳水扁總統國務機要費案，有人不須舉證，分別控告過去所有藍綠政務官特別費舞弊，結果幾百位政務官吃上官司，現在還偵辦不完。   國科會研究案被發現部份結案單據有混充現象，如果有人比照特別費案，不經舉證，就控告所有國科會研究案申請人，檢察官是否同樣也要擺出大陣仗，偵辦幾千個國內學術菁英？   公司會逃稅是合理懷疑，如果那天誰腦筋秀逗，貿然提出控告，是否台灣500大公司也必須面對被翻箱倒櫃，遭受司法追訴的命運？   這樣的邏輯推演下去，只會愈來愈荒謬。如果真的去執行，就不只是荒謬了。   在軍隊中，有一天長官煩了，問說，「帥克，你是白癡嗎？」好兵帥克一本忠誠、恭順的態度回答道，「是的，長官，我是白癡」。高雄地檢署的檢察官們，也必須嚴肅地面對這問題。

投書被秘密纏身的人

以揭發機密為職志的網路組織「維基揭密(Wikileaks，亦譯維基解密)」，最近遭遇到空前危機，它自己也面臨被要求解密的挑戰。   「維基揭密」的名稱，顯然是仿傚自「維基百科」，但它提供的不是各類知識，而是來自世界各地各式各樣的機密文件。它利用一套複雜的上稿及審稿機制保護洩密者的身份，鼓勵能接觸到機密文件的人，將它PO上網。   今年四月間，Wikileaks公布一卷震撼全球的秘密影帶，讓它一舉成名。它揭露2007年一架美國阿帕契戰鬥直昇機如何利用精密攝影裝備，在伊拉克巴格達上空射殺人員標的，過程中還誤殺了兩名路透社新聞工作人員。路透社透過各種管道要求看這卷影帶未果，結果卻被「維基揭密」給公開了。   接著今年七月，「維基揭密」透過與美國「紐約時報」、德國「明鏡周刊」及英國「衛報」的合作，將它手中七萬餘件的阿富汗軍事檔案公諸於世，改變了世人對北約軍事介入阿富汗的看法，堪稱媒體史上最「大」的獨家，也革命性地重新界定新聞專業的內涵。   「維基揭密」的創辦人亞桑傑(Julian Assange)一夕之間成為「真相英雄」。但名之所至，謗亦相隨。       曾經是網路駭客的澳大利亞人亞桑傑相信，一個透明的世界才是好的世界。他公布政府、企業還有政客不為人知的秘密，就是要讓普通人有能力看透這個世界。   可是亞桑傑本人，以及「維基揭密」本身，就是個大秘密。   亞桑傑現在幾乎是「維基揭密」對外唯一的窗口，九月間另外一名公開的德籍發言人史密特(Daniel Schmitt，化名)，因為不滿亞桑傑的獨斷，已經宣佈退出組織。   網路電子信箱是亞桑傑對外聯繫的管道，可是他常常會突然一、兩個星期失去音訊。出席記者會、接受訪問或到大學新聞科系演講時，亞桑傑頭上一撮白毛十分顯眼，因為平時不見天日，他的臉孔顯得蒼白，說話時，他的聲音柔軟又慢條斯理，反而激起聽眾對聲音背後隱藏的巨大秘密的無限想像。   有關亞桑傑的私人資料，外界知道的很少。他過著類似「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這種生活型態或許是從小養成。他的藝術家父母很早離異，母親和繼父的婚姻也是一團糟，他和母親逃家，一度必須匿名過日，據說他讀過40多所學校。   打從網路剛興起的80年代，亞桑傑就迷戀在網路上。他曾侵入一些公司、政府機構以及美軍單位的內部網路，也曾經被判罰款及緩刑，因此在墨爾本的駭客圈闖出小名號。一個當年檢察官說，亞桑傑隨意進出別人的電腦，就好像他是「全能的上帝」。   有關「維基揭密」的基本想法，亞桑傑自稱在90年代就已經成形。他認為，一個開放社會的基本規則應該是，所有的人彼此間可以交換所有的訊息。經驗顯示，社會不公之所以產生，就是因為佔據權位的人濫用秘密資訊的緣故。1999年，他就先登錄保留了leaks.org的網路帳號，至於Wikileaks則是在2006年底成立。   「維基揭密」與其說是一個傳統意義下的組織，不如說是一個奇妙的點子或計劃。它沒有總部、沒有地址，只有一個放在墨爾本大學的匿名信箱、幾個電子郵件地址、一個twitter帳號。整個作業的心臟就是幾部伺服器，分散在一些對資訊提供者法律保障比較周全的國家，例如瑞典、冰島和比利時。「維基揭密」據稱只有五名固定工作人員，其餘都是志工，他們全部都是隱形人，對外一直只有兩個發言人，亞桑傑及史密特。維持Wikileaks運作，整年的基本費用大約20萬歐元，全數都靠捐款。亞桑傑和史密特都自稱從未領過薪水。   Wikileaks幾年之間公布過150多萬份大大小小的機密文件，其中包括私營保險公司保障不足的資料、非洲的貪污、漏稅名單、激進組織名單等等。此外，泰皇子的奢華浪費資料、美國前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裴琳的電子郵件內容也都上了網。這些的機密的揭露讓「維基揭密」曾經獲得國際特赦組織的媒體獎，可是並不足以讓它引發太大的風潮，一直到今年七月公布的阿富汗軍事檔案為止。這個案件導致一名美軍情報分析員涉嫌洩密被捕，他可能面臨長達52年的刑期。   隨著這事件也激化了外界對「維基揭密」的討論︰究竟它是照亮政治黑暗的一盞明燈？還是意欲在摧毀民主國家秩序的可怕威脅？美國國防部隊蓋茲(Robert Getz)就質疑，為甚麼一個過去的駭客，率領一個無名小組，不定期就點燃一個資訊炸彈，讓國家聯盟的軍事機密曝光，多少資源必須因此廢棄，多少軍人性命可能遭受危害，可是卻沒有人必須為如此重大的決定負起責任。一個世界超強的國防部長表達出這樣的無力感，感覺十分詭異。   亞桑傑自己認為，有權力的政府、政客、企業才須要透明，而像「維基揭密」這樣的「小行動組織」，則沒有必要說明，究竟是那些人在財務上支持他們，他們如何評估秘密文件，是誰在決定公開甚麼，何時公開。可是，現在「維基揭密」已變成一個國際性有巨大影響力的組織，為什麼它可以享有不透明的特權？   隨著影響力的擴大，「維基揭密」內部和外部的壓力也愈來愈大。愈來愈多的人表示願意加入「維基揭密」擔任志工，去年12月以來，至少800名程式設計師表達了這個意願。可是800名工程師如何組織？如何聯繫？「維基揭密」成了自己成功的祭品。   兩個大案件的曝光也觸發了內部的緊張，因為原本「維基揭密」工作的兩項重要原則，也就是對待文件的「無歧視原則」和「中立原則」，都遭受到破壞。   本來Wikileaks要求對不同地區、不同機構、不同大小的機密文件都要同等對待，可是現在幾乎全部人員的時間和精力都被捲進大案子裡。暴得大名之後，蜂擁而至的文件更多，有限的人手更是無法處理。   其次，原本「維基揭密」的態度是要對任何機密文件保持中立，讓文件以原貌出現，讓讀者自己判斷，自己形成看法。可是，四月份的阿富汗影帶就被加上「不經意的謀殺(Collateral Murder)」的標題。七月份阿富汗軍事檔案的公布及隨後的倫敦記者會，「維基揭密」的中立立場更是消失無蹤。   「維基揭密」內部強烈質疑，這麼重要的決策究竟是怎麼完成的。就在此時，亞桑傑在瑞典被指控涉及強暴案，史密特建議亞桑傑暫時避風頭，減少出現在公開場合。亞桑傑則認為自己的涉案是CIA的陰謀，而史密特的種種建議都是為了要奪權，並因此立即停止史密特的職權。史密特於是公開宣布退出「維基揭密」，在接受媒體訪問時，還指責亞桑傑是集「起訴人、法官和劊子手」於一身的獨裁者。   「凡事，不如其表(Nichts ist so, wie es scheint)」，這是亞桑傑喜歡掛在嘴上的一句話；現在，這魔咒也應驗在他本人及「維基揭密」的身上。

投書衰落困頓中的媒體公眾功能

這兩個星期中，我接觸到兩個有關媒體未來及其公眾性的討論會。一個是中正大學傳播學系羅世宏教授和胡元輝教授所辦的「報業/新聞業的未來及政策選擇」焦點座談；另一個則是由蕭同茲先生文化基金會、大同基金會及中華民國發行公信會(ABC)所主辦的「今日台灣媒體之公眾功能」傳播論壇。   兩個討論會比較有意思的是︰它們沒有花太多時間重覆批評媒體墮落的老調，而是把重點放在描繪未來的媒體景觀，還有應該採取那些措施可以挽救，甚至擴大媒體的公眾功能。   很明顯的，隨著網路時代來臨，傳統的，尤其是以報業為主幹的巨型媒體壟斷架構，正迅速崩解之中。另一方面，網路上的內容聚合網站(content aggregator)，如Google、Yahoo、MSN、Hinet等則大量供應免費新聞資訊，再加上微型媒體，如部落格、社群微網誌(如twitter、plurk、facebook)、NGO網站、各類型公民媒體風起雲湧、百花齊放，很快就銷蝕了傳統媒體的影響力和利基。   常常聽到一些人感傷說，現在媒體的公眾功能消退了，愈來愈多的新聞都是在追逐羶色腥，好像過去的媒體和記者都在做公益，而今天的媒體和記者只會逐私利，這樣的印象是有偏差的。   媒體具備公眾功能，但也有一定限制   只要是做媒體，多少都具備公眾功能，但也一定會有限制。過去主要的限制來自於政治，今天則主要的限制是經濟。   1932年，中央社從國民黨中宣部獨立出來，當時第一任社長蕭同茲向軍事委員長蔣介石建議，「在不違反國法和黨紀的原則之下，能有獨立處理新聞的自由」。這情境最能說明當時的新聞媒體所受到的政治限制，和有擔當的負責人為實現媒體的公眾功能所做的努力。   今天中央社的地位和當年已經不可同日而語，有了法律保障，應該更能堅守獨立報導的精神，如果負責的人有擔當，就可以不必讓記者在外面採訪時，被認為可以讓執政黨隨意指使而受窘。   今天台灣的媒體，除非是自作賤，大致是可以不再受到政治方面的干預了。現在大家在談媒體公眾功能的淪喪，主要是由於網路科技迅速發展，媒體受眾行為模式改變，而伴隨這些變化所產生的商業競爭讓傳統大媒體的存續受到威脅，不得不產製更加市場化的內容。   現在的市場機制底下，最能夠坐享其利的是財力雄厚，卻不必自行產製新聞的大型內容聚合網站(主要是入口網站)。它們創造一個以很低成本就可取得豐富資訊內容的環境，匯集了流量，也囊括了最多的網路廣告。   有人寄希望於因網路革命成為可能的NGO或社會企業型的網路新媒體，希望這些強調社會目的而且結合公民參與內容產製的新型網站，可以填補甚至導正目前台灣媒體公眾功能的喪失。這個發展確實值得期待，但這些期待仍必須有足夠的社會支持才能獲得實現。   政府應該出手協助解救媒體的衰退嗎？   因為媒體經營困難，可能導致媒體公眾功能喪失以及新聞專業水準下降，這是當前全球普遍關注的問題，歐美國家的媒體產業界、學界都在熱烈討論可能的出路和解決方案。其中，引起激烈辯論的，是政府應不應該，以及如果應該，如何扮演角色的問題。   傳統上自由主義者對政府在媒體扮演角色是非常反對的。所以，當台灣聽眾聽到像王健壯這樣長期揮舞自由主義大旗的新聞人開始認同「修正的自由主義」，認真討論政府發放「新聞消費劵」想法的時候，我們應該可以確知台灣新聞產業的問題是夠嚴重了。   台灣並不是才在剛要討論政府應否介入新聞產業的十字路口上。我們的麻煩是在於政府的手老早在媒體裡進出，卻從來沒有人認真地、有系統地討論過我們應該有怎樣的新聞產業政策。   著眼於社會功能的新聞產業政策，不同於為政治目的所做的媒體操作政策。   政府設立基金成立通訊社、發展公共電視，協助地方新聞傳播，這些都是新聞產業政策，目的是要提供基礎新聞資訊、平衡過度的電視商業化、提昇電視節目品質、提供弱勢族群電視資源、鼓勵資源缺乏的地方新聞傳播等等。   可是我們政府另外有很大筆支付給媒體的錢，尤其是置入性行銷，以及種種的圖利特定媒體的標案，做的基本上是政治媒體操作，講白一點就是收買媒體的錢。從新聞產業政策的角度來看，政府這類型的介入，是傷害媒體專業、破壞媒體公眾功能的行為。這類的錢，絕大部分都流向有政治影響力的大媒體。養肥了大媒體，往往更加剝奪小媒體的生存空間，這根本違反應該鼓勵輿論多元化的新聞政策目標。   所以要叫政府救新聞業，必須先弄清楚，究竟是要救新聞產業(media industry)，還是要救新聞專業(journalism)。政府伸進媒體的那隻手，不應該是一隻看不見的手，而必須是一隻大家看得清楚它在幹甚麼的手。   鼓勵社會參與是更好的做法   要救或提升媒體的專業水準，其實更好的做法是鼓勵社會參與。今年在美國得到普立茲獎的公民媒體ProPublica，便是在山德樂基金會(Sandler Fundation)的贊助下成立，才有資源進行獲獎的調查報導。創辦「新頭殼」網站的先驅媒體社會企業，同樣也是得到認同其創辦宗旨的社會人士的支持才得以成立。   即使考量今天對媒體走向影響最大的商業機制，其實也未必然就一定要對媒體專業造成這麼負面的影響。   台灣的媒體同業組織是國內各產業組織中，相當落伍而且缺乏活動力的一個。同業老闆之間，幾乎是不見面、不交談的，所以不存在一個場域，可以讓有真正決定權的人，共同討論媒體整個產業所面臨的問題。少了同業之間的溝通，不管是採訪上的、發行上的、廣告上的惡性競爭都無法避免。今天媒體惡劣的經營環境，媒體機構自己要負很大的責任。   商業機制裡影響媒體內容非常明顯的是廣告購買行為。現在廣告主或廣告公司所謂「整合行銷」，要求媒體以「新聞置入」配合的情況非常普遍，但這不見得是世界普遍的趨勢，而是台灣媒體市場非常特殊的墮落現象，情況已經嚴重到不知如何導正的程度。馬英九總統曾在2008年當選總統後，宣示政府不會做政治的置入性行銷，如果他決定兌現這個承諾，或許會是一個好的起點。   廣告界也可以扮演角色   廣告主及廣告商，至少有一件事是可以做，也應該做，不僅會讓廣告支出更具效益，而且也可避免導引新聞走向劣質化，那就是督促媒體調查的優質化。做為許多廣告下單依據的電視收視率調查，長期以來多受質疑，平面媒體的發行量及瀏覽率等調查也很單薄，不足以涵蓋廣告效益應該考慮的各種面向。最近一些研究提到媒體的形象及影響力等因素和廣告效益的關聯，如果多這方面質的考量，不迷信「數大就是美」，似乎也較能提供媒體向上提升的誘因。   台灣的廣告界，即使做國際比較，也是一支素質優異、創意十足、思想進步而且具有強烈社會意識的菁英隊伍。他們應該也不樂見每天互動這麼密切的媒體圈日益惡化，應該也願意提供一些創意和資源，或許透過更具社會意義的廣告下單方式，或是透過類似美國山德樂基金會的方式，鼓勵形成更優質的台灣媒體環境。畢竟大家都是在這裡汲取養份，媒體讓人尊重，廣告也會更具有說服力。廣告人葉文立董事長促成廣告圈和新聞圈的人一起來談「媒體的公眾功能」，這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投書吳敦義可以從蘇貞昌學到的教訓

2006年3月15日，當時擔任行政院長的蘇貞昌為了表達拚治安的決心，主持治安會報後，在記者會中表示，「半年之內如果全民沒有感受到治安好轉，我辭職下台，並且永遠退出政壇」。   半年後檢視績效，蘇貞昌引民調表示，「滿意(度)漸漸提高，不滿意(度)漸漸降低」，整體而言已往好的方向走，所以並沒有辭職。不過內政部所提的總結報告也指出，「這次治安專案工作雖有績效，但未能引起民眾的共鳴」。   蘇貞昌稍後做了反省，他一方面感謝治安同仁做出這樣的成績，但他不忍、也不好意思，因為他的這項宣示，所有成績被說成灌水、造假，所有的努力變成「怕院長下台」，他「自己上了社會一個大課」，做為行政院長，因話講得比較快、比較滿，掩蓋同仁努力的績效，他必須要檢討。   4年後，政府各部會也正使出渾身解數，為現任行政院長吳敦義進行閣揆保位戰。   今年3月間，行政院長吳敦義公開宣示，將努力拯救失業，今年底前要把失業率降低到5%以下，否則他將「辭職」以示負責。   為此各部會的促進就業方案紛紛出爐，其中包括8月初行政院祭出的9億元鼓勵中小企業新聘員工方案，只要雇主多聘一名員工，就可每月領政府補助一萬元。這個計劃原本要從10月份開始辦理，但怕外界做文章，聯想成是閣揆保位戰，因此臨時政策急轉彎，變成從明年1月才開始。   然而年底逐漸逼近，行政院主計處最新的統計資料卻顯示，7月份的失業率仍然高達5.20%。就在此時，勞委會又宣布啟動「立即訓用計畫」，計畫動用一億元預算，輔導五千名失業者與社會新鮮人，接受企業訓練任用，勞工受訓期間可領17,280元津貼，企業只需自付5千餘元，其他12,000元由政府補助。這種作法，政府出錢買失業率的痕跡太過明顯。果然，勞團及立委馬上痛批此舉是為閣揆保位戰，隱藏失業數字，恐再拖垮勞工薪資水準。   治安是否好轉，每個人都可能有不同的主觀感受，民意調查的結果也很容易用調查技術加以操控。所以只要首長抱定決心不下台，當然不會有人辭職。   同樣的，短期的失業數字有太多方法可以美化。有人真的認為吳敦義年底會因為失業率的承諾無法實現而辭職嗎？那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只是這種搶救短期數字的措施，通常無法真正搶救失業，反而製造更多的後遺症。   對於這種空泛而且有不良後果的政治承諾，蘇貞昌自己有過反省，現在他競選台北市長，也宣示競選過程中「不簽署選舉支票」，似乎多少是在呼應4年前所做的檢討。   蘇貞昌學到了教訓，吳敦義也會有這種智慧嗎？

投書在極境凝視自己

陳維滄兄已經出了第三本書，但他還是堅不接受「作家」的稱號。他認為，作家是以寫作為志業，以此為生的人；而他出書，只是為了和更多的人分享他身歷極境時的若干悸動和省思。   雖說如此，其實陳維滄過去的兩本書，「飛鴻雪泥」和「夢想南極」，就已經展現他作為「觀察者」、「記錄者」和「詮釋者」令人驚豔的品質。在新作「那些極境教我的事」一書中，陳維滄作為生命的「實踐者」，則似乎更進一步顯露他自己人生的刻畫。   我們很難用傳統的觀念來界定陳維滄這個人。   陳維滄是成功的企業家，但他50歲就急流勇退，成立非營利組織，當起大善人。   他攝影旅行23年，設備一流，耐力驚人，作品直逼職業水準，但也不在乎未來有一天必須換上傻瓜相機，「自歌自舞自開懷」。   他四探南北極，五訪印度新疆，六度到西藏，遠征沙漠、草原、高山、荒島，愈老愈往極地走，所跟隨的是一顆永不休止的驛動的心。   甚麼樣的心，會驅使一個今年已經73歲的成功商人，願意在冰川、雪山之間跋涉？讓五臟六腑在兇猛惡水之上翻滾？他在這裡尋找甚麼？甚麼樣的聲音，一而再、再而三，呼喚他回到這些極地、荒野？   陳維滄曾經是少年「維特」，是他那一代活躍的文藝青年。事業早年有成，讓他可以在豐盛之年，重新喚醒美麗的藝術靈魂，背起相機，追尋自然的變幻萬千和文化的優美婉約。60歲那年，他到尼泊爾親見聖母峰，從此迷上極境壯遊，樂此不疲。   在荒絕之地，一個脆弱的人面對的是千古大自然，而肉體的磨難，則讓你不得不思考死生的大課題。人在這裡，處於絕對的孤獨，也被迫凝視真正的自己。一旦經歷過這樣的情境，那感覺，對追尋生命意義的人來說，就像一股致命的吸引力，即使再墮紅塵，也會不時遁逃，總是回到尋尋覓覓，探索人生的道路上去。   有企業家的精實幹練，有藝術家的纖細敏銳，有探險家的敢於冒險犯難，有慈善家的悲天憫人情懷，陳維滄的生活充滿個人特色。這樣的生命，這樣的作品，豐美天成，無須特別在意，便自然不落俗套。

投書小巨人的抉擇

楊秋興被稱呼「南方小巨人」，不是因為他力量大，而是因為他認真的程度。   楊秋興認真的程度，今年三月間他為內門順賢宮宋江陣拍攝廣告片時，表現得很傳神。楊秋興身形瘦小，穿功夫裝，手持雙斧在空中比畫，故做威武狀，樣子有點滑稽，但不能不佩服他演出的賣力。   政治態度上楊秋興的認真也是有目共睹。2008年總統大選，楊秋興幫民進黨候選人謝長廷造勢。由於國民黨候選人馬英九在香港出生，過去陳水扁曾嘲諷他是「香港腳」，楊秋興則進一步發揚光大，說當年香港是英國殖民地，所以馬英九是「英國人」，意思是說「英國人」不應該當台灣總統。   楊秋興待人殷勤，禮賢下士，對屬深綠的學者專家們執禮甚恭，不僅多人獲聘為縣府顧問，也提供許多資源讓他們在縣政上有所發揮。事實上初選期間，不少南部親綠學者更支持楊秋興，因為陳菊的民主資歷顯赫，有時候互動之間反而讓這些學者感覺沒有受到足夠重視。   楊秋興經營宗教和社會團體十分徹底。不管佛教、道教、一貫道、天主教、基督教等等，他都熱情招呼，高雄縣已儼然成為台灣不分門派的宗教重地，楊縣長本身也燻得濃濃的宗教味。至於社會團體則是欣賞楊縣長的謙恭多禮，經常樂於參與高雄縣的社福活動。   全國招商第一名是楊秋興本人十分自豪的一項政績，儘管這項成績與中央政府選定的路竹科學園區息息相關，但楊縣長對工商活動以及企業家的重視是無可置疑的。然而特定財團介入民進黨初選和楊秋興脫黨參選過程的傳聞，恐怕將是楊秋興不可承受的重。   或許楊秋興不願意承認，可是初選過程中，陳菊的民意支持度一路領先應該是事實。即便如此，號稱有「姐弟情」的秋菊之爭居然還會「見骨」，確實匪夷所思，這可能也是與楊秋興無可救藥的認真態度有關。初選過後，楊秋興仍然忿忿不平，諸多抱怨，乃至於脫黨參選。其實，初選競爭激烈，不同陣營各有委屈，選後輸的一方可以大發牢騷，贏的一方卻必須吞忍以顧大局，這樣的社會見解遷就現實的政治計算，卻未免顯得鄉愿。   楊秋興宣佈脫黨參選，對五都選情造成震撼，卻很少人看好他當選的機會。為甚麼楊秋興執意參選？這確實是一個謎。   楊秋興指責初選不公，他受到打壓。但即使是同情他的人，也會認為為此脫黨參選，未免格局太小，沒有正當性，而且不利自己的政治前途。   坊間盛傳楊秋興堅持參選和他篤信的濟公神諭有關。是否楊縣長真的如此迷信？因為他對此說始終未予澄清，所以這也一直是謎中的另外一團謎。   決定參選後，楊秋興把自己參選的格局提升到中國政策路線辯論的層次。但大家不免狐疑，假若是楊秋興贏得初選，代表民進黨參選，他也會同樣挑戰民進黨的ECFA立場嗎？   自從宣佈參選後，楊秋興開始不斷否定過去的自己，認真的態度一以貫之。   楊秋興能成就「南方小巨人」的美名，靠的不是身世背景、俊容美貌，基本上就是一個認真的態度。可是，今天他埋頭苦幹、認真如昔，很多關心他的人，心情卻沉重起來。

投書肥貓與黃金降落傘

上(7)月27日英國石油公司(BP)總裁海沃德(Tony Hayward)宣布辭職。在這之前，他所帶領的BP因海上鑽油台失事，讓好幾兆加侖的原油傾倒進墨西哥灣裡。他的危機處理也叫人不敢領教，經濟學人雜誌批評他是「會走動的災難(walking disaster)」，因為他在公開場合一再失言。   墨西哥灣漏油事件，讓BP必須拿出320億美金，以支付清理海上漂油以及各種賠償，造成BP空前的虧損，但拍拍屁股走人的海沃德仍然可以領到一筆高達160萬美金(逾5000萬新台幣)的離職金，同時也可以開始支領保守估計總數將高達1,760萬美金(約5億6千多萬新台幣)的退休金。對此，美國國會議員很不爽，抱怨說這是好幾百萬美元打造的「黃金降落傘」。   剛好這幾天，台灣媒體也在報導本地「肥貓」的消息。根據證交所最新公布的去年上市櫃公司董監事酬勞，有16家公司營運出現虧損，但每位董事平均仍領百萬元以上酬金。其中友達去年虧損267億，平均每位董事仍領270萬元；萬泰銀、旺旺保兩家公司連續三年虧損，每位董事也都領150萬元以上大紅包。至於有賺錢公司董事的薪資加酬勞金就更加可觀了，宏碁電腦董事平均每人領5,887萬，聯發科5,226萬，台機電4,885萬。這麼高的數字也會讓一般民眾懷疑，這些董事們的能力和努力真的值這麼多錢嗎。   確實，去年發生的金融危機讓人更清楚看到，有一些大公司的「肥貓」主管，平時坐領一般人難以想像的高薪，如果捅出樓子，還可以攜帶「黃金降落傘」逃生，把爛攤子丟給股東，甚至納稅人去收拾，這未免太不公平。   這樣違反社會公平正義原則的現象是如何發生的？它有可能解決嗎？   加拿大裔的美國經濟學家蓋布瑞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 1908-2006)，在他早年的「新工業社會」一書中，就已經看到一個「技層結構(technostructure)」的形成。這個社會經濟階層由高階管理者、科學家及律師等所組成，他們在公司決策中比股東更具有影響力，他們這個階層有自己追求的經濟目標，他們重擴張、輕利潤，有時也不免因追求和自己績效相關的短期利益，而忽視長期後果。   經濟全球化以及資本集中化讓這個現象更為明顯，經營規模愈來愈大，讓「技層結構」的薪資與福利愈來愈豐厚，而決策影響力也愈來愈大，一旦經營出現偏差，後果也更嚴重。現在全球性大公司的主要股東已經絕少是個人，代之而起的是投資公司、各式各樣的基金及銀行等。代表這些機構執行股東權力的同樣也是來自相同階層，他們與公司管理階層有同屬「技層結構」的共同利益，所以不太會彼此為難。所以公司經營好時，大家有利可圖，可是高階主管的利益最好；公司經營搞砸了，股東、員工、客戶、債權人都倒大楣，甚至政府還要出面善後，可是往往「肥貓」們還是可以帶著「黃金降落傘」風光退場。   金融危機之後，美國華爾街有些公司與高層主管的合約，引進所謂「回吐條款(clawback clauses)」，讓這些主管每年所領的績效獎金，在事後發現不如預期時，必須回吐回來。可是到目前為止似乎這些條款沒有真正執行過。   最近美國政府的金融改革方案，則要求管理高層的薪資及「黃金降落傘」必須由股東投票決定，可是它所引起的衝擊和爭議都很大。   美國是高度尊重企業自由的國家，因為金融危機許多大企業紛紛向政府求援，政府才取得介入的正當性。台灣大企業的成長背景有很明顯政府的影子。到今天，政府仍然是許多大企業的主要出資者或借貸者，因此，倘若這些公司的公司治理出問題，政府會背負較多的責任。   台灣近年來的經濟發展也走上資本集中及全球化的路，因此「肥貓」與「黃金降落傘」的現象會愈來愈頻繁，而終將引發社會的緊張關係。美國的例子顯示，要同時尊重企業自由和實現社會正義，其實有一定難度。台灣應該針對此問題多加研究，找出適合台灣國情的解決方案。

投書空蕩的立院迷失的黨團

一個暑期到媒體實習的大學政治系學生，跟著記者到立法院採訪。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空蕩蕩的大會議事廳，只坐著六名立委。議事人員枯燥地唸著「公務員撫卹法」修正案條文，主席和零星立委無力的「通過」、「無異議，通過」，就彷彿是諷刺的回聲。(新聞報導見http://newtalk.tw/news_read.php?oid=6511)   這是還在進行中的立法院臨時會場景。原本預定審議11項法案(包括5項ECFA相關法案)的臨時會，在民進黨黨團抗議ECFA法案逕付二讀而退出後，就形成國民黨唱獨腳戲的局面。反對者不在場，國民黨也樂得不須動員表決，打算讓剩下來6項法案，一個一個「無異議通過」，其中包括涉及公務員體制的退休和撫卹法案、健保法修正案，以及社會上有重大爭議，攸關台灣農村未來發展，而且會動用到國家1千5百億以上預算的「農村再生條例」。這些法案，一個比一個重要。   總統府發言人羅志強批評民進黨退出臨時會是「肇事逃逸」，固然顯得「傲慢、輕佻」，但大家還是會問，民進黨立委集體缺席國會，是否有違選民付托。   上回立委選舉，民進黨取得四成的選票，卻只獲得四分之一不到的席次，可見選罷法有明顯不合理之處。但民進黨既已接受這規則參與選舉，而且根據選舉結果進入國會，就不宜輕言退出，以免進退失據。現在民進黨為ECFA法案是否應逐條審議退出臨時會，國民黨陣營則是冷嘲熱諷，不把它當回事，法案不必與民進黨協商，通過得更快，民進黨對此完全束手無策，處境至為尷尬。   立法院沉疴已重，國民黨幾十年(包括民進黨執政期間)控制國會，當然要負最大責任，但作為在野黨，民進黨也沒讓人寄予希望，而且一代不如一代。早年，民進黨還有重量級立委，質詢擲地有聲，揭弊大快人心。現在這類的民進黨立委風範幾乎已經絕跡，代之而起的是不做功課的隨興反應，再加上並不討喜的耍嘴皮子功夫。   8日的立法院衝突，有人眼角中彈，有人肋骨斷裂，都不知道所為為何。平日溫文儒雅的立委，被抓到是丟擲兇器的兇手，只能一臉茫然，無法理解為何自己在這場鬧劇裡，軋上這個荒謬的角色。立法院議場幹架，現在已變成儀式，缺乏熱情，沒有目標，更重要的是，不再有個人或政黨能夠從中得利，但還是有人沒從迷夢裡醒過來。   當特偵組查高院弊案、拘押法官，民進黨黨團幹部卻出來評論，說這是為了移轉國人對ECFA注意力，我們知道，這個黨團已經迷失了，它對周遭的變化已經失去知覺。   如今，整個民進黨黨團對馬政府的監督能力，不如一個國民黨立委羅淑蕾，為何如此，民進黨立委應該好好想一想！

投書進入後ECFA時代

ECFA在中國重慶正式簽署的前兩天是周日，我隨南一中校友登山社去瑞芳爬南子吝山，中午在深澳漁港的「老船長」餐廳用餐，餐廳老闆指著桌上略顯瘦小的馬頭魚說，這已經是難得的珍品，漁港裡所捕獲較好貨色的魚，都被上海的業者蒐羅一空了。   隔天星期一，下班後在家裡附近的「金仙魚丸」便餐店解決晚餐。平常喜歡點的蝦仁羹已經消失一段時間，我問老闆是怎麼回事，老闆說，固定從澎湖供應的蝦仁缺貨了，都被上海業者買走了，叫我就吃赤肉羹湊合湊合吧。   其實在江丙坤和陳雲林正式簽署ECFA文件之前，許多人想像中的後ECFA時代早已悄悄降臨。   一位專欄作家朋友常常說，台灣最根本的問題就是離上帝太遠，離中國太近。很長一段時間，中國對國人來說只是想像中的敵人，看不到也摸不著，但這主要是因為當時中國鎖國，把人民關在國內，把資本主義世界的誘惑和威脅擋在門外。台灣是民主、開放，而且經濟力旺盛的國家，距離中國這麼近，一旦中國決定對外開放，要有效阻斷中國對台灣的影響，注定是不可能的任務。   所以，政府處理兩岸事務的準則，應該是在確保台灣主權及安全無虞的情況下，依民主、法制原則，盡最大可能凝聚國內共識，循序漸進妥善安排兩岸的交流接觸。   雖然馬政府一再宣稱，ECFA純屬經濟性質，但並不具有說服力。反ECFA者的最主要恐懼，在於經濟過度依賴中國之後，政治上也被鎖進中國之中。這不是杞人憂天，馬總統愈不把這擔憂當一回事，就愈讓人猜疑他匆匆忙急於簽定ECFA的背後動機。   公民投票應該是解決不同政治考量的有效方法，馬政府輕率地用行政杯葛的手段把公投阻擋掉了，但如此無法消除疑慮，只會讓疑慮升高為對立。   馬政府為了影響民意，要求各部會全力動員宣傳，投下的人力、物力堪稱空前，但如果比較幾個月前後民調的變化，其實效果有限。尤其是陸委會幾乎轉成ECFA宣傳委員會，而且用相當可議的置入性廣告方式狂掃媒體，更反映出台聯出身的主委必須急切表態的尷尬。   ECFA內容於簽署後隔天在各大報全文刊出，這是正確的作法，可以昭公信。但ECFA簽署時間選在與香港簽CEPA的七周年紀念日，地點選在當年國共談判及簽約的重慶，卻又突顯我方主其事者的政治神經麻痺，這正是最讓國人不放心的地方。   雖然「反ECFA」是動員傳統支持者更直接、更有效、更容易引發激情的口號，不過民進黨6月26日的遊行還是選擇稍留餘地的「反一中、要公投」做訴求。蔡英文主席應該是體認到兩岸交流勢無可擋，因此不能一味反對類似ECFA的兩岸協議，而是必須在守住主權、深化民主的基礎上，更加細緻地處理兩岸問題。   弔詭的是，ECFA簽署或許會被馬政府視為歷史性成就而大加宣揚，但政治效益不見得對他有利。ECFA對台灣經濟的整體效益，在不同經濟學家之間都有爭議，更何況即使經濟效益整體來講是正的，這效益的分配也不平均，甚至於很可能的情況是相對少數的高競爭力產業獲利，而就業人口更多的弱勢產業終將受害。只要因ECFA感覺受到傷害者的人數大於獲利者的人數，ECFA對馬政府的政治效益就可能變成負的。   不能相信只談好處的政策宣傳，每個人的切身利益不同。上海世博會或許讓深澳和澎湖的漁民小賺一筆，但也有吃不到馬頭魚和蝦仁羹的人，是心裡蠻不爽的。

投書聽見花開的聲音----蔡許惠蘭詩與畫集

新認識的朋友惠蘭出了一本畫集，題為「在豔陽下孵夢」。我不是藝評家，對繪畫的歷史、派別沒有太多概念，對繪畫的技巧一竅不通，更糟糕的是我辨色力還不太正常，但這絲毫不影響我長年對不同藝術的興趣。其實，讓我著迷最深的藝術，是一個個不同生命的完成。每個人依不同的境遇，以不同的秉賦、不同的努力，雕琢自己的生命。有的人的一生豐潤圓滿、有的人困頓顛躓、有的人渾然天成，有的人嘎然而止，作為人生藝術家，每個人都留下不同的生命作品。   有人說，「人生是選擇的總合」。對許多在人生場合瞻前顧後、苦思細想，然後勇敢堅決或怯懦被動做選擇的人來說，這講法蠻貼切的。可是我知道許多藝術家，他們之從事創作，彷若天喚(德文說Beruf，英文說vocation)，追隨的是一股起自心中、無可抑遏的動力，幾乎沒有做其他選擇的餘地。我讀舒伯特、讀杜普蕾(du Pré)、讀梵谷等等的傳記，都有很強烈的這種感覺。我認識一位台灣畫家，在聚會的場合總是一隻碳筆不停地素描，我每每都被那股背後莫名的力量所震攝。事實上，在我的行業裡，有些天生的記者，也是同樣被一股永不終止的好奇心所驅使，有時候甚至飛蛾撲火。   惠蘭所受的不是最正統的美術教育，但她的画作已經兩度入選巴黎春季沙龍。我很奇怪她是怎麼做到的。她的回答讓我感到意外。她說，高中時她半工半讀，晚上在「中正紀念堂」附近的照相館裡幫忙洗照片。那是社會遽變、街頭狂飆的年代，一些報社攝影記者都在她的照相館趕截稿前的照片。她時常為這些影象內心波動不已，尤其是看到鄭南榕自焚後的照片，更是受到震撼。她因此有強烈想為台灣做點事的心願，既然沒有其他技能，只是愛畫画，就拼命地畫，希望有一天為台灣增光。   雖然「愛台灣」也是一種動力，但我總覺得好的藝術需要一個比「愛國心」或「責任感」更直接、更原始、更勇猛的驅動力量。惠蘭無疑是具備這種力量的，只是她還不曾自覺地把它表述出來。   惠蘭有一股強烈的欲望，要把內心的感覺表達出來，我第一次和她在桃園機場碰面時，便是這樣的印象。她所找到最深沉，卻也得心應手的方式是透過色彩、運用圖像，盡情地畫画。音樂沒有成為選項，因為身體先天的限制。   這也稍可解釋她的画冊中，除了較早期（2000年）一幅「秋日流水」是比較中規中矩，反映眼見景象的印象作品外，其它所有画作幾乎都強烈表達畫家主觀的意象，是心情、是氛圍、是意境。   2003年前後似乎是畫家無比快樂的日子，或許是被歐洲繽紛的采姿所眩惑，幾幅有關巴黎城市的繪作，還有以豔荷、春雪為題的作品，都有醒目的線條和亮眼的色塊，尤其黃色的大膽運用，讓作者內心的愉悅完全無法掩飾。   這種直接、毫無禁忌的黃色在2005年以後的作品裡不見了，稜銳的線條也逐漸消失。不再是顏色的對比爭豔，更多是以墨綠、暗紅和紫藍為基色的氣氛蘊染。畫家似乎沉迷在色彩的奧秘裡，恣意探索光線的細微變化。這種對光線的著迷最開始顯現在2004年的「挪威伯恩港口」，這幅由2003年寫生重畫的作品簡直就像一座色彩的博物館。     惠蘭2007年以後的作品似乎趨向寧靜或簡約，也更成熟。「雨中威尼斯」場景不小，但用筆精練，很有雨中朦朧的氣氛。「心花」構圖簡單，卻意境深遠。「月光下的白荷」畫的是宜蘭的星空，讓我想起海德堡的古堡廢墟，半夜星空下，城牆上彷彿有精靈在跳舞。形成例外的是2009年的「春天」，繁複的床褥飾摺和背景，似乎是反映畫中貴婦心情的波濤起伏。   2008年惠蘭在人生路途上碰上大石頭，拌了一個大跤。我很喜歡她在畫冊序言中所說的一句話，她說，站在大石頭上，看到的人生風景更壯麗。惠蘭2003年入選巴黎春季沙龍的作品，画題便叫作「聽見花開的聲音」。這樣的題放在惠蘭的画上，特別具有意義。惠蘭用一顆敏感而樂觀的心，渴望而終於聽見了花開的聲音。我相信，用同樣這顆心，她也一定可以實現所盼望的壯麗人生。

投書公關政治有時而窮

胡志強是台灣政治人物的一個異數。   他不是攀附那個權貴而起的。雖說他是拿國民黨中山獎學金到英國留學，但沒聽說蔣經國特別栽培他。李登輝應該是有欣賞他，才會找他當外交部長，可是李登輝一路照顧的人不是他。連戰長期是他的長官，可是胡志強不會一天到晚跟在他屁股後面走。至於馬英九，則只能說他們兩人之間化學反應不是特別好。   可是環顧今天國民黨政治人物中，每次發言都會引起媒體重視的，胡志強始終是少數中的一個。這情況並沒有因為他離開中央到地方去而有所改變。   胡志強也沒有刻意經營自己的派系。他發言的份量不是靠背後的一群人，而是靠一個機智的腦袋、一張靈巧的嘴巴以及一群樂於散播他言論的媒體。   胡志強曾經是最受歡迎的新聞局長。即使許多年之後，讓來台灣的外賓印象最深刻的還是Jason Hu(胡的英文名字)，因為他沒有官架子，知識豐富，談笑風生，是最有趣的宴會主人。   他很懂得運用資源。季辛吉離開美國國務卿的位子後，自組基金會，並且在電視上主持節目。胡志強重重地押注，換得一個和季辛吉電視對談的機會，為台灣爭取到曝光機會，也把自己聲望推到高點。   外交部長任內，與馬其頓建交是他另外一項功勳。這是台灣在歐洲除了梵諦岡教廷之外，所建立起來唯一的外交灘頭堡，當年有一些人很期待從此地出發，再經營幾個中歐小國家。可是，這種外交是建築在沙灘上的城堡，缺乏真實的基礎，當承諾的投資沒有到位，邦交就垮了。不過必須收拾善後的，已經不是胡志強，而是下一任的田弘茂。   胡志強與媒體的關係絕對是一流。他體貼周到，很能照顧媒體機構的需要，又有人味，不會陳腔濫調，總是能適時提供一些讓記者搶得到版面的題材。不管資深、資淺的媒體記者都真心喜歡他。   很少有敵人，是胡志強最成功的地方。即使是反對黨，他也應付自如，不會讓自己和他們搞得水火不容。在野黨裡砲火特別猛烈的，他會貼心地釋出一些資源，讓他們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感受到他的善意。他不會期待化敵為友，但能讓對方在批評時不自覺地稍有節制，如此，政治上胡志強已經勝劵在握。   在政策的選擇上，胡志強不會去搗蜂巢，總是與人為善。台中市花名遠播，胡志強的處理方式，就是儘量讓八大行業合法化，過程中，經營的人、關說的人，大家都得到好處。胡志強日前說，在他的治理下，台中市的地下色情行業減少到只剩八家，他以為是政績，但不少人把它當笑話。   蓬勃的色情行業吸引全國黑道好漢匯聚台中拼經濟，治安老早亮紅燈。胡志強一樣還是釋出善意，連黑道老大的治喪委員會副主委都當了，希望兄弟們知所節制。只是這一回似乎不再靈光，一連串的治安事件，竟成為胡志強連任的最大挑戰。   公關政治，果然有時而窮。

投書希臘、歐元與歐羅巴神話

隨著歐元的崩跌，歐羅巴洲失火了。一個和平而統一的歐洲，是許多代偉大歐洲人的共同夢想，現在這個夢想已逐漸褪色。   歐(羅巴)洲的名字，是因希臘神話而來的。   天神宙斯被愛神的箭射中，瘋狂地愛上了人間的腓尼基公主歐羅巴，他怕老婆赫拉嫉妒，於是化身成一頭俊美的公牛，把歐羅巴公主從小亞細亞誘拐到今天希臘的克里特島。當宙斯後來發現，美麗的腓尼基公主和所有凡人一樣，都將腐朽而去，他呼喊說，「妳會永生不死，歐羅巴，因為接納妳的這大片土地將永遠依妳命名」。   所以歐羅巴就註定永生不死？這幾個星期來的歐元危機，顯示事情沒有那麼簡單。   從二次大戰的廢墟中重新站起，對戰爭的恐懼仍然鮮活，一些法國、德國、義大利及荷、比、盧等國家的政治家，就亟思構建一個共同的歐洲，以確保永久的和平。這個理想的第一個實踐，就是從共同管制和戰爭密切相關的煤礦和鋼鐵開始的(1951歐洲煤鋼共同體)。   雖然1952年激進的防衛及政治共同體計劃沒有實現，但1957年仍成功地構建歐洲共同市場及歐洲原子共同體。然後兩個共同體、一個共同市場在1967年又整合成歐洲共同體。   1993年根據馬斯垂克條約所成立的超國家機構歐洲聯盟(EU)，又整合了歐洲共同體以及外交、安全、司法、警政等方面的合作條約，從一個純粹經濟的共同體，邁向一個具備法律性質以及政治性質的共同體。   然而，就在這樣一個類同美利堅合眾國的歐羅巴合眾國似乎遙望可及的時刻，統一的歐洲也開始它崩壞的過程。   歐盟的夢魘之一是它的決策效率。一再擴大的歐洲聯盟現在有27個會員國。在布魯塞爾歐盟總部四樓一個主要會議廳裡，有一塊長達25公尺長的會議桌，大約是一座標準足球場的四分之一大，27國部長會議經常在這裡舉行。每位部長座位前面都擺了一座液晶薄板電視，必須如此才看得見會議中是誰在發言。會議廳四周佈滿即席翻譯的小隔間，因為有20多種不同語言需要翻譯。這麼多人的會議，根本無法討論溝通，只能宣讀意見。   當歐洲整合速度加快，會員國家不斷被要求交出部分主權，但不是所有國家都心甘情願。申根條約開放了會員國之間的邊界，但開始時只有5個國家願意(現在是15個)。歐元區從1999年引進，到今天也只有12個國家參與。作為歐盟關鍵大國，英國至今對加入申根及歐元區仍然興趣缺缺。   歐盟會員國之間，幅員大小及開發程度差距甚大，德國、法國代表和塞浦路斯、馬爾他代表，在會議上平起平坐，但各自對議題的認知、利害關聯和影響力卻有天壤之別。為了有效處理這樣的鴻溝，有人主張區分核心國及追隨國兩部分來運作，但如此一定會傷到小國及落後國家的自尊心。如果未來歐盟繼續擴大，把穆斯林國家土耳其再加進來，其複雜程度更難想像。   制度設計的不良是這次引發災難的重要原因。歐元共同貨幣的引進，讓個別會員國家喪失匯率及利率的自主權。但歐洲央行的匯率及利率政策操作，不免偏向照顧經濟大國的需要，因而造成部分會員國的長期經濟失衡。一些國家傳統產業仍然是經濟重要支柱，受到廉價中國產品的嚴重打擊，卻因歐元匯率始終居高不下，喪失調整復甦的機會。而當經濟危機引發社會緊張，必須承擔政治責任的個別政府，又往往受到歐元會員國的財政赤字限制而束手無策。   歐元國家財政紀律的鬆散，則是這次導致歐元危機的最直接原因。雖說歐元區對會員國財政赤字上限有嚴格規定，但其實大部份國家沒有嚴格遵守，也彼此放水不予追究，終於鬧出希臘財政造假惹禍的嚴重風波。   歐羅巴的名字是由希臘神話而來，這次也因希臘的脫軌而瀕臨敗壞，彷彿冥冥中自有巧合。   腓尼基公主是凡人，她沒有因為宙斯呼喊了她的名字而免於腐朽。歐元、歐盟都是人造的機制，它們也不會只因為有一個偉大的歐洲理念就自動運轉，而是必須用不斷的嘗試、修正和努力，來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不改善，就滅亡。歐元、歐盟正面臨成立以來最艱鉅的挑戰。

投書你確定所看到的是新聞嗎？

我不喜歡寫有關媒體的文章，尤其是台灣媒體乏善可陳，寫起來心情非常沉重，畢竟這是我從事二十多年的行業，訴說它的墮落，不會讓我覺得光彩。但總是還有一些人抱著一絲希望把新聞當志業，而且還有許多媒體的讀者、觀眾或聽眾真的以為媒體是民主社會的第四權，對媒體的功能充滿期待，還在這行業裡工作的我們，可以對此麻痺不仁、視而不見嗎？   上個星期，我寫到一些公共媒體因為缺乏對自己法定角色的認知，恐怕會逐漸退縮，再度成為被政府豢養的「新聞農場」；我也寫到近來政府置入性廣告充斥，提醒馬總統他已經違反不做政治置入性行銷的承諾。   然而在媒體裡置入性廣告猖獗的程度，遠遠超過我們的想像。這一星期之中，就有更鮮活、更嚴重的例子，讓我不得不再談它一次。   5月5日，中國福建省長黃小晶到台灣訪問，中國時報和聯合報隔日都用非常多的版面大幅報導，這是否過度誇大這項訪問的重要性姑且不論，很明顯地，其中包含了置入性的政治行銷。   雖然這些報導都掛著記者的名字，形式樣態都像新聞，但曉得內情的人告訴我，中國時報沒掛責任編輯名字的那半版吹捧福建政績及投資環境的報導，便是置入性的廣告。然而，一般讀者是無從分辨那些是新聞，那些是廣告的。   聯合報相關版面中也有隔開的半版，是專門宣揚福建的新聞。這樣的新聞處理方式透露出詭異，我心中也有很大的問號。   如果我的瞭解沒錯，兩岸人民關係條例還是禁止中國政治性廣告出現在台灣媒體上的，陸委會對此可以不聞不問嗎？   另一樁幾乎所有報紙讀者都無法錯過的置入性報導，是有關佛光山星雲大和尚在凱達格蘭大道所辦的佛誕節活動。5月10日四大報，包括自由、蘋果、聯合和中時，都一致地用顯著的整版規模大幅報導，而且也都掛上了記者的名字，呈現上和其它新聞版面沒有多大差異，只有報角邊出現專輯的字樣。關心這議題的人曉得這是代表置入性新聞，但一般的讀者不會知道其中的區別。   諷刺的是，星雲大師2009年開辦可能是全世界獎額最高(每名得獎人一百萬新台幣，美國普立茲獎才一萬美金)的新聞獎，獎勵新聞典範、新聞專業、新聞教育及新聞圓夢，卻自己以大剌剌的方式買新聞，破壞典範、傷害專業、教壞記者，讓新聞夢碎。星雲大師是出家人，我們不好說他財大氣粗，但他確實讓那些為他的新聞獎背書，而多少還有清譽的新聞界大老們顏面盡失，從此很難再向後輩及學生談新聞專業。   我舉這些例子是在說明，政府、外國強權、宗教是如何以欺矇的手段在騙取我們的信任、信賴和信仰。這些是屬於在報紙、目標比較大、容易被注意到的，至於每天在電視、廣播、網路出現的活動、遊樂場、餐廳以及各式各樣商品的置入性行銷更是氾濫成災、無所不在了。   三、五年前，媒體圈的人在一起，會笑中國媒體記者賣新聞收錢的醜態，曾幾何時，台灣的媒體和記者很多新聞也是秤斤秤兩地賣，居然大家現在都見怪不怪了。這不可能是兩岸交流的結果吧？兩岸交流的目的應該是要彼此提升，而不是相攜沉淪的。   其實，媒體的整體廣告營收從這種方式換到那種方式，不會因為採取置入性行銷而有所增加，只是手段卑劣，讓這個行業更加聲名狼藉而已。我擔心的是劣幣驅逐良幣，好的記者轉行，好的媒體退出市場，有識見的讀者、觀眾、聽眾掉頭而去，台灣的報紙、電視、廣播從此再無可留戀之處。

投書當媒體變成政府豢養的「新聞農場」

5月3日是國際言論自由日，總部設在巴黎的「無疆界記者組織」公布40個全世界最大的「新聞掠食者」，其中包括17名國家元首，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俄羅斯總理普亭又再度上榜。   自從解嚴之後，台灣政府就已經脫離這樣的「新聞掠食者」行列了。不過，假如「無疆界記者組織」公布的是「新聞餵食者」的排行榜，那台灣政府恐怕還是會上榜，而且極可能名列前茅。   「新聞掠食者」像大白鯊，血盆大口一張，它不喜歡的新聞，連同記者，一起吞食下去，屍骨無存。「新聞餵食者」則是用各種誘餌，把新聞養得肥肥胖胖，恰恰好就是「餵食者」喜歡它的樣子。   2008年馬英九當選總統，他在就職演說中，宣示將「充分尊重媒體的監督和新聞自由」；他沒有充分履行這樣的承諾。同時，馬總統也簽署同意書，向媒體監督團體承諾「不進行政治性置入性行銷」；他也嚴重違反了這樣的承諾。   馬總統就職以來，政府對公共媒體的操作，屢屢引起爭議。美國人權組織「自由之家」的「2010年新聞自由報告」，就關切台灣政府對公共媒體人事的介入會影響到這些媒體的編輯內容。   事實上，各國公共媒體的經營都面臨政治力影響的問題，而且三不五時會引發爭議，但政治介入粗暴或粗糙的程度，以及媒體本身是否能夠抗拒不當干預，各國表現仍有非常大的差異。   在台灣，政府安排非媒體人士出任通訊社高層主管，以不尋常的大動作，甚至未依法定程序主導公共電視董事會改組，這樣的方式太過粗糙，就不免引人側目。   另一方面，有的公共媒體負責人不僅沒有為同仁扛起政治壓力的擔當，甚至還公開認同公共媒體必須服從政治的說法，有的媒體則是應官員的要求，調派採訪路線，以確保被屬意的記者可以配合官員的需求。公共媒體做到這個地步，就變成政府豢養的「新聞農場」，太令人難過了。   劉兆玄擔任行政院長的時候，有一次接受媒體專訪，新聞的呈現十分詭異，事後傳出這是付費的置入性專訪，簡直讓人無法置信。此後，政府部門的置入性新聞不斷，尤其現在ECFA的討論正熱，政府各部門文宣在馬總統一聲令下，鋪天蓋地而來，其中更是不乏偽裝新聞的廣告。   馬總統競選時的「633」政策(即經濟成長率6%以上、平均國民所得3萬美金以上及失業率3%以下)支票無法兌現，是可以怪國際經濟大環境不好，可是，他承諾不做政治性置入性廣告，現在也是跳票，又不知要拿什麼作理由。   當然，做置入性廣告的不只是國民黨政府，民進黨執政的縣市置入性廣告也打得很兇，特別是若干參加五都首長初選的現任縣市長，浪費公帑打自己形象廣告的情況非常嚴重。這是台灣政治的整體墮落。   做為共犯的媒體，也幾乎是集體淪陷。不管是政治或商品，大家談的都是所謂「整合性行銷」。如果說在「賣新聞」這方面，蘋果日報竟是台灣媒體僅存的一塊淨土，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覺得很諷刺。

投書一股選舉妖風

大高雄市選舉民進黨黨內初選，因為兩位爭取者都是政績被肯定的現任首長，本來應該成為一次民主典範，卻無端捲起一股選舉妖風。如果這種妖風，對它姑息，讓它坐大，民進黨可能在高雄丟掉一個原本穩贏的勝局，那是小事，讓作為台灣保命符的民主，墮落成為政治黑幫的溫床，那才是大事。   本來，初選同志間的競爭就已經難為，但只要在規範之內，讓競爭者的能力、操守以及格局、風範，更清楚顯露出來，即使競爭稍有激烈，也是符合民主的目的。但在民進黨高雄初選如火如荼的時候，卻有自稱是前民進黨基層黨員的人，以個人名義，在不同媒體，每天購買半版廣告，用低俗不堪的字眼，針對初選民意領先的候選人和她團隊裡的個人，進行毀滅性的人格謀殺。這現象十分詭異。   這個刊登廣告的個人，似乎無足輕重，但有能力提供每天半版廣告的資金背後所隱藏的政治企圖卻不容忽視。   這些廣告本來附有一捐款帳號，目的是要誤導社會大眾，讓人家以為是有一群不滿的民進黨基層籌資刊登，但後來證實那只是障眼法，資金另有出處。是誰，基於什麼動機，要以這種卑鄙、低劣的方式介入民進黨初選？   懷疑的眼光很容易投向初選的競爭者楊秋興，因為如果這種攻擊有效，他是最直接的受益者。但一個有執政實績的縣長，如果跟這種政治黑幫行動有任何瓜葛，那他的頭殼一定是壞掉了，楊縣長不會這麼笨的。在黨中央敦促下，楊秋興和陳菊一起譴責了刊登這些廣告的行為，這是有智慧的選擇。   懷疑的眼光也被投向國民黨，民進黨中央的聲明似乎做了某些暗示。國民黨不是沒有前科，當年台北市立委選舉7-up的操作，就被認為是這類選舉文化的的濫觴，但這次把帳算到國民黨頭上去，看起來相當勉強。   過去幾次重要選舉都引起波瀾的「非常光碟」集團，也是被懷疑的對象，因為某些行為模式很相像，但還是必須等待檢方調查的結果。   民進黨中央真正擔心的，恐怕是的確有部分民進黨人士為了目的不擇手段，和專門提供卑劣手段的政治黑幫掛勾。參與這種勾結的人標舉一個政治目標，然後無限上綱，合理化所有下三濫的手段，其實所圖的都只是個人的私利。   這回，民進黨中央以外力介入的理由提告，看起來是想借司法之力，即使自揭瘡疤也在所不惜，就是要除去這些害群之馬。

投書爲「閱讀台灣．探索自己」敲邊鼓

許多在台灣成長的人，包括我在內，所經歷的人生很奇怪。在為升學、為生活奮鬥的日子裡，心思所及，經常只有疲累的工作、壅塞的交通，還有那張孤獨但甜蜜的床。此外，對自己生活的周遭，沒有太多的概念。   然後有一天，全世界走到你的面前，你眼界大開，你流連在新認識的世界裡，你熟悉紐約、倫敦、巴黎、柏林等地的著名古蹟、街景，卻對離家幾百公尺遠，和台灣歷史有密切關聯的一間廟宇了無所知。   我對想要多認識台灣產生急迫感，那年已經40歲，超過了現在陳文成基金會「閱讀台灣．探索自己」徵文比賽的年齡限制。醫生診斷我罹患無法痊癒的脊椎疾病。我對拖著這樣的身體還能自由活動多久，有強烈的不確定感。我突然非常在意自己到過世界那麼多地方，卻對故鄉台灣所知甚少。帶著這樣心情，那一年我第一次登上玉山。   我們之間許多人是因為意識形態教育而和台灣疏離的一代，必須等到有了充分自覺，才會藉由各種方式，把散失的、和台灣有關的碎片逐漸綴連起來。   台灣和我精神上的依稀相連，有一些是經由長輩的故事來的。   父親漸老以後，開始會找機會談他年輕的事。我在初中、高中年代，幾次聽到父親談到他高校畢業後，曾和兩個同學一起到阿里山住了一段時間，在那裡讀書，準備考大學。同學中，一位是後來知名的醫生畫家許武勇，另外一位則是郭姓同學。父親說，這位同學喜歡唱一首「好花不常開」的中國歌曲，後來在白色恐怖年代被槍決了。   一直到出國，接觸到許多禁書，尤其是解嚴前後，有關二二八、白色恐怖時期的書籍如春芽般冒了出來，我如饑渴般地閱讀，才更瞭解這位郭姓同學的背景和他所處的大時代，以及為何在我們成長的日子裡，總是悶悶地老是覺得背後籠罩一片大陰影。   父親講的是郭琇琮，是當年台共案非常關鍵的人物。他後來考進台大醫學院，當了醫師。二二八事件他也參與其事，後來逃到過去和父親一起待過的阿里山山區，躲過國民黨政府的追捕。但到了白色恐怖時期，就不再有這個幸運，1950年11月28日，他被槍決在馬場町。我在藍博洲記述白色恐怖的書裡看到這個日期時，心底一陣寒意。我不得不特別記得這個日子，因為就是那天我出生到台灣。   和郭琇琮同一天被處決的14人中，有一位當年在台大醫院十分被看好、被期待的年輕醫生，第三內科部主任許強，他是前中研院院士李鎮源最要好的同學。同樣涉案但倖免於死，在綠島被關了12年的眼科醫師胡鑫麟，則是李鎮源的妹婿，他也是父親高校的學長和長年的好友。胡醫師出獄後所生的兒子胡乃元，得過比利時伊莉莎白女王國際小提琴大賽首獎，是國際知名小提琴家。   這段悲傷李鎮源一直埋在心理。很多人不瞭解，幾十年埋首於蛇毒研究的國際知名學者，為什麼會在解嚴之後以垂老之年投進政治，而且捲起風潮，成為廢除刑法一百條言論叛亂罪的頭號旗手，原來驅動力就在這些過去隱誨不明的歷史傷痛裡。   每個人依據不同的成長經驗，去構建自己的台灣意象，以及和它的連結。我不得不承認，從年輕時開始，這樣構建起來的意象和連結，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探索和實踐，形成了我生命發展的主要軸線。坦白講，這樣的生命還蠻沉重的。   在自由開放的今天，要認識台灣，不見得每個人都需要這樣的戲劇張力，也不必老是以憂苦的臉孔來面對歷史。但利用各種機會閱讀台灣、探索自己還是有必要的。因為即使享有自由，如果缺乏對土地的認識和省思，這樣的生命恐怕也只是沒有根的盲目漂流吧。                         (第一屆「閱讀台灣 探索自己」徵文比賽，將從4月20日開始收件。陳文成紀念基金會邀請15-35歲的年輕人，從主辦單位所提供的49本書單中，挑書閱讀並寫下讀後心得參賽，最高可獲得首獎15萬元獎金的鼓勵。詳細請參考http://readtaiwan.blogspot.com)

投書威權幽靈不去偉人常留暗影

台灣2008年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謝長廷，被指在戒嚴時期擔任調查局線民，雖然欲藉由司法澄清，卻因調查局官員的證詞愈描愈黑，困擾不已。   凡經歷過威權體制的國家，都會留下一段不光彩的歷史，讓許多走過這段歷史的人不堪回首。尤其後來愈出名、光環愈大的人，他們當年留下來的陰影，就愈受注目。   歐洲發生過兩次世界大戰，歷經軍國主義、法西斯政權和共產統治，但也是後來民主化最徹底的地區，在這裡，和歷史幽靈的纏鬥幾乎是每天上演的戲碼。文學家、科學家、政治人物，甚至於出了名的新聞記者，他們在威權時期與不義政權的牽扯一旦曝光，都會立刻成為媒體追逐的焦點。   這兩天德國媒體緊追不捨的，是即將出任左翼黨(die Linke)共同主席的葛金內．勒戚西(Gesine Lötzsch)，其丈夫羅納德．勒戚西(Ronald Lötzsch)曾為東德秘密警察(Stasi)工作的新聞。德國世界報(die Welt)日前引用當年秘密警察文件報導說，羅納德．勒戚西早在1962年就以IM Heinz的假名為Stasi工作，這項工作關係一直到80年代中期才結束。   根據Stasi專家的說法，有IM編號的通常是原本對政府體制表現出不認同態度的人，國家安全部門找出這些人，然後用威脅、逼迫或欺騙的手段讓他們就範，為秘密警察工作。羅納德．勒戚西曾在1957年因協助叛亂罪名被判入獄三年。   比這新聞更勁爆的，是德國明鏡周刊(Der Spiegel)最新一期封面，報導了德國最有名的貴族家庭馮．威查克(von Weizsäcker)成員的故事，其中提到前德國總統理查．馮．威查克(Richard von Weizsäcker)的哥哥卡爾(Carl Friedrich von Weizsäcker)，差點為希特勒製造「超級炸彈」而改變二次大戰的結果。   卡爾後來在德國長期擔任瑪克斯．普朗克研究院(Max Planck Institut等同台灣中研院)院長，是戰後德國最重要的科學界領導人物，同時他全力反戰，是非常激進的和平主義者，在知識分子圈裡他比弟弟總統理查還受到尊敬。   可是數年前，一份俄國檔案文件卻顯示，卡爾在納粹的原子彈計畫裡涉入甚深。 1938年12月德國化學家韓恩(Otto Hahn)發現核分裂。隔年年3月，當時27歲的卡爾就已經參與這議題的內圈討論，是戰備部長史貝爾(Albert Speer)口中的德國科學天才。這時卡爾已經知道，「或許我們能夠造出一顆可以摧毀整個倫敦的炸彈」。1940年，卡爾由軍方監督，開始在一架「鈾機(Uranmaschine)」上進行實驗，年輕的他對只要動一個開關就能發揮政治影響力，感到無比興奮。   不過1941年以後，他似乎看法改變，和另一位德國物理學家開始踩煞車，讓原子彈計畫在軍方失去優先性。後來卡爾認為，如果當年德國全力發展這計畫，戰爭結果可能改觀。1942年，卡爾轉到學術機構去。戰後，他更完全變成一個和平主義者。   同樣有陰暗歷史的，還包括2006年德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葛拉斯(Günter Grass)。他在為新書「剝洋葱」接受訪問時承認，17歲時曾加入聲名狼藉的納粹國安武裝部隊(Waffen-SS)，立刻在德國社會投下一顆震撼彈。葛拉斯長期批判國人對納粹歷史反省不夠，被喻為德國社會的良心，自己卻從未透露這段不光榮的過往，讓許多長期尊敬他的人無法接受。波蘭但澤市還為此取消他的榮譽市民身份。   波蘭也一樣無法擺脫歷史幽靈的糾纏。波蘭最有名的國外特派員卡普欽斯基(Ryszard Kapuscinski)去世時曾被明鏡周刊稱讚是世界上最好的記者，他在冷戰時期，是波蘭唯一的外派記者，寫了許多有關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的報導文學作品。對波蘭人而言，卡普欽斯基是在蘇聯老大哥陰影下，還能為小國小民發聲的英雄。   但今年三月初，卡普欽斯基同樣也是記者的好友多摩斯拉夫斯基(Artur Domoslawski)為他出書立傳，書名叫「真實卡普欽斯基(Kapuscinski Non Fiction)」，書中卻提到許多卡普欽斯基不欲人知的秘密，包括他的外遇，他可能捏造了與古巴革命英雄格瓦拉見面以及在剛果差點被槍決的故事。此外，多摩斯拉夫斯基也透露，卡普欽斯基是在波蘭秘密警察登錄有案的線民，不過這位朋友強調，卡普欽斯基是「偷懶的告密者」，「他沒有傷害過任何人」。   看來當記者的朋友並不可靠，讓他們寫傳千萬要小心。   另一方面，也不必認為偉人的品格都是皎潔如明月。面對誘惑與威脅，人性難免一時軟弱或失算；然而，在容易軟弱的時候，靠著一絲清明、一點堅持，平凡人也會有他偉大的時刻。

投書線民、特務與轉型正義

有關謝長廷「抓耙子」官司的新聞，各方面看起來都十分詭異。   首先是媒體。   政壇及媒體圈說謝長廷是「抓耙子」的傳聞所來已久，但主流媒體從來沒有認真看待。一方面是因為政壇上沒有根據的惡意流言太多，煩不勝煩；另一方面，謝長廷是律師出身的知名政治人物，媒體處理不慎會惹禍上身。   但這次的情況不一樣。被控告的邱毅顯然告訴檢察官，說消息來源是TVBS的李濤，而李濤說是前調查局副局長高明輝。高明輝則承認是不滿當時擔任行政院長的謝長廷要關閉TVBS，所以向李濤透露說謝長廷和調查局曾有「工作關係」，而且前調查局長阮成章曾獎賞謝20萬元，高還找來前調查員謝育男確認他「說的都是正確的」。   人權律師、反對黨領袖、前行政院長、總統參選人，被有名有姓的前調查局高官指控曾在反對運動時期與情治單位合作，而且領取獎金，這在所有走過威權體制的民主化國家都會是驚動社會的大新聞。然而在台灣，卻只有TVBS兩位出身威權時期黨政軍媒體的夫妻檔節目主持人對謝長廷窮追猛打，彷若正義化身，其他大部分媒體反而冷淡以對，這情況確實十分詭異。   整個事件中，人格扭曲最嚴重、最令人駭異的是退職情治人員的舉止。如果當真謝長廷當過調查局線民，那麼高明輝很明顯已經洩密；如果根本沒有這回事，高明輝便是犯了毀謗罪。這不只是個人道德或調查局門風的問題，恐怕已經牽涉到犯罪，是檢察官必須主動偵辦的案件。   不起訴處分書中，檢察官和調查局一搭一唱，避重就輕，也是台灣司法的一番特殊光景。明明「抓耙子」的指控中比較關鍵的是1982年間，謝長廷有無因與調查局的工作配合領取20萬獎金，然而調查局只回答謝曾在1991至92年間，擔任較無機密可言的調查局廉政工作諮詢委員，檢察官也樂得據此認定邱毅質疑謝為調查局工作，並非完全沒有根據，而將本案不起訴處分。   謝長廷在本案是被毀謗的受害人，但他沒有對高明輝提告，又搭著檢察官與調查局的調子，只談無足輕重的諮詢委員部分，對82年有無領取工作獎金的問題則閃躲應對，這與一般人對一位磊落政治人物的期待是有些差距。   台灣民主化的過程大致和平，廣受世人稱讚，但也有其陰晦的一面。由於轉型正義從來沒有得到伸張，結果就出現過去的加害者仍然可以傲然橫行，而且因掌握特定秘密還自覺高人一等的乖謬現象。所以過去保密局專門刑求人犯的特務，可以解嚴後在媒體以揶揄的語氣，品評政治人物當年被審訊時的卑微模樣。高明輝也是以他在黑暗時代所掌握民主人士的人性幽微，對當今政治人物進行人格暗算。這種情治人員的敗行劣跡，如果不加以嚴厲譴責，一定會讓台灣社會的是非價值觀受到嚴重扭曲。   儘管我們對戒嚴高壓時期反對運動者可能的遭遇可以有最大的體諒，但作為今天政壇上仍然活躍的政治領袖人物，謝長廷面對老同志的質疑、一般民眾的疑惑，其實已經沒有閃躲空間。他必須清楚說明，所謂「工作關係」、「獎賞20萬元」有無其事，否則他退出政壇的承諾，果真就必須實現了。

投書莫薩德暗殺行動隊----帶著殺人執照的旅行者

謀殺是許多秘密情報組織的日常業務，但幾乎沒有一個像以色列情報組織莫薩德(Mossad)的暗殺行動隊那樣聲名狼藉。許多莫薩德的暗殺行動在情報界被尊為教材，但也有的狼狽落場。這次在杜拜的暗殺行動很可能對以色列造成不小傷害。   1955年，以色列建國後七年，知名哲學家萊堡維茨(Jischajahu Leibowitz)寫信給當時以色列總理班古里昂(David Ben-Gurion)，他報怨以色列諸多行動也殺害了無辜的巴勒斯坦人。當時班古里昂回答說，「如果有這麼一個世界存在，充滿了和平、兄弟之情、公平和誠實，那當然很好，但更重要的是要有一個我們可以生存的世界」。   一個充滿防衛意識的國家，必要時使用暴力對付敵人，到今天為止仍然是大多數以色列人的共同想法。這包括莫薩德或軍隊使用暗殺別動隊。人權組織估計，以色列軍隊在巴勒斯坦地區使用定標奪命(targeted killings)的方法所殺的人超過百人以上。   杜拜的例子說明了以色列民眾認為暗殺行動是正確的共識仍然存在。今年一月底，哈瑪斯組織一位負責蒐購武器的重要幹部艾爾馬布(Mahmud al-Mabhuh)在杜拜被殺害，杜拜官方公布了一份拍到暗殺行動者的錄影帶，各方咸信莫薩德牽涉其中。德國情報圈認為，只有情報機構才有能力組織這樣專業的行動；英國官員更直接︰莫薩德是幕後黑手。   但在以色列，民眾辯論的主要環繞在兩個問題︰首先，這次的行動有無達到莫薩德慣有的專業水準？其次，行動後不到幾天，11個嫌犯的照片就被公布了，現在全世界都在說，莫薩德膽大包天，竟敢偽造友好國家的護照或偷竊本國公民的身分犯案，如此，是否這次莫薩德搞砸了？   莫薩德在情報界威名顯赫，主要是拜過去所完成的一些高難度行動所賜。它曾經在幾乎無望的情況下解救人質。它應政治領袖的要求甚至搞來一架俄羅斯的米格21噴射戰鬥機。冷戰時期它弄到蘇聯秘密文件做為與CIA{美國中情局}的「定情禮物」。   當然暗殺行動也是構成莫薩德神話的重要成份。果真杜拜行動也有莫薩德手印的話，莫薩德暗殺行動隊的血腥系列又添了新的篇章。   並不是每一次暗殺行動都非常清楚是莫薩德在背後操刀，也可能是另一支特別小組。例如，1972年以色列奧運運動員在慕尼黑遭受攻擊後，成為傳奇的追殺「黑色九月」幕後指使者的行動，就是由一支專門為此而成立的特別小組所執行。他們一一幹掉所有名單上的人，包括在挪威一位無辜的摩洛哥酒保，因為他被誤認為一名被列在死亡名單上的恐怖份子。   1973年，貝魯特一次暗殺行動中，以色列幹員也是偽裝成觀光客，就像這次杜拜的11名刺客。   七O年代中期，當時的總理梅爾夫人(Golda Meir)據說曾指定成立一個X委員會，它負責擬定暗殺名單，或許這項工作到今天仍繼續存在。而莫薩德內部據說是由一個叫「凱撒利亞(Caesaria)」的小組負責暗殺行動。   因為以色列只有在很少的例子裡暗示與暗殺行動有關，而莫薩德基本上不回應這類問題，所以真正它所執行的案件可能並沒有外界揣測的那麼多。可是一般被認為確定，可歸咎於它的案件名單就已經夠長，而且可以追溯到過去40年。   早在六O年代，莫薩德相信就曾經寄郵包炸彈給幫埃及製造飛彈的德國科學家，其中不少人因而喪生。   一件據信是莫薩德所為，極其聳人聽聞的謀殺案發生在1987年的突尼斯。當時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領袖阿拉法特最重要的幹部，別名為Abu Dschihad的卡里瓦希(Khalil Wasir)居住在那裡。大約30名以色列幹員搭乘小艇抵達突尼斯海岸，部分成員偽裝成觀光客接近卡里瓦希的住處。另外一群幹員穿著突尼斯警察服裝分佔據點。這時空中飛著一架以色列波音707，它的功用應該是在癱瘓地面的通訊聯繫。刺客們衝進屋裡，先解決了一名隨從，然後以70顆子彈射殺了卡里瓦希。他的妻子、兒女就在身邊不遠。   1995年10月，薛卡奇(Fathi Shikaki)在馬爾他被殺。他是巴勒斯坦恐怖組織「伊斯蘭聖戰組織」成員。刺客騎著摩托車接近，朝他頭上射了三槍。後來發現，整個行動經過精心設計。摩托車是幾個月前失竊的，大約有12名幹員參與行動，然後全部隱身而退。   1996年，哈瑪斯幹部阿嘉敘(Jahja Ajjasch)在加薩走廊因行動電話爆炸喪命。這種新的刺殺手法對巴勒斯坦武力組織造成極大震撼。這個行動一般相信也是莫薩德在背後主導。   2004年9月，另一個哈瑪斯幹部伊茲卡里(Izz al-Din al-Scheich Khalil)被殺，一顆炸彈從車底爆炸。生前他負責哈瑪斯武裝部隊的協調工作。以色列稍後的反應間接承認這項爆炸案的責任，這被解釋為以色列向敘利亞領袖警告，即使在它的首都大馬士格也無法躲避以色列幹員的行動。   2008年2月，希斯玻拉(Hisbollah黎巴嫩回教組織)成員穆尼葉(Imad Mughniyeh)同樣在大馬士格遇刺。這名被指控殺害數百人的恐怖份子被他三菱汽車裡的炸彈炸成人肉碎片。以色列公開否認涉案，但多數專家傾向認為莫薩德至少有參與，或許是與此地區的其他情報組織合作。   迄今最丟臉的一次行動發生在1997年約旦的首都安曼。喬裝為加拿大觀光客的以色列幹員，在走過哈瑪斯領袖米夏(Kalid Mischal)身旁的時候，企圖用神經毒藥毒殺他。但幹員只碰到米夏的頸部。隨身保鑣追趕兩名莫薩德幹員，並將他們捕捉交給約旦警方。約旦警方隨後包圍以色列大使館，因為另外四名莫薩德成員逃到這裡。   當時的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Benjamin Netanjahu)不得不擺低姿態，飛到安曼向胡笙國王的兄弟道歉，因為國王本人不願意接見他。經過痛苦的協商，以色列交付據說是之前就已偷偷下過毒的解毒劑以及毒藥本身的化學程式。此外，為交換其幹員，以色列釋放它所監禁的哈瑪斯組織的創立者雅辛(Scheich Ahmad Yassin)以及十來個巴勒斯坦和約旦囚犯。   稍後以色列進行官方調查，結果認為莫薩德過度熱衷冒險行動。受到責難之後，莫薩德一段期間對暗殺行動隊相當保留，至少是更為小心。   杜拜的暗殺行動，如果真的是莫薩德所為，可能也會有相同影響，因為直到今天，還不曾有過暗殺行動被錄影，而且暗殺行動隊還整個曝了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