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頭殼網站報導了香港資深媒體人廖建明新近出版的「我的首次中國行(My First Trip To China)」(http://newtalk.tw/news/2013/01/08/32668.html)。這本書串集了30位現代知名記者、學者、官員、商界人士以及海外華人第一次到中國旅行的體驗。
今天到中國的旅行者已如過江之鯽，沒有太多稀奇，甚至不會帶來感動。可是改革開放以前的中國，既神秘，又難至。少數獲得邀請或取得旅行許可的西方人士，第一次到中國，總是戒慎恐懼，好像面對生命大事。特別是記者、學者等知識菁英，去之前都充分準備，旅行途中仔細觀察，再回到西方世界，則是諸多感觸。
我也有自己的第一次中國行。但當時事出突然，我停留不到48小時，算是大事件裡的一個小過程。這一趟去中國，事前幾無準備，停留期間枯守旅館，然後迅速離開中國，似乎沒有留下什麼印象。
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後，徐璐和黃德北在北京採訪。黃德北因為和事件後在逃的學生領袖王丹見面，在7月3日被捕，徐璐則被國安局約談。
當時我在自立報系政治經濟研究室任職，他們兩人都是研究室成員。出事後，報社立刻展開救援行動，可是遠水救不了近火，連通訊都有顧忌。剛好在美國訪問的社長吳豐山和總編輯李永得，敲鑼打鼓向國際媒體控訴中國的惡行，並且申請要進中國，都被拒絕了。於是發行人吳樹民另外指派我，靜悄悄地從東京設法進去，
我在7月10日上午離開台北，迅速在東京取得許可，轉搭西北航空的班機進北京。整部波音747的飛機空蕩蕩，沒坐幾個人，六四後一個月了，飛機主要還是在接運要逃離北京的外國居留者。
晚上八點左右，我抵達王府飯店。徐璐和黃德北原本住在和平賓館，因為經歷兩次半夜的臨檢騷擾以及後來黃德北在街上被架走，徐璐和一些同業搬到王府飯店，以為這間飯店有外資，比較安全。不過，後來我聽說王府飯店的中方老闆是國安局，不由得苦笑了。
中國本來就不是個透明的法治國家，六四後更是風聲鶴唳，黃德北這個時候被逮，大家都感到事態嚴重，不曉得什麼時候會放人。我是因為同事出事無論如何必須趕到北京，其實也不知道如何處理起，總是做了在北京長期抗戰的心理準備。卻沒有料到，一抵達飯店，就聽到台灣方面傳來中共即將放人的消息。我一方面鬆了一口氣，但似乎也有一絲失望，總之，是一種荒謬、無力的感覺。
第二天，徐璐在一群台灣記者陪同下，被傳喚到北京市國安局接受「限期出境令」，而黃德北則在此時被遣送到香港。7月12日早上，我陪同徐璐離開北京飛香港和黃德北會合。
我的第一次中國行就這樣草草結束，下一次再到中國，已經是2012年。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