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要講的，不是馬英九和王金平九月政爭的事。但會提到這事情，的確和九月有關。
九月底，我應邀到德國演講，先到法蘭克福，後到柏林。本來幾個月前，約定要講的題目，是有關台灣媒體環境以及反媒體壟斷的內容。但九月下旬出發前，馬王之爭已經爆發，而且一發不可收拾。我臨時決定改題目，談司法關說，談濫權監聽，談不分區立委被開除黨籍是否喪失國會議員資格的問題，以及可能是政爭導火線的服務貿易協定。事實上，不管是台僑場，或是德國聽眾場，這些話題都引起極大的興趣和熱烈的討論。
可是我這裡要講的，不是這些，而是關於我在柏林停留期間所住的一棟歷史建築，以及曾經住過這裡的一位歷史人物的故事。
9月22日晚上，我從法蘭克福搭歐洲特快車抵達柏林車站。主辦單位負責人開車送我們一行人到郊區Dahlem的住處。
那是一棟百年紅磚大屋，大片紅瓦屋頂斜陡下來，一直到整個建築物的腰部，簷上、簷下分別是兩層樓，簷上的兩層各自開了白格大窗，從紅瓦間探伸出來，最上層應該還有一排小閣樓。沿著主牆的紅磚階梯上了二樓大門，入口便是客廳。原本的一樓，感覺上就像是地下室。
在客廳迎接我們的管理員哈特曼女士(Fr. Hartman)開口便介紹說，這是以前教區牧師尼莫洛(Martin Niemöller)的神職宿舍。後來他也是在此被捕，成為「領袖個人囚犯(persönlicher Gefangener des Führers)」。我聽到尼莫洛的名字，一時間目瞪口呆，感覺難以置信。
尼莫洛牧師是德國納粹時期教會反對運動最重要的領導人之一，他的一首詩，全世界反抗專制暴政的人士大多可以朗朗上口，在台灣也不例外。1976或1977年，我在德國海德堡參與編輯歐洲台灣同鄉會會刊《鄉訊》時，就曾經接觸過這首詩。
現在名為「和平中心(Friedenszentrum)」的尼莫洛故居二樓工作室，牆上仍掛著這這首詩︰
Als die Nazis die Kommunisten
holten, 當納粹抓共產黨人，
habe ich geschwiegen; 我靜默無聲；
Ich war ja kein Kommunist. 我，不是共產黨人。
Als sie die Sozialdemokraten
einsperrten, 當他們關社會民主黨人，
habe ich geschwiegen; 我靜默無聲；
Ich war ja kein Sozialdemokrat. 我，不是社會民主黨人。
Als sie die Gewerkschafter
holten, 當他們抓工會人士，
habe ich geschwiegen; 我靜默無聲；
Ich war ja kein Gewerkschafter. 我，不是工會人士。
Als sie mich holten, 當他們的魔爪伸向我，
gab es keinen mehr, 再也沒有人
der protestieren konnte. 可以出面抗議了。
正如同這首詩所透露的，尼莫洛牧師並非一開始就是反對專制暴政的民主人士。
1892年，尼莫洛出生在一個路德教派的牧師家庭，因為童年夢想，於1910年投效皇家海軍，1915年，他成為尉級軍官，自願加入潛艇部隊，並且投進前線戰場。一次大戰結束前，他已升任潛艇艇長，但終戰後對威瑪共和的不適應，以及不滿政府將潛艇作為對英國的戰爭賠償，於是憤而離開海軍。他先想轉任教職，很快因為戰後通貨膨脹，不得不放棄。隨後決定進入教會工作，先到大學唸神學，這期間他還參加過對抗工人運動的組織。
1924年，尼莫洛被正式授予神職，並且在之後的幾年，積極參與教會的社區甚至政治活動，1929年他當選Münster市市議員，而且是市議會基督教黨團的黨鞭，這些經驗對他後來組織教會對政府的反對運動有很大幫助。1931年，他接受柏林Dahlem教區的聘請，成為這個教區的第三位牧師。
在世紀交替前，Dahlem原本是由佃農耕作的田地，1900年開始，政府決定不再放租土地，而是進行分割，做為花園宅院的建地。位在今天Pacelli大道旁的尼莫洛牧師舊居就是1910年，由建築師Straumer所設計建造的。到了1931年，Dahlem已經是德國最富有的教區之一，許多知名人物，特別是政府高官、貴族、將軍、大學教授(今天的柏林自由大學校區也在此)，都紛紛搬來這個綠意盎然、風雅高貴的別墅區。同時，Dahlem也是著名藝術家、戲劇演員聚集之處。是這樣的特殊環境，讓Dahlem教區以及它的教區牧師在納粹時期的反對運動中，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
由於對威瑪共和的不信任，尼莫洛牧師自己承認，早先選舉時，票都投給納粹黨人。可是當納粹透過「德國基督徒(die Deutschen Christen)」的運作，要把所有原本以社區為宗教生活主體的基督教會組織，改變成由上往下一條鞭，由隸屬在政府底下的一位教會領袖所領導的統一教會時，就激起基層教會的反抗。特別是納粹化後的官方教會，以人種而非信仰區隔基督徒與猶太人，甚至於出現要把充滿猶太思維的舊約聖經逐出教會禮拜的聲音，更是引發許多牧師的強烈不滿。在柏林，幾位知名牧師就是在Dahlem尼莫洛牧師宿舍商議發起成立「牧師緊急聯盟(der Pfarrernotbund)」，並由尼莫洛起草聲明，呼籲全國牧師加入聯盟，並且簽署承諾，只根據聖經的話語來執行牧師職務，並且矢志團結，協助因此而遭受迫害的牧師。「緊急聯盟」後來架構一個「兄弟委員會(Bruderrat)」來運作，由尼莫洛擔任主席。
當時尼莫洛的牧師工作室已遭到竊廳，「緊急聯盟」的討論是在二樓廚房牆隙的一個小餐桌上進行的。這個小餐桌至今仍然保留。
在納粹政權的威脅利誘以及滲透離間下，「德國基督徒」逐漸取得多數地方教會的領導權，並把它們納入官方教會系統。一些力拒納編，自認為正信教會(die Bekennende Kirche)的地方教區，於是引用「教會緊急抵抗權」，另外建構一個由下而上的全國性教會組織，領導機構稱之為「福音教會委員會(Rat der Evangelischen Kirche)」，尼莫洛是領導的六位委員之一。正信教會召開自己的宗教會議，根據宗教會議的決議，按自己的方式宣教，甚至開辦自己的大學，訓練自己的神職人員，儼然和官方教會正面對立。
1934年1月25日，希特勒為了緩和與教會間的緊張關係，同意接見一些教會領袖，其中包括作為反對派主將的尼莫洛。不料見面時，希特勒大發雷霆，唸了一段當天早上從尼莫洛辦公室裡竊聽到的電話。
那是尼莫洛與同事間的一段話，電話裡尼莫洛說，「我們已經埋好地雷，事情不會再有差錯。早上總理(即希特勒)會去見總統(即興登堡)，去領最後的…膏禮(Ölung)。」
這段談話的背景是，一些教會領袖聯名寫了一紙備忘錄給興登堡總統(一戰英雄)，他們期待興登堡總統可以影響希特勒，讓倒行逆施的官方教會大主教下台。尼莫洛澄清，「膏禮」兩個字不是他講的，是他急著要離開，別人接過電話，順著他的語氣插進來的。可是希特勒已經暴跳如雷，因為對信奉天主教的希特勒來說，「領膏禮」的說法等於詛咒他生重病。此外，這段話也撩撥了他和孚重望的興登堡總統之間，本來就已經緊張的關係。在言語交鋒中，尼莫洛也把他所有要講的話都宣洩出來。從此，希特勒長期痛恨尼莫洛。
1934年開始，繼共產黨人、社會民主黨人、民主人士及猶太人之後，正信教會人士也開始被視為國家敵人(Staatsfeinde)，陸續有人被逮捕。
尼莫洛則是等到1937年7月1日，在大約40個案子都牽扯到他之後，先是房子被搜索，接著本人被逮捕。被告發的罪名其中一項，是指控他違反一條俾斯麥時期所定的法律，要求牧師不可表達政治立場。尼莫洛被捕，在德國內外，都引發聲援的浪潮。
1938年3月2日，尼莫洛案子宣判，他被處7個月徒刑以及2,000帝國馬克罰鍰。這是很輕的判決，他被關的時間都超過了七個月。可是當尼莫洛步出監獄，「蓋世太保(Gestapo)」在大門口等他，宣稱他是「領袖個人囚犯」，隨即將他送往柏林附近的Sachsenhausen集中營。1941年，他被轉往慕尼黑附近的Dachau集中營，一直到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為止，他存活了下來。戰後，尼莫洛成為反對核武的指標性人物，這應該也是Dahlem故居，現在除了是他的紀念館外，同時也作為「和平中心」的緣故。
在德國停留期間，我聽到Fr. Hartman說尼莫洛作為「領袖個人囚犯」，被關在集中營，一直不得其解。回到台灣，翻了一下1982年「和平中心」開幕時紀念展彙集的文字資料，才赫然發現希特勒因竊聽尼莫洛電話而引發兩人之間爭吵的故事，突然覺得，怎麼和馬英九與王金平吵架的過程那麼相像。
我完全無意要把馬英九比做希特勒，王金平更不會是尼莫洛，只是我始終以為，在特偵組的監聽內容中，一定還有沒被公布的一段，那才是馬英九氣急敗壞，非讓王金平「一招斃命」不可的真正原因。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