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會各界於60天內提供諸多意見後，核安會於10月8日正式公告的《核子反應器設施運轉執照申請審核辦法》與其所預告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之間的差異，卻僅是「修訂用詞」。令人遺憾的是，核安會在關鍵的問題—核電延役是否應納入環境影響評估—卻是選擇了沉默。然而，這樣的沉默不作為，無疑是讓核電延役變成制度黑洞。

根據該辦法第十四條，經營者應於預定正式運轉一年前提報「環境影響評估報告審查結果相關事項辦理情形」。換言之，針對新設核電廠之審核不只要求通過環評，還要求提報其審查結果相關事項辦理情形，但延役再運轉卻完全沒有規範。這樣「新廠要環評，老舊廠延役卻免環評」的邏輯，不僅是不合理，也對核安風險開了方便之門。

美國核電廠延役要做環評，台灣卻選擇沉默修法。核安會以環評「非核安會主管法規及業務職掌範圍」為由，將問題推給環境部；而環境部至今對於是否將核電廠延役或重啟增補入《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仍無表達明確立場。兩個主管機關的「雙重推諉」，形成「誰都不想碰」的真空地帶。

對照國際作法，台灣的制度落差顯而易見。美國核能監管委員會(NRC)規定核電廠的執照展期，必須檢送「環境報告書」，並依據《國家環境政策法》撰寫補充的環境影響評估，舉行公開聽證，全面檢視其潛在影響與真實風險；2019年，歐盟法院就比利時兩座核電廠的延役案裁定「未經環評即延長運轉年限，違反歐盟法規」。可見，能源可以有選項，但「核電延役必須環評」卻不是選項，而是基本門檻。

相較之下，台灣的再運轉執照申請，不需要環評、不需要公聽。核安會只談技術審查，環境部只顧政治風險。如此「默契式」的行政分工，等同放棄對於新風險的整體檢視。然而，台灣特有脆弱的社會與自然條件，老舊核電廠長期運轉所面臨的風險遠高於歐美。因此，若仍允許核電延役(再運轉)卻不納入環評，將是對全民生命財產安全的極大漠視。

因此，筆者呼籲將環境影響評估納入核電延役的法定程序，才能同時兼顧能源安全、程序正義與環境永續，並重建台灣社會對能源治理的信任。反之，環境部與核安會若繼續選擇沉默，未能回應社會公眾的合理期待。那麼，台灣的核安制度將形同虛設，一旦核安事件發生，真正承擔後果的，不只是核電廠周邊居民，將是全體人民。

林仁斌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學術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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