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濛」的電影裡，霧不是單純的自然現象，而是一種統治技術，它遮蔽視線、模糊真相，讓人分不清方向，也無從判斷誰在操縱路徑。鏡頭之下的世界，被允許看見的永遠只是權力想讓你看見的部分，這樣的意象，恰恰映照了台灣一段不容忽視的政治歷史。

在戒嚴與「動員戡亂」的年代，國民黨以「反共復國」之名，將整個社會置於高度動員與恐懼之中，「通匪」不是法律概念，而是一把政治利刃，只要被貼上標籤，言論即成罪證，思想即成叛國，無數台灣人民因此被監控、審訊、囚禁，甚至失去生命，那是一個霧氣瀰漫的時代，人民被告知：只有政權，才能替你辨識敵我。然而，霧終究會散。

民主化之後，歷史檔案逐步解封，我們才看清那套「通匪管制」的本質：它服務的不是台灣的安全，而是政權的延續；所謂防堵滲透，實則是防堵異議；所謂維穩，往往是維權者的權力。更具諷刺意味的是，當年的「通匪」指控，如今卻在政治現實中出現了荒謬的反轉，當國民黨不再壟斷權力，當選票成為政治競逐的關鍵，一些過去高舉反共旗幟的政治人物，卻開始以「交流」、「合作」、「和平」之名，頻繁往返北京，附和對岸敘事，甚至在關鍵議題上與中國立場相互呼應，曾經被用來打壓人民的禁忌，如今成了換取政治利益的籌碼。

問題不在於交流本身，而在於標準的崩解，當「通匪」只在人民挑戰權力時才成立，卻在權力需要時被選擇性遺忘，那麼它從來就不是原則，而只是工具。回到〈大濛〉的霧。真正危險的，不是霧氣本身，而是製造霧的人，與那些在霧中指路、卻不願對方向負責的權力者，台灣社會走到今天，已付出太多代價，才學會在迷霧中質疑、辨識與前行，歷史不能只被用來恐嚇人民，卻不約束政客。否則，霧會再度升起，只是換了一種說法，而我們，不能再一次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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