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智英被控三項罪名——與三間公司、《蘋果日報》及六名前高層被控「串謀發布煽動刊物」、「串謀勾結外國勢力」，以及其個人另涉一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最終全數成立。表面上，這是香港司法體系對案件作出的裁決；但若放在更大的政治脈絡中觀察，這起判決早已超越法律層次，而是一項清楚而明確的政治宣示：北京已完成對香港新聞自由與政治異議的制度性清算。
從起訴內容來看，所謂「煽動刊物」的定義極其寬廣，實際涵蓋的是專欄、評論、社論與國際倡議等；而所謂「勾結外國勢力」的認定，更被延伸至接受外國媒體訪問、呼籲國際社會關注香港局勢等行為。這樣的罪名設計，並非針對暴力或具體危害行為，而是直接將言論、倡議與新聞工作本身刑事化。當新聞報導與評論都可能構成犯罪，新聞自由也就正式宣告名存實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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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黎智英並非孤立個案。他所代表的，是一整個新聞體系、價值體系與世代經驗。《蘋果日報》不僅只是一家媒體，更是在「反送中運動」後期香港社會少數仍保有高度批判力與動員能量的公共平台。當《蘋果》被迫停刊、高層相繼入獄，這不只是關掉一間報社，而是對香港「公共討論」空間的系統性拆解。如今黎智英三罪全數成立，象徵這條清算路線已獲得司法上的「完成式」。
北京與港府一再強調「依法治港」，但問題在於，當法律本身被重新定義為政治工具，「依法」便不再等同於正義。在國安法架構下，法條高度抽象、解釋權高度集中，法院的角色不再是制衡權力，而是成為政治秩序的執行環節。這樣的司法運作，形式上仍保留審訊與裁決，實質上卻難以說服國際社會認為其真正的「獨立性」。
更令人警惕的是，這起判決所釋放的訊息，並不只針對香港內部。而是透過對黎智英的重判，北京同時向國際社會畫出清楚紅線：任何試圖將香港議題國際化的行為，都將被視為一種「敵對行動」。這不只是對個人或媒體的警告，而是對跨國公民社會、國際媒體與人權組織的全面示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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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此高壓的治理模式，並不意味著問題就此消失。相反地，當言論被壓制、新聞被消音，社會的不滿只會轉入地下，變得更加隱蔽，也更加難以控制。歷史經驗反覆證明，依靠刑罰維繫的「穩定」，往往只是短暫的假象。
黎智英案的真正意義，不在於他個人的命運，而在於它清楚標示出「一國兩制」在新聞自由與法治層面的實質終結。對台灣而言，這起事件更是一面鏡子：它提醒我們，民主、自由與法治不是抽象口號，而是必須持續捍衛的制度現實。當政治權力可以任意定義「犯罪」，沉默本身，終將成為下一個被追究的對象。
黎智英三罪成立，並不是一個時代的勝利，而是一個時代的警訊。
黎智英今日搭乘囚車進入香港西九龍法院。 圖：達志影像/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