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仁斌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聯合國第30屆氣候大會(COP 30)最終達成共識的全球氣候行動議程《Global Climate Action Agenda at COP 30》於近日公布，其核心精神比過去更為清晰：全球能源轉型必須「加速再生能源、提升能源效率、淘汰高碳排結構」，並以公正、透明、全民參與的方式達成淨零目標。值得關注的是，在整份行動議程中，能源轉型的主軸是建立在「大量擴增再生能源與提升能源效率」，並未將核能列為主要減碳策略。台灣近年來圍繞核電重啟的討論，時常被以「核電有助減碳」或「技術安全可突破」等論述包裝。然而與COP 30所揭示的國際方向相比，這類論述顯得過時且風險仍高。核電仍是有建置周期長、成本高、社會接受度低、核廢料難解等問題，在地狹人稠、天災頻繁的台灣，更難成為能源轉型的首要選項。國際社會更已用行動證明：邁向淨零的真正關鍵是能源效率與再生能源，而非投資高風險且無法快速建置的核能項目。COP 30行動議程的能源章節明確指出，全球能源部門的減碳路徑包括強化再生能源供應鏈、發展分散式能源、推動企業使用綠電、提高電力與產業部門的能源效率等方向；同時呼籲各國推動公平轉型、強化公眾參與，並確保企業減碳作為能具備透明度與責任性。這些重點訊息都指向一個明確結論：在邁向淨零的全球競賽中，再生能源與能源效率是成本最低、風險最小、最能快速擴張的主流策略。事實上，台灣在《氣候變遷因應法》中早已將「非核家園」與能源轉型納入法定政策目標，這並非政治選擇，而是基於地理條件、風險管理與能源自主所做的必要決策。台灣目前在太陽光電、離岸風電、儲能系統布建及能源效率提升上所投入的政策力道，正與COP 30的全球能源趨勢高度一致。特別是在國際供應鏈要求企業碳排資訊揭露、提高使用綠電比例的背景下，台灣更應強化再生能源及能源效率，才能讓產業維持國際競爭力。COP 30行動議程也呼籲各國企業必須降低範疇1、2、3 排放，提高生產鏈透明度，並防堵漂綠行為。這對台灣出口導向產業極具意義：未來國際市場看重的是使用再生能源占比、能源效率與碳管理能力，而非是否擁有核電廠。因此，台灣的非核能源轉型政策，正是走在更安全、可持續、順應國際潮流的路徑上。面對COP 30所提出的明確方向，我們更應加速再生能源部建、提升電網韌性、強化能效與儲能，並建立更透明、可信的企業碳管理制度。全球淨零版圖已經改變，能源轉型不再是是否要核電的選擇題，而是台灣是否願意加速追上世界腳步，掌握再生能源、能源效率與綠色供應鏈的競爭力。因此，台灣唯有堅定推動非核能源政策，才能在全球淨零競賽中站在真正有利的位置。

每逢意外的停電，總有人高喊缺電、「要重啟核電」。這樣的說法看似簡單，卻忽略了核電本身的安全風險、經濟成本與現實困境。事實上，台灣能源轉型仍在進行中，目前缺的是綠電，不是核電。倘若再走回核電老路，不但無助於減碳，反而會讓台灣陷入更大的風險。首先，核能安全風險無法迴避。2011年福島核災至今仍是全球警惕，放射性污染讓居民被迫遷離十多年，經濟與社會代價難以估算。台灣與日本同處於地震帶，核電廠周邊又是高人口密度區域，一旦發生意外，後果不堪設想。核廢料問題更是難解，高階核廢料需要數萬年隔離，台灣至今仍沒有長期、安全的處置方案，這是核能發展的根本障礙。其次，經濟成本也顯示核能並非良策。近年國際再生能源技術快速進步，太陽能與風力的每度電成本已低於核能。台電也公開指出，再生能源搭配儲能系統正逐步取代傳統基載電力，長期看更能降低整體系統成本。若再投入巨額資源在核能，不僅拖累能源轉型，還會造成沉重的財務負擔。第三，能源安全並不因核電而改善。支持者常說「核能可減少進口依賴」，事實並非如此。核燃料同樣仰賴進口，且供應高度集中，地緣政治風險不可謂不大。相對而言，台灣積極發展太陽光電與離岸風電，搭配儲能與智慧電網，才能真正提升能源的自主性與韌性。放眼國際，核電已不再是主流。國際能源總署(IEA)與國際再生能源總署(IRENA)的數據都顯示，全球新增電力九成以上來自再生能源。過去十年，已有多國陸續關閉老舊核電廠，轉向安全且低碳的再生能源與儲能。核電在全球能源版圖的比重持續下降，這是明確的趨勢。台灣真正需要的，不是回頭押寶核電，而是推動能源系統的多元與韌性。這包括持續擴大再生能源占比、強化儲能與微電網建設、發展智慧調度與需量反應，並以數位化或AI技術提升電網安全。同時，政府應該加強資訊的公開透明，讓社會公眾了解能源轉型的進展與挑戰，避免錯誤訊息扭曲公共討論。核能支持者常用「以核減碳」作為口號，但事實是，再生能源才是國際減碳的主流。若台灣錯誤地把核電當成減碳與能源解方，不僅會遲滯能源轉型的進程，更可能讓我們失去在綠能產業發展上的先機。誠然，停電或擔憂缺電的議題必須務實面對，但核電不是答案。真正能守護台灣的，不是走回核能舊路，而是打造一個安全、永續、具減碳效益的能源未來。這條路或許艱辛，但才是台灣邁向世代共榮、社會安心的唯一選擇。

近年來，台灣能源轉型議題經常受到選擇性批判。太陽光電、風力發電一些案場在推動過程中屢遭指責為「污染水源」或「破壞生態」，例如烏山頭水庫光電案引發爭議。然而，相較於地方政府任意傾倒廚餘造成土地與地下水污染，卻少見獲得同等關注。這提醒大家的是，我們應該拒絕選擇性批判，環境正義不應因能源種類或政治立場而有所差別。環境保護的核心價值應是守護公共安全與永續發展，不該是意識形態或政治工具。若再生能源政策遭遇過度指摘，而其他更嚴重的污染事件未受同等審視，環保就難以形成一致標準，也無法支撐社會信任與政策合理性。台灣的能源轉型確實面臨挑戰，包括再生能源占比與電網韌性、核電延役的環評及核廢料處理等議題，但專業理性討論的前提是「一致標準」：監管數據公開、風險評估透明、政策比較基於科學，而非情緒與偏見。國際能源總署(IEA)指出，再生能源將成為未來能源主軸。台灣若要降低對進口燃料依賴、強化能源自主與安全，再生能源不可或缺。質疑政策可以、監督執行也必要，但若是用雙重標準評價不同能源選項，將侵蝕能源轉型的社會信任。真正的環境正義，不是選擇性攻擊某類能源，而是以同樣嚴謹態度面對所有污染與風險。因此，唯有建立一致規範與監管誠信，能源轉型才能被社會接受，邁向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不論你支持哪一個政黨，有一個現實誰都逃不掉：一個國家若沒有好的公務人員執行政策，沒有好的教師培育下一代，最終受害的就是全民。這不只是體制問題，更是國家競爭力的根本。近年來，台灣公務體系與教育現場同樣出現令人憂心的現象——年輕人不願報考，資深人員提前離退。文官與教師正在加速流失，而這正是國家運作的最深層危機。再好的經濟數據、再高的股市指數，都無法掩蓋制度崩解的警訊。影響公務人員與教師意願的原因，絕非單一因素。退休制度固然重要，但在職薪資結構、升遷公平性、工作壓力、勞動條件與社會尊重，都同樣關鍵。近年公務員與教師不僅面臨實質薪資停滯，更承受輿論對公部門的負面標籤。當努力奉獻被解讀為理所當然，當錯誤政策卻由執行者背鍋，文官與教師的尊嚴就在消磨之中。許多公務人員在繁重的行政流程中無法展現專業，教師則被迫成為填表與應付評鑑的機器。當公共治理的核心成為「避免出錯」而非「追求卓越」，整個國家治理品質就會停滯。再多的政策藍圖、再華麗的願景，都需要有使命感與制度支撐的專業團隊來實踐。因此，政府必須全面檢討整體制度，從薪資結構、工作負荷、專業自主到社會評價，重新建立一個讓優秀人才願意投入的體系。改革不能只比較「誰比較差」、「你已經很好了」，而要正視現場的真實困境。如果政府仍以冷漠回應熱情，以口號掩飾問題，將來恐怕只能到人力市場臨時找人當公務員、當教師。國家的基石從來不是政治人物，而是那些默默奉獻的文官與教師。當他們被制度消磨、被社會輕視，我們就正在失去支撐國家前行的力量。這是最該被正視的國安問題。

近來政府與台電多次公開提及「可評估核電延役」，使延役再度成為公共議題。然而，核電延役不只是工程技術問題，更涉及程序正義與社會信任。國際經驗顯示，核電延役若缺乏公開透明的環評程序與公眾參與，容易引發社會疑慮，更是無法建立能源決策信任。近期，最具代表性的美國Palisades核電廠延役案，依《國家環境政策法》完成環境影響說明書審查，並舉行公聽會，讓居民與公民團體充分參與；歐盟法院在比利時Doel 1、2號機組延役案判決中指出，延長運轉年限若伴隨改造或安全強化工程，應納入完整環評並公開資訊；日本福島核災後成立獨立的原子能規制委員會(NRA)，要求延役與重啟程序透明，並透過地方說明會取得社會授權；韓國也將公眾信任納入延役審查指標，強化資訊公開與地方溝通。相較之下，台灣的制度仍有空白。核安會在《核子反應器設施運轉執照申請審核辦法》修正案中未明確規定延役納入環評，而環境部對此議題則是尚未表態。依據《環境影響評估法》第5條第10項規定，核能及其他能源之開發，以及核廢料儲存或處理場所興建應實施環評，但現行行政詮釋未將延役明列其內，使核電延役審查存在制度模糊。台灣地狹人稠、自然災害頻仍，老舊核電廠若延役卻不經環評，將缺少對環境與公共安全的完整檢證。核電廠延役固然可以討論，但若缺乏透明程序與公眾參與，程序正義將受挑戰，社會對能源決策的信任亦可能受損。因此，台灣應考慮建立明確法定程序，使核電廠延役納入環評及公眾審查，而非僅作為行政方便的選項。唯有如此，能源政策才能在理性、透明、負責的基礎上獲得社會共識。

台中養豬場爆發非洲豬瘟，全國輿論立刻將焦點放在豬場查驗疏漏與地方政府責任。的確，管理不善、檢驗不周都應追究，這些錯誤不能被輕忽；然而，若僅檢討地方責任，卻忽略病毒的傳入途徑，便無法真正理解防疫失靈的全貌。非洲豬瘟不會憑空出現。無論是使用廚餘造成病毒溫床，或是地方查驗疏忽，豬瘟發生的前提，是境外病毒成功闖入國內。這隱含了中央層級的邊境防堵非洲豬瘟已經出現破口，而地方查驗與管控，只能在這個破洞內「補網」。根據官方的統計資料，自2018年8月至2024年5月，邊境查獲違規輸入的豬肉檢體7232件，其中有707件檢驗出非洲豬瘟病毒核酸陽性，陽性率高達9.8%。換言之，每十件違規郵寄肉品中，就有一件帶有病毒。這個數字的確驚人，也顯示病毒一直處於強力叩關狀態。因此，邊境防線即便再嚴密，也難保完全零風險。此次的台中豬瘟疫調也指出，病毒株疑似來自越南或中國。無論地方防疫執行多嚴謹，倘若是病毒境外傳入途徑的防堵不完全，任何疏漏都可能導致國內豬場受害。這也是提醒我們，防疫不能只靠地方政府，中央與地方必須形成完整、跨層級的堅實防線。目前社會輿論多著重在地方責任與廚餘管理，無疑重要，但仍需更全面檢討邊境的防堵策略。違規輸入肉品郵包中近一成帶有非洲豬瘟病毒，這是震驚社會的數據，不僅反映民眾的法治意識不足，也突顯邊境查驗與刑責制度的漏洞。很顯然，單靠宣導與行政警告，無法真正阻止病毒入侵。當務之急，是加強跨部會合作、提高違規成本、提出更精實的查驗策略，才能有效堵住病毒入境的第一道防線。科技化檢疫也是不可或缺的策略。郵包X光影像比對、AI風險分級系統、動態追蹤管理，都可提高違規物品查獲率，降低病毒透過郵寄、快遞進入的機率。同時，地方層面的教育宣導與業者通報制度也需同步強化，形成邊境、物流、以及養豬場的三層聯防陣線。值得提醒的是，我們的防疫策略必須以科學事實為依據，避免僅靠行政指導或形式規範的做法。地方政府的防疫努力若無法與中央邊境管理協同，查驗再嚴格也只是治標不治本。長遠而言，國內非洲豬瘟的防治，必須考慮國際物流、非法進口、跨境農業合作等多層面因素，形成從源頭到養殖場的完整防護網。換言之，非洲豬瘟的威脅不純然只是地方責任，而是整個國家防疫體系的壓力測試。地方查驗、廚餘管理很重要，但病毒的入境途徑若不補強，每一次疏漏都可能讓國內養豬場成為受害者。因此，究責地方只是治標，強化邊境的防堵，才是治本。台中豬瘟疫情，應成為全國防疫體系的警鐘。中央與地方責任不可分割，邊境的破洞若是無法即時補網，下一次病毒入侵只會是時間早晚的問題。防疫不是找替罪羊，而是補上最外層的漏洞，從源頭阻斷風險，才能避免更多養豬場與社會付出代價。唯有如此，才能真正保護國內畜牧產業，維護社會公眾的健康安全。

近日，日本福島核電廠再度爆發輻射監測造假事件。輻射線測量大廠「千代田技術」坦承，3,615台劑量計與輻射量測定裝置從未進行性能測試，卻偽造「已測試」證明交付使用。這些設備已被用於福島第一核電廠的廢爐作業現場及除污土壤的中間貯藏設施。雖然目前未出現健康危害，但事件暴露出一個更深層的問題：即使距離2011年福島核災已逾十四年，監測體系仍存在制度性脆弱。這起事件的關鍵，不僅在於企業疏失，更在於監管體系的信任機制。若制度缺乏交叉檢核與獨立監督，再嚴謹的技術規範也可能淪為形式。當「誰來監督監測者」這個問題無人問起，風險管理就容易陷入偏離真實的「數據盲區」。台灣在核能治理上，同樣應從此案汲取警醒。若監測數據可被操弄、程序可被簡化，政策判斷便可能建立在虛假的安全感之上。福島案例顯示，即便是單一基層員工的偽造行為，只要制度缺乏交叉驗證與資訊公開，就可能在多年後才被揭發。台灣倘若在核能安全或核廢管理上忽略這層風險，後果將不容小覷。事實上，這不僅是技術層面的問題，更是社會信任的課題。社會公眾對政府與產業的信任，是風險治理的基石；一旦誠信受到質疑，再多「核能安全」的保證都會失去說服力。換言之，當基礎數據失去可信度，安全承諾也就難以為繼。福島事件提醒我們，真正的核安不僅取決於儀器與科技的先進程度，更取決於數據誠信與制度透明。真正的安全，來自一條完整且可被檢證的監督鏈條：從設備製造、性能測試、現場操作到政府監理，每一環節都必須公開透明、可追溯。唯有如此，社會公眾對核能監測體系的信任才可能穩固。最後，值得提醒的是，核能安全，必須從誠實測量開始；而誠實，必須成為制度的一部分，而非僅是對於個人品德的期待。林仁斌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學術委員)

在社會各界於60天內提供諸多意見後，核安會於10月8日正式公告的《核子反應器設施運轉執照申請審核辦法》與其所預告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之間的差異，卻僅是「修訂用詞」。令人遺憾的是，核安會在關鍵的問題—核電延役是否應納入環境影響評估—卻是選擇了沉默。然而，這樣的沉默不作為，無疑是讓核電延役變成制度黑洞。根據該辦法第十四條，經營者應於預定正式運轉一年前提報「環境影響評估報告審查結果相關事項辦理情形」。換言之，針對新設核電廠之審核不只要求通過環評，還要求提報其審查結果相關事項辦理情形，但延役再運轉卻完全沒有規範。這樣「新廠要環評，老舊廠延役卻免環評」的邏輯，不僅是不合理，也對核安風險開了方便之門。美國核電廠延役要做環評，台灣卻選擇沉默修法。核安會以環評「非核安會主管法規及業務職掌範圍」為由，將問題推給環境部；而環境部至今對於是否將核電廠延役或重啟增補入《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仍無表達明確立場。兩個主管機關的「雙重推諉」，形成「誰都不想碰」的真空地帶。對照國際作法，台灣的制度落差顯而易見。美國核能監管委員會(NRC)規定核電廠的執照展期，必須檢送「環境報告書」，並依據《國家環境政策法》撰寫補充的環境影響評估，舉行公開聽證，全面檢視其潛在影響與真實風險；2019年，歐盟法院就比利時兩座核電廠的延役案裁定「未經環評即延長運轉年限，違反歐盟法規」。可見，能源可以有選項，但「核電延役必須環評」卻不是選項，而是基本門檻。相較之下，台灣的再運轉執照申請，不需要環評、不需要公聽。核安會只談技術審查，環境部只顧政治風險。如此「默契式」的行政分工，等同放棄對於新風險的整體檢視。然而，台灣特有脆弱的社會與自然條件，老舊核電廠長期運轉所面臨的風險遠高於歐美。因此，若仍允許核電延役(再運轉)卻不納入環評，將是對全民生命財產安全的極大漠視。因此，筆者呼籲將環境影響評估納入核電延役的法定程序，才能同時兼顧能源安全、程序正義與環境永續，並重建台灣社會對能源治理的信任。反之，環境部與核安會若繼續選擇沉默，未能回應社會公眾的合理期待。那麼，台灣的核安制度將形同虛設，一旦核安事件發生，真正承擔後果的，不只是核電廠周邊居民，將是全體人民。林仁斌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學術委員)

近期的非洲豬瘟疫情爆發後，全台進入防疫延長戰，豬隻禁運、廚餘管制、農畜食品產業鏈也全面受到衝擊。台中市爆出廚餘傾倒露天大坑的畫面，不僅讓民眾震驚，更突顯台灣都市在面對突發性廢棄物危機時的制度脆弱。這不只是環保問題，而是一場公共治理與公民韌性的雙重考驗。一、從平衡到崩解：地方政府的壓力測試在豬瘟疫情前，各縣市的廚餘處理多維持微妙的平衡狀態—透過餵豬消化、焚化分流、再利用堆肥。當防疫令一出，「餵豬」這條主動脈被切斷，短時間內便壓垮了地方的處理系統。部分縣市在臨時調度、跨縣合作、設備增能上顯得手忙腳亂，最後甚至出現「露天掩埋」這種既不合法、也不合理的選項。顯而易見的，這場危機暴露出地方政府在非常時期管理上的結構性問題：缺乏跨局處協調機制、沒有動態儲備量能、也缺乏公開透明的應變資訊。公共治理能力若建立在日常的「剛剛好」，那麼面對突發事件，失衡也就在所難免。二、共體時艱的難與易：政治語言的失落幾天前，行政院卓院長曾呼籲民眾在非常時期減少廚餘，這原本是正確的政策訊號—透過公民參與減壓系統、降低廚餘源頭，讓有限的處理量能得以撐過非常時期的考驗。然而，這句話卻被部分輿論扭曲為「要人民吃廚餘」，迅速被政治化、情緒化。在今日的政治環境裡，「共體時艱」這四個字幾乎成了禁語。執政者若提倡節制、合作，往往被曲解為推諉責任；但若沉默不語，民眾又將指責政府缺乏政策導引。這樣的惡性循環，使得治理者不敢說真話，也削弱了社會面對危機時的協力空間。事實上，「共體時艱」不是要人民犧牲，而是要社會能在危機中找到協同機制：政府誠實揭露風險，民眾理解並配合行動，媒體提供監督與引導。這是現代民主社會最珍貴的信任資本。三、公民韌性的力量：從鏟子超人到惜食減廢台灣的公民社會從不缺乏行動者。從每次的颱風救援、COVID-19時的口罩國家隊到近期花蓮光復鄉的「鏟子超人」，民間力量總能在關鍵時刻補上政府的不足。這次廚餘危機亦然：許多社區、餐飲業者已自發推動「惜食減廢」，透過食材管理、廚餘再利用來分擔去化壓力。因此，政府部門若能正視並善用這種能量，主動整合公民社群、環保團體與地方企業，共同建立廚餘減量與循環再利用的行動平台，將能讓這場危機轉化為制度升級的契機。四、從危機到韌性：制度的反省與重建契機危機，是一面照妖鏡。它顯示我們的城市治理仍停留在「平時」的思維，而缺乏「非常時期」的預備、協作與韌性。因此，未來的環保與防疫政策，應重新檢討。第一，建立緊急廚餘應變中心，統合環保署、農業部與地方政府資訊；第二，擴充再利用設施，提升安全再生與堆肥雙軌能力；第三，制度化公民參與，讓「共體時艱」不再只是口號，而成為實際行動的框架。回顧過去，在台灣社會的集體記憶裡，從921大地震到每次疫情，都不乏彼此合作、相互扶持的良善故事。所以，挫折與挑戰從不是問題，問題在於我們是否還願意一起面對困難與考驗。綜上所言，非常時期的「共體時艱」，不是口號，而是一種韌性社會的實踐。當政府願意誠實溝通、民眾願意配合行動，台灣必定會從一次次危機與考驗中，長出更成熟進步的城市治理與社會信任。

近期非洲豬瘟延燒，全台防疫持續升級，廚餘危機也隨之浮現。部分縣市因應不及，甚至出現將廚餘傾倒露天大坑的荒謬場景。這不只是環保問題，更反映地方治理的脆弱與都市韌性的不足。過去各縣市廚餘處理量能勉強維持平衡，一旦「餵豬」管道中斷，系統立刻崩解。既無焚化容量，又無掩埋空間，種種問題暴露出缺乏前瞻規劃與跨局處協調的結構性問題。卓院長呼籲全民在非常時期減少廚餘產生，其實方向正確，卻被部分人曲解。如今回頭看，「共體時艱」四字更顯沉重：體的是誰的艱？又有誰願意共體？危機中最珍貴的是信任與合作。政府必須誠實揭露、即時應變，民眾也應理解與配合，讓社會能共渡難關。事實上，台灣從不缺乏願意自發行動的公民，從「鏟子超人」到惜食行動，這些力量正是韌性的來源。非常時期的共體時艱，不是口號，而是民主社會最實際的公民實踐。只要政府與人民願意同心，危機就能成為進步的契機。

花蓮堰塞湖與台中非洲豬瘟事件，引發全國高度關注。兩地同樣出現行政疏失，輿論一面倒指向地方政府。藍營雖連日召開記者會反駁政治操作，但災情處理遲緩、防疫避談邊境破口，民怨仍難平息。大罷免雖重挫民進黨，卻未讓藍白得利，顯示反罷的力道來自對綠營的不滿，而非藍營表現出色。如今政治已非「選賢與能」，而是「看誰出包多」。地方執政多、失誤也多，國民黨自然成為箭靶。坊間「放著自然爛、等著出包爆」的嘲諷，正反映民意變化。當前輿論場早已定調，如同「樂隊花車效應」：主流聲音壓過一切，誰失去話語權，誰就被輿論宣判。花蓮、台中兩地的「政治破口」，讓「反罷成功」成為短暫曇花，利空出盡後反成自傷。若非洲豬瘟進一步衝擊民生與市場，地方治理不力的形象將擴散至2026、甚至2028選舉。國民黨若無法誠實面對錯誤、即刻補救，再多辯解都將徒勞。人民會用選票，讓「潰決」成真。

台中市「非洲豬瘟」確診事件越揭越離譜，從疫情拖延通報、誤指特約獸醫、再到爆出「無照獸醫」參與診斷與用藥，這顯然不只是行政失誤，而是地方治理全面失靈的警訊。根據目前的公開資料，案場豬隻疑似染疫後，市府農業局竟拖了十天才完成通報。更離譜的是，最初市府對外聲稱由「特約獸醫」開立處方，事後被真正的特約獸醫出面澄清非其所為。市府接著改口，指稱是另一名「王姓獸醫」負責開藥，但最新發展證實，這名王姓獸醫根本沒有獸醫執照，僅有獸醫佐證書，只能銷售動物用藥，依法不得診斷與開立處方。換言之，從第一時間到現在，台中市政府對外發布的資訊與說法層層錯誤、反覆推諉。這樣的防疫體系，不但未能防堵疫情，更可能製造新的風險。更嚴重的是，市府監督機制的長期鬆散。根據資料，該案場在今年五月仍定期上傳廚餘蒸煮紀錄，但六月開始急劇減少，七月只上傳一次，八月更完全未上傳。市府卻只在五月與七月進行過兩次稽查，明顯不符行政規範要求，也錯失掌握豬瘟疫情的關鍵時機。防疫是地方政府最基本的責任。尤其非洲豬瘟並非新興疾病，中央早已建立完整通報、監測與稽查制度。若地方執行怠惰、紀錄造假或流於形式，中央再嚴密的制度也無法發揮作用。台中市這次的狀況，正是制度與人為錯誤的疊加。然而，令人不安的不僅是行政的錯誤，更是政治的冷漠。事件爆發後，不少地方輿論仍以「不要談政治」帶過，彷彿只要不追究責任，就能讓問題消失。但事實上，「政治」就是治理的具體實踐。地方政府是否積極稽查、是否誠實通報、是否敢於認錯負責，這些全都是政治選擇的結果。當市府的錯誤說明與防疫漏洞讓整個產業陷入風險時，「不談政治」其實就是縱容無能。政治不是骯髒的，逃避政治才是。若一個城市的市政失靈，卻沒有人願意追究問責，那麼下一次的災難，只會更大、更難收拾。台中市防疫事件提醒我們的是，公共治理不能靠形象包裝，更不能靠「母親式溫柔」的政治語言。真正的領導力，是在危機中誠實面對錯誤、迅速修正制度、對人民負責。在民主社會中，選票不只是情感表達，而是治理品質的守門人。倘若選民一昧原諒政客的怠惰與治理失能，最終受害的將是全體人民。台中這起「豬瘟事件」的真正教訓，不只是疫情破口，而是整個城市對公共責任的遺忘。因此，唯有重建問責與誠實的政治文化，台灣地方治理才可能從這場危機中學會成長。

行政院核能安全委員會(核安會)八月一日預告《核子反應器設施運轉執照申請審核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刪除提前五至十五年提出換照申請的限制，與新增繳交輻射相關議題查核評估報告、耐震安全評估說明。令人遺憾的，在社會各界於六十天內提供諸多意見後，十月八日正式公告的修正條文內容與預告草案的差別，卻僅是「修訂用詞」。核安會顯然在關鍵的問題上—核電廠重啟(延役)是否應納入環境影響評估(環評)—選擇了沉默。根據該辦法第十四條，新設核能設施必須檢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審查結果相關事項」，但延役再運轉卻完全沒有規範。換言之，新廠要環評，危老舊廠延役卻免環評。這樣的邏輯不僅不合理，更是對核安風險的制度性放水。首先，核電廠重啟並不是單純維修後的維持既有運轉，而是在原設計年限已屆滿停機後的延長運轉。因此，僅靠目前「再運轉計畫」的技術審核無法回答其對於周遭環境、生態、經濟文化等面向的潛在風險與重大影響。事實上，環境影響評估正是補足這些層面的制度工具。目前這些運轉四十年的老舊核電廠當年都未經環評審查就建置。核電廠的重啟，性質上與新設或重大擴建並無本質差異，甚至在社會關注程度上更為敏感。因此，透過環評的審查確保核電廠重啟不僅符合安全標準，更能兼顧環境永續、程序正義與社會期待。令人質疑的是，美國的核電廠延役要做環境影響評估，台灣卻選擇沉默修法。核安會與環境部的「雙重推諉」，正在讓核電延役變成制度黑洞。核安會以「環評非核安會主管法規及業務職掌範圍」為由，將問題推給環境部；而環境部至今對於是否將核電廠延役或重啟增補入《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仍無表達明確立場。兩個主管機關之間相互推諉，形成「誰都不想碰」的真空地帶。這不只是行政部門的輕忽與怠惰，更是對於核能安全的責任逃避。對照國際作法，台灣的制度落差清楚可見。美國核能監管委員會(NRC)明文規定核電廠的執照展期，除了技術審查，還必須檢送「環境報告書」，並依據《國家環境政策法》重新撰寫補充的環境影響評估，舉行公開聽證，重視民眾參與並全面檢視核電延役的潛在影響與真實風險；二○一九年，歐盟法院就比利時兩座核電廠的延役案裁定「未經環評即延長運轉年限，違反歐盟法規」。由此可見，能源可以有選項，但程序正義與風險安全絕不能被忽視。這些國家並非反核，而是納入環評強化社會信任，並建構更加完整、合乎法治的審查框架。放眼國際，核電延役不會被當作是單純「執照展期」，而是一場全新的政策決定。但在台灣，再運轉執照申請卻被當成行政展延作業，不需要環評、不需要公聽、不需社會溝通。核安會只談技術審查，環境部僅求避免政治風險。如此便宜行政的「默契式分工」，等同棄守對於最新風險的完整檢視。此外，台灣地狹人稠、地震颱風頻仍、以及特殊脆弱的社會與自然條件，核電廠長期運轉所面臨的天然災害風險遠高於歐美，更突顯環評的必要性。因此，若在這樣的情境下仍允許核電重啟卻不納入環評，將是對全民生命財產安全的極大漠視。最後，要強調的是，核電重啟納入環評不是選項，而是基本門檻。因此，筆者呼籲環保團體與公民社會需要更強力的發聲與監督，才能迫使政府回到制度正軌。進而，在參考國際經驗及國內管制需求、尊重法治與程序正義的審查框架下，讓核電廠延役納入環評，才能同時兼顧民主法治、能源安全、環境永續與世代正義，並重建社會對台灣能源治理的信任。反之，核安會與環境部若繼續沉默，未能回應社會公眾的合理期待，那麼台灣的核安制度將形同虛設，而真正承擔後果的，將是全體人民。林仁斌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學術委員)

近日，有人指稱烏山頭水庫的水面光電板「以藥水清洗」，造成水質污染。這樣的說法聽來的確駭人，但卻與事實相去甚遠，也再度映照出台灣能源轉型過程中，假訊息與錯誤認知所造成的干擾。首先，太陽光電板不含電解液，也不需要用化學藥水清洗。水面光電板主要以自來水或純水沖洗表面灰塵或污漬，以維持一定的發電效率。若真使用化學藥劑，反而會腐蝕模組與接線，違反經濟與技術常識。再者，水質檢驗更是水廠例行工作，其結果公開透明可查，若指控污染卻拿不出證據，不僅是誤導公眾，也可能構成誹謗。其次，水庫型光電並非台灣獨創，全世界皆有成功案例。中國山東丁莊水庫號稱全球最大水面漂浮式光電站，日本兵庫縣與法國南部也早有多年運轉經驗。其共同特點是不僅不影響水質，反而能降低水庫蒸發量。根據國際學術期刊《Nature Sustainability》的報告，若水庫表面有30%覆蓋太陽能板，可減少約46%的蒸發量，等同增加儲水效率。這正是典型結合生態環保與再生能源的綠色技術。然而，在台灣，這樣的能源轉型卻屢屢被抹上破壞生態環境、圖利財團等標籤。再生能源產業或許可能會有弊案或不當勢力介入，但與再生能源技術理應分開討論。如今有心人士故意把不相干的事件混為一談，用影音與社群操作輿論，讓民眾誤以為「光電就是污染」、「綠能就是貪腐」。很顯然，這類假訊息的傳播擴散，已侵蝕能源轉型的社會共識。再生能源發展是全球趨勢。從歐美到東亞各國，節能減碳與再生能源布局早已成為產業競爭力的基礎。台灣若陷入政治化的「反綠能」思維，不僅影響投資信心，也會削弱民眾對能源轉型的信任。因此，政府在推動能源轉型的同時，也更應積極建立公信的資訊平台，及時澄清假訊息，並強化地方溝通與回饋機制。唯有讓在地居民理解環保效益、參與監督，才能避免誤解與對立。最後，值得提醒的是，再生能源不是誰的政績，而是全體社會的責任。因此，面對不實指控，我們需要的不只是辯駁，更要以科學證據與公開透明的治理，讓事實自己說話。別讓假訊息成為再生能源發展的絆腳石，讓有心人得逞，最終損害的，只會是台灣自己。

立法院院長韓國瑜在主持國慶大典的致詞中，批評「被光電板占用破壞的山林良田」與「被意識形態拖累的能源政策」，這樣的民粹指控雖然能引人注目。但令人遺憾的，若是不能回到具體事實與政策層面進行實質與有建設性的討論，將只會讓台灣的能源轉型陷入更多誤導與對立。首先，太陽光電的推動過程確實曾出現環保爭議，但那主要是早期規劃不周與地方執行不力所致，並非再生能源的本質問題。近年來政府部門已明確修正方向，優先推動屋頂型與既有設施上的光電案場，加嚴管制太陽光電設置於環境敏感區位，更是充分衡量其對國土、生態及景觀之影響。由這些方向的調整可知，能源政策在學習與修正，絕非盲目冒進。因此，若只憑片面印象指責「光電毀壞山林良田」，忽略技術創新與法規制度的改善，反而會侵蝕能源轉型的社會信任。其次，所謂「被意識形態拖累的能源政策」的說法，也值得再深思。能源轉型是國際能源發展趨勢，歐美與亞洲各國都積極推動節能減碳與再生能源的布局。事實上，台灣面臨的挑戰並非意識形態抑或政治立場，而是結構性現實。台灣地狹人稠、地震頻繁、能源高度依賴進口、以及民生與產業電力需求成長等現實條件，使能源轉型的成本更高、步伐更艱難。這些問題需要長期規劃與逐步落實、跨部門協調與社會有效溝通，絕不是一句「被意識形態拖累」就能概括。換言之，能源轉型的目標絕非是為了黨派的意識形態，而是要讓台灣能在氣候風險與地緣政治的高度不確定性中，擁有自主能源更安全、更永續的未來。在政策層面，台灣的能源結構正逐步改善。根據經濟部資料，2024年再生能源發電已達總發電量的近一成五，其中太陽能與風力發電是主力，同時以天然氣發電取代燃煤發電，減少舊型燃煤機組的使用，再加上改善空污防制設備，確實有效降低空污與電力排碳係數。這些成果雖仍是不足，但整體方向是正確的，也受到國際肯定。儘管如此，需要再強化的是，如何更積極發展低碳、零碳的各式再生能源與儲能系統、強化電網彈性與擴大民間參與，絕不是走回頭路、或是倒退回高碳能源體系。值得提醒的是，反綠能的聲浪往往以保護農地、電價上漲為糖衣包裝，但最後實際成效，卻可能是維持化石燃料、核能依賴、遲滯必要的能源轉型。台灣每年進口能源支出超過兩兆元，能源自主與能源安全風險遠高於再生能源建置的不確定性。因此，台灣若不加大減碳力道與自主發電能力，將在國際淨零壓力下漸次削弱產業未來的競爭力。事實上，提升能源效率、節約能源、以本土的、多元的、分散的再生能源取代化石燃料，達到淨零碳排，才是台灣能兼顧經濟發展與環境永續的正確作法。綜言之，理性的能源轉型政策不應被政治口號左右。台灣社會應該用更長遠務實的眼光看待能源轉型過程的陣痛，而非被短期民粹的政治語言所誤導。因此，真正務實可行的做法是以科學證據為基礎、公開溝通、透明決策、以及嚴格有效的監管機制，並在法規制度、政策措施與工程技術上持續精進，才能落實非核能源轉型成為台灣社會的共同成就，而不再是政治攻防的口實。

生成式AI正在重塑全球教育。當AI走進教室，老師不再只是知識的傳遞者，學生也不再只是接收者。因此，世界各國都在積極培養下一代「理解、運用與監督人工智慧」的能力，而台灣若不及時跟上，將錯過教育革新的關鍵時刻。生成式AI崛起後，全球教育體系正面臨一場「教與學」的根本變革。美國與英國率先提出AI素養框架與教學指引，要求教師利用AI設計高階思考任務，並以AI輔助學生個別化學習。OECD與歐盟更共同發表《AI素養框架》，將AI素養定義為與AI互動、創造、管理與設計的能力，呼籲各國建立標準課綱與師資培訓制度。亞洲國家則動作更為積極。韓國自2025年起在國小三年級到高中一年級全面導入AI數位教科書，2028年擴及所有科目，並要求所有教師完成AI培訓；日本文部科學省發布《生成型AI利用指南2.0》，強調以人為本與資訊倫理，並鼓勵地方教育委員會彈性制定規範。這些國家不只是導入技術，而是系統性地重構教育現場，讓AI成為促進學習創新的媒介。歐洲則以「倫理與專業」為核心。芬蘭推出《AI教師指南》，協助教師理解AI原理與限制；德國教育聯盟強調教師專業化與法律邊界，認為教師的AI能力是教育成敗的關鍵。法國、丹麥與瑞典雖仍在探索，但社會已普遍意識到AI對學習誠信與評量制度的衝擊。相較之下，台灣的AI教育政策仍處於起步階段。教育部雖提出「智慧學習」與「生成式AI指引」，但目前多停留在技術應用與行政倡議，缺乏完整的AI素養課綱與師資培訓架構。許多學校仍不知如何將AI納入教學，更遑論培養學生的批判思考、資料倫理與創造力。事實上，台灣具備良好的數位基礎與教師熱情，只是缺乏統整願景與政策連結。如果台灣要跟上國際潮流，至少應從三個方向著手：一、建立全國AI素養課程框架。教育部應參照OECD與歐盟標準，制定義務教育階段的AI素養課綱，明確區分AI的理解、應用與監督層次，並與現行資訊科技課程銜接，避免流於單一工具教學。二、推動教師AI專業認證與培訓制度。由師培機構與教育部共同開設AI教育專班，讓現職教師掌握AI原理、應用案例與倫理議題。同時建立AI教育顧問團隊，支援各地學校發展在地化教學模式。三、建立AI教育的倫理與治理機制。政府需制定AI使用指引，明確規範學生作品生成、資料隱私與學習評量的界線，確保AI應用不破壞學術誠信，也不造成教育不平等。AI不該只是新工具，而是一面照見教育本質的鏡子。當世界各國都在用AI重新定義學習的邊界時，台灣不該只在擔憂作弊與取代的陰影中止步。真正的教育，不是禁止AI，而是培養能「與AI共思、為人而學」的下一代。

花蓮馬太鞍溪堰塞湖在短短半小時內潰決，傾瀉上千萬噸泥水，奪走十多條人命，摧毀基礎設施。這並非天外飛來的天災，而是氣候變遷與治理失靈交錯下的體制災難。堰塞湖是台灣高山常見的地貌風險，專家早已警告其潰決威脅。問題不在於政府能否「硬處理」，而在於能否建立科學監測、嚴謹預警與有效撤離。馬太鞍溪上游區域雖是難以動工，但這並不能成為政府袖手旁觀的理由。最令人痛心的，是撤離與避難的全面失靈。警報雖發出，但許多長者收不到簡訊，行動不便者缺乏協助；部分居民心存僥倖，來不及逃生。更離譜的是，有避難收容點怎會設在潛在淹水區，使民眾在政府指引下反而陷入險境。這不僅是行政疏失，更是對生命安全的極大漠視。在極端氣候下，台灣將愈來愈常面對類似災害。問題是，我們是否具備足夠的前瞻能力?是否有跨部門、科學化的應變平台?還是仍在災後甩鍋推責，把悲劇歸咎於天災?防災體制必須徹底轉型：預算應優先投入監測、演練、撤離動線規劃與弱勢照顧，而非僅止於災後補助。防災不只是工程問題，而是整合科學決策與社會動員的制度工程。馬太鞍溪堰塞湖災害事件是一面照妖鏡，映照出台灣防災體制的空洞。如果這場悲劇不能換來體制的蛻變，下一場風雨，將再次揭穿我們的僥倖和毫無防備。

2025年上半年，台灣從俄羅斯進口190萬噸石腦油，價值高達13億美元，超越所有國家，成為全球最大買家。這一數字不僅遠超2022年全年進口的57.4萬噸，更讓台灣在俄烏戰爭仍持續之際，成為俄羅斯戰爭經濟的重要外銷市場。石腦油是化工與半導體產業的關鍵原料。根據芬蘭「能源與清潔空氣研究中心」報告，台灣近三年的進口量呈爆炸性成長，平均月進口量已是2022年的六倍。尤其以台塑石化最為明顯，單是麥寮煉油廠就占了全台96%的俄油進口量，其石腦油來源更從2021年的9%，暴增到2025年上半年的90%。換言之，台灣的石腦油供應幾乎已經被俄羅斯壟斷。對台灣而言，這樣的能源結構無法輕忽為單純的市場選擇，而是重大的國安隱憂。茲分述如下：首先，俄羅斯與中國維持緊密戰略夥伴關係，而中國長期對台灣抱持敵意。如果中國能透過俄羅斯能源供應間接操控台灣，將形成極大的戰略風險。換言之，台灣絕不能過度依賴敵對國家，這種依賴若持續，終將演變為國家安全危機。其次，國際制裁壓力不容小覷。G7已對俄羅斯石油設下每桶45美元的價格上限，但根據國際能源數據分析，台灣業者的實際採購價「極可能」高於此一門檻，恐違反限價政策並引來次級制裁。美國今年對印度進口俄油課徵50%懲罰性關稅，台灣若繼續成為最大買家，很可能遭受類似待遇，進一步衝擊出口導向的經濟體質。再者，國際形象與道德責任同樣不容忽視。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台灣已累計進口價值112億美元的俄羅斯石化燃料，同時也是俄煤的全球第五大買家。雖然台電已停止購買俄煤，但民間企業仍持續進口，每月規模達4,100萬美元。這意味著台灣在聲援民主與國際正義的同時，卻也在資助克里姆林宮的戰爭機器。值得正視的是，這樣的矛盾將削弱台灣在國際社會的正當性，甚至動搖盟友對台灣的信任。台灣能源進口依存度高達95%，結構性困境確實存在。然而，解方不應是押寶在俄羅斯，而應是多元化布局：加速再生能源投資、強化儲能技術、建立更穩定的供應鏈協議，並透過區域合作來分散風險。否則，今日企業因成本選擇的便宜之路，將在未來轉化為國家安全與外交代價。綜言之，台灣必須正視這場能源依賴帶來的國安挑戰。能源不只是經濟議題，而是國家安全問題；石腦油不只是化工原料，而是戰略資源。在這個民主與專制對抗的時代，台灣既不能在道德立場上自陷矛盾，更不能在地緣政治中埋下風險，而在下一場可能的危機中被迫付出更沉重的代價。

鏡報》近日揭露黃國昌主導吹哨者協會的運作內幕，指其實際上組成一支狗仔集團，專門鎖定綠營政治人物跟拍、偷拍，再透過媒體或特定政治人物曝光。這樣的情事，已不單是新聞倫理問題，而是涉及政治運作與媒體專業全面失序的警訊。「吹哨者」本是指揭露公共危害的不法行為，例如貪腐、環境破壞或權力濫用等，目的是守護社會正義。然而，在黃國昌手中的吹哨者卻被操作為針對政敵的監控與抹黑。報導指出，參與成員包括公營媒體記者、前週刊狗仔、司法線記者，甚至透過LINE群組與實體會議，接受黃國昌直接指揮。更驚人的是，這些人還自稱薪水來自協會，對外卻拿著《菱傳媒》名片行走，金流後來轉由凱思國際支付。這樣的政媒與司法交織，已徹底模糊了公共利益與私人鬥爭的界線。更令人不安的是，這些狗仔並非單純以新聞專業為核心，而是與特定政治勢力緊密合作。2022年九合一大選時，徐巧芯曝光陳時中「十指緊扣」事件。事後證實，拍攝者正是這批狗仔。當時的照片不僅重創陳時中的選情，更成為在野陣營選戰操作的素材。很顯然，當時的照片並非基於公共利益，而是精心設計的政治奧步。事實上，這種做法對民主的危害是雙重的。首先，它扭曲了吹哨者的正當性。當吹哨不再是揭弊，而是監控與獵巫，社會將逐漸失去對真正公共揭露的信任。其次，它摧毀了媒體專業。新聞調查應該以查證、平衡、透明為原則，但這些操作往往是「先偷拍、後加工」，甚至交給政客直接放話。媒體從公共監督者淪為政治打手，最終只會加劇資訊污染與社會撕裂。換言之，這種模式已遠遠超過新聞調查報導的範疇，更像是「東廠式」的政治監控機器。如果這種結合政客、媒體與司法記者的暗黑機制成為常態，政黨之間必然展開「以眼還眼」的惡性循環。今天針對綠營，明天也可能針對藍營或白營。當政治全面淪為偷拍、爆料的角力場，理性政策討論會被邊緣化，民主治理將只剩烏煙瘴氣。吹哨者精神原應是守護社會公義的利器，如今卻淪為東廠術的代名詞。這面警世鏡提醒我們的是，若任由吹哨者精神被扭曲為權力算計的工具，台灣民主必將失去最後的清明。台灣民主的防線，不僅在於選舉投票，也在於守住制度的邊界。如果今天我們默許政客能以吹哨之名行東廠之實，明天就可能見到更多人以調查為名，對政敵展開無止境的跟拍與抹黑。這將是台灣民主最大的倒退。因此，唯有重建媒體與政治的健康距離，要求更嚴格的規範，確保公營媒體人員不得涉入政黨鬥爭，媒體金流與政治合作必須透明化，我們才可能避免墜入「狗仔治國」的深淵。

2025年9月23日下午，花蓮馬太鞍溪上游的堰塞湖在短短半小時內潰決，傾瀉超過一千五百萬噸泥水。洪流沖毀橋梁、掩沒道路，瞬間改變整個地景，也帶走了無數生命與家園。這場突如其來的災難，並不是毫無徵兆的天外飛來橫禍，而是氣候變遷下台灣環境脆弱性與治理失靈交織的必然警訊。什麼是堰塞湖?堰塞湖是山崩或土石流堵住河道形成的天然水庫，水量可能在暴雨後急速累積，堰體往往由鬆散的土石堆疊而成，穩定性極差。一旦溢流或潰壩，下游便可能在極短時間內遭遇巨量洪水。全球歷史上，堰塞湖潰決往往帶來嚴重傷亡，例如1786年中國四川牛欄江潰決，死亡人數超過十萬人。台灣地形陡峭、降雨集中，本就極易生成堰塞湖，這次花蓮馬太鞍溪事件正是典型案例。為何「事前處理」這麼難?報導指出，馬太鞍溪上游的堰體形成於七月的颱風與豪雨。當時專家已警覺其不穩，但地點偏遠、交通困難，重型機具無法進駐；加上堆積物鬆散，若以爆破、挖掘或開鑿導流渠，極可能誘發更快的潰決。換言之，工程介入風險太高，只能依賴監測與撤離警戒。這更顯示台灣必須正視無法處理的大自然災害，而不是期待工程技術的萬能。為何還是出現死傷?問題在於警戒與撤離的落實。縣府雖有發布警報並劃定撤離區域，但許多居民未能即時撤出。一來是資訊傳遞不足，高齡者不一定收得到簡訊或LINE；二來是心態上的僥倖與依賴，許多人以為「應該不會這麼快」。最荒謬的，是有些避難收容所竟是設在潛在淹水區域，導致部分居民在官方指示下反而進入危險。這暴露出台灣災害管理的系統性缺失—警示、撤離、安置三個環節缺一不可，缺一環即可能釀成悲劇。氣候變遷下的台灣困境極端氣候下，大規模降雨與連續豪雨日益頻繁。台灣山區脆弱地層更容易崩塌，堰塞湖生成機率上升。這不是單一事件，而是未來常態。若仍停留在事後補救，類似災害事件恐將年年重演。因此，我們必須具備前瞻的思維：一、預警系統：建立全國堰塞湖資料庫，運用衛星遙測、無人機監測，進行快速偵測與模擬。二、撤離計畫：針對高齡者、弱勢群體，設計更具體的撤離動線與交通支援，而非單純發送警報。三、避難所規劃：確保避難點位置經過洪氾模擬分析，不再重蹈「避難點即危險點」的荒謬。四、社區教育：透過學校、地方講習，讓居民理解堰塞湖風險，強化「立即撤離」的文化。從「天災」到「人禍」的分界花蓮馬太鞍溪的堰塞湖潰決，本質上是自然作用，但其災害規模與傷亡卻深受人為治理的影響。若能疏散更早、避難所更安全、資訊傳達更有效，或許悲劇不必如此嚴重。這正是天災與人禍的分界：自然事件我們無法阻止，但社會體制的反應速度、設計周全度，決定了災害是「事件」還是「劫難」。政策建議與社會意義台灣已經是全球最受氣候變遷威脅的島嶼之一。災害不會等我們慢慢改革，唯有積極投資「減災治理」，把預算放在前端的監測、教育與韌性建設，才能避免事後龐大的修補成本。這需要中央與地方擺脫「甩鍋政治」，建立跨部門的科學決策平台，也需要公民社會參與監督，要求透明資訊與科學依據。花蓮馬太鞍溪的洪水已經退去，但留下的空洞，不只是斷垣殘壁與失落的生命，更是對我們治理體制的拷問。當下一次極端風雨再臨，台灣能否不再讓天然災害演變成人為悲劇？這才是台灣社會必須要立刻共同面對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