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仁斌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近日，日本福島核電廠再度爆發輻射監測造假事件。輻射線測量大廠「千代田技術」坦承，3,615台劑量計與輻射量測定裝置從未進行性能測試，卻偽造「已測試」證明交付使用。這些設備已被用於福島第一核電廠的廢爐作業現場及除污土壤的中間貯藏設施。雖然目前未出現健康危害，但事件暴露出一個更深層的問題：即使距離2011年福島核災已逾十四年，監測體系仍存在制度性脆弱。這起事件的關鍵，不僅在於企業疏失，更在於監管體系的信任機制。若制度缺乏交叉檢核與獨立監督，再嚴謹的技術規範也可能淪為形式。當「誰來監督監測者」這個問題無人問起，風險管理就容易陷入偏離真實的「數據盲區」。台灣在核能治理上，同樣應從此案汲取警醒。若監測數據可被操弄、程序可被簡化，政策判斷便可能建立在虛假的安全感之上。福島案例顯示，即便是單一基層員工的偽造行為，只要制度缺乏交叉驗證與資訊公開，就可能在多年後才被揭發。台灣倘若在核能安全或核廢管理上忽略這層風險，後果將不容小覷。事實上，這不僅是技術層面的問題，更是社會信任的課題。社會公眾對政府與產業的信任，是風險治理的基石；一旦誠信受到質疑，再多「核能安全」的保證都會失去說服力。換言之，當基礎數據失去可信度，安全承諾也就難以為繼。福島事件提醒我們，真正的核安不僅取決於儀器與科技的先進程度，更取決於數據誠信與制度透明。真正的安全，來自一條完整且可被檢證的監督鏈條：從設備製造、性能測試、現場操作到政府監理，每一環節都必須公開透明、可追溯。唯有如此，社會公眾對核能監測體系的信任才可能穩固。最後，值得提醒的是，核能安全，必須從誠實測量開始；而誠實，必須成為制度的一部分，而非僅是對於個人品德的期待。林仁斌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學術委員)

在社會各界於60天內提供諸多意見後，核安會於10月8日正式公告的《核子反應器設施運轉執照申請審核辦法》與其所預告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之間的差異，卻僅是「修訂用詞」。令人遺憾的是，核安會在關鍵的問題—核電延役是否應納入環境影響評估—卻是選擇了沉默。然而，這樣的沉默不作為，無疑是讓核電延役變成制度黑洞。根據該辦法第十四條，經營者應於預定正式運轉一年前提報「環境影響評估報告審查結果相關事項辦理情形」。換言之，針對新設核電廠之審核不只要求通過環評，還要求提報其審查結果相關事項辦理情形，但延役再運轉卻完全沒有規範。這樣「新廠要環評，老舊廠延役卻免環評」的邏輯，不僅是不合理，也對核安風險開了方便之門。美國核電廠延役要做環評，台灣卻選擇沉默修法。核安會以環評「非核安會主管法規及業務職掌範圍」為由，將問題推給環境部；而環境部至今對於是否將核電廠延役或重啟增補入《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仍無表達明確立場。兩個主管機關的「雙重推諉」，形成「誰都不想碰」的真空地帶。對照國際作法，台灣的制度落差顯而易見。美國核能監管委員會(NRC)規定核電廠的執照展期，必須檢送「環境報告書」，並依據《國家環境政策法》撰寫補充的環境影響評估，舉行公開聽證，全面檢視其潛在影響與真實風險；2019年，歐盟法院就比利時兩座核電廠的延役案裁定「未經環評即延長運轉年限，違反歐盟法規」。可見，能源可以有選項，但「核電延役必須環評」卻不是選項，而是基本門檻。相較之下，台灣的再運轉執照申請，不需要環評、不需要公聽。核安會只談技術審查，環境部只顧政治風險。如此「默契式」的行政分工，等同放棄對於新風險的整體檢視。然而，台灣特有脆弱的社會與自然條件，老舊核電廠長期運轉所面臨的風險遠高於歐美。因此，若仍允許核電延役(再運轉)卻不納入環評，將是對全民生命財產安全的極大漠視。因此，筆者呼籲將環境影響評估納入核電延役的法定程序，才能同時兼顧能源安全、程序正義與環境永續，並重建台灣社會對能源治理的信任。反之，環境部與核安會若繼續選擇沉默，未能回應社會公眾的合理期待。那麼，台灣的核安制度將形同虛設，一旦核安事件發生，真正承擔後果的，不只是核電廠周邊居民，將是全體人民。林仁斌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學術委員)

近期的非洲豬瘟疫情爆發後，全台進入防疫延長戰，豬隻禁運、廚餘管制、農畜食品產業鏈也全面受到衝擊。台中市爆出廚餘傾倒露天大坑的畫面，不僅讓民眾震驚，更突顯台灣都市在面對突發性廢棄物危機時的制度脆弱。這不只是環保問題，而是一場公共治理與公民韌性的雙重考驗。一、從平衡到崩解：地方政府的壓力測試在豬瘟疫情前，各縣市的廚餘處理多維持微妙的平衡狀態—透過餵豬消化、焚化分流、再利用堆肥。當防疫令一出，「餵豬」這條主動脈被切斷，短時間內便壓垮了地方的處理系統。部分縣市在臨時調度、跨縣合作、設備增能上顯得手忙腳亂，最後甚至出現「露天掩埋」這種既不合法、也不合理的選項。顯而易見的，這場危機暴露出地方政府在非常時期管理上的結構性問題：缺乏跨局處協調機制、沒有動態儲備量能、也缺乏公開透明的應變資訊。公共治理能力若建立在日常的「剛剛好」，那麼面對突發事件，失衡也就在所難免。二、共體時艱的難與易：政治語言的失落幾天前，行政院卓院長曾呼籲民眾在非常時期減少廚餘，這原本是正確的政策訊號—透過公民參與減壓系統、降低廚餘源頭，讓有限的處理量能得以撐過非常時期的考驗。然而，這句話卻被部分輿論扭曲為「要人民吃廚餘」，迅速被政治化、情緒化。在今日的政治環境裡，「共體時艱」這四個字幾乎成了禁語。執政者若提倡節制、合作，往往被曲解為推諉責任；但若沉默不語，民眾又將指責政府缺乏政策導引。這樣的惡性循環，使得治理者不敢說真話，也削弱了社會面對危機時的協力空間。事實上，「共體時艱」不是要人民犧牲，而是要社會能在危機中找到協同機制：政府誠實揭露風險，民眾理解並配合行動，媒體提供監督與引導。這是現代民主社會最珍貴的信任資本。三、公民韌性的力量：從鏟子超人到惜食減廢台灣的公民社會從不缺乏行動者。從每次的颱風救援、COVID-19時的口罩國家隊到近期花蓮光復鄉的「鏟子超人」，民間力量總能在關鍵時刻補上政府的不足。這次廚餘危機亦然：許多社區、餐飲業者已自發推動「惜食減廢」，透過食材管理、廚餘再利用來分擔去化壓力。因此，政府部門若能正視並善用這種能量，主動整合公民社群、環保團體與地方企業，共同建立廚餘減量與循環再利用的行動平台，將能讓這場危機轉化為制度升級的契機。四、從危機到韌性：制度的反省與重建契機危機，是一面照妖鏡。它顯示我們的城市治理仍停留在「平時」的思維，而缺乏「非常時期」的預備、協作與韌性。因此，未來的環保與防疫政策，應重新檢討。第一，建立緊急廚餘應變中心，統合環保署、農業部與地方政府資訊；第二，擴充再利用設施，提升安全再生與堆肥雙軌能力；第三，制度化公民參與，讓「共體時艱」不再只是口號，而成為實際行動的框架。回顧過去，在台灣社會的集體記憶裡，從921大地震到每次疫情，都不乏彼此合作、相互扶持的良善故事。所以，挫折與挑戰從不是問題，問題在於我們是否還願意一起面對困難與考驗。綜上所言，非常時期的「共體時艱」，不是口號，而是一種韌性社會的實踐。當政府願意誠實溝通、民眾願意配合行動，台灣必定會從一次次危機與考驗中，長出更成熟進步的城市治理與社會信任。

近期非洲豬瘟延燒，全台防疫持續升級，廚餘危機也隨之浮現。部分縣市因應不及，甚至出現將廚餘傾倒露天大坑的荒謬場景。這不只是環保問題，更反映地方治理的脆弱與都市韌性的不足。過去各縣市廚餘處理量能勉強維持平衡，一旦「餵豬」管道中斷，系統立刻崩解。既無焚化容量，又無掩埋空間，種種問題暴露出缺乏前瞻規劃與跨局處協調的結構性問題。卓院長呼籲全民在非常時期減少廚餘產生，其實方向正確，卻被部分人曲解。如今回頭看，「共體時艱」四字更顯沉重：體的是誰的艱？又有誰願意共體？危機中最珍貴的是信任與合作。政府必須誠實揭露、即時應變，民眾也應理解與配合，讓社會能共渡難關。事實上，台灣從不缺乏願意自發行動的公民，從「鏟子超人」到惜食行動，這些力量正是韌性的來源。非常時期的共體時艱，不是口號，而是民主社會最實際的公民實踐。只要政府與人民願意同心，危機就能成為進步的契機。

花蓮堰塞湖與台中非洲豬瘟事件，引發全國高度關注。兩地同樣出現行政疏失，輿論一面倒指向地方政府。藍營雖連日召開記者會反駁政治操作，但災情處理遲緩、防疫避談邊境破口，民怨仍難平息。大罷免雖重挫民進黨，卻未讓藍白得利，顯示反罷的力道來自對綠營的不滿，而非藍營表現出色。如今政治已非「選賢與能」，而是「看誰出包多」。地方執政多、失誤也多，國民黨自然成為箭靶。坊間「放著自然爛、等著出包爆」的嘲諷，正反映民意變化。當前輿論場早已定調，如同「樂隊花車效應」：主流聲音壓過一切，誰失去話語權，誰就被輿論宣判。花蓮、台中兩地的「政治破口」，讓「反罷成功」成為短暫曇花，利空出盡後反成自傷。若非洲豬瘟進一步衝擊民生與市場，地方治理不力的形象將擴散至2026、甚至2028選舉。國民黨若無法誠實面對錯誤、即刻補救，再多辯解都將徒勞。人民會用選票，讓「潰決」成真。

台中市「非洲豬瘟」確診事件越揭越離譜，從疫情拖延通報、誤指特約獸醫、再到爆出「無照獸醫」參與診斷與用藥，這顯然不只是行政失誤，而是地方治理全面失靈的警訊。根據目前的公開資料，案場豬隻疑似染疫後，市府農業局竟拖了十天才完成通報。更離譜的是，最初市府對外聲稱由「特約獸醫」開立處方，事後被真正的特約獸醫出面澄清非其所為。市府接著改口，指稱是另一名「王姓獸醫」負責開藥，但最新發展證實，這名王姓獸醫根本沒有獸醫執照，僅有獸醫佐證書，只能銷售動物用藥，依法不得診斷與開立處方。換言之，從第一時間到現在，台中市政府對外發布的資訊與說法層層錯誤、反覆推諉。這樣的防疫體系，不但未能防堵疫情，更可能製造新的風險。更嚴重的是，市府監督機制的長期鬆散。根據資料，該案場在今年五月仍定期上傳廚餘蒸煮紀錄，但六月開始急劇減少，七月只上傳一次，八月更完全未上傳。市府卻只在五月與七月進行過兩次稽查，明顯不符行政規範要求，也錯失掌握豬瘟疫情的關鍵時機。防疫是地方政府最基本的責任。尤其非洲豬瘟並非新興疾病，中央早已建立完整通報、監測與稽查制度。若地方執行怠惰、紀錄造假或流於形式，中央再嚴密的制度也無法發揮作用。台中市這次的狀況，正是制度與人為錯誤的疊加。然而，令人不安的不僅是行政的錯誤，更是政治的冷漠。事件爆發後，不少地方輿論仍以「不要談政治」帶過，彷彿只要不追究責任，就能讓問題消失。但事實上，「政治」就是治理的具體實踐。地方政府是否積極稽查、是否誠實通報、是否敢於認錯負責，這些全都是政治選擇的結果。當市府的錯誤說明與防疫漏洞讓整個產業陷入風險時，「不談政治」其實就是縱容無能。政治不是骯髒的，逃避政治才是。若一個城市的市政失靈，卻沒有人願意追究問責，那麼下一次的災難，只會更大、更難收拾。台中市防疫事件提醒我們的是，公共治理不能靠形象包裝，更不能靠「母親式溫柔」的政治語言。真正的領導力，是在危機中誠實面對錯誤、迅速修正制度、對人民負責。在民主社會中，選票不只是情感表達，而是治理品質的守門人。倘若選民一昧原諒政客的怠惰與治理失能，最終受害的將是全體人民。台中這起「豬瘟事件」的真正教訓，不只是疫情破口，而是整個城市對公共責任的遺忘。因此，唯有重建問責與誠實的政治文化，台灣地方治理才可能從這場危機中學會成長。

行政院核能安全委員會(核安會)八月一日預告《核子反應器設施運轉執照申請審核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刪除提前五至十五年提出換照申請的限制，與新增繳交輻射相關議題查核評估報告、耐震安全評估說明。令人遺憾的，在社會各界於六十天內提供諸多意見後，十月八日正式公告的修正條文內容與預告草案的差別，卻僅是「修訂用詞」。核安會顯然在關鍵的問題上—核電廠重啟(延役)是否應納入環境影響評估(環評)—選擇了沉默。根據該辦法第十四條，新設核能設施必須檢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審查結果相關事項」，但延役再運轉卻完全沒有規範。換言之，新廠要環評，危老舊廠延役卻免環評。這樣的邏輯不僅不合理，更是對核安風險的制度性放水。首先，核電廠重啟並不是單純維修後的維持既有運轉，而是在原設計年限已屆滿停機後的延長運轉。因此，僅靠目前「再運轉計畫」的技術審核無法回答其對於周遭環境、生態、經濟文化等面向的潛在風險與重大影響。事實上，環境影響評估正是補足這些層面的制度工具。目前這些運轉四十年的老舊核電廠當年都未經環評審查就建置。核電廠的重啟，性質上與新設或重大擴建並無本質差異，甚至在社會關注程度上更為敏感。因此，透過環評的審查確保核電廠重啟不僅符合安全標準，更能兼顧環境永續、程序正義與社會期待。令人質疑的是，美國的核電廠延役要做環境影響評估，台灣卻選擇沉默修法。核安會與環境部的「雙重推諉」，正在讓核電延役變成制度黑洞。核安會以「環評非核安會主管法規及業務職掌範圍」為由，將問題推給環境部；而環境部至今對於是否將核電廠延役或重啟增補入《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仍無表達明確立場。兩個主管機關之間相互推諉，形成「誰都不想碰」的真空地帶。這不只是行政部門的輕忽與怠惰，更是對於核能安全的責任逃避。對照國際作法，台灣的制度落差清楚可見。美國核能監管委員會(NRC)明文規定核電廠的執照展期，除了技術審查，還必須檢送「環境報告書」，並依據《國家環境政策法》重新撰寫補充的環境影響評估，舉行公開聽證，重視民眾參與並全面檢視核電延役的潛在影響與真實風險；二○一九年，歐盟法院就比利時兩座核電廠的延役案裁定「未經環評即延長運轉年限，違反歐盟法規」。由此可見，能源可以有選項，但程序正義與風險安全絕不能被忽視。這些國家並非反核，而是納入環評強化社會信任，並建構更加完整、合乎法治的審查框架。放眼國際，核電延役不會被當作是單純「執照展期」，而是一場全新的政策決定。但在台灣，再運轉執照申請卻被當成行政展延作業，不需要環評、不需要公聽、不需社會溝通。核安會只談技術審查，環境部僅求避免政治風險。如此便宜行政的「默契式分工」，等同棄守對於最新風險的完整檢視。此外，台灣地狹人稠、地震颱風頻仍、以及特殊脆弱的社會與自然條件，核電廠長期運轉所面臨的天然災害風險遠高於歐美，更突顯環評的必要性。因此，若在這樣的情境下仍允許核電重啟卻不納入環評，將是對全民生命財產安全的極大漠視。最後，要強調的是，核電重啟納入環評不是選項，而是基本門檻。因此，筆者呼籲環保團體與公民社會需要更強力的發聲與監督，才能迫使政府回到制度正軌。進而，在參考國際經驗及國內管制需求、尊重法治與程序正義的審查框架下，讓核電廠延役納入環評，才能同時兼顧民主法治、能源安全、環境永續與世代正義，並重建社會對台灣能源治理的信任。反之，核安會與環境部若繼續沉默，未能回應社會公眾的合理期待，那麼台灣的核安制度將形同虛設，而真正承擔後果的，將是全體人民。林仁斌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學術委員)

近日，有人指稱烏山頭水庫的水面光電板「以藥水清洗」，造成水質污染。這樣的說法聽來的確駭人，但卻與事實相去甚遠，也再度映照出台灣能源轉型過程中，假訊息與錯誤認知所造成的干擾。首先，太陽光電板不含電解液，也不需要用化學藥水清洗。水面光電板主要以自來水或純水沖洗表面灰塵或污漬，以維持一定的發電效率。若真使用化學藥劑，反而會腐蝕模組與接線，違反經濟與技術常識。再者，水質檢驗更是水廠例行工作，其結果公開透明可查，若指控污染卻拿不出證據，不僅是誤導公眾，也可能構成誹謗。其次，水庫型光電並非台灣獨創，全世界皆有成功案例。中國山東丁莊水庫號稱全球最大水面漂浮式光電站，日本兵庫縣與法國南部也早有多年運轉經驗。其共同特點是不僅不影響水質，反而能降低水庫蒸發量。根據國際學術期刊《Nature Sustainability》的報告，若水庫表面有30%覆蓋太陽能板，可減少約46%的蒸發量，等同增加儲水效率。這正是典型結合生態環保與再生能源的綠色技術。然而，在台灣，這樣的能源轉型卻屢屢被抹上破壞生態環境、圖利財團等標籤。再生能源產業或許可能會有弊案或不當勢力介入，但與再生能源技術理應分開討論。如今有心人士故意把不相干的事件混為一談，用影音與社群操作輿論，讓民眾誤以為「光電就是污染」、「綠能就是貪腐」。很顯然，這類假訊息的傳播擴散，已侵蝕能源轉型的社會共識。再生能源發展是全球趨勢。從歐美到東亞各國，節能減碳與再生能源布局早已成為產業競爭力的基礎。台灣若陷入政治化的「反綠能」思維，不僅影響投資信心，也會削弱民眾對能源轉型的信任。因此，政府在推動能源轉型的同時，也更應積極建立公信的資訊平台，及時澄清假訊息，並強化地方溝通與回饋機制。唯有讓在地居民理解環保效益、參與監督，才能避免誤解與對立。最後，值得提醒的是，再生能源不是誰的政績，而是全體社會的責任。因此，面對不實指控，我們需要的不只是辯駁，更要以科學證據與公開透明的治理，讓事實自己說話。別讓假訊息成為再生能源發展的絆腳石，讓有心人得逞，最終損害的，只會是台灣自己。

立法院院長韓國瑜在主持國慶大典的致詞中，批評「被光電板占用破壞的山林良田」與「被意識形態拖累的能源政策」，這樣的民粹指控雖然能引人注目。但令人遺憾的，若是不能回到具體事實與政策層面進行實質與有建設性的討論，將只會讓台灣的能源轉型陷入更多誤導與對立。首先，太陽光電的推動過程確實曾出現環保爭議，但那主要是早期規劃不周與地方執行不力所致，並非再生能源的本質問題。近年來政府部門已明確修正方向，優先推動屋頂型與既有設施上的光電案場，加嚴管制太陽光電設置於環境敏感區位，更是充分衡量其對國土、生態及景觀之影響。由這些方向的調整可知，能源政策在學習與修正，絕非盲目冒進。因此，若只憑片面印象指責「光電毀壞山林良田」，忽略技術創新與法規制度的改善，反而會侵蝕能源轉型的社會信任。其次，所謂「被意識形態拖累的能源政策」的說法，也值得再深思。能源轉型是國際能源發展趨勢，歐美與亞洲各國都積極推動節能減碳與再生能源的布局。事實上，台灣面臨的挑戰並非意識形態抑或政治立場，而是結構性現實。台灣地狹人稠、地震頻繁、能源高度依賴進口、以及民生與產業電力需求成長等現實條件，使能源轉型的成本更高、步伐更艱難。這些問題需要長期規劃與逐步落實、跨部門協調與社會有效溝通，絕不是一句「被意識形態拖累」就能概括。換言之，能源轉型的目標絕非是為了黨派的意識形態，而是要讓台灣能在氣候風險與地緣政治的高度不確定性中，擁有自主能源更安全、更永續的未來。在政策層面，台灣的能源結構正逐步改善。根據經濟部資料，2024年再生能源發電已達總發電量的近一成五，其中太陽能與風力發電是主力，同時以天然氣發電取代燃煤發電，減少舊型燃煤機組的使用，再加上改善空污防制設備，確實有效降低空污與電力排碳係數。這些成果雖仍是不足，但整體方向是正確的，也受到國際肯定。儘管如此，需要再強化的是，如何更積極發展低碳、零碳的各式再生能源與儲能系統、強化電網彈性與擴大民間參與，絕不是走回頭路、或是倒退回高碳能源體系。值得提醒的是，反綠能的聲浪往往以保護農地、電價上漲為糖衣包裝，但最後實際成效，卻可能是維持化石燃料、核能依賴、遲滯必要的能源轉型。台灣每年進口能源支出超過兩兆元，能源自主與能源安全風險遠高於再生能源建置的不確定性。因此，台灣若不加大減碳力道與自主發電能力，將在國際淨零壓力下漸次削弱產業未來的競爭力。事實上，提升能源效率、節約能源、以本土的、多元的、分散的再生能源取代化石燃料，達到淨零碳排，才是台灣能兼顧經濟發展與環境永續的正確作法。綜言之，理性的能源轉型政策不應被政治口號左右。台灣社會應該用更長遠務實的眼光看待能源轉型過程的陣痛，而非被短期民粹的政治語言所誤導。因此，真正務實可行的做法是以科學證據為基礎、公開溝通、透明決策、以及嚴格有效的監管機制，並在法規制度、政策措施與工程技術上持續精進，才能落實非核能源轉型成為台灣社會的共同成就，而不再是政治攻防的口實。

生成式AI正在重塑全球教育。當AI走進教室，老師不再只是知識的傳遞者，學生也不再只是接收者。因此，世界各國都在積極培養下一代「理解、運用與監督人工智慧」的能力，而台灣若不及時跟上，將錯過教育革新的關鍵時刻。生成式AI崛起後，全球教育體系正面臨一場「教與學」的根本變革。美國與英國率先提出AI素養框架與教學指引，要求教師利用AI設計高階思考任務，並以AI輔助學生個別化學習。OECD與歐盟更共同發表《AI素養框架》，將AI素養定義為與AI互動、創造、管理與設計的能力，呼籲各國建立標準課綱與師資培訓制度。亞洲國家則動作更為積極。韓國自2025年起在國小三年級到高中一年級全面導入AI數位教科書，2028年擴及所有科目，並要求所有教師完成AI培訓；日本文部科學省發布《生成型AI利用指南2.0》，強調以人為本與資訊倫理，並鼓勵地方教育委員會彈性制定規範。這些國家不只是導入技術，而是系統性地重構教育現場，讓AI成為促進學習創新的媒介。歐洲則以「倫理與專業」為核心。芬蘭推出《AI教師指南》，協助教師理解AI原理與限制；德國教育聯盟強調教師專業化與法律邊界，認為教師的AI能力是教育成敗的關鍵。法國、丹麥與瑞典雖仍在探索，但社會已普遍意識到AI對學習誠信與評量制度的衝擊。相較之下，台灣的AI教育政策仍處於起步階段。教育部雖提出「智慧學習」與「生成式AI指引」，但目前多停留在技術應用與行政倡議，缺乏完整的AI素養課綱與師資培訓架構。許多學校仍不知如何將AI納入教學，更遑論培養學生的批判思考、資料倫理與創造力。事實上，台灣具備良好的數位基礎與教師熱情，只是缺乏統整願景與政策連結。如果台灣要跟上國際潮流，至少應從三個方向著手：一、建立全國AI素養課程框架。教育部應參照OECD與歐盟標準，制定義務教育階段的AI素養課綱，明確區分AI的理解、應用與監督層次，並與現行資訊科技課程銜接，避免流於單一工具教學。二、推動教師AI專業認證與培訓制度。由師培機構與教育部共同開設AI教育專班，讓現職教師掌握AI原理、應用案例與倫理議題。同時建立AI教育顧問團隊，支援各地學校發展在地化教學模式。三、建立AI教育的倫理與治理機制。政府需制定AI使用指引，明確規範學生作品生成、資料隱私與學習評量的界線，確保AI應用不破壞學術誠信，也不造成教育不平等。AI不該只是新工具，而是一面照見教育本質的鏡子。當世界各國都在用AI重新定義學習的邊界時，台灣不該只在擔憂作弊與取代的陰影中止步。真正的教育，不是禁止AI，而是培養能「與AI共思、為人而學」的下一代。

花蓮馬太鞍溪堰塞湖在短短半小時內潰決，傾瀉上千萬噸泥水，奪走十多條人命，摧毀基礎設施。這並非天外飛來的天災，而是氣候變遷與治理失靈交錯下的體制災難。堰塞湖是台灣高山常見的地貌風險，專家早已警告其潰決威脅。問題不在於政府能否「硬處理」，而在於能否建立科學監測、嚴謹預警與有效撤離。馬太鞍溪上游區域雖是難以動工，但這並不能成為政府袖手旁觀的理由。最令人痛心的，是撤離與避難的全面失靈。警報雖發出，但許多長者收不到簡訊，行動不便者缺乏協助；部分居民心存僥倖，來不及逃生。更離譜的是，有避難收容點怎會設在潛在淹水區，使民眾在政府指引下反而陷入險境。這不僅是行政疏失，更是對生命安全的極大漠視。在極端氣候下，台灣將愈來愈常面對類似災害。問題是，我們是否具備足夠的前瞻能力?是否有跨部門、科學化的應變平台?還是仍在災後甩鍋推責，把悲劇歸咎於天災?防災體制必須徹底轉型：預算應優先投入監測、演練、撤離動線規劃與弱勢照顧，而非僅止於災後補助。防災不只是工程問題，而是整合科學決策與社會動員的制度工程。馬太鞍溪堰塞湖災害事件是一面照妖鏡，映照出台灣防災體制的空洞。如果這場悲劇不能換來體制的蛻變，下一場風雨，將再次揭穿我們的僥倖和毫無防備。

2025年上半年，台灣從俄羅斯進口190萬噸石腦油，價值高達13億美元，超越所有國家，成為全球最大買家。這一數字不僅遠超2022年全年進口的57.4萬噸，更讓台灣在俄烏戰爭仍持續之際，成為俄羅斯戰爭經濟的重要外銷市場。石腦油是化工與半導體產業的關鍵原料。根據芬蘭「能源與清潔空氣研究中心」報告，台灣近三年的進口量呈爆炸性成長，平均月進口量已是2022年的六倍。尤其以台塑石化最為明顯，單是麥寮煉油廠就占了全台96%的俄油進口量，其石腦油來源更從2021年的9%，暴增到2025年上半年的90%。換言之，台灣的石腦油供應幾乎已經被俄羅斯壟斷。對台灣而言，這樣的能源結構無法輕忽為單純的市場選擇，而是重大的國安隱憂。茲分述如下：首先，俄羅斯與中國維持緊密戰略夥伴關係，而中國長期對台灣抱持敵意。如果中國能透過俄羅斯能源供應間接操控台灣，將形成極大的戰略風險。換言之，台灣絕不能過度依賴敵對國家，這種依賴若持續，終將演變為國家安全危機。其次，國際制裁壓力不容小覷。G7已對俄羅斯石油設下每桶45美元的價格上限，但根據國際能源數據分析，台灣業者的實際採購價「極可能」高於此一門檻，恐違反限價政策並引來次級制裁。美國今年對印度進口俄油課徵50%懲罰性關稅，台灣若繼續成為最大買家，很可能遭受類似待遇，進一步衝擊出口導向的經濟體質。再者，國際形象與道德責任同樣不容忽視。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台灣已累計進口價值112億美元的俄羅斯石化燃料，同時也是俄煤的全球第五大買家。雖然台電已停止購買俄煤，但民間企業仍持續進口，每月規模達4,100萬美元。這意味著台灣在聲援民主與國際正義的同時，卻也在資助克里姆林宮的戰爭機器。值得正視的是，這樣的矛盾將削弱台灣在國際社會的正當性，甚至動搖盟友對台灣的信任。台灣能源進口依存度高達95%，結構性困境確實存在。然而，解方不應是押寶在俄羅斯，而應是多元化布局：加速再生能源投資、強化儲能技術、建立更穩定的供應鏈協議，並透過區域合作來分散風險。否則，今日企業因成本選擇的便宜之路，將在未來轉化為國家安全與外交代價。綜言之，台灣必須正視這場能源依賴帶來的國安挑戰。能源不只是經濟議題，而是國家安全問題；石腦油不只是化工原料，而是戰略資源。在這個民主與專制對抗的時代，台灣既不能在道德立場上自陷矛盾，更不能在地緣政治中埋下風險，而在下一場可能的危機中被迫付出更沉重的代價。

鏡報》近日揭露黃國昌主導吹哨者協會的運作內幕，指其實際上組成一支狗仔集團，專門鎖定綠營政治人物跟拍、偷拍，再透過媒體或特定政治人物曝光。這樣的情事，已不單是新聞倫理問題，而是涉及政治運作與媒體專業全面失序的警訊。「吹哨者」本是指揭露公共危害的不法行為，例如貪腐、環境破壞或權力濫用等，目的是守護社會正義。然而，在黃國昌手中的吹哨者卻被操作為針對政敵的監控與抹黑。報導指出，參與成員包括公營媒體記者、前週刊狗仔、司法線記者，甚至透過LINE群組與實體會議，接受黃國昌直接指揮。更驚人的是，這些人還自稱薪水來自協會，對外卻拿著《菱傳媒》名片行走，金流後來轉由凱思國際支付。這樣的政媒與司法交織，已徹底模糊了公共利益與私人鬥爭的界線。更令人不安的是，這些狗仔並非單純以新聞專業為核心，而是與特定政治勢力緊密合作。2022年九合一大選時，徐巧芯曝光陳時中「十指緊扣」事件。事後證實，拍攝者正是這批狗仔。當時的照片不僅重創陳時中的選情，更成為在野陣營選戰操作的素材。很顯然，當時的照片並非基於公共利益，而是精心設計的政治奧步。事實上，這種做法對民主的危害是雙重的。首先，它扭曲了吹哨者的正當性。當吹哨不再是揭弊，而是監控與獵巫，社會將逐漸失去對真正公共揭露的信任。其次，它摧毀了媒體專業。新聞調查應該以查證、平衡、透明為原則，但這些操作往往是「先偷拍、後加工」，甚至交給政客直接放話。媒體從公共監督者淪為政治打手，最終只會加劇資訊污染與社會撕裂。換言之，這種模式已遠遠超過新聞調查報導的範疇，更像是「東廠式」的政治監控機器。如果這種結合政客、媒體與司法記者的暗黑機制成為常態，政黨之間必然展開「以眼還眼」的惡性循環。今天針對綠營，明天也可能針對藍營或白營。當政治全面淪為偷拍、爆料的角力場，理性政策討論會被邊緣化，民主治理將只剩烏煙瘴氣。吹哨者精神原應是守護社會公義的利器，如今卻淪為東廠術的代名詞。這面警世鏡提醒我們的是，若任由吹哨者精神被扭曲為權力算計的工具，台灣民主必將失去最後的清明。台灣民主的防線，不僅在於選舉投票，也在於守住制度的邊界。如果今天我們默許政客能以吹哨之名行東廠之實，明天就可能見到更多人以調查為名，對政敵展開無止境的跟拍與抹黑。這將是台灣民主最大的倒退。因此，唯有重建媒體與政治的健康距離，要求更嚴格的規範，確保公營媒體人員不得涉入政黨鬥爭，媒體金流與政治合作必須透明化，我們才可能避免墜入「狗仔治國」的深淵。

2025年9月23日下午，花蓮馬太鞍溪上游的堰塞湖在短短半小時內潰決，傾瀉超過一千五百萬噸泥水。洪流沖毀橋梁、掩沒道路，瞬間改變整個地景，也帶走了無數生命與家園。這場突如其來的災難，並不是毫無徵兆的天外飛來橫禍，而是氣候變遷下台灣環境脆弱性與治理失靈交織的必然警訊。什麼是堰塞湖?堰塞湖是山崩或土石流堵住河道形成的天然水庫，水量可能在暴雨後急速累積，堰體往往由鬆散的土石堆疊而成，穩定性極差。一旦溢流或潰壩，下游便可能在極短時間內遭遇巨量洪水。全球歷史上，堰塞湖潰決往往帶來嚴重傷亡，例如1786年中國四川牛欄江潰決，死亡人數超過十萬人。台灣地形陡峭、降雨集中，本就極易生成堰塞湖，這次花蓮馬太鞍溪事件正是典型案例。為何「事前處理」這麼難?報導指出，馬太鞍溪上游的堰體形成於七月的颱風與豪雨。當時專家已警覺其不穩，但地點偏遠、交通困難，重型機具無法進駐；加上堆積物鬆散，若以爆破、挖掘或開鑿導流渠，極可能誘發更快的潰決。換言之，工程介入風險太高，只能依賴監測與撤離警戒。這更顯示台灣必須正視無法處理的大自然災害，而不是期待工程技術的萬能。為何還是出現死傷?問題在於警戒與撤離的落實。縣府雖有發布警報並劃定撤離區域，但許多居民未能即時撤出。一來是資訊傳遞不足，高齡者不一定收得到簡訊或LINE；二來是心態上的僥倖與依賴，許多人以為「應該不會這麼快」。最荒謬的，是有些避難收容所竟是設在潛在淹水區域，導致部分居民在官方指示下反而進入危險。這暴露出台灣災害管理的系統性缺失—警示、撤離、安置三個環節缺一不可，缺一環即可能釀成悲劇。氣候變遷下的台灣困境極端氣候下，大規模降雨與連續豪雨日益頻繁。台灣山區脆弱地層更容易崩塌，堰塞湖生成機率上升。這不是單一事件，而是未來常態。若仍停留在事後補救，類似災害事件恐將年年重演。因此，我們必須具備前瞻的思維：一、預警系統：建立全國堰塞湖資料庫，運用衛星遙測、無人機監測，進行快速偵測與模擬。二、撤離計畫：針對高齡者、弱勢群體，設計更具體的撤離動線與交通支援，而非單純發送警報。三、避難所規劃：確保避難點位置經過洪氾模擬分析，不再重蹈「避難點即危險點」的荒謬。四、社區教育：透過學校、地方講習，讓居民理解堰塞湖風險，強化「立即撤離」的文化。從「天災」到「人禍」的分界花蓮馬太鞍溪的堰塞湖潰決，本質上是自然作用，但其災害規模與傷亡卻深受人為治理的影響。若能疏散更早、避難所更安全、資訊傳達更有效，或許悲劇不必如此嚴重。這正是天災與人禍的分界：自然事件我們無法阻止，但社會體制的反應速度、設計周全度，決定了災害是「事件」還是「劫難」。政策建議與社會意義台灣已經是全球最受氣候變遷威脅的島嶼之一。災害不會等我們慢慢改革，唯有積極投資「減災治理」，把預算放在前端的監測、教育與韌性建設，才能避免事後龐大的修補成本。這需要中央與地方擺脫「甩鍋政治」，建立跨部門的科學決策平台，也需要公民社會參與監督，要求透明資訊與科學依據。花蓮馬太鞍溪的洪水已經退去，但留下的空洞，不只是斷垣殘壁與失落的生命，更是對我們治理體制的拷問。當下一次極端風雨再臨，台灣能否不再讓天然災害演變成人為悲劇？這才是台灣社會必須要立刻共同面對的課題。

近日，台南某科大發生師生爭議。某助理教授因不滿學生遲到，關門、拉窗簾，並口出「卑劣的東西」辱罵學生，數名學生被拒於課堂之外，甚至揚言若無公開道歉與補償，將提告捍衛受教權。事件曝光後，輿論多數支持老師，認為學生不知好歹，網路留言更以「應給遲到的人教訓」為主調。然而，這起事件並不應只是單純的「遲到問題」，更該是一場關於教育制度、師生倫理與人格尊嚴的深層討論。首先，學生遲到確實不足取。課堂是一個公共場域，牽涉的不只是個人學習，也是對其他學生與教師的尊重。若是人人遲到，秩序崩壞，整體教學品質將受影響。正因如此，學校與教師有責任在學期初訂立明確規範，告訴學生遲到的後果：扣分、記錄或補交作業。制度化規則可減少日後爭議，也能避免老師臨場情緒失控。然而，老師以羞辱方式維護紀律，無論如何都不可接受。拒絕學生進入教室聽課，甚至口出侮辱言語，則是已超越管教範疇，侵害人格尊嚴。換言之，教育不應以羞辱為手段，否則不但破壞師生信任，也背離高等教育追求的理性與專業。當前大學的師生關係已不同於傳統師道尊嚴的模式。隨著個人主體性與公民意識的抬頭，師生關係更像定型契約：學生繳納學費獲取知識，老師提供專業教學並領取薪資。權威應建立在專業與尊重上，而非特權與羞辱。尊師重道必須基於平等互敬，而非單向壓制。值得思考的是，如果換成老師遲到，學生是否也能「鎖門、罵老師卑劣」?答案很顯然是不行。那麼，當規則未制度化、僅靠情緒維護時，師生關係容易淪為權力不對等。因此，唯有透過清楚規範與正當程序，才能避免衝突升級為對立。借鏡於國際經驗，許多高教體系已建立成熟制度。美國大學通常在教學大綱(syllabus)明訂出缺席、遲到規則，學生開學即知悉，爭議可透過申訴程序提出。日本大學強調自律與責任，老師通常不在課堂羞辱學生，而以成績反映缺席的後果。歐洲部分大學甚至將出席與否完全交給學生自主，教師只提供完整課程的教授。綜觀而言，核心理念一致：師生是契約關係，而非父權式壓制，權威來自專業與人格，而非情緒與怒罵。對照台灣現況，問題不在於遲到該不該懲罰，而在缺乏制度化的公平規範。當制度缺席，師生衝突容易升級為情緒對立，甚至成為社會輿論的謾罵。教育的目的，不只是傳授知識，更是培養理性對話、懂得尊重的人。學生遲到應承擔後果，但老師以羞辱方式處理，傳遞給學生的卻是錯誤示範：權力凌駕於尊嚴之上。因此，這場爭議不應簡化為「遲到對或錯」，而該是「如何在彼此尊重下維護公平正義」的教育省思。遲到不應該，羞辱人更不應該。唯有在制度化與尊重並行的完整框架下，教育才能真正培養負責任、懂得尊重的公民。最後，要再提醒的是，教育從來不只是管規矩，更是教會每個人如何在規矩中守護人性與尊嚴，並發展自我而能公益利他。老師與學生，都應如此。

近期台電公司興達電廠天然氣外洩爆炸以及接續的林口電廠1號、2號機故障停機檢修，總計影響供電能力290萬瓩，引發社會各界對台灣供電裕度與能源安全的關注。不意外的，社會上也總會冒出熟悉的聲音：「缺電＝缺核電」、「要重啟核電」，這種偷天換日的說法是一種典型的政治話術。台灣真正的問題不是少了核電，而是電網韌性不足。因此，若一再把「核電迷思」當作萬靈丹，不僅無助於解決問題，還會掩蓋治理缺失，拖延真正必要的改革。支持核能的人總愛強調「核電可以提供穩定基載電力」。然而，歷史事實擺在眼前：核二、核三廠都曾多次因設備故障緊急停機，一次事故影響範圍往往數十萬戶，比再生能源的波動更具破壞力。再者，核電廠雖能長時間運轉，但只要一出問題，就是「全有或全無」的斷點風險。更別忘了，台灣的核燃料完全仰賴進口，且來源高度集中，供應鏈在地緣政治下同樣存在風險。核電不是能源自主的保證，反而可能讓我們在危機時刻暴露於更大不確定性。台灣今年5月17日「核電歸零」迄今，我們沒有缺電(備轉容量每天都在6%以上)。就算是近日在供電最吃緊的狀況，備轉容量也尚能維持在4.3%以上。其實，台灣過去的幾次大停電都與缺電或核電無關，而是電網缺乏韌性。2022年大潭電廠事故，就是最鮮明的例子。一座燃氣機組跳機，竟然引發全台大停電。原因不是發電量不足，而是系統過度集中、備援不足，沒有足夠的調度彈性來吸收衝擊。所謂「韌性」，就是在遭遇事故時，系統能迅速調整、持續運作。台灣的問題是電網過度依賴單一大型電廠，缺乏分散式電源與區域微電網。結果就是一個小錯誤，演變成全國性危機。值得提醒的是，我們也必須正視錯假資訊傳播的影響。每逢停電，總有人將責任簡化為「能源轉型失敗」，甚至誤導社會認為「沒有核電，就會缺電」。這樣的說法不僅與事實不符，更是干擾公眾的理性討論。平心而談，台灣能源政策的真正挑戰，不在於是否重啟核電，而是如何在能源安全、碳排減量與合理電價之間找到可被公眾接受的平衡。事實上，國際能源趨勢已經非常清楚。國際再生能源總署(IRENA)的資料顯示，過去10年全球新增電力90%以上來自再生能源，核能占比則持續下降。德國、日本即使面臨能源壓力，仍選擇逐步淘汰舊核能，因為成本、風險與核廢料問題根本無解。更關鍵的是，再生能源成本急速下降。國際能源總署(IEA)指出，太陽能與陸域風電的每度電成本已普遍低於新建核電廠。換言之，核電昂貴又危險。最重要的是，核廢料至今我們仍是無法提供安全、長期的處置方案。為何還要把寶押在它身上，而不是把有限的資源用於真正能善盡減碳責任與確保能源自主的再生能源?「缺電＝缺核電」其實是一種政治語言，利用民眾對停電的焦慮感來製造簡單答案。它的本質是把責任從治理問題轉移到能源結構之爭。事實上，台電與政府長期延宕電網投資，加上「凍漲電價」的政治壓力，才讓台灣的電力系統缺乏足夠的更新與備援。這些才是真正需要檢討的制度性盲點。若政府與社會大眾不正視電網投資不足、資訊不透明、決策黑箱等結構性問題，任何能源型態都無法保障台灣的安全。能源不是純粹的技術或經濟問題，它背後更是國家戰略與世代公平的價值選擇。台灣若執意走回核能，留下的將是數萬年無法解決的核廢料，實際上是把風險與成本轉嫁給後代。反之，如果我們選擇投資於分散、多元、透明的能源體系，不僅能保障民生用電，更能守住半導體等關鍵產業的穩定發展，維護台灣在全球供應鏈的戰略地位。因此，要擺脫「缺電恐慌」，台灣必須聚焦在以下四大方向著手進行改革：一、責任明確化：重大停電事故須由獨立單位調查，避免流於「人為疏失」的簡化結論，確保問責制度落實。二、資訊透明化：電力供需預測、事故原因與修復進度應即時公開，讓專業人士與社會公眾得以監督，減少錯假訊息干擾。三、系統韌性化：加速建置儲能系統與微電網，全力發展分散式再生能源，並推動智慧調度與需量反應，降低對單一電廠的過度依賴。四、市場合理化：透過電價設計，鼓勵削峰填谷與合理的回購機制，讓電網調度更具彈性，同時避免能源投資長期被壓抑。綜言之，「缺電恐慌」的真相，不是因為台灣沒有核電，而是因為我們的電網脆弱、治理不足。「核電迷思」不僅誤導了公眾的理性討論，更可能成為推卸責任的藉口；或許能帶來短暫的政治聲量，卻無法解決台灣真正的挑戰。換言之，我們如果繼續被「核電話術」綁架，不僅無法解決問題，還會讓真正的能源改革被延誤。很顯然，台灣需要的，不是回頭核能，而是投資一個具韌性、透明、世代公平的能源未來。這才是能同時守護能源安全、減碳承諾與國家戰略利益的正確大道。

日前，行政院核能安全委員會於8月1日公告「核子反應器設施運轉執照申請審核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各界可在60天預告期限內提出意見(參見核安會官方網頁，https://www.nusc.gov.tw/newsdetail/board/7413.html)。該草案除了原有老化評估、安全分析報告，也新增「輻射相關議題查核評估報告」及「耐震安全評估說明」。然而，這次修法卻忽略了最關鍵的一環—「環境影響評估(環評)」。核電廠若要在執照屆滿後延長運轉或重新啟動，其對於整體社會與自然環境的潛在影響與相關的重大問題，不應被忽視。因此，筆者呼籲任何核電廠延役或重啟應該強制納入環境影響評估程序，運轉執照申請必須附上「符合環境保護與生態保育法令規定之文件」，這不單是法治精神與程序正義的體現，更是回應社會公眾合理期待的必要作為。首先，核電廠重啟並非單純的「維持既有運轉」，而是涉及核子設施在歷經停機後的再次投運，或在原設計年限已屆滿後的延長運轉。這也意味著潛在風險的重新調整。目前的審核辦法欠缺環評程序，等同形成制度漏洞。若僅以「再運轉計畫」進行技術審查，顯然輕忽核電廠延役或重啟對周遭生活、自然、社會環境、以及經濟文化、生態保育等面向所可能造成的重大影響，以及跨世代責任、區域避難與社會成本、核災保險與經濟風險、氣候變遷下的新挑戰、以及民主治理的正當性等課題。事實上，環境影響評估正是補足這些層面的制度工具。其次，環境影響評估具有程序正義的功能。要提醒的是，目前這些運轉四十年的老舊核電廠當年都未經詳實的地質調查和環境影響評估就設置。因此，核電廠的重啟，性質上與新設或重大擴建並無本質差異，甚至在社會關注程度上更為敏感。因此，若能透過環評程序的專家公開審查與監督機制，確保資訊透明與社會參與，讓不同意見被充分討論，才能增加治理決策的正當性與社會信任感。再者，參考國際核電廠管制經驗，核電廠延役多會納入類似環評的全面性檢核。例如，美國核能監管委員會(NRC)明訂每一次核電廠執照展期，除了要經技術審查，還必須附上「環境報告書」，依據《國家環境政策法》撰寫補充版本的「環境影響評估」，並設定明確的公開審查時程；歐洲方面，比利時政府原計畫延長Doel 4與Tihange 3核能機組十年至2035年，引發德國要求跨境環評。雖然此案仍在程序中，但歐盟法院早在2019年就有案例裁定，核電廠延役若無環評，將違反歐盟法規。這些說明了現行國際的法規制度不容輕忽，核電延役或重啟案若未經環評檢驗，便缺乏合法性與安全保障。這些國家並非反核，而是透過環評強化社會信任。最後，台灣特殊的社會與自然條件更突顯環評的必要性。以人口密度來看，核一、核二廠三十公里範圍內就有超過五、六百萬人居住，一旦發生事故，即時疏散與安置幾乎不可能；而台灣每年超過千次規模四以上地震，加上偶有的颱風侵襲，核電廠長期運轉所面臨的天然災害風險遠高於美國與歐洲。因此，若在這樣的條件下仍允許核電廠重啟卻不納入環境影響評估，不僅不符合國際潮流與最新的安全標準規範，更是對全民生命財產安全的漠視。環境影響評估的納入，並不等同於阻擋核電廠延役或重啟，而是建立一個更加完整的審查框架。它能促使經營者提出更具體的環境管理與風險因應措施。再者，透過環評的審查與附帶條件，主管機關得以確保核電廠重啟不僅符合嚴謹的風險評估與安全審查標準，更能兼顧環境永續與社會期待。綜言之，「沒有環評，就不應有核電重啟」。將環境影響評估納入「核子反應器設施運轉執照申請審核辦法」的法定程序，不僅能補強審查內容，全面檢視核電廠運轉的真實風險與安全性，更能避免因忽視長期影響而讓社會與後代承擔沉重代價。國際經驗已經證明，核電延役必須接受公開透明的環評檢驗，台灣更不該例外。唯有如此，能源決策才能同時兼顧核能安全、民主法治、環境永續與世代正義，確保我們留給子孫的，不是風險與債務，而是一個更安全、更值得信任的美好家園。林仁斌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學術委員)

日前立法院在野兩黨聯手提出要阻擾台灣能源轉型進程的核三重啟公投案，所幸在8月23日的全民投票中並未獲得通過。天佑台灣，台灣人民再次展現智慧與決心，守護住這好不容易達到的「零核電」新時代。儘管如此，隨著電力需求成長與減碳壓力的加大，台灣非核能源轉型的政策確實也面臨著各式的挑戰。台灣社會再度出現「以核減碳」、「核綠同行」等返核的聲浪。然而，這種看似簡單的論述，卻總是忽略了安全、成本與國際趨勢等關鍵現實。首先，核電並非真正的「乾淨能源」。雖然發電過程碳排低，但仍是會產生輻射污染物、核廢料、廢熱及其他污染物。最重要的是，至今我們始終無法提供安全、長期的核廢料處置方案。高階核廢料必須存放數萬年，任何環境或管理上的失誤，都可能釀成難以挽回的災難。台灣地狹人稠、地震頻仍，若再推動核電，不只是能源選擇問題，更是世代風險與社會正義問題。其次，核電的經濟效益早已不如再生能源。全球太陽能與風能的成本持續下降。相較之下，核電建廠耗時、成本高昂，老舊機組的延役更需要面對龐大的安全投資與維修費用。與其將有限資源投入不確定的核電，不如用於提升能源效率，加速投資再生能源與儲能系統，或讓電力事業自由化，台灣的電力一定綽綽有餘。再者，核電並不能真正保障能源安全。事實上，台灣的核燃料也是進口能源，遇到地緣政治或供應鏈危機時，同樣脆弱。相反地，太陽能、風能、地熱是台灣自身可以發展的資源，搭配儲能與智慧電網，才能真正確保台灣的能源自主和能源安全。國際趨勢更清楚顯示，核電正逐漸式微。目前核電在全球發電量的占比已不到10%，更是遠低於1996年17.5%的高峰值。另外，國際能源總署預估2050年淨零碳排時，全球再生能源發電量占比為89%，核電只有8%，後者根本不是減碳的主要能源。最後，要再提醒的是，別被核電迷思綁架，讓我們陷入更大的安全風險與成本陷阱，台灣需要的是永續安全與減碳雙贏的未來。因此，台灣應該在事實與邏輯的基礎上持續向前行，不要讓核能復辟的倡議阻礙再生能源的發展。毫無疑問的，節約能源、提升能源效率、以及全力發展再生能源才是台灣能兼顧能源自主與永續安全，要善盡對抗全球暖化的減碳義務所應走的正確大道，更是當前最應該要先做的事。林仁斌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學術委員)

國民黨立委翁曉玲日前在核三重啟公投案意見發表會宣稱：「核能是世界先進國家都會使用且占比高的能源選項，日美皆達三、四成」；擁核陣營也常以「經歷過那麼嚴重核災的日本，還不是推動核電重啟，並且讓老舊核電廠持續運轉?」來論述日本的「核電復興」。然而，這類的說法並不真確，更不是事實。核三重啟公投前，來自日本各地聲援台灣的訊息(參見亞洲非核論壇日本事務局的官方網頁，https://nonukesasiaforum.org/japan/archives/3330)，告訴我們日本核電的現況。「2011年311福島核災之前原本有54座核電機組運轉，但如今僅有14部機組已經重啟運轉，24部核電機組已進行除役作業或決定除役。其他的機組正面臨當地居民的反對運動，未能重啟」。事實上，日本2024年核電在總體發電量的占比僅有8.3%。就算是日本《能源基本計畫》有新建核電廠的規劃，核電的占比也相較311福島核災之前(2010年核電占比為25.1%)的日本低。日本第七次《能源基本計畫》最新規劃的是「再生能源與核能將被最大限度活用，日本的目標是2040年核能占比20%，再生能源超過40%」。首相石破茂也曾指出，日本因缺電「被迫」重啟運轉的核電廠是處於「青壯期」的核能機組，他形容這就像讓仍年輕健康、還能自力賺取未來龐大「喪葬費」(除役費用)的核電機組繼續工作；若不繼續運轉，民營電廠將因無力負擔高昂的除役成本而相繼倒閉，最終還是需由日本政府承擔龐大除役費用，這在目前日本的政經情勢下也是很難被允許的。儘管如此，福島核災證明了之前的核能安全對策仍是遠遠不足的。因此，日本核電的重啟計畫必須通過更嚴謹的風險評估與相關基礎設施的安全審查，尤其關注地震帶斷層特性、疏散現實、以及期程與成本效益等議題。因此，去年日本的敦賀核電廠二號機因無法排除核子反應爐正下方存在活斷層，遭到日本官方認定不符合核電機組新規範標準(其審查長達10年，但最終還是被駁回)，成為首座未獲同意重啟的核電機組，必須除役。反觀台灣，核三廠二號機自今年5月17日執照到期停機後，「核電歸零」已逾三個月之久，我們沒有缺電，備轉容量每天也都在6%以上，這證明非核能源政策是務實可行的。因此，台灣並不存在討論老舊核電廠重啟的前提與必要性。更嚴重的是，台灣現有四座除役中或封存的核電廠都鄰近活動斷層，核一、核二廠距離北台灣最大的活動斷層帶僅有7公里與5公里，核四廠區下方則有S斷層帶存在，恆春斷層甚至就從核三廠區下通過，距離該廠核島區僅約七百公尺，並不符合國際最新的建廠安全標準，核安無法保障，核廢命題更是難解。實務上，也不可行。台灣是亞洲第一個「曾用核電，而能廢核」的國家，非核能源轉型的典範，更是許多國家所羨慕的歷史成就。台灣的「非核家園」是值得珍惜的台灣全民之福，對亞洲各國人民而言，更是一盞希望的明燈。因此，台灣人民更應堅決拒絕核電，別走回頭路。讓我們一起攜手努力，繼續守住台灣好不容易達成的「核電歸零」，並持續為實現非核亞洲的永續願景而努力奮鬥。林仁斌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學術委員)

護理人員在第一線專業崗位照護病人，付出無數心力與時間，也長期承擔著沉重的責任與壓力。然而，有時卻在一些匿名社群(例如：《靠北護理師》、《Dcard》等)被點名，遭受不實指控與侮辱，這不僅傷害她們的名譽，也侵害了人格權。這種被匿名言論傷害的冰風暴，會凍得讓人說不出話來。更精確地說，是荒謬到不知道從何處說起。情緒釋放是維持心理健康的重要一環，我們真心愛護每一位白衣天使，也支持她們擁有抒發情緒與壓力的空間。儘管如此，在這些欠缺嚴謹審核機制的匿名平台的言論，大多數缺乏事實根據，充斥個人情緒與偏見，卻仍是被不負責任地放大傳播。令人遺憾的是，與其辯論往往徒勞，因為匿名者並不在乎事情的真相。更嚴重的是，這種氛圍不僅誤導大眾視聽，造成護理人員之間的信任裂痕，對團隊士氣與合作基礎的衝擊更是不堪言狀，也間接影響病人安全的保障。值得一提的是，「匿名不等於免責」。在現行法律下，任何公開發表的言論，都可能承擔法律責任。即使出發點是為了討論、抱怨或求助，只要涉及人身攻擊、未經查證的指控或影射特定個人，就有可能背上公然侮辱、誹謗等罪名，甚至引發民事求償。因此，除了提供護理人員健全的情緒宣洩管道，更重要的是給予她們必要的法律觀念與風險意識，讓她們知道：哪些表述是安全的?哪些內容需要經過查證?哪些言論可能帶來法律風險?因此，我們要守護白衣天使，需要建立更健全的情緒抒發與申訴管道，為護理人員打造安全的發聲空間，不只是讓她們「能說話」，更是要確保她們「能在法律安全的範圍內放心說話」。筆者要呼籲社會大眾不要輕信缺乏查證的內容，要有媒體識讀與思辨能力。同時，也希望醫院管理層、護理專業團體、以及平台業者們能夠積極檢討，共同建立制度，防止匿名網路空間成為謾罵與誹謗他人的溫床，莫讓匿名不實言論侵蝕護理專業。最後，想提醒大家的是，唯有讓護理人員在安全的環境中，透過事實、理性的表達情緒與想法，才能讓真正關心醫護場域的聲音被更多人聽見，而不是被匿名謾罵與法律糾紛所淹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