枯木徹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近來提筆寫政治評論，總有股說不出的倦意。並非不關心，而是愈來愈清楚：台灣的重大公共決策，竟逐漸取決於少數幾位政治人物的臨時心意。從國防預算特別條例在排程階段即遭封殺、連議程進入一壘都不准，到立法細部如「高虹安條款」般的修法突入，使制度面臨前所未見的鬆動，這些都不是零星個案，而是全盤的治理倒退。尤其令人錯愕的是，「立法院組織法修正草案」與相關公費助理條文，竟可能放寬至各級民代聘任助理人數不設上限、費用不必核銷，使公費運用不再受實質監督。未來助理費如何分配、是否合理、是否存在回流空間──都將被合理化為「民代對選民負責」，甚至完全脫離《貪污治罪條例》的規範。這類修法若逕付二讀，將不僅是制度漏洞，而是對廉政體系的系統性破口。面對這樣的政治現實，寫再多評論似乎也無力撼動什麼，宛如狗吠火車。但至少，社會還願意發出不平之聲；至少，民間仍試圖透過公投，為《憲訴法》《選罷法》尋求自救的可能。真正令人擔憂的，是本應代表行政制衡的機關選擇沉默，把「維護憲法程序」當作無為的理由。如果台灣的民主真要向前走，而非向下沈淪，我們至少不能失去提出質疑的能力。即便力量微弱，也絕不能放棄對制度的守望。天佑台灣。

近年台灣的政治發展，正悄悄走向一條值得警惕的道路：以民主之名，啟動自我侵蝕的機制。這並非傳統威權復辟的劇本，而是一種更隱蔽、更具有迷惑性的「民主拆解民主」新模式──程序被保留、形式仍存在，但內涵被逐步掏空，終至民主本身成為瓦解國家的工具。當政黨將多數暴力合理化，把制度設計視為鬥爭武器，把法律程序當成政治算計的工具，民主便開始從內部腐蝕。表面上，一切依舊「依法行政」；實質上，卻在一次次操作中削弱制衡、貶抑專業、鼓勵民粹，讓公共治理只剩選舉動員，沒有長期思考。更危險的是，部分政治人物將「破壞國家治理」包裝成「改革」，將策略性癱瘓、刻意混亂視為政治利益的來源，讓國家失去集體理性，讓選民失去對制度的信任。若任其發展下去，台灣可能會成為世界上首個以民主程序拆解民主本質、以民主對抗國家治理，最終導致民主與國家雙雙受損的案例──一場前所未見的政治自毀實驗。真正成熟的民主，不是以民主為武器，而是以民主為責任；不是把制度當作鬥爭的工具，而是用制度維繫共同未來。當我們開始懷疑國家是否還能治理、制度是否還能運作，那已是民主亮起紅燈的時刻。台灣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守住制度、守住理性，拒絕落入「以民主之名瓦解民主」的陷阱。

最近中國與日本劍拔弩張，而導火線竟又是台灣。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國會辯論時引用《舊金山和約》，指出日本已放棄與台灣相關的一切權利，因此「無權認定台灣的法律地位」。一句看似保守的陳述，卻比「台灣有事」更觸動北京敏感神經。原因很簡單：《舊金山和約》的核心，就是日本放棄台灣主權；但條約並未將主權轉交給任何國家，形成國際法上著名的「台灣地位未定」。這一直是北京極力否認的史實，也正是這兩天中國外交部連續開火的原因所在。外界以為高市是在中國壓力下「縮了」，其實正好相反。她此時強調《舊金山和約》，等於直接點名中國最忌諱的國際法根據。更關鍵的是，這並非日本單獨出招，而是美國率先打開話題。今年九月，美國在台協會（AIT）罕見公開指出，北京刻意扭曲《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與《舊金山和約》，並明確表態：這些文件從未決定台灣最終政治地位。《聯合報》其後向美國國務院求證，國務院更直接回應：「AIT已準確傳遞訊息」。美國等於首次在數十年沉默後，再度重申《舊金山和約》精神。對長期關注「台灣地位未定」的本土派而言，這是一個等待多年的時刻。過去國際社會多避談此議題，但在台灣成為全球半導體供應鏈樞紐、美中競爭全面升溫後，情勢出現根本改變。美國重新翻案，日本首相緊接呼應，兩者形成明確默契。加上歐盟對民主台灣的高度支持，台灣在國際孤立數十年後，終於迎來集體性的國際聲援。《舊金山和約》所留下的歷史事實—台灣地位未定—並不是威脅，而是台灣人民共同決定未來的基礎。這也是中國如此憤怒的真正原因。越是強烈否認，越顯示其法律理據的薄弱。二戰以來的歷史進程告訴我們：台灣的前途，不會也不必由任何外國來決定，而是由2300萬人民共同擔負。當美日重新揭開這段被塵封的國際法基礎時，也是台灣重新站穩國際舞台的一刻。我們這一代，將會有機會親眼見證台灣成為真正自由、正常的國家。

台灣政壇有個現象：有一群人永遠不想為自己負責，卻又永遠覺得世界虧待了他們。幸好，他們找到了完美棲身地—民眾黨。這個政黨的核心理念很一致：你不用改變，只要繼續生氣；你不用檢討，只要怪體制。於是，「受害者身分」變成政治通行證，「自我放棄」搖身一變成正義之光。柯文哲與黃國昌堪稱這套政治學的雙主廚。他們把憤怒加工、把抱怨調味、把責任外包，成功打造出台灣史上最有效率的「情緒外送平台」。黃國昌每天怒吼：賴清德該負責、行政院該負責、外交部該負責，全台灣都該負責—除了他本人。若怒氣能供電，北市早就免裝太陽能板了。但真正厲害的是：民眾黨從來不是「中間」，而是藍營的「情緒代理商」。藍營有些情緒不好公開講—畢竟民主社會還是要維持基本體面。但民眾黨就不一樣了，他們以「本土籍」之軀，大聲替外省族群說出那句心底話：「我就是恨民進黨。」於是一群外省二代、三代感動到起雞皮疙瘩：原來有人可以替我們罵，而且罵得比我們還大聲！民眾黨的支持度與民眾黨成立前國民黨的支持度相加後完美對上，證明一件事：民眾黨不是第三勢力，而是「台籍新黨」—只是包裝比較潮、怒氣比較新鮮。政策？不用一致。立場？可以任意調整。今天可以罵國民黨，明天可以跪國民黨；昨天反共，今天友中；只要藍營情緒需要，他們永遠配合。民眾黨的存在，就是負責幫國民黨做那些不好意思親自做的事：罵、吼、煽、酸，情緒全包。柯文哲曾以為自己能取代國民黨，結果 2024 當了選舉小三，還被貪污案壓得抬不起頭。面對揭弊的國民黨，他一聲都不敢吭—畢竟孝子怎能罵祖宗？黃國昌現在想跟國民黨談縣市長？恐怕忘了藍營歷史上一堆「壞掉的螺絲」都被拆掉丟旁邊。除了新竹市，其他縣市根本輪不到民眾黨。民眾黨的商業模式很單純：靠放大仇恨動員支持者，靠受害敘事維持忠誠，靠高分貝情緒包裝無能力。只要支持者不長大、繼續相信人生不順是別人的錯，他們就能繼續靠怒氣賺不分區、靠情緒拿補助金。台灣需要的，是負責任的公民，不是永遠沉迷政治安慰劑的受害者。真正該被淘汰的，是那種靠咆哮維生、靠仇恨進補、靠演戲撐大的政黨文化。

徐春鶯案並非單一個人「誤觸法律」的事件，而是長年運作的兩岸組織網絡早已盤根錯節。2019 年，史雪燕成立「中華兩岸婚姻家庭服務聯盟」，徐春鶯擔任秘書長；當時國民黨主席吳敦義親自站台，甚至公開鼓勵參選。隔年，她又拉著同一個團體的布條到立法院抗議《反滲透法》，如今卻因違反這部法律的嫌疑遭羈押，形成諷刺的歷史對照。更嚴重的是，外界普遍忽略：中國民政部與國台辦早已指導成立「海峽兩岸婚姻家庭協會」，由民政部直屬的服務中心運作，負責接待台灣交流團並安排行程。近年總統大選前，「中華兩岸婚姻家庭服務聯盟」赴北京的活動，正是在這樣的架構下進行。徐春鶯被指控接受滲透來源指示與資助，替市長與總統候選人站台造勢；而在她遭羈押之際，她仍是民眾黨新住民委員會主委。這並非個人失察，而是政黨在拉攏新住民票源時，完全無視背後組織的政治屬性與風險管理。台灣有許多勤懇努力、深耕社會的新住民，他們不該被這些把兩岸關係當成生意的人代表。面對事證清楚的司法程序，黃國昌卻以「賴清德下指導棋」混淆視聽，只會讓人看得更清楚：裝睡的政黨永遠叫不醒。真正該回應的，是民眾黨：你們願意面對問題，還是繼續當作什麼事都沒發生？

台積電控告前研發主管羅唯仁，掀起半導體界罕見的高強度法律與國安風波。英特爾執行長陳立武隨後公開力挺羅唯仁，指稱台積電的指控「毫無根據」，顯示雙方已進入硬碰硬(hardball)的態勢。然而，這起事件已不僅是兩家企業的雇傭爭議，而是牽動國家層級的技術安全與產業治理問題。在台灣，台積電已啟動司法行動，這只是開始。該公司的法務團隊長期以來以專業聞名，成員橫跨美國律師與檢察官背景。與此同時，檢調單位也已對半導體機密外洩啟動國安調查；工研院方面則著手撤銷羅唯仁院士資格。可見整體科技治理體系正快速回應此事件的衝擊。從產業倫理角度觀察，羅唯仁在遭調離研發部門後，仍持續要求工程師回報，並影印大量先進製程資料離職，已對企業信任體系造成實質破壞。台積電內部對此反彈強烈，高層更以「不友善、不守法、不道德」形容此行為，反映半導體產業對誠信的高度要求。至於國際競爭層面，英特爾力挺羅唯仁固然顯示其積極搶才的企圖，但在現今的全球晶片供應鏈中，台積電仍佔據無可取代的關鍵位置。從製程領先到產能分配，台積電掌握的影響力，使其不必透過極端手段即可形成市場回應。例如在價格、產能配置上對競爭者如 AMD 略為傾斜，都足以對英特爾造成實質壓力。羅唯仁事件固然是一場個案紛爭，但它凸顯了台灣半導體在全球競逐中的脆弱與關鍵。如何兼顧人才流動自由、企業保密義務與國家技術安全，將是台灣必須更嚴肅面對的戰略議題。

賴清德總統今日的談話，可說是新政府上任以來最關鍵的國安宣示。面對外界高度關注的「2027北京武力犯台」風險，他首次明確點出時間表，同時宣布大幅提升國防投入：2026年國防預算將突破GDP 3%，並於2030年前提升至5%。此舉顯示台灣願意用實質行動強化自我防衛，也向國際釋出清晰且負責任的安全訊號。美國在台協會(AIT）隨即呼應，支持台灣於2026至2033年投入1.25兆元國防特別預算，並肯定台灣與歐洲、日本、韓國等夥伴的安全合作。這意味著，以美國為核心的民主聯盟已掌握區域情勢的關鍵情報，而台灣作為前線，自然需要更明確的戰略準備。然而，真正的威脅並非只有軍事入侵。中共長年以滲透、統戰、資訊操弄等灰色手段削弱台灣社會韌性，若內部被分化、政治被收編，台灣恐將在「合法」程序下被架空主權。近期藍白陣營在國會推動的法案，包括削弱中央財政、放寬中配入籍及參政限制、推動不在籍投票等，都可能使中國影響力更深入台灣內部。戰爭固然可怖，但更大的危險是台灣在無聲之中被納入北京的政治版圖。各國已不再迴避2027的戰略風險，我們更應以此作為全民備戰的時間節點，強化防務、整合內部、守護民主，使台灣在區域巨浪中站得更穩。

台積電正式對前資深副總羅唯仁提起法律行動，這一步並非意氣之爭，而是維護公司治理與保護營業秘密的必然決策。外界先前質疑台積電是否因忌憚美國政府、或因羅唯仁轉任英特爾而有所顧忌，事實證明皆屬多慮。身為全球市值前十大的上市公司，台積電面對疑似侵害營業秘密的行為，依法處置才是唯一合理路徑。羅唯仁在去年調至「企業策略發展部」後，已不涉研發業務，卻仍持續要求研發單位安排簡報、提供2奈米、A16與A14等先進製程資訊。更嚴重的是，他於離職前後大量接觸與職務無關的敏感資料，退休後旋即加入競爭對手，與其簽署的保密與競業禁止義務明顯牴觸。離職面談時諱言去向，更突襲其在職業倫理上的問題。外界流傳所謂「台積電默許協助英特爾」的說法，更是不懂企業治理。國際企業若要取得技術，必然走授權或合作管道，絕不可能以暗渡陳倉方式「協助」競爭者。況且，英特爾的製造困境非一人所能扭轉，就算掌握台積電部分配方或流程細節，也無法複製台積電多年累積的組織文化與生態系優勢。誠然，營業秘密外洩或許不足以動搖台積電領先地位，但每一項技術細節都是企業多年投入的核心資產，跨越紅線就必須付出法律代價。顯而易見的是，台積電此時提告，不僅是捍衛自身，更是向整個產業宣示：誠信與紀律，是半導體競爭力的基石。

路透社最新調查揭露，臉書母公司Meta光在去年就有高達10%的總收入來自詐騙與違禁品廣告，約新台幣5,000億元。更驚人的是，平台每日向使用者推送的高風險詐騙廣告多達150億則。在台灣，政府部會、媒體、事實查核組織與學界費力奔走、努力查證與闢謠，但另一端臉書卻從源源不絕的詐騙廣告中獲取鉅額利潤，形成極度不對稱的資訊治理現實。更值得追問的是：詐騙廣告的「清除成本」幾乎全由社會承擔。各政府機關與遭冒名的公眾人物必須主動蒐證、通報、請求下架；民間查核團體長期以非營利方式投入大量人力；受害者更付出了畢生積蓄甚至生命。而Meta只需在巨額廣告收入中抽手旁觀，偶爾下架部分內容便可對外宣示「管制作為」。這種失衡的商業模式，難道不是一種「宇宙級躺著賺」？平台慣以「言論自由」作為防護罩，但詐騙廣告不是一般用戶言論，而是Meta主動收費、主動推播的商業行為。是否審核廣告主真實性、是否事前審查廣告內容，完全取決於平台願不願意從5,000億收入中撥出極少比例成本承擔責任，而非言論自由的問題。當台灣每天仍有超過四億元遭詐騙吸走，無數家庭因此破碎，祖克柏仍能安然依靠使用者的血淚收入帳？全球民主社會都該重新思考：對平台廣告的治理，是否到了必須結束「通知、下架」的寬鬆年代，走向真正的事前審查與責任制度化的時刻。

一場非洲豬瘟，讓「廚餘」兩個字，從家戶日常變成國門防線的致命裂口。病毒的來處仍待釐清，但整起事件卻暴露出台灣防疫體系最脆弱的那一環：我們不是缺乏制度，而是缺乏行動；不是沒有工具，而是讓工具成為擺設。一、病毒頑強，風險早知非洲豬瘟病毒(ASFV)是一種極為堅韌的病原體。它能在豬肉製品、血液與屠宰副產品中存活數週乃至數月，冷藏或冷凍也無法殺死。對防疫專業而言，廚餘因此是最高風險的載體之一。當未經妥善處理的肉渣與血液被倒進豬舍的餵養系統，那不只是廚餘，而是一顆外觀平凡、內藏殺機的生化炸彈。世界動物衛生組織(WOAH)對此有極嚴格的標準：廚餘須經高溫(超過90°C)長時間加熱或高壓滅菌，處理後不得再接觸任何污染源。這樣的要求並非繁瑣，而是針對ASFV「耐活」特性的最低防線。二、制度健全，卻選擇不啟動台灣其實並非沒有防線。環境部早設有具備影像上傳、溫度紀錄與時間戳記的「廚餘蒸煮申報系統」，地方主管機關也能即時監控。但這次事件中，涉案養豬場自六月起，連續四個月未上傳紀錄；七月僅一次、八月掛零。更令人錯愕的是，地方稽查僅兩次，形同虛設。制度的眼睛是開著的，卻沒人願意去看。這種「看見卻不行動」的懈怠，才是整起事件真正的病毒。10月10日豬隻出現異常死亡，中央化製廠系統早已顯示重量異常，但地方仍決定「不採樣，持續觀察」。這不是資訊不足，而是風險判讀失靈—在紅燈閃爍時不轉方向盤，等到車撞上，才怪罪駕駛沒收到警示。更嚴重的是，後續疫調顯示有11頭病死豬下落不明。ASFV雖不會感染人，但對豬群致死率近百。若這些病豬被非法棄置或流入黑市，就可能藉由野生動物、工具、人員移動持續擴散。當病毒在冷凍、血液與組織中長存，任何一個「去向不明」，都是國門破口。三、資料沒有斷訊，判斷卻斷線這次的災難不是資料問題，而是判斷問題。中央擁有自動通報系統、異常死亡監測、廚餘蒸煮追蹤，資訊充足，但地方卻缺乏風險反應的即時意識。當「蒸煮紀錄掛零」與「異常死亡不採樣」同時出現，制度早已從防火牆變成紙老虎。我們的防疫機制，本該是「數據啟動行動」的風險管理鏈條，但如今卻演變成「資料進系統、人不進現場」。這種「數位化卻無作為」的治理模式，看似現代，實則危險。四、國際經驗的啟示有人主張「國外也用廚餘養豬」，但事實恰好相反。歐盟早在2002年全面禁止餐廚廢棄物餵養家畜，《EC1069/2009》更明訂不得使用餐飲業剩餘物作為飼料。歐洲選擇「法律禁止」，日本與韓國則採「技術容許但嚴格執行」的路線。台灣若只學「可再利用」而不學「嚴格監督」，結果就只剩下風險循環。這樣的高風險技術，唯有高度執行力才能維繫。當監督鬆散、政務冷漠，「技術標準」便會淪為「政治遮羞布」。五、學不會的教訓這場非洲豬瘟危機不是單一錯誤，而是多重斷線的結果：高風險技術、紀錄掛零、判斷失靈、稽查怠惰。制度不是沒設計，而是沒使用；資訊不是沒提供，而是被忽視。我們付出的，不只是幾千頭豬的生命，更是社會對制度信任的流失。當公部門對異常不敏感、對風險不警覺，防疫體系就會像一座被蟲蛀的城牆—看似完好，實則一擊即潰。病毒不會等我們補眠，風險也不會因政治語言而消失。未來若仍讓地方政府在「有制度不執行」的慣性中迴避責任，再多科技監控、法規修補也無濟於事。最後，要強調的是，廚餘本是可循環的資源，但若缺乏制度誠實與執行自覺，它就會變成最危險的載體。這次的錯誤，我們付出了代價；下一次，若還學不會，恐怕不只是豬隻，而是整個防疫體系一起被埋葬。

高雄近日的垃圾大戰震驚全台。月世界山谷被倒入數百噸廢棄物，美濃良田更被挖成宛如「大峽谷」。然而，比這些景象更荒謬的，是背後赤裸的地方政治運作。涉嫌在月世界亂倒垃圾的里長李有財，具「環境工程碩士」背景，本該守護土地，卻將毒物埋入家鄉。他的政治身分更是經典教材：曾任國民黨長期樁腳，被開除後又投靠民進黨，甚至參加民進黨議員初選；案發後，綠營又火速切割。藍綠互相指責李是對方的人，其實都只說對了一半。因為在地方政治裡，只要「有財」，兩黨都搶著要；一旦出事，又比高鐵還快切割。這正是台灣地方最典型的「侍從政治(clientelism)」。長年來，高雄縣區的砂石、廢棄物、土地開發的地方頭人，隨政黨輪替而變色。為了事業順利，為了讓警方、環保局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他們總是「帶槍投靠」掌權者。白天是政治人物口中的「熱心公益人士」，晚上卻指揮砂石車偷倒廢棄物、挖壞山林。這也是為何國民黨立委柯志恩赴美濃會勘時，她身旁的特助竟是盜採主謀。月世界的垃圾不是一天造成的，而是藍綠共同縱容、長年累積的政治共業。這是權力如何扭曲專業、政客如何利用完即丟的殘酷故事。現實，遠比戲劇更荒謬。

國民黨主張修《國籍法》，放寬中配參政權限制，引發社會議論。然而，在新聞底下看到許多人把矛頭對準中配，我認為這正好落入國民黨鋪好的圈套：把中配塑造成「受迫害者」，藉以合理化其修法動機。首先，中配難以放棄中國國籍，是中國政府自己的制度造成的問題。中國不允許人民自由放棄國籍，這是主權國家的規定，與台灣無涉。台灣為何需要為中共的限制買單，還要因此修法配合？邏輯完全站不住腳。再者，《國籍法》從未針對中配量身訂做，而是對所有擁有「無法放棄原生國籍」國家的人一體適用。阿根廷、烏拉圭、摩洛哥、厄瓜多等國也都不允許人民放棄其國籍，台灣同樣要求這些國家的移民適用同一套規範。唯獨中配要「特別放寬」，反而才是不公平。最關鍵的問題在於國安風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情報法》第七條明定：任何組織與公民都必須「協助、配合」國家情報工作。這表示，只要中配仍保有中國國籍，就處於被中共強迫配合情報收集的法律義務之下。在明知此風險的情況下，仍要放寬中配擔任敏感公職，不僅違反常識，也等同讓中共有機會利用制度滲透。然而，我相信大多數在台生活的中配，真正想要的是安穩、平凡的日常，不願捲入兩岸政治角力，更不願被中共施壓或被台灣社會誤解。他們是台灣社會成員，不是敵人。讓他們陷入「不配合中共＝違法，配合中共＝傷害台灣」的兩難，本質上是中國制度造成的壓迫，而不是台灣人民的問題。真正該負責的，是選擇在此時推動修法、刻意迴避國安風險、還把中配當政治工具的國民黨。修法若不處理情報法下的風險，就是把中配推向更危險的處境，也削弱台灣的安全防線。我們該針對的是制度與滲透，而非中配個人。

美國會放棄台灣嗎？答案或許可以從一杯咖啡看得更透徹。「美式咖啡」(Americano)本質上就是一杯「濃縮咖啡」(Espresso)加上熱水而來。濃縮咖啡的份量雖小，但真正決定香氣與深度的，正是那小小的一份精華。若想讓美式咖啡更具風味，唯一的方法，就是「再加一份濃縮」。少了這一口濃度，美式咖啡只剩下大杯的空洞。台灣之於美國，正有幾分相似。台灣在地圖上不大，但在全球供應鏈、國際安全布局、科技競爭與民主價值鏈中，其重要性遠超地理尺度所能描述。台灣的存在，使印太戰略不至於漂浮；台灣的韌性，使全球科技競爭不至於失衡；台灣的民主，使自由陣營在威權擴張面前不至於失聲。因此，美國若想維繫其全球領導地位，不可能不「再加濃度」。台灣正是那一份不可或缺的Espresso。美國會權衡，但不會輕易放棄這份核心風味。對台灣人而言，關鍵不是自我矮化或陷於不安，而是理解自身的戰略角色與不可替代性。台灣人可以虛心，但不必心虛；可以謙遜，但不必懷疑自己的價值。在大國競逐的時代，台灣的存在感與影響力，遠比我們自己以為的更加深沈而重要。台灣不是附屬品，而是決定整杯世界風味的那一口Espresso 。

馬太鞍災後重建，不只是技術性的工程，更牽涉災民的家園、部落的文化脈絡與自治權利。然而，行政院公共工程會主委陳金德，在立法院面對要求「將部落代表納入重建協調機制」的質詢時，竟以一句「原民會已進駐，必要時可列席」帶過。所謂「必要時」，本質上就是將部落的主體性視為行政方便時的附屬品。原民會不是部落，也不代表災區民意，更不是具有自治正當性的主體。讓一個中央二級機關「代言」部落，形同繞過《原住民族基本法》明文保障的諮商同意精神。若原民會即可替部落表意，那還需要部落會議、族群組織與地方參與程序做什麼？這不僅是治理態度的傲慢，更已涉及違法行政。更不能忽視的是，台灣早有成熟前例足以避免此次爭議。莫拉克風災後，《災後重建特別條例》第四條曾明文要求：重建委員會中災民與原住民代表不得少於五分之一，且由行政院正副院長親自主持。當年的政府明白，重建若沒有當事人參與，工程再快都只是空殼。如今，中央協調會報卻變成工程系統自我協調的黑箱會議，災民與部落完全被排除，這是顯而易見的倒退。重建不能缺席人民。缺乏部落參與，只會讓政策再怎麼施工都無法修補破掉的信任。信任一旦崩塌，堤防可以重建，但治理將無以為繼。在這場關乎法律、自治與尊重的重建工程中，陳金德主委的回應與治理思維，已使災區清楚看見：問題不在災害，而在行政本位的舊慣性。這樣的心態與做法，實難讓人相信他能勝任重建的核心任務。

鄭黃會，看似合作，實則各取所需、互相利用。互捧互誇，矯情得令人起雞皮疙瘩；聯手批鬥民進黨，扭曲事實、顛倒是非，兩位法律人睜眼說瞎話，毫不遜色。在爭議面前，他們更是步調一致。鄭麗文親中媚共、一國兩區主張，民眾黨全盤接收；黃國昌涉及貪瀆、狗仔偷拍，國民黨也全力背書。所謂合作，卻是利益交換、閃避責任的表演。至於2026選舉的藍白合作，看似有譜，其實言之過早。縣市首長與議員布局牽一髮而動全身，黨內壓力與異見無法忽視。更何況，鄭黃都擁有「背叛履歷」，今日山盟海誓，明日推翻共識，也不足為奇。結論很簡單：這場合作，只有政治利害，沒有理念路線。為合作而合作，不會成功。

國民黨所謂的「科技立委」葛如鈞，近日被揭露以AI回覆民眾訊息，引發爭議。有人問：企業客服也用AI，政治人物用 AI 回覆又有什麼問題？助理、小編代筆大家都接受，為何AI就不行？答案很簡單：科技不是問題，問題是藍營政治人物把科技當成遮羞布，企圖逃避政治責任。企業客服、品牌小編用AI，本質上是商業行為；但政治人物的每一句話，都是公共權力的一部分，是對社會的承諾。助理、小編雖不是本人，但至少仍是「人」，能理解脈絡、具備倫理判斷，他們的回覆是可追溯、可問責、可追究的。必要時甚至必須負法律責任。但AI不行。AI沒有政治責任、沒有價值立場，也無法承擔「講錯話、誤導民眾」的後果。政治人物若用AI回覆，等於製造一個無人能負責的黑箱，讓政治承諾變得模糊可卸、立場錯誤可以甩鍋給系統：「不是我說的，是AI誤會。」這不是科技進步，而是政治倫理的退化。政治回答從來不是FAQ式客服，而是牽涉價值判斷、公共利益、社會衝突與治理難題的細緻思辨。AI本質上只是語言生成，沒有價值、沒有情境感，卻能以極自信、極流暢的口吻講出錯誤或虛構內容。助理會知道自己錯了；AI不會。助理知道哪些立場不能代表立委發言；AI卻會堂而皇之地捏造判斷。更嚴重的是：AI的回答不一定反映政治人物的真實立場，甚至可能隨時矛盾、前後不一。這將直接破壞民眾與政治人物之間的信任關係，使民主互動變成一句「交給機器打一段字」的廉價外包。如果政治人物習慣用AI代替自身或助理回覆，那麼民主制度將陷入一個危險前例：公共責任可被演算法取代，而錯誤可被無限推卸。科技可以輔助治理，但不能外包責任。民主可以加入AI，但不能讓AI取代政治倫理。民主不是可以丟給AI的外包品。責任不是機器可以背替的。政治人物若把回覆選民的責任交給AI，那就不是科技立委，是最典型的「責任外包立委」。

近期行政院開始思考是否就國會擴權相關法案採取「不副署」的立場。這項遲來一年多的動作，再次突顯台灣在憲政治理上長期存在的盲點：對制度界線的敏感度不足，以及對行政—立法權力邊界的反應遲滯。回顧 2024 年初國會擴權法案快速推進時，民間團體已清楚提出警示：核心並非政策內容本身，而是立法權是否逾越立憲者設定的權限，進而侵蝕行政權的自主性。當時經民連主張行政院可透過「不副署」來表彰憲政界線，避免行政權被迫接受制度性弱化。然而政府當時的態度，更多考量政治整體性的協調。總統府秘書長甚至公開表示「總統會頒布，相信行政院長不會打臉總統」，顯示行政體系將副署視為政治程序的延伸，而非憲政制衡中極為關鍵的權力工具。這種認知上的落差，使行政院在後續的半年至一年內，面臨持續且累積的制度壓力。一年多來，在調查權、聽證權乃至行政命令審查等諸多議題中，行政院與各部會首長被迫承擔高度的政治風險。這些衝擊並非個別事件，而是行政權整體在憲政架構中被動挨打的結構性結果。如今「不副署」再度被提出，本質上是行政權重新思考自身憲政位置的象徵，但也突顯：若在制度界線第一次被挑戰時未及時回應，後續所付出的政治與治理成本往往更加沉重。對台灣的憲政發展而言，副署制度不只是儀式性確認，它是行政—立法權力界線的最後一道防線。當行政院遲滯一年才重新檢視這項工具，反映的是制度意識尚未成熟、治理節奏過度倚賴政治溝通而非憲政原則。期待行政院在未來能以更清晰的憲政立場面對國會攻防，使副署回到其本來的功能：不是政治上的「姿態」，而是憲政秩序的界線。唯有如此，行政權的正當性與國家治理的穩定性，才能免於反覆消耗。

中國近日因高市早苗首相明確表態「台灣有事即日本有事」而惱怒，突然呼籲國民避免前往日本，聲稱「在日中國人安全堪憂」。然而，這完全不符事實。現階段赴日旅遊的中國旅客依然眾多，普遍享有正常甚至良好的旅遊經驗，並未出現任何針對中國人的系統性安全問題。反觀在中國的日本人，近年反而屢屢遭遇隨機攻擊事件，包括日本男童遇害與多起日籍人士遭毆打。到底哪一方真正存在風險，其實一目了然。更具政治性的是，中國國航、東方航空、南方航空同日宣布赴日航班可免費退票或改期，這顯然不是商業考量，而是配合北京以旅遊市場「施壓日本」。2024 年約有 690 萬中國旅客造訪日本，是極重要的觀光客源。北京企圖以削弱觀光收入的方式，動搖日本地方經濟，進而扶植自民黨內的反高市派對首相施壓。然而，高市內閣目前支持度仍逾七成，日本社會普遍看清這是中國以經濟手段干預內政，反而激起更多反彈。短期內，高市政權不致受到明顯衝擊。在此關鍵時刻，台灣更應展現支持。台日利益緊密相連，面對中國的壓力，民主夥伴需要彼此支撐。若台灣民眾有能力，不妨多前往日本旅遊，以實際行動支持日本的民間經濟，也讓高市政府更有底氣面對來自北京的施壓。

國民黨又修《財劃法》了，這次不演了，明文規定—中央給各縣市的補助款，只能增加、不能減少。意思很明白：不管人口變少、景氣好壞、地方施政再差，中央都得硬著頭皮年年加碼。錢從哪來？舉債就對了—而且這次新增支出 2,646 億元，直接超越《公共債務法》的舉債上限。更離譜的是，「計畫型補助款」也被國民黨鎖死，不能低於過去十年的平均值。計畫本來應該看效益、評估必要性，但新版法規不管計畫好壞，過去亂編、亂送的補助款都要照單給錢。台北捷運、台中捷運綠線，中央補助已累計上千億，未來地方送計畫就像刷信用卡，中央變提款機。最後一條更荒謬—中央若要終止補助款，必須取得縣市政府同意。換言之，不給你錢，還得問你同不同意。立法院變成地方派系的家庭會議，有錢就開心、能撈就撈，國家財政穩定誰管？簡單說，這次修法把補助制度扭曲成「無限提款、無效監督」模式，不只鼓勵地方濫發計畫，也逼中央舉債破法，長遠會危及國家財政與公共治理。立法者若真心為國家著想，應立刻修正這種濫權法案，而不是自顧政治利益，把財政紀律丟進垃圾桶。

鄭麗文主席上任後的所有言行，都不再只是個人的選擇，而牽動整個政黨的方向。一句話、一個行程，都會被支持者與社會放大檢視。這不是苛責，而是政治現實。短短兩週內，幾個行程與發言陸續成為焦點，其中最受矚目的，是以黨主席身分出席馬場町「白色恐怖秋祭慰靈活動」。主辦方強調「紀念吳石精神」，但吳石是中共情報系統成員，其行跡在歷史上具高度敏感性。主席出席活動本可被視為包容歷史，但在象徵層面卻容易引發誤解：國民黨究竟在紀念什麼？現階段立場何在？模糊訊息自然動搖了部分支持者也引來外界疑惑。更令社會困惑的，是事後多次不同的說法。從「不知道祭拜吳石」到「不是祭拜」，再到「促進和解」或「拆穿對手謊言」。轉換敘事固然可能與情勢變化有關，但過多的詮釋往復，易使大眾無所適從。在此之前，她接受國際媒體訪談時對俄羅斯、中國與「香港化」議題的評論，也引起不少討論。這些主題本就敏感，自然更需精準謹慎。當多起爭議壓在一起時，國民黨的整體形象便容易失焦。然而，真正的挑戰或許不是爭議本身，而是領導者是否會陷入「回應—辯解—再回應」的循環。黨主席的角色應是設定議題、引領方向，而不是被動應對每一波輿論。過度投入防衛，就會稀釋政治能量，也模糊政黨路線。外界同時注意到，上任後並未循例前往國父與歷任黨主席靈寢致祭─這些儀式不是形式，而是傳承的象徵。國父誕辰紀念若偏離社會期待的儀節，也難免引起不同解讀。更關鍵的是「行動」。鄭麗文競選時承諾做「走動的黨主席」，然而基層期待看到更多具體的走訪、整合與布局。距離 2026 年地方選舉提名不到一年，國民黨此刻最需要的是穩定方向、凝聚信念，而不是困於解釋的迴圈。國民黨是百年政黨，承擔的不僅是歷史，也有時代責任。若主席能走出防衛旋渦，以理性、清晰與團結為基調重新掌握節奏，政黨能量仍可重新聚起；但若持續讓辯解取代領導，受傷的將不只是個人，而是整個政黨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