枯木徹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翁曉玲自稱「中國人」，我其實沒有太大的興趣。台灣當然有人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也有人認同自己是台灣人，或同時具有不同層次的文化與政治認同。身分認同本來就是個人自由。不同意一個政治人物的立場是一回事，把她如何定義自己當成攻擊理由，則是另一回事。我真正不能接受的，不是翁曉玲是不是中國人，而是她所支持的政治行動，究竟是否正在削弱台灣既有的憲政制衡。從推動國會職權擴張，到支持可能提高憲法法庭作成判決門檻、影響其實際運作能力的修法爭議，這已經不是單純的藍綠立場之爭，而是一個更根本的問題：一名立法委員，能否一面宣誓遵守《中華民國憲法》，一面支持讓憲政制衡愈來愈難以運作的制度安排？政治人物當然可以主張統一，也可以批判現行憲政秩序；民主社會本來就容許各種政治主張。但至少，一個政治人物應該誠實面對自己的理念與行動可能造成什麼制度後果。更值得追問的是，翁曉玲不是體制外的政治批判者，而是經由國民黨不分區名單進入立法院的立法委員。她的政治主張之所以能產生實際制度影響，也正是因為背後有政黨提名、黨團動員與國會多數的支持。所以，真正的問題從來不只是翁曉玲一個人。國民黨長期將《中華民國憲法》視為自身政治論述的重要基礎，也經常以捍衛中華民國的憲政體制作為重要政治價值。但當黨內立委支持可能改變權力制衡結構的修法，而黨中央與國會黨團又提供關鍵政治支持時，國民黨就不能把所有爭議都推給某一名立委。更諷刺的是，這種政治路線，可能正從國民黨最重視的政治資產內部，侵蝕其長期宣稱要捍衛的憲政價值。真正值得國民黨回答的，不是翁曉玲是不是「太紅」，而是當自己不斷強調《中華民國憲法》的重要性時，是否也願意捍衛讓憲政制衡真正存在的條件？憲政民主的價值，從來不只是擁有一部寫得再漂亮的憲法，而是這部憲法所設計的權力分立與相互制衡，能不能在政治壓力之下繼續運作。更令人擔心的，是社會對制度侵蝕的逐漸麻木。今天多加一道限制，明天再提高一道門檻；單看每一次修法，或許都有人能提出自己的政治理由。但當所有變化都朝同一個方向累積，監督愈來愈困難、制衡愈來愈薄弱。最後失去的，可能不是某一個政治人物的權力，而是整個民主制度自我修正的能力。這才是真正危險的地方。也因此，翁曉玲終究不可能單獨改變台灣的憲政結構。任何重大制度變動，都需要政黨提名、黨團支持與足夠多數立委投下贊成票。真正需要被檢驗的，從來不只是提出主張的人，也包括讓這些主張成為制度的人。政治人物當然可以彼此競爭，也可以對憲政制度提出改革方案；但改革不等於削弱制衡，效率也不能成為破壞制度防線的理由。尤其是立法院，作為最直接行使民意授權的機關，更不應把自己理解成可以不斷擴張、卻不必接受相應制衡的權力中心。因此，接下來真正值得選民追問的，或許不是「翁曉玲是不是中國人」。這個問題可以有各種答案，也屬於個人的身分認同自由。更重要的問題是：你支持的政治人物，是否支持維持權力分立？是否尊重憲法法庭等憲政制衡機制？當國會多數試圖改變遊戲規則時，他是否願意說明，這些改變究竟是在讓民主更有效率，還是在讓權力更難被監督？這些問題，比任何政治人物的身分標籤都重要。不喜歡翁曉玲，是一回事。同意或不同意她自稱中國人，也是另一回事。但守住一個讓不同政治立場都能和平競爭、讓任何多數都不能毫無限制擴張權力的憲政制度，則應該是更高層次的共同責任。真正的民主，不是要求每個人有相同的國家認同，而是確保即使認同不同、立場衝突，大家仍必須在同一套憲政規則下競爭。所以，翁曉玲真正該回答的，不是自己是不是中國人。而是當她身為《中華民國憲法》下的立法委員，她究竟準備如何對這套憲政體制負責。更重要的是，支持她每一次關鍵投票的政黨與立法委員，也都同樣必須回答。

國民黨自2016年失去中央政權至今，已經十年。十年之間，國民黨並沒有失去政治生命，甚至在地方選舉屢有斬獲，2024年更重新成為立法院最大黨。然而，地方與國會的優勢，始終沒有轉化為中央執政權。也因此，當2028逐漸進入政治視野，國民黨真正浮現的問題，恐怕不只是「誰要選總統」，而是另一個更難回答的問題：國民黨究竟準備好了嗎？從蔣萬安、盧秀燕、韓國瑜，到身兼黨主席的鄭麗文，四種不同的政治資產，正逐漸形成國民黨內部微妙的權力結構。2016年朱立倫總統大選得票率31.04%，2020年韓國瑜38.61%，2024年侯友宜33.49%。連續三次總統大選，國民黨都未能突破四成。2024年更形成賴清德40.05%、侯友宜33.49%、柯文哲26.46%的三足鼎立局面。這些數字至少說明一件事：國民黨的基本盤仍在，但要重新取得中央執政，顯然還缺少某些東西。問題是，這個「缺少的東西」究竟是候選人，還是政黨本身？近期一項2028人選民調中，蔣萬安以30%居首，盧秀燕22.7%、韓國瑜19%，鄭麗文則為4.9%。民調當然不能直接等同於黨內提名結果，更不能證明誰一定會參選，但它卻透露一個重要訊號：國民黨已經開始進入候選人排序的想像階段。蔣萬安所擁有的，是首都市長的政治資產與相對年輕的形象。近期民調中，他不僅在2028人選競逐中領先，整體好感度也居於前段。這使他很難永遠只被定位為台北市長。當一名政治人物的全國能見度開始上升，社會對他的要求也會同步改變：從「市政做得好不好」，轉向「是否具備領導整個國家的能力」。這也意味著，蔣萬安未來真正的考驗，不是能不能成為國民黨最熱門的人，而是能不能把台北市長的治理經驗轉化成全國性的政策論述。盧秀燕則擁有另一種政治資產。她的優勢不只是聲量，而是「會治理」的品牌。台中長期累積的地方政治經驗，使她在藍營內部形成與蔣萬安不同的競爭位置。但治理品牌最大的風險也在於治理本身。當一名地方首長被視為「最穩的人」，任何地方政府的食安、環境、建設或行政爭議，都可能不再只是地方事件，而會被重新解讀為她是否具有中央執政能力的測試。政治人物一旦被放進2028的框架裡，地方政府的每一個治理細節，都可能提前成為全國性的政治履歷。韓國瑜則更為特殊。他擁有國民黨其他政治人物難以複製的群眾動員能力。2020年總統大選，他取得552萬票、38.61%的得票率；即使多年後，他仍然在相關2028民調中維持一定支持度。但韓國瑜現在的位置，已經與2020年不同。身為立法院長，他掌握的是憲政體制中的重要制度位置，而不只是個人政治聲量。這也使他必須在「個人政治資產」與「國會制度角色」之間取得平衡。近期總預算協商中的衝突，正提供了一個值得觀察的案例。傅崐萁與行政院方面發生激烈口角後，韓國瑜試圖重新控制協商節奏，甚至要求部分立委將意見留待後續協商。這不必然就是2028權力競逐的直接證據，但至少暴露出一個更深層的問題：當黨團、黨中央與立法院領導人各自擁有不同政治資產時，國民黨內部的權力邊界究竟如何劃定？至於鄭麗文，則是另一種政治角色。她是黨主席，掌握的是制度性的黨權；蔣萬安、盧秀燕與韓國瑜則分別擁有地方治理、地方政治或國會領導所累積的個人資產。這就是國民黨現在最有意思的結構：黨中央擁有制度權力，政治明星擁有個人政治資本，而國會領導人又掌握另一套權力來源。鄭麗文曾公開表示，目前沒有花時間思考2028，主要工作仍是2026地方選舉與國民黨整體發展。她甚至公開肯定蔣萬安、盧秀燕、韓國瑜等政治明星具有企圖心，認為這對國民黨是好事。然而，問題也正出在這裡。當一個政黨同時存在多個具有全國知名度的政治人物，如何讓「個人企圖心」轉化為「政黨整體戰略」，才是真正考驗黨主席的地方。政治明星愈多，政黨未必愈強。如果彼此能夠形成分工，地方治理、國會運作、政策論述與中央布局互相支援，這些政治明星可以成為政黨最大的資產；但如果每個人都開始提前計算自己的政治位置，政治明星就可能從資產變成彼此牽制的權力中心。因此，國民黨真正需要處理的，並不是「四個太陽誰最亮」，而是如何讓四種不同的政治資產共同服務於同一個政黨戰略。這也是2028與過去最大的不同。如果國民黨只是尋找一位「最有機會贏的人」，那麼2028仍然可能陷入過去的循環：候選人產生、黨內整合、藍白協商、選戰動員，最後把所有問題濃縮成一次人選選擇。但如果國民黨真正想重新取得中央執政，就必須回答更困難的問題。為什麼國民黨可以贏得不少地方選舉，可以重新成為立法院最大黨，卻始終無法讓足夠多的台灣選民放心把中央執政權交回來？這不是一個候選人的問題，而是一個政黨的問題。2024年國民黨取得立法院52席，成為最大黨；民進黨51席、民眾黨8席，形成三黨不過半的國會結構。但國會最大黨與中央執政黨，從來不是同一回事。國會可以靠議席取得影響力，總統大選卻必須說服不同世代、不同地區、不同價值取向的選民。前者需要組織動員，後者需要國家治理願景。這也是國民黨最值得警惕的地方。如果2028再度敗選，國民黨將面臨更嚴峻的政治追問：難道每一次失敗，都只是候選人選錯、整合不夠，或者藍白沒有談好？如果所有失敗都被歸因於「人選」，政黨就永遠不必面對自己。真正的改革，應該是從「誰來選」往前追問到「我們要用什麼樣的政黨來治理台灣」。這包括國民黨如何重新定義兩岸政策，如何面對世代變化，如何提出能源、產業、國防、社會福利與財政政策，也包括如何處理國會多數與行政權之間的關係。更重要的是，國民黨必須回答一個長期存在卻經常被選舉熱鬧掩蓋的問題：地方治理的成功，究竟能不能轉化成中央治理的可信度？這才是蔣萬安、盧秀燕、韓國瑜與鄭麗文四個政治角色真正共同面對的考題。因此，愈接近2028，國民黨真正藏不住的，或許不是誰想當總統，而是誰都必須開始回答「我們準備好執政了嗎」。四個太陽可以彼此競爭，但政黨不能只剩下競爭。如果國民黨最後只是找到一個最強的候選人，卻沒有完成政黨本身的更新，那麼換誰站在2028年的選票上，恐怕都不足以解決問題。真正成熟的政黨，不是讓所有人等待一個「最強的人」出現，而是讓不同的人才、不同的政治資產與不同的政策能力，最後形成一個值得人民託付的治理團隊。2028真正的戰場，因此不只是總統大選。它更可能是國民黨十年在野之後，第一次必須正面回答的政黨命題：台灣選民究竟還缺少什麼理由，才能再次放心把中央政權交給國民黨？這個問題，遠比「四個太陽誰最可能出線」更值得國民黨現在就開始回答。

最危險的認知戰，可能來自政府自己。當政府說錯話、提供半真半假的資訊，甚至用粗糙的政治話術包裝事實，被侵蝕的就不只是某一場選舉，而是人民對政府、媒體與公共資訊的基本信任。更值得警惕的是，當政府不再努力說服人民，而讓政治支持者成為「替政府出征」的力量，公共討論就可能從辨認事實，變成尋找敵人。於是，一句話還沒看懂，就先罵人；一篇文章還沒讀完，就先扣帽子；不同意自己的，就先貼標籤。最後，甚至連原文究竟寫了什麼，都已經不重要。這才是認知戰最可怕的終點：人們不再共同辨認事實，只相信自己所屬的陣營。這種現象不能全部推給「網軍」，更不能把所有政治支持者一概視為失控群眾。真正值得檢討的是，當政治人物以錯誤資訊、斷章取義與粗糙話術動員支持者，支持者也可能逐漸複製同一套語言與思考方式。政府原本應該是社會最重要的資訊校準器，卻可能反過來成為資訊污染源；原本應該降低社會的不確定性，卻製造更多猜疑、憤怒與對立。政府如果自己都不能守住事實，又憑什麼要求人民抵抗認知戰？更諷刺的是，當人民開始彼此攻擊、互相獵巫，政府若又站在旁邊說：「你看，社會被認知戰滲透了。」那麼問題就被倒置了。但別急著把責任都推給敵人。有時候，最成功的認知戰，不是讓人民相信敵人的謊言，而是讓人民先失去彼此信任。民主社會真正需要防衛的，不只是資訊安全，更是人民共同辨認事實的能力。政府若不能守住這條底線，就不只是治理失誤，更可能成為認知戰最危險的放大器。

立法院的失序，已經持續兩年半。藍白多數當然必須承擔主要政治責任；但如果因此認為立法院長完全沒有責任，也未免太便宜了院長。韓國瑜今天因國民黨團總召傅崐萁第五度缺席總預算協商、又未授權其他黨團幹部代表簽字而罕見動怒，甚至要求傅崐萁本人出席、授權，否則辭去總召。這場衝突看似是院長與總召之間的權力摩擦，真正值得追問的卻是：為什麼一個立法院長，要到今天才需要如此強烈地捍衛自己的制度權威？立法院長不是國會最大黨團的黨鞭。院長當然不是可以任意指揮國會的「超級黨鞭」，但依法擔任院會及全院委員會議主席、綜理院務，也可以依法召集黨團協商。換句話說，院長的角色從來不是坐在主席台上敲槌、微笑、喊「請大家回座」，而是維持國會依照規則運作的制度性角色。問題是，過去兩年半，韓國瑜似乎把這個職務做小了。至少從國會運作呈現出的權力關係來看，黨團總召似乎沒有感受到來自院長權威的足夠制度約束。今天總召可以連續缺席院長召集的協商，甚至讓代理人無法有效代表黨團，這已經不只是個人之間的摩擦，而是院長權威與黨團權力究竟誰應該服從議事制度的問題。如果韓國瑜真的想把院長的制度權威拿回來，我認為至少有三件事可以做。第一，協商可以有，但不能變成無限期等待。黨團協商的目的在於尋求共識；如果協商沒有結果，就應依議事規則進入後續程序，而不是讓「協商未成」本身成為案件停滯的終點。過去立法院的協商紀錄也曾明確討論，協商無法形成結論時，仍應回到議事規則處理。第二，任何黨團都不能因為自己不願推動某個程序，就讓其他案件失去正常處理的機會。國會是所有立委的，不是最大黨團的。最大黨團可以行使多數，但不能把多數變成讓其他議案永遠躺在程序上的權力。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守住程序委員會的制度功能。程序委員會負責審定議案進入院會的議程，並不是讓任何黨團把不想看的議案永久擋在門外。院長未必可以單方面決定程序委員會的一切，但至少可以要求程序透明、遵循規則，並在程序爭議發生時，明確站在制度而不是任何黨團的一邊。韓國瑜不需要一次把這三件事情全部做到。只要在其中任何一個程序爭議上，真正表現出「院長不是黨團總召」的立場，整個國會的權力關係就可能開始改變。因為今天真正荒謬的，不是傅崐萁敢不敢對院長說不，而是為什麼一個黨團總召可以讓院長召集的協商，在本人缺席、又沒有有效授權的情況下陷入停滯。說穿了，不是傅崐萁太大，而是院長的制度權威太小。當然，這兩年半立法院的亂象，主要政治責任仍然在掌握多數的藍白黨團。但院長不能因此把自己洗成局外人。國會多數可以攻防，院長至少應該守住程序；黨團可以衝撞，院長不能跟著黨團走；黨鞭可以代表政黨利益，院長卻必須代表整個立法院。否則，立法院長最後就只剩下一個功能：在國會失控之後，坐在主席台上敲槌，宣布散會。這不是院長。這只是立法院的主持人。韓國瑜今天的爆氣，如果只是一次情緒宣洩，明天一切照舊，那麼這場衝突不會改變任何事情。但如果今天的怒火，真的讓院長開始重新思考自己的制度位置，那麼它反而可能成為立法院重新找回議事秩序的一個起點。因為人民需要的，不是一個會生氣的院長。人民需要的是一個敢於讓所有黨團都服從規則的院長。

柯文哲近日又以不堪入目的字眼攻擊台灣的防疫官員，彷彿只要不斷重複自己的版本，就能把台灣人對疫情期間的記憶全部洗掉。但歷史不是靠罵人就能改寫。2021年疫情最嚴峻的時候，台灣防疫體系面對的是前所未有的壓力。中央與地方防疫人員日夜奔忙，疫苗、醫療量能、篩檢、隔離，每一個環節都在與時間賽跑。那個時候，柯文哲在做什麼？台北市當時確實是全台資源最充足的城市之一，卻連疫苗施打都搞得一團混亂。疫苗還沒大量配送時，柯文哲批評中央太慢；等疫苗真正大量到貨，又批評中央發得太快，台北市來不及準備。等到其他縣市陸續順利推動疫苗接種，台北市卻仍然問題不斷。後來更爆發「好心肝診所」特權疫苗事件。誰可以取得疫苗、疫苗究竟如何流向特定人士，一度成為台北市民高度質疑的問題。直到今天，相關爭議仍然是台北市防疫史上無法輕易抹去的一頁。所以，現在再聽到柯文哲說「我來做也不會太差」，難免讓人想問：如果當年真的做得那麼好，為什麼台北市民留下的記憶，卻是如此混亂？更諷刺的是，現在回頭看柯文哲執政後期，台北市政已經不只是防疫問題。京華城案、政治獻金與相關金流爭議，以及柯文哲本人遭司法偵辦的案件，都已經進入司法程序。哪些行為構成犯罪、誰應負什麼法律責任，最後仍然必須由法院依證據認定。但司法案件是一回事，歷史記憶又是另一回事。我們不能因為今天柯文哲面臨司法審判，就把當年台北市政府的防疫表現全部重新包裝；同樣地，也不能因為有人對柯文哲的司法案件有政治立場，就忘記疫情期間真正發生過什麼。疫情最殘酷的地方，就是它沒有時間讓政治人物慢慢準備。病毒不會等候選人開完會，疫情也不會等政治人物算好民調。那是一個需要行政效率、專業判斷與團隊合作的時刻。當醫護人員穿著厚重防護衣工作，當防疫人員忙著追蹤、隔離與疫調，當許多家庭因疫情承受失業、死亡與長期心理壓力時，政治人物最重要的責任，就是把事情做好，而不是事後把所有問題推給別人。更不要在多年之後，拿自己的記憶取代整個社會的共同記憶。台灣人不是沒有記憶。我們記得疫苗從短缺到逐步普及的過程，也記得各縣市如何調整施打政策；我們記得中央與地方之間的爭議，也記得那些第一線醫護與防疫人員如何撐過最艱難的日子。我們也記得，誰在第一線工作，誰在批評；誰在想辦法解決問題，誰把大量時間花在政治攻防。因此，柯文哲今天如果要談防疫，沒有問題。但請先把完整的歷史攤在陽光下。不要只挑對自己有利的片段，不要把當年的政治攻防重新剪接成自己的英雄史，也不要用羞辱防疫官員的方式，企圖把自己的政治責任全部洗掉。別人在防疫的時候，台灣社會需要的是負責任的政治人物。多年以後，台灣社會需要的同樣是真相，而不是新的政治謊言。司法會回答柯文哲究竟有沒有犯罪；歷史則會回答，他在台灣最需要政治人物的那段時間，究竟做了什麼。這兩個答案，都不該由柯文哲自己決定。

台灣政治有時出現一種奇怪現象：有些事情明明應該追問真正的問題製造者，最後卻總能繞上一圈，把責任算到別人頭上。2021年疫苗荒，就是最典型的例子。當時台灣疫情爆發，BNT疫苗一劑難求。BNT在大中華區的商業代理安排涉及中國復星，加上兩岸政治因素，使台灣當時的採購談判格外複雜；另一方面，政府直到2021年6月才正式同意鴻海、台積電等民間力量協助採購。最終，民間協助採購的疫苗順利進口，五百萬劑BNT也確實抵台。所以，今天慈濟採購疫苗遭詐騙，當然應該追究詐騙者，也應檢討慈濟自己的內控。但如果有人只把焦點放在民間「不聽政府的話」，卻忘了當年疫苗為什麼會如此難買，這就不是完整的檢討，而是選擇性失憶。真正應該追問的是：當人民急著找疫苗救命時，究竟哪些政治與制度因素，讓採購陷入如此複雜的困境？再看今天的中聯油脂事件，同樣可以看到責任焦點被重新排列的問題。苯駢芘超標的問題油品，不會憑空出現在市場上。食藥署公布的第三方調查指出，本案涉及高風險原料管理、製程管控及檢驗監測等多項缺失；中聯也曾有產品自主檢驗出苯駢芘超標，問題油品更流向下游業者。但輿論焦點卻很快轉向：台糖為什麼沒有通報？地方政府為什麼沒有更早查驗？甚至一路把政治責任推向中央政府。當然，台糖與地方政府是否依法負有責任，仍應依法調查；該檢討就檢討，該究責就究責。但問題是：賣出問題油品的業者，難道不該成為第一個被追問的對象嗎？如果食安事件連「誰製造問題」都可以被輿論輕易轉移，最後就會變成一場荒謬的責任遊戲：業者出問題，政府先挨罵；政府監督不周，中央地方互相究責；最後真正的問題製造者，反而退到新聞畫面之外。這不是監督，而是把監督變成了轉移焦點。更令人感慨的是，藍白在國會取得多數已逾兩年。從倒閣、罷免到國會重選，政治動員一波接一波；但人民真正關心的疫苗、食安、民生、能源與城市治理，難道最後就只剩下政治口水可以處理？如果政治攻防很多、治理成果很少，那就像放了一堆雞屎，卻始終生不出一顆蛋。人民有權追問的，不只是誰在國會裡喊得最大聲，更是掌握政治多數之後，究竟能不能把監督轉化為治理，把政治力量轉化為解決問題的能力。地方治理也是如此。以台北市面對颱風與災害應變為例，人民真正需要的不是政治風向，而是清楚、可預期且有專業依據的決策。無論最後決定停班停課與否，政府都應把判斷標準講清楚、把責任扛起來，而不是等結果出現後，再以政治攻防解釋一切。台灣人民真正需要的，不是誰罵誰比較大聲，而是誰敢把問題找出來、把責任分清楚、把制度補起來。疫苗，就追真正造成障礙的政治與制度因素；問題油品，就追真正的生產與管理責任；食安失守，就把中央、地方與業者各自應負的責任一層一層查清楚。政治人物最不該做的，就是不敢碰真正難碰的對象，卻專挑容易攻擊的政府下手。因為這種政治看似聲量很大，實際上卻可能讓真正的責任消失在政治攻防之中。人民不是沒有記憶。該罵誰，就罵誰；該究責誰，就究責誰。不要把人民當成永遠只能接受政治話術的選民。因為選票，最後會告訴所有政黨：人民要的不是雞屎，是雞蛋；不是口號，是治理。

近年國際安全討論高度關注台海風險，尤其「2027年前後是否可能成為中國對台軍事行動的重要節點」的說法，引發各界關注。然而，對台灣而言，更值得思考的問題或許是：在軍事衝突之外，北京是否也可能透過非軍事方式影響台灣未來政治方向？這並不是否定台海軍事風險，而是提醒我們，現代安全競爭早已不只是軍力較量。武力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從北京長期對台政策來看，其核心目標在於改變台灣政治發展方向，降低民主制度對其戰略目標的抵抗能力。如果政治、經濟、法律、資訊與認知等非軍事工具，能夠達成部分目的，軍事手段自然不會是唯一選項。近年國際安全研究提出「灰色地帶作戰」(Grey Zone Operations)與「混合戰」(Hybrid Warfare)的概念，正說明了這種新型態競爭。其特徵不是立即發動戰爭，而是在和平與衝突之間持續施壓，透過軍事壓力、經濟影響、資訊操弄與政治滲透等方式，逐步削弱對手的社會凝聚力與制度信任。因此，北京真正重視的，未必只是扶植某一位政治人物，而是塑造一個有利於其戰略目標的政治環境。只要台灣社會因對立而彼此不信任，只要民主制度因極端政治而陷入內耗，只要人民對政府與公共機構逐漸失去信心，外部勢力施加影響的成本就可能降低。民主社會最大的弱點，從來不是存在不同意見，而是失去處理不同意見的能力。這也是近年各民主國家高度關注「境外勢力干預選舉」(Foreign Electoral Interference)的原因。國際經驗已顯示，民主國家面臨的安全挑戰，已不再只是傳統軍事威脅，也包括透過資訊操作、政治影響與社會分化，削弱民主程序與公共信任的可能。認知作戰更不只是散播假訊息。更深層的挑戰，是透過議題操弄、放大社會矛盾，讓人民逐漸懷疑民主制度是否有效、政府是否值得信任、彼此是否仍能共同討論國家未來。這正是「民主韌性」(Democratic Resilience)所要面對的核心問題。民主韌性並不是避免所有衝突，而是在衝突存在時，仍能維持理性討論、制度運作與人民對民主程序的信任。因此，2028年的真正考驗，不只是誰贏得總統大選，而是台灣民主制度是否仍能在公平競爭、資訊透明與理性辯論下運作。民主政治本來就允許政黨輪替，也容許不同政策路線競爭。但所有政治競爭，都必須建立在人民自由選擇、資訊充分公開，以及國家安全不受外部操弄的基礎之上。過去台灣對國家安全的理解，多集中於軍事防衛；然而，今日民主國家的安全，早已擴展到資訊安全、經濟韌性、社會信任與制度治理。真正需要建立的，不只是更強大的防衛能力，更是更成熟的公民社會、更透明的政治制度，以及更健全的媒體識讀能力。如果台灣只準備面對飛彈與軍艦，卻忽略統戰、認知作戰與資訊操弄可能造成的制度侵蝕，就可能在沒有戰爭的情況下，逐漸削弱民主最重要的基礎—人民對自由、法治與民主程序的信任。因此，比起不斷猜測北京何時可能採取軍事行動，更重要的是思考台灣如何建立一套足以抵抗外部干預的民主防衛能力。真正決定台灣未來的，不是北京設定的時間表，而是台灣自身民主制度的韌性。當公民能夠理性辨識資訊，政黨能夠公平競爭，政府能夠有效治理，社會仍能維持彼此信任，即使面對最複雜的灰色地帶威脅，台灣依然有能力守護自己的民主與自由。民主最大的力量，不只是能夠選出政府，更是任何外部勢力都無法替台灣人民決定自己的未來。

七二五凱道集會落幕後，外界多半關注現場規模與政治訊號。然而，對有意角逐二○二八的政治人物而言，真正值得觀察的，不是活動當天創造多少聲量，而是活動之後能否將政治熱度轉化為長期信任。大型政治集會確實具有強大的動員能力。它可以快速凝聚支持者情緒，也能展現政治組織動員能力。但必須理解的是，政治動員能力並不等同於治理能力。民主政治真正的競爭，從來不只是誰能吸引最多掌聲，而是誰能在掌聲之外，持續提出可行方案、解決公共問題，並獲得更廣泛社會的信任。七二五活動確實提升蔣萬安與盧秀燕的政治曝光度，也凝聚支持者關注。然而，當活動熱度逐漸退潮，社會討論終究仍會回到政治人物最基本的問題：治理能力是否值得信任。這正反映一個重要現象：大型動員可以創造政治高峰，但真正影響政治評價的，仍是後續治理表現是否經得起檢驗。對蔣萬安而言，當地方首長逐漸進入全國政治視野，地方治理就不再只是地方議題，而會成為檢驗其領導能力的重要舞台。無論是市政執行、公共安全、行政效率或城市治理品質，都將成為外界評估其是否具備更高政治承擔能力的重要依據。政治聲量愈高，公共責任也愈大。同樣地，對任何地方首長而言，一旦走向更高政治舞台，過去累積的治理紀錄都會成為人民評價的重要基礎。地方政府面對的公共問題，不會因政治角色轉變而消失；相反地，越受到全國關注，越需要展現面對問題、解決問題與承擔責任的能力。這也提醒所有政治人物：地方治理不是政治布局的附屬品，而是累積政治信任最重要的根基。事實上，民主政治中不存在只有收益、沒有成本的政治操作。大型造勢活動可以凝聚支持者，也可能成為政治人物的重要起點；但當媒體焦點集中之後，任何市政缺失、行政爭議或治理不足，也可能因為高度曝光而被放大檢驗。聚光燈可以帶來注意力，卻不能替代治理成績。近年台灣政治逐漸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選民不再只是依循傳統政黨認同做出選擇，而會更加關注候選人的能力、人格特質、治理表現與危機處理能力。這意味著，政治人物面對的競爭，已不只是支持者之間的動員競賽，而是整個社會對治理能力的長期檢驗。因此，真正決定二○二八政治競爭力的，未必是哪一場造勢活動最成功，而是誰能在聚光燈熄滅之後，仍然交出經得起檢驗的治理成績。選民可以被活動吸引，但最終仍會回到生活經驗；可以被口號感動，但最後仍會檢視政策成果。政治可以靠聲量起飛，但民主社會終究仍以治理能力決定政治人物能走多遠。因為真正穩固的政治力量，不是建立在一次集會的激情之上，而是建立在人民日常生活中累積的信任之上。

起初，他們刪減的是文化部的預算。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以為，那只是行政經費，只是少辦幾場活動，不會影響我的生活。後來，他們凍結文化補助，要求藝文工作者收起「要飯的碗」。演出延期了，展覽取消了，地方文化節一場接著一場停辦。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藝術工作者，我相信，只要熬過去，一切總會恢復正常。接著，他們刪減表演藝術經費。劇團解散了，樂團停演了，創作者離開了，年輕人不再投入這個產業。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演員，也不是音樂家。再後來，他們大幅刪減公共媒體預算，公共電視受到衝擊，TaiwanPlus被迫縮減，許多紀錄片、文化節目與國際傳播計畫被迫停擺。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新聞工作者，也不是紀錄片導演。我甚至覺得，公共電視本來就沒什麼人在看。然後，排練場空了，劇場暗了，出版社不敢冒險，獨立書店逐漸消失，地方文化活動愈來愈少，台灣向世界說故事的能力，也一點一滴流失。直到有一天，我想寫一本書，沒有人願意出版；我想拍一部紀錄片，找不到資源；我想演一齣戲，沒有劇場；我想讓世界聽見台灣，卻發現原本可以發聲的平台，早已一個個消失。這時候，我才明白，被刪掉的從來不只是預算，而是一個國家累積文化、培養人才、記錄歷史、對話世界的能力。文化不是少數人的福利，也不是政府可以有錢才支持、沒錢就犧牲的裝飾品。文化是民主社會共同的記憶，是不同立場彼此理解的橋梁，也是自由社會最重要的公共財。一個社會如果只重視GDP，只計算投資報酬率，卻不願意投資文化、藝術、出版、公共媒體與歷史記憶，最終失去的，不只是創作者，而是整個社會思辨、對話與自我反省的能力。歷史告訴我們，民主很少是一夜之間崩潰的。它往往是在一次次預算刪減、一項項公共機制弱化、一個個文化平台消失之後，人們逐漸失去表達、討論、批判與想像未來的空間。等到舞台熄燈、書店關門、公共媒體沉默、創作者離開，我們才驚覺，失去的不只是文化，而是民主賴以呼吸的空氣。民主從來不是先失去選票，而是先失去文化；而一個失去文化支撐的民主，終將失去守護自由的力量。

苯駢芘超標事件爆發至今，社會各界討論熱烈，中央與地方互相攻防，主管機關責任、通報機制、食安制度都受到檢視。然而，令人納悶的是，真正站在事件源頭的中聯油脂，反而沒有成為公共討論的核心。根據主管機關調查，中聯油脂是本次問題油品的源頭業者，事件涉及原料管理、製程控制及品質監測等多項缺失，絕非單一偶發事故。然而，社會輿論卻逐漸將焦點轉向政治攻防，甚至不斷尋找新的「代罪羔羊」，讓真正應負最大責任的企業逐漸淡出討論焦點。這種現象，不禁令人聯想到十二年前的食安風暴。當年，頂新集團受到媒體長時間追蹤，企業治理、供應鏈管理、股東責任乃至消費者抵制，都成為社會持續關注的議題。相較之下，這次事件中，中聯油脂直到七月底才正式公開道歉，社會對企業本身的追究卻顯得相對有限，形成強烈對比。真正值得追問的，不是陰謀論，而是治理問題。第一，中聯油脂的公司治理是否健全？董事會是否建立有效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重大股東是否善盡監督責任？這些都是上市公司應接受社會檢驗的重要課題。第二，媒體是否已充分完成對企業本身的調查？除了每日政治口水之外，社會更需要看到中聯油脂的股權結構、董事會運作、原料採購流程、品質管理制度，以及歷年主管機關查核紀錄，讓民眾了解問題究竟如何形成。第三，主管機關除了裁罰之外，更應公開檢討制度漏洞。若企業長期存在管理缺失卻未及早改善，究竟是企業文化失靈，還是監理制度失靈？唯有把問題攤在陽光下，才能真正避免下一次食安事件重演。民主社會最怕的，不是企業犯錯，而是公共討論被不斷轉移，最後只剩下政治口號與相互指責，真正應負責的人卻悄悄退到舞台後方。食品安全關係每一位國民的健康，也關係整個社會對市場與政府的信任。當源頭企業沒有被充分檢驗，當公司治理沒有被嚴格檢視，當公共討論只停留在政治攻防，真正受損的終究還是消費者。我們期待的不只是一次道歉、一紙裁罰或一場政治辯論，而是一次完整而徹底的真相調查。唯有把責任追溯到源頭，把制度缺失完整揭露，才能重建人民對食品安全的信任。否則，今天被遺忘的是中聯油脂，明天被遺忘的，可能就是下一場食安危機。

交通建設原本應該是國家長期競爭力的重要投資，但當重大建設逐漸成為政治競逐的工具，就可能變成一條「政治歡樂線」：政治人物享受宣布與剪綵的掌聲，地方獲得發展期待與想像，而真正的建設成本、營運風險與財政負擔，卻留給中央政府、國營事業與下一代承擔。這並不是反對建設，而是提醒我們：任何影響數十年的公共投資，都不能只看當下的政治效益，更必須面對長期的財務責任與治理後果。近日交通部長陳世凱訪日交流，外界呼籲不妨多花一些時間研究日本新幹線制度。日本並非沒有地方爭取建設，也不是每一條新幹線都沒有爭議；但關鍵在於，日本建立了一套制度，讓政治承諾必須面對財務現實，讓任何人都不能只享受剪綵的掌聲，卻不承擔決策的代價。首先，日本整備新幹線採中央與地方共同分擔建設經費，地方政府必須負擔一定比例成本，甚至透過地方財政工具籌措資金。因此，地方首長若主張興建新幹線，就必須向居民說明：為何值得投入地方資源？未來效益是否足以支撐這項選擇？當支持建設者也必須面對財政代價，需求預測就比較不容易被政治期待扭曲，公共討論也更可能回到成本、效益與必要性的理性分析。建設不再只是「爭取來的政績」，而是一項必須被檢驗的公共投資。其次，日本新幹線並非政治人物一句話就能啟動，而必須經過穩定財源、運量評估、投資效益、營運可行性，以及既有鐵路處理方案等多重檢驗。換言之，「促進地方發展」不能只是口號，而必須回答：誰使用？效益在哪裡？成本由誰承擔？更重要的是，日本制度讓營運者具有實質參與權。政府不能興建一條政治上受到歡迎的路線，再要求營運單位無條件承接後續成本。真正負責班次安排、維修管理、人力配置與營運風險的人，必須在決策過程中發聲，而不是等建設完成後被迫收拾政治留下的財務問題。因為公共建設最大的制度風險，就是讓決策者享受建設的政治收益，卻讓營運者承擔建設的財務風險。此外，新幹線通車後，既有鐵路如何調整、地方是否願意承擔相關責任，也必須事前協商完成。新幹線從來不是憑空增加一條鐵路，而是整體交通系統的重新配置。任何改變，都會牽動地方運輸、國營事業財務與公共資源分配，因此不能只談通車時刻的榮耀，更必須討論長期運作的代價。反觀台灣，重大交通建設有時容易形成另一種模式：地方政府積極爭取，中央政府承擔主要成本；效益不足時，便以「國土均衡」或「地方不能被邊緣化」作為主要論述；至於後續營運負擔、系統調整與財政壓力，則往往由中央政府與國營事業承擔。台灣當然需要重大交通建設，也不能忽視區域均衡發展的重要性。然而，真正需要檢討的不是建設本身，而是決策制度是否足以確保每一項建設都經得起長期檢驗。如果一項建設的政治利益立即產生，而財務成本卻延後數十年才浮現，那麼制度就容易鼓勵更多短期決策。政治人物獲得的是立即可見的掌聲，社會卻可能在多年後面對維護成本、營運赤字與財政排擠。日本制度不能保證每一條新幹線都成功，但它至少建立了幾道必要的制度防線：地方必須共同負擔、營運者必須參與、投資效益必須檢驗、既有系統必須妥善安排。制度的目的，不是阻止建設，而是避免建設淪為選舉工具。交通建設不是政治人物的競選禮物，而是影響數十年的公共投資。真正成熟的民主，不是建設越多越好，而是每一項建設都能經得起財政、營運與公共利益的共同檢驗。唯有讓提出建設的人，也必須面對建設的成本；讓享受政治利益的人，也必須承擔公共責任，台灣才能避免一條又一條只留下掌聲、卻留下沉重帳單的「政治歡樂線」。真正進步的國家，不是沒有大型建設，而是建立一套制度，確保每一項大型建設都值得被下一代繼承。

桃園市蘆竹區「廣川漾」建案爭議延燒。桃園市政府跨局處會勘後，確認建商將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鋪設植草磚、劃設固定停車位，實際作為社區停車場使用，已屬農地違規，並表示將依法連續裁罰、恢復農地原狀，必要時移送司法偵辦。違規農地當然應依法處理，但真正令人憂心的是：那些已經花了數十萬甚至上百萬元購買停車位的住戶，又該由誰保障？政府現在忙著恢復農地，卻沒有人告訴消費者，他們買下的停車位是否合法？契約是否仍能履行？房屋價值、貸款、未來轉售是否受到影響？如果最後停車位不能合法使用，消費者損失誰來負責？這正暴露出台灣公共治理的一項盲點：政府重視行政管理，卻忽略交易安全。依《消費者保護法》，企業經營者應遵循誠信原則，充分揭露足以影響交易的重要資訊，使消費者能在資訊完整下作出購買決定。如果土地依法不得作為停車場使用，卻仍以合法停車位方式銷售，甚至未揭露可能面臨的法律風險，就不只是農地管理問題，更涉及消費者知情權與交易公平。然而，截至目前，外界看到的是農業局、地政局、建管單位陸續說明裁罰程序，卻鮮少看到消保官、法務局或消費者服務機制同步介入。近年來，從預售屋廣告不實、公設縮水，到海砂屋、輻射屋資訊揭露不足，都曾造成消費者重大損失，也促使政府逐步建立資訊揭露制度。因為房地產交易金額龐大，購屋者高度依賴建商與政府提供的資訊，一旦資訊失真，受害的不只是個別家庭，更是整體市場信任。因此，本案不能只停留在恢復農地。桃園市政府應立即啟動消費者保護機制，全面檢視建商廣告、契約內容、停車位配置與銷售說明是否涉及資訊揭露不足或廣告不實，並主動協助住戶提出團體申訴、召開消費爭議調解，而不是讓每位消費者各自花錢請律師、漫長訴訟。更重要的是，此案也提醒中央與地方政府，應建立跨局處的不動產消費風險通報制度。當土地、建照或使用執照涉及重大違規時，除了依法裁罰，更應同步啟動消保程序，及早揭露資訊，避免更多民眾在資訊不對等下繼續交易。農地可以恢復原狀，但人民投入一生積蓄購屋所承受的損失，未必能夠回復。真正成熟的政府，不應只看見違規的土地，更要看見受影響的人民；真正完整的治理，也不該只完成行政裁罰，更應守住每一位消費者的知情權、財產權與交易安全。法治真正要守護的，不只是土地秩序，更是人民對公平交易與政府治理的信任。

近日，花蓮地檢署持搜索票前往花蓮縣政府社會處，並帶回社會處長協助調查，再度讓二○一八年花蓮強震善款運用問題受到社會關注。對於司法個案，我們應尊重偵查程序與無罪推定原則，但這起事件所凸顯的，更值得深思的是政府如何管理人民託付的善款。二○一八年花蓮強震後，全國民眾踴躍捐款，累計超過二十五億元。這筆善款之所以能迅速匯集，來自社會對政府的高度信任，相信每一分捐款都將優先用於受災民眾救助、生活重建與災後復原。然而，監察院早已調查指出，花蓮縣政府曾動用震災善款舉辦感恩餐會，並印製感謝函及相關文宣，經費超過千萬元，且有拆案規避採購法及挪用身心障礙福利經費等問題，因此遭到監察院糾正。後續又有善款運用於公共建設，引發社會質疑是否偏離捐款人原先期待的用途。善款不同於一般政府預算。預算來自依法徵收的稅收，由政府依民主程序編列執行；善款則是人民基於信任與愛心，自願捐助特定目的所形成的公益信託。政府雖然負責管理，卻不代表擁有任意調度的權力，而應秉持目的拘束原則，優先實現捐款人期待的公益目的。近年每逢重大災害，不少民眾逐漸傾向將善款捐給中央政府專戶或民間公益團體，而非地方政府。原因未必是不信任地方政府，而是希望善款用途更加公開透明，接受更完整的監督。信任一旦流失，未來真正需要社會援助時，受害者反而可能成為最大的受害者。因此，這次事件不應只是追究個別人員責任，更應檢討災害善款治理制度。建議建立專法或更完善的行政規範，明定善款用途、變更程序、資訊公開、定期揭露執行情形，並由具公信力的第三方委員會監督管理，接受社會持續檢驗。所有重大支出及決策，也應主動公開，而非待監察或司法介入後才讓社會知悉。民主社會需要司法釐清責任，也需要制度修補漏洞。對於司法調查，我們應保持理性，等待證據與判決；但對於善款管理，更應建立比法律最低標準更高的公共倫理。因為人民捐出的每一分錢，都不是政府的政治資產，而是寄託在政府手中的公共信任。唯有珍惜這份信任、守住公益初衷，未來當災難再次降臨時，社會的善意才能源源不絕，真正成為受災者最堅實的後盾。

中聯油事件延燒多日，中央與地方互相究責，朝野輪番召開記者會，原本應聚焦食品安全的公共危機，迅速演變為政治攻防。真正值得關注的，不只是誰該負責，而是這場危機能否推動制度改革，避免下一次事件重演。如果每一次公共危機最後都只留下政治口水，而沒有制度改革，付出代價的將不只是全民健康，更是人民對公共治理的信任。食品安全從來不是比誰究責更快，而是比誰更早阻止風險擴大。此次事件暴露的不只是問題產品流入市場，更反映出資訊通報、產品追溯、中央與地方協調，以及業者自主揭露等治理體系仍存在斷裂。若公共討論始終停留在彼此指責，真正需要修補的制度漏洞，終將成為下一場危機的起點。首先，企業誠信應重新建立在法律責任之上。若業者明知產品存在疑慮，卻隱匿不報、延誤通報、提供不實資訊，甚至危害民眾健康，法律責任與裁罰強度都應同步提高。企業不能把風險留給社會，卻把利益留給自己；唯有讓違法成本遠高於違法所得，才能真正建立企業誠信文化，讓食品安全從源頭獲得保障。其次，中央與地方不應在危機中推卸責任，而應成為共同治理夥伴。中央負責整合跨縣市資訊、建立一致的風險評估標準，並協調全國性的下架、追蹤及資訊公開；地方則肩負第一線查核、封存、抽驗與流向追蹤的責任。食安事件真正可怕的，不是資訊不足，而是行政體系在權責之間彼此觀望，錯失阻止風險擴大的黃金時間。第三，所有行政決策都應建立在科學證據之上，而非政治情緒。預防性下架固然有其必要，但恢復上架更應提出公開透明的檢驗依據、清楚一致的風險評估，以及充分的社會說明，讓民眾理解每一項決策背後的科學基礎。科學治理並非降低標準，而是確保每一項行政判斷都有充分證據支持，不因政治風向而改變。更值得警惕的是，每逢重大食安事件，公共討論往往很快從食品安全轉向政治立場，從治理改革轉向政黨對決。真正應負法律責任的黑心業者，反而逐漸退居幕後；依法執行查核的第一線公務人員，卻可能成為政治攻防的焦點。當責任不斷錯置，制度改革自然難以真正推進。每一次公共危機，都可能成為制度改革的契機，也可能淪為政治動員的素材。成熟的民主，不是讓每一場公共事件都陷入對立，而是讓每一次危機都促成治理能力的提升。社會真正期待的，不是更多政治口號，而是更透明的資訊公開、更完善的源頭管理、更明確的權責分工，以及更嚴格的企業責任。民主真正的價值，不在於誰贏得一時的政治攻防，而在於制度是否因危機而更加成熟。人民真正期待的，不只是食品安全得到保障，更是相信下一次危機發生時，政府仍能以透明、科學且有效率的治理回應社會。一個成熟民主真正值得信任的，不是永遠沒有危機，而是每一次危機，都能讓制度比昨天更完善。

近期國防採購相關爭議，再度引發社會對政府效率、行政責任與媒體監督角色的討論。國防採購攸關國家安全，任何採購受阻、延宕或執行不如預期，都值得媒體深入追查，也必須接受社會嚴格監督。畢竟，國防支出不只是政策選擇，更涉及龐大的公共資源，以及政府對國家安全所承擔的責任。因此，媒體揭露問題、追問責任，本來就是民主社會不可或缺的功能。然而，媒體真正需要堅持的，不只是揭露事件本身，更重要的是在不同事件、不同政治角色之間，維持一致的報導標準。若某一事件在初期受到高度關注，媒體以大量篇幅追問行政責任，那麼當後續出現新的事實、不同證據，或責任歸屬有所變化時，也應持續追蹤，而不能讓事件在新聞熱度下降後逐漸消失。新聞專業的核心，在於完整呈現事實，而不是選擇性呈現符合既有敘事的部分。媒體監督的價值，不在於證明某一方永遠正確，也不在於替任何政治立場提供支持，而是在於讓所有掌握公共權力者，都接受相同標準的檢驗。因此，若行政部門在國防採購過程中存在決策錯誤、程序瑕疵或執行問題，當然應被追究責任；同樣地，若民意代表、政治人物或其他相關人士在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也應接受同樣程度的檢驗。唯有如此，媒體監督才能避免成為政治攻防的一部分，而真正成為公共利益的守門力量。事實上，國防議題尤其需要這樣的新聞倫理。由於國防涉及高度專業、資訊不對稱與安全考量，社會更需要媒體協助釐清事實，而不是加深政治對立。如果媒體只在符合某種政治敘事時高度追問，而在其他情況下降低標準，長期而言傷害的不只是單一事件的報導品質，更是整體社會對媒體的信任。媒體的公信力，不建立在立場一致，而建立在標準一致。民主社會中的第四權，最重要的功能不是選擇支持誰，而是監督所有權力。真正成熟的媒體環境，不是沒有立場，而是不因對象不同而改變判斷標準。國防採購可以有政策爭議，政府可以接受批評，政治人物也可以提出不同主張。但無論面對哪一個政黨、哪一個政府或哪一項政策，媒體都應維持相同的追問精神。因為唯有一致的監督標準，才能建立可信的公共討論；唯有不選擇性的新聞倫理，才能讓人民相信，媒體追求的不是預設答案，而是真實與責任。

中聯油脂事件發展至今，食安問題逐漸被政治攻防取代。國民黨號召民眾七二五上街，台中市長盧秀燕與台北市長蔣萬安更站上第一線，將矛頭指向中央政府。然而，若回到食安治理本身，這場政治動員最大的矛盾，正是發起者自身是否已善盡責任。任何政治動員若要獲得社會支持，都需要建立在足夠的正當性之上。食安議題的大義名分，本應是「人民健康不能妥協」、「政府必須守護食品安全」。既然如此，所有主張者都應接受同樣的檢驗，包括中央，也包括地方政府。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地方政府本就是食品安全主管機關之一，負有查核、抽驗、追查流向、封存問題產品及裁罰等第一線職責。食安不是中央單方面的責任，而是中央統籌、地方執行的共同治理。因此，當地方首長要求中央負起責任時，社會自然也會反問：地方是否已做好自己該做的工作？如果平日查核密度不足、食安會議未受到足夠重視，甚至源頭工廠就在轄區內仍未及早發現問題，那麼即使中央確有檢討空間，地方也很難取得完全究責中央的道德制高點。這也是此次事件最令人遺憾之處。原本全民最應關心的，是如何補強源頭管理、完善自主通報、提升抽驗密度、建立更有效率的跨縣市資訊整合機制。然而，輿論焦點卻逐漸轉向政黨攻防，讓食安制度改革反而退居其次。民主政治當然需要監督政府，中央也必須接受批評。但監督不能建立在選擇性究責之上。若要求別人負責，自己卻未接受相同標準檢驗，社會感受到的就不再是對公共利益的堅持，而容易被解讀為政黨競逐與政治動員。真正值得全民追究的，不是哪一方口號喊得最大聲，而是制度是否因此變得更完善。食安事件應促使中央與地方共同檢討法制、強化稽查、健全通報機制，而不是讓人民健康淪為政治角力的工具。唯有每一個握有公權力的人，都先把自己的責任做到位，再要求別人承擔責任，食安改革才能建立真正的大義名分，也才能重新贏得人民的信任。

中聯油事件延燒多日，中央與地方互相究責，朝野更各自舉辦記者會、喊話遊行，食安議題逐漸淪為政治攻防。然而，真正值得社會關注的，不是誰的口號更響亮，而是誰提出了足以避免下一次事件重演的制度改革。食品安全的核心，不在於事發後誰罵得最兇，而在於如何建立完善的預防、通報、追溯與管理機制。此次事件暴露的最大問題，是問題油品流入市場後，資訊傳遞、產品追蹤、中央地方協調及業者自主通報等制度環節仍有改善空間。若討論始終停留在互相指責，真正需要修補的制度漏洞反而容易被忽略。因此，這場食安風暴更值得回到治理本身。第一，應強化業者自主通報責任，若明知產品有疑慮卻隱匿不報、提供不實資料，甚至危害民眾健康，法律責任與罰則都應大幅提高。唯有讓違法成本遠高於僥倖獲利，才能真正建立企業自律文化。第二，中央與地方不應陷入權責之爭。中央負責統整跨縣市資訊、建立一致的風險評估標準、協調全國下架與追蹤機制；地方則肩負第一線查核、封存、抽驗及追蹤流向的責任。兩者原本就是分工合作，而非互相等待，更不是彼此推諉。食安事件最忌諱的，就是中央等地方、地方等中央。第三，風險管理應建立在科學證據，而非政治情緒。預防性下架固然有其必要，但後續恢復上架也必須有公開透明的檢驗依據與完整說明，讓民眾理解風險評估的科學基礎，而不是任由各種未經查證的訊息製造恐慌。科學治理不是降低標準，而是讓每一項行政決策都有充分證據支持。更重要的是，社會應把焦點重新放回真正的責任主體。違法的是黑心業者，而不是依法執行查核的第一線公務人員，更不是不同層級政府彼此貼標籤的政治對手。如果每逢食安事件都淪為藍綠對決，真正應該承擔責任的違法業者，反而容易躲在政治口水背後。公共治理的成熟，不是看誰的聲量最大，而是看誰願意把危機轉化為制度改革的契機。面對食安事件，社會期待的不是更多政治表演，而是更完善的源頭管理、更嚴格的企業責任、更透明的資訊公開，以及中央與地方攜手合作，共同守護人民餐桌安全。只有如此，才能讓每一次危機，都成為制度進步的起點，而不是下一場政治對立的開端。

近日，國民黨部分青年政治人物宣布以「接力絕食」抗議中聯油食安事件，引發社會關注。然而，真正值得討論的，不只是他們抗議什麼，而是：握有公權力者，是否適合以「絕食」作為政治手段？在民主政治中，絕食從來不是一般抗議方式，而是一種具有高度道德象徵的最後手段。歷史上的絕食者，例如印度的甘地、北愛爾蘭的巴比．桑茲，以及台灣民主運動中的林義雄，都有一個共同背景：當制度救濟失靈、體制內的發聲管道被封鎖，甚至遭受國家機器壓迫時，只能以自己的生命與身體作為最後籌碼，喚起社會良知與國際關注。因此，絕食之所以具有道德力量，不在於「不吃飯」本身，而在於抗議者已經沒有其他更有效的制度途徑。然而，回到此次食安事件，情況顯然並非如此。目前中央政府依法負責跨縣市風險統整、資訊發布與政策協調；地方政府則負有第一線查核、稽查、封存、下架及裁罰等法定職責。尤其在國民黨執政的縣市，衛生局本就可以啟動專案稽查、追查產品流向、要求預防性下架，並依法裁處違法業者。另一方面，在立法院，國民黨也是最大黨，若認為現行《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不足，完全可以提出修法，提高罰則、強化溯源制度，甚至建立更完善的風險管理機制。換言之，相關政治力量並非毫無作為空間，而是仍握有制度工具可以運用。正因如此，社會難免會質疑：當立法、監督、行政等制度手段尚未用盡，卻率先採取象徵「最後抗爭」的絕食行動，其目的究竟是推動制度改革，還是追求政治聲量？民主社會當然保障任何人的表達自由，政治人物也有權以各種方式表達立場。然而，象徵性的抗爭形式，必須與自身所處的位置相稱。若握有制度資源者，未充分運用自身權力解決問題，卻先以悲情姿態訴諸社會情緒，便容易模糊責任歸屬，也削弱了絕食原本承載的道德意義。食安事件真正需要的是科學檢驗、透明資訊、跨機關合作，以及制度改革，而不是政治表演。中央應完整公開資訊、統一風險判準；地方應落實查核、封存與追蹤；立法院則應檢討現行法制，補強食品安全管理漏洞。真正的責任政治，不是把自己塑造成受害者，而是善用人民賦予的權力，解決人民面對的問題。當仍有制度可以運作時，政治人物更應以行動履行職責，而不是讓具有重大道德象徵的絕食，淪為選舉攻防的一部分。

二○二六年七月十五日，是台灣解除戒嚴三十九週年的日子。就在這一天，香港警方國家安全處搜查兩間獨立書店，並依《維護國家安全條例》拘捕五名書店店員，理由是涉嫌販售與展示被認定具有「煽動意圖」的書籍。若罪名成立，最高可判處七年徒刑。今年以來，香港已有四間書店遭到搜查，十一名書店經營者與店員被捕。對台灣而言，這樣的畫面並不陌生。台灣曾經歷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歲月，禁書、查禁出版品、思想審查，都曾真實存在於這片土地。那不是歷史課本裡的名詞，而是許多人親身經歷過的日常。今日能夠自由出版、販售與閱讀各種書籍，並非理所當然，而是無數人付出青春、自由，甚至生命所換來的民主成果。長期以來，台灣與香港共同構成繁體中文世界最重要的出版與思想空間，也是華文社會少數仍能自由辯論公共議題的地方。然而，隨著香港出版與言論空間持續收縮，以國家安全為名的文字審查不斷擴張，台灣所肩負的角色，也已從共享自由，逐漸轉變為保存知識、文化與歷史記憶的重要所在。近來，已有香港朋友將記錄環境運動與地方歷史的書籍寄存於台灣，希望讓那些可能在香港消失的文字、歷史與公共記憶，仍能在台灣保存下來，等待重新被閱讀的一天。一本書保存的不只是事件與資料，更是一個社會曾經如何理解世界、如何思考公共問題、如何面對不同價值的歷史軌跡。書籍可以被下架，書店可以被查封，但真正能夠跨越時代的，從來不是紙張，而是思想。文字或許會暫時沉默，理念卻往往能穿越時間，在新的地方重新生根。拘捕書店店員，真正要製造的從來不是出版寒冬，而是一種瀰漫於社會的自我審查。當作者開始刪去一句話，出版社放棄一本書，讀者害怕翻開某個書名，威權便不必再親自審查每一本書，因為恐懼已經替它完成了工作。真正受到傷害的，不只是出版產業，而是整個社會的思想活力、公共討論與民主韌性。歷史一再證明，真正害怕文字與思考的，從來不是民主社會，而是缺乏自信的威權體制。閱讀意味著比較，思考意味著提問，而提問則代表人們仍然保有選擇與判斷的能力。真正令威權不安的，從來不是一本書，而是一個仍然願意思考的人。捷克前總統哈維爾倡議「活在真實中」，這樣的精神至今仍能在香港部分獨立書店看見。它提醒所有生活於自由社會的人：自由不是自然存在的狀態，而是一代又一代人持續爭取、守護與實踐的結果。香港今天失去的，不只是幾家書店，而是一個社會公開思考的空間。對台灣而言，真正需要守住的，也不只是出版自由本身，而是讓不同觀點仍能被閱讀、被討論、被質疑的公共空間。當閱讀開始需要勇氣，自由社會每一次翻開一本書、每一次公開討論、每一次拒絕遺忘，都是對民主最安靜卻也最堅定的守護。唯有如此，我們才能把今天擁有的自由，完整地交到下一代手中。

立法院近期密集推動核能、反廢死、鞭刑、安樂死及交通罰鍰等多項公投案，再度掀起「公投綁大選」的爭議。支持者主張這是「還權於民」，讓人民直接決定重大政策；然而，若仔細觀察這些議題的選擇方式與推動時機，不免令人質疑，這些公投究竟是為了解決問題，還是為了創造選舉議題？公投制度原本是代議政治的補充機制，用來處理社會長期無法取得共識，或政府與國會遲遲無法回應的重大公共議題。然而，這一波公投案卻呈現截然不同的樣貌。從議題設定到推動時程，都與年底地方選舉高度重疊，也讓外界難免聯想到二○一八年「公投綁大選」的政治操作模式。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公投議題幾乎都具有相似特徵：容易引發情緒共鳴、支持度往往高於反對，但背後卻涉及高度複雜的制度設計與專業討論。例如，反廢死訴諸的是社會對治安的焦慮；核能訴諸的是民眾對缺電與電價上漲的不安；安樂死則觸及病痛、尊嚴與家庭負擔等沉重議題。然而，死刑存廢牽涉人權保障與司法制度，核能涉及核安、核廢料、發電成本與能源韌性，安樂死更關係到醫療倫理、精神判定與弱勢保護。這些問題都不可能透過一張「同意」或「不同意」的選票獲得完整答案。當複雜政策被簡化成情緒性的二選一題目，公共討論也容易從理性辯論退化成政治動員。公投原本應該深化民主參與，最後卻可能淪為選舉攻防的延伸戰場。二○一八年的經驗，正是最值得記取的教訓。當年十項公投綁定九合一選舉，不僅造成投票所大排長龍、開票延誤，甚至出現部分地區已開始開票，仍有選民尚未完成投票的「邊投邊開」爭議，嚴重衝擊選務公平與制度公信力。更重要的是，許多民眾在公投結束後才發現，投票結果並不等於政策能立即落實。法律修正、行政程序、財政負擔與國際承諾等現實限制，使部分公投結果與後續政策執行出現落差，也讓不少人產生「投了卻沒有改變什麼」的失落感。如今，若再次將多項高度爭議且專業複雜的議題綁上地方選舉，不僅可能重演當年的選務亂象，更可能進一步傷害人民對公投制度本身的信任。民主社會當然需要直接民意參與，但直接民主從來不是逃避責任的捷徑。尤其當國會已握有多數席次、擁有完整修法權限時，政治人物更應透過公聽會、法案審查與公開辯論提出完整方案，而非將複雜政策簡化成口號，再將決策風險交由全民承擔。真正成熟的民主，不是把所有困難問題都交給公投處理，而是要求政治人物提出方案、接受檢驗，並為自己的政策選擇負責。還權於民固然重要，但還權於民，絕不應變成卸責於民；否則被消耗的，將不只是選務資源，更是人民對民主制度最珍貴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