枯木徹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討論陸配是否可以擔任台灣公職，與其從情緒、同情或政治立場出發，不如回到一個最簡單、也最基本的判準：從國家制度與憲政邏輯來看。問題其實只有一個，中華民國(ROC)與中華人民共和國(PRC)，到底是不是同一個國家。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麼後續結論幾乎不言而喻。現代國家制度的基本原則是：擔任一國公職者，必須具有對該國唯一且無疑義的國籍與法律忠誠關係。若仍保有另一國國籍，原則上就不應擔任此國的公職。這不是歧視，也不是忠誠測驗，而是所有民主國家共同遵循的制度設計。國籍在這裡不是身分認同，而是法律關係。台灣的法律制度中，確實存在不少歷史遺留的模糊地帶與制度漏洞，這些問題需要透過立法與行政修正逐步處理。但一般公民不應為了配合制度漏洞，反過來扭曲我們對國家、國籍與公職的基本理解。在近期引發爭議的個案中，真正該被討論的，不是當事人的婚姻、學歷或人生選擇，這些都屬於個人自由，也不構成制度問題。關鍵只有一點：當事人並未放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因此在制度上是否具備擔任中華民國立法委員的資格，本身就存在根本疑義。這是一個結構性問題，而非個人品格問題。更重要的是，在民主政治中，責任不應落在被提名者身上，而應落在提名她的政黨身上。當事人是政黨不分區代表，她並非以個人身分取得民意授權，而是代表政黨名單進入國會。多數選民在投票時，根本無從掌握名單中每一位候選人的背景，真正承擔政治責任的，是做出提名決策的政黨領導層，而非被提名者本人。因此，這起事件真正該被檢驗的，不是某一位陸配的私人選擇，而是某個政黨是否刻意利用制度模糊空間，將國家資格問題轉化為政治操作工具。國籍不是感情問題，而是國家界線問題。這條界線一旦模糊，受傷的不是某一個人，而是整個民主制度對「國家資格」的可信度本身。

賴政府上台以來，面對朝小野大的國會結構，行政立法溝通困難已成常態。民眾黨在立院議事實務上長期採取高度對抗民進黨的政治路線，而行政團隊本身亦難以提出有效突破策略，使得過去一年多，台灣政治持續陷於高度對立與施政阻滯之中。雖然近期因台美關稅談判等議題，賴總統的民調略有回升，但民意如流水，不僅需要開源累積支持度，更需節流避免自我內爆。若在外部杯葛壓力已然沉重的情況下，執政團隊內部再頻頻出現治理失誤，任何施政成果都將迅速被抵銷。近期引發爭議的「剩餘土石方之亂」，正是一個典型案例。此案並非單純政策溝通失當，而是在某位政務委員強勢主導下，形成跨部會失衡運作，最終迫使內政部與農業部忙於澄清善後，真正製造問題的決策源頭卻未曾出面說明，形成標準的「責任錯置型內爆」。所謂剩餘土石方無處可去，其實正是該政委企圖以「農地改良」名義，讓營建土方回填農地的主要動機。然而，農業部早在110年即於《農業發展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明確規定，農地填土不得使用砂石、營建剩餘土石方或其他不適合耕作之物質，正是為了封堵長期以來的農地亂倒問題。若要以「農地改良」作為政策突破口，首先必須回到農業本質：哪些農地真的需要改良？其退化原因為何？是地力衰退、酸化、還是污染？不同原因是否應有不同處理方式？保存原生土壤是否比全面客土更有利於地力維護？若沒有精準土壤調查資料，卻直接建構全面性回填機制，極可能變成披著政策外衣的系統性毀農。事實上，在相關跨部會會議中，農業部始終堅守農地保護立場，內政部亦多所保留，反而是環境部與資源循環體系態度相對消極，顯示政策推動本身即存在治理斷裂。如今政策失控引發社會反彈，卻只見執行機關承擔政治壓力，真正主導方向者反而隱身幕後，這正是行政責任體系失靈的縮影。內政部國土管理署於今年一月提出將「低窪地、農地改良回填」列為去化管道，原則上並非完全不可討論，但前提必須是完整的土壤條件調查、嚴格的土方品質檢驗、全程運輸科技監控，以及農業部實質審核權限。更根本的，仍是公共工程委員會應從設計源頭建立土石方減量規範，將減量納入工程評鑑與永續政策框架。剩餘土石方之亂雖暫告一段落，但它所揭示的問題並未消失。在國會高度杯葛的政治現實下，賴政府若無法自我約束治理紀律，反而頻頻製造內部政策風險，即使藍白立委再如何消極對抗，民意流失的責任，最終仍會回到執政者自身。真正危險的，從來不是外部阻力，而是體制內部的自我失控。

國民黨新一屆中常委即將上任，其中一位當選者勤彭蓁的背景，引發社會高度關注。問題不在於她的個人立場，而在於一個更根本的制度問題：台灣主要政黨的核心決策機構，是否仍具備基本的國安與政治風險篩選機制？當政黨中樞的組成已不再經過任何政治風險評估，所暴露的，恐怕不只是個案，而是整個政黨治理結構的鬆動。勤彭蓁長期在中國發展，曾擔任中國全國台企聯副會長，其所屬企業公開標示「兩岸一家親、雲台一家人」為核心理念。2019 年香港反送中運動前後，她在中國官方媒體受訪時，公開表達「期盼兩岸早日統一」、「台灣同胞與大陸同胞共享發展機遇」等言論。2023 年，中國國台辦公開致函台企聯，肯定其「對推進祖國統一進程作出積極貢獻」，勤彭蓁亦公開回應「感謝祖國」、「在黨和國家的領導下」、「推進祖國統一進程」。相關發言至今仍可在中國官方平台查詢。這些表述在中國政治體系中並不特殊，但放入台灣民主政治脈絡下，卻具有高度政治風險意涵，因為它們並非單純經濟立場，而是明確對應中國官方統戰論述體系。這些立場在台灣民主政治中之所以敏感，關鍵不在言論本身，而在其所處的位置。中常委並非一般黨員，而是政黨權力結構中最核心的決策層之一，實際參與縣市長提名、選戰策略與兩岸路線等關鍵議題，其政治立場不僅影響政黨方向，也形塑公共政策可能走向。更值得警惕的是，勤彭蓁並非孤例。她曾多次以台企聯身分，與中國各級統戰部門往來，包括四川、雲南等地的統戰部公開活動，相關新聞稿均由中共官方發布。這類互動本身未必構成法律問題，但在政治風險評估上，已清楚顯示其長期處於中國統戰網絡的節點位置。問題因此不只是「她有沒有資格參政」，而是更根本的一個政黨治理問題：國民黨是否建立過任何制度性機制，評估核心幹部與中國統戰體系的長期結構性關係？是否曾討論過，這類背景是否構成政治風險？從目前公開資訊與實際運作來看，這類制度性討論幾乎不存在，亦未見國民黨提出任何風險評估標準。在縣市長選舉年，中常委將直接影響提名布局與政治方向；而此刻，一位曾公開表態「感謝祖國、推進統一」的人，正式進入該決策圈層，卻沒有任何制度性說明或風險討論。這不只是國民黨的問題，而是整個台灣民主政治的警訊。任何政黨若缺乏基本的國安風險意識，無法區分一般交流與統戰體系的結構性角色，最終受損的不是政黨形象，而是民主制度本身。真正令人憂心的，不是某一位中常委的立場，而是一個百年政黨，竟已走到連「政治防火牆」都不存在的地步。當統戰語言可以無縫進入政黨中樞，而政黨自身卻缺乏任何政治風險過濾機制，問題早已不只是藍或綠，而是台灣民主政治是否仍具備最基本的自我保護能力。

1996年，台灣完成首次總統直選，至今正好三十年。這三十年間，台灣的民主政治逐漸發展出高度動員、政治明星化與大型群眾集會並行的選舉文化，政治參與熱烈，但同時也伴隨高度對立、情緒動員與選舉疲乏等結構性問題。相較之下，日本政治長期呈現截然不同的樣貌。作為典型內閣制國家，日本首相由國會議員間接選出，選民選的是政黨與候選人，而非首相本人。因此，日本選舉文化多半偏向組織動員、小型街頭演講與政策說明，政治領袖的個人風格相對淡化，也給人一種「低溫、理性、距離感強」的印象。然而，近期日本政治場域出現罕見變化。執政黨領導人開始採取更直接面對選民的方式，強調個人責任與政治承諾，甚至公開將自身去留與選舉結果綁在一起，宣示若未達成特定席次目標，將主動請辭。這種作法在日本政治文化中極不尋常，卻清楚傳遞一個訊號：權力必須對結果負責，而不是只對程序負責。這種轉變的意義，不在於某一位政治人物的個人魅力，而在於民主制度對「風險承擔」的理解差異。許多民主國家長期陷入一種安全政治的循環：領導人避免冒險、政策追求最低衝突、責任透過體制層層稀釋，結果就是政治穩定卻缺乏改革動能，社會問題被延後處理，結構困境持續累積。當政治只剩下「不要出錯」，而不再思考「是否前進」，民主就容易變成維持現狀的機器，而非推動改變的工具。領導人不敢把權力與風險綁在一起，制度就會自動傾向保守，改革變成口號，責任則永遠停留在抽象層次。從這個角度來看，真正值得關注的不是某個國家的選舉熱鬧與否，而是政治人物是否願意把自己的政治生命押在公共承諾上。敢不敢明確設定目標？敢不敢承擔失敗後果？敢不敢讓選民真正成為權力的最終裁判？這些問題，才是民主制度能否持續運作的關鍵。民主政治不只是一套投票程序，更是一種風險治理機制。沒有風險承擔的民主，最終只會變成情緒動員與責任逃避的舞台。無論是在台灣、日本或其他民主國家，真正的分水嶺不在於制度形式，而在於政治人物是否有勇氣把權力與責任重新交還給人民。敢不敢挑戰現狀，往往決定一個國家是否還有未來。

李貞秀是否真的適合進入立法院？這不是個人好惡，而是制度問題。第一，國籍問題不是形式，而是忠誠的最低門檻。《國籍法》要求的是對中華民國的單一效忠。李貞秀至今無法提出放棄中國國籍的證明，這種「身分未清、效忠未斷」的狀態，若進入國會，等同讓一個法律上仍屬他國公民者，參與我國立法與預算監督。這不是包容，而是制度自毀。第二，這不是歧視，而是中國法律結構本身的問題。中國《國家情報法》第七條明定，所有公民都有義務配合國家情報工作；《國家安全法》更將台灣同胞納入維護中國主權的義務對象。這意味著，只要具備中國國籍，在法律上就存在「隨時被要求配合情報義務」的結構性風險，與個人意願無關。第三，國際社會早已有明確標準。澳洲曾因國籍問題解職 15 名國會議員，連副總理僅因具備紐西蘭籍（本人甚至不知情），即被法院判定當選無效。他國對「盟友國籍」都零容忍，台灣卻考慮讓具備「敵對勢力國籍」者進入國會核心？這不是仇外，而是基本國安邏輯：國會不是多元文化展示場，而是國家權力中樞。忠誠如果不能單一，風險就必然不可控。

近年台灣國會政治出現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立法機構逐漸從公共決策場域，轉變為高度個人化的政治舞台。立委的角色，不再只是審查法案、監督行政，而是愈來愈像媒體表演者，以聲量、衝突與曝光度作為政治資本，制度本身反而退居其次。這種轉變，並非單一個人問題，而是結構性的治理風險。當國會運作被邏輯上等同於「話題製造機」，立法專業就容易被簡化為口號對抗，法案品質與程序正當性則逐步被犧牲。例如，立法院原本設計的協商機制，是為了促進跨黨妥協、降低制度性衝突，讓政策在充分討論後形成共識。但在實務運作中，協商常被轉化為少數人主導的政治秀場，協商內容缺乏透明紀錄，決策邏輯難以被公眾檢驗，甚至成為繞過委員會專業審查的捷徑。再如，機密提案制度原本是為處理國安與外交等高度敏感議題，但在缺乏明確界線與事後審查機制下，機密提案可能被濫用為規避公開辯論的工具，使國會失去民主社會最核心的責任機制：可被監督、可被質疑、可被問責。更深層的問題，在於國會政治逐漸被「聲量邏輯」支配。當立委的政治表現被簡化為直播觀看數、社群擴散度與媒體曝光率，理性論證與政策細節自然不敵情緒動員與衝突設計。這種環境下，最容易被獎勵的不是制度建構者，而是最能製造對立與戲劇張力的人。但民主政治的本質，從來不是表演藝術，而是集體風險管理。立法權的存在目的，是為了在衝突中建立可預期規則，而非在衝突中累積個人政治資本。當國會被過度個人化，實際承擔成本的不是政治人物，而是整體制度的可信度。制度信任一旦受損，公民便容易產生「政治無用論」與「專業無意義論」，進而削弱對公共政策的參與意願。這不僅是政治品質的下降，更是民主韌性的流失。因此，真正需要被檢討的，並非個別政治人物的風格，而是制度是否仍然具備足夠的防火牆：協商是否透明?機密提案是否可被事後審查?立委行為是否存在明確責任歸屬機制?媒體與選民是否仍以政策能力作為評價核心?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麼問題不在於「誰比較吵」，而在於我們是否默許國會變成個人品牌經營平台。民主政治最危險的，不是有人聲音太大，而是制度已經沒有能力讓聲音回到規則之內。當立法院無法有效區分「政治表演」與「制度決策」，台灣面對的就不只是政黨競爭，而是治理結構本身的空洞化。這才是比任何政治人物進退，更值得長期警惕的風險。

近日立法院一場人事同意權質詢，引發不少討論焦點。爭議不在於政策立場本身，而在於提問對象與制度分工是否被正確理解，這個問題其實比單一事件更值得社會關注。中選會主委被提名人游盈隆到立法院備詢時，有立委詢問關於「中國配偶參政權」及「當選後一年內須放棄原國籍，否則撤銷資格」是否違反憲法平等權。游盈隆回應，中選會本身並非該制度的主管機關，相關規範主要由內政部依《國籍法》處理。這個回答其實點出一個常被忽略的制度事實：選舉資格審查與國籍管理，是兩套不同的行政體系。中選會與地方選委會，負責的是候選人登記時的形式資格，例如年齡、戶籍、是否受刑事限制等；但當選後是否符合「單一國籍」原則，則屬於《國籍法》規範事項，由內政部負責執行。換言之，即使候選人具有雙重國籍，中選會原則上仍可受理登記，真正發生法律效果的是「就職後一年內是否完成放棄外國國籍」。若未完成，依現行制度由內政部認定，進而產生解職後果。這個設計的政策意涵很清楚：重點不在限制參選，而在確保公職人員的國家效忠單一性。因此，當質詢焦點是國籍法制度本身，最適當的回應機關其實應是內政部或行政院體系，而非中選會。將制度責任錯置，不僅容易讓被質詢者陷入「無法回答」的困境，也會讓公共討論流於情緒化，而非制度化。這個案例反映的不是單一立委的問題，而是立法品質的結構性挑戰。立法院質詢的真正功能，不是製造政治攻防畫面，而是讓制度運作更清楚、權責分工更透明。如果連主管機關都未被精準區分，監督自然難以落實。民主政治最需要的，不只是立場鮮明，而是角色精準。質詢若能回歸制度邏輯，針對正確機關提出正確問題，不僅能提高監督效能，也能讓公共政策辯論真正建立在專業與治理架構之上，而非混淆權責的政治表演。

近日有即將宣誓就職的新科立委，因具有外國國籍背景，引發社會對「雙重國籍能否擔任民意代表」的討論。此一爭議，其實並非特定個案問題，而是我國既有制度設計長期未被正視的結構性課題。依據《國籍法》與相關選舉法規，我國對於民意代表設有明確規範：凡屬選舉公職人員，得以具有雙重國籍身分參選，但一旦當選並宣誓就職，必須於一年內放棄其他國籍，否則依法解職。此規定並未針對任何特定國家，而是一體適用於所有國籍背景。這項制度設計的核心精神並不複雜，即要求行使國家公權力者，必須具有單一效忠對象。國會並非一般職業場域，而是涉及國防、外交、預算與國家安全的核心權力機構。要求民意代表僅具有中華民國國籍，本質上是對國家忠誠義務的最低門檻，而非對移民身分的歧視。然而，問題在於實務執行層面。部分國家制度上並不允許人民放棄原國籍，包括阿根廷、厄瓜多、烏拉圭、摩洛哥等，申請者即使主觀上願意放棄，客觀上也無法取得正式退籍證明。中國亦屬此類情況之一，且因兩岸特殊政治關係，中配更難取得官方文件。這導致一個制度矛盾：法律要求放棄外國國籍，但部分國家根本不提供可行管道，使得當事人必然陷入「法律義務無法履行」的狀態，最終只能面臨解職結果。內政部過去曾提出以「具結聲明」作為替代方式，要求候選人簽署不具其他國籍之具結書，作為行政管理上的補救機制。但相關制度並未完成立法化，至今仍缺乏明確標準與配套程序，使問題持續停留在個案爭議，而非制度改革。此類爭議不應淪為政黨攻防素材，而應回歸公共治理邏輯：如果國家堅持單一國籍原則，就應同步建立可執行的行政路徑；若制度上確實存在不可解困境，則應由立法機關正面檢討，而非交由個案承擔政治後果。民主制度的核心，不是誰佔據話語權，而是規則是否清楚、可行且可預期。雙重國籍立委問題，真正需要被處理的，不是個人身分標籤，而是國家是否願意誠實面對自身制度的現實限制。

未來兩年，台灣正站在一個高度不穩定、卻也充滿轉折可能的關鍵時刻。這不是情緒性的判斷，而是從近期一連串具高度關聯性的事件中，所浮現出的結構性警訊。首先，美國對台安全訊號的密度與強度，出現明顯變化。自一月下旬起，AIT在極短時間內連續發布多則貼文，明確提及強化台灣國防產業、提升自我防衛能力，並特別點出來自台灣政治領導階層與社會大眾的支持，對軍方信心的重要性。谷立言也直言，自由不是免費的，盟友必須先自助，美國才能提供協助。這樣的表態方式，對一向避免捲入台灣內部政治語境的美方而言，並不尋常，反映出華府已高度關注台灣內部對防衛議題的分歧。其次，台灣國內對國防與重大對外協議的政治阻力，正在升高。近期在野陣營對軍購、國防特別預算與台美關稅協議的質疑，不再只是個別立委發言，而逐漸形成集體行動的可能性。當國防支出被視為「排擠其他預算」，或將關鍵經貿談判描繪為高度負面的交易時，實際傳遞給國際社會的訊號，是台灣是否具備持續強化自我防衛與承擔責任的政治意志。第三，來自華府的挫折感，開始被更具體地呈現。近日有立委轉述，具決策影響力的美方人士，在與台灣政界接觸後，對阻擋防衛預算的理由表達強烈不解。美國長期習慣在檯面下溝通不滿，如今相關評價能被公開提及，本身就代表耐心正在下降。對美國而言，台灣安全不只是價值問題，更是直接牽涉自身戰略利益的現實考量。第四，中國內部的軍事與政治不確定性，並未隨時間降低。近期解放軍高層再度出現清洗跡象，顯示軍方體系仍處於高度不穩狀態。歷史經驗告訴我們，頻繁清洗雖可能削弱短期作戰能力，但同時也可能提高最高領導人誤判情勢的風險，尤其是在資訊失真、決策高度集中的體制中。將這些因素放在同一個框架下，可以清楚看見一個趨勢：美國正試圖在二○二七年前，協助台灣完成基本且可信的自我防衛能力；而台灣內部若因政治對立，持續癱瘓關鍵預算與對外協議，將被視為區域安全鏈條中最脆弱的一環。這不僅影響外部支持的可信度，也可能誤判對手的風險計算。然而，風險並不等於宿命。若說過去的政治衝突，多半停留在象徵層次，接下來被阻擋的，卻是攸關國家正常運作、產業競爭力與安全基礎的實質政策。當代價具體而可見，台灣社會終究必須做出更清楚的選擇。歷史往往證明，真正的轉捩點，不在於危機是否存在，而在於社會是否能正視它。只要台灣能在這段高風險期間，守住民主程序、國防建設與對外信任，未來反而可能因此更加穩定。接下來兩年，確實危險；但同時，也是台灣能否跨過門檻、走向更穩固未來的關鍵考驗。

近日，一名立法委員在與美國參議員的正式會晤中，引用「對美軍購高達300 億美元延宕」的說法，質疑台灣軍購執行情況。該說法不僅與實際採購數據明顯不符，亦當場遭到美方澄清，引發外界對專業與責任的高度關切。事後，相關當事人在公開回應中，並未就數據來源與錯誤進行具體說明，反而反覆強調「軍購確實存在嚴重延宕」，並將焦點轉向要求總統出面說明。這樣的回應方式，不僅無助於釐清事實，更凸顯問題的真正癥結—當錯誤資訊被帶入外交與國安場域時，政治人物是否有能力、也是否有意願，為自己的發言負責。必須先釐清一個基本事實：台灣目前對美軍購項目約25項，其中絕大多數皆依合約正常執行，部分項目甚至提前交付。確實存在交期調整的，僅為少數幾項，總金額約為數十億美元，與「300億美元全面延宕」的說法，存在本質上的差距。更重要的是，對美軍購的財務機制，並非「先付錢、後等貨」。依照實務流程，款項多半依交付進度撥付，在未交貨前，資金並不會實際移轉。將「尚未完成交付」簡化為「台灣已付錢卻拿不到裝備」，本身就是對制度的誤解。因此，問題從來不在於「軍購是否零延宕」，而在於是否誠實、精確地呈現事實。將整體採購金額與個別延宕項目混為一談，容易在國內造成誤導，更可能在國際場合傷害台灣的可信度。尤其令人憂心的是，當錯誤數據遭到指出後，回應並未回到事實校正，而是試圖將說明責任上推至總統層級。軍購執行與溝通，本就屬於制度分工下的行政與監督問題，若連基本責任歸屬都刻意混淆，恐怕才是真正值得警惕之處。在國防與外交議題上，台灣承受不起「認知不清、說法不準」的代價。立法委員的監督權，建立在專業與事實之上；一旦錯誤資訊成為政治攻防的工具，受損的，不只是某一次發言，而是整個國家的信任基礎。

近日立法院圍繞國防預算與相關法案的操作，再次暴露出台灣民主治理中一個長期被低估的風險：當攸關國安的制度性決策，被納入短期政治交易與聲量操作，其代價不只是政策品質，而是整個憲政秩序的穩定性。首先，將高度爭議、涉及基本人權與倫理的立法，作為交換支持國防預算的談判籌碼，本身就已跨越民主政治的紅線。國防預算的正當性，來自於國家安全的公共利益；而涉及身體自主與家庭制度的立法，則必須回歸充分審議與社會共識。當兩者被刻意綁定，不僅模糊了政策責任，也迫使任何一方在拒絕不當立法時，承擔「不支持國防」的政治風險，這並非健全民主應有的政策形成方式。更值得警惕的，是近期立法院自提國防特別預算條例的作法。依照現行憲政架構，預算編列屬於行政權核心職權，立法院的角色在於審議與監督，而非自行提出替代版本。無論是正式預算案，或作為前置作業的特別條例，若由立法機關主導內容設計，都已構成權力分立的結構性破壞。進一步檢視該版本的實質內容，問題更為嚴重。原行政院版本中，針對非紅供應鏈、整體防空反制體系、無人機與決策支援系統等關鍵能力的布局，被大幅刪減或移除；而原本跨多年度、配合國防建軍節奏的預算規劃，則被改為一年一期，嚴重削弱中長期戰力建構的可預期性與穩定性。這類作法往往伴隨高度政治表演：將既有公開資訊重新包裝，營造「揭露黑箱」的敘事，卻同時忽略專業體系長期累積的評估邏輯。結果不僅無助於監督，反而製造社會對制度的不信任。從治理角度看，這是一種熟悉的操作模式：先提出一個在制度或實務上難以成立的版本，預期其必然遭到行政部門拒絕，再將拒絕本身轉化為政治攻防素材。如此一來，無論結果為何，都能在政治上得分；但真正被犧牲的，是政策本身的可行性與國家利益。國防政策不是聲量競技場，更不是政治談判的籌碼。它需要的是專業、連續性與制度信任。當立法院的角色從監督者轉為實質干預者，從制衡權力轉為重塑政策內容，台灣民主所面臨的風險，已不只是單一法案的得失，而是治理邏輯的全面錯位。真正值得社會深思的問題不是「誰比較支持國防」，而是：我們是否正在容許一種以政治操作取代制度責任的決策文化，逐步侵蝕台灣最需要穩定與可信的國安體系。

近期一場外賓訪台行程，意外突顯了台灣國會在國防與外交議題上的一個結構性風險：當錯誤資訊被帶進正式對話場合，傷害的不是某個政黨形象，而是台灣整體的可信度。美國國會訪團來台，依慣例在會晤行政部門後，也會前往立法院交流。這類行程的重點，從來不在「辯論輸贏」，而在於建立互信、確認合作方向。特別是來自與台灣產業、國防合作關係密切州份的國會成員，其發言與回應往往具有高度政策背景。然而，在這樣的正式交流中，卻出現以錯誤數據批評對美軍購的說法，甚至將實務上的供應鏈問題，過度延伸為「台美關係鬆動」的暗示。這種論述不僅與事實不符，也顯示出對國防採購機制的嚴重誤解。根據公開資料，台灣對美軍購案中，絕大多數項目皆依期或提前執行，包括遠程精準打擊系統、戰車、飛彈與防空裝備等。確實存在少數項目因全球供應鏈與關鍵零組件影響而調整時程，但金額與比例都與外界流傳的說法有顯著落差，更不存在「已付款卻長期未交付」的情況。尤其是戰機案，實際狀況是美方生產線正為台灣專案加速運作，相關延宕原因在美國國會與行政部門內部早有充分說明，屬於全球產業現實，而非政治冷卻。在這種背景下，外賓的回應自然直接而務實—指出問題根源在供應鏈與引擎製程，而非雙邊關係。這類回應本身並不尖銳，卻清楚劃出一條界線：國防合作需要基於共同掌握的事實，而不是政治想像。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某一次發言是否被當場糾正，而是國會角色的錯置。立法院的職責，是監督與審查，但前提是建立在準確資訊與制度理解之上。當錯誤數據被用來對外放大，最終削弱的，只會是台灣作為可信合作夥伴的形象。在高度敏感的安全環境中，國會外交不是舞台，而是制度的一環。國防議題也不該成為內部政治操作的工具，因為其外溢成本，往往由整個國家承擔

近期圍繞某些政治語言與歷史派別的討論，引發不少熱議。然而，若僅停留在名詞辨析或立場表態，反而容易忽略更值得關注的核心問題：某些政治動員模式本身，是否正在對民主制度與國家安全構成結構性的壓力。從政治理論與革命史來看，所謂不同「派別」之間的分歧，往往被過度放大。無論是強調「不斷革命」或「繼續革命」，其核心邏輯皆高度一致：政治正當性並非來自穩定治理或制度績效，而是來自持續動員、持續對立，以及不斷塑造敵我邊界。歷史經驗顯示，革命成功後，治理需求必然要求秩序、妥協與制度化；但革命動員的語言，卻必須維持高度對抗，否則便失去動員能量。這種結構性張力，使得部分政治行動長期停留在「非常狀態」，而非回歸正常的政策競爭。這類動員模式的關鍵，並不在於具體政策立場，而在於對社會結構的運用。其前提假設，是社會中永遠存在一個可被簡化語言與情緒動員的多數。這個群體不必然是經濟弱勢，而往往是對制度運作、法政複雜性理解有限，卻高度依賴情緒性敘事的社會成員。進入二十一世紀後，這樣的條件不但沒有消失，反而因資訊環境的改變而被放大。社群媒體的即時傳播與同溫層效應，使政治論述更容易走向二分法與道德化，專業討論與制度信任逐步被侵蝕。政治競爭於是從政策比較，轉為不斷製造危機感的動員循環。從國家安全的角度看，這並非單純的政治風格差異，而是一種實質風險。當內部政治長期處於高度對立與動員狀態，國家決策的一致性、可預測性與制度穩定性都會下降，進而為外部勢力的認知操作、資訊放大或敘事滲透創造空間。關鍵問題因此不在於「誰支持誰」，而在於這類政治模式是否客觀上削弱了民主體制的防禦能力。任何持續否定制度正當性、貶抑專業官僚、將治理描繪為全面對立的政治語言，都可能被外部行為者加以利用，無論其初衷為何。面對這樣的結構性挑戰，台灣需要的不是更多情緒性對抗，而是制度層次的回應。首先，應強化預算、國防與重大公共政策的程序正當性，確保關鍵決策不因政治動員而長期停滯。其次，提升國會與行政體系中專業審議的可見度，讓公共討論回到事實、制度與責任，而非標籤與情緒。同時，政府與社會也必須正視資訊環境的治理，透過媒體素養、透明溝通與跨部門協作，降低極端敘事對公共判斷的影響。民主制度的韌性，來自能否在衝突中維持規則、在競爭中守住底線。民主不是靠不斷動員維持，而是靠制度運作與社會信任支撐。能否看清動員政治的結構風險，並及時作出制度回應，將是台灣民主與安全能否長期穩定的關鍵

近期圍繞台美關稅協議的討論，逐漸出現一種值得警惕的聲音：是否可以針對協議中的單一條款「再調整」、「再檢討」，尤其是涉及投資承諾與政府信用擔保的部分。這類主張，表面上看似審慎監督，實際上卻忽略了國際談判與合約運作的基本邏輯。任何大型國際商業談判，本質上都是高度複雜的整體工程。最終簽署的協議，並非條文的隨意拼湊，而是經過反覆折衝、彼此交換條件後，形成的「整包方案」。在實務上，這類協議幾乎不具備可任意拆解的空間，其核心精神就是：要就全部接受，不然就全部作罷。台美關稅協議亦是如此。這是一份歷時九個月、數十次實體與線上會議後才成形的整體安排，其內容橫跨關稅稅率、投資承諾、供應鏈安全與國安例外條款，彼此之間高度連動。任何單點修改，都可能破壞整體平衡，構成實務上所謂的「破局條件」。從結果來看，台灣在這份協議中取得的條件，已明顯優於原本的保守預期。不僅最終關稅水準與主要競爭國拉齊，且不再疊加，台灣更成為首批在半導體領域獲得最惠國待遇的夥伴。這不只是關稅技術問題，更反映美國在重組全球半導體供應鏈時，對台灣角色的高度依賴與制度性定位。同時，過去因未簽署FTA而長期處於劣勢的傳統產業，也首次在對美市場上，與日韓站在相同起跑線。這對台灣出口結構與產業信心的影響，並非短期數字所能完全反映。至於投資承諾與信用擔保，若從國際金融與產業實務來看，其性質更接近制度性配套，而非實質財政風險。大型企業的對外投資，原本即以自有資本與市場融資為主，政府擔保的角色，更多是降低制度不確定性，而非替企業承擔營運責任。真正需要警惕的，不是協議條文是否「看起來不夠完美」，而是低估了國際談判的現實：一旦試圖重談單一條款，等同於重新打開整個協議，先前累積的條件與優勢，可能瞬間歸零。國際談判從來不是許願清單，而是整體交換。在制度與實務上，懂得辨識「不可拆解的整包協議」，本身就是成熟國家必備的政治素養。

台美關稅協議結果公布後，國內輿論多集中於「得失評價」，然而，若觀察周邊國家的即時反應，更能理解此一協議的實質定位。尤其是與台灣產業結構高度競合的南韓，其官方與媒體所流露出的不安，提供了重要的對照視角。協議出爐後，南韓媒體即向美國相關部門詢問，是否能享有與台灣相同的半導體關稅待遇，得到的回應是「不同國家有不同協議內容」。這意味著，先前部分雙邊溝通中的口頭承諾，並未轉化為具體制度安排，仍須透過後續談判確認。相較之下，台灣在此次協議中取得的，並非相對性保證，而是明確的最惠國待遇定位。此一差異，反映的並非談判技巧高低，而是台灣在全球供應鏈中的結構角色。以半導體產業而言，美國對不同領域的依賴程度並不相同。記憶體市場仍存在多元供應來源，但高階邏輯晶片與先進製程的製造能力，則高度集中於少數關鍵節點。這使得相關談判，無法僅以一般貿易邏輯視之。值得注意的是，南韓高層近期公開論述中，多次將台灣納入比較框架，強調兩國在半導體供應體系中的關鍵性。此一表述，表面上是為自身談判爭取空間，實際上卻凸顯出台灣已成為區域協商中不可迴避的基準點。換言之，台灣的待遇，正在被其他國家視為衡量自身條件的參考標準。從制度層面來看，最惠國待遇的意涵在於確立「下限」而非「上限」。當某一經濟體被納入最低關稅結構，其地位不僅受到保障，也形塑了整體談判架構。其他國家即便爭取相同條件，仍須重新協商，且無法保證取得超越性的安排。因此，台美關稅協議的意義，並不僅止於短期的出口成本或投資誘因，而是反映台灣在地緣經濟與產業安全架構中的角色轉變。當周邊國家高度關注台灣的談判結果時，這本身即是一種國際定位的呈現。在此背景下，理性理解協議的制度效果，並審慎維持其穩定性，將比情緒化評價更為重要。對一個高度嵌入全球供應鏈的經濟體而言，關鍵不在於聲量，而在於能否持續扮演不可替代的節點。

日本國會突然解散、僅以16天完成選舉投開票，這樣的「閃電戰」固然符合《憲政時限》規定，但也在政治工程與話語操控之間構成一種極短期化的權力邏輯。對日本政局而言，這不只是選舉進程上的快速動作，更是一場關於國家安全政策方向、執政合法性與民主程序品質的深刻角力。這次選戰的核心，不僅是高市早苗能否因特定議題續任首相寶座，更是對日本自民黨長期執政基礎的一次全面挑戰。日本選民在社會安全、經濟復甦與外交壓力之間的撕扯，使得這次選舉無法以平常角度觀察；因為這場選戰本質上是一場政策導向的檢討，尤其聚焦在安保與外交路線上。自冷戰結束以來，日本一路在和平主義與現實安全威脅之間反覆權衡。近年來在中國崛起與俄烏戰爭衝擊下，日本安保政策漸次右移，從集體自衛權到與美軍同盟更緊密的防衛定位，這一路徑常被描繪成「務實回應現實威脅」的必然。但這樣的敘事在本次選戰中遭遇挑戰—在野黨提出不同於執政黨的「務實」路線，企圖在安保策略上劃出新的分野，這意味著日本社會對安全政策並非單一支持或反對，而是在尋找一種新的定位：既不完全依賴美日同盟絕對化，也不回到冷戰後單極體系和平主義的舊框架。16天的選舉時程，使得這些重大議題很難被充分討論與辯證，結果很可能取決於新聞話題熱度、社群輿論節奏與政黨資源動員能力，而非深入的政策討論。這種短期化的選舉節奏本身，就是民主程序的隱憂。民主不該只是競選結果的機制，更應是議題通盤檢視的公共空間。然而在短期動員下，議題往往被簡化成口號式的安全焦慮或對立情緒，而非理性檢討如今最迫切的治理選擇。對台灣而言，日本的選戰提供了兩層深刻啟示：首先，日本的安全政策爭論並非孤立，而是整個東亞安全格局的縮影。台灣在區域衝突可能性、軍事平衡與國際同盟策略上的掙扎，不亞於日本。因此，日本選舉中對安保路線的辯論值得台灣高度關注—尤其是政策能否超越「依賴外部保護」的敘事，走向更具自主性與彈性戰略。其次，民主程序的品質不僅在於能否舉行選舉，更在於選舉如何促進深刻討論。當選舉節奏被壓縮成「16天的衝刺」，政策討論被壓縮成「資訊爆炸的一瞥」，那麼民主就可能變成一種程序性的複製機制，而非公共意志真正形成的過程。台灣自己也曾在重大政策議題上面臨類似困境—討論速度快、輿論節奏快、空間有限。唯有在公共議程中留出充足反思與解析的時間，民主選擇才有深度與質量。最後，日本這次選舉不只產出下一任首相，更在重訂日本在全球安全架構的定位。短期勝負固然重要，但更值得關注的是，日本社會正在重新檢視自身的戰略自主性；這不只是日本的課題，也是整個東亞民主社會面對威權競爭壓力時，必須共同承擔的反思議題。民主的挑戰不僅是結果，更是透過深度討論取得共識的過程—這才是這場閃電戰真正值得被追問的核心。

近來有一種流行說法，指稱台積電赴美設廠是「被迫出走」、將掏空台灣產業根基，甚至危及國庫與外匯存底。這類論述表面上訴諸成本差距，實則忽略了全球半導體產業的結構現實與企業風險管理邏輯。確實，美國建廠成本高於台灣，創辦人也曾指出整體成本可能高出五成。但成本高，並不等於虧損，更不等於不具商業理性。對一家七成以上營收來自北美、主要客戶集中於美國科技巨頭的晶圓代工龍頭而言，貼近客戶、確保供應鏈安全，本身就是避免「訂單流失風險」的必要投資。更關鍵的是，美國設廠的高成本，並非由台積電單獨承擔。透過客戶溢價分攤、聯邦政府直接補助與投資稅抵免、土地與水電基礎建設支援，以及關稅安排的制度性優惠，實際成本已被顯著攤平。再加上以美元計價的收入與支出結構，有助降低匯率波動對整體毛利的侵蝕，使海外設廠成為可控的長期投資，而非短期財務黑洞。此外，部分輿論刻意忽略關鍵事實：台積電全球產能配置的核心仍在台灣。即便美國、日本、歐洲廠區陸續投產，海外產能占比仍約兩成，最先進製程、研發中心與試產線依然集中於台灣。海外廠多為相對成熟節點，並非技術核心外移。至於「掏空國庫」與「外匯撐不住」的說法，更是典型認知作戰。企業對外投資為多年分期執行，並非一次性資金外流；政府提供的信用保證僅需提列極低比例準備金，與央行龐大的外匯存底相比，規模微不足道。將企業盈餘再投資，扭曲為全民買單，既不符財務事實，也混淆公共與公司資產的界線。從制度角度看，台積電赴美設廠不是「被搬走」，而是透過產能分散，降低地緣政治與貿易風險，確保台灣仍能掌握全球最關鍵、最先進的製造優勢。真正的問題，不在於設不設廠，而在於社會是否有能力辨識：哪些是理性產業布局，哪些只是恐慌敘事。

眷村改建條例原本具有高度歷史特殊性，其正當性來自於兩個前提：一是補償戰後特定歷史條件下的國軍家庭犧牲；二是一次性解決老舊、危險、缺乏公共設施的眷村居住問題。因此，條例明確將適用對象限縮於民國六十九年以前興建完成的老舊眷村，並以「一次性處理」作為制度核心。然而，近期條例修正，將適用對象擴張至民國八十五年前完工的軍眷住宅，並加入「有改建或遷移必要」的概括性條件，已實質改變原制度邏輯。此一修正，不僅將時間門檻延後十六年，更以高度彈性的語言，打開廣泛適用的可能性，使條例從「歷史補償制度」轉變為「可反覆動用的住宅補貼機制」。制度風險正在於此。法律條文並未明確排除：已完成一次政府公費改建、產權已完全私有化、且可自由買賣之住宅社區。若僅以「完工年代」與「改建必要」作為判定標準，則這些本質上已屬一般私有住宅的社區，理論上皆可能再次申請公費改建。此一邏輯，已與一般都市更新必須由住戶自行負擔、協調市場機制的原則，形成明顯差別待遇。更嚴重的是，條例修正後的行政裁量空間極大。當法律文字本身高度開放，行政機關在審核時勢必承受政治壓力；而一旦個案獲准，其他條件相近的社區便可援引「平等原則」要求比照辦理。最終，制度將陷入不斷擴張、反覆修法的路徑依賴，形成事實上的「可重複享有之政策特權」。此一修法，也牽動司法與立法權限的分際問題。當既有判決已明確界定某些住宅性質不符原條例適用要件，立法若以概括修法方式推翻具體判斷，而未提供更嚴格的限制條件，等同以法律技術繞過制度自我約束，將公共資源分配問題政治化。眷村改建條例若失去「一次性、補償性、歷史性」三項核心限制，便不再是社會正義的實現，而可能成為階級特權的制度化工具。公共財政承擔的不是居住安全，而是不斷擴大的政策漏洞。法律若無法自我設限，公平正義終將被消耗殆盡。

近期完成的台美關稅談判，若僅以貿易政策視之，容易低估其戰略意涵。若將視角拉高，放入「關係續約(deal renewal)」的國際關係框架，則可更清楚理解這次談判的本質：它並非單一關稅讓利，而是一組涵蓋貿易、投資與安全的整體交易。國際政治正進入一個高度交易化的時代。大國不再以抽象秩序為優先，而是重新檢視既有安排是否仍符合自身利益。美國近年的作法，無論在貿易、同盟或安全議題上，皆可理解為對既有國際承諾的「重新議約」。這樣的重新議約，確實對1945年後的國際秩序與1990年代的全球化架構造成衝擊，但台美關係本身，從來就不是完全嵌套在既有多邊秩序中的典型案例。它是一組高度特殊、去正式化、卻長期穩定運作的雙邊關係。正因如此，台美互動更接近一種「整體交易」而非單點協商。從目前可見的結果來看，關稅談判並非孤立事件，而是與雙邊投資承諾、國防預算規模、以及對美軍購安排，構成同一張談判桌上的不同籌碼。這不是技術官僚層級的稅率調整，而是一個橫跨經貿與安全的「總體協議(grand bargain)」。對台灣而言，透過關稅減免換取具體投資承諾，直接緩解出口壓力，同時強化供應鏈安全，尤其是在半導體等關鍵產業上，鞏固不可替代性。這不僅是經濟安排，也是在美中競逐格局中，為自身定位增加穩定錨點。對美國而言，這樣的交易同樣符合其交易式外交的核心邏輯：盟友必須展現分擔責任的能力與意願。透過投資、產業合作與安全承諾，美國減輕自身長期負擔，同時確保關鍵供應鏈與戰略節點的可靠性。因此，這並非零和讓步，而是一種高度務實的互利設計。台灣並非被動承受「美國第一」，而是主動適應這套思維，找到能同時回應美國需求、又強化自身安全的合作模式。更重要的是，這種整體交易對台海現狀具有即時且實質的穩定效果。當經貿利益、產業布局與安全合作被綁定在同一框架中，任何一方對既有安排的破壞成本都顯著提高。從國際關係的角度來看，這正是小型但關鍵角色國家在大交易時代中，最理性的生存策略：不幻想回到舊秩序，而是在新遊戲規則中，為自己談到一個可長期運作的位置。

近日，民眾黨立委黃國昌結束短暫訪美行程後返台召開記者會，對外說明其對《國防特別預算條例》的立場。表面上，發言內容仍維持「版本未明、尚待說明」的保留態度，但若從立法院實際運作的程序政治來看，真正值得注意的，並非記者會上的語言包裝，而是程序委員會的動向。過去一段時間，藍白立委已多次在程序委員會第一關，聯手阻擋《國防特別預算條例》排案，導致外交國防委員會無法進入實質審查階段。這並非單純的政策歧見，而是一種典型的「程序否決」策略：不正面反對內容，但讓法案永遠無法被討論。在此背景下，黃國昌此次返台後所釋出的訊號，關鍵不在於是否「完全支持」現行版本，而在於他已明確表示，應由國防部赴外交國防委員會進行說明，甚至建議以秘密會議方式報告涉及一兆二千五百億元的細項內容。這句話的制度意涵非常清楚—程序應當啟動，審查必須開始。換言之，只要程序委員會放行，讓條例付委，國會就回到正常的審議軌道。即使後續在委員會內對金額配置、採購項目仍有不同意見，那也屬於民主政治中可預期、且可被記錄與監督的政策辯論，而非全面凍結。值得注意的是，黃國昌同時仍宣稱，民眾黨可能提出「自己的版本」，並批評執政黨「擺爛」。這類政治語言，在台灣立法實務中並不陌生。過去經驗顯示，所謂「另提版本」，往往只是作為談判籌碼，真正的重點仍在於是否願意讓行政部門進入國會說明、讓法案進入制度流程。從制度角度看，這次轉折的真正意義，在於是否能打破藍白長期以程序手段癱瘓國防議題的僵局。即便國民黨尚未明確表態，只要民眾黨在程序委員會不再阻擋，加上民進黨既有席次，條例即有機會進入外交國防委員會審查。國防政策當然可以有不同主張，但在高度不確定的區域安全環境下，持續以程序封鎖方式讓國會「什麼都不討論」，本身就是一種不負責任的政治選擇。無論立場為何，至少應讓國防部在制度內，向國會、也向社會，說清楚每一筆預算的用途與必要性。如果這次程序真的得以啟動，那麼，這場政治攻防的重點，終於從「要不要讓它過關」，回到「該如何審、如何修、如何負責」。對民主制度而言，這才是正常、也是必要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