枯木徹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國民黨主席選舉結果出爐，鄭麗文以54%得票率擊敗郝龍斌，成為黨史上第一位真正「紅到發亮」的黨主席。這場選舉不只是藍營內部權力更替，更像是一次政治換血—國民黨，從此不再只是「親中」，而是正式踏入「同路」。從選戰過程就能看出端倪。郝龍斌代表的是傳統藍營—地方派系、黨國菁英、講究體制內博弈；而鄭麗文代表的，是一股帶著網軍與民粹能量的新紅潮。她的支持者在線上攻勢猛烈，論述簡單、情緒強烈—「反民進黨比什麼都重要」、「和平談判才有出路」。當這種語言成為主流，藍營的理性、歷史感與防線，也就一起消失了。過去的國民黨，至少還懂得維持「模糊空間」—既不挑釁中共，也不放棄台灣主體性；對內能說「守中華民國」，對外能講「維持現狀」。但鄭麗文的崛起，代表這個平衡點已經被打破。她不再假裝模糊，而是公開主張要與北京「早日對話」，甚至「親自赴中談判」。換句話說，國民黨不再是「台灣與中國之間的緩衝帶」，而是變成「中國對台工作的延長線」。這樣的轉變，會帶來三層衝擊。第一，是政治定位的崩壞。當在野黨主席自我定位為「兩岸橋樑」，甚至願意無授權赴中談判時，整個國家主權的界線都會被動搖。國際社會可能誤以為台灣內部「分裂統一」，北京更可趁勢包裝成「台灣人自己要求談和平統一」。第二，是政治手段的激化。鄭麗文的政治DNA不是國民黨，而是民進黨出身的街頭派。她熟悉抗爭語言、網路戰法與「對立製造」的節奏。未來的國民黨，將不再是「沒落貴族」的保守黨，而可能變成一個高強度動員、天天開戰的政治戰鬥機。這或許能激起短期的支持熱潮，卻也會讓社會更撕裂，理性政治更加難以存在。第三，是國內政治的重新排列。當藍營徹底紅化，過去的中間選民將會快速流失。國民黨內的中生代菁英與地方派系，也勢必出現焦慮與分裂。反過來說，這可能迫使民進黨必須更清楚定義自己的國安底線與兩岸策略，避免落入「以談對談」的陷阱。鄭麗文的勝選，表面上是黨內民意的展現，實際上是台灣政黨光譜的一次劇烈移動。當藍天染上紅光，民進黨不再面對一個溫和保守的對手，而是面對一個可能直接替北京發聲的政治組織。這不是藍營內部的小事，而是台灣民主的警訊。從今以後，我們不只要監督執政黨，也得密切關注那個自稱「在野」卻逐漸失去國家認同的政黨—它的每一步，都可能牽動整個台灣的安全與未來。

若《鏡週刊》報導屬實，黃國昌及其辦公室涉嫌「捏造對話截圖」、「移花接木」、「誤導媒體」，那已不只是政治爭議，而是誠信的崩壞。對一位政治人物而言，誠信不只是個人品德問題，更是民主制度得以運作的關鍵之鑰。民主政治容許政策競爭與批判，但無法容忍造假。因為政治的核心是公共信任，也就是讓人民相信制度、相信監督者說真話、相信揭弊是為公義而非權謀。一旦揭弊者自己以假對抗真，以造假製造輿論，那不只是謊言，更是對整個民主體系的背叛。黃國昌長期自詡為「正義的守門人」，以揭弊與反黑箱為名參政。但若他親手踐踏了事實真相，那他踐踏的並非某個媒體或政敵，而是公民社會的信任基礎。當監督者失去誠信，民主社會最終也會陷入真假難辨的泥沼。值得提醒的是，這種「假監督」現象會讓整個社會的資訊生態受損。社會公眾將對一切監督行動產生懷疑，讓真正的揭弊者被污名、讓真相被掩蓋。民主的危機往往不是來自外部打壓，而是內部信任的瓦解。辭職，不是政治懲罰，而是民主制度自我修復的必要行動。當一位政治人物被揭疑造假，唯一能維護民主尊嚴的做法，就是主動退出公職，讓調查與真相得以在無政治干擾下進行。這不只是道德責任，更是對民主制度最低限的尊重。台灣社會歷經漫長歲月才建立今日的言論自由與公民監督體制。若我們容許政治人物以正義之名包裝錯假謊言，那麼被玷污的將不只是個人聲譽，而是整個民主的信譽。辭職，是黃國昌對民主最後的尊重。也是社會對真相仍有期待、對誠信仍有底線的必然宣示。

加拿大公共廣播公司(CBC)近期報導指出，TikTok正在影響台灣年輕世代對於民主自由的認知。根據台灣民主實驗室(Doublethink Lab)的最新研究，這種影響已然不只是輕微的偏見，而是實質的信念轉向。研究顯示，民進黨支持者中，常使用 TikTok的人有23.9%認為「現在的政府和共產黨沒差別、台灣沒有言論自由」，比不常使用者高出14.6%。國民黨支持者則從54.5% 上升到72.1%。最特別的是民眾黨支持者，無論使用頻率如何，都有高達75.3% 同意這個說法。換言之，對台灣自由現狀的錯誤認知，漸次提高，並已跨越藍綠界線。然而，台灣在全球自由指數中名列前茅，新聞媒體多元、輿論監督無所不談，為何仍有這麼多人相信沒有言論自由？這正是中國大外宣策略的高明之處。TikTok並非單純的娛樂平台，而是以演算法作為心理武器的資訊空間。它不直接宣傳中國，而是讓人自己得出結論，錯覺台灣亂、政府黑、媒體假、社會分化。美國史丹佛大學與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都曾警告：TikTok是中國政府進行敘事滲透(Narrative Infiltration)的核心工具。它以娛樂包裝意識形態，讓使用者在沒有防備的滑動中被重塑價值觀。當一個自由社會開始懷疑自己不自由，就是認知戰最成功的時刻。更值得一提的是，TikTok的危險並非在宣傳中國多好，而在削弱對台灣制度的信任。演算法偏好情緒性內容，會持續推送政府封殺、言論被壓縮等片段，使使用者陷入台灣很黑暗的回音室。於是長期下來，政治信任被瓦解，社會共識變得破碎。自由不是口號，而是一種集體信任的維繫。當演算法主導我們的感受，當情緒取代事實，民主的根基便在笑聲與短片之間被掏空。因此，面對 TikTok的挑戰，台灣不能只問「要不要禁」，而應建立「數位主權教育」與「媒體素養防線」。我們的年輕世代不該被動接受資訊，而要學會追問：「誰在說？」「為何要我信？」唯有如此，台灣的言論自由，才不會在演算法的陰影下，被削成一場幻覺。

胸腔科醫師蘇一峰日前在社群媒體上表示，日本潛艦比海鯤號便宜多了，乾脆請日本賣我們潛艦，ㄧ定又要引發熱議了。筆者看到這句話，真是又笑又氣。這種話，外行聽了覺得痛快，內行看了只覺得悲哀。台灣與日本在軍武領域的二軌交涉，不是四年，而是整整四十年。從裝甲車的民用版、軍用卡車的民用版，到戰車製造技術、潛艦轉售與潛艦技術移轉，我國政府與日本各重工企業(包括川崎、三菱、IHI等）早就想盡各種方法交涉、協調、嘗試。結果如何？沒有一項能成。事實上，不是因為我們不夠努力，而是國際政治現實使然。日本是美國的條約盟國，一切軍武輸出都受《美日安保條約》與美方出口管制所限。即便日本願意，華府也不會點頭。這不是喊幾句「成本比較」就能解決的事，而是牽涉國際戰略與地緣平衡的「深水區」議題。正因為談不下來，我們才必須走上自製之路。這條路艱難、昂貴、充滿風險，但它代表的是國家主權與技術自主的決心。這樣的道理，並不是太難懂。偏偏有些人自以為一句「日本比較便宜」就能高談闊論，卻全然不懂背後四十年來的艱辛與無奈。如果真覺得日本能賣我們潛艦，那就請你去談談看。給你五年，不用馬上談成。五年談不下來，請把「胸腔科醫師」改成「喇叭嘴科醫師」，或許那樣比較符合專業誠實原則。國防議題，不是拿來湊熱度的題材，也不是比價網站。這不單純是工程與預算問題，而是關乎國家存亡的問題。台灣從潛艦國造開始，付出的不只是金錢，更是一次又一次被封鎖、被拒絕後仍不放棄的堅持。這樣的努力，不容被一句「日本比較便宜」輕描淡寫。拜託各位專業人士，醫師也好、學者也罷。在發表高見前，先了解背後的歷史與脈絡。救人需要專業，保國同樣如此。不要讓外行的輕率，糟蹋了內行人的血汗。

台灣的體育行政體系長期以「政府輔導、協會自治」為原則，但實務上卻陷入治理不彰、派系壟斷、財務黑箱與人事糾葛等困境。多年來的改革努力，效果有限，顯見台灣體育治理仍是處於「轉型的陣痛期」。首先，多數單項協會的理監事長期仍是由派系掌控，會員資格與投票權限不透明，每逢改選即爭議四起。這並非單純的權力鬥爭，而是結構性問題。選手與教練專注於訓練與比賽，難以兼顧治理，真正願意花時間處理行政瑣事的，往往是既有派系的少數人。於是，改革呼聲高漲，卻始終缺乏執行的人力與制度支撐。近年體育署推動「體育團體評鑑制度」，要求協會公開章程、財報及選舉結果，嘗試以制度導入監督。但在「法人自治」的法律框架下，政府監督缺乏強制力，部分團體拒絕外部檢視，使改革成效有限。事實上，有些協會治理良好、推廣紮實，雖非奪牌大戶，但在培育教練與選手方面深受肯定。這些協會應成為標竿，政府補助應納入「治理品質」指標，而非僅看成績。財務透明與行政專業不足，是另一大問題。協會經費高度仰賴政府補助，審計部歷年報告多次指出核銷不符規範、誤用補助金等情事，顯示內控鬆散。多數協會缺乏專職行政人員，僅由志工或退休人士兼任，導致文件管理、國際聯絡與財務報表等工作品質參差。即便政府曾試辦「行政助理補助計畫」，範圍仍是有限，難以全面改善人力結構與素質。事在人為，人才永遠是改革的關鍵之鑰。制度層面上，《國民體育法》明訂協會屬「人民團體」，享有自治權；但政府又須負監督責任。介入太深恐遭批評「官僚干政」，放任不管又易形成「權力壟斷」，這正是台灣民主素養的縮影。2024年多個協會改選爭議，部分候選人指控體育署「暗中支持特定派系」，突顯行政中立與民間自治的灰色地帶尚待釐清。參考國際經驗，日本自2011年導入「公益法人制度」，要求體育協會定期公開財報、章程與會議紀錄，並納入外部理事與女性代表。2013年日本柔道協會爆發暴力與性騷擾醜聞後，政府介入改組理事會、重建制度，治理透明度大幅提升。英國則以《運動治理準則》為依據，明定理事會須有至少25%女性代表、公開財報與會議紀錄；若不符規範，政府可立即凍結補助。回顧過去幾年，台灣體育政策大量投入選手訓練、教練進修與運動科學，國際競技成績確有起色。然而，下一階段的競爭關鍵已不在場上，而在行政體系。體育治理的現代化，不只是體育問題，更是法律制度與民主素養的綜合試煉。的確，體育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但唯有民主治理，讓行政體系專業化、行政治理透明化，體育進化的時代與價值才能被社會公眾所看見。

政治的墮落，往往不是一夜之間的轉變，而是一步一步不斷升級的過程。黃國昌從自詡為吹哨者，漸次到操弄狗仔政治，再到動員網軍攻擊異己，如今甚至傳出與駭客入侵有關的爭議事件。這不只是個人的自甘墮落，更是台灣政治倫理的巨大警訊。當初的黃國昌，以正義之名揭弊，憑藉學者形象與勇於挑戰權勢的姿態，成為改革派的象徵。然而，權力的誘惑從來不講道理。當他自信掌握輿論，開始把監督的權力化為鬥爭的工具，政治人格也隨之扭曲。狗仔式偷拍與反蒐證說辭，暴露出的是權力的偏執。換言之，當揭弊變成設局，正義也就失去了靈魂。隨之而後的網軍階段，讓這場墮落正式系統化。從社群帶風向到匿名帳號攻擊對手，民眾黨的輿論戰術愈發專業冷血，卻愈遠離民主政治的底線。網軍，本是威權時代監控工具的延伸，如今卻在「改革派」手中重生，這種反諷幾乎令人不忍卒睹。而當駭客入侵的指控浮現，整場「獨自升級劇」終於抵達黑暗的巔峰。若政治鬥爭已可越過法律邊界，動用駭客技術竊取或外流資料，這不只是個人問題，而是對資訊安全與民主秩序的直接威脅。台灣社會一直為防止外來滲透而建立層層防護，如今卻可能在內部被自家政客破口滲透。更令人遺憾的是，這些手段仍被包裝在正義、透明的口號之下。黃國昌似乎是不懂，監督政府不是以侵害他人隱私為代價，揭弊也不等於無限上綱的監控與騷擾。當權力者以道德之名踐踏法治，所摧毀的不只是對手，更是社會對公平正義的信任。台灣民主的可貴，在於權力的制衡與資訊的公開透明。但是，當監督者自以為是「高級正義」的化身，卻是藉狗仔、網軍、駭客入侵等手段構築私刑體系，民主自由的基石將會被一點一滴掏空。真正的改革派，不應沉溺於揭露他人的快感，而該時刻檢視自己是否仍受法治與倫理的制約。當黃國昌從吹哨者變成操盤者，從監督者變成威權手段的繼承人，他所代表的不只是個人的墮落，而是台灣政治的一面黑鏡。

黃國昌的政治危機，正從輿論風暴走向信任考驗。狗仔爭議之後，壓垮他政治生命的最後一根稻草，很可能不是偷拍本身，而是金流問題。金流，不僅是法律問題，更是政治誠信與民主倫理的試金石。如果凱思國際或吹哨者保護協會的資金來源與特定企業或境外組織相關，即使帳面合法，也難免引起外部勢力介入的疑慮。對一個自詡反黑箱、反財團的政治人物而言，金主若無法說清楚，象徵的不只是帳目混亂，而是政治立場的搖晃。若狗仔素材經中介流向特定媒體或政界人士，即使黃國昌本人未收取報酬，也會讓為公義而揭弊的形象蒙上陰影。當揭弊行動被懷疑與金錢、權力掛鉤，它就不再是民主監督，而是政治操盤。那一刻，理想主義者與政客的界線將被徹底抹去。政治性非營利組織若同時運作主帳、專案帳、個人帳，資金在其中頻繁流轉，就容易引發外界質疑。即便金額不高，也可能形成人頭帳或洗錢的疑雲。民主社會的政治工作，不該是財務迷霧中的暗室操作，而應是公開透明、可檢驗的制度運作。若帳面支出名義為研究費、器材租金、或是車馬費，實際卻用於政治宣傳或媒體操作，這不僅觸及法規，更挑戰社會的信任底線。金流的不誠實，最終傷害的不是敵人，而是那些相信他代表公義與真相的人。金流的問題，往往不止於金錢本身。若狗仔素材的曝光換來政治聲量、媒體資源或特定企業的政策利益，那就是一種更隱蔽的利益交換。這樣情報供應、媒體放送、政治回收的循環，最終削弱的是整個公共討論的誠信基礎。黃國昌的金流疑雲，並不只是個人事件。因為當揭弊變成表演、當監督者也被利益污染，民主的語言就會失去力量。政治透明不是技術問題，而是一種信仰，相信真相勝過權力，相信陽光能治癒黑暗。一旦政治人物失去說真話的能力，他就不再是民主的守門人，而只是另一位權力的經紀人。金流會說話，它是政治良心的體溫計。當社會開始追問「錢從哪裡來、又流向哪裡去」，其實我們追問的，是台灣政治的靈魂是否仍在。

很多人以為，傅崐萁近日在立法院那場長達一個多小時的質詢是在搞笑。事實上，那是一場精心設計的卸責大戲。傅崐萁能在花蓮稱王多年，靠的不只是地方派系，更是對政治算計與媒體訊息操控的熟練。回想花蓮馬太鞍溪水災害當下，那時仍有數十人失聯。人命關天，大家應停止口水、全力救災，因為政治不該凌駕人性。但傅崐萁搶在行政院長卓榮泰抵達指揮所前，就先上演怒罵中央的戲碼。對他而言，「黃金救援72小時」不只是救命時間，更是輿論定調的關鍵時刻，正是所謂「搶救自己的政治生命」。只要先喊中央失能，風向就不會吹到自己和徐榛蔚縣長身上。只是，縣府救災混亂的現實，資源失調、交通失控、災情掌握低落，最終仍讓真相反噬。傅崐萁知道重整旗鼓的最好舞台，就是立法院。質詢可分為兩種，一種是監督施政，一種是表演給鏡頭看。傅崐萁的顯然屬於後者。他為什麼能講一個多小時?因為他以聯合質詢名義佔用同黨委員的時間，讓別人站旁邊點頭，自己唱獨角戲。他要的不是政策回應，也不是災民權益，而是那幾段謾罵政府官員的畫面，好方便他剪成短片，鋪天蓋地地散播。實際上，他質詢的問題充滿技術性誤導。例如他指控中央七部會未協助地方擬定避難計畫，那是刻意避重就輕；又把楊柳颱風與樺加沙強颱時的撤離人數相提並論，那是移花接木；指稱堰塞湖管理權在中央、造成人禍，那是選擇性陳述。多位學者專家早已述明，堰塞湖的潰堤事前難以防止，只能強化撤離作為。但他隻字未提，因為那正是花蓮縣府的失職。傅崐萁在台上演出了監督的假象，真正目的卻是轉移焦點、混淆事實。在分眾社群的年代，真相不重要，重要的是誰搶占了話語權的高地。然而，根據《災害防救法》，台灣防災體系本是三級協作，中央統籌、地方執行。災害防救本應是一場中央與地方合作的團隊戰，不該是推責的輿論戰。如果傅崐萁真在意災民，他該利用質詢釐清真相、爭取重建，而非卸責、抹黑、作秀。當政治變成表演，災難就成了道具。那麼，公民最該做的，就是拒絕被這樣的戲碼所操弄。

立法院院長韓國瑜口中雖然常掛著「堰塞湖」，但他恐怕並不真正理解這個現象。堰塞湖的形成，源自山體崩落阻斷河道，水流受困、能量積壓；而潰壩，則是積怨爆發的加速過程。它不是單一事件，而是一場能量積累、系統崩壞、再組構的動力循環程序。若用來對照台灣政治，今日的憲政制度與政黨體系，正陷入一個巨大的「政治堰塞湖」。制度老化、權責模糊、政黨為選舉而生、為權位而爭，民意長期被壅塞在體制之內，無法順暢流動。很顯然的，社會能量積壓到臨界點，只能在一次又一次的選舉中以情緒性的方式宣泄不滿與憤恨。韓國瑜的崛起，就是這種溢流現象的體現。他並非洪流的起點，而是潰堤的出口。當政治菁英喪失說服力、公共政策失去連貫性、民眾在失望與焦慮中尋找情感寄託時，任何能象徵反建制、講真話的政治人物，都可能被洪水推上高峰。換言之，韓國瑜不是原因，而是結果。他正巧反映的是政治堰塞湖的結構性堵塞。事實上，台灣需要關注的問題，不在於誰當了溢流的那個人，而在於這座政治堰塞湖何時能夠疏通。我們需要的，不是一次又一次的潰堤與重建，而是系統的重新流動。那就是要讓權責歸位、讓民意有出口、讓各政黨回歸公共理性，而非情緒動員。堰塞湖的可怕，在於它看似靜止，其實暗潮洶湧。台灣的政治體系亦然。若無法穩當期修復裂縫、疏導積水，下一次崩壞只會更加劇惡。韓國瑜不過是這場能量外溢的表象，而真正該被檢視的，是那條早已被政治泥石流堵塞的河道。民主自由的活力，不在一次次的潰堤，而在要讓水能永續的流動。當我們再聽見「堰塞湖」這三個字時，或許真該深思：真正應被清理的，從來不是那個「溢出」而終將會被時代洪流淘汰的人，而是我們怎麼疏通整個被封堵已久的閉塞體制。

柯文哲近日出庭，竟聲稱是檢方偵辦京華城案，讓公務人員膽寒、不敢辦事，才導致輝達投資案受阻。這樣的說法，顛倒因果、混淆是非，正是「民眾黨式邏輯」的典型展現。輝達落腳台北之所以卡關，根本原因不是檢方查案，而是柯文哲任內的土地爭議。當年他繞過正當程序，以所謂「辦事效率」為名，將內湖T17、T18地塊低價出售給新光人壽。如今新壽反過頭來獅子大開口，要求市府付出百億代價才能解約。很顯然，這不是司法讓公務員膽寒，而是政治操作讓制度崩壞。真正破壞投資環境的，從來不是廉政查案，而是政商之間的灰色地帶與程序扭曲。柯文哲標榜「效率至上」，實際卻以行政裁量掩蓋利益輸送。當爛攤子留給下一任市府後，他卻能反過來指責檢方「讓企業卻步」，這樣的邏輯實在是荒謬可笑。公務員若真感到恐懼，恐懼的對象不是司法單位，而是政治人物的雙重標準。今天大話說要清廉，明天又高喊「大膽辦事」。然而，所謂的膽識，卻往往只用在規避規範、討好財團的地方。值得再提醒公眾的是，輝達投資案的阻礙，不是司法介入，而是柯文哲任內留下的結構性後遺症。那些年他以反貪為名，實際卻行圖利之實。如今再以司法為藉口，將責任轉嫁他人，只會讓人看清其政治人格的虛偽。當政治人物可以如此顛倒黑白，還能獲得掌聲，那不只是政治的墮落，更是社會理性的崩壞。民眾黨的支持者若仍自以為「看得比別人清楚」，或許更該回頭深思一下，究竟被誰的話術牽著鼻子走。

日本自民黨總裁選舉結果出爐，高市早苗奇蹟式的勝出，成為黨史上第一位女性總裁，也幾乎確定將在10月中旬接任日本第一位女首相。對長期由男性菁英與政治世家主導的日本政壇而言，很顯然，這是歷史性突破的一刻。高市早苗的當選，不僅是性別平權的突破，更象徵日本政治結構的轉型。她是右翼保守派，立場強硬，主張強化防衛、堅守傳統價值，但能在派閥政治中突圍，贏得基層支持，這反而成為她最大的政治資產。她不依附任何派系，也不是政二代，而是一位出身平凡、半工半讀、自力奮鬥的政治孤鳥。二十年前人們還在談「阿信精神」，如今阿信終於能當首相。選前多數評論預測她會在第二輪被排擠，因為傳統派閥男性議員可能聯手反對她。然而，最終結果卻出乎意料：她在47個都道府縣中贏得36個地區的黨員票，展現壓倒性的基層民意。這套制度類似美國選舉人票，各地黨部可自行分配票數，高市能取得如此全面的支持，顯示日本民眾對「非世襲政治」的期待與渴望。這場勝利也反映了自民黨內部的權力重組。麻生太郎在關鍵時刻呼籲議員尊重黨員票、順應民意，使高市最終逆轉勝出。這不僅是政治人物之間的權力角力，更是民意對傳統派閥結構的一次反撲。對於長期被批為密室政治的自民黨而言，這是一場久違的民主震盪。高市的崛起，也為日本女性政治參與寫下新頁。她並非靠性別訴求取勝，而是靠能力與堅持取得黨員與選民的認同。這使她成為庶民努力的象徵，也喚醒社會對性別角色的再思考。或許，人們要的是能理解現實困境、願意挑戰體制的領導者。不過，派系政治並不會因此消失。派系在民主社會中本就是正常存在，只要有多元意見、有利益衝突，就會有派系之間的競爭。真正的關鍵在於透明與制衡，而非名義上的「無派系」。沒有派系的政治，通常只存在於威權體制中。綜言之，高市早苗的當選，象徵日本政治的一次重組。從血統政治走向實力政治，從派閥密室走向民意開放。她的上任能否真正打破舊體制、重建民眾信任，仍有待觀察，但可以肯定的是，日本政治的「民意新時代」已經正式展開。

一開始，就不該再借用《民報》的招牌。當一個曾經承載時代風骨與民主奮鬥的名稱，被挪用在今日的政治操作或媒體經營時，留給後人的印象不再是前輩的志業，而是模仿、消費與自我包裝。令人心痛的，這次對歷史品牌的再利用，非但沒有傳承價值，反而成為對過去的一種污名化。「民報」在台灣歷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它代表的是白色恐怖年代的勇氣與抗爭，是民主運動者以新聞為武器、挑戰威權的象徵。這樣的歷史記憶，理應被全體國民共同珍惜，成為全民的文化資產。然而，今日卻變成少數人用來標榜正當性、壯大品牌的商標。這不僅是對歷史的不敬，也是對前賢的背叛。歷史的記憶需要尊嚴，而不是商業化的操作。就像《自由時報》當年誕生於解嚴年代，有其時代背景與精神象徵。如果未來有人刻意再造一個「自由日報」、「新自由報」，卻脫離原本的民主脈絡，僅僅作為政治派系的宣傳工具，那麼這樣的傳承只能是對歷史的消費。文化資產的真正價值，在於啟發後人，而不是提供既有名號的光環。歷史人物的精神與業績，本來就應該留在歷史典籍與公共記憶中，讓人民緬懷、檢討與反思。把它當成商標，無異於把辛酸的抗爭經驗包裝成市場商品，行銷給今日的閱聽公眾。這樣的做法既膚淺，也是極其不堪。筆者深知要為一個組織取名的艱難。但正因如此，我更明瞭，屬於一個世代的理念，必須由這個世代自己命名、自己建立。借用舊的名稱，或許能省去宣傳成本、蹭滿歷史光環，卻會失去最重要的創造力與誠意。換言之，如果我們放棄了獨立思考與命名的能力，未來的文化資產就會停滯在抄襲與複製之中，更是失去了這個世代的創造與意義。台灣社會正處於文化積累的重要時刻。經歷數十年的民主轉型，我們應該鼓吹新世代用自己的語言、符號與組織，去表達對公共事務的關懷。唯有如此，台灣才能在歷史上留下真正多元而有機的文化資產，而不是一再重複使用前人留下的名字，最後淪為蒼白的模仿與消費。綜言之，歷史不應該成為某些人的品牌，而應該屬於全民的共同資產。任何招牌的再利用，都是對歷史的輕忽與怠慢。唯有尊重前賢貢獻、創造自我價值，台灣的文化資產才可能真正地向下扎根、不斷累積，進而能成為後世的榮光。

台大學術倫理委員會由各院推薦代表組成，形式上須經由校教評會通過，再由校長發給聘書。然而，今年電資學院推薦某位競逐過校長甄選的教授出任學倫委員，卻在校教評會無理由遭否決，甚至未進入討論。這恐怕是台大首見情況，令人質疑校教評會的特定立場。台大在學倫問題上曾經重挫。2016年時任校長捲入爭議，雖最終未被認定違反，但仍被教育部指「有應注意而未注意之責任」，並遭大幅扣減補助款，最後該校長宣布不再連任。這段過往顯示學術倫理審議的公信力，關乎台大聲譽。因此，2017年台大校務會議也通過新要點，要求若被檢舉人為校長，應由校外委員暫代主任委員，並由校務會議推派代表列席。儘管如此，隨著新校長上任後取消「學術副校長」職銜，主任委員改由副校長擔任，教務長與研發長為當然委員。於是出現荒謬情況，某副校長遭檢舉，另一副校長卻能堂而皇之的主持學倫審議，甚至其督導單位也在其中，迴避原則蕩然無存。近年，台大學閥文化、掛名、成果膨風情事屢遭批評，校方高層也始終未能倖免。2024年《自由時報》揭露Garmin講座學者遴選爭議，副校長遭指控未利益迴避。雖本人否認，但副校長主持審副校長的矛盾確實存在，若制度不加以補強，外界恐將難以信服。中研院的規範值得借鏡。行政主管不得擔任倫理委員，召集人由委員互選，因此不會出現主管既是當事人又是審查人的窘境。相比之下，台大現行制度顯然有所不足。因此，台大學術倫理委員會要改革的方向至少包括：一、修正組織辦法，排除副校長、院長等行政主管的當然席次。二、主任委員應由委員互選，避免由行政主管出任。三、檢舉涉及主管時，必須建立完整的迴避制度，必要時增聘校外的社會公正人士參與審議。殷鑑不遠，台大若仍自恃老大、不願補漏洞，不僅難以服人，更可能重蹈覆轍。顯而易見的，學術倫理是大學聲望的基石。台大要選擇當學倫改革的領頭羊，還是再度成為全國的負面教材?答案或許就在台大學術倫理委員會的一念之間。

狗仔跟拍事件爆出後，黃國昌辯稱「國家容不下揭弊者」，這番話引來嘩然。若不明就裡，彷彿他正是揭弊英雄，勇敢對抗體制。然而仔細檢視，這其實是一種徹底的顛倒黑白。所謂揭弊，在民主社會本應是基於公共利益的正當監督行為，具有程序正義、資訊透明，且與違法侵權劃清界線。但黃國昌的作法卻是動員類似狗仔隊的方式，長期跟監、偷拍，甚至涉及侵犯隱私，再把這些行為冠上吹哨的名義。這不是監督，而是東廠術。若要形象化這種詭辯，我們不妨打個比方：就像某家有個頑劣的弟弟，趁媽媽在煮玉米濃湯時偷偷往鍋裡撒尿。當長輩發現後斥責，他卻義正辭嚴地抗議：「原來這個家容不下新食譜的研發者」。這樣的邏輯，不僅荒謬，而且侮辱了真正的創新。把惡作劇包裝成實驗，把污染說成改良，把侵犯視為揭弊，這就是黃國昌言辭的真實寫照。真正的吹哨者，往往冒著職涯、自由甚至生命的風險，揭露隱匿的權力結構與制度弊病。他們依靠文件、證據與公共利益的立場，迫使社會正視問題。例如揭露毒奶粉事件的醫師、揭露稅務黑箱的公務員，乃至國際上揭露監控濫權的史諾登，這些人之所以能贏得社會的尊敬，正在於他們的行動以公眾利益為核心，而非私利、獵巫，或政治鬥爭的工具。黃國昌若真心相信民主法治，理應清楚區分揭弊與侵犯的界線。當他選擇用偷拍、跟監來製造輿論，把自己塑造成是揭弊的吹哨者，其實反而是在踐踏吹哨精神。他揭開的，不是別人的弊端，而是自己的荒謬。今日台灣民主社會的挑戰之一，正是如何守護監督與揭弊的正當性。一方面，我們不能讓權力藉由壓制告密者、排擠檢舉人來掩蓋真相；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警惕有人濫用吹哨之名，行侵犯隱私、操弄輿論、甚至政治鬥爭之實。若東廠術能被偽裝成揭弊，那麼民主監督就會淪為最廉價的政治表演秀。黃國昌的「玉米濃湯新食譜」說法或許能博得短暫的同情，但長遠而言，它讓社會更加是非混淆。民主需要真正的吹哨者，而不是把狗仔術當成正義的惡質政客。

花蓮災難牽動人心之際，另一場「經濟堰塞湖」也在台灣上游不斷的蓄壓。美國商務部長盧特尼克近日接受《NewsNation》專訪時表明：台灣若要美國的軍事保護，就必須協助美國在2028年前達到晶片自給，至少要把目前台灣掌握95%的產能，分出一半移往美國。他更直言，矽盾放在台灣沒用，要拿在美國手上才有用。這段訪談，比起訪問，更像是一場公開宣布。盧特尼克的談話，有以下三個重點。他徹底翻轉矽盾論述。過去台灣被認為因晶片而獲得戰略保護，如今卻被視為風險來源，美國擔心一旦戰爭爆發，無法及時取得晶片。美國要求的是市占率對半，從九成五壟斷降到五五分配。美國仍將依賴台灣另一半產能，但至少能避免完全受制於人。他以商人自居，強調沒有生意人會做虧本生意，顯示這不是權宜之計，而是長期戰略。對美國而言，這樣的主張合情合理，因為符合降低依賴、強化安全的國家利益。但對台灣而言，卻是一場結構性翻轉的挑戰：我們既要守住核心技術，又必須面對產能外移的現實。如果沒有配套談判，恐怕只是被動犧牲。因此，台灣至少應該堅持三個原則：核心技術必須留在台灣，不能在談判中拱手交出。赴美設廠要能爭取合理的租稅協定與分潤機制，避免淪為單純的供應鏈移植。必須同步布局新能源、AI與再生製造等新領域，避免過度依賴單一產業。「經濟堰塞湖」它不是一朝一夕形成，而是長期壓力積累的結果。六個月前，相關警訊其實就已經出現，如今只是被公開化。值得提醒的是，政府是否早有準備，能解決危機、能規劃疏散?還是要等到壓力潰堤，才被迫承受代價?我們必須體認這不只是產業議題，更是國家安全與生存議題。矽盾若淪為鎖鏈，台灣將同時失去戰略縱深與經濟主導權。唯有主動規劃談判籌碼，堅持核心利益，並將矽盾轉化為技術盾、創新盾，台灣才能避免被迫邊緣化。台灣社會長期習慣以天然災害比喻政治經濟風險。近日的花蓮有堰塞湖災害的發生，經濟上則是供應鏈外移的堰塞湖。我們是否能在洪流潰決前，做好預警、疏散與治理，將是台灣政府、企業乃至全體國民的共同考驗。

黃國昌神隱六天，終於直播回應「狗仔隊」爭議，卻避重就輕。他口口聲聲說「揭弊」，但真正的揭弊是為公共利益，例如揭露貪瀆、黑金、違法行為，透過檢舉、調查、文件公開，重點在事件本身；跟監則是追蹤個人行蹤、蒐集私生活影像，容易踩到法律紅線，與公共利益毫無關聯。黃國昌將兩者混為一談，掩飾其操作的低劣。更嚴重的是，他把矛頭對準政敵的私生活，發動「人格毀滅戰」。偷拍影像一旦曝光，即便內容真假參半，當事人名譽已重創，失去道德高度與選民信任，無異於用八卦取代政策檢驗。被鎖定的人橫跨府院黨要角：潘孟安、鄭文燦、張景森、李俊俋、蘇麗瓊、陳時中、沈伯洋、王義川、林右昌，甚至還包括民眾黨副總統參選人吳欣盈。這些人多數有政績與聲望，卻因無重大貪瀆可抓，只能被用私生活攻擊。反觀其他滿身爭議的政客，他卻不敢碰，可見其選擇性極強，背後動機昭然若揭。真正的死穴在金流。若有外部金主出資，就不是揭弊，而是有組織的政治攻擊；若金流來自政黨或企業，更牽涉政治獻金與利益交換；若透過協會或律師事務所發薪，甚至涉及洗錢與假帳。媒體已揭露，狗仔隊的發薪單位「凱思國際」疑有香港資金介入，國安單位已高度關注。沒有金流，就沒有狗仔。黃國昌真正需要交代的，不是空洞辯解，而是錢從哪裡來？

花蓮光復鄉的救災現場，志工與民間團體感動人心，但地方政府的作為卻令人憤怒。從災民3天只能啃饅頭，到便當發放卡關、義煮團車輛被阻擋、中央通行證車隊遭拒，再到縣府堅持自設指揮中心、與中央前進指揮所對立，種種亂象暴露出花蓮縣政府不但力有未逮，甚至蓄意造成阻礙。救災視同作戰，戰場上容不得蓄意拖累。根據媒體報導，大同村距光復國中僅數百公尺，災後第5天仍有70位長者挨餓，這代表縣府至今尚未能掌握災區人口。更荒謬的是，寧可讓便當放到酸敗，也不願靈活調度。這種官僚心態，完全背離人性與救災的本質：人命與秩序優先。事實上，中央接管並非沒有前例。大園空難時，省府消防處進駐協調，迅速封鎖並清理現場；九二一地震時，南投縣府癱瘓，南部縣市跨縣市支援，建立統一指揮，才讓救援工作得以推展。這些過往經驗都證明：當地方政府失能，中央必須立即接手，否則混亂只會拖延救災進度，讓災民遭受二度傷害。救災的核心是正確情報與秩序。多少災民?多少志工?多少餐食?沒有詳細數字，便無法進行資源分配。清淤同樣需要專業規劃：腳踝以下靠人力，膝蓋以上就得用怪手與砂石車，否則只會亂挖亂堆，造成交通與安全風險。交通管制也不是為了刁難，而是保障補給與機具通行。這些經驗，軍方與專業單位都熟知具體的做法，唯獨花蓮縣府把精力全用在作秀與阻撓。因此，中央政府必須立即接管光復災區。可以由軍方統籌，或由內政部進駐指揮，必要時強制執行，並由專業人員建立優先次序、分配人力物資，恢復必要秩序。同時，也應啟動「以工代賑」，讓災民參與清理復建，換取收入與尊嚴，而不是被動等待救助。再者，交通工具全毀的災民，也應透過協調二手車輛提供低價代步工具，才能儘快恢復正常生活。全國人民期待的不是一群只會吵嘴的政客，而是一個能解決問題的政府。救災不等於公關操作，縱然整垮對方也不等於自己贏。真正的危機處理，是讓災區吃得飽、交通暢、秩序穩。若一個光復災區都處理得如此混亂，要人民如何期待政府面對九二一等級大震，甚至戰爭等級危機?「鏟子超人」的熱潮，既是台灣人民熱誠的展現，也是對政府失能的控訴。若地方無能，中央就必須果斷接管災區。唯有如此，才是展現一個政府真正的負責、擔當與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