枯木徹

投書里長嗆完隔天就修樹：蔣萬安市府的行政效率，為何要靠當面追問？

台北市文山區華興里長陳峙穎為何會當面向市長蔣萬安表達強烈不滿？關鍵不只是一次視察行程，而是地方反映的排水與樹木問題，為何經過多次溝通，仍遲遲未能妥善處理。這兩件事看似都是地方工程的小事，背後卻指向一個更大的問題：台北市府究竟有沒有把市民陳情當成必須及時解決的公共責任？先看排水問題。據里長反映，華興里試院路144巷、154巷及世新大學側門周邊，曾在6月強降雨期間發生淹水。即使5月端午連假前後已進行水溝清理，積水問題仍再度出現。這讓人不得不追問：如果清疏無法根本改善淹水，問題是否涉及排水路徑、管線銜接或排水容量，而不只是側溝有沒有清乾淨？陳峙穎表示，他多次向市府反映，當地問題需要進一步試挖、釐清排水路徑，並評估是否有必要擴大排水設施。依相關報導，市府直到9月7日才進行開挖處理，距離6月淹水已近三個月。然而，開挖清除雜物後，據里長說法，現場仍發現漏水問題，後續還需要再次會勘。這表示，工程進場不等於問題解決。對曾經歷淹水的居民而言，真正令人不安的，不只是某一次積水，而是問題尚未查明、改善措施卻遲遲沒有到位。市府應公開說明漏水原因、責任單位、改善方案與預定完成時程，並在後續降雨期間檢驗實際成效。第二件事，是福安宮旁的大榕樹。依里長說法，樹冠側偏、枝葉茂密，已接近周邊住宅。9月7日首次會勘後，樹木安全疑慮仍待釐清；9月15日再次會勘，公園處邀請技師及樹木專家評估，建議進行修剪。然而，會勘完成後，修剪工作仍未及時執行。直到10月22日，陳峙穎在蔣萬安視察文山區防颱作業時，當面追問排水與樹木問題何時處理。隔天，公園處便完成福安宮旁榕樹的疏枝修剪。市府表示，考量樹木生長位置、樹冠側偏、鄰近民宅及颱風期間的安全風險，因此進行修剪。問題就在這裡：既然修剪工作能在里長當面追問後迅速完成，為什麼此前經過兩次會勘，仍未及時執行？這個時間差不必然證明市府刻意拖延，卻足以讓市民要求一個合理的解釋。一個有效率的市政府，不應凡事都等到市長親自出面、地方人士當面質問，才讓行政機關加快腳步。市民陳情、里長追蹤、專業會勘，本來就是行政體系日常運作的一部分。如果問題早已反映、風險也經過評估，後續就應有明確的承辦單位、完成期限與追蹤機制，而不是讓地方一再催促，最後還得靠公開衝突才能推動。更重要的是，里長提出問題，不等於製造麻煩；批評市府，也不等於否定所有防災工作。民主治理的價值，正是在於讓第一線的民意反映進入行政決策，促使政府及早發現問題、修正措施，而不是把監督變成政治對立。排水問題仍待查明，榕樹修剪雖已完成，也不代表所有疑慮都已消失。市府應持續追蹤排水改善進度，公開工程處理時程，並建立地方陳情的列管與回覆機制，讓每一項公共問題都能有始有終。市長的責任，不只是視察時指示「要處理」，更是確保市府平時就能把事情做好。若同一項工作，非得等到里長當面追問才迅速完成，市府真正需要檢討的，就不只是個別案件，而是行政效率與督導機制。市民需要的不是一場場口角，而是問題被及時解決。治理的成績，不在市長被質問後動得多快，而在市民不必一再質問，問題就已經有人負責處理。

投書司法還沒查清楚，政治人物已經寫好劇本？

選舉尚未投票，政治攻防卻已搶先上演。《美麗島電子報》董事長吳子嘉遭新竹地檢署搜索後，國民黨多位政治人物迅速發聲，將事件連結到司法雙重標準、言論自由與選舉公平。徐巧芯質疑執法標準，羅智強批評檢調辦案方式，鄭麗文則表達聲援，並憂心媒體監督政府可能受到寒蟬效應影響。這些質疑可以討論，但當偵查仍在進行，相關事實尚待釐清，政治定調是否已經走在證據之前？依中央社報導，新竹地檢署偵辦涉嫌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的案件，為追查相關線索、保全證據，持法院核發的搜索票搜索吳子嘉住處及辦公室。吳子嘉完成警詢筆錄後離開，檢方表示案件仍在偵辦，不排除後續再傳喚。至於文宣製作、派報過程及外籍移工的角色，仍有待調查釐清。這裡必須先確立一個基本原則：搜索不等於有罪，遭到搜索也不能直接證明司法迫害。搜索是偵查程序的一環，不是司法判決；被調查者有權獲得公平對待，執法機關也應依法行使權力，接受必要性、比例原則與程序正當性的檢驗。真正值得檢視的，是政治人物是否對不同陣營採取同一套司法標準。如果調查自己支持的人，就立即指控政治迫害；調查政治對手時，卻把偵查行動視為法治伸張，那麼被削弱的就不只是某一個人的政治利益，而是社會對司法公正的共同信任。當然，司法權同樣不能免於監督。搜索是否必要、執行是否合乎比例、偵查資訊是否遭不當外洩，都可以受到公共檢視。尤其在選舉期間，司法行動容易被賦予政治意義，執法機關更應謹慎處理，避免不必要的資訊外流，並在不妨礙偵查的前提下，適度說明程序依據。但質疑司法與預設司法迫害，終究是兩回事。前者要求證據與程序說明；後者卻可能在調查尚未完成前，就先決定答案。政治人物可以要求檢調說明搜索的必要性，也可以監督是否存在差別待遇，但不能只憑政治立場，就把尚待查明的案件直接定性為打壓異己。同樣地，涉及外籍移工派送選舉文宣的疑點，也應回到具體行為與法律規定。派報過程出現外籍移工，不代表所有相關人員必然違法；文宣有某人署名，也不能單憑這一點就推定其對整個派送流程負有全部法律責任。究竟由誰製作、委託、決定派送方式，以及各人的實際行為與主觀認知為何，都應依證據個別判斷。台灣公共討論的一個困境，是事件往往還沒完成查證，就已經進入陣營動員。政治人物先定調，支持者再轉傳，社群平台迅速形成各自的真相。即使後續證據修正了最初說法，先前形成的標籤與情緒也未必消失。當解釋權比證據更早到場，司法案件便容易被簡化成敵我對抗，法律程序也可能淪為政治攻防的素材。真正的司法獨立，不是只有自己支持的人遭到調查時才需要捍衛；真正的言論自由，也不是只有自己陣營的發言受到爭議時才值得維護。若要檢驗司法是否公正，就應以相同標準看待不同政治立場的人；若要捍衛言論自由，也必須同時尊重法律程序與個別責任的判斷。吳子嘉案究竟涉及哪些法律責任，應由檢調依證據調查，再由司法程序作出判斷。政治人物可以監督，可以質疑，也可以聲援，但不能把政治立場當成證據，更不能把聲援當成判決。司法還沒查清楚，政治人物就先寫好劇本；證據還沒完整，社會卻可能已被推向不同陣營。當政治定調取代事實查證，真正受到考驗的，不只是個別案件，而是民主社會能否守住共同的程序正義。

投書當全世界都在追逐AI：誰來支付算力背後的環境帳單？

近年來，人工智慧(AI)迅速從實驗室走進日常生活。從搜尋引擎、生成式AI到智慧醫療、自動駕駛與先進製造，各國政府競相投入算力建設，企業則不斷擴大資料中心與晶片投資。彷彿誰能掌握更多AI，誰就能掌握下一波產業革命。然而，在這場全球算力競賽中，一個關鍵問題卻經常被忽略：當全世界都在討論AI將創造多少財富時，究竟有多少人認真計算過它將消耗多少資源？根據近期國際能源總署(IEA)的研究報告，AI正成為全球資料中心用電成長的主要驅動力量。到2030年，全球資料中心用電量可能接近945 TWh，約占全球總用電量3%，規模已接近日本全國一年的用電量。這意味著，AI產業的競爭不只是晶片競爭，也是能源競爭。更值得注意的是，AI帶來的壓力並不只存在於電力系統。為了維持大量伺服器全天候運作，資料中心必須依賴龐大的冷卻系統，而冷卻本身又需要消耗大量水資源。聯合國研究指出，到2030年，全球AI與資料中心相關用水需求，可能相當於13億人口一年的基本生活用水量。換言之，當人們使用生成式AI完成報告、製作圖片或生成影片時，看見的是便利與效率；看不見的，卻是另一端不斷被抽取的能源、水資源與土地。問題還不僅如此。AI運作所需的高效能晶片、伺服器與儲存設備，背後涉及大量稀土與關鍵礦物開採。算力中心多集中於先進國家，但礦產開採、環境污染與資源消耗，卻往往由發展中國家承擔。科技紅利與環境代價之間，出現明顯的不對稱現象。因此，AI不只是科技議題，也逐漸成為環境治理與資源分配問題。這對台灣尤其具有特殊意義。近年來，從輝達(NVIDIA)加碼布局台灣，到各界討論AI資料中心設置與算力基礎建設，台灣正積極爭取成為全球AI供應鏈的重要節點。然而，當社會熱烈討論AI將帶來多少投資與產值時，卻較少討論另一個問題：支撐這些算力需求的能源、水資源與基礎設施準備好了嗎？AI企業真正需要的，從來不只是更多電力，而是穩定、低碳且具有韌性的能源系統。資料中心需要的不只是土地，更需要可靠電網、穩定供水與完善的基礎設施。換句話說，未來AI競爭的核心，不只是誰擁有最強大的模型，而是誰能建立最永續的算力環境。當前社會談論AI治理時，多半聚焦於假訊息、隱私保護、著作權爭議與工作取代效應。但聯合國最近的研究提醒我們，未來真正的AI治理，還必須同時面對能源、水資源、土地利用與電子廢棄物問題。因為如果只看到AI創造的價值，而看不到背後消耗的資源，那麼科技進步很可能只是將環境成本轉嫁給未來。這並不代表我們應該拒絕AI。事實上，AI同樣可能成為解決氣候變遷的重要工具。它可以優化能源調度、提升交通效率、改善氣候模型預測，甚至協助研發更低碳的新材料。問題從來不是要不要發展AI，而是如何發展AI。因此，未來政府與科技企業更需要建立透明的資訊揭露制度，公開能源使用、水資源消耗與環境影響；同時鼓勵高效率演算法、低耗能晶片與分散式運算技術，避免將AI競爭簡化成無止境的算力軍備競賽。科技創新當然值得期待，但永續發展同樣不可或缺。真正值得擔心的，或許不是AI有一天會不會取代人類，而是人類正在用什麼代價餵養AI。當全世界都在追逐AI時，我們更應該追問：誰享受了科技紅利？又是誰在支付算力背後的環境帳單？這個問題，將決定AI究竟是人類文明的進步，還是另一場被延後結算的環境債務。

投書「無美企承接」、「韓國拒絕」？查核台美能源合作，不能讓標題取代事實

事實查核的目的，是讓公眾更接近真相，而不是用一個聳動標題，替複雜的政策爭議預設答案。台灣參與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氣(Alaska LNG)計畫，涉及長期能源採購、專案投資與台美經貿合作，當然應接受成本、風險與效益的嚴格檢驗。但若把企業已參與的合作說成「無美企承接」，把尚待釐清的政府投資承諾說成「韓國拒絕」，甚至宣稱台灣已無條件付出數十億美元，就必須追問：這究竟是完整的事實查核，還是讓標題先於證據？先看美國企業的參與。Glenfarne於2025年3月成為阿拉斯加天然氣計畫的主要開發商；相關專案公司由Glenfarne持有75%，阿拉斯加州政府所屬機構持有25%。更重要的是，美國能源科技公司Baker Hughes於2025年11月宣布策略性投資承諾，並提供液化壓縮機及相關發電設備。這些公開紀錄，至少足以反駁「完全沒有美國企業參與」的說法。韓國企業的情況也不能一概而論。國際律師事務所Mayer Brown於2026年1月公開說明，曾就POSCO International參與該計畫的股權投資、每年100萬噸、為期20年的購氣安排，以及管線鋼材供應協議提供法律服務。韓國政府是否承諾特定規模的國家投資，與韓國企業是否參與，是兩個不同問題。不能把前者尚未定案，直接說成後者已經拒絕。再看台灣是否已經「無條件付出44億美元」。經濟部於2026年10月14日公布，目前合作規劃包括每年採購600萬噸液化天然氣，以及最高44億美元的專案投資；具體投資安排、持股比例與相關條件，仍待雙方協商，並須依中油公司程序辦理專案研究及預算報核。因此，說政府完全沒有公布資訊並不正確；但把目前規劃說成投資已核定、資金已支付，同樣不符合現有資訊。成本比較也不能只看一個數字。整體建設投資額與每單位年產能的資本支出，不等於天然氣的實際開採成本，更不等於台灣最終支付的到岸價格。生產、液化、運輸、合約期限、價格連動機制與供應風險，都必須分開計算。加拿大氣源即使在某些條件下具有價格競爭力，也不能只憑出廠價格，就斷言送抵台灣後必然更便宜。至於粉專成立時間、管理資訊是否公開，以及使用「特朗普」或「蝕本」等用語，固然可以成為檢視資訊來源的線索，卻不能單獨證明內容造假，更不能直接推定境外操弄。真正應該檢驗的，是引用資料是否完整、標題是否符合內文、關鍵條件有沒有被省略，以及是否把尚未完成的程序寫成最終結果。台美天然氣合作並非不能批評。最高44億美元的投資規劃是否合理、長期購氣價格是否具競爭力、專案能否如期完成，都應接受公開檢驗。政府也有責任持續揭露合約進度、財務風險與決策依據。但公共討論必須建立在同一套證據標準上，不能對自己支持的政策寬鬆，對自己反對的政策卻只憑標題下判斷。真正值得提醒的，不是有人質疑台美合作，而是質疑者與支持者都忘了：事實不能由立場決定，查核本身也必須接受查核。

投書老人健保免費近400億，誰替這張選舉支票買單？

照顧長輩是政府責任，但公共財政不是無限提款機。立法院10月16日三讀修正《老人福利法》，符合所得條件的65歲以上長者，未來健保費將由中央全額補助。這項政策每年新增支出近400億元，財源如何安排、長期成本由誰承擔、是否排擠其他世代的需求，卻仍有許多問題沒有得到充分回答。第一，醫療平權不等於健保免費。各縣市老人健保補助標準不一，確實有檢討必要；但消除地域差異，不必然等於由中央替符合廣泛所得門檻的長者全額支付保費。若目標是照顧經濟困難者，政府可以建立更一致、精準的補助制度，優先協助真正無力負擔的人，而不是把地方福利標準不一，直接轉化為全國性新增支出。健保的核心精神是互助與量能付費。照顧弱勢長者理所當然，但若未充分考量經濟能力與實際需求，就將大量人口納入全額補助，究竟是在補足弱勢保障，還是讓有限資源未能優先流向最需要的人？第二，設有所得門檻，不代表已做到精準排富。三讀條文規定，最近一年綜合所得未達申報標準，或綜所稅率未達20%的長者，可獲中央全額補助。這確實設有資格限制，卻不等於只補助最需要幫助的人。所得稅率無法完整反映個人的資產、家庭財務與實際照顧負擔。若估計約八成長者符合資格，更應公開受益人數、所得分布與長期財政影響，而不能只以「排富」二字，就宣稱制度已經公平。第三，近400億元的支出，最後由誰買單？衛福部長石崇良指出，若由15至64歲人口承擔相關費用，平均每人每年可能增加3,000多元；若由稅收支應，平均每個納稅家庭每年可能增加8,000多元。這些是不同財源假設下的估算，並非已確定的個人帳單，但它們清楚提醒我們：新增支出不會憑空消失，最終必須由保費繳納者、納稅人，或被排擠的其他公共服務承擔。隨著高齡人口增加，相關年度支出未來還可能持續攀升。這不是只看明年預算就能決定的政策，而是可能影響數十年財政空間的長期承諾。第四，地方開支票，中央是否就該接手買單？台灣前進陣線公布資料指出，各縣市2027年度自行編列的長輩福利支出約623億元，其中部分縣市另有老人健保費補助。當地方福利競逐與中央新增補助同時發生，政府更應交代地方既有補助如何調整、中央與地方的責任如何劃分，以及是否會形成地方先加碼、中央再承擔的財政誘因。如果地方政府在選舉期間競相提出福利承諾，最後卻由中央統一承擔支出，地方政治人物是否還有足夠誘因審慎評估財政能力？這正是制度設計不能忽略的問題。修法三讀前，七大醫界團體已公開反對，呼籲精準補助，並對健保財務、醫療資源排擠與世代負擔表達憂慮。這些專業意見不應被政黨攻防淹沒。重大社福政策一旦改變社會保險的付費原則，就更需要完整精算、財源規劃與公開討論。照顧長輩與投資下一代，不應被塑造成二選一。年輕人需要可負擔的住宅、托育與教育資源，長者也需要有尊嚴的生活與可靠的醫療保障。政府真正該做的，是依照需求與負擔能力分配有限資源，而不是用一項看似普惠的政策，掩蓋世代間日益沉重的財政壓力。照顧長輩沒有錯，但每一筆新增福利都必須交代財源、受益對象與長期責任。我們不能拿下一代的未來，去換取一時的選舉紅利。

投書一紙公文不等於完整評估：蔣萬安的松機遷建說明，還缺了什麼？

台北市長蔣萬安日前提出遷移松山機場、打造台北AI園區的構想。面對外界質疑，他於10月15日出席行政院會時，拿出北市府2023年8月函文，證明市府早已向中央表達遷建方向。然而，一紙公文能證明市府曾表達政策意見，卻不能直接證明市府已完成遷建可行性評估，更不能取代完整的政策規劃。這份公文真正突顯的，不只是蔣萬安過去與現在的說法有何差異，而是三個至今仍待回答的政策問題。第一，既然過去反對倉促提出，現在就應交代立場轉變的依據。2022年，蔣萬安曾表示，松山機場遷建涉及整體國土規劃、軍民航功能、都市發展及地方需求，必須由中央與地方通盤考量，提出具體方案，不應在選舉期間倉促提出。如今蔣萬安主張遷建，政治人物當然可以因情勢改變而調整立場。但既然過去曾以「不能倉促提出」作為標準，今天就更應說明：過去四年新增了哪些評估？哪些條件已經成熟？有什麼新的資料，足以支持遷建已進入可以推動的階段？2023年8月的函文只能證明市府曾向中央表達遷建方向，不能代替這些問題的答案。真正重要的不是市府何時寫過公文，而是提出主張之後，究竟做了多少實質工作。第二，都市發展的願景，不能取代國安與公共服務的完整評估。松山機場不只是台北市的一塊土地。它同時承擔民航運輸、離島與東部交通、軍事部署及空勤救援等功能。遷建能否成立，必須回答這些功能如何替代，而不能只談土地釋出後的發展潛力。如果要將原址打造為AI園區，就應說明替代機場的選擇、航空運量如何分配、軍事與救災功能如何維持，以及醫療後送與離島居民交通權益如何保障。這些不是反對遷建的理由，而是任何負責任的遷建方案都必須回答的基本問題。一份著重都市發展方向的函文，顯然不足以回答這些涉及國家安全與公共利益的複雜課題。第三，表達政策立場，不等於完成可行性評估。2023年8月的公文，主要是表達松山機場遷建有利於台北市整體都市規劃，並請中央納入後續規劃思考。這可以證明市府曾提出意見，卻不能單憑這份函文，就認定市府已完成遷建評估。真正的政策準備，應包括交通運量分析、軍民航功能替代方案、空勤救援量能、財務成本、土地使用規劃、跨機關協調，以及具體執行期程。若這些工作早已展開，市府就應提出相關報告與紀錄；若尚未完成，也應坦白說明目前進度與待解決的問題。交通部於10月15日表示，過去四年間北市府未主動與民航局或交通部討論遷移方案；蔣萬安則以2023年函文說明市府早已表達立場。兩種說法之間，真正需要釐清的，正是「曾經表達意見」與「持續推動政策」的差別。松山機場遷建攸關台北市未來數十年的發展，也涉及國家航空、國防與救災體系。這不是不能提出的願景，但愈是重大政策，就愈不能只靠政治表態與一紙公文取得正當性。蔣萬安應向市民與中央提出完整的評估紀錄、立場轉變理由及執行方案。一紙公文可以證明曾經表態，卻不能證明已經準備完成；城市的未來，更不能以願景取代評估。

投書選舉不只選出政治人物，也在塑造我們的價值觀

選戰愈趨激烈，候選人各出奇招，媒體與社群平台也不斷放大攻防細節。但我們或許更該追問：選舉除了決定誰來治理國家，是否也正在形塑社會判斷一個人價值的標準？戰爭與疫情可能改變社會習慣，即使事件結束，留下的行為模式仍可能持續。選舉雖然不同，卻也有類似的長期效應：一次次被放大的攻防，不只影響當下投票，也可能逐漸改變人們評價政治人物的方式。看看台灣選舉，學歷、英文能力、家庭背景、財產與過往紀錄，經常成為攻防焦點。學生時代的言行、年輕時的照片，甚至多年前的一段往事，都可能被重新翻出。候選人彷彿不是準備接受人民委託的公共事務工作者，而是在參加一場條件嚴格的相親：學歷要漂亮、背景要體面，人生最好不留任何瑕疵。 這種對「體面條件」的重視，有其歷史脈絡。在威權統治時期，台灣的主體性與本土文化曾受到壓抑，特定的文化與教育標準也常被賦予較高的社會地位。值得警惕的是，即使政治環境已經改變，社會仍可能沿用某些以學歷、語言與背景衡量個人價值的慣性。這未必是過去標準的直接延續，卻提醒我們：政治轉型，不代表評價人的尺度也必然改變。到了今天，不同政黨在挑選候選人時，仍可能偏好那些容易展示、容易比較，也容易被媒體轉化為攻防素材的條件。學歷愈高愈好，英文愈流利愈加分，人生紀錄最好毫無瑕疵。政治人物的資格，彷彿不再只看他能為社會做什麼，也要看他能展示多少漂亮的證明。但條件愈漂亮，就代表愈能治理嗎？履歷愈完整，就代表愈能替人民作出正確判斷嗎？政治工作當然需要專業知識，卻也需要判斷力、同理心、承擔責任的勇氣，以及在利益衝突中整合資源、辨識人才的能力。這些本領未必能從學歷直接推知，也不能只靠一份履歷或幾場辯論加以判定。政治史上不乏學歷並不突出，卻具備敏銳判斷、長期視野與識人能力的人物。這些能力來自經驗、反思與對社會的理解，不一定能被履歷完整呈現，卻可能深刻影響治理品質。在即時傳播與短影音主導注意力的環境裡，學歷可以排列、英文可以測試、財產可以比較，舊照片也能迅速成為攻防素材。相較之下，判斷力、同理心與遠見，需要時間觀察、具體事蹟與長期檢驗，難以在短時間內轉化成醒目的政治標籤。當容易展示的條件占據選戰焦點，我們就可能花費大量時間檢查候選人的履歷，卻忽略更重要的問題：他是否理解公共問題，能否做出合理判斷，又是否願意為決策後果負責？選舉不只是一場候選人的競爭，也是一堂全社會共同參與的價值教育。當媒體與政黨不斷告訴我們，什麼樣的學歷、背景與人生紀錄值得稱讚，我們也可能逐漸內化同一套標準，用來衡量身邊的人，甚至判斷自己是否足夠優秀。我們當然應該要求政治人物誠信、負責，也應檢視他們的專業與紀錄。問題從來不是學歷不重要，而是學歷能否被當成能力的替代品。當我們忙著檢查候選人的履歷時，是否也願意檢驗他的判斷、政績、責任感，以及他究竟為人民解決了什麼問題？民主選舉真正要選出的，不是履歷最漂亮的人，而是最能承擔公共責任的人。如果我們只看得見容易展示的條件，最後失去的可能不只是對政治人物的正確判斷，更是整個社會理解人才、評價能力的尺度。

投書高屏同心看板疑雲：誰冒用綠營議員姓名，誰該負責？

高雄近日出現一系列以「高屏同心挺屏東女兒」為主題的競選看板，搭配國民黨高雄市長參選人柯志恩的頭像與姓名，下方並列「屏東同鄉會」及多名高雄市議員的名字。最引人注目的是，列名者橫跨藍綠，甚至包括黃捷等綠營人士，彷彿一場跨黨派的集體背書。然而，看板曝光後，多名遭列名者出面澄清，表示自己並未授權，也未表態支持柯志恩，要求移除姓名。原本用來營造支持形象的競選宣傳，因而演變成一場政治人物姓名與支持意向是否遭到冒用的爭議。對賴瑞隆而言，這不只是幾個名字被擅自使用的問題。若看板讓選民誤以為綠營民代倒戈支持對手，便可能影響選情判斷。賴瑞隆因此質疑看板內容造假，要求釐清責任。柯志恩競辦則表示，看板並非競選團隊懸掛，也不認同未經當事人同意擅自掛名的做法。屏東縣同鄉會也稱，看板是熱心鄉親自發製作，與柯志恩團隊無關。既然相關各方都否認授權，問題就來了：究竟是誰製作看板、誰決定列名、誰負擔費用，又是誰安排懸掛？這些問題不應隨著各方聲明而不了了之。若不同地點的看板確實存在多種版本，就更有必要追查是否有共同的設計與製作來源。柯志恩的頭像是否來自競選團隊的原始電子檔，也應透過檔案來源與相關紀錄查明，而不能僅憑圖像清晰度推定提供者。真正需要追究的，不是誰的猜測比較有力，而是誰掌握證據、誰應該說明。這起事件至少涉及三個層面的法律問題。第一，《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4條規範意圖使候選人當選或不當選，而以文字、圖畫等方式散布謠言或傳播不實之事，且足以損害公眾或他人的情形。若有人刻意以未經授權的姓名營造虛假的支持關係，藉此影響選民判斷，就有必要由檢調調查其內容真偽、行為意圖及相關證據，不能因為看板掛著誰的名字，就直接認定誰是主使者。第二，未經同意使用政治人物姓名，可能涉及民法第19條的姓名權保護；擅自使用可識別個人的肖像，也可能涉及人格權侵害。遭列名者及柯志恩本人，都有權依具體情況評估法律救濟。至於個資法是否適用，仍須依影像來源與利用方式判斷，不宜將肖像權與個資法直接畫上等號。第三，若看板仍持續懸掛，當事人可依具體情況評估請求除去侵害、損害賠償或其他適當的法律救濟。至於能否透過法院程序要求下架，則須視請求權基礎、證據與程序要件而定。但比起立即判定誰違法，更值得追問的是：當一面可能影響選情、又涉及多名政治人物姓名與肖像的看板出現時，各方是否願意積極協助釐清真相？沒有提告，不等於法律上的默許；沒有立即要求下架，也不能直接證明當事人具有傷害競爭對手的意圖。然而，若有證據顯示相關人員明知內容不實，仍持續利用看板營造虛假支持形象，就不能只以一句「不是我們掛的」迴避責任。筆者建議賴瑞隆及遭列名者保存看板照片、拍攝地點、時間與各方聲明，向主管機關提出具體檢舉，要求查明製作、出資、授權與懸掛過程。檢調也應依法釐清幕後人員，並調查柯志恩競辦是否曾提供素材、知悉相關安排，或有其他涉入情形。若無涉入證據，也應還原事實，避免未經查證的指控取代調查。選舉競爭可以激烈，政治宣傳卻不能把未經授權的姓名當成自己的政治資產。當一面看板足以讓選民誤判政治人物的立場，問題就不再只是誰多拿了幾分選票，而是公共信任是否遭到操弄。這場「高屏同心」看板風波，最終應由證據決定責任，而不是由政黨立場決定誰有罪。真正值得社會追問的，不只是誰從爭議中獲益，更是誰製造了這場爭議，以及誰有責任把真相交代清楚。

投書AI需要更多電力，但不代表核電就是答案

當AI帶動全球用電需求快速增加，「AI需要更多電，因此台灣必須重啟核電」逐漸成為近來最常見的能源論述。這種推論聽起來順理成章，卻隱藏一個值得重新思考的前提：AI真正需要的，究竟是核電，還是一套穩定、可靠且具有韌性的電力系統？從大型語言模型訓練、資料中心快速擴建，到半導體持續投資，AI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變全球能源需求。根據國際能源總署(IEA)預估，到2030年，全球資料中心用電量將接近945 TWh，約相當於日本一年的總用電量。這意味著，AI競爭已逐漸從算力競爭延伸為能源競爭。然而，「需要更多電力」並不等於「必須重啟核電」。兩者之間，其實隔著整個能源治理體系。能源系統從來不是單純增加發電量即可解決的工程，而是一套涵蓋發電、輸配電、儲能、需求管理與即時調度的複雜系統。如果將AI帶來的能源需求，直接推論為「唯一答案就是核電」，便等於跳過了電網容量是否足夠、儲能如何配置、需求如何調度，以及不同能源如何協同運作等關鍵問題。今天，世界各國討論能源安全，早已不再只是「蓋更多電廠」，而是如何建立更具韌性的能源系統。對AI資料中心而言，真正重要的，也不是電子來自核電、天然氣、風電或太陽能，而是供電是否穩定、是否具備長期擴充能力、碳排是否符合國際供應鏈要求，以及整體能源系統是否具有足夠韌性。能源種類只是手段，能源治理能力才是真正的競爭力。因此，核電當然可以是能源組合的一部分，但很難成為能源治理的全部。核電確實具有低碳與穩定供電的優勢，也因此值得被納入能源政策討論。然而，它同時伴隨高資本成本、漫長建設期、安全審查、核廢料治理及事故責任等長期制度課題。這些成本與風險，不會因為AI快速發展而自然消失。更重要的是，AI產業的發展節奏與核電建設的時間尺度並不一致。AI資料中心、半導體擴產與雲端運算需求，往往以三到五年的速度快速成長；而核電無論是新建、延役或重啟，都涉及設備檢測、安全審查、法規程序及地方溝通，通常需要更長時間才能轉化為可供使用的電力。即使支持核電，也很難將其視為AI用電需求的即時解方。真正迫切需要面對的，是如何提升整體能源系統的調度能力與韌性，包括強化輸配電網、完善儲能建設、提高需求管理效率，以及建立更具彈性的能源配置能力。這些措施，往往比爭論單一能源更直接影響AI產業的競爭力。事實上，近年全球大型科技企業真正關心的，也不是特定能源技術，而是可靠且低碳的供電能力。無論是長期綠電採購、RE100承諾，或供應鏈碳管理，都反映企業重視的是整體能源品質，而非單一發電方式。今天真正的能源安全，不再是追求某一種能源最大化，而是追求整體系統韌性最大化。一個成熟的能源體系，不是依賴單一能源，而是避免過度依賴任何一種能源，透過多元能源組合與制度設計，分散風險、提升彈性。因此，台灣真正需要討論的，不是AI究竟支持核電還是綠電，而是如何建立一套能因應高度不確定性的能源治理架構。AI確實正在重新定義全球競爭，也正在重新定義能源需求；但真正決定競爭力的，未必是哪一座電廠，而是哪一套制度。當公共討論把「AI需要更多電力」簡化成「AI需要更多核電」，我們失去的，不只是對能源問題的完整理解，更可能錯失建立下一代能源治理能力的機會。AI需要更多電力，但未必需要更多核電；真正需要被重新啟動的，或許不是某一座電廠，而是台灣面對複雜能源問題的治理能力。因為未來真正的競爭，不是哪個國家擁有最多電力，而是哪個國家最能管理電力、分散風險，並在不確定的世界中維持能源韌性。

投書台北人喜歡的，真的是蔣萬安嗎？從城市性格到選民心理，重新理解一種政治選擇

蔣萬安為什麼仍能在台北維持一定程度的政治支持？這個問題如果只用「藍綠基本盤」或「市政做得好不好」來回答，恐怕都不夠。更值得追問的是：當一名政治人物面對身世、學歷、利益迴避等不同爭議時，為什麼仍有部分選民願意把這些爭議放在較低的位置？究竟是選民沒有看見，還是看見了，卻認為那些事情沒有重要到足以改變自己的選擇？答案可能不只在蔣萬安本人，而在台北這座城市，以及它的選民文化。2022年台北市長選舉，蔣萬安以575,590票、42.29%的得票率當選。到了2025年底，台北市政府公布的市政民調則顯示，蔣萬安整體施政滿意度為69.1%。這兩組數字的性質並不相同，前者是實際選舉結果，後者是市府公布的民意調查，不能直接相互比較；但至少可以確認，蔣萬安在台北曾經取得相當規模的選票，也曾獲得一定程度的市政正面評價。問題於是變成：這種支持究竟是怎麼形成的？一、台北人選的，可能不只是市長，而是一種城市形象台北的政治選擇，或許存在一種「城市品味」的投射。這裡所說的品味，並不只是收入高低，而是教育背景、職業型態、生活方式，以及人們對公共秩序與城市形象的期待。對部分都市選民而言，政治人物除了政策主張，也是一種城市形象的代表：是否體面、是否專業、能否在國際場合代表台北，以及能不能讓人感覺「這座城市還在正常運轉」。蔣萬安的法律專業背景、政治家族身世，以及他在公開場合呈現出的政治形象，可能與部分選民對「首都市長」的想像產生連結。但這種連結究竟有多大影響，仍需要選民調查才能確認。換句話說，選民有時不只是選一個政策方案，也是在選一個「這座城市看起來應該是什麼樣子」的象徵。二、都市選民可能在意的，不是改變，而是不要出問題第二個因素，是對穩定與可預測性的偏好。對已經適應既有城市生活秩序的選民而言，「不要出問題」本身就可能成為一種政治價值。捷運照常運作、城市照常運轉、商業環境不要突然受到劇烈衝擊、生活不必因政治更替而重新適應—這些看似平淡的事情，在都市政治裡往往比宏大的政治口號更能影響投票。因此，現任者的一項優勢，可能並不在於提出多麼令人振奮的新願景，而是讓部分選民相信：至少不要冒險。這不代表選民完全認同政治人物，更不代表他們認為政治人物毫無缺點。它可能只是另一種計算：如果目前的城市生活可以接受，那麼是否有必要為了不確定的改變，承擔更高的風險？對部分都市選民而言，這樣的政治選擇未必是意識形態，而可能只是生活經驗。三、選民不是沒看到爭議，而是可能重新計算爭議的重量這裡就進入政治心理學。「動機式推理」並不是台北人特有的心理，而是民主政治中相當普遍的一種現象。相關研究指出，人們面對與原有政治偏好衝突的資訊時，可能受到既有立場與方向性動機影響；支持者與反對者對相同資訊的理解與可信度判斷，也可能因此出現差異。但這只能作為一種可能的解釋，不能據此推論所有蔣萬安支持者都是如此。一旦選民先形成對某位政治人物的基本看法，之後再看到負面訊息時，判斷往往不再只是「這件事是真的嗎」，還會變成：「這件事是否嚴重到足以改變我原來的看法？」這兩個問題其實完全不同。近期外界對蔣萬安立法院英文履歷中的學位標示提出質疑，蔣萬安則表示自己在第9、10屆提供的資料都是正確的，英文資料由立法院委外廠商翻譯，相關內容後來也有所更正。立法院現行中文資料則列其學歷為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法學院法律博士。另一個例子，是蔣萬安長子參與台北市教育局國際交換學生計畫所引發的利益迴避與公平性討論。廉政署9月10日表示，這類個案的審查判斷依法由主管機關論斷，因此相關爭議目前仍應以主管機關後續釐清與認定為準。這些爭議的事實與法律定性，當然應該被釐清。但對選民研究而言，更值得觀察的其實是：為什麼同一項訊息，在不同選民眼中，會產生完全不同的重量？支持者可能認為，那是政治攻防；反對者可能認為，那涉及誠信與公共責任；而另一批選民可能根本不願意把市長選舉變成一場道德審判。這不是說誰一定正確，而是說，選民投票時所使用的尺，從來不只有一把。四、選民選的，未必是「最值得喜歡的人」這也許是最現實的一層。選民不一定在選「最值得喜歡的人」，而是在選「我願意把城市交給誰」。兩者並不相同。一個人可以不喜歡政治人物的某些作為，甚至認為其中存在值得追問的爭議，卻仍然認為他能維持城市日常運作。政治學的選民行為研究，長期都在討論人們如何在不同目標之間取捨。對部分選民而言，政治人物的道德評價是一個因素，但不一定是唯一因素；治理評價、政策方向、政黨認同，以及對未來風險的判斷，都可能同時存在。因此，看到政治人物有爭議，卻仍然投給他，不必然代表選民「盲目」。同樣地，把這種選擇全部解釋成「實用主義」，也不一定完整。有人把誠信放在第一位，有人把政策放在第一位，有人把政黨認同放在第一位，也有人把「城市不要亂」放在第一位。民主政治真正複雜的地方，就在這裡。選民投票，不一定是在做一場政治人物的人格評鑑，而是在做一次公共選擇。五、台北的「首都性格」，可能讓體面與低衝突成為政治資產台北和其他城市不完全一樣。它不只是地方政府所在地，也是中央政府所在地、外交與媒體高度集中的城市，更是台灣許多政治、經濟與文化符號的集中地。因此，台北市長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個城市門面的角色。這可能使部分選民對政治人物的「國際化」、「體面」、「現代化」與低衝突形象有較高期待。蔣萬安的政治風格是否因此獲得部分選民認同，當然需要更多調查才能確認；但至少可以觀察到，在政治高度衝突的環境裡，「不要每天都成為全國政治戰場」本身，可能就是一種城市治理期待。因此，「沒有太多戲劇性」有時也可以成為政治資產。低衝突，不等於沒有政治價值。六、台北的藍綠版圖，也是選民判斷的起點最後一個因素，是長期政治結構形成的參照點。台北的藍綠競爭有很長的歷史。選民對政黨的認同、家庭政治經驗、社區環境與過往選舉結果，都可能讓人對某個政治位置形成既有參照。因此，選民面對一場新的市長選舉時，並不是從零開始。對部分選民而言，支持某個政黨或候選人並不需要重新說服自己；真正需要被說服的，反而是：「為什麼這一次值得改變？」這就是既有政治結構真正的力量。它不一定意味著選民永遠不會改變，而是意味著挑戰者必須提供足以改變原有判斷的理由。換句話說，政治選擇很少發生在白紙上，而是在既有政治經驗上累積。七、但這套選擇邏輯，也可能有失效的一天如果上述因素確實存在，那麼更值得問的其實不是「台北人為什麼喜歡蔣萬安」，而是：什麼條件出現時，這套政治選擇邏輯會開始失效？這才是更重要的問題。因為台北市民並不是固定不變的政治群體。2025年底台北市政府公布的調查顯示，蔣萬安整體施政滿意度為69.1%。到了2026年9月，一份民調則顯示蔣萬安與沈伯洋的支持度分別為41.7%與40.5%，同一調查中，對蔣萬安施政表示滿意與不滿意者分別為52.4%與41.6%。但不同調查的樣本、題目、方法與調查時間各異，不能直接互相比較，更不能據此推論最終選舉結果。然而，這些數字至少提醒我們一件事：「支持」與「滿意」，並不是同一件事。一個選民可能對市政有不滿，卻仍然支持現任者；也可能對某位政治人物沒有特別反感，卻在真正投票時選擇改變。真正需要觀察的是：當「穩定」不再等於「滿意」，當「體面」與「治理」之間出現落差，當政治爭議累積到足以影響選民對城市未來的判斷時，原本的參照點是否會改變？屆時，問題就不只是反對者如何批評蔣萬安，而是原本支持他的選民會不會重新計算：我在乎的，到底是政治人物看起來像不像一個理想的台北市長，還是他實際上是不是我願意繼續交付城市的人？這才是台北政治真正值得觀察的地方。所以，與其說「台北人就算知道蔣萬安有問題還是喜歡他」，不如說：一部分台北選民所選擇的，可能從來就不只是蔣萬安本人。他們選擇的，還包括一種城市生活的想像：穩定、體面、可預測、不要太吵、不要突然失控。蔣萬安只是目前能夠承載其中一部分想像的政治人物之一。這也意味著，一旦台北市民對「什麼叫做一座好城市」的想像改變，政治選擇也可能跟著改變。因此，真正值得追問的，不是「台北人為什麼喜歡蔣萬安？」而是「什麼樣的台北，會需要什麼樣的市長？」政治人物會更替，政黨會輪替，選民也會改變。真正相對穩定的，不是台北人的答案，而是台北人始終會透過選票回答同一個問題：自己想生活在一座什麼樣的城市裡。

投書當政治人物變成媒體事件：沈伯洋的「媒介化克里斯瑪」

沈伯洋近期的政治傳播，已經出現一個值得注意的轉向：政治訊息的重心，開始從「他說了什麼」，逐漸移向「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這不必預設是競選團隊刻意「製造」出來的，也不需要先判定所謂「造神」究竟是真是假。真正值得討論的，反而是另一個更大的問題：在社群平台、新聞媒體、支持者與競選傳播彼此共振的時代，一個政治人物的人格魅力，究竟如何被生產、放大，最後成為一種政治資源？這或許才是今天「沈伯洋現象」真正值得觀察的地方。最近中央社報導，媒體詢問是否有人為沈伯洋塑造「暖男形象」，競選辦公室的回應則是，沈伯洋並未刻意經營人設，與市民互動所呈現的就是自然、真實的一面。這個回答其實提供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切入點。因為政治人物的人格品牌，未必需要有人在幕後按下一個「製造人設」的按鈕。它可能根本就是由許多看似自然的互動慢慢形成：一次握手、一段短影音、一句幽默的回應、一個生活化的畫面、一首競選歌曲、一群支持者的自發命名，再經由媒體報導與社群轉傳，最後累積成大眾對一個政治人物的整體印象。沈伯洋目前的「洋流」正可以放在這個脈絡下觀察。從競選官方網站來看，「洋流」已經不只是支持者對他的稱呼，而被放進競選傳播架構之中：網站同時設置影音、政策願景、洋流活動、競選歌曲、洋流好店與競選小物等內容。8月競選團隊推出8款「洋流」競選小物，9月又推出競選歌曲，顯示這個名稱已經逐漸從一個社群稱呼，發展成一套具有視覺、聲音與參與感的政治品牌。甚至在官方每日影音內容裡，「學霸中二阿宅」也直接成為標籤之一。換句話說，無論是不是刻意「造神」，一件事情已經很難忽略：沈伯洋的政治傳播，正在從單純的政策與議題傳播，加入越來越多人格符號。而這就讓Max Weber所說的「克里斯瑪權威」，出現了一個非常現代的版本。Weber所說的克里斯瑪，並不只是「這個人很有魅力」。它更涉及追隨者對某個人物特殊品質的認定，以及因此產生的信任、服從與追隨。放到沈伯洋身上看，他過去累積的政治資源，很大一部分來自知識與專業：犯罪學、資訊戰、認知作戰、國家安全等議題，使他形成一種「知識型權威」。但進入選舉場域之後，這種知識型權威又疊加了另一組人格符號：幽默、宅、反差、親民、生活感，以及與一般政治人物不同的說話方式。於是，一個原本靠「知道什麼」建立權威的人，開始同時靠「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累積認同。這就是政治傳播值得注意的變化。因為數位媒體時代的政治人物，已經不只是提出政策的人，而是一個必須持續被觀看、被理解、被轉傳、被討論的「媒體人物」。到了某個階段，「很多人喜歡沈伯洋」本身，就可能變成新聞。這正是政治傳播中很有意思的後設現象：媒體原本報導的是政治人物，後來開始報導「大家如何追逐這個政治人物」；社群原本討論的是政策，後來開始討論「為什麼這麼多人喜歡他」。政治人物於是從「新聞的主角」，進一步變成「新聞本身」。而「洋流」之所以值得觀察，也正在於它具有這種自我增強的特性。有人看見沈伯洋吸引人潮，於是報導「洋流」；支持者看見媒體報導「洋流」，又進一步強化對「洋流」的認同；其他政治人物看到這種傳播效果，又可能與他合體，讓「洋流」從單一候選人的品牌變成跨地域的政治符號。這個過程不一定需要一個中央控制者。它比較像是一個由候選人、競選團隊、支持者、媒體與平台共同完成的傳播循環。因此，我更願意把它稱為「媒介化克里斯瑪」。也就是說，政治人物原本可能確實具有某種個人魅力，但在數位媒體環境中，這種魅力會被剪輯、標籤化、視覺化、故事化，再透過社群不斷重複，最後形成一個比政治人物本人更完整、也更容易被消費的人格品牌。這裡真正值得警覺的，並不是政治人物「有魅力」。民主政治從來不可能排除情感、認同與人格吸引力。林肯、甘迺迪、邱吉爾，乃至於現代民主政治中的許多領袖，都不可能只靠政策白皮書取得政治支持。問題在於另一個轉折點：當我們支持一個政治人物，是因為他的論證具有說服力；還是因為「既然是他說的，所以這個論證就是可信的」？兩者看起來只差一點，政治效果卻可能完全不同。前者仍然把政治人物放在「被檢驗」的位置；後者則可能逐漸把政治人物本身變成判斷真假的來源。這也是人格政治最值得討論的風險。當一個政治人物逐漸成為群體認同的象徵，對他的政策質疑，有時候就可能被重新理解成對「自己人」的否定。政治共同體於是可能從「我們在某個議題上有共同主張」，慢慢轉變成「我們認同同一個人」。前者是議題共同體，後者則更接近情感共同體。這並不表示情感共同體沒有政治力量。恰恰相反，在選舉政治裡，它往往具有非常強大的動員能力。但動員能力愈強，就愈需要另一種力量來平衡：批判能力。因為一個政治人物越成功地成為群體認同的象徵，他的一次失言、一個政策矛盾、一次行政判斷錯誤，甚至一個普通的人格瑕疵，都可能不再只是「一個政治人物犯錯」，而被放大成「一個我們所認同的人竟然犯錯」。於是，克里斯瑪本身也具有反噬性。人格品牌的高度，往往同時決定了失望的高度。今天媒體因為一個政治人物的幽默、反差與生活感而報導他，明天也可能因為另一個具有戲劇性的負面事件而高速翻轉。因此，「造神」與「毀神」未必是兩套完全不同的媒體機制。它們可能其實是同一套注意力經濟的前後兩個階段。媒體需要故事，平台需要互動，社群需要認同，政治人物需要能夠被辨識的符號。於是，一個複雜的政治人物，最後可能被濃縮成幾個極具傳播力的關鍵字：專業、聰明、幽默、親民、真誠，或者反過來，失言、矛盾、失敗、失格。一旦人格成為政治品牌，政治人物就不再只是提供政策的人，也成為可以被市場化、娛樂化與情緒化消費的內容。這個問題放在沈伯洋身上尤其值得觀察。因為他的政治公共形象，原本相當程度建立在知識與分析能力之上。他長期談論資訊戰、認知作戰與媒體環境，也因此具有某種「分析資訊如何影響人」的專業特色。但選舉卻可能產生一個非常有意思的逆轉：一個以分析媒體與認知操作著稱的人，也可能成為媒體環境本身所生產的一個媒體符號。這不是對沈伯洋個人的否定。反而正因為這個現象具有高度代表性，才值得超越沈伯洋本人來看。 未來任何政治人物都可能遇到同樣的問題。當社群平台愈來愈重視短影音、情緒反應、人格標籤與可分享性，政治人物就會愈來愈難只靠政策內容競爭。一個完整的都市治理方案，可能需要數十頁文件才能說清楚；一個有趣的短影音，卻只需要十幾秒。一套複雜的國家安全政策，需要長時間討論；一句幽默的回答，卻可以在社群平台迅速流傳。這不是誰的陰謀，而是媒體環境本身的結構。因此，真正值得問的不是「沈伯洋是不是被造神」，甚至也不只是「沈伯洋有沒有刻意經營人設」。更值得問的是：當代民主政治，是不是正在逐漸把「人格」變成一種比「政策」更容易傳播的政治貨幣？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問題就不再只是沈伯洋。今天可以是沈伯洋，明天也可以是任何一個具有高辨識度、高社群互動能力、高情緒連結的政治人物。而民主政治真正需要守住的，也不是禁止政治人物有魅力，更不是要求所有政治人物變得毫無個性。真正需要守住的是另一條界線：政治人物可以因為人格而被喜歡，但不能因此免除被質疑、被檢驗、被要求說明的義務。支持一個人，不代表必須接受他的每一個政策；喜歡一個政治人物，也不代表不能指出他的錯誤。甚至可以說，一個成熟的政治支持者，應該同時具有兩種能力：能夠喜歡一個政治人物，也能夠在必要時反對他。否則，當政治人物從「提出主張的人」，變成「主張本身的替代品」，民主政治最重要的那個環節—公共審議—就可能被人格認同悄悄取代。沈伯洋的「洋流」究竟會走多遠，當然是選舉才能回答的問題。但比「洋流」最後走到哪裡更值得觀察的，其實是另一件事：當一個政治人物逐漸成為媒體事件，當他的名字本身就足以帶動流量，當「大家喜歡他」也成為新聞，那麼我們究竟還剩下多少空間，可以安靜地討論他到底提出了什麼？這或許才是「媒介化克里斯瑪」真正值得民主社會面對的問題。政治人物可以成為一個有魅力的人，但不能最後只剩下一個值得被喜歡的人。因為民主政治真正需要的，從來不是沒有魅力的政治人物，而是即使最有魅力的政治人物，仍然必須接受公共理性的檢驗。

投書真正值得託付的政治人物，不是保證自己不會變

9月23日晚上，沈伯洋在西門町的「市長，你給我聽好了！」活動中，遇到一位60歲市民提出了一個幾乎所有選民都曾經想過、卻很少有政治人物願意正面回答的問題：你怎麼確保自己當選之後不會變？我們憑什麼把台灣、把一座城市託付給你？這是一個非常難回答的問題。因為它表面上問的是一個人的人格，實際上問的卻是政治最核心的問題：當我們把權力交給一個人之後，究竟要靠什麼防止他辜負這份託付？沈伯洋的回答之所以值得注意，不只是因為他說自己相信自己的品格，也不是因為他最後表示，如果有一天偏離自己的信念，希望大家「用力批評」他。更重要的是，他把問題拆成了兩個層次。第一，是政治人物本身的品格與自我約束。第二，是政府與制度能不能建立一道防弊機制，即使掌權的人日後改變，即使選民當初看錯了人，權力仍然受到制度限制，不至於因為一個人的腐化而傷害公共利益。這兩個層次的差別，看似簡單，卻可能是台灣政治長期缺少的一堂課。因為過去我們太習慣問政治人物：「你是不是一個好人？」卻比較少問：「如果你有一天不是好人了，我們怎麼辦？」這兩個問題的答案，完全不同。一個人可以用他的過去回答第一個問題。但第二個問題，必須用制度回答。好人政治最大的問題，是我們無法保證好人永遠是好人民主選舉最迷人的地方，就是選民可以把權力交給自己相信的人。但民主制度最危險的地方，也正是這裡。因為選民投票的對象畢竟是一個人。一個人有品格、有理想、有能力，當然重要；但沒有人可以保證一個人掌權四年、八年甚至更久之後，仍然會維持投票當天的價值觀。政治人物可能改變。權力可能改變一個人。環境可能改變一個人。身邊的人可能改變一個人。甚至一個人原本的價值觀沒有改變，龐大的行政體系、利益團體與政治現實，也可能逐漸讓他偏離當初的承諾。所以真正成熟的民主制度，從來不應該建立在「我們選到一個好人」這件事情上。它應該建立在：即使我們選錯了人，制度仍然能夠限制他的權力。這才是現代民主政治真正重要的設計。換句話說，一個值得託付的政治人物，不應該只告訴選民：「相信我，我不會變。」他更應該告訴選民：「即使有一天我變了，我也願意讓制度限制我。」這兩句話看起來只有幾個字的差別，背後卻是完全不同的政治哲學。前者是人格政治。後者才是制度政治。沈伯洋這次回答，真正有意思的是後半段沈伯洋在西門町的回答，值得討論的正是這個部分。他並沒有把全部答案建立在「請相信我的人格」上。相反地，他強調制度設計、防弊機制、施政規範與公開檢驗的重要性，認為制度應該先於對人的信任；同時，他也表示自己不能保證永遠不會改變，如果未來偏離城市願景、國家信念或個人價值，希望大家批評他。這種回答真正值得注意的地方，不在於它是否已經證明沈伯洋將來一定是一個好的市長。沒有人現在能回答這個問題。真正值得討論的是：他選擇用什麼方式回答「你憑什麼值得被託付」？是用自己的過去、人格與承諾回答？還是把問題再往前推一步，回答「如果你錯了，制度怎麼辦」？後者其實才是民主政治最難的部分。因為任何候選人都可以說自己清廉、認真、有理想。任何候選人都可以告訴選民：「我跟以前那些人不一樣。」但真正困難的是：你願不願意建立一套制度，讓下一任市長也必須受到同樣的限制？甚至：你願不願意建立一套制度，讓你自己未來也沒有辦法任意推翻？這才是制度政治真正的試金石。柯文哲事件留下的教訓，或許就在這裡過去十多年台灣政治裡，最有力量的一種政治敘事，就是「我跟傳統政治人物不一樣」。2014年的柯文哲，就是一個非常鮮明的例子。當時他以素人、超越藍綠、新政治等形象進入台北市長選舉，個人特質與政治形象本身就是重要的競選資源。到了2024年總統大選，柯文哲仍然高度依賴個人品牌與政治信任。這種政治動員曾經具有很強的吸引力。問題在於：如果一個政治人物的政治資本主要建立在「相信我這個人」，那麼當這個人的信用受到重大衝擊時，整套政治信任也可能跟著一起崩塌。2026年3月，台北地方法院一審判決柯文哲涉貪污等案件，認定其涉及違背職務收受賄賂、公益侵占及背信等罪，合併執行17年徒刑。這是目前的第一審判決，案件仍有後續司法程序。不論最終司法結果如何，這個事件至少讓台灣政治重新面對一個非常基本的問題：我們究竟是在選一個「值得相信的人」，還是在建立一套即使選錯人也不至於失控的制度？如果答案只有前者，那麼每一次政黨輪替、每一次新政治人物崛起，台灣都必須重新賭一次。而且每一次都必須相信：「這一次，我沒有看錯人。」這不是成熟制度應該有的風險管理方式。黃國昌的案例，則讓另一個問題浮現黃國昌的政治生涯又提供了另一種值得討論的案例。他本身具有法律學術訓練，並曾任中研院研究人員；進入立法院後，也長期以揭弊、監督與法律專業作為政治形象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當我們討論他的政治表現時，與其簡化成「他到底是不是好人」，不如問一個更具體的制度問題：當一個人高度強調法律與制度時，他是否也接受制度必須對自己適用？這才是法治最基本的要求。因為法治從來不是「我懂法律，所以我說什麼才是法律」。法治真正困難的地方是：即使我認為自己是對的，我仍然必須接受程序。即使我認為自己的法案很重要，也必須接受正常的議事規則。即使我認為別人違反規則，也不能因為我是自己人，就認為規則可以例外。立法院近年的確多次出現對「逕付二讀」、議事時間與程序正當性的激烈爭論；而黃國昌也曾提出相關議案並經院會表決處理。問題本身並不在於「逕付二讀」這項程序是否存在，因為它本來就是立法院制度所允許的程序；真正值得討論的是，政治人物在使用程序權力時，是否願意同時承擔程序正當性與政治責任。這也是為什麼，評價政治人物時，單純比較「誰比較像好人」，其實是一個非常危險的方法。因為最後還是回到人格。而人格恰恰是最難被選民提前驗證的東西。真正成熟的選民，應該問候選人三個問題因此，西門町那位60歲大哥提出的問題，其實不只是問沈伯洋。他問的是台灣所有候選人。甚至也是問所有選民：我們到底應該用什麼標準，把權力交給一個人？也許未來選民可以多問三個問題。第一，你過去做過什麼？這是人格與信用的問題。一個人的過去當然不能完全決定他的未來，但至少可以提供判斷的材料。第二，你準備怎麼做？這是能力與政策的問題。不能只說自己清廉、認真、有理想，還必須說清楚政策如何形成、如何執行、誰負責、如何監督、出錯之後怎麼修正。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如果有一天你變了，我們怎麼辦？這是制度問題。如果候選人的答案是：「相信我。」那麼選民其實還是只能相信一個人。但如果答案是：「這裡會公開、這裡會受監督、這裡有法律限制、這裡有議會審查、這裡有資訊透明、這裡有獨立稽核，而且這些規則同樣適用於我。」那麼選民得到的就不只是一個承諾。而是一套可以檢驗的制度。好人真正應該做的，不是要求大家永遠相信他這也是沈伯洋這次回答最值得繼續觀察的地方。如果一個政治人物真的相信制度比個人重要，那麼他真正需要建立的，就不只是自己的信用。而是：即使下一任市長不是自己，這些制度仍然可以運作。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政治人物最容易犯的錯誤之一，就是把「自己的理念」與「政府的制度」混為一談。一個市長可以有自己的政策理想，但政策必須經過法規、預算、議會、行政程序與公共監督。一個市長可以有自己的價值判斷，但不能因為自己相信某件事情，就認為行政機器應該繞過程序。一個市長甚至可以認為自己是對的，但仍然必須容許別人證明他錯了。所以真正成熟的政治人物，最重要的能力可能不是「讓大家相信我」。而是讓大家即使不相信我，也能放心地生活在我所建立的制度裡。這才是公共治理與個人崇拜最大的差別。「請大家批評我」，其實只是起點沈伯洋在西門町說，如果未來偏離自己的信念，希望大家用力批評。這句話當然容易獲得掌聲。但從制度角度看，它其實只是一個起點。因為民主制度不能只靠市民「敢不敢罵市長」。真正重要的是市民能不能取得資訊？議會能不能有效監督？媒體能不能自由調查？公務員能不能依照法律行政？採購能不能透明？政策能不能留下完整紀錄？重大決策能不能被追蹤？違法或失職能不能被追究？如果這些問題都沒有答案，那麼再誠懇的政治人物，也很難保證四年之後仍然不會出現問題。所以，「請大家批評我」固然是一種態度，但真正重要的下一句應該是：「我也會把讓你們能夠批評我的制度建立起來。」這才是政治承諾真正開始具有公共價值的地方。選民不是在選一個永遠不會變的人民主政治最大的成熟，不是找到一個永遠不會變的人。因為這個人根本不存在。我們真正能做的，是建立一套制度：讓好人掌權時，制度能讓他做事；讓普通人掌權時，制度能讓他受到限制；讓壞人掌權時，制度能讓他付出代價；而當任何人離開權力之後，制度仍然可以繼續運作。這才是法治真正的價值。所以，西門町那位60歲大哥的問題，也許可以再往前推一步。不要只問「你怎麼保證自己不會變？」應該再問：「如果你真的變了，你願不願意讓我們有辦法把你限制住？」前一個問題，考驗的是人格。後一個問題，考驗的是民主。而真正值得託付的政治人物，也許不是那個最能保證「我永遠不會變」的人。而是那個願意承認：「我也可能會變，所以我要建立一套制度，讓未來的我也必須受到限制。」這樣的政治承諾，才真正超越了一次選舉。因為一個人的任期終究會結束。一個人的聲望也終究會改變。但好的制度，應該能夠在下一任、下下任，甚至我們完全不知道他是誰的政治人物手中，繼續保護這座城市。民主政治最可靠的託付，從來不是把所有希望放在一個「好人」身上；而是即使我們有一天看錯了人，仍然有制度可以保護我們。

投書我們已經不允許一場訪問只是訪問

王偉忠說，我只是做了一場訪問。這句話聽起來雲淡風輕，卻恰好碰到了台灣公共討論一個很深的問題：我們什麼時候開始，連「訪問一個人」都必須先被解讀成「支持一個人」？日前，王偉忠主持的節目專訪台北市長參選人沈伯洋，影片上架後迅速引發大量關注，9月24日前觀看次數已突破304萬，後續報導更持續攀升。結果，節目的主持人也成了新聞。有人替他貼上「綠偉忠」的標籤，也有人說他「一世英名毀於一旦」。王偉忠後來在《今周刊》撰文回應，標題就叫做〈我只是做了一場訪問〉。他說，節目本來就會邀請不同政治立場的人，這次訪問沈伯洋甚至沒有事先準備訪綱，就是坐下來聊天。這其實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主持人訪問候選人，候選人回答問題，觀眾觀看節目。但在今天的台灣，事情似乎沒有這麼簡單。真正值得討論的，恐怕不是王偉忠到底站哪一邊，而是我們為什麼如此習慣用「你訪誰」來判斷「你挺誰」。只要一個原本被認為具有某種政治色彩的人，去訪問另一個政治立場不同的人，第一個問題往往不是「他問了什麼」，也不是「受訪者回答了什麼」，而是：他是不是變色了？他是不是選邊了？他是不是背叛了原來支持他的人？於是，一場訪問還沒有被完整看完，大家已經開始替主持人辨識顏色。藍的、綠的、白的。甚至連主持人的語氣、笑容、肢體語言，都可以被拿來分析，試圖從幾十秒的畫面裡找出一個政治答案。王偉忠自己也提到，這次訪談之後，網路上不只有人質疑他的政治立場，還有人逐句拆解談話、檢視主持人的訪問方式，甚至追問為什麼邀請這個人而不是另外一個人。這才是這件事情真正值得我們警覺的地方。因為訪問一個人，不等於支持一個人。理解一個人，也不等於認同一個人。甚至願意坐下來跟一個政治立場不同的人聊天，也不代表自己的立場就因此改變。如果連這麼基本的區分都做不到，那麼民主社會還剩下多少真正的公共討論？王偉忠從事媒體工作數十年，他自己說，廣播節目做了5年，訪問過500多人；政治上不同立場的人都會邀請，最後就看對方是否願意接受訪問。他也說，自己的訪談沒有固定訪綱，比較像聊天。這種做法或許很老派。但也正因為老派，反而顯得難得。因為真正的訪談，本來就不應該只是讓主持人把受訪者事先寫好的答案問一遍。好的訪談，應該讓一個人說出他怎麼走到今天。他怎麼長大，遇過什麼挫折，怎麼面對人生的難題，又為什麼形成現在的價值觀。王偉忠自己也說，訪問過的人多了之後，他發現真正好聽的內容，往往不是受訪者有多厲害、拿過多少成就，而是這個人怎麼面對人生的難題，最後怎麼成長成今天的樣子。這才是人物訪談最迷人的地方。它不是替受訪者背書，而是把一個人從政治標籤裡暫時拉出來。這一次的沈伯洋也是如此。過去一段時間，沈伯洋在公共討論裡經常與「抗中」、「認知作戰」等議題連結。這些標籤當然是他政治形象的一部分，但一個人不可能只有標籤。他還是一個人。他有成長的故事，有自己的興趣，有對城市的想像，也有他如何看待人生與公共事務的方式。而一場人物訪談，恰好提供了觀眾另外一種認識政治人物的入口。這也是為什麼這場節目會引起如此大的傳播效果。但必須說清楚的是，傳播效果是一回事，政治表態又是另一回事。一個訪談可以讓候選人被更多人看見，可以讓原本沒有興趣的人開始認識他；但這不等於主持人因此完成了政治背書。就連沈伯洋自己在接受中央社訪問時，也說得很清楚：流量不代表選票，至少代表網友對相關議題有廣泛關注。這個區分其實非常重要。因為如果我們把所有媒體曝光都直接理解成政治背書，那麼媒體最後只剩下一種安全的做法：只訪自己人。只問自己人。只跟自己人聊天。最後，藍媒訪藍、綠媒訪綠；藍的人只看藍的，綠的人只看綠的。每一個人都只在自己的同溫層裡確認自己原本相信的事情。這才是真正可怕的結果。媒體原本應該是讓不同群體彼此看見的地方，卻可能在政治極化之後，變成彼此確認立場的工具。而我們也因此慢慢失去了一種很重要的能力：在不同意一個人的前提下，仍然願意聽他把話說完。當然，主持人也不是只要說「我只是做了一場訪問」，就可以免於被檢驗。媒體當然可以被檢驗。主持人的提問是否公平、問題是否具有深度、是否追問關鍵議題、是否給受訪者充分回應的空間，這些都可以討論。甚至，如果有人認為王偉忠這場訪談有偏向，也完全可以針對具體問題提出證據與分析。但檢驗媒體專業，跟從「他訪問了誰」直接推導「他支持誰」，是兩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前者是公共討論。後者只是貼標籤。王偉忠後來引用叔本華「人的本性是不會改的」，並說自己到了70歲，仍然可以做喜歡的事情，一方面服務聽眾，一方面也持續自我檢視。對於外界究竟把他看成藍、綠還是白，他則選擇一笑置之。這或許就是一個做了幾十年媒體的人，最後留下來的從容。年輕的主持人遇到這種事情，可能會趕快發一篇聲明，解釋自己到底是哪一邊，急著證明自己沒有變。王偉忠的處理方式卻很簡單：我只是做了一場訪問。這句話看似什麼都沒有回答，卻可能正好回答了最重要的問題。媒體人的工作，難道不是讓人說話嗎？如果今天一個主持人訪問甲，我們就說他支持甲；明天訪問乙，又說他轉向乙，那麼最後還有誰敢坐下來訪問一個自己立場不同的人？更重要的是，還有誰敢被訪問？民主社會真正需要的，不是所有媒體人先把自己的顏色貼在額頭上，再決定哪些人可以被訪問。我們真正需要的，是媒體仍然保有跨越政治邊界的能力。一個藍的人，可以訪問綠的人。一個綠的人，也可以訪問藍的人。一個原本不關心政治的人，也可以因為一場好訪談，第一次開始理解一個政治人物。這不是選邊。這叫公共空間。而且，這也是為什麼王偉忠最後那句話其實比前面的爭議都重要。他說，各位候選人將會決定大家的未來，慎之、慎之。這句話其實沒有替任何候選人背書。反而是在提醒觀眾：不要因為一場訪問就投票，也不要因為一個標籤就決定你要不要聽一個人說話。候選人的確會影響城市未來，所以要慎選。但慎選的前提，是我們必須先願意去認識候選人，而不是只認識他的標籤。如果我們連「訪問」和「支持」都分不清楚，連「理解」和「認同」都不能區別，那麼最後我們得到的，可能不會是更成熟的民主，而是一場又一場互相確認立場的政治表演。王偉忠說，我只是做了一場訪問。或許，這正是我們現在最需要重新學會的一件事。一場訪問，可以只是一場訪問。它可以有立場，可以有問題，可以被檢驗，也可以被批評。但它不必在開始之前，就先宣告自己屬於哪一邊。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應該容得下一場不必先表態的訪問，也應該容得下一個政治人物被不同立場的媒體問問題。因為我們真正需要的，不是每個人都先把顏色表明白，而是即使立場不同，仍然願意坐下來，把一個人當一個人來問，把一個問題當一個問題來談。這不是誰的選邊。這是民主社會最基本的能力。

投書核電不是萬靈丹：當政治開始取代能源治理

近期國民黨主席鄭麗文主張，重啟核三並不足以解決能源問題，應進一步推動「核電全開」，甚至主張「火力通通關掉」。這類論述在政治上或許簡潔有力，也容易引發共鳴；然而，若回到能源系統的治理現實，它所反映的，恐怕不是解方，而是台灣公共討論長期存在的結構性困境：當政治口號逐漸取代能源治理，複雜的系統問題便被壓縮成一句話、一種技術與一個答案。真正被一句話處理掉的，其實不是能源，而是整個能源治理。近年來，台灣能源議題經常被濃縮成一條看似合理的推論：「廢核，所以缺電；缺電，所以必須重啟核電。」這樣的論述之所以具有吸引力，在於它提供了清楚的因果關係與明確的解決方案。然而，問題也正出在這裡。它跳過了天然氣供應與燃料配置、再生能源調度與備援能力、電網韌性、尖峰負載管理，以及區域輸配電限制等關鍵環節，把一套高度複雜的能源系統，簡化為單一能源技術的選擇。然而，電力系統從來不是一個開關，而是一套同步運作的系統工程。供電安全並非取決於某一種能源是否存在，而是發電、輸電、配電、調度與需求管理能否彼此協調運作。把能源問題壓縮成核電問題，本質上就是一種對系統的誤讀。同樣地，「非核家園」也並非一種不可逆的政治信仰，而是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政策選擇。台灣在歷經《電業法》修正、核電機組除役後，於2025年進入零核電狀態；但依現行制度，即使未來討論核電重啟，仍須經過核能安全審查、核廢料處置評估及相關法定程序。這意味著，核電從來不是「開」或「關」的二元命題，而是一項必須持續接受制度檢驗的風險治理選項。因此，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支持或反對核電，而是公共討論逐漸被一種過度簡化的敘事所主導：因為停核，所以缺電；因為缺電，所以經濟將受衝擊；因此唯一解方就是重啟核電。這種推論聽起來順理成章，卻忽略了電力系統最重要的三個變數：尖峰負載如何變化、電網如何調度，以及輸配電能力是否足以支撐需求。能源從來不是單一因果，而是一套多變數、高度互動的系統。國際經驗也提供了相同的提醒。德國在福島核災後推動廢核，近年又因地緣政治調整能源結構；日本則在停機多年後，逐步重啟部分符合安全標準的核電機組；美國則持續延役既有核電廠，同時大幅投資再生能源與電網升級。三個國家的政策方向並不相同，但共同點只有一個：能源政策始終依據各自的制度條件、能源結構與風險評估調整，而不是依靠單一能源或政治口號決定。反觀台灣，真正的能源挑戰也早已發生變化。AI、高效能運算與半導體產業快速成長，確實推升了用電需求，但問題並不只是「需要更多電」，而是用電型態正變得更加集中、更具瞬時性，也更依賴穩定供電。真正限制供電能力的，愈來愈不是發電容量本身，而是電網容量、輸配電能力、變電設施與區域調度韌性。換言之，能源瓶頸正逐漸由發電端轉向電網端。即使未來核電重啟，也無法單獨解決這些系統性問題。更重要的是，核電始終無法迴避三項制度挑戰：核廢料最終處置如何負責、安全事故風險由誰承擔，以及地方社會是否具備充分的程序參與與民主正當性。這些都是跨世代的治理課題，也都無法透過一次公投或一句政治口號獲得完整答案。真正成熟的能源政策，從來不是尋找「唯一解方」，而是在不同能源之間持續權衡成本、風險、安全、減碳與供電韌性。核能、天然氣、再生能源、儲能、需求管理與智慧電網，並不是彼此排斥的政治標籤，而是共同構成能源治理的不同工具。令人遺憾的是，公共討論卻愈來愈傾向把複雜問題收斂為政治對決：核能或綠能、缺電或不缺電、成功或失敗。這種敘事固然有利於政治動員，卻也讓真正需要討論的制度能力逐漸消失。台灣真正需要的，不是「返核或非核」的口號，而是一套能同時回應供電安全、產業競爭、淨零轉型與風險治理的長期能源策略。任何試圖用一句話、一項技術或一次公投解決所有問題的論述，都無法取代制度本身應承擔的責任。能源從來不是立場之爭，而是治理能力之爭。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支持或反對核電，而是我們是否仍願意用理解系統的態度，取代相信口號的衝動。當公共討論愈來愈依賴簡單答案，台灣真正流失的，將不是某一種能源，而是面對複雜問題、建立長期共識與持續修正政策的能力。

投書選票是用來考核政治人物，不是考核選民

台灣選舉政治最值得警惕的變化，是原本用來檢驗政治人物的選票，逐漸變成用來分類選民。民主選舉的基本邏輯，本來很簡單：人民看政績、看政策、看承諾，也看政治人物如何面對錯誤，再決定是否繼續給予公共權力。誰做得好，可以繼續支持；誰做不好，可以換人。但當政治競爭愈來愈陣營化，問題卻慢慢變成另一個：你投誰？藍的？綠的？白的？一旦分類完成，政治就變得簡單了：自己人永遠有理由，對手永遠有問題。自己人犯錯，容易被解釋成情勢所逼；對手犯錯，卻可能被形容成不可原諒。自己人受到調查，容易被解讀成政治迫害；對手受到調查，卻可能被解讀成司法正義。久而久之，選舉不再只是「我要選誰」，而變成「你是哪一邊」。這種變化最大的問題，不只是社會變得吵鬧，而是政治人物面對政策成效的壓力可能因此降低。政策出了問題，可以歸因於前朝；社會問題惡化，可以歸因於對手；外在環境不利，又可以歸因於國際情勢。最重要的是，不要讓選民停下來問一句：「那你自己呢？」於是，人民明明握有選票，卻可能被自己所認同的政治陣營綁住判斷。明明是人民選政治人物，最後卻變成政治人物告訴人民「應該怎麼投」。你不敢批評自己支持的人，因為可能被視為替對手助攻；你也不敢肯定對手做對的事情，因為可能被視為背叛。政治從政策競爭，逐漸變成身分競爭；從政績比較，變成忠誠測驗。政黨競爭原本應該增加政治人物彼此監督的壓力，卻可能在陣營化之後，變成動員支持者彼此攻防。新聞焦點因此常常從「政策做得好不好」，轉成「哪一邊的人又在罵哪一邊」。但人民其實沒有義務永遠忠於任何政黨。政治人物當選，是取得公共權力，不是取得人民的終身支持。選民可以今天支持你，明天也可以因為政策不滿而改變選擇；可以肯定對手做對的事情，也可以批評自己支持的政治人物犯錯。真正重要的，應該不是自己屬於哪一個陣營，而是能不能對所有政治人物採用一致的檢驗標準：過去做了什麼？承諾做到多少？犯錯是否願意承認？面對權力是否接受監督？如果換成另一個政黨，我們還會不會用同樣的標準要求它？這才是選票真正應該發揮的功能。民主不是要求人民永遠站在同一邊，而是讓政治人物知道，無論站在哪一邊，最後都必須回到人民面前接受檢驗。選舉應該是政治人物接受人民檢驗的日子，而不是人民互相證明忠誠的日子。我們投的是一張選票，不是一張終身效忠書。

投書談制衡之前，先把自己的帳攤開

9月20日，一場台北市議員競選總部成立活動上，支持第三勢力的理由，再次被濃縮成「一黨獨大不是台灣民主的福氣」。多元政治、監督制衡，本來就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價值。真正值得追問的卻是：當「制衡」成為支持第三勢力的理由時，我們是否也應該用同樣嚴格的治理標準，檢驗這股新的政治力量？企業治理有一套再基本不過的原則：資產負債表要看、現金流要看、內控制度要看，資金從哪裡來、流向哪裡、由誰使用，也都必須說得清楚。政治組織雖然不是公司，卻同樣涉及權力、資源與公共信任；因此，政治獻金、自媒體收入，以及政黨與關係企業之間的資金流向，更不能只靠一句「相信」帶過。2024年，民眾黨經營的「民眾之聲」YouTube頻道，曾因抖內款項如何處理、是否涉及關係企業協助而引發爭議。當時民眾黨說明，相關做法經討論後因擔心觸法而未實施；2025年3月，台北地檢署則表示，已就相關款項另案偵辦、釐清金流。這些爭議最後是否涉及違法，應由司法程序判斷，不能在評論中先行定罪。但從治理角度，問題早已存在：一個政黨能不能讓人民清楚知道，一筆支持者提供的錢究竟屬於什麼性質？政黨、自媒體與關係企業之間的資金，如何區分？誰決定、誰保管、誰使用，又由誰負責？這才是第三勢力真正需要面對的「新政治」。第三勢力不應成為治理的免檢區。恰恰因為它以「制衡」自我定位，就更需要證明自己也願意接受制衡；恰恰因為它要求人民相信自己能帶來不同的政治文化，就更應該讓自己的制度比口號更透明。至於「一黨獨大」這個說法，也不能只當成一句政治修辭。第11屆立法院在2024年選後形成國民黨52席、民進黨51席、民眾黨8席、無黨籍2席的三黨不過半結構。若要談「一黨獨大」，究竟指的是行政權、地方政治，還是其他權力集中現象，就應該先把概念說清楚。否則，制衡很容易變成一句可以隨時套用的口號。民主真正需要的，不是哪一個政黨永遠強勢，也不是哪一個新勢力永遠正確；而是一套不因人、不因黨而改變的監督標準。如果新的政治力量要取得人民的信任，那麼最先應該攤開來的，不只是政見，而是自己的帳；最先應該接受的，不只是掌聲，而是檢驗。真正可怕的，不是有人要求監督；而是每一個人都要求監督別人，卻認為自己可以例外。

投書蘇起再談「美國保台」：真正該檢驗的是國安判斷能否經得起時間

蘇起近日再次談到美國是否會保台，並認為目前已出現「無力保台」、「無心保台」的情況，甚至判斷川習二會前後美國對台軍售的可能性「非常非常低」。真正值得台灣社會討論的，卻未必只是「美國到底會不會救台灣」，而是國安判斷本身，究竟應該如何被時間檢驗。過去數年，蘇起多次對美國介入台海衝突的能力與意願提出高度悲觀判斷。2019年流傳的「18次兵推、18次美軍都輸」便是一例。不過事實查核指出，這並不能簡化成「CNAS報告證明五角大廈18次全敗」：CNAS報告與《紐約時報》專欄是不同來源，「18次」來自後者，相關兵推的執行單位也不能簡化成蘭德公司。2020年，他又曾判斷若台海發生戰爭，川普「絕對不會來救台灣」，並轉述台灣可能很難撐過兩週的說法。2022年，他再以中國飛彈、潛艦能力及美軍兵推等資料，判斷美國在台海衝突中的軍事介入能力高度受限。這些都是當時基於特定條件所做的預測；今天重新檢視，真正值得問的不是當年誰說得比較悲觀，而是哪些前提已經改變、哪些判斷仍然成立。到了2026年，說法進一步變成「美國無力、甚至無心保台」。這時候，與其再進行立場攻防，不如直接拿正在發生的政策與行動來驗證。美台安全合作並未中斷。美國法律仍要求建立或擴大與台灣的國際軍事教育與訓練合作，包括提升聯合作戰能力及台灣防衛能力；2025年底，美國也通知國會8項總額逾111億美元的對台軍售。但疑慮也確實存在。2026年約140億美元的對台軍售案已延宕數月，美國總統川普並曾把軍售形容為與中國談判的「籌碼」。因此，「美國政策存在不確定性」是可以討論的事實；但這與「美國已經無心保台」之間，仍然存在需要被證明的推論。這也是國安分析最容易出現的陷阱：把一個複雜問題變成二選一。美國可能介入，也可能不介入；軍售可能延後，也可能恢復；真正需要觀察的，是法律、政策、軍事合作與實際行動如何持續變化。兵棋推演同樣如此。兵推是決策工具，不是水晶球。它可以揭露特定劇本與假設下的弱點，卻不能直接預言真實戰爭的結果。真正該問的是：劇本是什麼？前提是什麼？哪些變數被固定？如果加入台灣自身防衛能力，以及日本、澳洲等夥伴因素，結論是否仍然相同？因此，與其爭論一名評論者究竟屬於「疑美」還是「親美」，不如回到更基本的專業標準：預測有哪些前提？哪些已被事實推翻？哪些仍得到後續發展支持？如果一個判斷可以不斷換說法，卻不必回頭檢查原來的預測，那麼問題就不是立場，而是方法。台灣當然不能假定美國一定出兵，也不能假定美國一定袖手旁觀。真正務實的國安策略，是降低對任何單一外援的依賴，同時持續發展自身防衛能力、強化國際夥伴關係，並觀察盟友的實際政策與行動。國安不是押注誰會來救，而是讓任何一個外部決定，都不至於成為台灣安全的唯一答案。更重要的是，國安分析不能把兵推當成預言，也不能把預測當成信仰。真正值得相信的，不是最悲觀或最樂觀的劇本，而是願意讓自己的判斷接受時間與事實反覆檢驗的方法。

投書別讓環保運動的初心，敗給權力與傲慢

長期以來，環境保護運動一直是台灣推動制度變革與價值翻轉的重要力量。許多人出於對土地的關懷與對下一代的責任，不計回報投入其中。然而，當環保組織逐漸取得公共影響力、政策資源與社會資本時，又能否同樣接受外界與內部的監督？這或許是環境運動走到今天，更應該面對的問題。公民運動最大的力量，原本就是來自社會信任。但當組織內部出現不同意見時，如果得到的不是制度性的回應，而是以人脈、資源、聲量甚至個人家庭安全等方式壓回異議，問題就已經超越單純的人事衝突。若誰掌握較多社會資本，誰就擁有更大的發言權，公民運動原本所強調的平等與公共性也可能因此受到侵蝕。尤其值得警惕的是，當公共議題逐漸與個人聲量、組織資源及政治影響力綁在一起，原本服務環境議題的公共平台，也可能反過來成為累積個人或組織資本的工具。社會資本原本應該是公民組織對社會的信任資產，而不應變成少數人壟斷話語權的門票。這也是為什麼，環保運動內部的問題不能只被視為「自己人的事情」。環保團體之所以能夠代表公共利益，靠的從來不只是議題正確，更包括透明、問責與自我約束。一旦內部權力失去制衡，公信力就會被逐步消耗；而當社會對環保團體的信任下降，未來再推動環境法案、生態保育或氣候政策，都可能面臨更大的阻力。一些長期參與環保運動的基層工作者，面對內部權力與資源的不對等，可能選擇沉默或退出。但沉默從來不等於認同，退出也不代表那些最初的價值已經消失。對土地的關懷與對環境正義的追求，從來不屬於任何一個組織，更不應成為任何人的權力專利。因此，環境運動真正需要的，不是誰清算誰，而是一套能夠持續自我檢視的機制。利益揭露、決策透明、利益迴避、內部申訴與外部監督，都應該成為成熟公民組織的一部分。不能只要求政府接受監督，卻認為自己的組織可以例外；不能只要求企業揭露利益衝突，卻忽略公民團體自身也可能面臨權力與資源的誘惑。更重要的是，公民運動不能只靠領導者的品格維持理想，而應該建立讓任何人都不能輕易濫用權力的制度。環保運動真正珍貴的，從來不是它擁有多少聲量、多少資源或多少政治影響力，而是當它握有這些力量之後，仍然願意回頭問自己：我們是不是也正在成為自己曾經反對的那種權力？環保團體值得信任，不是因為它永遠不會犯錯，而是因為它願意接受監督、承認錯誤，並讓自己的權力也受到制度約束。別讓環保運動最初為土地、人民與正義而站起來的初心，最後敗給了權力與傲慢。

投書別再只罵體協：真正關心體育，就走進制度裡

這幾天，體操協會因兩名選手錯失世界競技體操錦標賽參賽機會成為新聞焦點。李佳蔚、潘采宸原本取得單項遞補參賽資格，協會卻在未充分同步告知選手及教練的情況下，以行政程序無法及時完成等理由回覆不參賽。事件爆發後，協會致歉並承諾改善；運動部9月11日也依《國民體育法》第43條啟動處置程序，要求撤免負主要責任的秘書長。追究責任當然必要，但撤免一個人，問題就解決了嗎？如果制度沒有改變，下一任管理者仍可能重演同樣的錯誤。這些年每逢選手選拔、教練任用、資源分配或國際賽事出現爭議，社會就痛罵某個體育協會；這次是體操，下一次可能是另一個項目。久而久之，「體協」甚至在部分民眾心中與官僚、封閉及效率不彰畫上等號。但我們或許應該先問：單項運動協會究竟是什麼？具國際單項運動組織正式會員資格的全國性體育團體，在《國民體育法》中屬於「特定體育團體」。它不是政府機關，必須尊重運動自主與自治；但它又承擔國際代表、選手培訓與競賽等高度公共性的功能。現行制度因此要求這類團體符合民主及運動自主自治原則。這就形成一個特殊的治理問題：政府不能把協會當成自己的局處直接管理，但協會也不能把「自治」理解成不必接受監督。《國民體育法》第43條其實已經提供主管機關一定的處置工具，包括警告、撤銷決議、停止業務、限期改善，在情節重大或逾期未改善時，也包括停止補助及撤免職員。問題因此不只是政府有沒有權力，而是能否及時啟動監督，並讓責任真正落到決策與管理流程。但體育治理還有另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到底有多少真正關心一項運動的人，實際參與了協會治理？運動人口當然不等於協會會員，喜歡羽球、體操或田徑的人，也沒有義務全部加入相關協會。但如果一項運動有廣大的參與人口，真正參與組織決策的人卻相對有限，組織的代表性就值得檢視。而且，制度其實已經提供人民參與的入口。2026年8月28日修正的《特定體育團體組織及運作管理辦法》明定，個人可以依章程申請加入；會員依法享有表決、選舉、被選舉及罷免等權利，符合條件者還可參與會員代表制度。協會也必須主動公開會議紀錄、預決算、補助與捐贈等資訊。這意味著，真正關心體育的人，除了在網路上罵協會，其實還有另一條路：走進制度。依各協會章程完成合法入會，在符合年資及其他資格後行使會員權利，參與會員大會、選舉理監事、監督財務與決策。這不是「搶協會」，也不是「人頭會員」，而是人民團體本來就應該存在的會員民主。當然，非本人意願的登記、偽造會員資料或刻意操縱選舉，必須嚴格防範；但不能因為害怕人頭會員，就反過來把正常的人民參與污名化。因此，體育改革不能只有出事之後撤掉一個秘書長，更應該把會員名冊、選舉規則、財務資訊、理監事決策與選手申訴機制做得更透明，讓真正關心運動的人有機會進入、參與並監督。因為如果每一次出事，我們都只是在找下一個「壞人」，卻不去問誰可以參與、誰可以監督、誰可以改變制度，那麼我們其實只是在等待下一次出事。網路上的怒罵可以形成輿論，走進制度才能形成治理。如果我們真的認為台灣的體育協會應該改變，那麼下一次改選之前，不妨先問自己一個最簡單的問題：我願不願意成為這個運動組織的一分子，和其他真正關心這項運動的人，一起把它變得更好？

投書2026地方選舉，為何越來越像「兩個人的武林」？

2026地方選舉進入選戰實質階段，表面上是22個縣市的地方首長競爭；但如果把視角拉高，這場選舉真正受到檢驗的，恐怕不只是各地候選人，而是中央與地方兩套政治力量如何重新排列。於是，看似百花齊放的地方選戰，卻越來越像一場「兩個人的武林」：賴清德與蔣萬安的隔空較勁。地方選舉被中央化，其實並不奇怪。在野陣營若能把民眾對中央施政的疑慮帶進地方選舉，縣市長投票就可能同時具有「中央期中考」的效果。反之，執政陣營若無法讓地方候選人回到地方政見與施政成果，地方選舉就容易被全國政治攻防吞沒。因此，「反賴」確實可能成為部分在野選戰的共同語言；但中央攻防能否真正轉化成地方選票，仍要看地方候選人能否提出足以承接地方民意的市政論述。地方選舉終究不是總統選舉，選民最後還是會問：誰能把我的城市治理好？這也是台北最有意思的地方。如果賴清德是2026在野陣營最容易設定的中央攻防對象，蔣萬安則可能是綠營最不能忽視的地方「母雞」。國民黨目前不只希望蔣萬安連任，也明確期待他的政治聲勢帶動北市議員與其他地方選舉，追求「藍白席次最大化」。因此，台北的意義不只在誰當市長。對蔣萬安而言，若能成功連任並維持一定的施政評價，他累積的就不只是台北市政履歷，也可能是更高的全國政治辨識度。外界之所以不斷把他與2028連結，原因也正在這裡；但這仍是政治觀察，而不是已經確定的總統參選安排。問題因此回到綠營。如果台北只被看成「奪回或守住一席市長」，恐怕低估了這場選戰的政治意義。綠營真正需要面對的，不只是如何攻擊蔣萬安，而是如何阻止中央與地方之間的政治評價被簡化成單純的政黨對決。換句話說，市民最後究竟是在評價蔣萬安的台北市政，還是在替中央政府打分數？這種地方與中央交疊的現象，也會讓賴清德承受另一種政治檢驗。中央與立法院近來的衝突持續升高，「不副署」等憲政爭議更讓行政院成為政治攻防第一線。這些中央政治事件最後會不會轉化成地方選票，正是2026地方選舉最值得觀察的變數之一。但蔣萬安真正的考驗，其實也不只是綠營火力。他必須證明的是：個人的政治聲勢，能不能轉化成整個陣營的選票。藍白合作在不同縣市並非鐵板一塊，各自仍有候選人、地方利益與選舉盤算；近期新竹縣甚至已出現藍白合作破局的公開案例。對蔣萬安而言，如何讓藍白的地方支持真正形成合力，本身就是一項政治能力的測試。所以，2026地方選舉真正有趣的地方就在這裡：候選人明明遍布全台，為什麼台灣社會最後可能只在看兩個人？因為這場選舉已經不只是地方施政的競爭，也成為中央執政評價與下一階段政治布局的共同投射場。賴清德要面對的，是執政後半段的政治氣勢；蔣萬安面對的，則是連任之外，個人政治能量能否進一步外溢。地方選舉當然仍然是地方選舉。交通、都市更新、托育、社會福利、居住正義，仍然是市民每天真正關心的事情。只是政黨政治往往會把地方的選票賦予更大的意義。因此，2026真正值得觀察的，不只是誰拿下幾席縣市長，而是兩種政治能量能否在選票中完成轉換：中央執政的不滿，能不能變成地方選票；地方治理的成果，又能不能變成全國政治資本。台北只是擂台，地方選票卻可能成為2028之前最重要的一次政治測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