枯木徹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近日，民眾黨立委黃國昌結束短暫訪美行程後返台召開記者會，對外說明其對《國防特別預算條例》的立場。表面上，發言內容仍維持「版本未明、尚待說明」的保留態度，但若從立法院實際運作的程序政治來看，真正值得注意的，並非記者會上的語言包裝，而是程序委員會的動向。過去一段時間，藍白立委已多次在程序委員會第一關，聯手阻擋《國防特別預算條例》排案，導致外交國防委員會無法進入實質審查階段。這並非單純的政策歧見，而是一種典型的「程序否決」策略：不正面反對內容，但讓法案永遠無法被討論。在此背景下，黃國昌此次返台後所釋出的訊號，關鍵不在於是否「完全支持」現行版本，而在於他已明確表示，應由國防部赴外交國防委員會進行說明，甚至建議以秘密會議方式報告涉及一兆二千五百億元的細項內容。這句話的制度意涵非常清楚—程序應當啟動，審查必須開始。換言之，只要程序委員會放行，讓條例付委，國會就回到正常的審議軌道。即使後續在委員會內對金額配置、採購項目仍有不同意見，那也屬於民主政治中可預期、且可被記錄與監督的政策辯論，而非全面凍結。值得注意的是，黃國昌同時仍宣稱，民眾黨可能提出「自己的版本」，並批評執政黨「擺爛」。這類政治語言，在台灣立法實務中並不陌生。過去經驗顯示，所謂「另提版本」，往往只是作為談判籌碼，真正的重點仍在於是否願意讓行政部門進入國會說明、讓法案進入制度流程。從制度角度看，這次轉折的真正意義，在於是否能打破藍白長期以程序手段癱瘓國防議題的僵局。即便國民黨尚未明確表態，只要民眾黨在程序委員會不再阻擋，加上民進黨既有席次，條例即有機會進入外交國防委員會審查。國防政策當然可以有不同主張，但在高度不確定的區域安全環境下，持續以程序封鎖方式讓國會「什麼都不討論」，本身就是一種不負責任的政治選擇。無論立場為何，至少應讓國防部在制度內，向國會、也向社會，說清楚每一筆預算的用途與必要性。如果這次程序真的得以啟動，那麼，這場政治攻防的重點，終於從「要不要讓它過關」，回到「該如何審、如何修、如何負責」。對民主制度而言，這才是正常、也是必要的一步。

最近關於退休制度修法的爭議，核心其實只有一個法律問題：法律到底能不能回頭改變已經發生的法律效果？答案是：原則上不行。一、什麼是「溯及既往」？所謂「溯及既往」，是指新法在公布後，反過來改變過去已經成立的法律關係，例如：已經依法核定並發放的退休金，事後再用新法重新計算、追溯調整。這種作法，在法治國家中屬於高度例外，而不是常態。二、憲法上的基本原則：法不溯及既往我國憲法雖未逐字寫出「法律不得溯及既往」，但司法院大法官長期解釋早已確立：法律安定性與信賴保護，是法治國原則的核心。大法官一再指出，人民依當時有效法律所形成的權利與期待，國家不得事後任意推翻；即使基於重大公共利益，例外允許溯及，也必須明文規定、理由充分，並符合比例原則。換句話說，「想溯及」不夠，還要「寫清楚」。三、實務怎麼看？為什麼公務員不可能「自行回溯」？在實務上，行政機關只能「依法行政」。如果法律條文沒有明文規定溯及既往，公務員就沒有任何裁量空間，自行回頭調整已發放的退休金，反而會構成違法。也正因如此，立法院在修法時，通常都會另設「施行條款」，清楚交代新舊法如何銜接，避免製造制度混亂與法律風險。四、問題不在執行，而在立法是否寫清楚這次爭議真正的癥結，不在行政機關「有沒有聽話」，而在於：立法者究竟有沒有把「溯及既往」寫進法條。如果沒有，那麼依法適用的結果只能是：新法自公布日起向前適用，過去已確定的給付，不會自動被推翻。這不是政治立場問題，而是法治國最基本的遊戲規則。五、法治不是靠「立法意旨通靈」立法意旨如果沒有寫進法條，就只是政治主張，不是法律。在法治國家，國家不能要求人民或公務員去猜立法者心裡在想什麼。真正負責任的作法，是承認條文不足，補正制度設計，而不是把法條漏洞，轉嫁成執行者的政治責任。

國民黨去年為了反制大罷免，選擇以高度動員方式衝刺連署，結果卻演變成一場全面失控的司法風暴。隨著檢調起訴陸續出爐，這早已不是單一地方、個別黨工的疏失，而是一場由上而下的組織性風險管理崩潰。依據媒體揭露與司法資料，全台因涉及幽靈連署、偽造文書與違反個資法而遭起訴者，已正式突破百人，橫跨多個縣市黨部。部分案件顯示，數千份名冊遭系統性抄寫、集中造假，顯示「快交件、拚數量」已凌駕基本法治認知。法律風險迅速轉化為財務黑洞。黨內評估，相關訴訟費、律師費、罰金與潛在民事賠償，總額恐上看億元。短時間內即消耗數千萬元，甚至出現高額律師費申請遭退件的情況。原本用來支撐政治運作的資源，如今卻被用來填補造假的代價。真正令人心寒的，是責任分配的方式。基層黨工在高度壓力下「照辦」，事後卻獨自面對司法風險，決策者卻集體失語。已有多名資深黨工選擇離開，留下來的人，更多只是為了等訴訟善後。當一個政黨無法為組織行為承擔責任，紀律與向心力自然瓦解。政治可以對抗，但不能造假；動員可以激烈，但不能踐踏法律。連署制度原本是民主防衛機制，卻被操作成測試法律底線的工具。這場風暴提醒所有政黨：制度不是免責盾牌，違法的帳，終究會一筆一筆算清楚。

想像一個並不誇張的場景：一對夫妻透過仲介找代理孕母，懷孕後期發現胎兒有重大缺陷，委託方要求終止妊娠，孕母拒絕，雙方對簿公堂。醫療費、訴訟費、後續照護責任，最後由誰承擔？答案恐怕不是仲介，也不是委託方，而是全民健保與公共資源。這不是危言聳聽，而是代孕一旦產業化後，極可能出現的現實。當代理孕母法案準備闖關立法院，真正該問的從來不只是「該不該開放」，而是：誰會賺錢？誰要承擔風險？制度漏洞誰來補？支持者常以「不孕者的生育權」作為核心論述，但權利的實現，不能建立在他人風險與社會成本之上。代孕一旦合法，仲介、包套服務、跨境操作勢必迅速出現，形成完整產業鏈。真正被忽略的，卻是高風險妊娠的醫療併發症、產後長期照護、嬰兒安置與法律糾紛等「長尾成本」。賺錢的是少數人，買單的卻是整個社會。更令人憂心的是立法方式。「先開放、細節以後再說」，正是台灣屢次付出高昂代價的老毛病。一旦制度先行製造既成事實，後續補洞往往又慢又補不齊，最後只能由醫療體系、司法資源與納稅人承擔。如果一趟旅遊行程連保險、住宿與風險都不說清楚，沒有人會願意上車；那麼，一部牽動生命、醫療與公共財政的法律，憑什麼要求社會先點頭？代理孕母若要討論，前提必須是嚴密的反剝削機制、明確的醫療責任、仲介管理與財務風險配置。否則，這不是人權進步，而是一場「少數人實現願望、多數人付帳單」的立法豪賭。

民眾黨不分區立委「兩年條款」的爭議，問題其實不在誰留下、誰離開，而在於一個原本公開承諾的制度，現在竟然被說成「可以再談」。制度如果要靠「去跟誰談一談」才能成立，那它還算制度嗎？選前，兩年條款被包裝成民眾黨的政治特色：反對立委職業化、避免權力壟斷。不少選民正是因為這樣的承諾，選擇支持。但選後才陸續發現，原來並不是所有人都適用，甚至有人早就沒有簽署，還存在個別默契。這已經不是單純的政治技術問題，而是信任問題。制度最怕的，不是修改，而是不透明的例外。因為例外一旦不是事前公告、不是集體決策，而是事後才被揭露，就等於告訴支持者：規則不是用來遵守的，而是用來「視情況調整的」。放眼其他民主國家，其實早就知道比例代表制最怕人治，因此特別重視事前規則。像歐洲有政黨嘗試過立委輪替，但即使後來調整，也都必須經過正式決議，清楚說明例外條件，而不是靠領導者私下承諾。日本的比例代表制度同樣如此。名單排序與遞補方式，選前就講清楚。因為只要選後變動，社會第一個質疑的，就是政黨誠信。制度的正當性，來自可預期性，而不是臨時解釋。回到民眾黨，真正讓人錯愕的，是有人公開承認，制度一開始就為特定人選保留空間。這等於把原本的制度承諾，降格成「看人適用」的彈性安排。如果制度只約束部分人，那它就不再是制度，而只是話術。民眾黨當然可以選擇修改或放棄兩年條款，但前提是公開說清楚、負起政治責任，而不是等爭議爆發後，再用各種說法補洞。制度不是用來測試支持者耐心的。一個政黨，最不能隨意消耗的，就是自己曾經高舉的規則。

代理孕母是否應合法化，是高度複雜且具爭議的公共政策問題，涉及女性身體、倫理、醫療產業與市場結構。正因如此，立法程序本身是否符合利益迴避原則，就成為不可迴避的制度核心。依《立法委員行為法》第三條，立法委員應「忠實代表人民整體利益」，並避免其職務行為「產生利益衝突或有損公共信賴」。這並非僅限於違法收賄，而是要求立委在制度設計上，主動遠離可能影響公正性的角色重疊。進一步依同法第六條，立委於行使職權時，若涉及「本人、其關係人或其所屬機構之利益」，應主動揭露並迴避。立法目的正是防止「因職權影響自身或特定事業之經濟利益」。對照近期《人工生殖法》修法爭議，問題並不在於提案內容本身的對錯，而在於提案者的角色結構是否已觸及上述規範所要防堵的風險型態。陳菁徽委員在就任立委前，為大型生殖醫療機構創辦人，且至今仍兼具醫療機構經營與執業身分；其提出的修法草案，不僅涉及代理孕母合法化，更明確設計「代孕服務機構得以收費」的制度框架。這類條文，將直接影響未來人工生殖產業的市場規模、營運模式與利潤結構。此時，依法應被檢視的不是動機，而是「是否屬於立委行為法所稱之『涉及本人所屬機構利益』」。即便修法結果未必立即產生實際收益，只要具備「可預期的制度性利益連結」，就已落入利益迴避法制欲處理的灰色地帶。再從《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的立法精神來看，該法強調的不只是「禁止圖利」，而是「避免人民合理懷疑」。換言之，即便行為人主觀上認為自己出於公益，只要制度設計讓人難以區分公共政策與產業利益，信賴基礎即已受損。因此，社會質疑的重點不在於「是否不准專業者參與立法」，而在於：當立委同時具備高度利害關係時，是否應採取更高標準的自我節制，例如不擔任提案人、主動聲明迴避，或交由跨黨派提出替代版本。過往「壯世代」立法爭議，正是因忽略這條制度紅線，才引發社會反彈。代理孕母修法牽涉的倫理與商業規模更大，若未妥善處理利益迴避問題，將使所有實質討論都被陰影籠罩。民主政治不要求立委毫無背景，但要求權力與利益之間，必須保持清楚、可被檢驗的距離。這正是利益迴避法制存在的根本理由。

台灣能源政策長期陷入「穩定模糊」狀態—表面穩定，實則缺乏清楚方向；表面模糊，實則不敢面對政策取捨。近期媒體報導所稱「賴清德指示應於2027年前處理核三重啟問題，甚至直言不要再搞綠電」，雖遭政府駁斥，但反映出政策溝通缺乏即時透明，民眾難以掌握決策脈絡，也讓施政信心不足。問題的核心不在於總統是否偏好核能或光電，而在於政府能否提出一套透明、可被社會檢驗的能源藍圖。能源轉型必然面對安全、永續、價格與供電穩定的矛盾，但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應明確告知社會其選擇路徑、承擔的制度責任與代價，而非讓政策在模糊表態中漂浮不定。近年能源辯論被簡化為「挺核」與「反核」二分法，但多數民眾關心的是實際供電是否足夠、價格是否合理、環境是否可持續。人民願意承擔合理風險，只要政府明確揭示成本、風險與效益。然而，現行政策常出現矛盾：口頭承諾「非核家園」，同時卻允許延役與重啟討論；推動綠能，卻未充分規劃土地、投資與環境衝擊。這突顯制度設計與監管的落差。人民並非不理解能源現實，而是厭倦政策的模糊漂浮。政府應誠實面對能源取捨：若核電重啟，須明確規劃期程、成本效益、安全監管與退場機制；若全面推動綠能，須完整揭露土地規劃、投資規模與價格波動預期，並確保政策可被社會檢驗與問責。能源政策不是修辭比賽，而是國家安全與經濟的根本工程。民眾可以接受不同能源選項，但不能接受政策方向不明。若政府希望建立社會信任，最重要的不是模糊迴避，而是清楚論述、確保制度透明與責任落實。唯有如此，台灣才能邁向能源自主與政策成熟的軌道。

近年來，國際政治的敘事風向正出現明顯轉折。過去在區域內廣泛流傳的一套論述，強調「美國正在衰退」、「美國不會為盟友承擔成本」、「美國終將退出西太平洋」，這類被統稱為「疑美論」的觀點，曾在不少政策與輿論場域中具備說服力。然而，隨著美國在外交、經濟與安全領域的一連串實際行動，這套敘事正逐漸難以解釋當前的現實。若回顧近一年美國政策的走向，可以觀察到一個值得注意的輪廓：其重心並非短期衝突或象徵性對抗，而是試圖重建自身在全球體系中的主導結構，包括海權布局、科技標準、金融規則與安全同盟。這類結構性作為，並不追求立即見效，卻意在拉開長期競逐的制度差距。在此基礎上，美國對挑戰既有體系的威權政權，更多採取制度性與外圍壓力的手段，而非正面對撞。透過制裁、金融監管、執法合作與外交協調，逐步削弱這些政權彼此之間的支援網絡。許多威權體制高度依賴資源輸出、灰色金融與政治庇護，一旦外部支點鬆動，內部壓力往往隨之放大。從戰略層次來看，這類作法並非新發明，而是一種相對低風險、易於獲得盟友配合的政策選擇。歷史經驗顯示，不少威權政權並非倒於直接衝突，而是在長期的資源消耗、經濟失血與菁英分化中逐漸失去穩定性。從目前可觀察的多項跡象來看，中國正同時承受多層次的外部壓力，包括金融環境趨緊、關鍵科技受限、供應鏈調整，以及外交空間的相對收縮。更關鍵的是，這些變化並非單一事件，而是彼此疊加、相互強化，對高度集權體制形成結構性挑戰。值得注意的是，美國並非單獨行動，而是透過印太同盟架構分散成本與風險。這種多邊安排，使潛在對手難以透過單一衝突突破壓力，也降低了誤判的可能性。這正是部分簡化論述的盲點：它們往往假設衝突是一次性的、線性的，卻忽略現代權力競逐更常呈現為長期、制度性的消耗過程。因此，當台灣討論自身安全與區域局勢時，與其陷入「美國是否出兵」的二分提問，不如回到更核心的問題：當前國際體系的主導權是否仍掌握在民主陣營手中?在這個層次上，疑美論往往無法提供完整解釋，甚至可能遮蔽真正影響安全環境的結構變化。歷史經驗顯示，威權政權的瓦解，多半不是外力直接推翻的結果，而是在內外壓力交織下逐步鬆動。這樣的過程需要時間，但方向並非難以辨識。對台灣而言，保持戰略清醒、拒絕過度簡化的敘事，或許才是面對不確定局勢時，最務實的安全之道。

近年來，美中競逐已不再侷限於台海或亞太，而是全面延伸至拉丁美洲、中東與非洲。當一個長期被視為中國在西半球的重要代理政權出現劇烈變化，其影響不僅是單一國家的政治事件，更可能牽動中國海外影響力的結構性鬆動。以委內瑞拉為例，該國多年來被視為中國在拉丁美洲的重要支點，透過石油、礦產與不透明金融體系，協助北京因應制裁壓力、維持灰色資金流動。若該體系的核心人物或關鍵機制被迫攤在國際司法與制裁體系之下，其外溢效應將遠超拉美地區本身。首先，是「債務換資源」的黑箱協議。中國透過政策性銀行與高度不透明的合約，取得油氣、礦產或基礎設施控制權。若這類條款被完整揭露，將直接衝擊「一帶一路」的正當性，迫使相關國家重新評估與中國的財務與政治風險。其次，是數位威權與監控技術的輸出問題。部分拉美國家的身分系統與社會監控架構，長期被質疑涉及中國企業深度參與。一旦證實數據外流或存在後門機制，勢必引發民主國家對通訊設備與資安的全面去風險化行動。第三，是地下金融與洗錢網絡。威權政權往往成為毒品、黃金與能源資金的中繼站。相關金流若被系統性揭露，將可能觸發針對中國金融機構的二級制裁，對其本已承壓的金融體系形成連鎖衝擊。在軍事層面，拉丁美洲亦被視為中國測試雷達、衛星追蹤與電子監控能力的重要場域。這些部署若遭揭露，將有助於美國與盟國更精準評估中國海外軍事能力的實際水準。對台灣而言，這類變化具有直接戰略意義。不僅關乎通訊與資安系統的安全性，也攸關如何辨識中國在全球制裁體系中的關鍵節點，強化防衛與外交布局。美中競逐未必以正面軍事衝突展開，更可能透過代理政權瓦解、金融透明化與資訊揭露，促成威權體系的內部鬆動。台灣真正的課題，不在情緒選邊，而在是否能及早理解並回應這種結構性變化。

近日國民黨前新北市長周錫瑋在網路節目上的言論引發熱議，他以極具挑釁性的語氣批評美國，甚至以中國與俄羅斯為對照，提出一連串「美軍不敢打、武器比一比」的說法。這類「戰略想像」雖能引起討論，卻與安全現實有根本落差，甚至可能讓社會對戰略風險與國際秩序產生錯誤認知。幾天後，美軍果真在委內瑞拉執行空襲與特種作戰任務，抓捕了該國領導人夫婦。此次行動由被稱為「黑夜潛行者」(Night Stalkers)的美國陸軍特種部隊主導，整體行動迅速且高效率，突顯美軍在情報整合、遠距打擊與聯合作戰能力上的優勢。這並非偶發新聞，而是一個長期由多國軍力整合與訓練所形成的實力展現。若僅從某次行動就將其轉化為「證明某國軍力弱或強」的單一結論，便落入過度簡化的陷阱。軍事行動的成功或失敗不單取決於器材本身，而是涵蓋情報、訓練、指揮調度、盟友協同、後勤支援等多層次之合成結果。將這樣複雜的結構簡化為單一口號式比較，不僅誤導公眾，也無助於理性討論。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安全格局已進入多極化且高度技術化的競爭。美國作為現代軍事技術與聯盟體系的核心，長期投資於聯合作戰能力、遠距精準打擊、情報整合與跨域聯盟協同等領域。這些能力並非短期內可由其他國家單獨追趕或取代。反觀中國與俄羅斯，雖在某些軍種或平台上投入大量資源，但其戰略投射能力與聯盟體系支援結構，與美國及其盟友仍有顯著差距。截至目前，公開資訊顯示，現代戰場的制空、制海與長距離精準打擊能力，仍是影響衝突結果的重要決定性因素，而非單一武器系統的「比較」。對台灣而言，在國際安全結構中選擇立場，不是一項情緒或口號投射，而是基於現實戰略與成本考量。台灣面對的威脅，不是局部炫武，而是制度性的不對稱風險。倚重強大的聯盟體系、科技優勢與經濟互賴，是21世紀國家安全架構的一部分；放棄或忽視這些結構，只以對抗性話語作為整體戰略的出口，反而可能讓自身安全更脆弱。最後一個觀察是：安全策略不該建立在憤怒或炫耀上，而應建構在清晰的現實評估、制度合作與戰略穩定性之上。在這個複雜的國際環境中，簡化對抗只會讓風險變得更難預測。台灣若要在戰略上站穩，需要的不只是聲量，更是對現實動態的理性理解與長期規劃。

近日，前美國國防部官員胡振東(Tony Hu)的受訪影片在社群平台廣泛流傳，部分原本對台海情勢感到焦慮的民眾，看完後反而趨於冷靜。這並非因為訪談中出現任何「保證安全」的承諾，而是因為，這是少數具有美國官方軍事體系背景的人士，清楚說明美國因應中國武力犯台時的戰略思維。胡振東的談話之所以值得重視，在於其專業歷程。他曾任職美國國防部長辦公室，成為五角大廈首位專責台灣事務的主管，後派駐美國在台協會(AIT)負責對台軍事合作；退休後亦參與多項對台防衛系統的規劃與部署。這樣的背景，使其論述難以被視為單純個人觀點。他在訪談中明確指出，台海若發生戰爭，美國將介入，但不會以登島作戰為主要形式。這並非退卻，而是典型的戰略分工：台灣負責正面防禦，美國與盟國在外圍掌握制空、制海，阻斷共軍跨越海峽的能力。對台灣而言，關鍵並不在於外軍是否進駐本島，而在於外部火力與側翼支援是否有效。這樣的說法，也有助於釐清近年常見的「疑美論」與「疑兵論」。相關質疑往往忽略一個現實因素：台灣牽動的，不只是價值或道義問題，而是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核心安全與經濟利益。一旦台灣失守，區域盟邦信心動搖，其戰略代價，遠高於介入台海衝突本身。從現實主義角度看，美國難以承擔坐視不管的後果。同樣需要被檢視的，還包括流行甚廣的「首戰即終戰論」。現代戰爭早已不是單一回合的軍事對撞，而是涉及後勤、聯盟動員與政治成本的長期對抗。此類論述真正造成的效果，往往不是風險評估，而是提前宣告失敗，削弱社會承擔代價的心理準備。胡振東反覆提醒的重點，正是在此。當正規軍事冒進的成本過高，資訊與心理戰便成為主要手段，透過不斷放大恐懼與無力感，動搖社會防衛意志。因此，防衛台灣不僅是軍事課題，也是認知與判斷的問題。這場訪談真正傳達的訊息，不是樂觀，而是清醒：台灣並非孤立無援，但前提是，我們不能先在心理與認知上自行瓦解。拒絕失敗主義，本身就是防衛的一環。

國民黨主席鄭麗文在元旦談話中，公開強調「台灣承受不起戰爭」，並主張降低對抗、避免刺激對岸。乍看之下，這類論述似乎是在為和平降溫，但若從安全研究與威懾理論的角度檢視，這樣的訊號在此時此刻被高調釋放，反而可能提高衝突風險。戰爭是否發生，從來不只是語氣是否溫和的問題，而是取決於對手如何評估我方的意志、能力，以及承擔代價的決心。公開宣示「承受不起戰爭」，對外不會換來善意，反而可能被解讀為風險承擔意願不足。第一，這類談話會降低對手的心理成本。在威懾理論中，最危險的訊號不是強硬，而是示弱。當重要政治人物公開承認台灣「承受不起戰爭」，容易讓對手誤判台灣社會在高壓下將迅速動搖，進而降低其冒險行動的心理門檻。第二，威懾的核心不只是軍力，而是意志的可見性。即便軍事能力存在，只要政治領導階層反覆釋放不願承擔代價的訊號，威懾效果就會被大幅削弱。長期下來，這不但無助於和平，反而可能誘使對手頻繁測試底線，逐步升高風險。第三，立場清楚不等於言語挑釁。安全研究一再指出，清楚而穩定地表達反抗意志，反而能提高對手的不確定性，降低其輕率動武的可能。衝突往往不是因為對手「太強硬」而爆發，而是因為誤判我方缺乏反制與承擔能力。第四，和解姿態在不同受眾間的解讀高度不對稱。對內，這類談話或許被包裝為理性、和平；但對外，特別是對威權體制而言，卻可能被視為缺乏承擔風險的政治訊號。這種落差，正是誤判的溫床。事實上，在野政黨若真心重視和平，更應向對岸傳遞清楚且一致的訊息：台灣不主動挑釁，但有意志、也有能力承擔必要代價。沒有這個前提，任何「降低對抗」的論述，都只會被視為談判中的弱點，而非善意。兩岸安全本質上是一場意志、心理與成本的博弈。軟弱的訊號，往往比強硬的語言更危險。朝野政治領袖固然不必進行無謂的口舌挑釁，但都有責任穩定而清楚地傳遞承擔代價的決心。唯有在此基礎上，和平才不是幻想，而是可被維持的現實。

一名退役將軍因散布「總統之子未服兵役」的不實指控，在收到律師函後，非但未就造謠行為正式致歉，反而公開表示「很榮幸能藉此機會為三軍統帥澄清」。這樣的說法，不僅令人錯愕，更突顯公共言論倫理的嚴重錯位。問題不在於「誤認事實」本身，而在於事後的態度。民主社會可以容許錯誤，卻不能接受將錯誤包裝成功勞、把法律糾錯說成個人榮耀。當事人自始至終沒有一句道歉，卻反覆強調「榮幸」，彷彿自己不是造謠的責任者，而是替社會完成澄清任務的協助者，這正是公共責任被顛倒的經典話術。更值得注意的是，其回應刻意進行身份操作，將原本具有高度象徵權威的「退役將軍」，轉換為「不過是一名老兵」，藉此營造小人物對抗權力的敘事。這種修辭策略，目的不在反省錯誤，而在轉移焦點、博取同情，模糊應被檢驗的言論責任。然而，社會對軍人的尊敬，來自紀律、誠信與對事實的敬畏，而非話術操作。退役不代表可以任意散布未經查證的指控，更不代表可以在被指正後，拒絕承擔最基本的道德責任。若將此事件放回更廣的脈絡，該名人士過往亦曾以情緒性價值判斷取代理性分析，顯示這並非單一失言，而是一種長期的公共發言模式。這類模式真正的危害，不只是針對個人，而是持續侵蝕社會對理性討論的信任。真正值得榮幸的，從來不是被迫澄清事實，而是在犯錯之後，願意誠實道歉、為言論負責。否則，再高的頭銜，也只會成為公共責任失格的註腳。

國防部的記者會，意外成為一場高度耐人尋味的戰略展示。媒體輪番追問一個關鍵問題：我方班超艦在海上對峙時，是否以火控雷達鎖定解放軍烏魯木齊艦？國防部對此「不予證實」，語言極為謹慎，但現場的表情與回應節奏，卻已傳遞出足夠清楚的訊號—該做的準備，國軍沒有缺席。這正是現代軍事嚇阻的精髓：不必張揚，不必炫耀，但必須讓對手明白，任何誤判都將付出代價。同樣令人印象深刻的，還包括我方空軍的即時監控成果。F-16V所拍攝的影像，清楚記錄了解放軍殲-16戰機、空警-500A預警機、運油-20加油機與殲-10的行動樣態。這些畫面不只是技術成果展示，更是一種訊息傳遞——台灣不僅看得到，也跟得上。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行動並非衝動反應，而是長期制度化訓練與裝備現代化的累積結果。當軍事對峙成為日常，真正重要的不是口號，而是能否在壓力下維持穩定、專業與紀律。因此，今天這場記者會帶來的，不是恐慌，而是一種相對冷靜的安心感。將領面對提問，沒有閃躲，也沒有過度渲染；所有回應都圍繞在同一個核心原則上：國軍有能力掌握狀況，並依規定採取必要的防禦性作為。問題反而回到政治層面。當軍方已清楚展現其專業與承擔，國會卻仍一再拖延國防特別預算的審議，這樣的落差，令人難以理解。國防預算不是對外挑釁，而是對內負責；不是為了升高衝突，而是為了降低誤判的機率。軍隊的嚇阻力，從來不是靠意志喊話，而是靠裝備、訓練與制度撐起來的。給國軍足夠、先進且穩定的武器系統，正是讓對岸不敢輕舉妄動的最有效方式。台灣此刻需要的，不是對專業的懷疑，而是對防衛準備的共識。因為真正危險的，從來不是台灣是否有所準備，而是有人選擇在關鍵時刻，讓準備停在原地。

台灣正站在一個歷史交會點上。解放軍近日發動大規模實彈軍演，其射擊位置與行動模式，已創下史上最接近台灣本島的紀錄。這不只是單次軍事恫嚇，而是一場高度計算、層層推進的侵略演練，目的在測試封鎖、施壓與誤判邊界的可能性。與此同時，台灣國內卻出現極為荒謬的反差：在軍事壓力持續升高之際，國會內部卻一再阻擋國防特別預算的推進，程序性杯葛已達第五次。這已不只是政策歧見，而是對國家安全風險的集體失職。從軍演內容來看，解放軍遠程火箭部隊分別自平潭與泉州向台灣周邊海域射擊，刻意避開飛越本島，卻精準傳遞封鎖與壓迫訊號；海警船與軍艦交錯運用，試圖模糊軍事與執法界線；驅逐艦闖入我方鄰接區，進行高張力對峙。這是一套標準的「灰色地帶升級」操作。國際社會對此並非視而不見。美國多位重量級參議員與眾議員，已明確定調中國行動為侵略性演練，並公開呼籲台灣必須加速國防準備，放下黨派歧見。這些表態不再含蓄，而是直指台海安全已牽動全球秩序與供應鏈穩定。更值得注意的是，區域與全球局勢正同步升溫。俄羅斯選在日本主張主權的北方四島進行軍演，時間點與中國行動前後呼應。這不是偶然，而是威權國家在不同戰區進行協同施壓，測試民主陣營的回應底線。在這樣的格局下，「不選邊站」早已成為不存在的選項。世界正在重組，價值與制度的對立日益清晰。台灣身處第一線，卻有人選擇用程序拖延防衛準備，幻想風險會自動消失。歷史從不會溫柔地對待逃避責任的人。當威脅迫近，選擇拖延，就是替對方爭取時間。這不只是政治選擇，而是歷史定位。我們正在見證一個時代。未來回望今日，答案將非常清楚：誰在關鍵時刻，選擇站在台灣這一邊；誰，又選擇了另一側。

英國作家狄更斯在《雙城記》開頭寫道：「那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這句話乍聽矛盾，卻精準描繪了當下的台灣。中共近日宣布大規模環台軍事演習，照理而言，這樣的消息應是金融市場的重大利空。然而，台灣社會卻出現了一個極具張力的對照：政治語言高度焦慮，市場行為卻異常冷靜。在政治層面，部分在野勢力第一時間將軍演歸咎於台灣政府「挑釁」，其論述節奏與北京官方說法高度一致。這種回應模式，不僅模糊了威脅的來源，也在無形中削弱社會面對外部壓力時的集體防衛意識。當外部威脅步步進逼，卻反而將責任轉向自身民主體制，這樣的政治語言，值得社會深思。然而，另一個完全相反的訊號，來自台灣股市。在軍演消息傳出後，台股不僅未出現恐慌性賣壓，盤中與收盤指數反而雙雙創下新高，權值股亦續寫新紀錄。資本市場向來最為現實，資金的流向，往往比政治口號更誠實。投資人用實際行動表態：對台灣經濟基本面、產業競爭力與制度穩定性的信心，並未因軍事恫嚇而動搖。回顧歷史，這樣的場景更顯得意味深長。1996年，中國為干擾台灣首次總統直選，進行飛彈試射，造成台海危機。即便當年政府全力穩定社會情緒，市場仍在恐懼中大幅修正，股市與房市同步下挫。那是一個台灣尚在摸索民主與經濟定位的年代。三十年後的今天，情勢已然不同。台灣不僅建立起完整的民主制度，更在半導體、高科技與全球供應鏈中占據關鍵位置。軍事威脅依舊存在，但社會的心理素質與經濟結構，已不再輕易被恐嚇左右。這並非對風險的輕忽，而是一種建立在實力之上的冷靜。它反映的，是台灣社會長年累積的制度韌性、產業能量與民主自信。最好的時代，意味著台灣前所未有地被世界需要；最壞的時代，則提醒我們威脅從未遠離。正是在這樣的歷史交會點，台灣人選擇以穩定、理性與持續前行，回應壓力。這，或許正是屬於台灣的時代精神。

柯文哲近日再度為其政治獻金爭議辯解，聲稱帳務問題源於會計師「自行調整帳目」，試圖將違法責任完全轉移。這樣的說法，對熟悉財務與會計實務的人而言，實在難以成立。所謂「調整帳目」，在專業語境中，往往意味著刻意修飾帳面結果，甚至涉及不實記載。問題在於，正常的會計師並不會在客戶不知情的情況下，擅自為其做假帳。這不僅違反職業倫理，更可能直接導致執照被撤銷，甚至觸犯刑責。對一名會計師而言，為了客戶冒如此高風險，既不合理，也不符合實務經驗。更何況，政黨或競選組織的帳務結構通常相對單純，會計師收取的報酬有限，實在難以想像有人會主動賭上整個職業生涯，替客戶承擔刑事風險。若帳目確實存在問題，唯一合理的推論，只能是帳務調整並非單方面行為，而是發生在委託人明確需求或默許之下。部分支持者主張，相關款項只是支持者自願捐贈，既然「沒有對價關係」，就不構成貪污。然而，這正是對政治獻金制度的根本誤解。正因政治人物極易成為利益輸送的對象，民主國家才會對政治獻金設下嚴格規範，包括收受期間、用途、申報與公開義務。非選舉期間收受政治獻金，本身即屬違法，與是否存在明確對價無關。過去台灣歷經多起政治金錢案件後，立法者更進一步建立「財產來源不明」的法律責任，只要財產異常增加而無法合理說明，即須負法律責任。這些制度的目的，正是防止政治人物以模糊說詞規避監督。因此，真正的問題不在於會計師是否「失職」，而在於政治人物是否願意承擔最基本的政治與法律責任。一再將制度性違規簡化為「被專業人員害了」，不僅無法說服社會，也只會進一步侵蝕公眾對政治誠信的信任。民主政治的底線，不是信仰或個人魅力，而是清楚的制度規範與責任歸屬。任何政治人物，都不該例外。

自立法院三讀通過《憲法訴訟法》修正案以來，台灣正式步入憲政危機。2025年12月19日，僅由五名大法官組成的憲法法庭，作出114年憲判字第1號判決，宣告修法無效，隨即引發立法院否定判決效力、甚至揚言追究大法官責任的政治反撲，國家權力結構正面衝撞，制度風險急遽升高。這是一場「以錯糾錯」的悲劇：立法權試圖透過修法「鎖門」癱瘓司法，而司法權則以高度爭議的程序「破門」回應。但若溯本清源，真正的問題並不只在於判決或修法本身，而在於一項長期被忽視的制度缺陷──缺乏民主正當性的「黑箱不分區立委」。主導相關修法的不分區立委翁曉玲，精準擊中憲政運作的弱點。其設計將大法官評議門檻僵固於「法定員額15人中的10人」，只要立法院透過人事權使在任人數不足，即可讓憲法法庭陷入制度性癱瘓。這樣的設計，目的並非提升審判品質，而是沒收司法仲裁功能。更值得警惕的是權力來源問題。翁曉玲並非經由選區選民一票一票選出，而是透過政黨名單進入國會，無須面對選民問責，其政治生命僅取決於黨中央意志。當黨意與憲政原則衝突時，這類「黨派代理人」自然更傾向以法律專業服務政治鬥爭，甚至將制度本身化為武器。歷史反覆證明，「無人仲裁」正是憲政崩壞的起點。當制度失去最終裁決者，政治衝突只能靠權力對撞解決。諷刺的是，立法權癱瘓憲法法庭，實際上反而削弱自身制衡行政權的能力，等同自斷後路。這場危機提醒我們，台灣民主的風險不只來自政黨對立，更來自一群無須對民意負責、卻能拆解體制的人。若不正視並改革不分區制度，引入實質民主與透明問責，下一場憲政危機，只是時間問題。

近日鄭麗文赴大學演講引發爭議，表面看是一次校園衝突，實質卻是台灣政治現況的縮影。她在公開場合嗆學生、嗆教師，卻無法回應最基本的追問：為何稱普丁「不是獨裁者」，卻指控台灣民選總統為「獨裁」？當被要求給出定義時，選擇閃避、轉移焦點，最後以人身指責草草收場。這不是口才好壞的問題，而是立場本身經不起檢驗。更值得注意的是，事件延燒後，輿論並未出現對其論述的理性辯護，反而轉向攻擊提出問題的學者與學生。當內容站不住腳，只能把焦點移到「誰在問問題」，這正是威權語言最熟悉的手法。也因此，許多過往政治冷感者會被觸動，不是因為動員，而是因為親眼看見「不再演了」。這樣的失控，反而讓更多人看清：部分政治人物已不再試圖與台灣社會的民主常識對話，而是直接採用極權敘事。把民主制度相對化、把民選領袖貼上「獨裁」標籤，卻對真正的威權統治避而不談，這不是價值辯論，而是價值顛倒。同時，藍營內部也開始出現反彈聲音。當極端論述被毫不掩飾地端上檯面，反而迫使仍在體制內的人表態，這正說明問題不在「被抹黑」，而在路線是否早已偏離主流。最動人的，是提問學生事後所說的那句話：「我不是任何政黨的支持者，我只是台灣人。」這句話之所以引發共鳴，正因它回到民主社會最基本的期待—公共權力必須能被質問、被定義、被檢驗。民主不是靠口號維持，而是靠清楚的概念與可受檢驗的論述。當政治人物連自己使用的詞彙都無法說清楚，卻急於指控他人，真正被暴露的，不是學生或教師，而是一條正在失速的政治路線。

近日一場政黨領導人於大學校園的公開演講，引發廣泛討論。事件本身不在於言語衝突，而在於它清楚揭示了一個更深層的問題：當政黨領導無法以理性回應質疑，制度性的政治說服力正在流失。民主政治的核心不是情緒宣洩，而是說服。校園向來是公共理性最集中的場域，學生與教師提出的問題，往往直指政策一致性、價值選擇與制度邏輯。若政治人物無法在此情境中穩定論述，只能以情緒化語言回應，顯示的不是立場堅定，而是論證資源的不足。更值得注意的是，該演講所呈現的，並非單一場合的溝通失誤，而是反映政黨論述結構的轉變。長期以來，某些政黨以「反共、護憲」作為核心敘事，強調中華民國的主體性與制度防線；但近年來，相關論述逐漸被「反台獨」、「模糊主權」的語言所取代。這不只是語詞調整，而是政治價值排序的根本改變。當一個政黨無法清楚回答「我們要守護的是什麼制度、什麼國家」，再高分貝的動員語言，都難以在理性場域中站得住腳。此外，從制度面觀察，政黨內部的權力結構也正發生變化。立法部門、地方派系與對外交流管道逐漸各自運作，黨中央的整合與定錨功能相對弱化。當政策訊號、對外立場與內部決策出現多頭並行，政黨領導人即便名義在位，實際影響力卻可能被稀釋。民主社會當然允許政黨競爭、路線調整與世代更替，但前提是：領導者必須具備穩定說服社會的能力，政黨必須能清楚交代自身的制度立場。否則，最先流失的不是選票，而是公共信任。一場校園演講之所以引發關注，正因為它不只是一次失言，而是一面鏡子，映照出當前台灣政黨政治所面臨的結構性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