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虹安涉詐領助理費案，二審判決大幅逆轉，改判無罪，僅以「使公務員登載不實」輕判六個月，引發社會高度震撼。這樣的結果，與其說爭議在「結論」，不如說問題集中在「理由」。
首先，該案一審以《貪污治罪條例》判處七年四個月，二審卻否定「詐領助理費」構成貪污，成為我國司法實務中首見的無罪判決。如此劇烈的法律評價轉換，理應建立在高度嚴謹、可受公評的論證基礎上，否則難免動搖社會對判決一致性的信賴。
更值得討論的是，高院二審判決的論證路徑。早在今年二月，高院曾以《立法院組織法》違反明確性原則為由，裁定停審並聲請釋憲；然而憲法法庭明確指出，該法並非定罪依據，與本案有罪與否無直接關聯，裁定不受理。換言之，憲法法庭已明確表示，現行法律足以處理本案。
但二審判決最終卻未回到憲法法庭的判斷，而是大量引述立法院法制局的意見，認定助理費「本質上屬於補助」。問題在於，立法院法制局屬於立法機關內部的行政單位，並非司法機關，也不具備法律解釋的權限。將其意見作為翻轉既有司法實務的關鍵依據，是否妥適，實有討論空間。
此外，判決既認定被告以不實名目申報、構成「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卻同時否定詐領助理費的貪污性質，這在法律邏輯上如何區分「偽造申報」與「不法得利」，亦有待更清楚的說明。
司法獨立不代表免於檢驗。正因司法是民主社會最後的防線，其判決理由更必須經得起專業與公眾的雙重檢視。檢察官是否上訴、最高法院是否發回更審，都是制度內正常運作的一部分。社會此刻關切的，並非站隊輸贏，而是：這樣的判決理由，是否足以說服人民相信，法律適用仍然一致而可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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