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在台協會(AIT)處長谷立言近日在軍事專訪中的談話，引發台灣社會高度關注。他對軍售延宕、國防預算提升以及兩岸對話前提的觀察，不僅回應了長期盤據社會輿論的疑問，更清楚呈現台灣面臨的核心挑戰：台灣的國防投資不是「挑釁」，而是彌補長期制度性失衡的必要行為，是防止威懾崩塌的最低條件。

谷立言提出「戰略赤字」(Strategic Deficit)概念，點出了台灣過去二十年國防投入不足的結構性問題。國防預算占GDP比例從3%下滑至約2%，恰逢中國解放軍以倍數成長的軍費擴張，使台海軍力對比快速失衡。從國際安全研究角度來看，軍力失衡本身即會提高衝突風險，而非如部分政治言論所宣稱的「加稅買武器會更危險」。事實上，真正危險的是威懾能力不足，而非強化防衛。

這也是為什麼日本、澳洲甚至多個歐洲國家，即使面臨財政壓力仍持續提升國防支出。在威權擴張的國際結構下，軍費不再只是預算議題，而是國家生存能力的一部分。
針對台灣社會最為焦慮的「軍售延宕」，谷立言拆解了外國軍事銷售(FMS)系統的制度邏輯，澄清「延遲」多源於對流程的誤解，以及部分高端武器必須進行漫長的驗證程序。以F-16V為例，台灣取得的是最新規格、而非庫存翻修版，因此需接受更嚴格的測試與系統驗證。此一過程受到美國空軍高層高度關注，其複雜程度遠高於一般商業採購。
美國政府近兩年啟用「總統撥款權」(PDA)與「外國軍事融資」(FMF)，從庫存直接撥補武器予台灣，更顯示美方希望縮短台灣的戰力缺口。此一策略與美國國防研究界長期主張的「不對稱戰力」方向高度一致：以機動、分散、致命、防衛性系統提升威懾力，而非追求昂貴且脆弱的大型平台。

谷立言也點出關鍵—軍事能力並非為了戰爭，而是為了談判。他引用的概念，與威懾理論中的「穩態嚇阻」(Stable Deterrence)高度吻合：只有當台灣具備讓對手付出不可承受代價的能力，兩岸對話才可能在對等而非屈服的條件下展開。缺乏實力的協商並非和平，而是一種政治上的乞求。

這一論述具有重要啟示：

第一，國防預算是補上歷史漏洞，而非製造新風險。

第二，軍售延宕是制度性問題，而非政治善意的消失。

第三，嚇阻能力並非好戰，而是確保談判不以屈從為代價的必要條件。

在威權擴張、地緣政治高度不確定的年代，台灣不能再以「凍結預算」或「放棄軍備」作為想像中的避戰途徑。備戰不是戰略好勇，而是確保和平的最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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