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盛傳，民進黨新境界文教基金會副董事長童子賢(同時也是國民黨長風文教基金會副董事長)將於12月8日獲中華民國核能學會頒發114年度「特殊貢獻獎」。若消息屬實，外界當然可以「大力恭賀」。然而，比「贈送花籃」更重要的問題是：這樣的獎項，究竟是在肯定對核能科學的貢獻，還是在象徵能源政策的風向被少數人決定？
真正值得關注的，是頒獎者與得獎者之間，是否形成一種足以左右國家能源方向的「政策同溫層」?
中華民國核能學會理事長葉宗洸教授近年大力推動SMR(小型模組化核子反應爐)計畫，是國內最積極的核能技術倡議者之一；而童子賢先生則是透過公開發言、媒體介入與政策對話，在社會上持續推動「核能正當性」的敘事。當一位深度參與SMR技術推動、甚至可能涉及跨國合作和核電產業布局的關鍵學者，親自將獎項頒給一位在能源論述上具有高度社會影響力、同時又在執政黨智庫身居要位的企業領袖，社會難道不應該提出最基本的疑問：這究竟是「專業肯定」，還是「政策聯盟」的象徵？
尤其在全球SMR技術尚未成熟、商轉案例掛零的情況下，台灣卻迅速出現「少數固定人士」主導論述、拍板方向、影響政策討論的情況，這才是真正的風險所在。
首先，國際SMR的不確定性從未消失。美國近年最具指標性的NuScale SMR專案便因成本失控而終止，這並非反核人士渲染，而是由NuScale官方公開證實：每度電成本一路飆升，連原本支持的地方政府與投資人都無法承受。當美國本土「示範案」無法完成，台灣卻悄悄將SMR描繪成未來救世主，難道不應該有更多科學論證與成本、監管、風險評估的透明討論?
其次，加拿大、英國等積極投入SMR的國家也都面臨同樣困境──設計尚未商轉、建置成本仍不確定、核廢料問題依舊存在，而監管標準尚未完成。國際學界甚至提出憂慮：雖然SMR單機較小，但若未來以「大量布建」方式發展，反而可能讓安全控管、核廢料後端處置更為複雜，形成一種「風險地圖碎片化」的新局面。
在這些風險尚未釐清之前，台灣卻僅有同一群人反覆出現在政策辯論、媒體論述乃至國家智庫的核心位置。當能源選擇攸關下一代20至30年的國家路徑，這樣的「論述與政策集中化」難道不令人擔憂?
更重要的是，核能不只是科技，更涉及制度、治理與社會信任。當政策討論空間被壟斷，社會的集體風險判斷便會被扭曲：質疑者被指為「反科學」、倡議者被塑造成「唯一專業」，脈絡逐漸變成二元對立，而非政策選項評估。台灣目前能源政策最缺的不是新技術，而是公開透明與多元討論。
如果國家的能源方向，逐漸被「核能學會—特定企業領袖—特定智庫」的三角網絡所主導，台灣將走上一條缺乏公開資訊、缺乏社會討論、缺乏跨領域監督的道路。這不是人民的勝利，而是權力的集中；不是政策的進步，而是利益的疊合。
在此情況下，社會最不需要的其實正是花籃與致詞，而是要求所有站上能源辯論舞台、且與核能技術或相關計畫有利益或策略關聯的學者與企業人士，全面揭露其利益關係、合作模式、政策參與角色，並接受外部檢視。唯有透明，才能建立社會信任；唯有公開，才能避免能源政策被「人脈圈」綁架。
台灣正在做出20年都無法回頭的能源選擇。這不是任何單一技術、單一產業、單一團體的專利，而是全體社會必須共同承擔的風險。台灣人民有權知道：這些推動中的核電重啟與SMR相關論述，到底是源於公共利益?還是出自少數人的利益共同體?當能源決策不再是全民討論，而是少數圈內人擺弄的結果，真正受影響的，將不是哪一位得獎人，而是整個國家的治理能力與長期安全。
台灣值得一場透明、誠實、沒有利益糾纏的能源辯論；而不是被既定人脈與封閉圈層引導的政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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