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破空

投書上海大火，韓正何不引咎辭職？

11月15日，下午兩點，上海，一場突如其來的大火，燒毀了該市膠州路一棟28層高的居民樓。事發後三小時，才有消防隊出現，用了四小時（有市民認為是八小時，因為，至晚上十點，大樓還有明火），才將火勢撲滅。救火行動之遲緩、救援工作之低效，為世界各國所僅見！而上海，是中國最先進的城市！   高壓水槍僅能噴到10層樓高；消防雲梯到達太晚，無濟於事；警用直升機飛臨樓頂，卻因濃煙太大而飛走。而早在2007年，上海《東方早報》就曾報導：上海市政府耗資1500萬，從瑞典購入最先進的高空滅火設備，“為28層以下高樓火災的補救增加了一個重要手段”。市民質問：面對這次大火，為什麼不動用那些“最先進的高空滅火設備”？   壓縮空氣泡沫車，是上海市常備的消防車，平時演練時，噴出的泡沫可達300米高，而膠州路的這棟教師公寓，高度僅85米。市民質疑：為何不使用可噴射更高的壓縮空氣泡沫車？而派上僅能噴高二、三十米的高壓水槍？   就在本月9日，上海當局還在世博會主題館舉行消防演習，看上去“萬無一失”，但為什麼，僅僅過了六天，面對膠州路大火，當局表現，竟然如此地束手無策？   死亡58人，失蹤40多人，受傷近百人，所謂“失蹤者”，基本上也就是死亡者。人禍！天大的人禍！不論火災前、火災中、火災後，都貫穿不折不扣的人禍。火災前，住戶多次向有關部門反映該樓存在嚴重安全隱患，但未得到任何回應；火災中，救援遲緩，救援不力，救援低效；火災後，將住戶關進賓館、將傷患關在醫院，不得接觸外人，尤其不得接觸媒體。家破人亡而哭天搶地的受害者，危厄中，竟還變相淪為共產黨的囚徒！   當局百般遮掩，仍然瞞不住大火背後的重重黑幕：承包該棟大樓改造工程的，是上海佳藝建築裝飾公司。該公司先後兩次（2006年和2008年）被上海建交委列入“違規”、“不具備安全生產條件”的企業名單。但，三年來，該公司生意絲毫不受影響，仍然從上海市靜安區政府“得標”60多項政府工程，顯示該公司與靜安區政府“關係不同尋常”。而這棟起火的教師公寓，當局並未公開招標，就直接發標給佳藝公司。獲取合同後，佳藝公司又層層轉包，最後，實際施工，落在一群既無技術、更無證書的農民工身上。   無證電焊工不慎將火化撒落在腳手架上，便點燃了一場沖天大火。事發後，當局先後拘捕12人，多數都是那些無技術無證書、僅以低工資被騙來的農民工。貪官何在？那些依靠發標賣標、層層吃水的貪官何在？   上海市長韓正承認，上海建築市場混亂，政府監管不力，“對火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深感內疚和自責”，既然如此，何不引咎辭職？   近期，在日本，該國司法部長僅僅因為說了一句“工作太輕鬆”，遭到國會議員批評，旋即認錯辭職；在臺灣，體委會副主委陳顯宗，針對亞運會楊淑君被韓國裁判冤枉事件，說了“吞下去”三個字，遭到臺灣民眾炮轟，不得不謝罪辭職。日本和臺灣官員，僅僅因為說錯一句話，就引咎辭職，這在中國看來，匪夷所思，因為，在中國，即便釀出重大人命慘劇，官員也不必辭職。這一對照，形象詮釋了民主國度與專制社會的根本區別。累累人禍，都源于那個黑暗沉沉的制度。   早期中共，俗稱“共匪”。後來自封“政府”， 沐猴而冠，卻匪行不改。從劫民殺富到劫富自肥，從打家劫舍到官商勾結，從頭至尾，幹的都是掠奪勾當。匪就是匪，一甲子過去了，匪還是匪。   韓正等官員“承認有責任”、“深感內疚”，原來不是說給老百姓聽的，而是說給他們的老闆----北京“中央政府”聽的，那潛臺詞是：我已經認錯了，我已經表示內疚了，任你批評和責怪，但你不能撤我的職……   靜安區委書記在追悼現場失聲痛哭，原來也不是哭給死難者或死難者的親屬看，而是哭給他的頂頭上司----上海市長和市委書記看：都怪我啊，一不小心，壞了上海官場大事！我痛苦啊！我痛不欲生，但我不想去死，也不想你們撤我的職……   大火後，上海所有在建工地被下令停工兩小時，檢查或自查施工隊和施工人員有無合法資格。然而，誰不知道？在全上海，乃至全中國，每一個工地，每一個工程，每一個建設專案，都有貓膩，處處違規違法，都經不起檢查。不然，讓每一棟建築來一場大火，看看能燒穿多少腐敗黑幕？上海當局表演的“檢查和自查”，不過是臨時突擊，現場銷贓。民怨當頭時，暫時收斂。   中共各級政府，為了保衛他們自己，培植大量武警、特警，裝備先進，手段齊全，行動果敢，能將任何危及政權的“不穩定”因素，“消滅于萌芽狀態”。舉凡“兩會”、大閱兵等政府項目，或如奧運會、世博會、亞運會等“政治工程”，都能做到密不透風、滴水不漏。而事關人民生命和財產安全的民居民宅，卻處處漏洞、處處危險。這個號稱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萬能”政府，何曾將任何危及普通大眾的“不穩定”因素，“消滅于萌芽狀態”？   上海大火，是人禍，是悲劇。這場悲劇，也是對中國人的又一回忠告：切莫等到----大火燒到自己頭上，大水淹了自家的們，毒奶粉戕害了自己的孩子，豆腐渣工程壓死了親生骨肉……這才要對這個腐敗政權說不，這才要對這個腐朽制度說不。   （11/23/10 原載自由亞洲電臺）

投書劉曉波獲獎，重創中共

2010年10月8日，挪威諾貝爾獎委員會宣佈，將本年度的諾貝爾和平獎授予 中國民運人士、異見作家劉曉波。石破天驚，激起千層浪。   13億人的民主追求，獲得國際承認   在此之前，許多年裡，多名中國異見人士被提名。好幾次，呼聲 高入雲霄，幾乎勝券在握。然而，年年希望，年年失望。中國人，諾貝爾和平獎，兩者似乎遙不可及。實際上，早該得了，遲早會得，終於得 了。這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事件，它標誌著，這個13億人口的民族，對民主與自由的追求，終於得到世界的承認。   諾貝爾和平獎，這一至高無上的桂冠，“具有上帝般的權威”，不 僅是授予劉曉波本人，而且是授予整個中國民運群體，包括“六四”死難者和天安門母親們。中國民主運動的國際能見度，從此被大大提升， 達到一個更高更新的層次。之于中國人權進步與民主進程，其重大影響和深遠意義，非言辭所能估量。   劉曉波獲此殊榮，首先在於他對民主事業的傑出貢獻，以及他為 此付出的巨大代價：先後三次牢獄之災（另有一次監禁）。劉曉波獲獎，令中共當局尷尬萬狀、惱羞成怒。然而，給劉曉波戴上這一至高無上 的人類桂冠，首席推手，莫過於中共本身。   至高無上的桂冠，中共是推手   正如諾貝爾獎委員會頒佈的授獎辭指出：“劉曉波十幾年來致力 於在中國尊重人權。他參與了1989年天安門的抗議活動，是《零八憲章》的主要撰稿人……（中共 對劉）嚴厲的判刑，使劉成為中國人權運動的象徵性人物。”   劉曉波參與起草《零八憲章》，並發起公民簽名，論述理性，語 調溫和，姿態謙卑，對當局充滿勸導色彩。竟遭中共下獄、並悍然判處重刑11年。中共的抓狂，令海內外輿論，包括反對派陣營，都大感詫 異而難以置信。   究中南海背後動機，其中之一，是故意示凶相於國際社會，尤其 西方國家。儼然警告：中共已然崛起，強大無比，從此無畏國際人權壓力，無需再與西方展開“人質外交”。關起門來，折騰自己的國民，隨 心所欲，喜怒由己。   而中南海收穫的報應，就是這個：諾貝爾和平獎的巨大光環，降 臨於中共肆意迫害的子民。這正如，中共多年窮兵黷武，近年，更發展到在國際上耀武揚威，逞強耍橫的結果，是遭到周邊國家、乃至於整個 國際社會的全面軍事圍堵。   猶記得今年初，筆者在日本演講時，就《零八憲章》和劉曉波下獄，提 示：“最溫和的呼聲，換來最嚴厲的懲罰。這是權力傲慢，不折不扣的權力傲慢，中南海的權力傲慢。”這番話，激起與會日本人中，對劉曉 波的巨大同情和對中共的強烈反感。諾獎授劉，是國際社會對狂妄中共的直接回敬。   文明的訓斥，令中共抓狂   中共的回應，又是一場抓狂。中共抗議挪威政府，仿佛挪威像中 國一樣，如諾獎委員會這樣的民間機構都由政府控制；中共中斷中挪官方與民間交流，仿佛一個生氣的小孩子，動輒揚言“我不跟你玩了”； 中共威脅取消合同，限制挪威產品進口，仿佛一個小腳女人，紅顏一怒，恨物及烏，恨不得把所有家當都要砸個稀巴爛。   為了阻止外國記者採訪，中共悍然軟禁劉曉波妻子劉霞。這裡，中 共又自我違規犯法兩條：將對劉曉波的人權迫害延伸到劉妻子身上；違背自2007年起讓外國媒體和記者在中國境內自由採訪的國際承諾。   中共聲稱，諾獎，是對“是對中國司法主權的侵犯”。而眾所周知，司 法獨立，主權在民，才是文明規範。而在當今中國，所謂司法，不過就是中共一党的家法、幫規，連中共本身，都無意遵守而恣意妄為。中共 又歪稱，頒諾獎給劉曉波，“無異於在中國境內鼓勵違法犯罪”，然而，犯罪的，恰恰是共產黨，侵犯人權，戕害同胞，共產黨每天都在中國 境內犯罪，犯的就是，踐踏人權罪，反人類罪。   中共發言人和官方媒體，搬出大量文革語言，咒駡挪威及諾貝爾 獎委員會，並咒駡劉曉波本人。其中一句，咒駡劉曉波“竭力想幫助西方主子維護西方霸權，讓中國淪為西方的附庸。”且不說當年，中共起 家，借用的就是西方理論 ---- 馬克思主義；背靠的就是其外國主子 ---- 蘇聯。就說如今，威脅中國的，哪裡是什麼“西方霸權”，明明是共產黨霸權；讓中國或中國人民淪為附庸的，哪裡是什麼 西方，明明是中共利益集團。劉曉波們追求和奮鬥的，是改善中國人權和實現中國民主化，這首先是中國的利益，然後是人類的利益。至於西 方或任何其他國家的利益，自然也在其中 ---- 一個文明的中國，對世界和平的加持。   中共當局的言不由衷和信口開河，連它自己都不會相信。古語“狂 犬吠日”，正是這等情形。重創之下的抓狂，反而使人們看到，諾貝爾和平獎，這一道強光，令中南海驚恐萬狀。諾貝爾獎委員會授獎于劉曉 波，其實就是當頭一棒，對不可一世的中共集團，一頓文明的訓斥。   圍繞劉曉波獲獎的爭議   海內外華人中，圍繞劉曉波獲獎，也出現一些爭議。爭議的聲音，甚 至來自中國反對派陣營的內部。這本身是民主與多元化的表現，倒不足為奇。反對派陣營中，對劉曉波的批評與否定，大抵有三類：其一，以 劉初出道時（比如1988年）的個別言論，來否定劉；其二，以劉第一次入獄時，曾有軟弱表現而否定劉；其三，以劉對中共的“溫 和”姿態，而否定劉。   毋庸諱言，受中共長期高壓和影響，部分中國知識份子初示啼聲，可 能以“憤青”面目出現，從八十年代到今天，這一現象，都並不鮮見，關鍵在於，他（她）日後是否成熟；在美國或西方，國人或軍人被敵營 俘虜，即便有軟弱表現，回歸後，一樣被視作英雄，其中蘊含了包容人性弱點的西方人道主義；至於“溫和”與否，反對派人士應該明白，鑒 於體制內與體制外、國內與國外的環境條件差別，抗共人士，必然採取不同策略，或剛性出擊，或柔性抵抗，只要對極權專制構成有效瓦解，都 是大同之道。古語：八仙過海，各顯神通。西諺：條條道路通羅馬。說的都是這個理。一味認定只有自己的方式正確，恐於無形間，助長新專 制思維的萌芽。   有人緊緊揪住劉曉波1988年的個別言論不放，使人聯想到，有人緊緊揪住柴玲的1989年個別言論不放，窮追猛打，而無視劉或柴奮鬥的大方向。不 允許人家進步？莫非如魯迅筆下的假洋鬼子，“不准（人家）革命”。   自“六四”以降，二十餘年，劉曉波的成長與成熟，有目共睹。思 想更深邃，精神更平和，姿態更謙卑。不可否認，劉尚有言行的不周與漏洞，如在《我沒有敵人---- 我的最後陳述》中，僅因個人際遇，就說“看到了（中共）監管上的進步”、“人性化管理”，以點帶面，不計其餘。這一段，的 確是令人遺憾的敗筆。   然而，金無足赤，人無完人。重點在於，劉曉波堅守信念，始終 如一，為推動中國民主化，衝鋒不止，奮鬥不息。諾貝爾獎委員會，有它自己的“和平”理念，該委員會看到，縱然經歷無數波折和磨難，但 劉曉波始終堅持和平、理性、非暴力原則，始終不渝地推動中國和平轉型。“人權與和平之間有一個緊密的關聯，而人權正是阿爾弗雷德•諾 貝爾在遺囑中所寫到的‘民族之間友愛’的前提……”對劉的授獎辭如是道。   面對中國民主事業的艱難不易，我們更沒有理由對劉曉波苛責。來 自反對派陣營的部分批評，其尖利程度，無形間，已經置劉於雙向受敵的境地。否定之否定，到達另一種肯定。中共對劉曉波的否定，部分人 士對中共否定的劉曉波的否定，不經意地，反倒構成對中共的助力----至少有助於中共在這一事件上轉移視線，局部脫困。相信部分 反對派人士的初衷並非如此，但出乎他們意料的效果，不幸就是如此。   （原載香港《開放》雜誌，2010年11月號）

投書文革還在搞：從東京影展看中共

十月，東京舉行第23屆國際影展。兩岸電影代表團出席，卻因名稱問題，鬧出軒然大波。就在這個藝術盛典上，大陸電影代表團團長江平，竟突發政治思維，以主辦方稱呼“臺灣”，而不是稱呼中共方面一貫要求的所謂“中國臺灣”、“中華臺北”為由，宣佈退出影展。這一突發事件，致使十幾名已經身穿晚禮服、星光閃耀的兩岸電影人，均無法踏上綠地毯。臺灣影星徐若瑄為此淚撒東京。   此時，正值臺灣五都選戰白熱化之際，致力於“兩岸緩和”的國民黨，擔心衝擊該黨選情，將事件定義為大陸電影代表團團長江平的“個人行為”，將他列為“不受歡迎人物”，“永遠不得入境臺灣”。   中共方面，似乎也竭力淡化此事，中共“國台辦”和“文化部”均低調表示，對相關情況，“瞭解不完整”，難以表達意見。看上去，好像真是江平的“個人行為”？   然而，以中共“党領導一切”的原則，曾擔任“國家廣電總局副局長”、現任“中影集團副總裁”的江平，宣佈退出東京影展之前，不可能不請示上級。江平所謂“個人行為”，不大可能不是中共“政府行為”。   “政治掛帥”，歷來是中共“法寶”。經濟問題政治化，文化議題政治化，藝術行為政治化。劉曉波獲諾獎，中共威脅對挪威實施經濟制裁；東京影展，中共政治當先，不惜杯葛藝術。兩起事件顯示，中共思維，依然是文革思維；中共語言，依然是文革語言。這證明，在中國，在相當程度上，文革並沒有結束，文革還在搞。   兩年多來，國共和談，兩岸簽署經貿協議。國民黨方面，希望以經貿促和平；共產黨方面，圖謀以經貿促統戰。就在最近，在民意代表的追問下，臺灣國安局承認，中共派遣大陸各省採購團密集赴台，商業行為的背後，其實是統戰意圖。   從2008年至今，中共派出的各省採購團多達62個，砸下銀子162億美元；今年赴台的這類採購團，已經達到14個；某團一次就砸下70億美元。看上去豪氣萬丈；表面上有助於臺灣經濟復蘇。然而，臺灣方面經仔細觀察，發現，大陸團採購，實際金額並沒有意向金額那麼多，有的合同，甚至把採購兌現時間拉得很長，要經過三、五年才能“落實”。放長線釣大魚。所謂“血拚”，原來是拚統戰。   國共兩黨意圖各異，因此，兩岸看似緩和，但中共並不放棄打壓和封鎖臺灣，繼續以導彈瞄準臺灣，繼續以霸權擠壓臺灣。東京影展事件，呈現的，不過是中共一貫的惡霸嘴臉。   那個大陸電影代表團團長江平，曾為導演、製片人，也算是一個“藝人”，這回表演的，活脫脫，卻是一副“黨棍”嘴臉。   他竟質問臺灣代表團“你們不是中國人嗎？”無知的江平，竟不瞭解，鑒於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共所代表的“中國”形象，惡形惡狀，臺灣人避之猶恐不及，當今臺灣人中，還有幾個人願意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寥寥無幾。江平又威脅臺灣代表團：“（你們的）參展影片還想不想進大陸？”政治綁架，外加經濟利誘，這恰恰是中共對台手段的經典縮影。   以製造不和諧為能事而破壞東京影展的江平，卻聲稱：“我們聽到了一些不和諧的聲音……面對這種不和諧的聲音，必須要用行動來表達我們的愛國情結。”   據查，這個江平，本身是滿族人，他那個滿洲國，或者滿清國，早已淪亡。作為一個“亡國奴”，還大談“愛國”，真令人啼笑皆非。“當了奴隸而不自知”，此其人也；“商女不知亡國恨”，此其“女”也！自己亡了國，還要拖著臺灣（中華民國）一道亡國。超級白癡，誤己誤人！   可以推想，如果當年，日本成功佔領中國，今日江平，必堅信“大東亞共榮圈”，面對歐美國家的批評，必大聲宣稱：“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而“容不得你們歐美列強說三道四！”貌似血性，實為奴性。習慣做奴隸者，做誰的奴隸都習慣，豈在乎充當“三姓家奴”？   （10/26/10 原載自由亞洲電臺）

投書“政改”的幻滅

10月中旬，中共召開“十七屆五中全會”。嚴密安保和拒絕對外透露地點的這個“中央全會”，主要內容有二：通過“十二個五年規劃”；增補習近平爲“中央軍委副主席”（表明習的接班人地位得到鞏固）。     會前，外界曾期待，中共或將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有所突破。會議結束，這類期待旋即落空。會議公報中，關於“經濟體制改革”，同往常一樣，用了“大力推進”一詞，並佔用大量篇幅；關於“政治體制改革”，說法則是“積極穩妥”，也同往常一樣，惜墨如金，只輕輕一句帶過。     外界之所以對中共“政改”有所期待，概在於，在此之前，近幾個月間，中共總理溫家寶先後八次談論“政改”，看似不同尋常。有人以爲，中共終於要啓動“政改”；至少，中共內部的“改革派”有意推動“政改”。     然而，中共的主流聲音，分明強調：堅持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決不搞西方式的“三權分立”。就在“五中全會”召開期間，一名中共外交部副部長在“第三屆世界政策會議”上，當作聯合國秘書長的面，公開宣示，中共將“根據本國社會實際推動自身政治建設。”仍然是“國情論”、“特色論”。     有人又以爲，中共高層出現分歧，比如胡溫之間，分道揚鑣？或以爲，溫家寶“孤軍奮戰”？然而，就在這次全會上，胡錦濤做“工作報告”，溫家寶就“十二五規劃”做“說明”。胡溫配合默契，一如尋常。溫與衆官僚融洽一室，樂在其中。     有人曾感動於溫家寶的豪言壯語。就在不久前，九月下旬，談到“政改”，溫對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主持人慷慨陳詞道：“我想用兩個詞來表達我的決心：‘風雨無阻’、‘至死方休’。” 有人據此相信溫對“政改”的“誠意”。     早在1998年，時任中共總理的朱鎔基，針對反腐，就曾經發出響亮度毫不遜色的豪言壯語：“我這裏准備了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是留給腐敗分子的，一口是留給自己的。無非是個同歸於盡。”又慷慨陳詞：“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都將勇往直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結果如何？在朱鎔基任內，中共貪官，不是越來越少，而是越來越多，密集如過江之鯽；朱沒有跌入地雷陣或萬丈深淵，更沒有與腐敗分子們“同歸於盡”，而是做到任期屆滿，全身而退，領受巨額離休待遇，安享晚福。何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假話、大話、空話，從來就是中共高官的敲門磚、護身符，所謂“忽悠”，區別只在於水準高低。這在中共官場，不是潛規則，而是明規則。     至於浸泡中南海深宮宦海三十年的溫家寶，見多了利益交換，飽經了權爭磨練，慣於避險趨利，明哲保身，斷不會“風雨無阻”；到如今，任期將盡，流連徘徊，說幾句暖心話，落下個好名聲，如此而已，何至於“至死方休”？     有人以中共曾出現胡耀邦、趙紫陽兩位良心人物爲例，推理出現新良心人物的可能。不必完全排除這種可能性，但必須正視，今日中共黨內政治生態，對比胡趙時代，不僅不可同日而語，而且有天壤之別。     曆經“六四”後二十餘年的自我封閉，逆向淘汰，所謂“改革派”，早已在中共黨內無容身之地。特殊利益集團，成爲黨內主流派，尾大不掉而如日中天，其狀如龐大碾盤，壓倒一切，壓倒那些即便如竊竊私語般的改革聲音。     一個死守既得利益的腐敗集團，憑空何來“政改”動力？中共輿論，陶醉於因巨大人口和巨大市場所形成的“規模經濟效益”，暗示：既然看上去“一切都很好”，又何必改弦易轍？     就在溫家寶唱“政改”高調的同期，就在“十七屆五中全會”前夕，中共禦用文人，又發明瞭一種新標題：“好民主才是好東西”；進而百般求證：“符合國情的民主才是好民主”；還以嘲弄口氣道：“實事求是”讓西方民主難以忽悠中國；進而妄稱：要在國際上奉行“領導者戰略”，用“中國模式”去攻打普世價值。     連民主都沒有，卻侈談“好民主”；以造假和謊言爲立身之本，卻竟以“實事求是”爲自己的“軟實力”。中共禦用文人，不僅罔顧現實，在理論上也走火入魔。     “政改”幻滅，對翹首以待的人們來說，又豈非一記良性的教訓？且看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上，胡錦濤提出的“包容性增長”，最後竟落實到“鞏固共産黨執政地位的增長”。可真是，一語驚醒夢中人！     （10/19/20 原載自由亞洲電台）

投書溫家寶“撤彈說”，等於沒說

文 / 陳破空   9月，中共總理溫家寶前往紐約出席聯合國大會。與華文媒體見面時，有記者問中共是否會撤除瞄準臺灣的導彈，溫的答覆是：“我想你提出這個問題，最終會得到實現！”   溫家寶的“撤彈說”，立即在臺灣內部激起反響。執政的國民黨認為，這是“務實的作法”，並“樂意看到中共領導人釋出善意”。在野的民進黨表示，溫的說法“太模糊”，不具有實質意義。   中共部署瞄準臺灣的導彈，逐年增加，到目前，達到1400至1500枚。這一情節，形象體現中共對臺灣的敵意，是臺灣民眾強烈反感所在，也是兩岸關係緩和的障礙之一。不論哪一個黨上臺執政，臺灣政府，與中共打交道時，都一再要求後者“撤彈”。   溫家寶的“撤彈說”，是隨口而出？還是有意放話？尚不得而知。但，有一點可以確定，說“撤彈”，卻並沒有時間表，“最終”二字，可以做任意解讀。一年，十年，一百年，甚至無限期。沒有時限，“撤彈說”，等於沒說   世界上的事情，如果用“最終”二字來表述，基本上沒有說不通的。連美國與蘇聯之間的冷戰，最終都可以結束；連美蘇互相瞄準的核彈，最終都可以減少或者撤除；那麼，兩岸之間，最終撤除中國瞄準臺灣的導彈，又豈非不可能之事？   問題在於，何時撤除？撤除的條件是什麼？迄今，北京開的條件，是“一中”，臺北顯然不會接受。儘管近年兩岸關係緩和，但歷次臺灣民調表明，拒絕與中國統一的臺灣民眾，不是越來越少，而是越來越多。這一現象，看上去，與兩岸關係緩和正反比，但卻與另一件事成正比，那就是：中共持續迫害中國民眾、持續與文明世界作對的獨裁、腐敗、惡霸形象。   而北京的所謂“一中”，不會是“中華民國”，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前者早已是民主政體，後者依舊為專制堡壘，豈有舍高就低、舍進步而就落後、棄文明而複歸野蠻之理？   遺憾的是，部分國民黨人士，只注重經濟利益，而忽視人權價值。兩岸所簽《經濟合作框架協定》（ECFA），表面上更有利於臺灣，實際就是建立在對大陸勞工和農民階層深重剝削基礎上的“不平等協議”。   臺灣前行政院長郝柏村，最近就“金門協議”二十周年發表感言：“歷史的潮流，已經到了中國人必須終結打中國人的時候……”聽上去像是針對共產黨，但，身為“統派”人物，郝的喊話，其實是針對“台獨”。且不問，到底有多少臺灣人會心甘情願地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就說“中國人不打中國人”這句話，原卻出自共產黨。   上世紀三十年代，共產黨遭國民政府圍剿，龜縮於陝北一隅，窮途末路之時，就打出“中國人不打中國人”這句欺世盜名的口號，拼命宣傳，以求脫困。其後，共產黨利用國民政府浴血抗日之機，獨自壯大。到四十年代，國共干戈再起，共產黨已占上風，再不提“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口號，而是發動全面內戰，專門打中國人，不僅悍然推翻國民政府，還將“投誠”的數百萬國民黨軍政人員---中國人，予以分批屠殺，實施群體滅絕。   口稱“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共產黨，恰恰就是“打中國人”的行家裡手，舉凡“土改”、“鎮反”、“反右”、文革、六四屠城、鎮壓法輪功……哪一樁，不見其“打中國人”的用心之毒、下手之狠？   郝柏村還說：“只有終結中國人打中國人，整個中華民族才有光明遠大的前途。”郝的話，如果只是針對兩岸，未免太狹窄，還應該放大到中國大陸的廣大國土。尤其應該說給共產黨聽，要求他們，停止鎮壓中國人民，停止迫害異己，停止屠殺少數民族，也包括，停止用導彈瞄準臺灣----他們口口聲聲所稱的“骨肉同胞”。   或許，共產黨並不承認他們自己是“中國人”（而僅僅是馬列信徒）？或許，郝柏村的話應該稍做調整，才更為精確：“只有終結共產黨打中國人，整個中華民族才有光明遠大的前途。”   臺灣的國民黨，不論傾向統還是獨，至少也應該堅守民主價值。如果，國民黨裡，當真還有人認同“一中”，那麼，他們就不應該忘記，曾高舉“三民主義”大旗的國民黨，對中華民族，仍然負有一份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應該，不僅在臺灣鞏固民主，還要向大陸推廣民主，對中共的獨裁與暴政，大聲說不。     （9/28/10 原載自由亞洲電臺）

投書東盟峰會，中國為何遭到圍攻？

在本月舉行的東盟峰會上，中共代表遭到圍攻。事情起源於南海主權問題，12個與會國家提出解決南海爭端的“多邊協商”機制，反對北京主張的“一對一解決”機制。美國、歐盟和印尼，也都表態，支持東盟國家立場。     涉及南海主權之爭的國家，包括：中國、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文萊和臺灣。各方先後出兵，各自占領部分島礁。南海49個島礁中，越南占有29個，中國占有7個，臺灣占有1個，其余，則分別為菲律賓、馬來西亞和文萊所占。南海爭端，由來已久，其間，中國和越南、菲律賓之間，曾多次爆發武裝沖突。       美國國務卿表態：“美國不支持任何一國的主權要求。”希望各國協商解決。美國立場，被解讀為針對中共，而支持東盟。因為，中共宣稱，擁有全部南海主權。會後，中共外交部發表措辭強硬的“文告”，集中抨擊美國。於是，近期中美之爭，從黃海擴大到南海，從硬實力的比拚，擴大到軟實力的較量。     海內外中國人，出於天然的愛國心，都會自覺維護中國主權。但中共當局，立場前後不一，或持雙重標準。在國內操控民意，令國人無所適從；在國際上欺軟怕硬，令國際社會難以信服。比如，就南海問題，此前的中共立場，是“擱置爭議，共同開發”。今年三月，中共突然宣布，南海主權，是中國的“核心利益”。把南海地位提高到臺灣地位高度，等於宣示，中共將“獨霸”這一海域。可以對照的是，在北邊，中共正式簽署“邊界劃定協議”，承認歷史上俄國侵略和占領中國領土的合法性；在南邊，中共卻憑籍其日益龐大的軍力，威逼周邊小國。     東南亞各國緊張，思謀以“多邊協商”的分進合擊（合縱），來對付北京“一對一解決”的各個擊破（連橫）。就在本屆峰會上，東盟作出決定，將邀請美國和俄羅斯加盟，使東盟格局，由東盟加三（中國、日本、韓國）、東盟加六（中國、日本、韓國、印度、澳大利亞、新西蘭），變為東盟加八（中國、日本、韓國、印度、澳大利亞、新西蘭、美國、俄羅斯）。東盟用意，在於引進美國和俄羅斯這兩個超級強國，來抗衡中國在東南亞地區的獨霸地位。     據報道，出席東盟峰會的中共外長，感到尷尬、惱火、惱怒，發表了“情緒激動和措辭激烈”的言論，聲稱這是“一場有組織有預謀的對中國的圍攻”。國際媒體紛紛以“遭到圍攻”、“四面受敵”、“陷於孤立”等詞匯，描繪中共在這屆東盟峰會上的窘境。     問題是：為什麽會遭到圍攻？應該說，爭主權，不是遭圍攻的理由。因為，各國都會爭主權，南海周邊小國，也都沒有讓步。何以唯獨中國（中共）遭到圍攻？     反躬自省，才能找到癥結所在。在中共輿論主導下，多年來，中國上下，侈談最多的，都是“實力”，侈談更多的，是“硬實力”。鄧小平說：“發展才是硬道理。”也是一個“硬”字。中共禦用學者，甚至苦心論證：歷史上，任何一個強權崛起，都要經歷一番爭鬥，所謂“戰火的洗禮”。中共軍頭，則以高談闊論“制空權”、“太空優勢”、“海上霸權”為傲事。從迷信實力、硬實力，到迷信軍力、最大軍力，中共正挾持中國，走上一條窮兵黷武、與國際社會對抗的不歸路。     世界已經有了新準則，中共卻渴望回到舊時代。正如在電影領域，中國盛行古裝片而美國流行未來片一樣，兩個大國的朝向和走向，在新世紀的地平線上，呈現背道而馳的身影。   中南海可以自思：如何讓世人相信，你不尊重國內人權，卻會尊重國際人權？你不平等對待中國人，卻會平等對待各國？你在國內貪贓自肥，卻會在國外盡責貢獻？你在國內踐踏法治，卻會在國際上遵守規則？你在國內不講理，卻會在國外講理？       古人雲：“皇天後土，德者居之。”又雲：“惟賢惟德，可以服人。”中國聖賢古訓，全然被中共拋諸腦後。說到主權，你得到的領地越大，豈不是，受你奴役的民眾越多？     東盟二十多國，最唾棄朝鮮和緬甸兩個獨裁政權，而中共，偏偏要為這兩個流氓政權出頭，充當國際社會的“黑老大”。與無賴政權緊密捆綁，如何能讓東盟各國不對你心生疑懼而要相信你滿嘴的“仁義道德”?     中共宣傳：落後就要挨打。實際上，腐敗才要挨打。美艦亮相黃海，中共自比“甲午國恥”。須知，當年（1894年），相對強大的滿清和滿清海軍，大敗於相對弱小的日本和日本海軍，非硬實力不足，乃軟實力不濟：晚清宮廷與軍隊的腐敗。對照今日中共與末期清廷，何其相似？腐敗，經濟上的腐敗，生活上的腐敗，還有精神上的腐敗；固守專制，拒絕政改、閉關鎖國，至少是意識形態上的閉關鎖國。     中共受到圍攻，由此而來。若無改弦易轍而一意孤行，窮兵黷武的中共，可能引燃戰火。中共挾持國民，強奸民意，對外宣傳，一貫妄稱“我們”；被洗腦而不自知的部分國人，也習慣口稱“我們”。然而，戰爭一旦打響，就沒有什麽“我們”，只有中共自己。長遠而言，如果中國人民無法起而推翻獨裁中共，國際社會也會因緣推翻獨裁中共。攤牌，只是時間問題。正可謂：惡者，人神共憤，人人得而誅之。   （7/27/10 原載自由亞洲電臺）

投書中美對峙，黃海誰是贏家？

7月20日，美韓聯軍公佈近期軍演安排，第一階段演習定於7月25至28日在日本海（韓國東海）舉行，包括“華盛頓”號航空母艦、20艘戰艦、200架戰機將上陣參演。據傳，由於中共的激烈反對，原定在黃海（韓國西海）的美韓聯合軍演，改為在日本海和黃海同時或先後舉行；美國航空母艦不一定進入黃海。     或許，中南海正暗自慶賀自己的“心戰”成功，中共御用文人幾乎是用“歡呼”的筆調寫道：“這一輪中美博弈，中方是十足的贏家。”     然而，未必。作為世界頭號強國，美國在展現硬實力的同時，也施展其軟實力。就在美國對中共表現出“遲疑”或“示弱”的同時，卻在亞太地區，悄悄挖動中共周邊牆腳。     7月19日，在伊斯蘭馬巴德，到訪的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克林頓宣佈，在美巴兩國聯手打擊塔利班的軍事合作基礎上，將倍增美國對巴基斯坦的民用援助。而眾所周知，巴基斯坦，是中共在亞洲不多的幾個“傳統盟友”、所謂“鐵哥們”之一；巴國的親美趨勢，顯然令北京難堪。     希拉蕊·克林頓隨後前往喀布爾，出席在那裡舉行的“阿富汗問題國際會議”。之後，她轉飛首爾，參加美韓兩國首次舉行的“2+2峰會”（兩國外交部長和國防部長同時參加的會談），紀念朝鮮戰爭60周年，強化美韓同盟，同時部署美韓聯合軍演細節。     越南，是這次希拉蕊·克林頓亞洲之行的最後一站，也是最具深長意味的一站。不久前，中共剛剛宣佈它的南海新政策，聲稱，南海水域關係到“中國核心利益”，這等於表明，中共不再需要與東南亞各國“擱置爭議，共同開發”（中共歷來政策如此）具有爭議的南海，而打算“獨霸”。     包括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汶萊等國在內的東南亞各國，頓感緊張。這些國家，正密切注視美韓軍演和北京反對的事態走向，它們暗中希望，美國不讓步，堅持出動航母，到黃海軍演，以震懾中共。     中共的孤立顯而易見（本文不在重複贅述劍指北京的14國“環太平洋軍演”）。即便朝鮮，被中共宣傳為“鮮血凝成的”、“牢不可破的”第一盟友，態度也極其微妙。     當韓國指控朝鮮攻擊“天安艦”時，平壤曾揚言展開“全面戰爭”，並威脅首爾不得對朝鮮重開宣傳戰、不得制裁；但首爾照樣重開宣傳戰、照樣實施制裁，並讓美韓軍演登場。此時，外界發現，平壤不僅沒有激烈反應，反而降低了調門，好像突然間“沒了脾氣”。     兩個很有意思的情節是：7月15日，朝鮮軍方與駐韓聯合國軍司令部就“天安艦”事件舉行了會談，這一會談，出自美國的建議。7月18日，遭受強暴雨襲擊的朝鮮，在開閘洩洪前，預先通知韓國，使韓國得以及時疏散臨津江遊客，無人傷亡；而去年同期，朝鮮未曾知會韓國，就擅自開閘洩洪，當即淹死6名韓國遊客。在當前南北緊張對峙的情況下，平壤的舉動，明顯是為緩和局勢預留空間。     面對美韓聯合軍演，北京反應，極其高調；平壤反應，卻相對低調。美韓方面，明說軍演是針對朝鮮，中共卻認定是針對它自己，未免做賊心虛。無意間，似乎證明：朝共的背後是中共，“天安艦”事件的幕後主使，就是北京。     中共反對美韓軍演在黃海舉行，尤其反對“華盛頓”號航空母艦前往黃海，聲稱“距離中國領海很近”，是“威脅和挑釁”。但，美國“華盛頓”號航空母艦並非沒有去過黃海，上一次現身黃海，是去年10月。這一回，中共大喊大叫，無外乎要證明自己已經“崛起”，要求他國承認自己是“區域霸權”。     中共為了挑動民意，在其官方媒體上，大肆炒作。故意將美韓黃海軍演與歷史上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扯到一起，把當今世界民主與專制較量與歷史上的中國國恥混為一談。一批御用學者和左派文人也跟著起哄，藉以煽動民族主義。在一片鼓噪聲中，掩飾中共獨裁統治在國際上不受歡迎的事實，也掩護中共利用朝鮮、一再挑釁文明世界的不堪勾當。如果美韓軍演當真針對中共，那也不過是敲山震虎罷了。     中國要強大，中國要富裕，中國要繁榮，都沒錯；然而，非要如此強大？----窮凶極惡，面目猙獰；非要如此富裕？----不擇手段，暴發戶嘴臉；非要如此繁榮？----腐敗，貧富懸殊，認錢不認人？     與美國對抗，與周邊國家對壘，與國際社會對立，這不是中華民族的選項，而是中共利益集團的選項。中南海對內鎮壓、對外威脅，雙向作戰，圖謀瓦解內外民主力量，以期獲得中共獨裁統治的“長治久安”。   （7/20/10 原載自由亞洲電臺）

投書李鵬六四日記，留下翻案漏洞

《李鵬六四日記》在香港的出版波折，進一步佐證這份日記的真 實性。胡錦濤當局一直封殺李鵬六四日記，相信原因之一是，以中共自訂的機密標準，李鵬日記，大量洩露“國家機密”。   1989年，鄧小平所調共軍，為民眾所阻，無法進京，最後以隱蔽和喬裝分散方式入城。此前，這些情節，止於人們的推測。而 今，經由日記，李鵬透露：在人民大會堂和天安門一帶，確有“人防地下通道”，共軍以隱蔽方式，經由這些地下通道，進入天安門。“截至2日 淩晨3時，已有25000人進入天安門廣場東側的人民大會堂、西側的公安部大院、北 側天安門與午門之間，在南面，北京東站也有先期從沙河到達的3000兵力，已形成四面對天安門包圍之勢。”   李鵬詳細記錄，學潮期間，在鄧小平家裡多次召開高層會議，證 實請願學生指控：鄧垂簾聽政。1989年，作為實際上的最高統治者，鄧小平，在紫禁城外，在中國民 眾中，其支持率，已經接近於零；但在紫禁城內，在中共高層那個小圈子內，其威勢仍然壓倒一切，壓倒党的總書記趙紫陽。紫禁 城內外截然相反的政治空氣，反映中國政治的反常生態。   李鵬還證實，是鄧提議調軍入京，也是鄧拍板清場（鎮壓）；鄧 調動軍隊後，大概沒有料到軍隊會受到民眾阻攔，無法進城。這一期間，鄧憂心忡忡，最擔心“軍心不穩”。李鵬寫道：“鄧小平擔心軍心不 穩，這是大問題。”“六四”屠城後，鄧並不露面，直到屠城後第5天，6月9日，眼看局勢已經完全在控制之中，鄧才亮相，接見戒嚴部隊 幹部。   耐人尋味的是，李鵬日記首次披露鄧在接見戒嚴部隊幹部時，講 的這麼一句話：“如果是用坦克從人群中軋過去，就會引起全國的是非不清。”事實上，“六四”屠城中的主要情節之一，就是共軍用坦克壓 軋人群。北京體育學院四年級學生方政作證，6月4日晨，方政隨其他學生從天安門廣場撤離，行進到六部口一帶 時，共軍三輛坦克從學生隊伍背後沖進人群，方政當場被坦克輾斷雙腿。三輛坦克揚長而去之後，現場留下11具 血肉模糊的屍體。   鄧講的那句話，仿如“此地無銀三百兩”，故意顛倒事實、混淆 黑白，體現一個獨裁者當面說謊不臉紅的厚黑功夫。   關於江澤民出任總書記前後經過，李鵬紀錄：先是由陳雲、李先 念二老向鄧小平推薦，鄧于當年5月19日正式決定，並知會李鵬等“常委”。5月31日， 江澤民再次奉召進京；6月1日上午，鄧當面告知江，要他出任總書記。但江並不同意馬上 接任，以“黨章規定”為由，婉轉表示，要求“由中央委員會選舉產生他任總書記。”而很明顯的是，在當時的情況下，不可能在 短時間內召開“中央全會”。   江趁機提出：“在此之前，他不能以總書記名義對外，可先在中 央擔負一部分工作，熟悉中央的情況。”可以看出，江耍的是拖延戰術。實際上，江仍然在左右觀望。一方面，在黨內，鄧趙之間兩條路線的 紛爭，還沒有最後結論；另一方面，共軍進京受阻，軍隊和民眾，誰占上風，軍心是否生變，都還不明朗。江堅持，一線工作仍由李鵬負責。 李鵬紀錄，“他一直要求我在第一線主持中央工作。”大屠殺展開時，江呆在警衛大樓，坐觀形勢。直到一切都平息 下來，6月23日，在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上，江才正式出任總書記。李 鵬日記暗示，江澤民是滑頭，看風使舵。   李鵬日記顯示，許多時候，李鵬一人被推到前臺，竟至於，“六四”屠 城後，6月5日淩晨，只有退休老人王震一人，陪同李鵬到人民大會堂，看望 參與屠城的共軍官兵。直到6月9日鄧小平露面後，其他中共高層人物和老人才隨同鄧一齊露面 （唯江澤民仍然託辭不出）。   李鵬日記，也間接證實楊得志等7名 上將寫信反對鎮壓的事實；李鵬日記還洩露，學潮後期，即便組成了以江澤民為首的中央“宣傳小組”，“六四”屠城後，“廣播和電視臺，都 沒有站到黨和政府這一邊。”   關於八九民運，曾有人反思：“學生沒有珍惜與政府對話的機會，把 事情搞砸了。”但李鵬日記卻透露，不管學生有沒有與政府好好對話，政府都已經鐵下一條心：鎮壓。5月18日， 李鵬等人虛與學生對話周旋，但在頭一天，即5月17日，中共高層就在鄧小平家裡，做出了調兵進京、實施戒嚴的 決定；李鵬紀錄，在與學生對話中，“我也留下了一個伏筆。我說，我不隱瞞自己的觀點。我會在適當的機會全面說明政府的立場。這 就是指明天要召開的黨政軍幹部大會。”第二天，即5月19日，在“首都黨政軍幹部動員大會”上，李鵬發表殺氣騰騰的 講話，厲聲高喊：“必須採取堅決果斷的措施，迅速結束動亂。”   李鵬日記，所洩露的最大“國家機密”，莫過於：當年中共所有 高層人物、各地方和部委負責人，對鄧、李聯手調軍戒嚴的表態，其中，許多贊成（部分猶豫，部分含蓄表示不贊同）。這一情節，經由李鵬 日記曝光，似乎當年“六四”屠城，於今日中南海諸公，人人相關，人人有責。鑒於“六四”後，中南海內，都是強硬派主政，改革派被一掃 而光。於是，胡錦濤等，人人自危，決意阻止李鵬日記公開發表。   然而，被李鵬視作“護身符”的這一重大“國家機密”，卻留下 漏洞：當鄧、李作出調軍戒嚴的決策和動作後，其他中共高層人物，以及各省、市、部負責人的表態，即便擁護者，也只是表態支持戒嚴，並 沒有表態支持軍隊對民眾開槍、坦克壓人、甚至大規模屠城。如果今日或日後的中南海當政者有意翻案，仍然可以憑籍這一漏洞，將屠城責 任，盡數推到李鵬和已經死亡的鄧小平頭上。   實際上，李鵬日記中，大有隱情，隱瞞最深的，當推李與鄧之間 的秘密交流。當時，除了對李鵬，鄧小平對中共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員中的任何其他人，都不信任，或不完全信任，許多決策、交待、部 署，極可能就只在鄧、李兩人之間進行，包括允許共軍掃射人群、用坦克輾壓人群、施放毒氣彈等，極可能就是鄧、李二人背著他人，所下達 的密令。否則，遠道而來的共軍官兵，哪有那麼大膽子，擅自作為？   （6/15/10 原載自由亞洲電臺）

投書李鵬日記，究竟要表白什麼?

香港新世紀出版社定於本月出版《李鵬六四日記》，出版之前，該書內容已經全文上網，大概是出版者有意而為，期待李鵬本人表態，留給他證實書稿真偽的最後時間。     早在2004年、“六四”15周年之時，就傳出李鵬欲出版有關“六四”事件的日記，取書名為《關鍵時刻》。據傳：當時已經退休的李鵬，將書稿提供給中共中央政治局，要求審議；沒有得到回應，李又一一打電話給當朝的那些政治局委員們；最後，得到胡錦濤當局答覆：不同意該書公開出版。     事隔6年之後，《李鵬六四日記》終於出版，卻是在香港。不管李鵬本人是否授權，該書公開出版，符合李鵬心願。具有反諷意義的是，一貫打壓言論自由的李鵬，最後，連他自己也喪失了言論自由。好在還有個“一國兩制”的香港，得以幫助他實現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     更具反諷意義的是，李鵬日記的出版人，是鮑朴，鮑彤的兒子。鮑彤，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政治秘書，李鵬的死對頭。鮑家幫助李鵬出書，讓他發出自己的聲音，提供歷史的見證，也間接體現了鮑家父子所堅信的民主價值：讓自己說話，也讓別人說話，哪怕那個人，是你的敵人。     凡瞭解“六四”歷史和中共動態的人，都能體認，該書確為李鵬本人所撰。作者與書稿的真實性，幾乎毋庸置疑；但書中記載的“歷史”，卻未必真實。比如，參與“六四”屠城的重要幫兇之一，當時的北京市長陳希同，其名字，竟在李鵬書中隻字未提，僅在少數幾處，以“北京市長”一帶而過。原因無非是，陳於1995年在權爭中失勢，被江澤民以“貪污罪”下獄。李鵬不便在書中再提到這個名字。     不一而舉。由此可見，聲稱要寫出“事實”、“作為最重要歷史見證”的李鵬，並沒有完整的寫出事實，選擇性的記錄，有所暴露，也有所隱瞞。通讀該書，可以發現，李鵬著意書寫的，乃是有利於他自己形象的部分，而遮掩了不利於他形象的部分。     這個“形象”的有利與不利，也只是就中共黨內而言。實際上，李鵬日記，再次坐實了他留給世人的固有形象：強硬派，極左，仇視民主，誓死捍衛“黨的利益”，是策劃和實施“六四”屠殺的主要元兇。     關於《李鵬六四日記》，港臺媒體的評論，大多是，李鵬企圖推卸責任，洗脫汙名，“把屠城責任都推到鄧小平一人頭上”。但，通讀全書，看不出李鵬有任何推卸和洗脫的意思，反倒是，描寫自己如何強硬，如何不對請願學生讓步，自始至終堅持鎮壓，甚至，從一開始，就抱定不惜“賠上自己的身家性命”，也要捍衛一黨專制的決心。行文中的“理直氣壯”和“義正詞嚴”，活脫脫就是一個花崗岩腦袋的寫照，毫無反省，毫無悔意。     至於鄧小平部分，李鵬的書寫，不過就是印證外界熟知的事實：鄧小平提出戒嚴和拍板鎮壓。這與當時鄧“太上皇”的角色完全吻合。     鄧小平和李鵬，一個在後臺，一個在前臺，配合默契，形同父子，最後，都成為遺臭萬年的“六四”屠夫。日記中，李鵬毫不掩飾自己扮演的角色，固然出自他以為理所當然而頑固不化的封建專制意識，但非要公開出版不可，目的何在？李鵬要表白於世的，究竟是什麼？     在這部長達近15萬字的日記裡，李鵬詳細羅列了他發佈戒嚴令、鄧調動軍隊後，各省、市、部負責人的表態，多數“擁護”（少數猶豫），包括當時在地方任職的江澤民、胡錦濤和在“中辦”工作的溫家寶等，均屬“擁護”之列。原來，李鵬借此日記，警告後來的當政者：誰也別想為“六四”翻案，誰也別想提“平反”。你們當初都支持鎮壓，你們和我，都在同一條船上，休想把“六四”屠城的責任扣到我一人頭上，誰想清算我，你們也跑不掉。     在該書“前言”和“後記”中，李鵬再三提醒：“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告誡：“黨的團結”，尤其是“領導集體的團結”，至關重要。這流露，黨內外“平反六四”呼聲的經久不息，讓李鵬倍感焦慮。正是出於這種焦慮感，迫使李鵬整理出長篇日記，並急於公開發表。     李鵬日記中，始終把呼喚民主的學潮稱為“動亂”，並動輒把民主運動比喻為“文革”動亂。這實在令人啼笑皆非。文革，發生在、也僅僅發生在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並由中共頭目毛澤東一手製造。世界上，還有哪個國家、尤其有哪個民主國家，發生過類似中共文革般的鬧劇？倒回去說，如果，上世紀六十年代，中國已然是一個民主國家，人民擁有批評和監督政府的權力，毛澤東又豈能恣意妄為？浩劫又豈會持續十年？     世界上任何國家的民主運動，包括中國八九民運，何曾以破壞該國文化、文物、古跡的“文革”似瘋狂登場？何曾以大規模暴力、迫害和殘殺的“文革”般血腥呈現？李鵬瘋人囈語，對民主運動扭曲定性，怎能不誤國害民？     李鵬日記，竭盡對趙紫陽的詆毀，仇恨情緒，彌漫字裡行間。但卻從反面突出了趙的偉岸形象。李鵬透露：趙自始至終堅持與學生和市民對話，要求通過緩和方式化解官民分歧，進而提出“民主化”和“透明化”的前瞻性主張。有人指趙的兒子“官倒”，趙主動要求中央調查。期間，趙還提出“取消對領導同志的特殊供應”，這顯然觸動了黨內既得利益集團，尤其那些養尊處優的“老人幫”，如鄧小平等。趙的表現，在惡人當道的中共高層，難能可貴。     李鵬日記，把自己塑造成挽救共產黨的“中流砥柱”；但，歷史必將記載，對中華民族而言，那一年，在逆流滾滾的中南海，真正的中流砥柱，乃是趙紫陽。     李鵬強調“黨的團結”，但在日記中，還是洩露出，當年，中共統治集團內部的嚴重分歧：不僅党的總書記趙紫陽，人大常委會中，相當多的負責人，也都不贊成鎮壓學生；官方新聞界，更多的，是不同聲音。以至於，共軍屠城後，李鵬哀歎：“廣播和電視臺在這關鍵時刻，都沒有堅決站到黨和政府這一邊。”又寫道：“今天中央電視臺兩位播音員一反常態，有意身著黑色服裝，不知他們為誰弔喪。”李鵬還記錄：“在平暴之後，中國新聞媒介卻鴉雀無聲。作為中國政府主要通訊機構的新華通訊社，在平暴後的三天內，沒有發佈任何外文稿，全世界突然聽不到中國的聲音。”     《李鵬六四日記》，晚年李鵬的自白書，再一次，鐵板釘釘地，將其“六四”屠夫的定位，載入史冊；為其走向地獄，鋪下最後一塊墊腳石。     （6/9/10，原載自由亞洲電臺）www.chenpokong.com

投書台灣首富，北京打造

“不自殺協定”，世上還有這等協議？那是深圳富士康公司連續發生十幾起員工跳樓自殺的慘劇後，由該公司高層推出的最新舉措（因遭員工拒絕而無法推行）。這等聳人聽聞的“協議”，能夠，也只能夠出現在冷血而無奇不有的當今中國。   據內部人反映，工資低，是富士康員工的自殺主因。該公司多數員工的工資，由底薪600元外加保險費、加班費等構成，總額大致為1800元（人民幣）。這等工資水準，早在20年前的九十年代初期，在廣州、深圳、珠江三角洲一帶，就很普遍，就當地物價而言，那等工資，當時就讓人感到手頭吃緊。不料，20年之後，仍是這等工資水準，而20年間，物價已經不知飛漲了多少倍！   低工資，使富士康工人連起碼的上街消費能力都沒有，作息範圍只能局限于廠區，心理扭曲可想而知。而無休止的加班，尤其加夜班，兩頭見黑，更倍添心理壓力。於是，跳樓自殺者，前赴後繼。   而他們的老闆，竟是富甲天下的“臺灣首富”郭台銘！此人初到大陸發展，是1988年，在深圳開辦小廠，號為“富士康”，工人僅一百餘人，加工生產電腦外掛程式。依靠出口，20余年間，富士康每年營業收入猛增50%，到2009年，富士康營業收入達到406億美元，預計今年將達546億美元。如今，在東南亞各地，富士康擁有員工60萬，僅在深圳一地，所謂“龍華科技園區”，就挾有員工33萬。   這個“龍華科技園區”，以高大圍牆與鐵絲網環繞，與世隔絕，被稱為深圳的“城中之城”，外國媒體稱其為“紫禁城”。郭台銘號稱“軍事化管理”，不如說是“監獄化管理”。公司規定之一：員工上廁所，不得超過5分鐘。晝夜加班、連節假日都幾乎喪失的員工，淪為不折不扣的當代奴工。   低工資，“血汗工廠”，“首富”，多麼不相稱的一組名詞！正是中國大陸廉價的土地、廉價的工人，尤其那個縱容“血汗工廠”的政治制度，打造了“臺灣首富”的神話。   官商勾結，權錢交易，何止於國內？中共腐敗集團與台港、外國奸商的勾結，早已如膠似漆。“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中共獻中華之奴工，結奸商之歡心。這就難怪，國內外奸商，都齊聲唱好中國現行制度，公開表示，不希望中國改變。在香港，中共冷對“港人治港”，而熱衷“商人治港”；在臺灣，中共緊緊抓住台商，圖謀打造一支特種部隊----顛覆臺灣的“特洛伊木馬”。   富士康公司，不僅超時加班，而且強迫新員工簽訂“霸王條款”，逼使他們變相賣身。保安甚至可以打罵員工、限制員工人身自由。這一切，不僅嚴重違反有關勞工權益的國際條例，也嚴重違反中國《勞工法》。但，無視人權的中共當局，不僅聽之任之，而且縱容有加。   富士康出事之後，中南海指示，限制新聞報導，要求所有媒體召回前往深圳採訪的記者。官媒大鱷“中央電視臺”，在最初不經意地報導過富士康事件之後，轉而隻字不提。郭台銘們，大可“感恩戴德”，因為，只有大陸這片血汗的土地，才能讓他們自“血汗工廠”中發跡；也只有大陸這等罪惡的制度，才能讓他們謀財害命的罪惡得以逃避追究，而受到庇護。   都知道中國經濟增長、財富積累，卻鮮有人知道，中國工人的工資，占中國總產值的比例，竟日益減少。這等“中國模式”，與他國經濟發展模式完全相反。讓富者愈富，讓窮者愈窮，這便是從鄧小平開始，中南海不變的“治國”邏輯。富士康慘劇，是“中國模式”的寫照，但也僅僅是冰山一角，無數的“富士康慘劇”，隱沒在暗處，令國人麻木。   工人遭壓榨；工人權益無保障；工會形同虛設，甚至淪為資本家或政府的幫兇。這一切，都是中共“制度設計”的結果。與之形成反諷的，則是，中共所謂“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的政治口號。黑色幽默，莫甚於此！   不堪壓榨和侮辱的富士康工人，接二連三地自殺。與其自殺，不如起而抗爭？然而，他們沒有抗爭，或者說，暫時沒有抗爭。因為，中共長期的愚化和奴化教育，已經使他們鈍化到這等程度：以為自己命不如人，命薄如紙，只有自殺的選項，而無抗爭的出路。   他們似乎不知道，這世上，還有“人權”二字。爭民主，如果為大陸爭得像臺灣那樣的民主，因遭盤剝、無處申訴、進而自殺的這等悲劇，基本可以避免；有說教育程度不高的工人，不懂權益，但在民主制度下，即便他們不懂，也自有人出來代言。民主的臺灣，就是現成例子。哪怕外來勞工遭剝削，也有臺灣人為他們挺身而出，仗義執言。   於是，臺灣奸商如郭台銘，只能轉戰中國大陸，圖謀暴利。最讓郭台銘津津樂道的一句話是：“在臺灣請一個工程師的錢在大陸可以請80個作業員！”民主臺灣，只能讓郭台銘艱苦創業，步步為營；專制中國，卻能為他提供捷徑，一夜暴富。這正是台港和外國奸商垂涎中國市場的理由。最大的市場，最大的奴工市場，製造了一個又一個“首富”。罪惡的“首富”。   （6/1/10 原載自由亞洲電臺）

投書平壤闖禍，禍根在北京

今年3月26日深夜，一艘名為“天安艦”的韓國軍艦，突然發生爆炸，船體斷裂、沉沒，46名官兵葬身大海。這是韓國海軍史上遭遇的最大一起災難。     事發時，該軍艦正巡弋在南北韓分界線附近、南韓一側水域，事態因而高度敏感。韓國方面展開調查，姿態謹慎，取證縝密，過程中，不輕易猜測，更不輕易下結論。調查歷時兩個月，結論才逐漸明朗：“天安艦”系遭北韓魚雷攻擊沉沒。     這個由多國（包括中立國瑞典）專家組成的“民軍聯合調查團”，提供了直接證據：在事發現場搜集到的魚雷螺旋槳，與北韓魚雷設計一致，電動機內部手寫的韓文數位、字樣，也與北韓魚雷標誌相同；船體上留下的火藥痕跡和腐蝕劑，與北韓魚雷成分一致。間接證據則包括：事發前兩三天，北韓若干小潛艇忽然離開其部署位置並消失，事發後兩三天，這些小潛艇才又回到原有位置，而同期，周圍國家潛艇都保持在既有位置或其附近水域；襲擊成功後，有北韓軍隊司令獲得晉升，而襲擊證據敗露後，又有北韓國防高官被免職。還有狀況證據：2009年，北韓從中、俄等國增購了水下無線電設備，並將其水下特種部隊的訓練猛增了四倍……     北韓方面，矢口否認韓國的指控，並威脅，若遭制裁，將發動全面戰爭。面對北韓威脅，韓國政府照樣發佈了針對北韓的制裁措施：全面中斷南北韓之間的貿易及交流；禁止北韓船隻進入韓國海域；點明北韓頭目金正日要對事件負責；要求北韓道歉。     除了啟動經濟制裁，韓國似無意展開軍事報復。依常識，任何一國軍艦遭他國擊沉，該國都會視之為戰爭行為，而動用軍事手段，予以報復。然而，韓國，卻自有其難處。     在朝鮮半島，與韓國對立的，是一個流氓政權---金正日當局。該政權對抗人類，正處於內外交困，內陷經濟崩潰，外陷國際孤立，卻挾其饑寒交迫的民眾為人質，對鄰國和國際社會大施核訛詐。金正日自恃手中擁核，狂言“不惜讓朝鮮半島陷於火海”，動輒要來個玉石俱焚，韓國自然畏懼三分。     若論戰爭，撇開他國不言，僅兩韓交戰，論人力、裝備、經濟後盾，北韓並不占上風。但，北韓一窮二白，至多被打回到石器時代；韓國繁榮昌盛，如遭戰火，代價不堪設想。打爛北韓，就如打爛一個泥罐子；打爛南韓，則如打爛一個金罐子。故，南韓對北韓，猶如秀才見到兵，君子逢小人。講理的，遇到不講理的；要臉的，遇到不要臉的；要命的，遇到不要命的。     而在外部，北韓的背後，還有一個龐然大物---中共政權，長期為金正日政權撐腰。就論“天安艦”事件，如果北京事先知情，等於縱容或慫恿金正日發難，無異于同謀；如果北京事先不知情，則說明北京已經無法控制平壤。今日北韓之惡，乃中共養虎遺患。可以想見，如果沒有中共的保駕護航，北韓獨裁者金正日，恐早如伊拉克獨裁者薩達姆一般，被推翻，被送上斷頭臺，身首異處。     北韓與中國，目前，屬於同一制度，號稱“社會主義”，實際是封建專制主義。可見，社會制度的形成，並非“國情”、“特色”等幾個詞彙所能解釋，社會制度，反映政權本質。與民主制度對應的，是文明政治；與獨裁統治對應的，是流氓政治。     作為無賴政權，無論北韓還是中共，對國內民眾耍無賴，也對國際社會耍無賴。道德，正義，規則……這類文明詞彙，在平壤或者北京的獨裁者眼裡，統統不存在。平壤公開耍流氓，北京暗地裡耍流氓，往往一唱一和，天衣無縫。     當“天安艦”事件調查報告公佈後，包括美國、日本、加拿大、澳洲、歐盟、北約等，都嚴厲譴責北韓。但中南海的態度，依然不冷不熱，要求“各方保持克制”，聲言“要看到確鑿證據”。可以斷言，厚黑成性的中南海，永遠不會承認它能“看到”任何“確鑿證據”。     “天安艦”沉沒不久，中共御用“軍事專家”，就在假裝分析了“內部爆炸、礁石碰撞、水雷爆炸、魚雷攻擊”四種可能性之後，搶先得出結論：“內部爆炸的可能性比較大。”其中深意，耐人尋味。     如何應對“天安艦”事件？各國都說中共的角色很關鍵。對中南海而言，看似夾在兩韓之間的兩難問題，實際卻是從中漁利的“天賜良機”。如果北韓有求於中共，中共則可繼續利用北韓，打“朝鮮牌”，刁難文明世界，藉以掩護中共人權迫害；如果南韓有求於中共，中共則可借機敲詐，離間美日韓同盟，削弱國際文明陣營。即便最後，中共勉強認同“制裁”北韓，也一定會討價還價，對國際社會要價不低。     多國表示，“天安艦”事件不解決，“六方會談”不能重開。惟中共卻要求將“天安艦”事件與“六方會談”分開。原因在於，“六方會談”由北京主導，中南海圖謀繼續操盤，玩弄國際社會於股掌之間。     中共橫阻于前，韓國投鼠忌器，只好將事件提交聯合國安理會，交由國際社會仲裁。這是韓國的無奈，也是文明世界的無奈。火苗在平壤，禍根卻在北京。獨裁政權一日不除，國際社會一日不寧。   （5/25/10 原載自由亞洲電臺）

投書溫家寶出位表現為哪般？

上海世博會，以史上最昂貴的派頭登場。中共當局聲稱，上海世博會將吸引7000萬遊客，打破1970年大阪世博會創下的6400萬人次紀錄。6個月會期，要招攬7000萬人次，計算下來，平均每天需招攬39萬人次。     然而，自5月1日開幕以來，情形不妙。開幕首日，說是售出50萬張門票，卻只有20.7萬人入場；頭10天，日平均入場人數13.6萬。僅為預設目標39萬的三分之一。照此下去，除非施展造假慣技，所謂“6個月吸引7000萬遊客”的上海世博神話，肯定破產；最後成績，甚至可能遠遠落在40年前的大阪世博會之下。最要面子的中共當局，這一回，可能最失面子。     遊覽人數出乎意料的少，已經令當局不安。在中共內部，有人將此歸咎于總理溫家寶。據說，在一份“不鼓勵、不贊成全國各省市政府企事業單位使用公款到上海參訪世博”的檔上，溫批覆“我贊成”。於是，那些原已用公款預訂上海世博門票的外省市政府、企事業單位，紛紛退票，取消行程。     聯想到，溫家寶並未出席上海世博開幕式，相關傳言，或並非空穴來風。事實上，近期，溫的一系列表現，特立獨行，耐人尋味。     4月15日，溫家寶在《人民日報》公開發文，紀念以開明著稱的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在這篇題為《再回興義憶耀邦》的文章中，溫以動情筆觸，描寫當年隨同胡外出考察的細節，彰顯胡耀邦樸實、廉政、平易近人、不辭勞苦的高風亮節。     須知，4月15日，是21年前的胡耀邦逝世日，也是引發當年（1989年）天安門學潮的敏感日。溫選在這天發文紀念胡，意義非同尋常。溫文中甚至有這樣的句子“1987年1月，耀邦同志不再擔任中央主要領導職務後……”隱約有為胡耀邦遭鄧小平為首的“老人幫”逼宮下臺抱不平之意。溫“斗膽”發此文，並刊登於官方喉舌《人民日報》，似乎表明，出任總理7年以來，溫家寶在中共黨內，實力越來越強，已經可以逾越宮廷對手的狙擊，而並不擔心中箭落馬。     該文中，溫還透露：“耀邦同志去世後，我每年春節都到他家中看望。”此前傳，胡耀邦和趙紫陽兩家都有說法：胡、趙下臺後，溫到胡、趙兩家宣佈“中央決定”，面無表情，甚至顯得無情，前後判若兩人，讓胡、趙兩家嘗盡人走茶涼、世態炎涼的八字真味。溫的最新文章，似乎是對這一傳言的“澄清”。     5月1日，上海世博會開幕，這是繼北京奧運會之後，中南海張揚其共產“盛世”的另一出世紀大戲。但，溫家寶不僅缺席，而且再度前往青海地震災區。其間，只關注災民疾苦，對上海世博會隻字不提。     都說溫家寶善於演戲、作秀。然而，這一回，無論從何種角度來看，溫的演出，在中共舞臺上，都算得上“出位”。必令李長春、周永康這等黨棍不滿，也必令江澤民、賈慶林這等貪官憎恨。     5月4日，溫家寶前往北大，看望青年學子。溫強調：“紀念‘五四’運動，首先應該繼承‘五四’科學、民主的精神。”這些，權當官腔。看點卻在於，溫 突然對圍在身邊的學生代表道：“不用說，我知道你們是安排好的。”溫還說，這次到北大前已交代校方不要刻意安排，“但我一來，就把學生關在樓裡不讓出來。”北大校長尷尬之余，溫又故意說“不是說你！”（似乎指政治局常委中的某人。）     溫家寶明知，中共領導下基層，握手或說話，都事先挑選、安排那些靠得住的自家人，這不過是中共官場的潛規則。前些年，溫訪問河南艾滋村，那一千多“夾道歡迎的村民”，都是公安便衣所扮，溫“與愛滋病人握手”，那也是一隻便衣的手。     這一回，在北大，溫家寶的幾句話，看似半開玩笑，實際已將中共官場的潛規則自我拆穿。或許，溫自感任期將盡，越來越不在乎，索性兜它個底朝天。     作為黨機器的大員，溫家寶固然會做戲。但，有道是：“假做真時真亦假”，有時候，假戲也可能演成真。況且，從心理學範疇看，人有自我感動機能。身為總理的溫，有機會到民間走動，尤其天災人禍之時，本來要去感動老百姓的溫家寶，極可能，倒過來，感動了他自己。感動與被感動，循環往復，原本受黨性訓練的這個人，漸漸回復了一些人性。     然而，中國之萬惡，源頭在制度。作為領導人，無心或無力改變制度，等於縱容無休無止的人禍。中共個別領導在個別場合的人性化表現，不過是為綿延迄今的漫長封建歷史，增添一個“清官”或者“鐵面宰相”形象。這是對人治、而不是對法治的背書。溫家寶的局限性，不言而喻。   （5/11/10 原載自由亞洲電臺）

投書沒有一代“盛世”，如此恐懼地呈現

上海世博會開幕，虛榮心十足的中國政府，照例擺闊耍富，大操大辦。據稱，當晚所放焰火，比北京奧運會還多了2萬多發。而京奧焰火，就比世界歷屆奧運所放焰火的總數還要多。但上海世博會開幕儀式，卻出人意料的簡單，演出只一個小時，便匆匆結束。     知情者透露：因抄襲和剽竊屢屢被外國媒體揪住（上海世博會主題曲、吉祥物、“中國館”造型等，均涉嫌抄襲），世博會內部，自我檢查，又發現更多抄襲和剽竊，當局害怕爆出更多醜聞、鬧出更多洋相，乾脆取消了相當部分已經排練好的節目。     兩年前的北京奧運，中南海施出渾身解數，不惜代價，邀請了80國首腦出席，以展現“萬邦來儀”的“天朝”氣派。上海世博，中南海圖謀如法炮製，公開聲稱，要展開“世博外交”。台前幕後活動多年，砸下無數銀子，無奈這份“外交成績單”，卻並不理想，到開幕時，才勉強湊齊20個國家和組織的首腦。     展開名單，西方發達國家中，只有法國總統、荷蘭首相和歐盟主席；亞洲發達國家中，只有韓國總統；其他國家政要，則來自諸如北朝鮮、柬埔寨、剛果、加蓬、巴勒斯坦等第三世界。     大多數外國首腦婉拒中共邀請，缺席上海世博，部分原因，源自北京奧運時，他們上當受騙的教訓。那時，中南海假裝擺出一付要“改變”的樣子：開放外國媒體和記者到中國採訪；也臨時開放了互聯網；甚至在國際壓力下，假意與達賴喇嘛的代表談判。一些外國政要以為，二十年前“奧運會帶給韓國民主化”的好事可能在中國重演；中國的人權問題、西藏問題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獲得良性解決。     豈料，北京奧運一結束，中共便打翻檯子，翻臉不認人。在國內，封鎖互聯網，日盛一日；踐踏人權，變本加厲；幹下迫害高智晟、重判劉曉波、主導新疆屠殺等累累重案。在國際上，叫板文明世界，展示強硬嘴臉；甚至悍然中斷與達賴喇嘛一方的接觸（長達15個月。直到今年初，眼看無法阻擋美國總統會見達賴喇嘛之時，才趕急般地搶先與達賴喇嘛代表“接觸”一回）。     多數國家首腦、尤其多數西方國家政要，拒絕出席上海世博會，驗證一句西諺：“你可以騙人一時，不可能騙人永久。”死要面子的中共，這一回，並沒有撈到多少面子。     “世界在你眼前，我們在你身邊。”這是懸掛在虹橋機場的一幅世博標語，仿佛對每一個到訪者提醒：你已經被監視。為了世博會，當局調動的保安人員，多達86萬，人群中，便衣與線民，比比皆是。     開幕當晚，當局狂放焰火，但湧到黃浦江邊的數十萬民眾，卻大呼失望，因為，除了能看到一些燈光，幾乎看不見焰火。原來，當局大範圍戒嚴，措施嚴厲，民眾被遙遙隔絕在世博會現場之外，加上高樓大廈的阻擋，焰火什麼的，幾乎看不到。世博會開幕之日，平日裡熱鬧非凡的浦東，突然變得一片死寂，除了三步一崗、五步一哨的員警，行人和車輛，一律“被消失”。     縱觀歷史，沒有一代“盛世”，是在如此恐懼的氣氛中呈現。正如北京奧運會一樣，上海世博會，不是人民的盛會，也不是國際的盛會，而僅僅是中共官僚集團的盛會，小圈子裡的自娛自樂。     “城市，讓生活更美好。”這是上海世博會的主題。但，那個“讓”字後面，缺少賓語，究竟讓誰的生活更美好？顯然不是那些為了世博會而被強拆強遷、補償不公的胡燕們，也不是那些為了世博會而流盡血汗的外地農民工，更不是流離失所、被打被關的訪民們。說穿了，不是讓勞苦大眾的生活更美好，而是讓貪官污吏的生活更美好。好一個反諷的世博主題！     就在上海世博園區，有一個被國際上稱作“邪惡角落”的展區，集中了伊朗、蘇丹、北朝鮮等國的展覽館，它們的主題命名，同樣具有反諷的“笑果”：以宗教狂熱和信仰歧視著稱的伊朗，自命其展館主題為“多元文化交融的城市”；曾屠殺30萬達爾富爾人的蘇丹軍事當局，自命其展館主題為“城市與和平”；製造當代饑荒之最的北朝鮮金正日政權，自命其展館主題為“人民的天堂”。     “胡哥好”，這是世博開幕當夜，在世博軸上打出的燈光標語。立即讓人聯想到，1984年，中共慶祝建政35周年，遊行隊伍中，有人打出“小平您好”的標語。據說，那幅標語，由北京大學的幾個學生“自發”打出。而5年後，1989年，正是那個曾被學生們頌稱“小平您好”的鄧小平，調動數十萬軍隊、坦克，對和平請願的學生和民眾大開殺戒，血洗京城。今日，那些高呼“胡哥好”的人，莫非又在討一個“殺”字？事實上，胡某主導的屠殺，前後已有三輪：1989年，西藏；2008年，西藏；2009年，新疆。     觀今日之勢，出現在世博軸上的“胡哥好”標語，絕非普通民眾“自發”所為。且不說，奴性到這等程度，畢竟少見；就說，當局嚴格的保安措施，也不可能給任何民眾任何作為的空間。推論是，這條標語，只能來自中共政權內部。要麼是上海當地官員所為，表現對胡錦濤的阿諛奉承；要麼是胡當局指示，自我宣傳。     實際上，高高掛出的這條標語，放射的真正含義，乃是胡江權力鬥爭、胡勝江敗的當前結果。上海，是江澤民的權力基地，但上海世博會開幕，好出風頭的江，居然沒有露臉，跌破世人眼鏡。可憐見，任期將盡，“胡錦濤時代”才終於來臨？     聯想到不久前，現任總理溫家寶公開發文緬懷胡耀邦（改革派代表人物），而幾乎同時，前副總理曾培炎則公開發文歌頌江澤民（保守派代表人物）。一出對臺戲，一直上演到世博會。江澤民首度缺席重大場合，不是權爭失勢，就是賭氣不出；溫家寶再度前往青海地震災區，與其說是“心系災民”，不如說是賭氣不來。愈到任期將盡，溫氏愈是無所顧忌，似乎公開宣示：我跟他們不一樣。他們迷戀榮華富貴，我自牽掛民生民艱。     權力較勁，也洩露另一個不是秘密的“秘密”：當今中南海，已經四分五裂；各有其主，各有其從；誰也不服誰，誰也不怕誰。大戲如何收場？世人還可拭目以待。   （5/4/10 原載自由亞洲電臺）www.chenpokong.com

投書不可能等邊的日美中三角關係

（原載日本學術刊物《環》，2010年夏季號）    自上任以來，日本首相鳩山由紀夫就被迫一再澄清其“排美”政策。他表示：“所謂東亞共同體，不存在排外性質，不僅要把日美同盟放在重要位置，而且必須當成重要前提。”1這多少反映了民主黨路線的現實困境。當選前的理想主義，碰撞於當選後的現實牆壁。除了汽油稅和小澤一郎的資金醜聞，鳩山支持率下滑的原因之一，乃是對待美軍基地搬遷事項的舉棋不定。    鳩山當局（其靈魂人物是小澤一郎）原意要美軍基地遷到沖繩縣外、甚至國外。如果當真遷到國外，就是美軍撤出日本的開始，象徵《日美安保條約》動搖的開始，即象徵美國放棄支配或保護日本的開始。    這固然不是一個短期可以完成的過程（當前，高達70%的日本民眾仍希望維持日美安保2）。但，有必要檢視，這一過程的最終後果是什麼？如果美軍撤出日本，直接的後果是：日本自我保護，自我武裝。以日本的國力，重振軍備，完全不成問題。早在2002年，小澤一郎就曾發出“日本可以在一夜之間，造出千枚核彈” 3的驚人之語，其中深意，不言而喻。    但，重新武裝的日本，必將引發亞洲各國不安，首先是中、韓、俄三國的反彈。連參拜靖國神社、編纂教科書這類事情，都會引發鄰國抗議，更不用說重振軍備。而且，當日本開始自我武裝之日，也將是亞洲地區軍備競賽加劇之時。這絕非亞洲之福。    鳩山和小澤，決意不參拜靖國神社，是避免刺激中、韓等亞洲國家。但，是否參拜靖國神社，畢竟只是一個形式上的選擇。或許，鳩山當局奉行的，是沒有靖國神社的“靖國神社主義”，比諸自民黨，毫不遜色。    小澤提出“重返亞洲”，建立“東亞共同體”，難免使人聯想到軍國主義時代的“大東亞共榮圈”，名目都是讓亞洲還原為“亞洲人的亞洲”，目標都是排除美國在亞洲的影響或主導地位。換言之，日本試圖以和平手段，達到戰爭手段所不能達到的目的。或許，以小澤為代表的部分日本人，內心深處，潛藏著還原日本在亞洲主導地位的渴望，但就現實而論，無可奈何地，卻又只能形成日、中、韓三國共同主導亞洲的局面。    當美軍撤出日本，另一後果是：中國的影響力，可能乘虛而入。聽上去是天方夜譚，但不可忽視的是，一個“大中國概念”（“中華帝國”），正在日本周邊形成。    毛澤東死後，因共產主義信仰破產、又恐懼人權普世價值的中國共產黨，處於意識形態的真空地帶，於是，極端民族主義（偽“愛國主義”），被中南海視為意識形態領域的救命稻草，而全力打造。“大中國概念”，“大一統思想”，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被瘋狂炒作起來。    在中國境內，中共所為，就是全力淡化或抹煞西藏人、維吾爾人、蒙古人等“少數民族”的宗教、文化和語言特徵，使之加速漢化。精神上的種族滅絕，是對“大中國”概念的文化加固。在中國境外，香港和澳門的回歸，強化了“中華帝國”的分量。隨著自身實力增強，中共對臺灣的吞併野心，日益增強，愈采咄咄逼人之勢。    國民黨重新上臺後，推行兩岸和平政策，馬英九總統的口號，是“不統不獨不武”（“三不”政策）。兩岸局勢，看似趨緩。然而，去年末，一名共軍少將的突發性言論，卻打破了平靜。該少將指責馬的“三不”政策是“和平分裂”。    該少將披露：“陳水扁時期，兩岸多次瀕臨衝突邊緣，大陸遲遲未動武，是因為大陸的軍事儲備尚未完全到位。”4這等於暗示：如今，中共軍事部署已經完全到位，隨時可以攻打臺灣。這名共軍少將的言論，反映了中南海強硬派的思維：中共已強，臺灣已弱；此時不打，更待何時？只需為武力犯台製造藉口。    對日本來說，臺灣，是橫亙在中日之間的緩衝器，從地理上而言，臺灣更接近中國；從意識形態上而言，臺灣更接近日本。如果日本置臺灣於不顧，不可避免地，臺灣將走向中國（中共）。臺灣一旦落入中共之手，“中華帝國”的地理概念，將完全成形，世界格局為之劇變。    眾所周知，作為日本最大的威脅之一，北朝鮮，其最大靠山，就是中共。換言之，目前，那也是“中華帝國”的勢力範圍。    再看日本國內。人口負增長，人口老齡化，勢必引進外勞，外勞的主要來源，就是人口最多而地域和文化相近的中國。鳩山當局已經許諾放鬆移民政策。湧進日本的中國人，肯定會越來越多。日本正討論永住外國人選舉法案。儘管，該法案遭到民間反對而暫時流產，但畢竟已經露出立法端倪。這裡的“永住外國人”，多指旅日中國人。    不妨大膽假設，歷史演進到某一天，中國或宣佈：“日本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就像今日中共宣稱“西藏自古就是中國的一部分”一樣，其根據，是中國與西藏歷史上的交往，包括戰爭、疆域變遷、王室通婚等。這樣的根據，針對日本，也很容易成立：徐福的故事，日本遣唐使，鑒真東渡，日本人治理臺灣和滿洲，日本人“進入”中國。更不用說，還有文字的聯繫。    處理日美、日中關係，日本民主黨的立場，是要讓日本與美中兩強，保持等距離，所謂“等邊關係”。（當然，但在他們心中，未必只是“二等邊”，更希望是“三等邊”，即與美中兩國平起平坐，三強並峙。）    戰後迄今，美國對日本的掌控，多少令日本人不舒服，至少讓日本人自尊心受挫。日本渴望擺脫與美國的從屬關係，成為“普通國家”或“正常國家”，自可理解。但日美關係，尤其日美軍事同盟，不應該僅僅被解讀為一個戰勝國與一個戰敗國的關係，更重要的，它涉及日本的民主轉型，走和平道路。    “和平憲法”與《日美安全保障條約》，有力防範了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半個多世紀以來，東亞地區的戰爭，幾乎都發源於共產黨國家（如朝鮮戰爭、越南戰爭），或發生在共產黨國家之間（如中蘇戰爭、越柬戰爭、中越戰爭）。日本反倒成為一個和平國度，悄然實現和平崛起。    對中、韓等亞洲國家而言，美國不僅把他們從日本軍國主義手中拯救出來，還確保它們從此免受日本威脅。當然，也可把這一切，理解為“確保美國在亞洲的利益”。那便是：一個安全的亞洲，是美國安全的外部保障之一。    須知，文明程度越高的國家，其國家利益與全球利益越是一致；文明程度越低的國家，其國家利益與全球利益越是背道而馳。因此，所謂“美國的國家利益”，並不可怕，不僅體現美國民眾的利益，與人類的方向也大抵一致。最好的說明就是：日本“和平憲法”與《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總體而言，不僅有利於美國，也有利於日本本身，以及中、韓等亞洲各國。    反觀所謂“中國的國家利益”，現階段，就是中共當權者的既得利益，不僅與人類的方向相左，甚至也與中國民眾的利益相背離。    說到“等邊關係”，一些唯利是圖的日本政治家，似乎不考慮意識形態的因素，民主美國與獨裁中共，如何能與日本形成“等邊關係”？日本豈能忽視，中國遠非最富有國家，但中共集中調度和支配資源的能力，卻遙居各國政府之上。鄧小平曾經說過：我們這種體制也有好處，做出決定，立即實施，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5以此作為反對政治改革的理由。美國與中共，一個是善的強權，一個是惡的強權，夾在其間的日本，怎能與之等邊？    去年11月，美國總統奧巴馬出訪亞洲前夕，表面與北京親善的新加坡資政李光耀，公開發表言論，稱：“美國應加入東亞共同體，制衡中國。”6李言的背景是：布希時代，因反恐和伊拉克戰爭，聚焦中東，忽視亞洲，令中共有機可乘，空前擴大了在該地區的影響力。力倡“亞洲價值觀”的李光耀，其最新言論，實際反映了彌漫于亞洲各國的不安。    無獨有偶，急於同華盛頓建交的平壤，也在奧巴馬亞洲之行前，強烈暗示：希望美國牽制中國。7顯而易見，如果不是意識形態上的不容，即便北韓與美國，也極易成為盟友，加入圍堵中國（中共）的行列。管中窺豹，中共在亞洲和世界不受歡迎的程度，幾乎等同于美國在亞洲和世界受歡迎的程度。    日本政要曾經為入侵中國道歉，但他們似乎從來不曾想過，中國共產黨的崛起，及其為禍中國的後果，都因日本入侵中國而來（共軍利用日軍與國軍決戰之機，隔岸觀火，火中取栗，擴大武裝，搶奪地盤，悄悄壯大）。換言之，日本人雖然敗走，卻留下敗壞中國的遺毒----中國共產黨。這，才是日本所欠中國的最大債務，就此，日本才最應該深切道歉。    以今日之計，日本應全力支持中國民主化，包括：像歐美國家那樣，大大方方地、頻繁地，向北京領導人提出中國人權問題，促其改善；幫助中國民主運動，鼓勵中國民眾的和平抗爭。歐美國家的經驗證明，中共並不會因此而惡化雙邊關係。    一個民主化的中國，將構成日本的外部安全；北韓威脅，也會因為釜底抽薪而徹底緩解。那時，日本，在兩個民主大國--美國和中國--之間，建立等邊關係，才更具有現實意義。        注解：    1《日美安保條約》五十周年之際，鳩山由紀夫首相在日本國會的演講。新加坡《聯合早報》，2010年1月19日。    2日本《朝日新聞》，2010年1月19日。    3日本自由党黨魁小澤一郎的言論，日本《產經新聞》，2002年4月8日。    4解放軍少將羅援在第六屆“中國經濟增長與經濟安全戰略”論壇上的演講，中國“新浪網”，2009年11月23日。    5《鄧小平文選》第3卷，中國“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    6香港《文匯報》，2009年11月12日。    7韓國《中央日報》，2009年11月9日。

投書藏僧侶救死扶傷，中南海尷尬莫名

陳破空     4月14日，青海玉樹地區發生強地震。就破壞規模而言，是近年中國地震災害中，僅次於四川大地震的又一場大災難。截至4月20日，即地震後六天，中共官方公佈的死亡人數為2039人，但境內外藏人表示，實際死亡數字要高得多，中南海隱瞞真相。     發生于藏人聚居地的這場地震，重複了兩年前四川地震的幾乎所有悲劇，當局更重複了其所有過失和隱瞞手段。     若干中國地震專家，如沈宗丕、余向紅和張德亮等，早在幾個月前，就預測並向當局報告，玉樹地區可能發生地震，並指出大致時間，事後證明，他們的預測，基本準確。但由中共官僚把持的“國家地震局”，不僅置若罔聞，還於今年3月9日宣佈：“我國大陸暫時不會發生破壞性地震。”     玉樹地震震中，接近州府所在地結古鎮，該鎮85%的房屋倒塌，其中，大量學校倒塌，大量學童被埋或死亡，重演“豆腐渣”慘禍。人們記得，兩年前，四川大地震之後，當局曾發文，要求各地學校建築必須能夠抵禦7級地震；並要求各地儘快完成對所有中小學建築的防震檢查與加固。玉樹地震後果顯示，當局並沒有落實這一口頭諾言。官方公佈震級為7.1級，剛好超過學校建築抗震保障的7級，讓許多人懷疑，這不過是當局為新一波學校倒塌埋設脫罪的藉口。     玉樹地震後，首先投入救援的，並非中共軍人，而是來自當地寺廟的藏族僧侶。地震剛一發生，倖存的僧侶們，便都奔赴倒塌的民居，奮力救死扶傷。在一些福利院，老師們跑光了，看護孩子的，只有趕到的僧人。面對10萬人無家可歸和露宿街頭的慘狀，僧侶們每天都在路邊用大鍋熬粥，供民眾排隊領取。幾日間，從周邊藏區趕來近萬名僧侶，幾乎成為最大救援隊伍。     一馬當先、捨身救人、扶危濟難，又主辦法事、超度亡靈、安定眾生的僧侶們，是藏區社會中堅，也是藏人精神支柱。足見宗教的正氣與力量，及其對社會的重要性。中共推行的世俗化、漢化、赤化政策，曆半個世紀，竟難以動搖堅若磐石的藏傳佛教傳統。     震後第二天，才有中共軍人出現。中共總理溫家寶，於地震三日後，才到達災區，不得不說出“僧人表現很好”這類話。主管意識形態的“政治局常委”李長春，卻指示宣傳部門：“大力宣傳人民解放軍、武警官兵和公安民警……大力宣傳在黨中央、國務院和當地黨委政府領導下……”隻字不提埋頭挖掘、默默救難、貢獻巨大的僧侶們。     中共總書記胡錦濤，於地震四天后，到達災區，他提出六點“要求”，其中兩點，竟然是：“加強宣傳輿論工作，確保社會和諧穩定。”可見，任何時候，中南海都將其政權安穩，置於一切之上，置於民眾的生命與財產安危之上。     胡錦濤口稱“救人第一”，但卻拒絕外國專業隊伍參與救援。兩年前，中共先是拒絕外國救援隊伍，受到海內外批評，幾天後才勉強接納，卻已錯過拯救生命的“黃金七十二小時”。如今，中共再次拒絕外國救援隊伍，不僅錯過拯救生命的“黃金七十二小時”，最後，僅允許來自臺灣的一個醫療隊前往參與救援，對其他國家，抱持拒絕到底的立場。     拒絕國際救援，讓世人見證，身處二十一世紀的中共，又回歸唐山大地震時代的形象，固步自封，閉關鎖國，毫不吝惜生命。進步，還是倒退？行跡昭然。     中共拒絕外國救援隊伍，找的理由是“重災區的空間都很集中，空間比較有限；災區路途遙遠，交通通達能力有限，外國救援隊輾轉到達後恐怕難以發揮應有的作用。”這些話，只能忽悠國內老百姓。稍具常識者，都知道，各國抗震救災專業隊伍，其訓練目的，就是克服各種惡劣天候、地理和交通條件，實現最快到達、最有效救援，否則，何以稱“專業隊伍”？說“空間有限”，正適於人員精幹、裝備精良的專業隊伍發揮，而無需大量缺乏訓練的軍人、公安，擁塞於途。（大量軍人、武警、公安進駐，名為抗震救災，實為監民防暴。）     中南海拒絕國際救援，目的明顯：不讓外界瞭解藏人聚居地真相，隱瞞地震慘況。除了豆腐渣、死亡人數、僧侶救人等，中共還要遮掩的真相之一是：許多藏人祈盼，此時此刻，他們的最高宗教領袖達賴喇嘛能夠前來災區，帶給他們最大安撫。出生于青海的達賴喇嘛，公開發函，慰問受難災民；遙為受災同胞祈禱、超度；並表示，願親往災區，安撫災民。     中共不敢回應，兀自裝聾作啞。其實，這恰恰是一個天賜良機，製造中南海與達賴喇嘛接觸的機會，緩和共產黨與藏民族的對立關係。但，這種正常思維，只能屬於正常社會。與文明世界遙遙脫節、處處持“敵對”念頭的中南海，思維完全相反：抵禦達賴喇嘛的影響力，抹煞藏人僧侶的救渡功德，監控災區藏民，防堵抱怨和抗議。為此，中共上下，緊張萬分，毛髮直豎；嚴防死守，不遺餘力。     （4/20/10 原載自由亞洲電臺）

投書東南亞諸國譴責“中國人禍”

中國西南大旱，已經持續半年之久，至今無緩解跡象。這場被稱為“百年一遇”的特大旱災，受災人口超過六千萬，殃及耕地一億多畝，經濟損失超過二百億（僅官方資料）。旱情還正向全國各地縱深發展，湖南、廣東、甘肅、河北、山西、寧夏、西藏等省區，均呈現日益加重的旱象。     大旱，缺水，導致南方發電能力劇降。廣西，九成水電“癱瘓”；四川，部分電廠庫存量已低於七天警戒線；全國範圍，六成水電告急。旱區民眾，生計維艱。號稱“水資源居全國第三”的雲南，竟淪落到連飲用水都告急的地步。   中共總理溫家寶再赴旱區表演“親民秀”，並間接承認天災背後的人禍：基礎建設滯後，工程性缺水。溫某聲稱要“痛定思痛”， 卻不是針對中央政府，而是指向地方政府、甚至民間。   在民主國家，遇天災人禍，總是民間責備政府，地方政府又責備中央政府，由下而上；但在中國，情形往往相反：總是中央政府責備地方政府，甚至責備民間、指責國民，由上而下。溫某的振振有詞，把中央政府的責任，推得乾乾淨淨。仿佛，中共“中央政府”，只有訓斥地方和教訓民眾的資格，絕無治國保民的責任。   然而，退休的前中共水利部長錢正英，卻道出了“中央政府”的歷史罪責：“進入九十年代，黃河開始斷流……我們一直強調治河、用水，沒想到居然使黃河水斷流了。後來問題越來越嚴重，塔里木河、黑河等內陸河流也出現斷流。我逐漸認識到，過去的水利工作存在著一個問題：粗放管理，過度開發。”錢某雖然自責說“這不是現任水利部長的責任，是當年我當部長時的責任。”但毫無疑問，這是整個中共“中央政府”的責任。種種“天災”，都是來自中南海的慢性人禍。   據知，文革後期，唯一的經濟建設，是農村水利建設。但到了八十年代初，鄧小平為了從華國鋒手中奪權，竟汙指華“把水利建設戰線拉得太長”。鄧將華趕下臺後，大幅削減資金，讓眾多水利工程下馬，導致全國各地水利工程老化失修，北方水資源緊缺，全國再現糧食危機，才由趙紫陽等人重提水利規劃。   到了江澤民、胡錦濤時代，所謂“水利建設”，竟又是一窩蜂的亂上胡幹，密集攔江建壩。急功近利，唯利是圖。環境浩劫型的“中國模式”，引發重重災難。僅說旱災，進入二十一世紀，日益嚴重。2004年，中國南方遭受“五十三年來的罕見大旱”；2005年，雲南出現“近五十年來少見的嚴重初春旱”；同年，華南地區出現“嚴重秋冬春連旱”；2006年，重慶遭遇“百年一遇的大旱”；2007年，中國22個省區出現旱情；2008年，雲南連續三個月大旱；2009年，15個省市發生嚴重乾旱；延至2010年，西南五省市遭遇“百年一遇的特大旱災"   錢正英提到備受爭議的三峽大壩，僅一筆帶過。但無可回避的事實卻是，作為中共“政治工程”的三峽大壩，建成封頂（2006年）後，西南地區，高溫大旱，就連年不息。到這次大旱，長江上游出現罕見枯水位，怵目驚心。   破壞性的“中國崛起”模式，甚至殃及鄰國。就在中國西南地區爆發特大旱災之際，緊鄰中國的東南亞國家也出現嚴重旱情。湄公河四國，即泰國、老撾、越南和柬埔寨，紛紛向中國政府提出交涉，譴責“中國人禍”，它們指控：中方在湄公河上游，即中國境內的瀾滄江，亂建水壩，導致湄公河水位嚴重下降，達到半個世紀以來的最低點。   中共方面，照例狡辯，不承認任何責任。但當近期，湄公河四國為此舉行峰會時，中共當局還是同意派出代表，前往“對話”，實際上是前去“解釋”、“挨批”。   溫家寶批評地方、訓斥民間，不妨自我反思：對待環境，中南海為何不能像部署其自身政權的“安全保衛工作”那樣，年年做到嚴絲密縫、滴水不漏？為何不能將天災人禍，像對付“社會不穩定因素”那樣，“消滅于萌芽狀態”？身為“暴發戶”的中共腐敗集團，究竟把浩大的人力物力財力精力，都用到了什麼地方？值得國人追問和深究。     （4/6/10 原載自由亞洲電臺）

投書紐約素描

筆者周遊列國，每回都有文字，描寫異國他鄉。卻有讀者問：怎不見我書寫紐約，我當下的棲息之地？這似乎是人的“通病”：好奇於遠處的風光，卻麻木於腳下的景象。   象徵自由的海洋巨城    如果只看紐約表面，很難讓人回答喜歡還是不喜歡。比如，初見紐約地鐵，大概只會給人髒和黑乎乎的印象；不時可見無家可歸的流浪漢，捲縮在車站或車廂的角落；隨處可見的塗鴉，也大煞風景。然而，這卻是世界上最早和最龐大的城市地鐵系統之一，閱過的歷史滄桑，已經一百多年。    27條線路，468個車站，幾乎能將乘客輸送到這座巨大城市的任何角落。看上去黯淡，但24小時運轉，效率極高，事故率極低。陳舊、並時時需要翻新的地鐵系統，讓紐約的外表，很難不打折扣。況且，還有哈林區和中國城這等髒亂差的地段，也累贅為形象負擔。    然而，宏觀看紐約，卻是另一番景象。轄五大區的大紐約，大部分，整潔而有序。既有曼哈頓的壯觀與繁華，也有長島的幽深與嫺靜；既有皇后區濃郁的生活氣息，也有布魯克林混雜的美式味道；既有布朗士的平民色彩，也有斯坦頓島的海山風光。    這座由幾方島嶼構成的海洋巨城，四面環水，腹中也含水。高空俯瞰，像停泊在港口的一隻氣勢恢宏的艦隊。哈德遜河，東河，大西洋。不論河面還是海面，清澈，潔淨，幾無污染，空氣和水質，為世界首屈一指。香港前特首董建華，曾在其某年度的“施政報告”中。提出一個奮鬥目標：讓香港的空氣和水質達到紐約標準。    記得初到紐約時，香港《南華早報》一位元記者，陪同我前往遊覽自由女神像，一邊做採訪。從曼哈頓南港到自由女神像所在的小島，晴天碧海，海鷗盤旋，白帆點點。曼哈頓的摩天大樓，櫛比鱗次，聳立于縹緲白雲間，宛如天際剪影。讓我頓有獲得自由的輕鬆感。    朱利安尼治理紐約，業績非凡    地處北美的紐約，暴風雪年年光顧，冬季漫長。往往要等到三月中，才有初春的氣息；然而，竟是要到四月中，再下過一場雪之後，春天才會忽然降臨。那時，位於曼哈頓中心的中央公園，世界最大的城市公園，活絡大紐約呼吸的肺葉，便綠木蔥蘢，繁花似錦，百鳥和鳴。這座面積達340公頃、僅步行道就長達93公里的城市公園，每年吸引的遊覽人次高達2500萬。    1993年之前，紐約以犯罪率高而聞名於世，治安堪虞。1993年，後被譽為“九一一英雄”的朱利安尼上任紐約市長後，運用“破窗原理”，鐵腕整治，竟然使紐約市犯罪率連年大幅下降，到他卸任時（2002年），在全世界百萬人以上的大城市中，紐約市的犯罪率居然達到全球最低（不查統計資料，幾乎沒人相信）。各國城市當局因此紛紛派員前往考察取經。    所謂“破窗原理”，簡言之：如果發現某個街區出現一處被人砸破的窗戶，可以推測，更多破窗可能出現。因此，朱利安尼的治理手段，從傳統的以破案為主，轉向新式的以防範為主。只要不讓一處破窗出現，就能杜絕更多破窗出現。    不同膚色彙集如海，論國際化，紐約堪稱世界之最。作為聯合國所在地，紐約，恰如一個種族和膚色的聯合國。大街上或地鐵裡，一眼望去，幾乎可以覽盡各種膚色：白人，黑人，黃種人，以及過渡於這些膚色之間的人，林林總總。紳士，淑女，學者，草民，浩浩湯湯。既有陽春白雪，也有下里巴人。如此繁雜，卻又如此和諧，人與人之間，彼此禮讓，相敬如賓。    國際大都會，一本厚重的書    陌生人關照陌生人的事情，僅筆者所見，就數不清有多少。地鐵上，鄰座有人因為打了一個噴嚏，在衣袋裡摸索不出紙巾來，立即有人遞上紙巾，化解尷尬；有人不慎跌倒，馬上有人上前攙扶，並關切：是否需要送醫？有人負重，上下樓梯困難，總有人伸出援手；有人失落物品，往往有拾金不昧者奉還......這些在美國看來十分尋常的小事，如果放到中國，大概又屬於“學雷鋒”了。按照今日中國標準，美國人，幾乎人人都是“活雷鋒”。    華爾街，每日股票交易量占全球交易量一半以上。那卻是夾在曼哈頓下城金融區一條窄窄的小街，仰望高樓，仿如一線天。就是這條狹小的街道，卻牽引著世界經濟的大動脈。2001年9月11日，轟然倒下的世貿雙塔，是被恐怖分子擊中的世界金融中樞。被稱為Ground Zero的廢墟猶在，供人們憑弔，思索這個世界的複雜與無奈。    儘管遭遇過恐怖襲擊，紐約，仍然是眾多留學生或移民的首選地。對學習語言的留學生而言，紐約幾乎是最佳選擇，因為，在這裡，不僅能學到道地的美式英語，而且能體會豐富多彩的文化：北美文化，歐洲文化，拉丁文化，黑人文化，亞洲文化……    紐約，以世界金融中心聞名於世，然而，連年上演經典劇碼的百老匯劇場，吸引著來自世界各地的觀眾，《獅子王》，《西貢小姐》，《Mamma Mia》等，經久不衰。這又是紐約文化魅力的縮影。而梅西百貨（全球最大百貨公司）、五大道等，則顯示紐約作為世界時尚中心的領銜地位。    霓虹燈晝夜閃爍的時代廣場，並非廣場，而是匯合四十二街、百老匯大街、七大道的中心街區。每到新年除夕，超過一百萬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不畏嚴寒，彙聚於此，觀賞象徵紐約的“大蘋果”，在新年的鐘聲中，從塔樓頂端，徐徐降落地面。而後，萬眾歡騰，載歌載舞。    走進一座座恢宏而沉靜的博物館，會讓人感到，大紐約，實在是一本厚重的書，奧妙無窮，怎麼讀也讀不盡。正如本小文，只涉其中零星段落，更多篇章，容稍後再與讀者分享。    （原載香港《開放》雜誌，2010年4月號）

投書谷歌退出中南海恐懼示範效應

3月23日淩晨，美國谷歌公司（Google），正式宣佈“退出中國”。其中文搜尋服務，由中國大陸轉往香港。供中國民眾使用的谷歌中文頁面（google.cn），將自動轉到谷歌香港頁面（google.com.hk）。     谷歌同時宣佈，將保留它在中國的“研發和銷售部門”，這是出於最後的商業考量；而中共當局，出於政治考量，對此大抵默許，畢竟，它不願看到谷歌完全撤出中國。     谷歌退出中國，直接挑戰中共的網路封鎖和網路審查制度。針對谷歌的撤出，表面上，中南海顯得“滿不在乎”，但從它對谷歌的冷嘲熱諷、以至於逐漸升級的猛烈抨擊來看，中南海實在是十分在乎，耿耿於懷。中共新華社，甚至用了“跳上檯面”、“鬧劇”等文革語言，咒駡谷歌和美國政府，調門如潑婦駡街。     中共方面聲稱，“外國公司在中國經營必須遵守中國法律”。且不說，這個“中國法律”，乃共產黨家法，與中國人民無關，與國際通則相抵觸，等同無效“法律”；就說，這個由中共自訂的“法律”，連中共本身，都並不遵守，常常自我違反，更證明其無效性，憑什麼強求他人遵守？再說，中共並沒有在其任何“法規”中載明，引擎公司應該怎樣封鎖互聯網，應該遮罩或過濾哪些內容和字句。（中南海心虛，封鎖互聯網，至多發“內部通知”，而不列法規。）     中共又聲言：“堅決反對將商業問題政治化。”但，將商業問題政治化的，恰恰是中共自己。因為，作為全球最大引擎公司，谷歌在世界範圍內，都有標準化的商業運作模式，在絕大部分國家和地區通行無阻；唯獨，在中國境內，展開同樣標準化的商業運作時，卻受到來自中國政府的政治壓力，中共竟要求谷歌配合，實施資訊過濾、資訊遮罩和資訊封鎖。這是中共的政治要求，赤裸裸地，將商業問題政治化。     中共喉舌進一步指控，谷歌“借助互聯網輸出思想，進行文化滲透、價值觀滲透”，“試圖改變中國的社會制度”。谷歌果真能起到如此作用？中國線民求之不得，恐慌不安的，惟中共腐敗集團而已。     但，中共的大言不慚和振振有詞，卻提醒世人，中共本身，為了“輸出思想”，對他國搞“文化滲透和價值觀滲透”，正忙得不亦樂乎。共產黨味道的“孔子學院”，比比皆是。中南海甚至猛砸450億鉅資，要把中共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央電視臺等，推向國際；還要打造一個類似阿拉伯半島電視臺的英語新聞頻道，24小時狂轉，對外傾銷中共的垃圾價值觀：獨裁與腐敗。     事件後期，中共媒體甚至指控“谷歌暗通美國情報機構”，卻並未羅列證據。中南海反應，是典型的酸葡萄心理：“吃不上葡萄，就說葡萄是酸的。”論用意，中共是要挑撥中國線民，削弱他們對谷歌的信任。但，在中國，對互聯網實施過濾、遮罩和封鎖的，恰恰就是中共安全部門、情報機構，中共喉舌的指控，仿佛針對中共自己。     谷歌撤離中國，事發於中共的網路間諜活動。中共通過潛伏于谷歌的“中國員工”，複製谷歌代碼，盜取谷歌的商業機密和核心技術；而中共網路特務，明目張膽地攻擊中國異議人士設立于谷歌的電子郵件，也令谷歌不堪忍受。     諷刺連連的，還包括，帶頭指控“谷歌暗通美國情報機構”的中共媒體，乃是人民日報旗下的《環球時報》。世人心知肚明，這個《環球時報》，正是中共以“辦報”為名的駐外情報機構！     谷歌退出中國，中南海最恐懼的，是其示範效應。假設有朝一日，雅虎、微軟、思科等公司，也群起效尤，四面楚歌的中共，其尷尬、窘迫與恐慌，可想而知。     （3/23/10 原載自由亞洲電臺）

投書中共政權:強大,還是脆弱?

北京,中共又開“兩會”,70萬人搞保安。大陣仗,已成慣例,諸如:“十七大”,80萬人搞保安;奧運會,百萬人搞保安;大閱兵,百萬人搞保安。看上去,中共很強大;但是,如果沒有這70萬人、80萬人、100萬人,情況將如何?人民大會堂裡那五千多“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有沒有安全感?是否坐得穩?     中共“兩會”,形式上相當於他國國會;中共所謂“人大”、“政協”,對應他國眾議院、參議院。然而,在民主國家,國會開會,保安寥寥,不要說沒有幾十萬人搞保安,甚至對外開放,連外國遊客都可以參觀、旁聽。而被幾十萬武警、特務嚴防死守的中共“兩會”,卻是閉門作業,見不得光。      大規模保安,動用大量人力物力財力,使人聯想到鄧小平的那句名言:“這種制度也有好處,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確,論實力,中國尚遠不如美國;論富有,中國尚遠不及日本;但論政府權力,不論美國政府還是日本政府,與中國政府相比,都當自愧弗如。民主國家政府調動資源,決非易事,國會,民眾,輿論,層層掣肘;相比之下,中共調動資源,大可隨心所欲,為所欲為。中南海支配和調動資源的絕對能力,堪稱世界第一。看上去,中共政權很強大;但,正因如此,中國人民卻渺小。      中國外匯儲備,超過兩萬多億美元,高居世界榜首。然而,這個最有能力調動資源的政府,卻拿不出錢來,解決農村落後、兒童失學、民工欠薪、訪民冤屈、藏族人和維族人陷入絕對貧困等等問題。而溫家寶公開承認:窮人與弱勢群體,仍占中國社會的大多數。    但為政權計,任何時候,中南海都拿得出錢來,大操大辦。就在活活餓死四千多萬中國人的上世紀六十年代,中共耗盡國力,成功試爆原子彈,躋身“核大國”行列。擁有核武器的中共,看上去很強大;但,如果沒有核武器,將如何?是否會像柬埔寨紅色高棉政權被越南顛覆那樣?或者,像伊拉克薩達姆政權被美國打垮那樣?中共政權被國際正義力量趕下臺,為其倒行逆施的反人類罪,被押上國際法庭?      (不論紅色高棉覆亡還是薩達姆上絞刑架,柬埔寨和伊拉克的主權與領土完整都並未受損,收穫的,只有兩國民眾的解放與自由。)    中共大閱兵,武器洶洶,軍威赫赫。看上去,中共很強大;但是,如果這支軍隊不是“聽黨指揮”,將如何?1989年,如果不是這支黨軍的介入,天安門廣場,民眾與獨裁者的對峙,民主與專制的較量,勝負將如何?      中共關押異議人士,或不准流亡異議人士歸國,國門森嚴。有意讓異議人士與中國民眾相隔絕,然後就宣稱:這些異議人士,脫離了中國人民,沒有民意基礎。   看上去,中共很強大;但是,如果讓這些異議人士歸國,將如何?比如,哪怕只放進去一、兩個人,讓他們走動,讓他們說話,讓他們與民眾交流。那時,世人可見證,誰將感召更多民眾,誰會擁有更多支援者?是異議人士還是中共政權?    中共媒體一律,輿論一律,看上去很強大;如果輿論不一致,輿論多元化,將如何?老百姓對中共,是口口聲聲的“萬歲”?還是民怨沸騰?    中南海嚴密封鎖互聯網,不惜耗費钜資,炮製“金盾”、“綠壩”等工程,大修網路“柏林牆”。如果,就像大多數國家那樣,讓中國互聯網開放,將如何?中共政權,在線民的輿論聲中,是百年不改?還是一夕倒臺?      中共堅拒達賴喇嘛,不論後者如何釋放善意,中南海都百般咒駡、且不讓中國民眾知道後者真實立場。看上去,中共很強大;但,如果讓老百姓知道實情,將如何?如果讓達賴喇嘛回到西藏,將如何?西藏人民將追隨達賴喇嘛,還是追隨共產黨?      一黨專政,絕對獨裁。中共政權,看上去很強大;但如果打破政治上的“大鍋飯”,多黨競爭,將是何等局面?如果讓中國民眾有更多選擇,將出現怎樣的結果?    不可一世的中共政權,到底是強大?還是脆弱?對此答案,恐怕沒有人,比中南海諸公自己,心底更有數。  (3/16/10

投書中美博弈，中南海軟塌下來

陳破空   谷歌聲言要退出中國，以抗議中共的網絡封鎖和資訊審查政策。這起風波的真正要害卻在於：竊密與攻擊。中共通過潛伏於穀歌的“中國員工”，竊取谷歌代碼，掌握穀歌的關鍵技術與商業機密；中共發動網絡攻擊，滲透並攻擊中國異議人士設立於谷歌的電子郵件。     面對谷歌的指控，中共照例矢口否認。然而，近日，美方公佈了極為具體的追蹤調查結果：攻擊谷歌的駭客，來自於中國的兩所學校：上海交通大學和山東藍翔高級技工學校。事實是，中共以學校為掩護，實施間諜活動。     比如，設立在山東濟南的藍翔高級技工學校，背景不同尋常。按理說，一個技工學校，與中學平級，其學生不過就是高中生。但該校規模巨大，遠遠超過一般技校，共有兩萬學生，人數竟超過全球最負盛名的哈佛大學；作為“技校”，該校竟擁有兩千臺高級電腦，連中國許多名牌大學都望塵莫及。原來，該校隸屬中共軍方，學生畢業後，擇優輸送到軍隊。   至於上海交通大學，以電腦技術發達而領先於中國其他院校，於是，中共軍事和員警系統，多與該校合作，研發軍用或警用項目。該校一名研究生，曾因“破解海外突破網絡封鎖的技術”而獲得當局獎勵。     美國對中共網絡侵略的揭露與反制，僅僅是近期美中博弈的一環。眾所周知，奧巴馬總統上任以來，大幅修正前總統布希的對外政策，放棄“單邊主義”，對各國（包括中共）都放低身段，謙和以待，強化多邊協商。多數國家都對此表示歡迎，並善意回應，擴大合作。惟北京，錯誤解讀奧巴馬新政，以為那是美國弱化的表現，中共正好逞強。     於是，中南海自恃經濟和軍事實力膨脹，處處對美國說不。整個2009年，中共對美國針鋒相對，對全世界展示強硬：拒絕讓人民幣升值，拒絕改善中國人權，重判書生劉曉波，繼續擴軍耀武，加緊對文明國家展開網絡攻擊，破壞全球氣候大會……   對美國而言，中共做得最過頭的，莫過於，奧巴馬總統訪中期間，中共處處設限，不讓奧巴馬會見民間人士，不準美國總統接觸中國民眾，禁止刊登奧巴馬與南方週末的專訪，不讓他的聲音被中國人民聽到。   中共的自我膨脹和狂妄自負，終於換來美國的反擊：美國軍售臺灣，並高調禮遇過境的臺灣總統；奧巴馬會見達賴喇嘛，並提高到歷屆總統所不曾達到的正式會見級別；美國政府支持谷歌退出中國，並決意在全球推廣網絡自由。   在所有這些反擊中，真正打中中共軟肋的，是美國推廣網絡自由的宣示，聲稱要提供技術，幫助中國網民翻墻。中南海通過其禦用學者之口，在其近似情報機構的《環球時報》上，表達了憂慮：繼美國之音和自由亞洲電臺之後，谷歌可能成為美國輸出普世價值的又一個平臺。   到此，中南海終於軟塌下來。就在奧巴馬會見達賴喇嘛前夕，口口聲聲要“報復”的中共，不僅沒有採取任何實際報復行動，反而意外允許美國航空母艦“尼米茲”號停靠香港，讓全世界跌破眼鏡。實際上，那是中共向美國發出的軟化與示好信號。     美國軍售臺灣後，北京聲稱要“制裁”美國相關公司，卻無從下手；表面上，北京減持美國國債，暗地裏，卻又通過“香港公司”（實為內地資金），增持美國國債；北京中斷“美中軍事交流”，但雙方都清楚，那沒有任何實際意義，而可以斷定的是，不久，中共又會主動提出恢復這種交流；除此之外，中共領導人在人民幣匯率上，也忽然流露出松動口氣。     中共的挫折，應在意料之中。在美國，無論共和黨還是民主黨上臺，不論右派還是左派當政，民主與人權，都是美國的立國之本，與中共的獨裁本質，格格不入。中共不可能從中找到縫隙，獲得橫行之機，甚至不可能為其腐敗政權，獲得存活的長遠保障。   （3/2/10 原載自由亞洲電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