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日本學術刊物《環》，2010年夏季號）
自上任以來，日本首相鳩山由紀夫就被迫一再澄清其“排美”政策。他表示：“所謂東亞共同體，不存在排外性質，不僅要把日美同盟放在重要位置，而且必須當成重要前提。”1這多少反映了民主黨路線的現實困境。當選前的理想主義，碰撞於當選後的現實牆壁。除了汽油稅和小澤一郎的資金醜聞，鳩山支持率下滑的原因之一，乃是對待美軍基地搬遷事項的舉棋不定。
鳩山當局（其靈魂人物是小澤一郎）原意要美軍基地遷到沖繩縣外、甚至國外。如果當真遷到國外，就是美軍撤出日本的開始，象徵《日美安保條約》動搖的開始，即象徵美國放棄支配或保護日本的開始。
這固然不是一個短期可以完成的過程（當前，高達70%的日本民眾仍希望維持日美安保2）。但，有必要檢視，這一過程的最終後果是什麼？如果美軍撤出日本，直接的後果是：日本自我保護，自我武裝。以日本的國力，重振軍備，完全不成問題。早在2002年，小澤一郎就曾發出“日本可以在一夜之間，造出千枚核彈” 3的驚人之語，其中深意，不言而喻。
但，重新武裝的日本，必將引發亞洲各國不安，首先是中、韓、俄三國的反彈。連參拜靖國神社、編纂教科書這類事情，都會引發鄰國抗議，更不用說重振軍備。而且，當日本開始自我武裝之日，也將是亞洲地區軍備競賽加劇之時。這絕非亞洲之福。
鳩山和小澤，決意不參拜靖國神社，是避免刺激中、韓等亞洲國家。但，是否參拜靖國神社，畢竟只是一個形式上的選擇。或許，鳩山當局奉行的，是沒有靖國神社的“靖國神社主義”，比諸自民黨，毫不遜色。
小澤提出“重返亞洲”，建立“東亞共同體”，難免使人聯想到軍國主義時代的“大東亞共榮圈”，名目都是讓亞洲還原為“亞洲人的亞洲”，目標都是排除美國在亞洲的影響或主導地位。換言之，日本試圖以和平手段，達到戰爭手段所不能達到的目的。或許，以小澤為代表的部分日本人，內心深處，潛藏著還原日本在亞洲主導地位的渴望，但就現實而論，無可奈何地，卻又只能形成日、中、韓三國共同主導亞洲的局面。
當美軍撤出日本，另一後果是：中國的影響力，可能乘虛而入。聽上去是天方夜譚，但不可忽視的是，一個“大中國概念”（“中華帝國”），正在日本周邊形成。
毛澤東死後，因共產主義信仰破產、又恐懼人權普世價值的中國共產黨，處於意識形態的真空地帶，於是，極端民族主義（偽“愛國主義”），被中南海視為意識形態領域的救命稻草，而全力打造。“大中國概念”，“大一統思想”，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被瘋狂炒作起來。
在中國境內，中共所為，就是全力淡化或抹煞西藏人、維吾爾人、蒙古人等“少數民族”的宗教、文化和語言特徵，使之加速漢化。精神上的種族滅絕，是對“大中國”概念的文化加固。在中國境外，香港和澳門的回歸，強化了“中華帝國”的分量。隨著自身實力增強，中共對臺灣的吞併野心，日益增強，愈采咄咄逼人之勢。
國民黨重新上臺後，推行兩岸和平政策，馬英九總統的口號，是“不統不獨不武”（“三不”政策）。兩岸局勢，看似趨緩。然而，去年末，一名共軍少將的突發性言論，卻打破了平靜。該少將指責馬的“三不”政策是“和平分裂”。
該少將披露：“陳水扁時期，兩岸多次瀕臨衝突邊緣，大陸遲遲未動武，是因為大陸的軍事儲備尚未完全到位。”4這等於暗示：如今，中共軍事部署已經完全到位，隨時可以攻打臺灣。這名共軍少將的言論，反映了中南海強硬派的思維：中共已強，臺灣已弱；此時不打，更待何時？只需為武力犯台製造藉口。
對日本來說，臺灣，是橫亙在中日之間的緩衝器，從地理上而言，臺灣更接近中國；從意識形態上而言，臺灣更接近日本。如果日本置臺灣於不顧，不可避免地，臺灣將走向中國（中共）。臺灣一旦落入中共之手，“中華帝國”的地理概念，將完全成形，世界格局為之劇變。
眾所周知，作為日本最大的威脅之一，北朝鮮，其最大靠山，就是中共。換言之，目前，那也是“中華帝國”的勢力範圍。
再看日本國內。人口負增長，人口老齡化，勢必引進外勞，外勞的主要來源，就是人口最多而地域和文化相近的中國。鳩山當局已經許諾放鬆移民政策。湧進日本的中國人，肯定會越來越多。日本正討論永住外國人選舉法案。儘管，該法案遭到民間反對而暫時流產，但畢竟已經露出立法端倪。這裡的“永住外國人”，多指旅日中國人。
不妨大膽假設，歷史演進到某一天，中國或宣佈：“日本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就像今日中共宣稱“西藏自古就是中國的一部分”一樣，其根據，是中國與西藏歷史上的交往，包括戰爭、疆域變遷、王室通婚等。這樣的根據，針對日本，也很容易成立：徐福的故事，日本遣唐使，鑒真東渡，日本人治理臺灣和滿洲，日本人“進入”中國。更不用說，還有文字的聯繫。
處理日美、日中關係，日本民主黨的立場，是要讓日本與美中兩強，保持等距離，所謂“等邊關係”。（當然，但在他們心中，未必只是“二等邊”，更希望是“三等邊”，即與美中兩國平起平坐，三強並峙。）
戰後迄今，美國對日本的掌控，多少令日本人不舒服，至少讓日本人自尊心受挫。日本渴望擺脫與美國的從屬關係，成為“普通國家”或“正常國家”，自可理解。但日美關係，尤其日美軍事同盟，不應該僅僅被解讀為一個戰勝國與一個戰敗國的關係，更重要的，它涉及日本的民主轉型，走和平道路。
“和平憲法”與《日美安全保障條約》，有力防範了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半個多世紀以來，東亞地區的戰爭，幾乎都發源於共產黨國家（如朝鮮戰爭、越南戰爭），或發生在共產黨國家之間（如中蘇戰爭、越柬戰爭、中越戰爭）。日本反倒成為一個和平國度，悄然實現和平崛起。
對中、韓等亞洲國家而言，美國不僅把他們從日本軍國主義手中拯救出來，還確保它們從此免受日本威脅。當然，也可把這一切，理解為“確保美國在亞洲的利益”。那便是：一個安全的亞洲，是美國安全的外部保障之一。
須知，文明程度越高的國家，其國家利益與全球利益越是一致；文明程度越低的國家，其國家利益與全球利益越是背道而馳。因此，所謂“美國的國家利益”，並不可怕，不僅體現美國民眾的利益，與人類的方向也大抵一致。最好的說明就是：日本“和平憲法”與《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總體而言，不僅有利於美國，也有利於日本本身，以及中、韓等亞洲各國。
反觀所謂“中國的國家利益”，現階段，就是中共當權者的既得利益，不僅與人類的方向相左，甚至也與中國民眾的利益相背離。
說到“等邊關係”，一些唯利是圖的日本政治家，似乎不考慮意識形態的因素，民主美國與獨裁中共，如何能與日本形成“等邊關係”？日本豈能忽視，中國遠非最富有國家，但中共集中調度和支配資源的能力，卻遙居各國政府之上。鄧小平曾經說過：我們這種體制也有好處，做出決定，立即實施，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5以此作為反對政治改革的理由。美國與中共，一個是善的強權，一個是惡的強權，夾在其間的日本，怎能與之等邊？
去年11月，美國總統奧巴馬出訪亞洲前夕，表面與北京親善的新加坡資政李光耀，公開發表言論，稱：“美國應加入東亞共同體，制衡中國。”6李言的背景是：布希時代，因反恐和伊拉克戰爭，聚焦中東，忽視亞洲，令中共有機可乘，空前擴大了在該地區的影響力。力倡“亞洲價值觀”的李光耀，其最新言論，實際反映了彌漫于亞洲各國的不安。
無獨有偶，急於同華盛頓建交的平壤，也在奧巴馬亞洲之行前，強烈暗示：希望美國牽制中國。7顯而易見，如果不是意識形態上的不容，即便北韓與美國，也極易成為盟友，加入圍堵中國（中共）的行列。管中窺豹，中共在亞洲和世界不受歡迎的程度，幾乎等同于美國在亞洲和世界受歡迎的程度。
日本政要曾經為入侵中國道歉，但他們似乎從來不曾想過，中國共產黨的崛起，及其為禍中國的後果，都因日本入侵中國而來（共軍利用日軍與國軍決戰之機，隔岸觀火，火中取栗，擴大武裝，搶奪地盤，悄悄壯大）。換言之，日本人雖然敗走，卻留下敗壞中國的遺毒----中國共產黨。這，才是日本所欠中國的最大債務，就此，日本才最應該深切道歉。
以今日之計，日本應全力支持中國民主化，包括：像歐美國家那樣，大大方方地、頻繁地，向北京領導人提出中國人權問題，促其改善；幫助中國民主運動，鼓勵中國民眾的和平抗爭。歐美國家的經驗證明，中共並不會因此而惡化雙邊關係。
一個民主化的中國，將構成日本的外部安全；北韓威脅，也會因為釜底抽薪而徹底緩解。那時，日本，在兩個民主大國--美國和中國--之間，建立等邊關係，才更具有現實意義。
注解：
1《日美安保條約》五十周年之際，鳩山由紀夫首相在日本國會的演講。新加坡《聯合早報》，2010年1月19日。
2日本《朝日新聞》，2010年1月19日。
3日本自由党黨魁小澤一郎的言論，日本《產經新聞》，2002年4月8日。
4解放軍少將羅援在第六屆“中國經濟增長與經濟安全戰略”論壇上的演講，中國“新浪網”，2009年11月23日。
5《鄧小平文選》第3卷，中國“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
6香港《文匯報》，2009年11月12日。
7韓國《中央日報》，2009年11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