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破空

投書中國曝光真民意，有人大驚失色

不久前，國內共識網刊登一份由湘潭大學副教授李開盛主持的網上民意調查報告，題為《中國線民的政治與社會認知》。   超過半數受訪者不認同中國現行政治制度，而超過70％的受訪者最認同美國政治制度。這一結論，堪稱震撼，無論對官方還是民間。對許多人而言，上述結論，既可以說出乎意料，又可以說在意料之中。   出乎意料，是因為，無處不在和無孔不入的中國官方媒體及教科書，長期唱好中國制度、長期妖魔化美國制度，鋪天蓋地，對國人洗腦，可謂“無微不至”；宣傳至今，竟落得如此相反的效果，空費口舌！   意料之中，是因為，民主與人權，符合人類天性與進步方向，具有普世價值，必然逾越國界、超越種族、跨越時空，縱有萬里長城，也無從阻遏；縱使中共封鎖資訊 、控制輿論，費盡心機、窮盡手段，以至於，重金苦心經營網上“柏林牆”或網上“萬里長城”，但，潮流無可阻擋，變局無可避免。   在中國線民最不認同的國家中，排列前5名的，除了中國，還包括：朝鮮、伊朗、越南和巴基斯坦，幾乎都是中共的鐵杆盟友、或中共昔日的鐵杆盟友。其中，朝鮮與中共，是獨裁邪路上的死黨；伊朗與中共，是國際戰略上的同盟；越南與中共，領海爭端為敵，意識形態為友；巴基斯坦與中共，意識形態相左，現實利益相投。   由此也可見，中共寥寥可數的二、三盟友，如朝鮮和伊朗，在國際上是孤立的，在中國人民的心海裡，也是孤立的。5億線民，3億博客，足以代表13億中國人。國人的主流民意，與國際社會的主流聲音，相去不遠。對此結論，肯定有人大驚失色 ，比如，心懷忐忑的中南海諸公。   關於政治人物，中國線民最認同的前5名，依次為周恩來、華盛頓、胡耀邦、鄧小平和林肯；最不認同的前5名，依次為希特勒、史達林、金正日、毛澤東和卡紮菲。   這一結果，首先反映中國線民的資訊背景。為什麼是周恩來？這大抵與中國社會的周恩來印象相關。在毛澤東時代，周幾乎是唯一沒有被毛打倒的中共高級領導人，因而沒有（像劉少奇、彭德懷、林彪等人那樣）被“批倒批臭”，留給中國社會的記憶，只有“正面”，而沒有“負面”；周死後，更受到從華國鋒到鄧小平等後繼領導人推崇，奉為至尊，在中共黨內，周身後地位，遠高於毛。   另外，被中國線民認同的人物，排列靠前的，有胡耀邦，而無趙紫陽，也反映中國線民的資訊局限。雖然，同為民主改革派的胡耀邦和趙紫陽，同遭鄧小平和“老人幫”罷黜，時間上，只有先後之別，但處置手法不同，胡仍任政治局委員，直到去世，並獲官方最高追悼規格；死後，胡的名字仍不時能見諸中共報端。趙則被全部削職、完全消音，並遭嚴酷軟禁，曆16年，直至去世，其音訊遭當局嚴封至今，絲縷不露。當今中國線民，多為年輕人，他們中的許多人，甚至沒有聽說過趙紫陽這個名字。   在最不認同的人物名單中，中國線民將毛澤東與希特勒、史達林、金正日和卡紮菲並列，可謂恰如其分。早先，國際上就有“二十世紀三大屠夫”之說，即希特勒、史達林和毛澤東；其後，又有金正日、卡紮菲等狂人獨裁者崛起，其殘暴品質，與“三大屠夫”同。將毛澤東擺設其間，證明中國線民對毛的真面目有深刻認識。儘管毛像依然垂掛天安門城樓、毛屍依然佔據天安門廣場，但在人民心目中，毛澤東已經被蓋棺定論：殘民以逞的暴君！遺臭萬年。   超過八成受訪者認為中國官場腐敗“非常嚴重”，並認定這是中國要出問題的最大誘因。眼下，中共大小官吏，正忙於向海外大規模轉移國家資產和貪賄所得，一邊高喊“維穩”，一邊製造中國社會最不穩定之禍。其滅頂之災不遠。   值得留意的是，與中國的相關問題中，中國線民擔憂最少或最不擔憂的，卻是所謂“美國對中國的遏制” 、“中國與周邊國家的爭端”，有此擔憂者，僅分別占3.04%和0.53%。中共每每誇大外部矛盾，炒作“美國威脅論”，藉以淡化內部紛爭，轉移民眾視線，圖謀以民族主義綁架國人，但民意顯示，中南海的這類企圖，並無多大效力而近乎全盤落空。 （原載自由亞洲電臺 2012年7月17日） http://www.rfa.org/mandarin/pinglun/bg-07172012111635.html

投書天津大火，民眾為何不相信政府？

6月30日，位於天津市薊縣的萊德商廈發生大火。事後，關於死傷數字，官方與民間各執一詞。官方宣布：10人死亡、16人受傷。民間輿論則認為，死亡人數達100多人；甚至有死亡達378人的說法。   有外地記者、作家和維權人士前往當地，民眾紛紛告之“當地沒人相信政府”。何以不相信？首先，事發當日，作為當地最大商場，該商廈正進行學生用品促銷，不少家長帶孩子前往購物，但官方公佈的10 名死者中，9名是售貨員，只有1名顧客；有16名傷者，卻沒有任何人失蹤；令人難以置信！有人在博客裡披露：“廁所裡盡是人，疊在一起死了；電梯裡盡是人，疊在一起死了。”   其次，當局遲遲不公佈死傷人數，直到事發近一個星期後的7月6日，才予以公佈，如此創記錄的慢動作，葫蘆裡究竟賣的是什麼藥？連極左官方喉舌《環球時報》都忍不住勸誡天津當局：“公佈火災事故的詳情，既是對死傷者的尊重，也是對公眾知情權的尊重。尤其是在各種傳言不斷出現的情況下，當地更不該守口如瓶。如果為了減少關注而不願意公開信息，非但於事故的善後不利，還會‘引火焚身’，影響當地政府的公信。”   再者，當局嚴密封鎖資訊，從出事商廈到當地火葬場，公安嚴密把守，一般人不得出入；全城遍佈便衣，嚴密監控任何外來人；還安排一些“大姐”站在路邊，一見到外地人，就迎上去“熱情攀談”，推薦酒店，然後軟中帶硬地低聲警告：（關於火災）“可不要亂看、亂說，”“亂說會被抓”；遇難者家屬受到嚴密監控、跟蹤；自發聚集悼念的民眾，被軍警強行驅散；薊縣全體黨員被當局要求宣誓，不提這起大火；連當地計程車司機，都被嚴厲噤聲，對所見所聞，只能在眼睛裡做驚惶狀，而張口結舌。   當局要求民間必須相信政府，不得聽信“謠言”，並抓捕了若干“造謠”的網友。這裡，暫且不論，官方和民間，誰是真正的造謠者？誰在真正散佈謠言？且說其他民主國家，就從不懼怕謠言，更沒有“造謠者被捕”這檔子事。   比如，美國“九一一”事件後，謠言不少，其中一則謠言如是說：墜落賓夕法尼亞州的聯合航空93次航班，是布希總統下令軍方擊落的。對此謠言，美國政府和民間都淡定自若，政府沒有驚慌到去逮捕“造謠者”，民眾也沒有驚慌到以訛傳訛。何以如此？道理很簡單，美國是民主國家，新聞自由，言論自由，資訊公開，政務透明，針對“九一一”事件，不僅有政府主導的調查和公佈，還有民間機構獨立展開的調查和公佈，兩相對照，真相自明。   在美國，政府從不強求民眾相信它，但民眾基本相信政府，但也隨時批評抗議它；在中國，政府歷來強迫民眾相信它，民眾卻基本不相信政府，只是敢怒而不敢言。   作為中共江系大員，天津市委書記張高麗不愧是江澤民的“好學生”，深得江某維穩真傳，把個天津市和薊縣，封鎖得如鐵桶一般，“維穩技術”之高，令人咂舌！然而，聰明反被聰明誤，天津市和薊縣一共派出7個工作組，前往“善後”，僅此一節，就露了馬腳：真的只死了10個人？   據知，中共有“家法”：針對一起災禍，如果死亡人數達到10人以上，一定級別的官員就要下臺；如果死亡人數達到35人以上，市委書記一級的官員就要下臺。各級官員為死保頂上烏紗帽，必千方百計隱瞞災禍死亡人數。天津大火，又是一起具有重大隱瞞嫌疑的延伸性人禍。   實際上，天津大火，關乎天津市委書記、政治局委員張高麗的仕途。據知，這個張某已經被列為“十八大”政治局常委人選之一，讓他在距“十八大”幾個月前翻車？遍觀只有維穩思維、而毫無個人權威的中共高層，決無一人敢斗膽提議並作此決定。   （原載自由亞洲電臺 2012年7月10日）

投書寫鄧小平，傅高義誤讀中國

近期，前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中心主任、精通中日文的美國教授傅高義（Ezra Feivel Vogel），出版了他歷十年時間寫成的新書: 《鄧小平與中國的轉變》（Deng Xiaoping and China’s Transformation）。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中譯本，書名譯為《鄧小平時代》。   該書的價值與欠缺   該書涉及：鄧小平個人成長及其家庭生活；與毛澤東的微妙關系；在改革時期扮演的角色。後一方面，是全書重點所在。該書總的基調，對鄧小平充滿贊譽：一個務實的改革者，為中國找到了富強之路，讓世界上最多的人口脫離貧困。   然而，正如該書中譯者馮克利所說：本書最有價值的，“應當是和鄧小平的外事活動有關的內容……在中國的內政方面，由於受到材料來源的限制，使傅高義難以將故事講得像外交活動那樣細致生動……”前香港總督彭定康則認為：“盡管很有敘事技巧和高超學術水準……但傅高義的論述值得商榷，例如，他對英國和香港政治的了解就頗為欠缺。”   限於禮節，上述兩人盡量客氣，沒有把話說透。實際上，作為一名外國的“中國通”，盡管名氣很大，傅高義對中國內政的把握，非但不精確，而且充滿誤讀。   傅高義誤讀中國   誤讀之一：傅高義筆下的鄧小平，不論對與錯，出發點似乎都是黨和國家；傅高義似乎忽視了，鄧基於個人利害的出發點。比如“六四”，傅高義承認：鄧確實沒有處理好“六四事件”，但卻替鄧辯護說：誰也不知道，采取另一種做法會發生什麽；著眼中國的統一與中共統治基礎，當時已經沒有其他更好的辦法；“現在看來，鄧小平當初下的判斷也許是對的。”   其實，1989年，年屆85歲的 鄧小平，考慮得更多的，是他自己，只想安度晚年，不能忍受政治上再被打倒。設若當時的抗議學生，沒有把矛頭指向鄧小平，鄧或有不同選項。鄧利用手中軍權， 調兵鎮壓的同時，也預備了全家逃難巴基斯坦的方案，這證明，出於個人和家族利益，鄧孤註一擲，不是為那個國，也不見得是為那個黨。至於傅高義提到“中國的 統一”，更與民主運動風馬牛不相及。   誤讀之二：傅高義忽視了人性的差異，他就像寫美國人一樣，去寫中國人。殊不知，在中美迥異的歷史、文化和社會環境下，兩國人性表現具有差異顯著，尤其在最近的半個多世紀。在美國，人性普遍向善；在中國，人性普遍向惡。部分的原因，美國擁有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情懷，更兼民主與法治的恒久，博愛精神廣布於社會 ；中國擁有漫長的封建厚黑政治傳統，盛行獨裁與腐敗，到了迷信無神論和鬥爭哲學的共產黨時代，更形登峰造極，惡之花遍地盛開。   鄧小平，無毒不丈夫   傅高義無從了解或無法領會“無毒不丈夫”這個中國成語，因而也就無法深入鄧小平的中國式個性、行為心理及整個內心世界。中共建政之初，鄧小平主政西南，執行毛澤東的血腥土改路線，濫殺地主富農，不遺余力；五十年代末，毛策動“反右”，鄧是前線執行人，數以百萬計的知識分子遭到整肅，到了毛死後的“大平反”年代，出於自我保全，鄧竟拒絕為“反右”認錯、反對給“右派”平反，僅用“摘帽”、“改正”的名義，予以搪塞。   鄧小平在“文革”中落馬，卻受到毛澤東另類優待，既沒有被關入牛棚，更沒有被迫害致死，連一根毫毛都沒有被動到。其中大有文章，如果僅僅因為歷史上，鄧曾緊跟毛，是毛的鐵桿、心腹、親信，並不足以讓他在“文革 ”惡浪中幸免於難，同樣曾為毛鐵桿、心腹、親信的林彪、陶鑄等人，其下場足以為證。   況且，發動“文革”，毛要清算的，就是他深惡痛絕的“劉鄧路線”，鄧正是毛要打倒的第二號人物，如何又得以安然茍全？只有一種可能：在個人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鄧小平出賣了劉少奇。至於他如何出賣、如何檢舉揭發、如何一舉打中了劉的要害而令毛放過他一馬，此一絕密，應該仍在中共檔案中。外界已能知道的是，鄧是中共黨內最善於寫檢討書的人，其中的一封檢討書，甚至起到了“文革”末期讓毛準他復出任職的作用，盡管，三年後，瀕死的毛，再度將他打倒。   毛死後，華國鋒發動宮廷政變，逮捕了毛夫人江青、毛侄子毛遠新等，根本扭轉了中國歷史方向。原本靠邊站的鄧小平，通過幕後活動，得以讓華國鋒準他再次復出任職。但幾年後，鄧恩將仇報，冷酷而無情地將華排擠出領導層，自己大權獨攬。   鄧並非“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   傅高義的書，重點在改革時期，但即便根據傅高義陳述的事實，也可以發現，鄧小平並不是各項改革的倡導者。對外開放、建立經濟特區，由華國鋒和谷牧首倡；農村聯產承包，由萬裏和趙紫陽提出並試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由胡耀邦提出和主導；其他諸如發展個體經濟、價格雙軌制、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大進大出，兩頭在外”的國際大循環、試行農村基層選舉等，大多由趙紫陽提出並施行。   《鄧小平時代》的中譯者馮克利指出：“有朋友曾對我說，鄧小平並不像官方宣傳的那樣，是中國改革開放的‘ 總設計師’，他不過是改革的‘總批準師’，我覺得這個話是很有道理的。”其實，早在前些年出版的《趙紫陽回憶錄》中，趙就強烈暗示：鄧並非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至多是贊同經濟改革的政治強人。   客觀而言，大權獨攬的鄧小平，以他個人的強勢，為中共八、九十年代的改革開放起到了保駕護航的作用。但也正是因為鄧的強勢和獨斷，迫使中國的改革，僅僅局限於經濟領域，而無法擴大到政治和社會領域。   強人政治之惡：毛鄧殊途同歸   傅高義認為，鄧小平扭轉了毛澤東路線，進而挽救了中國。事實上，鄧小平拋棄的，是毛澤東的政治路線，但依然沿用了毛澤東的組織路線，即，繼續借助於共產黨這個龐大的黨機器，統治和禁錮十幾億生靈。   毛澤東的統治，以破壞為主，不斷人為發起不應該發起的政治運動（階級鬥爭）；鄧小平的統治，表面上，以建設為主，但卻不斷人為壓制不應該壓制的政治訴求（民主運動）。毛讓中共官員吃盡苦頭（批鬥），鄧讓中共官員嘗盡甜頭（腐敗），手段不同，卻都以維持一黨專政和個人獨裁為最高目的，殊途同歸。主觀、人為和強求，毛鄧二人，從不同方向，扭曲了中國。這是強人政治之惡，也是當代中國之難。   毛澤東死後，設若沒有鄧小平，設若就是華國鋒，一個相對的弱主，更願意傾聽、讓步、妥協、甚至適時退位，在國際民主潮的沖擊下，中國民主化，或早已實現，不見得落伍於東歐和蘇聯，更不至於落後於北非、中東、乃至緬甸。   今日中國，仍處鄧小平時代   江澤民是鄧小平選定的接班人，胡錦濤是鄧小平隔代指定的接班人。江血腥鎮壓法輪功、胡鐵腕鉗制西藏和新疆 ，表現他們對鄧鎮壓路線的延續和效忠。“殺二十萬人，保二十年穩定”，鄧的這一心願，得以實現，甚至被“ 超額完成”。在選定接班人方面，雖都歷經反復，但鄧勝過毛。   鄧雖死，無論江還是胡，都無法擺脫鄧的陰影，精神上，仍是鄧的傀儡，從這一視角，也可見江胡等輩與鄧智力與魄力的懸殊。借用薄熙來的一句話：江、胡等人，不過是“替紅二代看守江山的家奴”。說到底，今日中國，仍然是鄧小平時代，並沒有什麽“江澤民時代”、“胡錦濤時代”。   鑒於鄧小平政治上的保守，雖在經濟領域超越毛，政治上卻無所翻新。因此，今日中國，是鄧小平時代的延續。當然，也是毛澤東時代的延續－－經濟上是鄧的遺產 ，政治上是毛的遺產。   中國人終將否定毛鄧   “文革”後，西方人吃驚地發現，最憎惡“文革”的，竟然是經歷過“文革”的中國人本身；東歐解放和蘇聯解體後，西方人又吃驚地發現，最憎惡共產主義的，竟然是經歷過共產主義的東歐人和蘇聯人本身。據此推論，否定鄧小平的，最終，將不是西方人，而是中國人。迄今，毛澤東和鄧小平仍然被中共官方高舉著，艱難地高舉著 ，一旦這種高舉被放下來，不論毛還是鄧，都將被中國人棄若敝履，都將被釘上歷史的恥辱柱。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傅 高義贊譽鄧小平的這本書，在中國卻遭遇出版困難，僅僅因為書中寫到了“六四”。中方要求刪節後才能出版，傅高義表示，如果刪節太多，就不考慮在中國出版。 這一爭執，準確折射中國政治現狀，或曰，中國政治吊詭：關於“六四”，任何涉及，不論從負面還是正面，都令共產黨當局尷尬萬狀而無所容忍；它要求完全的遺忘。   （原載香港《開放》雜誌，2012年7月號）

投書薄熙來倒臺，動搖了中共基本盤

幾經推遲的重慶市黨代會，終於在6月18日登場。以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身份兼職重慶市委書記的張德江，在開幕式上講話，說：“重慶的發展和市委的工作還存在一些問題和不足。特別是王立軍事件、尼爾•伍德死亡案件和薄熙來同志嚴重違紀問題，給黨和國家形象帶來很大損害。”   這段講話，立即引發外界議論。仍然把薄熙來稱“同志”，是否預示，薄熙來問題將“軟著陸”？薄本人將獲從輕發落？   其實，只要薄熙來還沒有被移交司法機關，中共高層就可以稱他為“同志”。早有先例：當年的政治局委員陳希同和陳良宇二人，在先後被移交司法機關前，也都被暫時稱作“同志”，不過是中南海常規。   值得注意的倒是，王立軍卻沒有被稱作“同志”。實際上，自從王一出事，中共就再也沒有稱過他“同志”，並非因為王一出事，就被移交司法機關，也並非因為王投奔美領館屬性“叛國投敵”，而是在於，級別不夠；儘管，王進出美領館，對胡溫如願拿下薄熙來，立下大功。   對中共而言，王出事，影響有限；薄倒臺，震動巨大。原來，八千萬的中共大黨，其靈魂，其構成，以左為主。薄熙來出生“太子党”，根正苗紅；唱紅，更顯其正宗；執毛旗，號令黨天下，黨內服膺者眾。筆者曾指出：胡溫習倒薄，支持力不在黨內，而在黨外，在於民間對毛左、獨裁、文革等惡質政治的深惡痛絕。   胡溫習倒薄，激怒了中共原教旨主義者，舉凡中共死忠黨徒、黨內毛左派、網上五毛黨、極左喉舌如《環球時報》等，或明或暗，都力挺薄熙來，而咒駡胡溫習。借用臺灣政治中的一個術語“基本盤”（某黨基礎支持力量），胡溫習推倒薄熙來，動搖了中共基本盤，這是他們始料未及的。中共統治大廈，由此發出嘎吱嘎吱的斷裂聲。   當此之際，獲民間支持的胡溫習，本應朝前走，往前跨，跨出黨外，擁抱民間力量，順勢開啟政治改革；但，幾個月下來，人們看到的卻是，胡溫習不進反退，安撫黨內極左派，迎合黨內守舊勢力，竭力維繫中共基本盤，進而繼續充當特殊利益集團的看門人、保鏢，用薄熙來的話來說，就是“替紅二代看守江山的家奴”。   作為薄熙來的親信，陳存根曾被免去重慶市委常委職務，徐鳴曾被免去重慶市委常委兼兩江新區區委書記職務，如今，這兩人的名字，卻又戲劇性地出現在重慶黨代會的執行主席名單上。   在有中紀委、中組部派員加持的重慶黨代會上，張德江的講話，更代表黨中央，其中，還有這麼一句：“要把重慶近五年取得的成績和廣大幹部群眾付出的艱辛努力與王立軍事件、尼爾•伍德死亡案件和薄熙來同志嚴重違紀問題嚴格區別開來。”   這種“區別開來”，是要表明：中央肯定過去五年重慶（在薄熙來領導下）所取得的成就，並不否定（由薄熙來創造的）“重慶模式”。再度證實：處理薄熙來案件，中共高層決意避開路線鬥爭（溫家寶曾表述如此），更不提權力鬥爭（事實如此），僅鎖定經濟問題或刑事問題。   暗含在張德江講話裡的另一種“區別開來”，是要把“尼爾•伍德死亡案件和薄熙來同志”區別開來。意味著，即便涉及刑事，中南海也試圖儘量為薄熙來脫罪。而關於這起死亡案件的稱謂，不再明說是“穀開來毒殺英國商人”，更不說“薄穀開來毒殺英國商人”，甚至不說“尼爾•伍德被謀殺”，僅強調尼爾•伍德死亡，而淡化讓他致死的原因和人物。此處，甚至可見為直接殺人凶嫌穀開來減輕罪責的企圖。   這正是典型的“胡錦濤風格”，對黨內政敵，能放縱的就放縱，能拉攏的就拉攏，能收買的就收買，目的只在於“維持大局”、“維護穩定”－－指黨的大局、黨的穩定，而非國家的大局、國家的穩定（故而，胡對民間政敵態度，截然相反）。不僅薄熙來的親信如陳存根、徐鳴等人，而且薄熙來在軍中的死黨如劉源、張海陽等人，都被胡錦濤輕輕放過。更不用說，直接庇護薄熙來的政治局常委級大員周永康，毫髮無損，只待“十八大”之後全身而退。   《紐約時報》發文談中共“雙規”之可怕，推論薄熙來恐已遭酷刑，其實，這是不瞭解當今中共內情的表現，中共固然濫用酷刑，但“雙規”中的酷刑，至多針對中共中、下級官員，而絕不會用到中共高級官員頭上，可以斷定，不僅薄熙來不會遭酷刑，從前的陳希同、陳良宇也不曾遭酷刑。“刑不上大夫”，刑不上政治局委員，中共本質，與封建專制王朝，一脈相承。   胡錦濤的座右銘是“不折騰”，具體到黨內，儘量少樹敵、少得罪人。然而，古語有道：“一日縱敵，萬世難追。”“放虎歸山，遺禍無窮。”胡錦濤自以為聰明，給自己留後路；歷史或將證明，胡留給他自己的，不是後路，而是死路。   坊間不時流傳：薄熙來將東山再起。即便薄某不能東山再起，毛左勢力，也隨時可能捲土重來，道理很簡單：那才是共產黨的正宗旗號、正宗勢力。只要一黨專制體制不變，文革的土壤和氣候還在，毛左派就隨時可能復興、復辟，到時候，曾扳倒薄熙來的胡錦濤，極可能被毛左派首先拿下祭刀。   （原載自有亞洲電臺 2012年6月19日） http://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pk-06192012123235.html

投書陳希同的坦白與天真

提到陳希同，人們馬上聯想到他的兩樁罪：參與“六四”鎮壓，被視為元兇之一；腐敗高官，因貪污罪落馬。然而，在新近出版的一本書裡，陳希同喊冤，對前一樁罪，推卸責任；對後一樁罪，不予承認。   這本由香港新世紀出版社發行的新書，題為《陳希同親述：眾口鑠金難鑠真》。作者為原國務院發展中心研究員姚監複，從去年初開始，姚與陳有過十幾次面對面的對話，以此為基礎，姚寫成這本書。   關於“六四”，外界盛傳，身為鄧小平親信的陳希同，曾向鄧“謊報軍情”，誇大學潮嚴重性，導致鄧做出鎮壓決定。對此，陳辯稱：“鄧小平耳目眾多，他怎麼可能被騙？（“謊報”的說法是）低估了他。”陳還表白“半次都沒有去過鄧家。”   這段辯解，固然有一定道理。作為政治強人，鄧小平決定確由己出，並不受他人支配。但陳時任北京市長，身在前線，他對鄧的彙報、以及他本身的強硬派立場，不可能對鄧全無影響。   陳希同否認自己是“北京戒嚴指揮部總指揮”，說：“到2010年看了《李鵬日記》才知道我是總指揮，89年時李鵬為什麼不告訴我？有機會見李鵬的話，得問他，你為什麼早不告訴我？”   此說令人驚奇。要說陳在這裡撒了謊，倒不像；要說李在他計畫出版的《日記》中撒了謊，也不像。或許，鄧小平和李鵬炮製了“戒嚴指揮部”並分派了職務，卻並沒有明確通知？最合理的解釋：當時，連鄧和李兩人，對戒嚴和鎮壓能否成功，都沒有十足信心，故而含糊其辭；又或者，當時中共內部一團亂，連究竟誰被委任為“戒嚴總指揮”，都成了一筆糊塗賬？   “六四”鎮壓後，陳希同曾以北京市長兼國務委員的名義，向人大常委會做《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認定學潮是“暴亂”、當局鎮壓是“平暴”。該報告曾印發100萬份,傳達全國城鄉，無形間，對陳希同“六四”元兇的歷史定位，更是鐵板釘釘。對此，陳解釋：“中央讓我做報告，我不能不做，（對這份報告）我一個字也沒有參加討論，一個標點符號也沒有改，但是我承擔責任。”   在這裡，陳想辯明，他決非主要責任人。重要的，卻不在此，而在於，從陳的語氣中，聽得出，陳並不認為當年的鎮壓是一件光彩的事，這與李鵬《日記》裡那種理直氣壯、舍我其誰的氣焰，全然不同。一句“但是我承擔責任”，流露出陳一定程度的懺悔。   姚問陳：“你作為市長，你的市民無辜死掉了，你有什麼感覺？”陳的回答是：“作為市長，我感到難過……假如處理得當的話，一個人都不應該死，而事實上，那天死了好幾百人。”姚監複指出：對“六四”事件的認知，陳並未擺脫“執政者的思維定式”，比如，陳仍堅持學潮是動亂的定性；但對話過程，體現出陳“人性的復蘇和掙扎”。   同為當年的鎮壓者，談“六四”慘劇，陳希同表現出與李鵬絕然不同的語調。這大抵與陳的遭遇有關。作為鎮壓“功臣”，“六四”後，陳高升至北京市委書記、政治局委員。但不久，卻在與江澤民的權爭中失勢，以“貪污罪”下獄，被判刑16年。從顯赫高官到階下囚，重重摔落，一摔到底，陳希同從中品嘗的人生雜味、人生無常，決非李鵬所能體會。   至於“貪污罪”，陳希同一口否認，強調他“受到不公平審訊，是文革以來黨內最大冤案。”然而，作為既得利益集團，中共各級官員利來利往、利益均沾，尤其“六四”後，全黨腐敗，糜爛透頂，更是不爭的事實。陳否認自己涉貪，並無說服力；實際上，陳想要說的意思是，對比中共高官的集體貪腐，他“那點事”實在算不了什麼！的確，僅對照江澤民家族電訊領域通吃、李鵬家族電力行業壟斷，陳希同那點“以權謀私”，實在就是小巫見大巫！   眾所周知，陳希同下獄，因與江澤民權爭失敗。在與姚監複的對話中，陳沒有明確承認這一點，並否認“曾（在鄧面前）告江澤民的狀”。但陳揭露：“在（中共高層的）權力鬥爭中，任何事情都會發生，對手會用一切卑鄙手段去奪取權力。”指控的，就是江澤民。實際上，從2004年的“保外就醫”，到如今“十八大”前出書，陳的動靜，又事關另一場權力鬥爭：胡派與江系。被打倒的陳希同，並未完全作廢，卻成為胡江博弈的一顆棋子。   陳希同要求姚監複推遲出書，說自己正在“上訴”，希望推翻對他的貪污定罪。但上訴已經兩年，並無結果，也沒有等到他巴望的“回答”。這說明，不少中國人，不論普通民眾，還是共產黨員，都機械而天真地以為，共產黨那套制度，能為他們“解決問題”；而殘酷的事實卻是，如果沒有與權力沾邊，或者，一旦被甩出權力圈子之外，則哭告無門、伸冤無路，不論平頭百姓如陳光誠，還是達官顯貴如陳希同，都概莫例外。曾為中共高官的陳希同，竟也天真如此，令人唏噓！   （原載自由亞洲電臺 2012年5月29日） http://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pk-05292012115311.html

投書陳光誠離國赴美，並非“人權的勝利”

陳光誠全家離開中國，前來美國，一個處於中美兩個大國之間的人權懸案，暫時告一段落。過去的一、兩個星期裡，還曾有人疑慮中共不會放走陳，要把朝陽醫院變成另一個東師古村。但我鐵口直斷：中共一定會放陳走，因為那才是當前中共當局處心積慮的目標。   作為民運人士，我個人尊重陳光誠本人的意願和選擇，雖然，這是他中途改變後的意願和選擇。但必須指出，陳光誠去國，是被迫之舉。早先，在山東老家，陳為民請命，批評當局野蠻的計劃生育政策，遭當局迫害，投入黑獄多年；出獄後，又遭受當局非法軟禁，全家連帶受迫害；最後，陳成功出逃，避入北京美國大使館。   陳停留美使館6天，中美兩國政府密集談判，達成一個來之不易的協議：基於陳本人意願，陳將繼續留居中國，異地而居，到一所大學深造；中共當局保障他的安全，美方則將隨時探視。   這是一個歷史性的協議，能否得到落實，至為關鍵。中共固然不具信用，但只要陳本人堅持，加上美方守諾監督，後續劇情可觀。正如王立軍走避美領館導致薄熙來倒臺的大戲一樣，陳光誠走避美使館，帶動中國政局進一步變遷（或大或小），也未必全無可能。但陳一離國，則情形兩樣。畢竟，人走茶涼。   中共方面，明顯不情願或試圖拖延履行與美國達成的協議。陳走出美使館，進入北京朝陽醫院後，中共當局在醫院內外製造種種詭異氣氛，又有一位“律師朋友”適時出面，對陳力勸、苦勸加恐嚇，催促陳務必離開中國。中共耍盡花招、用盡手段，誘使陳改變主意，最終達到逼陳離國出走的目的。   陳改變主意（被人力勸苦勸後），僅僅在走出美使館幾小時內，連測試中美協議哪怕一小段時間的機會都被葬送。這固然不是陳的主觀問題（陳有權利改變念頭，並應該得到尊重），但客觀上，不僅使中美之間苦心談判的歷史性協定化於無效無形，而且讓盡全力幫助他的美國政府一度陷入困境（進而大大降低了美方未來向中國異議人士緊急伸出援手的信心和可能性）；原本顏面盡失的中共當局，則化被動為主動，後來居上。而在中共高層，溫和派受挫，強硬派反敗為勝、坐收漁利。   陳光誠去國，無疑使國內失去一面擁有巨大感召力的人權旗幟；陳到國外後，或將重複前期流亡人士的宿命：不僅無法再像在國內那樣，發揮他應有的影響力；而且還可能很快陷入中共精心佈局的誹謗潮（尤其利用互聯網），影響力進一步遭削弱。所有這些，不能不說，是中國人權事業的又一個損失。   對中共而言，既然已不可能再監禁或軟禁陳，逼陳離國遠走，就成為其上策。我說過：陳去國，正中共產黨（強硬派）下懷。對這一結果，顯然不能樂觀視為“人權的勝利”。   不盡人意的結果已然鑄成，惋歎無益。我衷心祝願歷盡劫難、辭國遠行的陳光誠先生，身體健康，闔家安樂，萬事如意！   （以上，是旅美中國民運人士陳破空關於陳光誠離國赴美的即時感想）   2012年5月19日，於紐約

投書胡溫如不再跨一步，其禍不遠!

胡溫習等人扳倒薄熙來，誰反對？誰支持？細看輿論、尤其網路輿論，同情薄熙來而咒駡胡溫習等人的，不僅包括毛左派，也包括一般左派，還包括共產黨的傳統支持者，在海外，則是親共人士。為薄熙來倒臺叫好、為胡溫習等人加油的，或明或暗，反倒是海內外自由派，包括自由派知識份子、主流民運人士、法輪功，以及渴望社會變革的民間大眾。   筆者說過：薄熙來倒臺，是中國自由派知識份子與中共最高當權者裡應外合與分進合擊的結果，不是指組織上，而是指精神上。多年來，海內外自由派知識份子對薄式“打黑”持續不斷的質疑、對薄式“唱紅”深惡痛絕的抨擊，構成了輿論上倒薄的強大聲勢。   按照薄熙來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敵對勢力在資訊輿論方面可謂煞費苦心，我們哪裡出點事，它就會可勁兒地忽悠、造謠，其目的就是要搞亂人心。這個‘戰場’是隱形的，但鬥爭是激烈的。”   由此可見，胡溫習等人倒薄，主要的支持力，不在黨內，而在黨外；甚至，不在共產黨一方，而在共產黨“敵對勢力”的一方。   這便不難解釋，為什麼，倒薄後，胡溫習等人遭遇強勁反彈？僅僅說是左派的反彈，太勉強；應該說是黨內相當勢力的反彈，更恰當。要求全黨全軍團結在“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這種呼籲，本身反映黨內分裂加劇；要求各地各級官員表態“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更洩露黨內權力鬥爭與路線鬥爭的白熱化。   胡溫習等人，如果目光僅僅局限於黨內，倒薄之舉，恐埋下重大隱患。因為，“十八大”之後，胡溫等人大抵交權退休，只要現行制度不變，未來中共，並無法排除左派或者毛左派重新崛起的可能，一個薄熙來倒下去，另一個“李熙來”或“張熙來”可能異軍突起。一旦左派或者毛左派再度得勢，已經退休的胡溫個人，可能遭到他們報復性清算。其禍不遠。   當此之際，胡溫習等人，必須再跨一步，跨出黨內，跨到民間，擺脫體制內的近身纏鬥，尋求體制外的民意支撐，一如前蘇聯的戈巴契夫和葉利欽。倒薄之後，啟動政治體制改革，讓黨內改革力量與民間變革力量相結合，實現最低社會成本下的和平演變，一如緬甸改革模式。如此，不僅利國利民，也利於胡溫個人，胡溫至少可以做到全身而退、安享晚年。   須知，現行體制，有利於左派或毛左派的生存與壯大，因為，他們才是現行制度下的正統、法統，可以大聲嚷嚷而無所顧忌；相反，被視為現行制度“敵對勢力”的自由派，遭到“合法的”壓制。一旦制度翻覆，情況就會倒過來，自由派和民間變革力量，一經取得合法地位，必迅速壯大而成為社會主流，到時候，左派或毛左派，儘管仍然有其聲音，卻必定式微而瀕於邊緣化。   薄熙來倒臺後，胡溫當局曾有一系列試探性動作：曾在網路上間歇性解禁有關胡耀邦、趙紫陽和“六四”的信息；曾向外國媒體放風，說溫家寶在黨內提平反“六四”；清明節前夕，由官方媒體發表《胡耀邦墓前清明祭》的報導文章。   所有這些，都被外界解讀為胡溫當局可能推動“政改”的信號。然而，至4月15日，是胡耀邦辭世23周年忌日，北京並無任何追思安排。這與前段時間的風向完全不符。   儘管，同一日，溫家寶在《求是》雜誌上發文，《讓權力在陽光下運作》，有人勉強解讀為與胡耀邦忌日相呼應，就算如此，資訊卻過於微弱。通觀溫家寶全文，不過是“反腐倡廉”的老生常談，無非暗示：處置薄熙來，將仍然以“反腐”的名義；對比3月14日溫家寶在記者會上的表述，立場退縮：不再以路線鬥爭詮釋倒薄意義。那種詮釋，意味著，中共面臨方向選擇，政改與否？何去何從？   在“政改”方向上的再次後縮，大概來自于胡錦濤的猶豫不決。胡的瞻前顧後和優柔寡斷，可能讓中共再一次錯過政改契機，“天與不取，反受其咎，”胡溫來日遭禍，必出於此理；“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中国来日大乱，必出于此理。   文/陳破空（原載自由亞洲電臺 2012年4月17日） http://www.rfa.org/mandarin/pinglun/hw-04172012123608.html

投書“兩會”代表，快要管不住了！

俗話說：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北京“兩會”繼續，不僅有“人間喜劇”的場景、“黑色幽默”的效果，“兩會”代表們的高談闊論，話中有話，也是一大看點。   政協委員、南京市政協主席繆合林，建議當局“允許地 下錢莊合法化”，以便“解決中小企業貸款難問題”。但結果之一，可能是：趁機將官員貪腐、官商勾結的不法所得也合法化。人大代表、娃哈哈集團董事長宗慶後 則建議當局“考慮讓部分地下錢莊轉到地上，成為由民間資本控制並且責、權、利統一的民營銀行。”但結果之一，可能是：（除了把官商不法資金合法化，還）趁 機變（其他）民財為官財，再次掠奪社會、搜刮民眾。   政協委員、浙江省僑聯副主席陳勵君建議，中國公務員職位，應該對外國人開放；進而建議，首先允許外籍華人擔任中國公務員。該委員用意明顯：讓已經入籍外國的中共“紅二代”、“官二代”、“富二代”回國繼承紅色江山，出口轉內銷。不僅要世世代代洗劫國家資產、卷款外逃，還要世世代代騎在中國人民頭上作威作福。   政協委員、前中共總理李鵬的女兒李小琳提出：要給每 個中國公民建道德檔案，以此來約束大家，讓每個人都要“知恥”。這個周身名牌、珠光寶氣的“六四屠夫”之女，倚仗父親權勢，成為中國“電力大王”，長年居 住“平反六四”呼聲最高的香港，出門豪車，進門豪宅，她自己知不知恥？給老百姓建檔案，監控每個人，是中共慣技，李小琳不僅要求強化這一手段，還公然宣稱 要“約束大家”（約束老百姓），等於公開宣告：李鵬家族，就是人民公敵！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仍然是。   中共嚴管“兩會”，卻還是沒有管住每一名代表的嘴。政協委員、蘇州大學教授楊海坤大談政改，建議“出臺政改總體方案”，雖被官方媒體故意“遺漏”，卻被眾網友譽為“兩會”“經典五分鐘”。   政協委員、湖南省山河智慧裝備公司董事長何清華痛陳中國社會奢靡之風，指明：要根治中國“奢侈病”，關鍵在於政府。他舉例如北京奧運煙火、上海世博煙火、廣州亞運煙火等，耗資巨大，都是政府行為，更不用說，龐大的官員“三公”費用，從未得到當局控制。   說到奢侈，“兩會”本身，就是奢侈。單說保安一項，“兩會”代表5000余人，動用保安73萬多人，即，每一名代表，需要146人來保衛！其中所涉費用，是何等的天文數字？   人大代表、原中紀委副書記劉錫榮抱怨，中國“官滿為患”，並列舉：過去四年，公務員從600萬增加到1000萬，年增100萬。劉敢於揭露，也算有勇氣，但劉原是中紀委高官，任內為何不說？退休後才說，還有多少份量？當今中國官場，賣官賣官猖獗，官民比例達到五千年歷史的最高點：1比18！   說到“官滿為患”，“兩會”本身，就是“官滿為患”。所有中央、省、軍區一級高官、大部分市一級官員，無須選舉，都自動成為“兩會”代表。離休高幹（如江澤民、李鵬、朱鎔基等）已不在其中，但離休高幹的子女或家屬（如江澤慧、李小琳、朱燕來等），仍充數其中。擺明的潛規則就是：爵位世襲；前任領導人子女監視現任領導人，監控當下政局走向，守護各自家族的既得利益。   共產黨拒絕設立監督和批評機制，但卻擋不住民間的監督和批評之聲，民眾評說“兩會”，最大的疑問：所謂“兩會”代表，究竟代表誰？   中共法律自訂：不承認雙重國籍。但兩會代表中，包括眾多高官子女和影視名人，都持有外國護照。民眾要求他們“曬戶口”，其中，只有一個叫做楊瀾的媒體人，出來聲明“我是中國籍”，其他代表盡都裝聾作啞。而楊瀾素有造假記錄，其聲明，又未必能當真。   中國網民直指，北京“兩會”，是“外國人的非法集會”，至少也是“歐美學生家長會”，為此疾呼：“嚴防外國人幹涉中國內政！”如果，將來，中南海再拿“外國勢力幹涉中國內政”來說事，中國民眾大可如此回應：先把你們內部的外國勢力清出來再說！   （原載自由亞洲電臺 2012年3月13日） http://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pk-03132012122438.html

投書“政改”秀疲憊，溫家寶變臉!

本月，中共政協、人大兩會先後登場。總理溫家寶照例做“政府工作報告”，最大的特點，是淡化改革。儘管，“改革”一詞被提到近70次，然而，都屬行政事務，無關改革內容。   溫報告，提到6個方面的改革，前5個，都可歸為經濟改革；第6個，取名“政府改革”，談的是“理順政府與市場、中央與地方……之間的關係”，等於回避了“政治改革”。這不僅讓外界對“政改”的高期待落空，而且一反溫近些年動輒大談“政改”的姿態。再次暴露或證實，溫多年談“政改”，不過是作秀，扮演中共高層的“白臉”角色。   實際上，在中共那裡，“改革”一詞，已經被濫用，就如從前，他們對“革命”一詞的濫用一樣，把當政者應當履行的基本職能和日常行政工作，統統美其名曰“改革”，偷換概念，偷樑換柱，製造“改革”一直在進行的假像，魚目混珠，蒙蔽天下。   正如歷年的報告一樣，強調民生話題，絕非真正關切民生，只是為了回避民主話題。今次溫家寶“政府工作報告”，獲得的鼓掌次數，為6年來最少。說明，如此假大空的“工作報告”，連不少“兩會”代表都聽不下去了。   有雷聲，沒雨點，“政改”秀難以為繼。疲憊的溫家寶，也終於露出“廬山真面目”，不僅不再提“政改”，還一反常態地，厲聲強調“共產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據說，這是針對中共軍內的“軍隊國家化”呼聲。有人或難想像，溫家寶竟然是反對軍隊改革的保守派！   近期盛傳，共軍副總參謀長章沁生因主張“軍隊國家化”而遭軍委主席胡錦濤“停職”。章沁生出席了“兩會”，暫時消解了“停職”傳言。但他回答記者的一句話--“這些事不要說了”--卻間接坐實了傳言的關鍵部分：共軍中，確已出現有關“ 軍隊國家化”的聲音和爭議。   人大發言人李肇星公佈，2012年預算中，中國國防費用、即軍費，將增長11.2%，達到人民幣6702.74億，即美金1060億，再創新高。李解釋：“國防需求與經濟建設協調發展”，意即，中國軍費增長與經濟增長同步。然而，在溫家寶“政府工作報告”中，規劃的2012年經濟增長，只是7.5%。軍費增長高出經濟增長近4個百分點，何稱“協調發展”？又何稱“民生為重”？   李肇星又以“中國國土面積大，13億多人口”，辯稱中國龐大軍費開銷的“合理性”。但與此同時，當被記者問到是否擴大人大代表的直選時，李卻又辯稱：“我國地域遼闊，人口眾多，經濟文化發展不平衡，有些地方交通不便，一律實行直選還有困難。”   對一正一反的兩個問題，李都用了“國土大、人口多”的理由，予以搪塞。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兩個結論，完全可以倒過來：正因為中國“國土大、人口多”，所以需要直選，讓全國人大具有最廣泛的代表性；也正因為中國“國土大、人口多”，所以需要節制軍費，優先保障民生，確保經濟增長高於軍費增長，而不是相反。 值得注意的是，國防費用高，國安費用更高。在當局公佈的各項預算中，2012年，國內安全費用增長11.5%，達到人民幣7018億，即美金1110億。所謂國安費，又稱“維穩”費，即用於員警、國安、國保、監獄、及應付民眾抗議事件等費用的總和。   在中共概念裡，國防費用，主要用以對付推廣普世價值的“國際敵對勢力”，從外部守住中共政權，這是中共對外直言不諱的“核心利益”；國安費用，主要用以對付要求民主權利的“國內敵對勢力”，從內部守住中共政權，這是中共各項工作的“重中之重”。 今年“兩會”的最大看點，是薄熙來及重慶代表團的動靜。 單獨入住（人民大會堂賓館），戒備森嚴，說明重慶代表團受到中央監控；市長黃奇帆聲言重慶相關“改革”符合國務院相關“要求”，再三要求記者“一定要把這些話寫全了”，等於承認重慶曾經對抗中央，現在才想到要挽回；重慶政協主席被問到王立軍，惱怒地呵斥記者“不懂禮貌”、“要學會尊重人”，等於承認王立軍事件是天大醜聞，醜得不能提；任何記者不能接近薄熙來，證明薄遭到中央隔離，在相當程度上失去行動自由；與薄熙來鄰座的軍委副主席徐才厚，一反往年情形，決不與薄說一句話，也無眼神交會，徐或是避嫌，表明自己與薄勾結軍頭的傳言無關，或是與薄劃清界限，甚至奉命對薄施以現場監視。   （原載自由亞洲電臺2012年3月6日） http://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pk-03062012114201.html

投書薄熙來翻船，大致無懸念

重慶副市長王立軍突然叛逃美國領事館，天下嘩然。鑒於王一直被認為是薄熙來的鐵桿親信、在薄的“唱紅打黑”劇目中扮演要角，王立軍出事，就是薄熙來出事。此時，一個最大的問號是，薄熙來結局將如何？   中南海權鬥有耐性，大戲才拉開帷幕   表面上，薄還在出席政治局會議，還在會見外賓，還在重慶發號施令。讓一些人判斷，王雖出事，薄卻可能躲過此劫。其實未必。須知，論內部 權力鬥爭，中南海最有耐性，兵不厭詐，甚至後發制人，是傳承於毛時代的路數。一場權力鬥爭，從醞釀到攤牌，短則數月、長則數年，遠至劉少奇、林彪等案，近 到陳希同、陳良宇等案，莫不如此。如今的中南海，缺乏威信人物，各方拉鋸，費時更久。難以想像二月間王出事，二、三月間薄就被放倒。   演戲的有耐性，看戲的也要有耐性。預料三月份的北京“兩會”，中共各派將輪番上陣，穿插演出更多兵不厭詐的劇目，有佯攻，有煙幕，有假戲，有實景。看官須擦亮眼睛，鑒別其中的虛虛實實。   薄小動作不斷：在重慶地方媒體上頻頻亮相，強化自我宣傳，是不服輸的表現；邀鄧小平長女鄧林到渝講“改革開放”，是拉鄧家背書；重新強調“科學發展觀”，是迎合胡；擢升江澤民外甥邰展為重慶市政府副秘書長，是靠攏江（如果邰的升遷，是薄主動而為的話）。   但中共權力鬥爭，從來你死我活，並非因為動作花俏，薄某就能輕易過關。以中共標準，王逃奔美領館，屬“叛國投敵”和“出賣國家機密”，一手提撥王的薄，豈無失職之責？傳薄在政治局會議上請辭，應屬自然，而不論他出自真心還是假意。   再者，王立軍由國安部帶到北京，帶離時，國安部官員與重慶官員在美領館外發生激烈爭吵與爭執，已經將黨中央與重慶當局的紛爭與對抗表達得淋漓盡致。王目前應在“中央專案組”控制之下。陷入絕地的王，必絕地反擊，肯定正大量揭發薄的腐敗與淫亂事實，從個人而言，圖個檢舉揭發的報復之快，從法律而言，爭個立功贖罪的一線生機。於是，薄的把柄，無論腐敗問題還是政治問題，都越來越多地掌握在黨內政敵及中共高層手中。薄熙來翻船，大致無懸念，只需假以時日；一出大戲，才剛剛拉開帷幕。   高層忌憚薄熙來“民望”，維穩優先?   中南海忌憚的是，薄由“打黑”而打造的地方“民 望”，以及這個“民望”下可能釀成的民變。王出事時，重慶盛傳，將有百萬市民上街挺薄。一心維穩的胡當局，必然謹慎行事。團派的關海祥接任重慶公安局長之 後，繼續“打黑”，薄熙來的政治對頭汪洋，也開始在廣東高調“打黑”，玩的就是這樣一個障眼法：打黑，並非薄熙來或王立軍的專利，我黨一貫打黑。薄、王等 人倒下，並非因為打黑，也並不影響打黑。借以抵消薄苦心經營的“民望”。直屬中央軍委的機動武警一二六師，忽然從湖南調入重慶布防，明顯而直接的針對，就 是重慶可能發生的民變或政變。   不安分而好折騰的薄熙來，首先犯忌的，就是胡錦濤的“不折騰”，盡管，薄“唱紅”、頌毛、走左那一套，在意識形態上，符合胡本色，但薄自作主張，把“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往哪裏擺？目無尊上，乃中共黨內大忌。君不見，不論胡錦濤還是習近平，都是在竭盡低調和隱忍之下，才熬出了頭？   胡溫十年，地方勢力坐大，重慶為最；王立軍反水，仿如“天賜良機”，受夠了“政令出不了中南海”的胡溫當局，此時如不下手削藩，必是“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況且，高層中，有意倒薄的，還有賀國強、習近平、李克強，至於力挺習接位的江澤民，大概也不會容忍薄對習的挑戰。   有人放風：高層要以“精神病”定性王立軍，進而保下薄熙來。果如此，只能說明，胡溫是最窩囊的主 ；而對於習李，必將後患無窮；或者证明：中共發展至今，黨內各派勢均力敵？地方與中央抗衡，誰也把誰沒辦法？   毛左派受重創，影響“十八大”走向   再說民間。如果薄熙來的折騰，是朝著右的方向，即朝著民主自由方向，或能得到長遠民意的支撐；薄的折騰，偏偏朝著左的方向，往後整，與長遠和主流民意相悖 。在同時忤逆上意和沖犯民意之下，薄的折騰，註定就是一場短命的賭博，而薄的下場，也可想而知。黑吃黑，貪反貪，原本就是重慶“打黑”運動的實質。請君入甕，已經在王立軍身上應驗；應驗在薄熙來身上，不過是遲早的事。   薄“唱紅”，叫好的，惟有毛左派。那些緬懷毛時代、沈迷文革熱潮的人，人數不多，卻長期存在，即使在未來民主中國，也依然有他們的聲音。但不論現在還是將來，毛左派都持續被邊緣化，而無法在中國社會再居主流。薄此番受創，毛左派大受打擊，在“烏有之鄉”等毛左派網站上，既有失落的沮喪，也有不服的囂張，無法掩飾的，都是一片哀鳴。   由此可見，王立軍事件並非中共發言人口中故意淡化的“孤立事件”，不僅牽扯到薄熙來、周永康等權貴的起落，還關系到中共“十八大”前後的政治路線與走向，至少，在所謂“重慶模式”與“廣東模式”的較量中，前者落敗，而後者上揚。   美方提醒習近平，防暗流襲身   同月，中共王儲習近平訪美，笑容多，興致高，神態輕松，獲得外國媒體的評價，勝過“僵硬”、“死板”的胡錦濤。然而，除了習與胡性情不同，還可能，薄熙來新近出事、即將出局，令習近平如釋重負 ，因而有格外的好心情。   筆者曾在兩年前出版的《中南海厚黑學》一書中，列出一節，題為“習近平尚未坐穩，薄熙來圖謀大位 ”，分析薄熙來借“唱紅打黑”、近身挑戰王儲習近平的心態；筆者同時指明，中共高層中，真正出面挺薄的，只有中共最高安全首腦周永康。   這一回，習訪美期間，美方對外披露一則內情：王立軍投奔美領館期間，揭露周永康與薄熙來密謀，要讓後者接任政法委書記，並伺機以政變方式，推翻習近平。美方選擇性釋放王立軍提供的機密，明顯是提醒習近平，讓習留意中共黨內阻止他接位的暗流。畢竟，圍繞“十八大”的激烈權鬥，還沒有完全落幕。   （原載香港《開放》雜誌，2012年3月號）

投書中國官商大逃亡，臺灣何苦投羅網

2012年臺灣總統大選，原本是一場勢均力敵的選戰，結果，勝負兩方卻呈現較大落差，出乎各界預料。馬勝蔡敗，可以歸結一系列原因。其中一條，在大選最後時段，臺灣商界大鱷，不分藍綠，紛紛出面挺馬，極大地衝擊了選情。    “商人重利輕別離”，這是唐代詩人白居易的一句詩。商人挺馬，直表而言，出於自身金錢利益；但其背後，卻是來自北京的壓力，威脅或利誘。因為，這些商人，都在大陸投資設廠，想要保住其投資利益，或更多獲利，紛紛低頭，接受北京“打招呼”。   針對香港，中共手段，就是拉攏 對香港經濟舉足輕重的大商人、大財團，動輒授以“政協委員”或“人大代表”頭銜、花翎，為己所用，用“商人治港”，代替“港人治港”。同樣手法，如今，北 京又搬到臺灣，以“商人制台”，抵消“主權在民”。當然，這也是北京對台 “以商逼政”謀略的一部分。   北京能在香港和臺灣商界如此得手，也在於，中共奸巧，看准並利用了華人重利輕義的劣根性。如果換成其他民族，比如誠信守義的日本人，這一招就絕對不靈。   財大氣粗的中南海，擺出一副黑老大派頭，堅信“一切拿錢擺平”，傲視天下。近些年，不惜重金，拉攏臺灣藍營和商界。拋金元，撒銀彈，揮霍大陸人民的血汗錢。經營至今，終於能影響到臺灣選舉，讓中共屬意的一方當選。   馬英九的勝利，被有些媒體稱為是“九二共識”的勝利，甚至被中共或親共媒體宣傳為胡錦濤兩岸政策的勝利。不少人也認為：臺灣大選，馬英九和國民黨只是表面贏家，共產黨才是真正贏家。   然而，我要說，中共贏了，中共 也輸了，因為，它後院起火：這次臺灣大選，空前激發了大陸民眾對民主的熱情、嚮往與渴求，大陸線民對臺灣民主好評如潮。他們評議，民主臺灣，不愧為華人社 會樣板；臺灣大選，有如佳節盛典；活生生地證明，民主，絕不是西方專利，東方人也可以享用。大陸網友因而不斷互問：憲政民主，臺灣能，大陸為什麼不能？投 票選舉，臺灣人可以，大陸人為什麼不可以？   臺灣獨立與否，不再是大陸民眾的關注點，他們的關注點，是臺灣民主本身，及其與大陸專制的對照。臺灣大選，對大陸社會產生不可低估的震動效應。這對竭力維持一黨專制、死守既得利益的中共腐敗集團，絕非好消息、好兆頭。   中國國內，正呈現日趨洶湧的“棄船”現象。綜合2011年中國社科院、中紀委報告，近30年，中共貪官外逃4000人，外逃資金500多億美元（近4000億人民幣），人均卷走資金近1億元人民幣；這還只是中共官方資料，實際上，近30年，中共官員外逃6萬多人，外逃資金至少8000億人民幣。中共宣称“西方制度不適合中國”，中國網友說，西方制度不適合中國人民，卻適合中國官員，因為，中共官員外逃的目的地，主要就是西方，如美國、加拿大、 澳大利亞等。     本月，在權力鬥爭中落敗的重慶市副市長王立軍，突然逃奔美國領事館乞求避難，不僅釀成重慶醜聞、中國醜聞，而且釀成國際醜聞。又一次反射中共高官口頭上反美仇美、骨子裡親美媚美的分裂人格。     大廈將傾，碩鼠搬家。除了中共官員大規模外逃，還有中國富人大規模外逃。中國億萬富翁中，約 27%已經完成了投資移民；千萬富豪中，超過60%的人希望移民國外，其中14％的人已經完成移民；年薪12萬以上的白領，幾乎全都想移民，其中，許多人已經或正在千方百計辦理移民。     於是，眼下，中國正形成第三次移民潮。與上兩次不同的是，這次移民潮，以投資移民為主。官二代、富二代，紛紛出走，使中國投資移民迅速上升到世界首位。     講 一個故事。在中國，有一戶姓王的人家，生了一個小孩。這家父親到派出所給孩子報戶口，要給孩子取名字。他報上一個名字，叫“王國”，派出所人員不同意， 說，“亡國”？這像什麼名字，不准；這個父親又報上一個名字，叫“王党”，派出所人員更不同意，說“又亡國又亡黨”，你是什麼意思？不准！但這位父親很固 執，撂下一句，我就取這兩個名字，你們看著辦，然後回家了。第二天，他接到派出所通知，說上面領導批准了兩個名字，讓他去選。他去到派出所，一看，那兩個 名字，每個名字中間被多添了一個字，一個叫做“王愛國”，一個叫做“王愛黨”。     我從前說過，“從經濟上套牢臺灣，進而從政治上套牢臺灣”，這，與其說是中共的陰謀，不如說是它的陽謀，一眼就可以看穿。中共以利相誘的結果，多年下來，臺灣經濟對中國經濟依存度日益增高。據英國《經濟學人》統計，臺灣對外投資的40％在中國，臺灣44%的產品出口中國，構成臺灣GDP的14%，中國成為臺灣最大交易夥伴，臺灣對中國大陸經濟依存度居世界第一。     除了經濟掌控，更有媒體滲透。臺灣的《中國時報》和《聯合報》，都接受中國北大方正集團設在英屬維爾京群島的方正科技公司注資，動輒達幾千萬美元。近些年，這類臺灣大報，幾乎只刊登中國正面新聞，不刊登或很少刊登中國負面新聞。臺灣政府單位有一份報告，承認：共有17家臺灣媒體遭到中資滲透，包括：平面媒體8 家，電子媒體4家，週刊3家，出版社1家，及科技雜誌社1家。     媒體的傾斜，直接損害了臺灣新聞自由。前些年，兩岸媒體交流不對等，遭致臺灣社會和在野黨抗議。不僅兩岸如此，中共對鑽其他民主國家空子，推行不對等的媒體滲透。比如，中美之間，2010年，約有650名中國官方記者簽證進入美國，但同年，美國卻只有兩名國家媒體的記者被允許常駐中國。650比2！美國國會議員為此于去年提交《2011中國媒體互惠法案》，要求美國國務院發給中國國家媒體工作者的簽證，等同於中國發給美國國家媒體工作者的簽證。     軍事方面，中共瞄準臺灣的大約1500枚導彈並沒有撤除。馬英九的“三不”政策，即“不統、不獨、不武”，其中，“不統”和“不武”，都由不得臺灣，等於白說；“不獨”，不過是單方面的“自律”。       臺灣大選期間，去年十月，馬英九突然拋出“兩岸和平協定”說，聲言，未來十年內，可能與大陸方面洽簽“兩岸和平協定”。     聯想到1951年，被中共大軍壓境的弱小西藏，被迫與中共簽訂城下之盟，所謂“十七條協議”，以為至少換得個和平，孰料，僅僅數年之間，中共就翻臉不認，自我撕毀“十七條”，全面軍管西藏，使西藏文化、宗教、寺廟，連同芸芸眾生，陷入滅頂之災！     西藏不能，臺灣又怎麼能？如何想像，文明臺灣可與野蠻中共簽署“和平協定”？又如何想像，民主臺灣可與專制中國“和平共處”？不要說西藏、臺灣，即便面對中國大陸人民，中共都從無和平共處之心，更從未簽署“和平協定”－－即平等待民、保障民眾權利的憲法。     說到“兩岸和平”，有一個奇怪的邏輯，仿佛臺灣人 堅持“主權在民”、自主、自強，倒成了所謂“麻煩製造者”。這好比在中國大陸，一介平民，僅僅因為堅持維護自己的基本人權或堅守自己的基本信仰，就成了 “擾亂社會秩序”的人，成為鎮壓對象；近期，西藏僧人或平民，因不堪忍受中共高壓統治，一個接一個地自焚，那是對藏人處境的絕望控訴，也是出於藏傳佛教信 念的自我獻身，他們稱做“捨身獻佛”。中共頭目，不僅鐵石心腸、無動於衷，竟把自焚藏人誣指為“恐怖份子”。這是獨裁者的邏輯，這是惡霸邏輯，這是強盜邏輯！兩岸和平的破壞者，絕不是堅守民主價值的臺灣民眾，只能是倚仗武力威脅臺灣的北京獨裁者。   在部分臺灣政客眼中，只看到一個表面“崛起”。但中國人民深知，當貪官污吏掏空中國、卷款出逃之後，留下的，不過是一個巨大的世界貧窮村，一個飽受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巨大廢墟。只有低收入的窮人，將被迫留在那個號稱“盛世”的中國。   眾 所周知，曾經與中共為伍、接受中共控制、幾乎淪為“中國一個省”的緬甸，從去年開始，開始民主改革，停建中共包辦的大壩，展示“走出中國”、重返國際社會 的新姿態。讓人無法理解的是，同一時期，臺灣卻大踏步地走近中國。一個連緬甸都避之猶恐不及的共產中國，一個連中國人都不要的共產中國，難道臺灣人要嗎？

投書習近平是不是改革派？

習近平訪美五天，涉及各項議題，習表述並無出新，完全遵循中共官方現行格式，四平八穩，中美關係也因此原地踏步。這一切，應在預料之中，因為，作為備位王儲，習近平必須循規蹈矩和謹慎從事，讓中共高層那些指定他、並仍然在檢驗他的人放心。 美國媒體對習近平的評價，總體而言，比較中性，既無誇讚，也無貶低。但美國媒體處處拿比習近平與他即將取而代之的胡錦濤做對比。習近平訪美全程，美國媒體 對胡錦濤劣評如潮，用盡“刻板”、“死板”、“呆板”、“呆若木雞”、“僵硬”、“僵化”、“嚴肅”、“毫無表情”、“毫無活力”等詞彙形容胡；《紐約時 報》定義胡是典型的“蘇聯式”共產黨領導人。 一時間，倒不像是習近平在訪美，而是胡錦濤訪美重現。於是，習近平受到的評價，相形之下，就顯得正面一些，攤上了“輕鬆”、“自信”這類形容詞。美國媒體同聲貶胡，對中方來說，應是一個意外，肯定讓留在北京的胡錦濤聞之不快，讓訪美的習近平既喜不自禁又提心吊膽。 美國之行，算是習近平在國際舞臺上的正式亮相。行程中，包括重返他27年前訪問過的愛荷華州馬斯卡廷小鎮，並在洛杉磯觀看美國職業籃球（NBA）湖人隊（Lakers）的比賽。習近平因此被評為更有“人情味”或更有“個性”。 習訪美，笑容多，興致高，神態輕鬆，除了與性情相關，還可能，不服習近平接位的另一重量級“太子党”人物薄熙來新近出事、即將出局，令習如釋重負，因而有格外的好心情。 2010年，前往青海玉樹地震災區的胡錦濤，在一所學校的黑板上題詞：“新校園，會有的！新家園，會有的！”內行人馬上明白，那是蘇聯電影《列寧在一九一 八》中一句臺詞的翻版，那句臺詞是：“麵包，會有的！牛奶，會有的！”這回，訪美的習近平，談到發展中美關係，用了一首他所稱的“流行歌曲”歌詞：“敢問 路在何方？路在腳下！”實際上，那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拍攝的電視連續劇《西遊記》的主題曲，現在已談不上流行。青年時代的環境，對人有深刻影響，胡、習 二人，也不例外。每一代中共領導人，都有其自身的時代烙印。 從習近平與胡錦濤的不同個性表現，能否引證出，習近平是改革派？則又未必，至少言之過早。儘管，坊間有傳言習上臺後可能推動政改，甚或傳言，力挺他上臺的江澤民有意讓習推動政改。傳言畢竟只是傳言，況且，傳言中，江的所謂政改，不過是一黨獨大的新加坡模式。 中共不乏表現“人情味”和“個性“的領導人，如朱鎔基，但朱雖強調改革，卻並未試圖超越現行體制；也不乏表現個人愛好的領導人，如江澤民，外訪中動輒大秀 歌喉、舞技、甚至幾句外語，但任內，江並無改革意向，更無改革舉動。說得遠一些，俄國的普京，動輒秀個人才技，舉凡駕戰機、開坦克、騎摩托車、練柔道、深 海潛水，無所不顯，但始終不改其專制復辟者的本性。 即便溫家寶，近些年大談特談“政改”、“民主”、“法治”、乃至“普世價值”，獲得一定好評，但，溫並沒有展現任何具體動作，來兌現他滿嘴的“政改”。諸 如盲人維權律師陳光誠刑滿釋放後、仍受到地方當局非法軟禁，如此簡單一件事，強調“權利”與“法治”的溫家寶，如果過問一下，立馬可證明他“民主與法治” 的真心實意，為何就一言不發？不聞不問？最近，溫竟然把因中共高壓統治而絕望自焚的藏人，稱為“恐怖份子”，頗令外界吃驚！或許，這才是溫的真實心跡？一 不小心，溫露了馬腳！ 溫家寶兒子溫雲松，曾經因無故獲贈“中國平安保險公司”巨額股份而備受爭議，後來離開商界，轉到中國航太科技集團任職，似乎有意避嫌，但近日，忽然又出馬 接任“中國衛星通訊集團”董事長，預示，中共“十八大”領導層換屆前，黨內利益交換、權錢交易更趨緊鑼密鼓，溫家族也並未置身事外。可見，大唱“政改”高 調的溫家寶，也不過就是一個口頭“改革派”。 這些現象，值得警惕。或許，正應驗一種判斷：中南海分配黑白臉角色，假裝塑造黨內“改革派”，維持外界對中共改革的幻想，進而消弭民間鬥志、淡化對立、延緩危機，苟延中共一黨專政，維持其大小官員既得利益，能拖多久就拖多久。 由此觀習近平。中南海為了平安換屆、平穩過渡，必儘量塑造習的“正面形象”，以期讓他順利獲得國內外接受。要做到這一點，並不難，除了精心策劃習的外訪行程和出場表現，還可大放小道消息，讓人雲裡霧裡。 “太子党”內，競爭激烈，最後，是習近平、而非其他人出線，大概在於習的經歷和性格：曾經大起大落，做過人下人，能陪盡笑臉，隱忍不發，即便位居要津，也 能保持低調而不張狂（與薄熙來表現正好相反）。中南海老人選定習近平接位，大概因為習能讓黨內老人有安全感，認定習是各利益集團所能認同和接受的最大公約 數，最可能平衡和保障黨內各派利益。 政治改革與否，關係到中共集團與中國人民利益的根本對立。堵絕政改，繼續專制，中國就是中共集團的中國，中國人民只能居其下；推行政改，實現民主，中國就是中國人民的中國，中共集團無法居其上。由此推斷，不願輕易交出利益的中共集團，絕不願輕易啟動政改。 關於習近平，唯一的謎團，也是外界唯一的觀察點，便是，他的父親習仲勳對他有多大影響？作為眾所周知的開明派，習仲勳曾力主經濟改革，曾挺身捍衛遭老人幫彈劾的胡耀邦，曾反對六四屠殺……習近平是否潛具乃父之風？人們不得而知。 無須妄加猜測。尤其要記取的教訓是，10年前，不少人曾對胡錦濤抱“政改”幻想，未識胡骨子裡的紅色極左基因；10年間，胡在政治上不進反退，頑固阻擋政改，鐵血鎮壓異己，其表現，堪稱一個最不合時代的人物！ 面對中共新人習近平，不論他說什麼，只要他沒有亮出具體政改舉措，人們就切莫抱幻想。我們尤其要告誡中國民間，該突破網路的突破網路，該街頭抗爭的街頭抗 爭，該從事革命的從事革命。無須幻想，無須等待，無須蹉跎，任何時候，都要把中國命運，牢牢掌握在中國人民自己手中，而非對達官顯貴的幻想與奢望之中。 （原載自由亞洲電臺 2012年2月21日） http://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henpokong-02212012135040.html/

投書政局複雜，究竟是誰要扳倒薄熙來？

重慶市副市長王立軍，突然逃奔美國領事館乞求避難，不僅釀成重慶醜聞、中國醜聞，而且釀成國際醜聞。又一次反射中共高官口頭上反美仇美、骨子裡親美媚美的分裂人格。   王立軍原是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的鐵杆親信，追隨薄，從東北到西南。為薄拼湊政績工程、賺取“入常”（擠入中共“十八大”政治局常委行列）門票，助薄在重慶大規模“打黑”，其間，不擇手段，任意抓人，羅織罪名，刑訊逼供，乃至於連辯護律師都一併陷害下獄，氣焰薰天。有一張照片，薄熙來在前，王立軍在後，其他黨羽前呼後擁，薄冷酷直視，王揚首傲視，生動如一幅歷史照的翻版：希特勒與希姆萊。   王立軍出事，就是薄熙來出事。表面上，是薄王翻臉，薄要加害王。實際線索是，更高層勢力要對薄熙來下手，先拿王立軍試刀，薄聞訊驚懼，圖謀自保，急於與王切割，甚至要趕在中紀委之前，對王來個先下手為強。王賣力助惡，被薄當做打手和工具利用，對他人遍行抓捕和酷刑之後，自己面臨被薄請君入甕，王深知，刻毒如薄熙來，沒有什麼幹不出來，故而急忙奔逃。   今日王、薄丑剧，早在众多分析人士、包括笔者的预料之中，儘管，不曾預測王投奔美領館這等具體情節。自從薄熙來在重慶大興“唱紅打黑”，以黑吃黑，以貪反貪，就顯露“要出大事”的端倪。   當下的問題是，究竟是誰要扳倒薄熙來？有人分析到胡錦濤頭上，其實不然。胡錦濤骨子裡的極左、崇尚紅色傳統，與薄熙來暗合；薄“唱紅”、頌毛、走左，至少在意識形態上，符合胡意。如果說胡最後同意倒薄，只能出於一個原因：薄在重慶大張旗鼓地開展“唱紅打黑”運動，是其自選動作，而非中央規定動作，把“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往哪裡擺？如此目中無上，令胡難堪。   胡臨交班，以其保守性格，只願平穩交接，不願節外生枝；寧願無所作為，不願無事生非；一心“維穩”，不思進取（自稱“不折騰”）。要他在交班前主動來這麼一個大動作，難以設想。況且，任期將盡的胡，已經跛腳而弱勢盡顯，並不能主導局面。胡點頭倒薄，必是被動地附和。（胡的主要考慮，是與習李江等處好關係，保障卸任後的超級離休待遇。）   盤點下來，最恨薄熙來的，當首推曾先後擔任重慶市委書記的賀國強與汪洋，薄借“打黑”，貶低賀、汪政績，掃蕩賀、汪舊部，令賀、汪積恨於胸。目前，汪任職廣東，並無職權動薄；賀任政治局常委兼中紀委書記，正好對薄下手，對王立軍的調查，就是從中紀委開始的。然而，賀雖持有中紀委名號的尚方寶劍，論其權位、威嚴，尚不足以單獨行事。   接下來，是溫家寶要倒薄。就在薄熙來“唱紅”高潮之際，溫在北京不點名抨擊道：“當前中國有兩股勢力令人不敢講真話：封建思想遺風和文化大革命荼毒”（最後兩字，應為“遺毒”）。薄的極左鼓吹，與溫的政改言論背道而馳，對溫而言，有如芒刺在背，不拔不快。   倒薄，有人提到“胡溫”。其實，觀中南海今日之勢，已經沒有什麼“胡溫”，胡是胡，溫是溫，二者早已在意識形態上分道揚鑣，各說各話，面和心不和。   再接下來，是習近平和李克強要倒薄。薄為自己大造聲勢，其實是叫板習近平，表達對習連跳三級，升至第五代最高權力接班人的不滿。筆者曾在兩年前出版的《中南海厚黑學》一書中，列出一節，題為“習近平尚未坐穩，薄熙來圖謀大位”，專門分析薄熙來借“唱紅打黑”、近身挑戰王儲習近平的心態手段，在該節結尾處，筆者寫道：“薄熙來圖謀大位，習近平加意防守，鹿死誰手？尚未見分曉。但從中折射，中共權力鬥爭，已經延燒到第五代，內訌隨時可能失控。”當然，形勢發展至今，薄想要取代習，已經不可能，但不服氣、不買帳的心態卻根深蒂固。   薄熙來盤踞地方，對陣中央，預定要分接黨政最高首腦的習、李二人，自然感受到最大威脅。若要像江澤民那樣等到上任之後才費心費力收拾不服氣的陳希同、像胡錦濤那樣等到上任之後才費心費力收拾不服氣的陳良宇，習、李沒有這個把握。   一者，薄熙來頭懸“太子党”翎帶，屬於超特權階層，而第五代，正是“太子党”全面登臺的一代；二者，薄在黨內的經營、人脈和氣勢，遠勝二陳；三者，薄巧於作秀，不論在遼寧還是重慶，都累積“巨大民望”，更非二陳所能望其項背。習、李慫恿或附和政治局常委中的其他大佬，趁機倒薄，提前清除障礙，可謂省力省時 。由李克強舊部關海祥接任王立軍的重慶市公安局長一職，隱約已見個中光影。   倒薄，還有江澤民和曾慶紅背書。眾所周知，習近平出線接位，江、曾都是力薦和力挺的決定性人物。對習的挑戰，就是對江、曾的挑戰。江、曾支持清洗薄熙來，就是為習近平保駕護航。   況且，江澤民還有一塊心病。江任內鎮壓法輪功，留下平生最大污點，他後來發現，不僅他的同僚如朱鎔基、喬石、李瑞環等人對鎮壓法輪功態度消極，就連繼任的胡錦濤、溫家寶等人，對法輪功問題，也盡可能保持低調。江深知問題嚴重，鎮壓法輪功，政治上，江本人損耗最大。   江決意扳回，拱習近平上位，確保第五代對自己有利，乃是其一；可能默許或支持習近平任內啟動政改，是其二。溫家寶頻發政改言論，據傳有江的背書，未必是空穴來風。江已看出，死拒政改，錯失政改機遇，是胡當政的最大短處；江若能在政改上做文章，可以再次超越胡、壓倒胡。江盤算，如果未來由習主導政改，江不僅能回避清算，而且留下“政改推手”之名，借此讓人們淡忘或原諒他鎮壓法輪功的敗行劣跡。   回頭說倒薄隊形，九常委中，已經有五人，包括堅定倒薄的溫家寶、賀國強、習近平、李克強四人，加上勉強和被動倒薄的胡錦濤；外加尚有政治影響力的江澤民，力道已經足夠。反對或猶豫倒薄的，大概只有政治局常委裡的“新四人幫”：吳邦國、賈慶林、李長春、周永康，畢竟，在極左思維上，他們與薄熙來互為知音。   然而，當今中共黨內，利益驅使大於意識形態分野，經過一番猶豫和抵抗，吳、賈、李三人，不難放棄保薄立場；只有周永康，大概會死硬到底。此人政治上反動透頂，鎮壓異己手段殘暴。薄的心狠手辣，最令周賞識，曾親自到重慶挺薄，妄贊薄：“打擊、剷除黑惡勢力，是讓老百姓過上安定日子的‘民心工程’。”未來“中央政法委書記”一職，薄曾渴望接手，周也曾有意傳薄。   不管怎樣，眼下，倒薄大勢已定。薄結局如何？其一，可以肯定的是，薄“入常”路已斷（無法躋身政治局常委）；其二，薄辭去或被免去全部黨政職務，但出於刑不上“太子党”的高層默契，或可暫免法辦；其三，薄鋃鐺入獄，如陳希同、陳良宇一般，被判刑收監，如果倒薄派決意“痛打落水狗”的話。   如果說倒薄派還有些猶豫不決，他們忌憚的，絕非薄的“太子党”身份（中共元老姬鹏飞之子姬胜德就遭无情法办，判处死缓），而是忌憚“民意”，忌憚那個被薄熙來製造出來的“民意”，以及那個“民意”下的失穩。筆者從前曾指出：薄在重慶高調“打黑”，其最低意圖目標，就是挾“民意”求自保，免除高層或政敵對他主政遼寧期間黑白通吃、腐敗淫亂的追究。   然而，在一黨專制、輿論一律之下，“民意”可以製造，“民意”也可以扭轉，只要中南海開動上下宣傳機器，列數薄某貪污情節、淫亂情狀，稍許時日，薄在地方上製造的“神話”，不難煙消雲散。可以預料，習近平訪美歸國之後，如何處置薄熙來，將被正式提到“常委會”議事日程。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2012年2月14日） http://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pk-02142012135643.html

投書高智晟可能已經遇害

中共迫害政治犯，手段不一，但讓高智晟長期處於失蹤狀態，並拒絕家屬探望，則是罕見個案。舉凡劉曉波、王炳章、胡佳、艾未未、陳光誠、陳西、陳衛、劉賢斌等，關押期間，家屬至少知其下落，或能探望，哪怕這種機會很少。其他“被失蹤”的維權律師，如江天勇、滕彪等，經過一段時間，或重新露面，或有跡可尋。   緩刑五年，高智晟失蹤三年   唯獨高智晟例外。呼籲中共停止迫害法輪功的高智晟，於2006年8月15日被當局抓捕，同年12月22日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刑三年、緩刑五年。2011年12月16日，就在高五年緩刑屆滿前夕，中共宣佈：“高智晟數次嚴重違反緩刑規定，法院決定撤銷緩刑，執行原判三年實刑。”   但，五年緩刑期間，高智晟並非自由身，而由一隊國安人員直接控制。顯然，真正違反緩刑規定的，是當局本身。其間，2007年9月21日，高遭特務綁架，投入一處暗室，施以極端酷刑和性虐待，淩虐達五十多天；2008年7月，北京奧運會前夕，高和全家被國安帶離北京，監視居住于新疆；9月返回北京家中；2009年1月9日，高的妻子耿和帶同兩個孩子出走境外；2009年2月4日，高被國安從陝北老家抓走，從此失蹤。   國際社會要求中共交代高智晟下落，中共當局或默不作答，或支吾其詞。至2010年3月底、4月初，高曾短暫現聲和露面，旋即又歸失蹤。又過了一年半多，到這回，中共宣佈將高收監服刑。半個月後，2012年1月1日，高智晟的大哥高智義收到法院信件，通知他高被關押在新疆沙雅縣監獄。   高智義探監落空留疑團   於是，高智義會同耿和父親、耿和的兩個妹妹，一行四人，遙途輾轉，於2012年1月10日，到達新疆沙雅監獄，獄方竟宣稱“高智晟不想見你們”，又說“入獄有三個月教育期，如果表現好，可以見家人，如果表現不好，就不能見。”把他們打發回了旅館。次日，高智義一行再去，卻在距監獄幾公里外的檢查站就遭到攔截，員警以惡狠狠地吼叫阻止他們通過。   疑點叢叢。所謂“高智晟不想見你們” ，明顯是謊言；所謂“三個月教育期”、“表現不好就不能見家屬”，聞所未聞，莫非是為高量身訂做的“規定”？如果高已經不在人世，這又是一個掩飾和拖延的絕招。而沙雅監獄，地處遙遠西陲，本身具備阻止家屬和其他人前往探視的地理條件。   自從高失蹤之後，國內外關注人士議論紛紛，一個最大的疑問是：高智晟是否還活在人間？國際社會不斷施壓，要求中共交代高的下落。面對如此巨大的疑問和壓力，按理，中共只須做一件簡單的事情：讓高的家屬正常探監。疑問豈不自消？然而，中共做法，似乎無論如何不讓家屬再見到高智晟。   況且，高智義一行輾轉四千公里，讓他們與高智晟見一面又會如何？中共真要“教育挽救”高，讓他見家屬，不正是感化機會？或者，讓家屬對高做工作，勸他以後不再給政府“生事”，又豈非“一舉兩得”？   問題在於，極可能，當局再也交不出高智晟這個人！如果當真因為高“表現不好”， 緩刑期間，當局隨時可以撤銷緩刑，轉為執行實刑，為何要等到五年緩刑期滿？看上去，是當局要盡可能長期地關押高，但也可能，當局為了拖延交代高下落，盡可 能長期地遮掩高已不在人間的事實。或許，三年之後，高實刑期滿，當局再找一個藉口，比如說高在監獄裡又犯下“新罪”，再判若干年並關押。如此，高被害真 相，中共可以長期遮掩下去。   短暫現聲的高智晟，會不會是替身？   2010年3月初，高智義曾接到高智晟打來的一通電話。到了月底，2010年3月28日，網上突然出現高的電話號碼，3月28日，國內幾名維權律師與高打通電話；3月29日，旅居美國的耿和及女兒先後與高通話，高說他正在五臺山，“想過一段平靜生活。”之後， 家屬還與“高智晟”通過幾次電話，至4月17日，那個電話號碼突然失效，高音訊再度中斷。   這是高三年失蹤期間，妻兒唯一能聽到他“聲音”的短暫幾天。但“聲音”未必不能假造。以中共對高家庭底細的掌握，挑選專人，經長時間琢磨、反復演練、精心策劃，大可能做到以假亂真。這個短暫現聲的“高智晟”，未必就是真的高智晟。   幾天後，4月7日，高智晟露面，他約一位元美聯社記者在北京一家茶館見面，說“只是聊聊”。美聯社報導時，公佈一張由記者拍下的高智晟照片。對此照片，熟悉高的人，議論不一。有說是高本人，有說不是；有說像高本人，有說不像；有說高明顯受了摧殘，相貌大變。   既然連電影公司拍歷史題材，都能通過化妝、改型、模仿等技術製造歷史人物的神似效果，換成擁有巨大資源的中共當局，找一個替身，經整型、易容、化妝、模擬演練，假扮高智晟，也不無可能？可以懷疑，與美聯社記者見面的“高智晟”，也未必就是真的高智晟。   疑點還在於，寧願讓一個外國人與高智晟見面，也不讓家屬知其下落，所為何來？論政治風險，讓高與外國人見面、說話，豈不更大？一個外國人，一個不熟悉高智晟的外國人，要鑒別坐在他面前的這個人，是真的高智晟，還是假的高智晟，難度可想而知。   中共官方如此交代高智晟下落   從2009年2月算起，拒絕提供高智晟資訊近一年之後，2010年1月21日，中共當局終於開口，外交部發言人馬朝旭回答外國記者：“這個人（高智晟）按照中國的法律在他應該在的地方。”幾天後，馬某卻又改口：“中國十三億人，我哪知道他在什麼地方？”同年3月16日，就在高智晟短暫現聲前後，中共外交部長楊潔篪對英國外交大臣說：“高智晟因為顛覆罪被判監禁”。   同期，中共還有一些小動作。2010年2月10日，互聯網上，忽現“高智晟在新疆”的兩張相片，一個化名“膠水”的馬甲，聲稱親眼見到高在新疆，“為公司業務奔走”。但經耿和識別，那兩張相片，是2007年1月高智晟在新疆時所拍。當局以舊照冒充新照，究竟想要遮掩什麼？   作為配合，“膠水”貼照後兩天，2月12日，中共駐美國大使館主動向總部設在三藩市的“中美對話基金會”發送電子郵件，報稱“高智晟正在新疆烏魯木齊市工作。”   此前，對話基金會負責人曾當面向中國駐美國大使周文重詢問高智晟下落，據有關人士轉述，一聽到這個提問，周文重臉色大變，神態凝重道：“你提到的這個人，很敏感，我無法回答。”不久，2010年3月19日，周文重被免去駐美大使職，轉任“博鼇論壇”秘書長。   中共官方閃爍其辭，或轉彎抹角，或前言不搭後語，且各處口徑不一，對它本身，有何益處？這等亂象，大約只能指向一個結論：高智晟遭遇不測，當局無從交代，只能東拼西湊，搪塞其詞。   筆者曾遇到混跡海外民運的中共代理人，提到高智晟，口氣特別，不僅含蓄有勸導他人不必為高出聲之意，還趁機把高貶損一番；至於高下落，則一口咬定高“還活著，沒有死”，“不久就會真相大白”，似乎很有把握 。   從余杰遭遇推斷，高智晟凶多吉少   近期，自由派作家余杰 從中國到達美國，揭露自己曾遭中共特務綁架，連續幾天，飽受酷刑和性虐待等，其情節，與高智晟的遭遇，極其相似。這是異議人士遭受極端酷刑和變態性虐待的 又一例，不僅是對高遭遇的間接證明，而且提供一個推論：連余杰這樣的文弱書生都遭中共下如此毒手重手，如高智晟這樣的熱血維權律師，境況只能更慘。   余是忍了胯下之辱、寫了保證書才勉強逃過大劫，相對剛硬的高則有更大可能被淩虐至死。余在出走前並沒有對外道出自身這番遭遇，但高卻於遭虐之後，以密信方式，對外界公佈（2009年2月， 高題為《黑夜、黑頭套、黑幫綁架》的陳述發表於海外）。而高、余受到的威脅都是：不得說出去，否則就死定了。如果高再遭淩虐，並因此死亡，也不過就是特務們兌現了他們的威脅而已。大概正是因為有了高智晟被折磨致死、以至於讓中共當局無法對外交代的前例，才讓特務們對後來的余杰留了一手，據余披露：當他被折磨得昏迷過去之後，特務們將他送到醫院搶救。   高智晟遇害的可能時段   綜上，高智晟有可能已經遇害。下令“收拾”高、並拍板“收拾”方案的，只能是中共高層。但中共高層未必下令殺害高，極有可能的是，那隊負責收拾高的特務，屢屢對高下重手，終至失去拿捏，導致高身亡。   推測高遇害的時間，或在2010年4月之後，如果短暫現聲和露面的高智晟是真身的話，那位元美聯社記者與高見面後，曾做了及時報導；但2011年初，又報導出另一個版本，描述高屢遭酷刑的情節，高當時要求他先不公佈此節，待高再次失蹤或到達安全地帶後再公佈。美聯社記者的再版報導，正值胡錦濤訪美前夕，必令中共當局惱羞成怒。高由此可能遭中共特務們報復，毒打致死。   往早推測，高智晟也可能遇害於2009年9月，如果於2010年短暫現聲和露面的高智晟，是一個替身的話。2010年1月15日，曾參與帶走高智晟的國保“孫處長”，打電話告知高智義：高智晟“迷了路”、“走丟了”，並說明具體日期是2009年9月25日。   高智晟一直由成群的國安、國保、特務控制，看管嚴密，豈能發生“迷了路”、“走丟了”這等咄咄怪事？或許，國保“孫處長”的話，應該翻譯成“整死了”、“沒人了”。正是在“孫處長”如此這般地通知高智義之後，才開始陸續出現有關高的行蹤消息。從2010年1月到4月，可謂密集。4月後，高再度“被消失”，音信戛然而止。   （原載香港《開放》雜誌，2012年2月號）

投書跳脫“百慕達死亡三角”

——評夏明新書《政治維納斯》   政治維納斯，這是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夏明先生為其新著所取的書名。作為一名學富五車的學者、教授，夏明的著述，並無學究氣，而總是以形象化的比喻，喚起讀者的興致。這個書名，就是一例。   思想早熟，熱愛民主女神 “民主不是十全十美的。民主並沒有絕對正確性和永不放錯的特性。民主給普通公民和政治家留下了不斷定義的空間，給政敵保留了批評的權利。民主的不完美正像維納斯的殘缺美。”夏明的這段話，是對那些從沒有嘗試過民主就數落民主之“種種壞處”的人最好的回答。   民主理念，早在青年夏明心田萌芽。1988年，夏明參與編輯“現代化叢書”，在其中一本書中，夏明就把民主命名為“政治維納斯”，可見證夏明思想的早熟。1989年，身為復旦大學青年教師的夏明，挺身而出，聲援學潮。學潮遭鎮壓後，夏明雖幸運地未被投入大牢，卻也受到“暑期留校反省交代問題”之類的整肅。兩年後，留學美國。   這位潛心治學而正當盛年的政治學者，以熱情的口吻，做出這樣的結論：“近三十年的思索告訴我：民主是政體中的最佳模特！她是政治學家心目中的‘政治維納斯’！”斷臂維納斯，聞名世界的經典雕塑傑作，她雖雙臂殘缺，卻不失為美的化身，萬千眾生為之傾倒。夏明以這個斷臂的維納斯，來比喻民主，堪稱絕妙。民主，雖不完美，卻是當今世界政治中最進步的形態，以其普世價值的內涵，日趨廣大地佔領世界版圖。   基於明確的信念，“民主”二字，成為夏明著作的主題，更是貫通全書的關鍵字。從對中國的“全息掃描”，到“知識份子的擔當和堅守”，直到“預測中國民主化”，“本书的所有文章都在力图阐明和支撑中国民主化的历史必然性这个主题。”夏明的深思和雄辯，層層遞進，無不體現他對民主女神，這個“政治維納斯”，全身心的嚮往、追求和熱愛。     “劫後天府淚縱橫”     身為知識份子的夏明，不僅坐而論道，且起而行之。书中有关“汶川地震和灾变”的一章，记录了作者亲历四川震后现场和拍摄相关纪录片的人生苦旅。   2008年，四川大地震發生僅十幾天後，夏明就會同幾名美國藝術家，抵達滿目瘡痍的重災區，展開一部反映震後現場紀錄片的製作工作。一到震區，夏明就“看到了天災造就的廢墟下掩藏的人禍因素。”他感歎：“如果每一個環節的工作都做到了位，成千上萬所學校可以不倒。”   滿懷對家鄉的深情和對父老鄉親的慈悲，夏明全身心地投入拍攝與製作工作。然而，共產黨把持下的中國，是亂邦，更是危邦。夏明等人的工作，不僅冒著連綿不息的餘震，還冒著國家恐怖主義無處不在的阻攔與威脅。他們受到便衣特務跟蹤，被黨政官員推搡，遭員警盤查刁難驅趕，最後，甚至被公安廳扣留，一一過堂審問，簽字畫押，折騰了八個多小時，才放走他們，警告不得再拍攝，並限期離境。   然而，痛失愛子而哭告無門的學生家長們，牽動他深切的悲憫；豆腐渣校舍後的貪官污吏，催生他切齒之恨；恃強淩弱的體制，激起他滿腔的憤懣。作為製片人之一，夏明把他們製作的影片，親自命名為“劫後天府淚縱橫”。返回美國後，夏明等立即著手該片後期製作，“當許多畫面來回幾遍後，我經常是熱淚盈眶，有心碎的感覺。”“劫後天府淚縱橫”，灑落天府的，不僅是父老鄉親的悲苦之淚，還有良心知識份子如夏明的悲愴之淚。   天性善良而悲天憫人的夏明，無可避免地，轉而成為惡勢力的對頭。“对我来说，邪恶变得如此凶猛和邻近，我无法温文尔雅、满嘴学究气地说：一方面，另一方面；要看到进步，未来会更好；总体是好的，缺点只是个别的……” 該片在美國電視頻道和影院上映，併入圍2009年奧斯卡金像獎。雖因種種原因，包括中共黑手從中作梗，該片最終未能獲獎，但該片的影響力，超出預期，至少是反映中國天災人禍題材中，一部罕見的經典之作。         應該說，“六四”後相當一段時間裡，政治上，夏明還算克制自己，以溫文爾雅的姿態，與中共和平相處，多次返國探親，無意與當局衝突。見證四川大地震災後景象和歷經暴政兇險，成為作者人生的重大轉捩點。一些人因為從事人權或民主事業，遭中共威脅、警告、勸告而放棄，其中有人甚至轉而與中共合作；夏明的人生路徑卻正好相反，因進一步目睹中共的腐敗與蠻橫，感念故土父老鄉親的艱辛與苦痛，意態溫和而出語謹慎的學者夏明，終與專制勢力徹底決裂。“兩天后我離開了成都，從此再無心境和興趣踏上中國土地了。”   業精於勤荒於嬉   近些年，身為教授的夏明，開始更多地從事海外民運。尤其值得一書的，是夏明對藏人境況的同情。在《政治維納斯》這本書中，作者專門辟出一章，題為“西藏人的民主自由”，濃縮了他近些年對西藏問題的思索與關注。夏明就讀復旦大學期間，筆者也曾在比鄰的同濟大學攻讀研究生。兩校雖只一街之遙，彼此卻並不相識。在海外結識後，才知道，兩人都曾介入1986年上海大學潮。至於1989年，則分別在上海與廣州兩地投身民運。近些年，因為在一系列漢藏交流活動中的共處，才使筆者對這個四川同鄉、上海鄰居有了更深的瞭解。印象最深的，是夏明身上的“認真”二字。不論參與研討，還是撰寫聲明，抑或打理會務，他都聚精會神、一絲不苟。許多時候，甚至將大小事務一肩挑起，並無推辭、推卸，更無怨言。   曾記得中共頭目毛澤東的一句“名言”：“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共產黨就最講認真。”早期的共產黨人，抱持他們的共產主義理念，當中確有不少人以認真姿態，鬥爭與戰鬥，以至於成了氣候、奪了江山。   唐代哲人韓愈有言：“業精於勤荒於嬉。”縱觀今日中國朝野兩界，即专制与民主两个大小极不对称的阵营，当朝者，已经“荒于嬉”——中共集团彻底腐化与堕落，此不赘述；在野者是否“精于勤”？这对所有从事民主事业的人士，都是一个严肃的拷问。如果我们的民运人士或自由派，尽都能如夏明那样，富有认真精神，怀抱强烈的事业心，何惧艰险在前？何虑大业不成？否則，就恐難跳脫夏明書中所定義的“由中国共产党的霸道、民主运动领袖集团的微茫和中国人民的迷离构建出的‘百慕大死亡三角’。” “从所有民主向往者和实践者身上，中国现在需要的是：远见、意志、行动和责 任！”诚如斯言，作为学者、教授、政论家、活动家的夏明，正为我们树起 一个知行合一的榜样，各自提高，自我完善，脱胎换骨，跳脱“百慕大死亡三 角”！     大膽預測，堅信民主必勝     出生于天府之國的夏明，周身洋溢著巴山蜀水的靈性。值得一提的，是夏明的文筆，深入淺出，清新曉暢，極富時代感。既無書齋裡的陳腐之氣，更無中國當下市井裡的賣弄之風。作为纽约城市大学的终身教授，夏明表述严谨，常以图表为辅助，但却不失浅显易懂，处处生动比喻。臂如，他用“石头、剪刀、手帕”的游戏，列表比喻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公民百姓三者之间的博弈。正所谓：“处处留心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在书的最后，作者大胆“预测中国民主化”，不仅述诸于“理论模型”，而且罗列实证。作者引用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的总结：“一个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3000美元，该国就进入了民主化的门槛。”作者估算：1900年的3000 美元，相当于2011年的5000至6000千美元。2010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7600美元。结论不言而喻：中国已经跨入民主化的门槛，障碍仅在于，统治集团的百般拖延、腐败集团的千般阻扰。中国民主化之路，尽管荆棘丛丛，路途遥远，但夏明认定“真理不会永远被压制。它的特性在于它会不断被人们重新发现。”他相信，当前“民主运动的影响力在极大的程度上将取决于80后和90后青年的觉醒和崛起。他们是属于独生子女家庭培养的、在网路上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必定会对坐在马背上用刺刀统治的政权发出挑战。”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2012年1月31日） http://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pk-02012012101919.html

投書烏坎衝突和解，誰是決策人？

轟動海內外的廣東烏坎抗暴事件，從今年9月21日起，至12月21日，整整歷經3個月。起因照例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貪官與奸商合謀奪地，坑害農民，官逼民反。   烏坎村民生猛，拒官府於門外   抗暴期間，村民派出代表與官府談判，官府竟將村民代表投入監獄，其中一名村民代表薛錦波，於關押兩天后，離奇死亡。官方宣佈薛的死因是“心源性猝死”；但看了遺體的死者家屬發現，薛遍體傷痕與血污，明顯是因為酷刑或暴打致死。官府拒不交還薛的遺體。於是，烏坎村民訴求，又增加一項：討回薛的遺體，調查死因，追究兇手。7千村民為薛錦波舉行追悼大會，規模比“党和國家領導人”還來得大。   官府派出上千武警，圍攻烏坎村；烏坎村民生猛，齊心自衛，以木棒、磚頭、農具為武器，奮力擊退官兵。隨後以樹木、土石築起路障，阻止官兵來犯；並成立糾察隊，盤查和防範當局派來的便衣與臥底。   烏坎村民趕走該村共產黨幹部（涉貪的村支書和村主任後來被當局“雙規“），成立了自己的組織：村民臨時代表理事會。這個烏坎村，原是共產黨早期領導人彭湃的故鄉，彭湃發動農民，以武裝鬥爭，建立起第一個共產黨政權——海陸豐“蘇維埃政權”。最早迎來共產黨政權的烏坎村，如今，卻成為第一個趕走共產黨的村。歷史仿佛是一場諷刺。   大量外國記者湧入烏坎村，使烏坎抗暴成為國際事件，無形間，也帶給烏坎村民幾許安全。官府雖借機耍賴，賴上所謂“外部勢力”、“敵對勢力”，但要說馬上鎮壓，又不免有幾分投鼠忌器。   官民對壘，警民對峙。官府使出下三濫手段，對烏坎村斷水斷糧斷電。1萬3千烏坎村民，在存糧僅剩幾日的危急情形下，醞釀突圍，到陸豐市政府請願。   官方罕見讓步，村民相應妥協   就在此時，12月21日，廣東省委副書記朱明國率領工作組，到達陸豐，與烏坎村民代表、抗暴領袖林祖鑾談判，當即答應烏坎村民三項要求：釋放被捕村民代表； 歸還薛錦波屍體，驗明死因；承認村民自己成立的組織---- 臨時村民代表理事會。 官方讓步後，村民相應妥協。官府撤回圍困烏坎村的軍警，村民則收起抗議橫幅， 撤出村口路障，取消了原定於當日舉行的示威。   烏坎事件的和平解決，村民的奮勇抗爭是關鍵。如果村民沒有持久抗爭，或者，在其中任何一個環節上畏縮、退讓，都不會有後來的結果。當局的讓步，明顯是被動和被迫的，否則，事情不會拖上三個月。   仍須警惕當局秋後算帳   但烏坎村民仍須警惕當局秋後算帳，共產黨內行於此，不僅留有無數前科，而且，具體到此案，當局答應村民訴求，僅有口頭承諾，並無書面協議。針對三條承諾，其一，雖然三名村民代表已經釋放回家，但卻以“犯罪嫌疑人“身份，取保候審，被當局留下尾巴；其二，當局雖同意交換薛錦波遺體，但聲稱要解剖，家屬並不同意。薛遍體外傷，連手指都遭截斷，顯遭酷刑或暴打，何須解剖？酷刑或暴打中，完全可能導致心臟併發出問題。解剖，莫非還是要將死因導向”心源性猝死“的官方結論？其三，承認臨時村民代表理事會，但期限只是三個月，一旦土地糾紛解決 ，該理事會仍將被解散。   廣東省委副書記朱明國雖表示：“群眾的主要訴求是合理的，理解和原諒群眾的一些過激行為，不會追究他們的責任。”但也語帶威脅：如果“繼續煽動村民與政府對抗，死心塌地為境內外敵對勢力利用，必當追究。”   “死心塌地“、”敵對勢力“這類用語，是中共的老套，連當權者自己都不相信，不過找把柄而已，正如前段時間，汕尾當局妄稱：“有境外勢力推波助瀾，致使本已平息的事件又趨嚴重，改變了事件的性質。”大有化“人民內部矛盾”為“敵我矛盾”之勢。異曲同工，都是預留鎮壓藉口。   富裕起來的民眾，更有維權意識   引人深思的是，不論是先前的東洲村，還是今日的烏坎村，抑或海門鎮，都是相對富裕的沿海地區相對富裕的村鎮，一個富裕的沿海村，往往比內地的一個鎮還要氣派；一個富裕的沿海鎮，往往比內地一個市還要闊綽。百姓因為窮困而造反，這是老觀念；現實中國，富裕起來的民眾，更容易起而維權，挺身抗暴，那是因為公民意識的覺醒，不滿貧富差距，不齒貪官奸商。“不患寡而患不均”，這一中國傳統文化現象，與“人生而平等”的近代世界文明理念，不謀而合。   由此觀之，中南海的唯經濟論、視人為單純經濟動物、動輒唱“民生”高調，並未能抵擋民眾的權利意識，甚至，也未能阻擋民眾的參政意願 —— 角逐“人大代表 ”的獨立參選人，今年湧現者，為歷年最多。   除了公民意識的覺醒，沿海與內地農村的人口結構不同，也呈現不同的抗爭力度。在內地農村，多數青壯年外出打工，留下老弱與幼小，面對官商勾結強征土地、強拆房屋，即便有心抗爭，老弱幼小又怎能擔當抗爭主力？沿海農村則不同，青壯年並未流失，還可能有外來人口的補充，一旦抗爭，青壯年就是現成主力，只要齊心協力，如烏坎村民一般，就足以令官府生畏。   汪洋的“廣東模式“見效？   官民各讓一步，烏坎衝突轉入和平解決軌道。一個雙贏的結果，受到外界好評。承認民眾自己選舉成立、而未經（官方批准）登記的民間自治組織，更創下共產黨執政下的先例。在這裡，最值得探究的一點：在中共黨內，有關這一事件的決策，究竟到達哪一個層次？誰是決策人？   代表官方出面談判的，是廣東省委副書記朱明國，但朱顯然不是決策人，而只是執行人，至多有建議權。如果決策人是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可證實汪洋兌現他的開明政策，不願以高壓手段對付民眾。可以追溯到是，在此之前，11月23日，廣東當局出臺新規定，為非政府組織的登記鬆綁。承認烏坎村民自治組織，符合這一規定精神。   更重要的是，如果決策僅由廣東省當局做出，說明地方許可權已充分擴大，“黨中央”不再或無法包攬一切。換言之，中南海或將社會治理權責下放地方，由地方政府負責“維穩“，軟硬由你，只要能解決問題。   坊間熱議並對比薄熙來的“重慶模式”和汪洋的“廣東模式”，前者向左，如文革重現；後者朝右，更加開明。人們懷疑，是否只是表面文章？薄、汪互別苗頭，各自要標新立異，以期先聲奪人，爭取“十八大”上位（政治局常委）？   人們看到，不論重慶還是廣東民間，生活都自顧自地進行，並不受地方官什麼“模式”的影響。就說烏坎村起事，就並非沖汪洋“開明政策”而來。因為，早在江澤民親信張德江掌粵的2005年，同屬汕尾市的東洲村，就大鬧了一場，也是因為官商勾結，謀地害民。警民對峙7個月，結果以官府血腥鎮壓收場。   “廣東模式“不是今年烏坎或海門事件的起因，但卻成為解決兩起民怨的更有效手段。烏坎衝突得以和平解決之後，海門抗議，也在當局保證不再興建電廠和答應釋放被捕民眾之後，歸於平息。這證明：解決民怨，和解比鎮壓更有效。汪洋”廣東模式“的見效，或遲或早，將影響全國。   胡錦濤地位弱化，中南海內氣氛生變？   烏坎村民有標語：“烏坎人民冤枉！”“請中央救救烏坎人民吧！”…… 可見，烏坎村民起先並沒有指望省政府，大概預料，省上也做不了主，只巴望遠在北京的“中央”能做他們的“靠山”，仿如古代平民“告禦狀”。   深居中南海的“黨中央”，按理，完全沒有必要為地方貪官污吏月臺，完全可以借民怨查貪官，一則樹威自己，二則收攬民心。可惜的是，迄今，華夏民眾一次次喊冤，“黨中央”最後的選邊站，都不是千呼萬喚的黎民百姓，竟是那喪盡天良的貪官污吏。那原是既得利益使然，上下官僚一體，維持政權。   與彭湃不同的是，如今的烏坎村民，似乎並不打算與“中央政府”對抗，很有策略地與官府周旋，申明“絕對不是起義”，意即，並非利比亞或敘利亞那種情況，給“黨中央”派“定心丸”；但對地方貪官污吏，烏坎村民發誓：絕不妥協。如果中南海的選邊站，仍然是地方貪官污吏一方，烏坎民意民心，則隨時可能生變。而中國境內，已積累多少烏坎民怨？長此以往，難免有朝一日，中國不會變身另一個利比亞或敘利亞。   如何應對烏坎民變？再次拷問了中南海。如果又要殺人，誰負責？是地方，還是中央？如果是中央，下達屠殺令的，會是即將卸任的胡錦濤，還是即將接任的習近平 ？胡錦濤殺得太多，累不累？習近平還沒試過，敢不敢？   如果和平解決烏坎事件的決策仍出自中共高層，只是由廣東省當局出面落實，則大有文章。因中南海內，並無權威人物，決策烏坎，九名政治局常委中，只要多數、 或微弱多數不同意鎮壓，殺人的決定，便無法下達。這似乎表明，依靠鎮壓起家、 並素有鎮壓思維的胡錦濤，隨著“十八大“來臨，地位進一步弱化，中南海內，氣氛生變，強硬派難以再佔據上風。   極左強硬派代表人物周永康的最新表述，更可能是這一氣氛變化的寫照，烏坎事件暫時緩和後，周永康把江澤民當年”把一切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的說法，改成”把矛盾糾紛解決在基層和萌芽狀態“。用”解決“代替”消滅“，但願是中南海某種思維的變遷，而不只是玩弄詞藻。   需要進一步聯想的是，一年內，國際風雲變幻，在多大程度上刺激和影響了中南海諸公的心理？從北非到中東的茉莉花革命，尤其利比亞和敘利亞人民的起義，得到國際社會大力支持；美國和亞洲國家對中國的全包圍，令“崛起“的中國尷尬萬狀 ；緬甸軍政權突然開啟的民主改革，既沒有引發國內亂局，更受到國際社會的歡迎 ，內外祥和；俄羅斯民主呼聲陡然升級，普京的半獨裁統治受到空前挑戰；還有，仍由共產黨當政的古巴，也開始釋放政治犯。這一切最新演變，民主化的大勢所趨 ，難道還不足以搖醒中南海夢中人？   （原載香港《開放》雜誌，2012年1月號） http://www.open.com.hk/content.php?id=588

投書美國對中國發出戰爭警告

本月，美國國防部誓言，面對“針對美國經濟、政府或軍隊的重大網絡攻擊”，美國將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包括軍事手段，予以反擊。這是迄今爲止，針對網絡入侵，美國發出的最明確的戰爭警告。   這一警告，基于美國因網絡攻擊而蒙受的巨大損失。美國國防部龐大的電腦網絡，往往在一天之內，就遭受網絡攻擊數百萬次，丟失文件數千份。今年3月，美國一家國防企業在一起網絡入侵事件後，丟失機密文件2萬4千份。而日益猖獗的網絡入侵，不僅僅限于美國國防領域，還遍及美國政府、公司、民間機構等廣大範圍。僅今年以來，因遭網絡入侵，美國企業在知識産權、競爭力等方面的損失，就高達1萬億美元。有專家驚呼：“這是知識産權史上最大的財富轉移！”   肆無忌憚的網絡攻擊，令美國忍無可忍。美國的嚴正警告，主要指向北京。因爲，多年來，美國遭受的網絡入侵與網絡攻擊，大部分來自中國，其幕後主使，就是中國政府。   2010年 初，世界最大搜索引擎公司谷歌撤離中國，不僅僅是憤慨于中共扼殺信息與新聞自由，還憤怒于中共對谷歌的網絡竊密與攻擊。美方隨後公布證據，證明攻擊來自上 海交通大學和山東藍翔高級技工學校，以學校爲掩護的電腦黑客，實際就是中共的網絡間諜。最近，總部位于加州的賽門鐵克公司發布統計，披露，至少有48家美國大公司遭到以竊密爲目的的網絡入侵，該報告指明，入侵者來自中國。美國軟件公司則揭露：在中國，十台電腦中，就有八台使用盜版軟件。   中 國那邊，不斷傳出“捷報”，忽而是隱形戰機現身，忽而是航空母艦下水，忽而是“神舟”飛天，忽而是“天宮”對接……人們不必驚奇，因爲，這一切，都建立在 抄襲、盜版、剽竊、包括網絡竊密的基礎之上，偷來的“發明”，偷來的“創新”，偷來的“高科技”。中共末將張召忠爲此吹噓道：“中國用不到三十年時間，就 走完了西方國家幾百年走過的曆程。”如此“成就”，與其說是中華民族的“驕傲”，不如說是中華民族的恥辱。 中 共的網絡攻擊，不僅針對美國，也針對日本、歐盟等衆多國家，還針對台灣和西藏流亡政府。德國總理訪中時，當面點出中共對德國政府、國防、經濟等領域的網絡 入侵，提醒北京懸崖勒馬。日本方面指出：針對日本政府的網絡攻擊，半數來自中國；英國網絡安全公司不久前公布，包括聯合國、國際奧委會在內的72家國際機構，在過去5年裏，遭受大量網絡攻擊，而中共，是這一最大系列攻擊背後最可能的黑手。   中南海不斷否認這類指控，但今年8月，屬于中國政府的中央電視台軍事頻道，卻不小心露了馬腳，竟播出一段講解中共軍方如何攻擊美國境內網站的片段。當這個片段被國際上廣泛引用爲中共自我提供的網絡攻擊罪證之後，中共立即從相關電視網站上刪除了該片段視頻。掩耳盜鈴。     入侵他國網絡，與入侵他國領土領海領空無異；網絡攻擊，就是另一種形式的戰爭。筆者曾于多年前撰文呼籲：針對中共發起的網絡侵略、網絡攻擊、網絡戰爭，他國完全可以戰爭手段相回應。   針對中共日趨瘋狂、不斷升級的網絡攻擊，美國強化了反應，並終于明確表態，可以動用軍事手段，予以反擊。這是繼美國重返亞洲、增兵澳洲、戰略孤立中共之後，發出的又一個信號：隨時准備對中共－－這個國際社會的最大黑勢力－－動手。   色厲內荏的中共，是否會因此有所收斂？人們不得而知。但以中南海貪婪本性，爲了維持其腐敗政權，抓緊其既得利益，從來不擇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必然一意孤行，繼續其“三大法寶”：把玩民族主義（僞愛國主義），制造“高速增長”的神話，打造“國家強大”的面子工程。   而以專制主義扼殺了中國人的獨立思維與創造力之後，中共只能把這一切建立在抄襲、盜版、剽竊、包括網絡竊密的騙局之上。排名世界第二、僅次于美國的中國巨額研發費用，主要就投放于此。這便是江澤民的“科技興國”，這便是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   中共領導人冥頑不化的冷戰思維，制造了東西方對立與對峙的新冷戰；中南海一手發起的網絡戰爭，再次將中國綁上戰車。或許   ，中共自恃手中有核武器，覆滅之時，要來個玉石俱焚。文明世界必須對此有高度警覺和周全准備，必要時，先發制人，以果斷的斬首行動，命敵于死穴。如此，既解文明世界于累卵之急，複救中國黎民于倒懸之危。善莫大焉！   （原載自由亞洲電台 2011年11月22日） http://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pk-11222011131046.html

投書亞太峰會，中國再陷孤立

11月8日至13日，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峰會在美國夏威夷舉行。這次峰會的最大看點，是泛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簡稱TPP）的擴展，而中國被排除在外。   泛太協定原由9個國家組成，它們是：澳大利亞、新西蘭、新加坡、馬來西亞、越南、文萊、美國、智利和秘魯。該協定的宗旨，是實現太平洋兩岸的貿易與投資自由化，計劃於明年7月完成各項談判，而正式成形。   就在剛剛舉辦的APEC峰會上，又有日本、加拿大與墨西哥加入泛太協定談判，有意成為該協定的成員國，使泛太協定聲勢大振。屆時，由12國、8億人口組成的泛太協定，占全球經濟份額40％，超過現有27個成員國的歐盟；更架空了現有21個成員國的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   事實上，在風光旖旎的夏威夷，正式登場的APEC會議，反而變成陪襯、非正式，泛太協定才是主題，正式亮相；前者搭臺，後者唱戲。而最具深意的是，包括日本、加拿大、墨西哥，以及更多亞太國家，都受邀加入泛太協定；唯獨中國，這個亞洲最大、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並未獲得邀請。   中方對此有所抱怨，美方則淡淡回應道：“有意加入泛太協定的經濟體，必須符合貿易自由化標準。”被稱為“21世紀貿易協定”的泛太協定，不僅要求符合傳統自貿協定的標準，還在市場開放程度、知識產權保護、公平競爭政策、勞工權益、環境保護、以及幫助中小企業進入國際貿易等廣泛領域立下標準。對照之下，中國，幾乎不曾達到其中任何一項標準。   於是，在該屆亞太峰會上，中共非但被排除在泛太協定之外，還因其頑固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和公然的侵犯知識產權行徑，受到與會各國直接或間接的抨擊。美國總統奧巴馬繼續批評北京故意壓低人民幣匯率、以圖在國際貿易中不正當謀利；告誡說，中國經濟改革步伐緩慢，令美國失去耐心；並奉勸中共領導人：遵守規則，負起責任，像一個成年人那樣行事。   胡錦濤等人回應：即使人民幣升值，也解決不了美國面臨的問題。但，人家提出的人民幣匯率問題，主要地，並非用以解決美國問題，而是敦促中共遵循國際準則，展開公平貿易。中共說法，是顧左右而言他，等於自認心虛理虧。胡錦濤等人又把中美貿易不平衡，歸結於美國限制對中國的高科技或軍備出口，然而，這類限制，都是因為當年（1989年）中共血腥鎮壓請願民眾而招致的，如果中共尚能自我反省、重評“六四”、還政於民，爭取解除這類限制，又有何難？豈不知：解鈴還需系鈴人？   中南海迷信“經濟萬能”、“金錢萬能”，自恃財大氣粗，以為能在亞太地區呼風喚雨。然而，亞太地區形勢演變，對中共而言，事與願違。美國一旦從中東抽身、折返亞洲，就讓中共“暴發戶”處處失手，在地緣政治上，節節敗退。由美國主導的泛太協定，迅速架構，立即令中共之前苦心經營的“10+1”（與東南亞國家）、“10+3”（中日韓加東南亞國家）、以及“上海合作組織”等，失效於無形。   縱然其經濟影響力下降，美國主導亞洲事務的能力，依然超強。根本原因就在於，美國擁有的普世價值，對自由與人權的珍視，具有無可匹敵的軟實力與親和力，因而深受亞太國家信賴。緊接著APEC峰會，奧巴馬總統馬不停蹄，出訪澳大利亞，宣布，美國將向澳大利亞達爾文基地派駐海軍陸戰隊。美軍曾於二戰時借用該基地 ，對付日本；時隔六十多年，再度借用，轉而對付中共。至此，從軍事、政治到經濟，美國完成了重返亞洲、孤立中國（中共）的戰略布局。   論及泛太協定，中共禦用文人抱怨美國“針對中國”、“制約中國”、“充滿政治意味”。事實原本如此，然而，禦用文人用種種怨恨之詞，把中國（中共）描繪為“美國陰謀”的犧牲品，仿佛“無辜”之至，則不免走題。禦用文人們不去自問：中國的發展，為何非要選擇與美國對立的路線？更不深挖問題的根源：政府價值觀與執政行為的截然對立，才是中美沖突的要害。   專制與獨裁，是中共的自我選擇，並非外界所加；這一路線，不僅與國際社會相對抗，而且與中國人民相對立；由此延伸的中共內外政策，不僅危害文明世界，更危害中華民族。中國民眾的大多數，從尊嚴、權利到利益，都受損於中共領導人的一黨之私、一己之私。從這個意義上而言，中華民族與文明世界的利益一致，兩者的利益，與中共利益，都格格不入。   事實上，只要稍加檢視，中南海的任何一項政策，幾乎都含有反國際、反人類、反民族的惡性特質。不僅是那些諸如操控人民幣匯率、侵犯知識產權等經濟政策，還包括其政治、社會與民族政策，舉凡迫害維權人士、壓制宗教信仰、欺壓弱勢群體、縱容官場腐敗、制造貧富分化，以及在西藏、新疆、內蒙古等地實施的民族歧視和文化滅絕政策。對舉世愛戴的西藏宗教領袖達賴喇嘛，中共的政策，是排斥、辱罵和妖魔化。   中共的傲慢與偏見，招致國際社會的普遍反感。其孤立處境，可想而知。與其說是美國或國際社會孤立了中共，不如說是中共自我孤立、自外於文明世界、自掘墳墓。俗話說：自作孽，不可活。   （原載自由亞洲電臺 2011年11月15日） http://www.rfa.org/mandarin/pinglun/ft-11162011103649.html

投書一個黨打垮了一個民族

一名兩歲的女童，一個弱小的生命，連續被兩部車碾軋；兩車前後輪，共碾軋四次；18個過路人熟視無睹，見死不救；直到第19個人，一名拾荒婦，才將這個血淋淋的小生命抱起。小女孩送醫後，不治身亡。這便是“小悅悅慘案”，發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佛山市。   因爲路邊的攝像頭錄下了整個慘劇的過程，視頻上網後，激起公憤，成爲一樁轟動海內外的大案。人們普遍認爲，中國道德滑坡、良知淪喪、人性冷漠，已經到了最危險的地步。但究其原因，卻各有評說。   有人譴責肇禍司機，是刑事犯罪；有人譴責冷漠路人，“良心被狗吃了”；有人批評小女孩父母，對孩子缺少應有的監護。   這些都對。問題是，連續兩名司機碾過小女孩的身體，難道僅僅是孤立的“刑事案件”？尤其，頭名司機在前輪碾倒孩子後，憂郁片刻，又繼續開行，讓後輪再次碾過孩子，其心理底蘊是什麽？事後知情的譴責人群，與那18名過路人，良心上真有天壤之別？如果處境倒換，事後的譴責人群，會不會就是事發時同樣冷漠的過路人？事發時的過路人，會不會就是事後同樣激憤的譴責人群？小孩父母固然失責于監護，但在中國，何曾有任何法規，要求父母必須陪護未成年子女，就像文明國家通常所要求的那樣？   有人說，佛山讓中國蒙羞。然而，見死不救，遍布中國，數不勝數，又豈止佛山一地？有人以4年前南京“彭宇案”（彭宇好心扶起跌倒的徐老太並送醫，卻被後者告到法庭，彭被法院判定撞人並賠償4萬元）爲“教訓”，認爲彭案當時被“炒作”太過，以至于出現“有人跌倒該不該扶”的社會困惑，似乎，相關媒體和記者當年對彭案的報道，對後來的人倒不扶、見死不救負有責任。然而，中國的見死不救，流布已久，又豈只4年的發展曆程？   有人歸咎于經濟發展，認爲那是人們“GDP崇拜中的情感缺失”。外國媒體的評述，也多以“中國經濟騰飛，拜金主義盛行，帶來社會問題”爲筆墨，以爲，中國社會的見死不救，是伴隨經濟增長而來的新問題。   中國官方如何評說？《環球時報》總編輯振振有詞道：（小悅悅慘案）“量出了中國社會道德溫度的最低值。利己主義很可能處于它在中國文化中立足以來的最高峰值上。譴責利己主義的擴展，譴責一些人對利己主義的宣揚。”然而，誰在宣揚利己主義？誰在爲利己主義的擴展推波助瀾？難道不是那個聲稱“爲人民服務”、實際卻強求人民爲他們服務的執政集團、腐敗集團？那個不要監督、無須選舉、不得罷免的“萬歲”政府？     廣東省紀委書記“要求社會各界深刻反思，如何在社會建設中重塑道德規範。”廣東省委書記言辭激烈地說：“每一個人都要用良知的尖刀來深刻解剖自身存在的醜陋，忍住刮骨療傷的疼痛來喚起社會的警醒與行動。”冠冕堂皇的說辭，毫無爲政者的自我反省，都是指向社會，譴責社會，問責于民，嫁禍于民。何不反問，那個不准反思（曆史）、不准報道（真相）、不准批評（當局）的執政黨，對中國社會道德淪喪、人性扭曲，做出了怎樣的示範？充當了怎樣的推手？何謂“上行下效”？何謂“上梁不正下梁歪”？   實際上，中共自誕生以來，就不僅用槍杆子摧毀中國人的肉體，而且用槍杆子和筆杆子，摧毀中國人的精神。以“土改”爲例，爲了搶奪地主土地和財産，中共發動民衆“鬥地主”，慫恿地痞流氓以撒謊、造謠、誣陷等手段，編造故事，制造仇恨，羅織罪名，中共“工作組”隨即對地主們施以公審、示衆，當場殺害。那時候，血腥滿目，人人恐懼，豈止見死不救？多少落井下石！謀財害命的“土改”，只是大恐怖的開始，只是共産黨摧毀中國人精神與道德的第一步。   而後，中共接管中國，凡六十余年，重複上演這類恐怖劇，三反五反、反右、文革、“六四”屠城、鎮壓法輪功、監禁維權人士、殘害西藏，血洗新疆……而這類恐怖劇的實質，都是對良知與勇氣的逆淘汰，懲善揚惡，揚惡棄善，無數循環，周而複始。   這是一場全面而持久的戰爭，共産黨對中華民族的戰爭，從肉體到靈魂，從物質到精神。曆經大半個世紀，中國人終于被徹底打敗，“脫胎換骨”，“洗心革面”，淪爲一個貪生怕死、冷血無情、自私自利、唯利是圖的物化民族。人類最基本的恻隱之心、友愛之情，以及嫉惡如仇、見義勇爲的品質，蕩然無存。一個黨打垮了一個民族。   在這個變質的民族裏，拾荒婦陳賢妹，不過是罕有的例外，十九分之一。大概在于，陳賢妹不讀共産黨的書，不看共産黨的報，不聽共産黨的廣播，中毒較淺，受害較輕，因而良心未泯。   兩歲的小悅悅，可憐的小悅悅，她不僅僅是被碾死的，她是被謀殺的，被兩名司機謀殺，被18名路人謀殺，被整個國家謀殺，而整個國家，早已遭中共綁架，整個民族，早已遭中共荼毒，以至于，墮落而不自知、沈淪而不自省、昏睡而不自覺。被謀殺的小悅悅，並不是一個休止符。   （原載自由亞洲電台 2011年10月25日） http://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pk-10252011124740.html

投書中國為何出不了喬布斯?

2011年10月6日，美國蘋果公司聯合創始人史蒂芬.喬布斯，因罹患胰腺癌，病逝於加州，年僅54歲。喬布斯英年早逝，不僅令美國民眾傷感、惋惜，也令許多國家民眾傷感、惋惜。在世界各地，民眾紛紛以獻花、寫卡、留言等方式，悼念喬布斯。與此同時，喬布斯生前開發的蘋果電腦、新款手機（iPhone）、視頻轉換器（iPod）等，再度激起銷售熱潮。   自從喬布斯與他的夥伴開發蘋果電腦以來，電腦工業便發生一系列革命：原先復雜的電腦操作，變得簡單易行；枯燥的數字演變為圖文並茂（並影響到其他電腦產品）；進而數碼化；延伸到影視領域，制作出震撼視覺的動畫片；再進入手機領域，創造出集電話、網絡、商務、查閱天氣交通等綜合功能的通訊工具（iPhone）；隨後，又開發出視頻轉換器（iPod）……   美國總統奧巴馬贊揚喬布斯為“美國最偉大的創新者”，指出：“他重新定義整個工業，達成人類史上最罕見的成就之一，他改變了我們的生活。” 法國總統薩科齊稱贊喬布斯是“偉大的企業家和發明家，數碼革命的先驅。”英國首相卡梅倫盛贊喬布斯是“富有創意的奇才”。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發表聲明：“喬布斯創造了人們能夠使用的工具，這些工具不僅改善了我們的生活，更改變了整個世界。他是一個真正具有全球影響力的人。”   在中國，一個科學發明者或技術創新人，死後，斷無可能獲得如此高度的贊譽和如此隆重的報道。在當代中國，只有那些所謂“黨和國家領導人”，才有資格，在他們死後，獲得媒體的隆重報道和官方的誇張贊譽。   這一現象，寫照出中國“政治掛帥”的體制模式，同時，也在相當程度上，回答了一個疑問：自誇“中國崛起”、宣傳“美國衰落”的中國，卻為何出不了一個喬布斯？   “學而優則仕”，“官本位”的觀念根深蒂固，在中國，利益和榮譽，以最大幅度，傾斜於官場。當今中國，入黨、升官，仍是許多人的首選，至少也要撈個“公務員”職位。不為理想，只謀私利；不為情操，只圖虛名。不受監督與約束的制度性好處，就在於，一頂烏紗帽在手，自有撈不盡的滾滾油水。   至於技術發明與創新，中國的法寶，大抵只有兩個字：抄襲。“崛起”後的中國，所有“尖端產品”，舉凡隱形戰機、航空母艦、宇宙飛船（“神舟”系列、“天宮一號”）等，無不是抄襲、剽竊、盜版的“傑作”。   既然有政治上的“假大空”，論文抄襲、學術剽竊、技術盜版，也不過就是上行下效。從官場腐敗到教育腐敗、學術腐敗，不過是順理成章。從政治上的思想禁錮，到教育上的觀念陳腐、技術上的保守呆板，一脈相承。於是，中國學子，考試高分，創意零分；學習尖子，實踐矮子。“中國特色”的教育體制，就是培植奴性、扼殺個性。   諸如喬布斯於2005年在斯坦福大學的“出位演講”，就根本不可能出現在中國校園。在那場著名的演講裏，喬布斯呼籲學子們：“別浪費生命過別人的生活。不要被教條所束縛，因為那是別人的目的。別讓其他人的意見壓過你自己內心的聲音。最重要的是，要勇於追隨自己的內心和直覺……”   喬布斯的忠告，要旨就在於，保持獨立人格，展開獨立思維，作出獨立判斷。而所有這些，在極權中國，恰恰是最難產的素質、最稀缺的人品。設若有一個中國學者，在中國校園裏，發表類似喬布斯那樣的的演講，在中國獨裁者耳裏，必為“異端邪說”，必欲封殺其言、監控其人。   一個敘利亞移民的後代，一個被收養的兒子，一個靠撿拾可樂瓶、換回5美分去買食物的窮孩子，一個為了到教堂“吃一頓大餐”而步行7英裏的輟學生，一個因不願讓父母為自己付出高昂學費、而毅然於中途放棄大學的年輕人，依照自己的個性，展開獨立的人生，從事獨特的創新。   “全球影響力”，之於喬布斯，是一個再恰當不過的定義。其偉大成功，不僅改變了他自己的生活，也改變了整個人類的生存狀態。34年間，喬布斯的創意層出不窮，人類的通訊、資訊與生活方式，也隨之日新月異、豐富多彩。   又是一個美國夢的故事，無數個美國傳奇之一。這樣的美國夢、美國傳奇，在極權中國，斷無萌發的可能。中國出不了喬布斯，其理自然。   （原载自有亚洲电台 2011年10月11日） http://www.rfa.org/mandarin/pinglun/z-1011201114433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