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8日，挪威諾貝爾獎委員會宣佈，將本年度的諾貝爾和平獎授予 中國民運人士、異見作家劉曉波。石破天驚，激起千層浪。
13億人的民主追求，獲得國際承認
在此之前，許多年裡，多名中國異見人士被提名。好幾次，呼聲 高入雲霄，幾乎勝券在握。然而，年年希望，年年失望。中國人，諾貝爾和平獎，兩者似乎遙不可及。實際上，早該得了，遲早會得，終於得 了。這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事件，它標誌著，這個13億人口的民族，對民主與自由的追求，終於得到世界的承認。
諾貝爾和平獎，這一至高無上的桂冠，“具有上帝般的權威”，不 僅是授予劉曉波本人，而且是授予整個中國民運群體，包括“六四”死難者和天安門母親們。中國民主運動的國際能見度，從此被大大提升， 達到一個更高更新的層次。之于中國人權進步與民主進程，其重大影響和深遠意義，非言辭所能估量。
劉曉波獲此殊榮，首先在於他對民主事業的傑出貢獻，以及他為 此付出的巨大代價：先後三次牢獄之災（另有一次監禁）。劉曉波獲獎，令中共當局尷尬萬狀、惱羞成怒。然而，給劉曉波戴上這一至高無上 的人類桂冠，首席推手，莫過於中共本身。
至高無上的桂冠，中共是推手
正如諾貝爾獎委員會頒佈的授獎辭指出：“劉曉波十幾年來致力 於在中國尊重人權。他參與了1989年天安門的抗議活動，是《零八憲章》的主要撰稿人……（中共 對劉）嚴厲的判刑，使劉成為中國人權運動的象徵性人物。”
劉曉波參與起草《零八憲章》，並發起公民簽名，論述理性，語 調溫和，姿態謙卑，對當局充滿勸導色彩。竟遭中共下獄、並悍然判處重刑11年。中共的抓狂，令海內外輿論，包括反對派陣營，都大感詫 異而難以置信。
究中南海背後動機，其中之一，是故意示凶相於國際社會，尤其 西方國家。儼然警告：中共已然崛起，強大無比，從此無畏國際人權壓力，無需再與西方展開“人質外交”。關起門來，折騰自己的國民，隨 心所欲，喜怒由己。
而中南海收穫的報應，就是這個：諾貝爾和平獎的巨大光環，降 臨於中共肆意迫害的子民。這正如，中共多年窮兵黷武，近年，更發展到在國際上耀武揚威，逞強耍橫的結果，是遭到周邊國家、乃至於整個 國際社會的全面軍事圍堵。
猶記得今年初，筆者在日本演講時，就《零八憲章》和劉曉波下獄，提 示：“最溫和的呼聲，換來最嚴厲的懲罰。這是權力傲慢，不折不扣的權力傲慢，中南海的權力傲慢。”這番話，激起與會日本人中，對劉曉 波的巨大同情和對中共的強烈反感。諾獎授劉，是國際社會對狂妄中共的直接回敬。
文明的訓斥，令中共抓狂
中共的回應，又是一場抓狂。中共抗議挪威政府，仿佛挪威像中 國一樣，如諾獎委員會這樣的民間機構都由政府控制；中共中斷中挪官方與民間交流，仿佛一個生氣的小孩子，動輒揚言“我不跟你玩了”； 中共威脅取消合同，限制挪威產品進口，仿佛一個小腳女人，紅顏一怒，恨物及烏，恨不得把所有家當都要砸個稀巴爛。
為了阻止外國記者採訪，中共悍然軟禁劉曉波妻子劉霞。這裡，中 共又自我違規犯法兩條：將對劉曉波的人權迫害延伸到劉妻子身上；違背自2007年起讓外國媒體和記者在中國境內自由採訪的國際承諾。
中共聲稱，諾獎，是對“是對中國司法主權的侵犯”。而眾所周知，司 法獨立，主權在民，才是文明規範。而在當今中國，所謂司法，不過就是中共一党的家法、幫規，連中共本身，都無意遵守而恣意妄為。中共 又歪稱，頒諾獎給劉曉波，“無異於在中國境內鼓勵違法犯罪”，然而，犯罪的，恰恰是共產黨，侵犯人權，戕害同胞，共產黨每天都在中國 境內犯罪，犯的就是，踐踏人權罪，反人類罪。
中共發言人和官方媒體，搬出大量文革語言，咒駡挪威及諾貝爾 獎委員會，並咒駡劉曉波本人。其中一句，咒駡劉曉波“竭力想幫助西方主子維護西方霸權，讓中國淪為西方的附庸。”且不說當年，中共起 家，借用的就是西方理論 ---- 馬克思主義；背靠的就是其外國主子 ---- 蘇聯。就說如今，威脅中國的，哪裡是什麼“西方霸權”，明明是共產黨霸權；讓中國或中國人民淪為附庸的，哪裡是什麼 西方，明明是中共利益集團。劉曉波們追求和奮鬥的，是改善中國人權和實現中國民主化，這首先是中國的利益，然後是人類的利益。至於西 方或任何其他國家的利益，自然也在其中 ---- 一個文明的中國，對世界和平的加持。
中共當局的言不由衷和信口開河，連它自己都不會相信。古語“狂 犬吠日”，正是這等情形。重創之下的抓狂，反而使人們看到，諾貝爾和平獎，這一道強光，令中南海驚恐萬狀。諾貝爾獎委員會授獎于劉曉 波，其實就是當頭一棒，對不可一世的中共集團，一頓文明的訓斥。
圍繞劉曉波獲獎的爭議
海內外華人中，圍繞劉曉波獲獎，也出現一些爭議。爭議的聲音，甚 至來自中國反對派陣營的內部。這本身是民主與多元化的表現，倒不足為奇。反對派陣營中，對劉曉波的批評與否定，大抵有三類：其一，以 劉初出道時（比如1988年）的個別言論，來否定劉；其二，以劉第一次入獄時，曾有軟弱表現而否定劉；其三，以劉對中共的“溫 和”姿態，而否定劉。
毋庸諱言，受中共長期高壓和影響，部分中國知識份子初示啼聲，可 能以“憤青”面目出現，從八十年代到今天，這一現象，都並不鮮見，關鍵在於，他（她）日後是否成熟；在美國或西方，國人或軍人被敵營 俘虜，即便有軟弱表現，回歸後，一樣被視作英雄，其中蘊含了包容人性弱點的西方人道主義；至於“溫和”與否，反對派人士應該明白，鑒 於體制內與體制外、國內與國外的環境條件差別，抗共人士，必然採取不同策略，或剛性出擊，或柔性抵抗，只要對極權專制構成有效瓦解，都 是大同之道。古語：八仙過海，各顯神通。西諺：條條道路通羅馬。說的都是這個理。一味認定只有自己的方式正確，恐於無形間，助長新專 制思維的萌芽。
有人緊緊揪住劉曉波1988年的個別言論不放，使人聯想到，有人緊緊揪住柴玲的1989年個別言論不放，窮追猛打，而無視劉或柴奮鬥的大方向。不 允許人家進步？莫非如魯迅筆下的假洋鬼子，“不准（人家）革命”。
自“六四”以降，二十餘年，劉曉波的成長與成熟，有目共睹。思 想更深邃，精神更平和，姿態更謙卑。不可否認，劉尚有言行的不周與漏洞，如在《我沒有敵人---- 我的最後陳述》中，僅因個人際遇，就說“看到了（中共）監管上的進步”、“人性化管理”，以點帶面，不計其餘。這一段，的 確是令人遺憾的敗筆。
然而，金無足赤，人無完人。重點在於，劉曉波堅守信念，始終 如一，為推動中國民主化，衝鋒不止，奮鬥不息。諾貝爾獎委員會，有它自己的“和平”理念，該委員會看到，縱然經歷無數波折和磨難，但 劉曉波始終堅持和平、理性、非暴力原則，始終不渝地推動中國和平轉型。“人權與和平之間有一個緊密的關聯，而人權正是阿爾弗雷德•諾 貝爾在遺囑中所寫到的‘民族之間友愛’的前提……”對劉的授獎辭如是道。
面對中國民主事業的艱難不易，我們更沒有理由對劉曉波苛責。來 自反對派陣營的部分批評，其尖利程度，無形間，已經置劉於雙向受敵的境地。否定之否定，到達另一種肯定。中共對劉曉波的否定，部分人 士對中共否定的劉曉波的否定，不經意地，反倒構成對中共的助力----至少有助於中共在這一事件上轉移視線，局部脫困。相信部分 反對派人士的初衷並非如此，但出乎他們意料的效果，不幸就是如此。
（原載香港《開放》雜誌，2010年11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