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破空

投書《阿凡達》，《孔子》，高房價

陳破空     一部美國大片《阿凡達》，在中國，竟被解讀為“拆遷題材”：被逼遷的納美人，被闡釋為中國強制拆遷中的“釘子戶”； 納美人的抗爭，被聯想成中國拆遷戶的抗爭。不同的是，前者在片尾獲勝，後者希望渺茫。畢竟，《阿凡達》是電影，猶如童話；中國拆遷故事，卻是活生生、殘酷而無奈的現實。有觀眾感慨：看著電影，成都唐福珍女士自焚的影子，就在眼前浮動。     這一效果，相信連該片美國大導演卡梅隆（James Cameron)也始料不及，還令他始料不及的是，這部電影，在中國的火爆程度，超過在美國、乃至其他任何國家。中國觀眾在電影院外排起長龍，“黃牛票”（黑市票）被炒到每張1000元。一個月間，票房就破10億人民幣，比2009年《變型金剛2》在中國創下的4億多票房紀錄，高出一倍多。     中國體育評論人李承鵬觀《阿凡達》後，在博客上感慨：“技術上中國電影落後50年，人性上中國電影落後5000年。”具有獨立人格的中國文化人的類似評語，在中國社會引起極大共鳴。     同期，由中國政府背書推出的中國大片、“弘揚主旋律”的《孔子》，卻備受冷落，票房低迷，乏人問津。中國網友甚至號召“抵制孔子，人人有責。”還把抵制《孔子》，稱為“行為藝術”。有人設置一個簡單問題：“孔子究竟是哪國人？”答案是“中國”、“戰國”或“韓國”的，都錯，標準答案：孔子是魯國人。     原來，歷史上，“中國”的概念，一直在變遷，中原時分時合，“中國”時大時小。孔子所處年代，是“春秋”時期，中原分治，國家多達幾十個（有時上百），類似今日歐洲。中南海力推《孔子》，卻構成反諷。因為，孔子誕生和出道年代，並非中國的“大一統”時期。     縱觀中國歷史，只有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春秋時代，中原大地，才有思想家如滿天星鬥，高師橫空出世。老子，莊子，孔子，孟子，列子，墨子……這些堪稱巨人、泰鬥的思想家和哲學家，影響中國、亞洲、乃至人類至今。而從秦始皇到共產黨，天下一統，鐵血專制，凡二千年，中國萬馬齊喑，思想雕零，“泰鬥級”文化巨人絕跡。其間，曾有民國初年的多元景象，可惜曇花一現，好景不長。     說到強制拆遷，聯想到高房價。就在中國和世界都深陷經濟危機的2009年，中國房價又逆勢飆升，中共官方統計，全國房價，全年平均上漲24%。實際數據更高。僅深圳一地，一年間，房價就暴漲80%。海南島，僅今年第一個月，房價就暴漲40%，被驚呼為“一天一個價”！     高房價，導致85%的中國人買不起房。電視連續劇《蝸居》，應運而生。中國城市白領階層淪為“房奴”的沈痛故事，震撼著億萬人的心。中共最高當局，隨即下令禁播這一電視劇。原來，《蝸居》，生動而貼切地反映中國現實：高房價的背後，是官場腐敗、官商勾結、巧取豪奪、貧富懸殊，中國強權勢力與弱勢群體的尖銳對立。     2009年底，敏感時刻，溫家寶出面談高房價，僅選擇“接受新華社記者獨家專訪”，而將其他媒體統統排除在外。口稱“與網友交流”，卻也只是通過新華社記者之口，提出網友問題。新華社記者轉告：一個網友說：房價漲得太快了，一平方米每個月竟然漲了一千塊錢，想請總理談一談房價問題。溫某的官樣回答如下：“今年房地產有了比較快的恢復，但同時房價在一些地區和城市上漲過快，也引起了中央高度重視……”     溫家寶為此還到北京朝陽區“與群眾座談”，官方報道，卻不提群眾說了什麽，只提溫家寶說了什麽，是座談？還是講話？官方不敢報道群眾言論，反而暴露，“座談”中的群眾反映，都是不滿、抱怨、甚至仇恨（仇官仇富）。     從《蝸居》到《阿凡達》，從強制拆遷到高房價，官民對立，情緒積壓，沖突一觸即發。再一次佐證，倚仗獨霸資源而財大氣粗的中國政府，只有硬實力，而沒有軟實力，不僅在國際上如此，在國內也是如此。軟實力，掌握在文明世界手上，潛藏在中國民眾手上，中共畏之如虎。   （2/23/10 原載自由亞洲電臺）

投書中國民主，將“天下大亂”？

陳破空   常常聽到一種疑問：“如果中國民主了，會不會大亂？”另一種疑問更聳動：“如果中國民主了，中國人會不會大量外逃？其他國家怎麼辦？”提出這類疑問的理由，都是：中國太大，人口太多。   持上述疑問者，部分中國人有之，部分海外華人有之，甚至於，部分外國人也有之。筆者于外訪途中，甚至聽到部分民主國家政治人物當面詢問，提出類似問題。持有這些疑惑的人們，大多出於擔憂，關切未來中國命運。善意可鑒。   然而，上述說法，相當程度上，卻是中共集團蓄意製造和散佈的結果。比如，1979年，鄧小平會見美國總統卡特，針對後者對中國人出入境權利的關注，鄧竟這樣回答：“你想要多少中國人？一千萬，還是兩千萬？”   這番對話的背景是：鄧小平訪美的1979年，中共向美國討要“最惠國待遇”，卡特回答：依據美國法律，只有那些保障公民出入境權利的國家，才有可能獲得美方的“最惠國待遇”。   鄧小平顧左右而言他，故意回避一個事實：在此之前，毛時代，尤其文革間，中國人被完全剝奪出入境權利，有海外關係者，動輒被汙為“英美特務”、“裡通外國”，以至於，根本不敢與海外親人聯繫。鄧的說法，也是要嚇唬外國人：一旦中國開放，中國人就會大量外逃，看你們這些國家吃不吃得消？   事實上，正是在那次鄧訪美後，中國重現留學潮。鄧小平表面上嘴硬，卻在美方壓力下，重新打開了被關閉三十年的中國留學大門。有些中國留學生為此感恩于鄧小平，其實，他們不如感恩於卡特，因為，如果沒有美國的壓力和關注，中共的閉關鎖國，還不知要持續多少年。   回頭說鄧小平那句“名言”（“你想要多少中國人？一千萬，還是兩千萬？”）。美方當然不存在向中國要幾千萬人的動機，那不過是鄧自己的戲言。鄧的真實意思是：一旦開放，中國人就會大量外逃；中國人口多，外逃幾千萬、幾億，都不成問題。   問題是：中國人為什麼要外逃？這不恰恰證明，共產黨治國無方、禍國無度？就在中共製造活活餓死四千多萬中國人的大饑荒年代，六十年代初，新疆伊犁、塔城一帶，僅兩個月間，就有6萬多中國人逃往蘇聯。六十至八十年代，在粵港交界處，無數國人偷渡香港，僅在1979年5月6日這一天，就有多達7萬人偷渡香港。   在上述兩個邊境地帶，中國人尚能偷渡、外逃。但與此同時，在中國廣大地區，尤其內陸，中國人，不要說外逃，連遷徙權利都被剝奪，從一個鄉去到另一個鄉，居然要到政府“開證明”。大饑荒降臨時，竟不能逃荒要飯，只能坐以待斃。人禍複人禍，曠古未有！   中共禍國殃民，製造無數人間慘劇。之後，竟以此為根據，妄言中國不能開放；被迫開放後，又妄言中國不能實施民主，甚至於，製造出“一旦中國民主，就會天下大亂”的危言聳聽。   所謂“一旦民主，就會天下大亂。”任何獨裁者，都可以這麼說，藉以封殺言路，阻擋民主，大權獨攬。作為中國的末代皇帝，鄧小平可以這麼說，之前的歷代皇帝，也都可以這麼說；中國的獨裁者可以這麼說，世界各地的獨裁者，諸如朝鮮、緬甸、辛巴威、蘇丹、古巴等國的獨裁者，也都可以這麼說。換言之，這不過是獨裁者的一貫藉口，厚黑伎倆，並不稀奇。   大量統計顯示，經濟成功和長治久安的國家，大多是民主國家；經濟貧困和動亂頻仍的國家，大多是專制國家。政治民主與經濟發達，和諧共生。這一規律，只有極少數小國例外。統計也顯示：區域性衝突和世界大戰，往往由專制國家挑起。可見，民主政治，不僅有利於本國穩定，也有利於世界和平。   道理在於，民主國家重法治，專制國家杖人治。民主與法治相輔相成，專制與人治密不可分。在民主國家，公民權利受到高度保護，公民對他人權利和社會的尊重，也受到高度規範。在專制國家，公民權利不受保護，公民對他人權利和社會也沒有尊重的習慣。個人權益輕易遭當權者踐踏，人與人之間、民眾與政府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也很容易相互冒犯，衝突和動亂極易發生。   以“國家太大，人口太多”為由，恐嚇嚮往民主的人們，也是黔驢技窮的一招。印度國土僅為中國國土的三分之一（33%），印度人口卻為中國人口的80%，即，印度人口密度為中國人口密度的2.5倍。而印度早已實施民主，經歷過貧窮，也正經歷經濟起飛，何曾見印度“天下大亂”？何曾見印度人“大量外逃”？全世界見證，大量偷渡和外逃的，不是印度人----不是民主制度下的印度人，而是中國人----是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人。   縱觀世界，還有怎樣的“天下大亂”，超得過中國的文革十年？今日中國，每年十多萬起“群體性事件”（民眾抗議事件），不就是一幅活生生的“天下大亂”圖？   民主，不意味著不要法治，更不意味著取消邊防。散佈“民主等於混亂”的中共腐敗集團，其潛臺詞，無非是：“全世界都能民主，唯獨中國不能。”其用心，無非是：任我專權，任我腐敗。“我死後，哪管它洪水滔天！”   （2/16/10，原載自由亞洲電臺）

投書網路革命宣言

文 / 陳破空     十九世紀末，日本有“明治維新”，滿清有“戊戌變法”，前者過關，後者流產。於是，在日本，至今，最古老的君主制與最現代的民主制共存，那是統治者向民間讓步、讓權的結果。君主立憲制，這個名詞，本身象徵著，王權與民權的妥協，歷史傳統與現代文明溶為一爐。     滿清王朝拒絕向民間讓步，自我扼殺政改（“戊戌變法”----君主立憲制改革），結果，清廷葬身於革命洪流（辛亥革命）。今天，統治中國的共產黨集團，無數次地，拒絕向民間讓步，拒絕政改，擺出橫蠻嘴臉，硬是要將一黨專政進行到底。     劉曉波參與起草《零八憲章》，以理性、溫和、謙卑姿態，勸進中共：與民眾和解，共建民主中國，融入文明主流。中共非但不領情，反而將劉下獄，悍然判處劉重刑11年，公然展示權力傲慢。     關於中國的發展，我們說過：不需要中共做什麼，只需要中共不做什麼。僅僅是“鬆綁”，中國經濟便迅速成長；如果停止封鎖互聯網，不再限制新聞自由，不再干預司法獨立，一個民主的中國，將自然而然地誕生，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中南海拒絕在政治上“鬆綁”，基於兩怕：害怕被清算----歷史上，中共殺人如麻、血債如山；害怕失去既得利益----現實中，中共以權謀私，腐敗成性。據此可見，將中國的政治改革與民主發展，寄望於中共，無異於緣木求魚，與虎謀皮。     筆者有言：重判劉曉波，撲滅《零八憲章》，等於堵死和解之路。這是對改良的蔑視，這是對革命的召喚。言革命，未必就是暴力革命。當代歷史證明，顏色革命，以其和平、理性、非暴力、乃至浪漫主義色彩，更蔚然成風，廣為流行。     鑒於中共政權，是當今世界最殘暴、最狡詐的厚黑集團，中國的顏色革命，就不大可能是“玫瑰革命”（格魯吉亞式）、“橙色革命”（烏克蘭式）、“鬱金香革命”（吉爾吉斯斯坦式）、“天鵝絨革命”（捷克式）等，而註定是網路革命（互聯網革命，Internet Revolution）。     至2009年，中國線民人數達3.84億；預料2010年，中國線民人數將突破4億。以中國之人口，中國線民人數，必將遙居世界首位。中國線民，無論其見解如何，至少有一個共同立場，那便是：要說話，要暢所欲言，要盡情表達自己的觀點。砸碎網路枷鎖，暢遊資訊海洋，中國線民，目標一同，起點一致。     網路，是資訊時代的產物，代表人類文明的新臺階：資訊公開，資訊速遞，資訊無國界。網路所及，提高了商業效率，增加了施政透明，激發了社會活力，普天下受惠。惟中共腐敗集團，竟視之如洪水猛獸，傾党國之力，予以過濾、攔截、堵塞、封鎖，先後構建“金盾”、“綠壩”等網路“柏林牆”，培植、安插無數網警、線民、五毛黨。絞盡腦汁，耗盡鉅資，窮盡人力。     對抗網路，中共自我定位為文明之敵。反文明，就是反人類。當然，固守專制的中共，本身就是人類公敵。北京獨裁政權，早已在國際上陷於孤立，只待從內部予以瓦解。     在網路上，中共既守且攻。封鎖和監控互聯網，將中國民眾隔絕于資訊“柏林牆”下，是為守；對他國發動日趨猛烈的駭客攻擊，破壞他國政府與國防網路系統，大量竊取他國機密，是為攻。中共發動網路侵略戰爭，是招致美國反擊的直接原因。支援穀歌退出中國，力倡推廣網路自由，誓言提供技術支持，幫助中國線民“翻牆”----美國政府的最新姿態，昭示，無可避免的中美世紀大戰，已經在網路上開打。     中南海拼死封鎖網路，恰恰暴露，網路，成為中共腐敗集團的真正軟肋。只要擊中這條軟肋，貌似銅牆鐵壁的中共獨裁統治，就隨時可能土崩瓦解。     於是，國人可以群起攻之，各顯身手。探尋秘道，翻越封鎖牆；分享技術，製造資訊井噴；電子郵件，傳播真情實況；博客，論壇，聊天室……處處都是戰場。無需短兵相接，更無需流血犧牲。以斗室為堡壘，以電腦為陣地，以滑鼠為武器，就可以，隨時投入戰鬥，隨時撤出戰鬥，隨時休整再戰。可以是遊擊戰，也可以是陣地戰，還可以是集團作戰。位置不拘，時間不限，手法千變。     這便是網路革命，這便是“中國特色”的顏色革命。4億線民，都是中國網路革命的生力軍。這場革命，不可能一夕競功，但若持之以恆，假以時日，必動搖中共統治根基。     這場革命，不僅限於中國人民，港澳居民可為之，臺灣民眾可為之，海外華人可為之，國際友人可為之。網路無國界，網路革命無國界。“暴秦無道，天下共擊之！”推倒中國“柏林牆”， 當今世界最大的專制壁壘，此其時也！     （2/9/10 原載自由亞洲電臺）

投書小英掌舵民進黨走在正確方向

小英掌舵：民進黨走在正確方向 -- 訪台隨記   陳破空   四度立委補選獲勝（2009年3月至2010年1月），外加縣市長選舉獲勝（2009年12月），近一年間，在臺灣，民進黨節節取勝。難以想像，僅僅在一年多前，該党曾接連遭遇慘敗：大敗於立法院選舉，又大敗于總統選舉。   蔡英文行情看漲   民進黨的民意支持再度上揚。然而，當1月27日，筆者拜會該黨主席蔡英文時，見到的，卻是一位樸實、謙卑而穩健的領導人。“我們絲毫不能大意，因為，選請隨時都會出現變化。”面對筆者的祝賀，蔡英文如是謹慎地回答，面帶靦腆的微笑。   “是馬英九做得不好，我們才有贏的機會。”蔡英文說。直接而簡單的原理，其背後，卻是臺灣民主的健康與成熟。民情如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政黨輪替，再三輪替，道理都在其中。“當時，或許是政治上的東西太過，民眾感到需要回到經濟和民生。馬英九抓住了這一點，所以贏。”在談到2008年國、民兩黨的勝敗因由時，蔡英文做了這樣的客觀總結。   而眾所周知，打出“馬上好”口號的馬英九，上任之後，施政備受爭議，政績乏善可陳，民望迅速跌落，執政近兩年，支持率下跌到兩成。除了經濟無起色、救災不力，馬政府打出的“兩岸經貿牌”，效果也微乎其微。更兼中共狼子野心，圖謀以經濟手段，“捆綁”臺灣，令臺灣民眾反感。   馬政府屢屢犯錯，固然給民進黨機會，但蔡英文領軍民進黨，頭腦清晰，方向正確，更是步步翻身的關鍵。小英多次闡述其治黨理念：民進黨要重新贏得民眾的信任，必須給民眾安全感和安定感。言下之意，民進黨需要務實、沉穩，始終成為一個建設性的政黨。   的確，臺灣民主已經成熟到這樣的程度，皈依民意，以一人一票的選舉，就能決定這個國家的政治、政府，並影響其大政方針、走向。無須再單純依靠街頭抗爭，也無須再刻意借助情緒宣洩，政黨和政治人物，只要堅守信念，腳踏實地，即便跌倒過、失敗過，還是可能一票一票地贏回來。   蔡英文接掌民進黨，不時推出改革方案。最新舉措，是在挑選台南與高雄的黨內市長候選人時，采以全民調決定。即，在黨內多人競逐格局中，不再依黨內派系意志決定，改以獲民調最高者為候選人。此舉本身符合選舉規律，惟受民意青睞者，才有可能獲勝。改變黨內初選規則的這一舉措，無疑是對臺灣民主的深化，將對未來臺灣政治走向，產生深遠影響。   觀察、對比臺灣雙英（馬英九與蔡英文），筆者發現：馬具備的優點，蔡都具備，比如學者型、“不沾鍋”、形象清新等；但蔡具備的優點，馬卻不具備，比如親民、貼近基層、樸實無華、幹練作風、實幹能力等。兩人的成長背景，多少能夠解釋其中差異：馬出自臺北官宦家庭，鮮少體會大眾艱辛；蔡出自屏東山鄉，多能品嘗民間疾苦。在民情變幻如水的臺灣，年輕而踏實的小英，行情看漲，似乎預示著臺灣政壇不可阻遏的世代交替。   筆者好奇，民進黨內女將輩出，呂秀蓮、陳菊、蔡英文、蕭美琴……不料蔡主席應聲道：“那是因為，男生全都陣亡了啊！”在場人盡都大笑。筆者向蔡主席贈送新著《中南海厚黑學》，蔡鄭重表示：臺灣朝野確實應該瞭解中共的真面目，認識一個真實的中國，相信該書對臺灣大有裨益。   臺灣政要重視《中南海厚黑學》   筆者此行訪問臺灣，順道推廣由香港開放出版社出版的本人拙著《中南海厚黑學》。該書受到臺灣媒體人和部分政要的高度重視。筆者尚未登臺，一批熱心的媒體人，已經向臺灣民眾廣為推介。   1月25日，我到達臺灣的次日，即在台南舉行了首次新書發佈會，台南市長許添財先生親自主持這場發佈會，筆者介紹了該書內容，呼籲臺灣各界識別中共厚黑本性，並舉劉曉波、高智晟和馮正虎案，提醒臺灣民眾：一個拒絕與本國民眾和解的政權，斷不可能與臺灣民眾和解；一個不能保障本國公民生命安全的政權，斷不可能保障臺灣安全；一個剝奪本國公民歸國權的政權，其所謂“讓臺灣同胞回歸祖國懷抱”的吆喝，全屬虛偽，包藏禍心。許市長指出：臺灣政治人物都應該閱讀這本書，看透中共統戰臺灣的陰謀。   1月26日，筆者前往高雄，拜會了該市副市長李永得先生。在此之前，李副市長已經抽空讀過《中南海厚黑學》，他認為，此書對臺灣朝野大有啟發，值得推廣。他向筆者介紹，去年，陳菊市長和高雄市政府無懼中共壓力，邀請達賴喇嘛訪台、放映反應熱比婭生平電影的過程，展現高雄市政府堅守民主信念、弘揚人權價值的氣節，縱然蒙受大陸觀光客減少的經濟代價，也在所不惜。筆者欣慰：有南臺灣的堅守榜樣，中共統戰和吞併臺灣之心，又豈能輕易得逞！   1月30日，兩岸學者在臺灣大學舉行了一場研討會，主講者包括：臺灣前新聞局長謝志偉、臺灣東吳大學教授羅致政、臺灣《當代》雜誌主編金恒煒、中國八九學運領袖王丹、及筆者。主講者一致呼籲臺灣民眾警惕中共統戰陰謀，堅守臺灣民主，兩岸民眾攜手，促進中國民主化，進而贏得臺灣安全的外部環境。幾十本《中南海厚黑學》運到會場，由筆者簽名發售，迅速銷售一空。同期，臺北舉行國際書展，《中南海厚黑學》一書，也在書展上亮相，行情看好。   （原在香港《開放》雜誌，2010年2月號，該刊所用標題為：《陳破空訪台拜會蔡英文》）

投書重判書生中南海號召革命

文 / 陳破空     歲末，各國歡度聖誕節，而就在當日，北京，中共當局悍然判處中國著名作家、前獨立中文筆會會長劉曉波長達11年徒刑。（同日，中共當局還宣佈，維持對南京師範大學副教授郭泉10年重刑的原判。）判決公佈後，中共受到國際社會的嚴詞譴責。   中共當局加諸劉曉波的罪名，是所謂“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稍具常識者，都難以置信，這樣一位手無寸鐵、僅擁有一支禿筆的白麵書生，如何就能顛覆“政權”？中南海似乎健忘，中共本身，才是“顛覆國家政權”的重犯。   民國時期，未經任何合法程式，中共集團即非法成立；其後，該集團通過聚嘯山林、勾結外寇、武裝叛亂等血汙手段，不惜數千萬人頭落地，最終顛覆舉世承認的中國合法政府----中華民國政府。中共犯罪集團，惡跡昭昭，鐵證如山。如今，卻大刺刺地，居然倒過來，將“顛覆國家政權罪”，扣在一介白麵書生頭上，似為自我諷刺，又似為黑色幽默。   劉曉波獲罪，乃是因為參與起草《零八憲章》。去年底公開的這份憲章，無非主張在中國推行民主憲政，回歸人權價值，保護私有財産，姿態謙卑，語調溫和，論述理性，充滿勸導色彩，懇切希望中共當局與對立各方，放下恩怨，實現和解，共建民主中國，融入文明世界。   《零八憲章》，其內容與表述，是如此溫和，處處善意，乃至於，無法獲得激進民主派支持，甚至遭到後者誤解與批評，指責該憲章是給當權者“找台階下”，為獨裁者“留後路”。   人們以為，如此溫和而充滿和解色彩的宣言，中共當權者應該有所觸動；即便不為所動，也不至於動手抓人，遑論重刑加害。畢竟，幾十年來，各種宣言、呼籲書、簽名信，俯拾皆是，不過言論而已，何曾對中共政權構成實質威脅？   重判劉曉波的背後，是中南海的強硬路線。臂如一個黑社會團夥，以欺壓和勒索良民為能事，其中的成員，必然目露凶光，各展劫殺之技，方能在該團夥獲取地位。胡江纏鬥，團派與太子黨的惡鬥，圍繞“第五代”權位的你爭我奪，使中共黨內的主流路線日趨強硬。中共新舊官僚，置身這等險惡的政治環境，只有各恃強硬，比凶鬥狠，才能在黨內站穩腳跟。   從這一角度觀察，劉曉波不幸成為中共強硬路線的祭品。中南海的凶相，也是故意要展示給國際社會，尤其西方國家。儼然宣告：中共已然崛起，強大無比，從此無畏西方的人權壓力，無需再與西方展開“人質外交”。關起門來，折騰自己的國民，隨心所欲，喜怒由己。   曾在去年被中共花言巧語或以利相誘而騙到北京、出席北京奧運開幕式、期待中國將“改變”的八十國首腦，今年滋味如何？主張對中共予以投資和扶持、指望與中共對話、期待市場經濟會帶給中國民主政治的西方國家，莫不正一一吞下自己種下的苦果？   既然連小小的緬甸軍政府，都膽敢長期軟禁該國民主領袖、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昂山素季，躋身世界列強的中共，三度監禁異議作家劉曉波，又何懼之有？所謂“冒天下之大不韙”，對中共而言，不過是家常便飯。   最溫和的呼聲，換來的，竟是最嚴厲的懲罰。不折不扣的權力傲慢，凜然不可冒犯。然而，這傲慢之下，卻流露幾分虛弱與恐懼，這個武裝到牙齒、強大得不可一世的政權，居然恐懼一介書生，必欲監禁其人，隔絕其聲，才能換來些許安全感，才能稍覺安枕。   重判劉曉波，撲滅《零八憲章》，等於堵死和解之路。中共的潛台詞，明白無誤：老子不認什麽溫和不溫和，休想跟老子談和解！老子有的是實力，老子只認得槍和炮！有本事，就去鬧革命！   這是對改良的蔑視，這是對革命的召喚。輕視反對派革命的勇氣和能力，另一種權力傲慢。的確，以今日之勢，中共有的是傲慢的本錢。然而，挾軍事和經濟硬實力，卻背離普世價值，缺乏政治正確，這樣的體制，究竟能夠持續多久？五十年？還是一百年？今日之強硬，必為明日之衰弱，這是曆史的辯證法。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到那時，到“強弩之末”，再回首曆史上的今天，或許才能體認一句名言：“誰笑到最後，誰笑得最好。”   （12/29/09 原載自由亞洲電台）

投書缺乏互信的中歐關係

文 / 陳破空   11月30日，第12次中歐峰會在中國南京舉行。聯合聲明中，雙方“同意深化中歐全面戰略夥伴關系”。除了這個原則性的聲明，處處分歧，才是該次峰會的特點。尤其在人民幣匯率與氣候變暖這兩大主題上，雙方尖銳對立。   針對人民幣匯率，中共總理溫家寶聲稱：“有些國家既對中國實行名目繁多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又要求人民幣升值。”聽上去像是鳴冤叫屈。但歐盟領導人卻指出：要為貿易保護主義擡頭負責的，正是中方的匯率政策，即，北京人為操控人民幣匯率的手法。     換言之，中共故意壓低人民幣匯率，遭致他國報復，包括中共所指控的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美國允許美元貶值”等。而這一切，絕非所謂“是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混沌命題，乃是明明白白的因果關系，畢竟，北京操控人民幣匯率，由來已久，各國苦口婆心，婉言相勸，中共幾乎都充耳不聞，只管壓低人民幣匯率、以大規模廉價出口換取巨額貿易順差，實現他國財富向中國的轉移。（當然，這些轉移而來的財富，都為中共腐敗集團所控制，用以自肥、擴充軍備或鎮壓異己。）     同美國一樣，作為中國最大貿易夥伴的歐盟，深受歐中巨大貿易逆差之害，年度貿易逆差高達近1700億歐元。今年，人民幣對歐元再度貶值15%，更令歐盟叫苦連天。     實際上，中共人為操控人民幣匯率，才是最大的“貿易保護主義”。就在這次中歐峰會中，歐方再次提醒中方：“不製造可能引發貿易保護主義的條件，符合中國的利益。”事實就是，當美元貶值時，外匯儲備以美元為主、持有最多美國國債的中國，首當其沖，成為最大的受害者。     表面上堅持“對話”並好言勸說北京的奧巴馬政府，似乎已經失去耐心，正以實際行動，對付毫無誠信的中共。自以為詭詐得計的中南海，極可能上演“搬起石頭砸自己腳”的新編歷史劇。     面對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國際呼聲，溫家寶竟說出一句：這“實際上是限制中國的發展”。這等誇張表述，不僅是將經濟問題政治化，而且完全脫離了當今世界的文明語境；不僅毫無說服力，反而將中共領導人欠缺文明素養、無理取鬧的劣質形象，再度曝光於國際舞臺。     中共操縱匯率的反市場行為，成為西方拒絕承認中國是“市場經濟國家”的主要理由，中南海心知肚明，故在這次中歐峰會中，不再強求歐盟“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     這次中歐峰會的另一大議題，是應對全球氣候變暖。會前，北京宣佈：到2020年，中國碳排放強度比（每單位國民生產總值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量），將下降40%至45%。但歐方識破了這種“障眼法”，指出：這只是一個提升能源使用效率的承諾，北京仍將放任二氧化碳排放量隨著中國經濟增長而增加。     中國和美國，是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兩個國家；而從2006年開始，作為“最大發展中國家”的中國，已經超過作為“最大發達國家”的美國，成為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國家。中美兩國的態度，關乎全球應對氣候挑戰的成敗。美國總統奧巴馬已經確認出席預定於12月9日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並將在會上公佈美國的減排目標；中共則尚未表態是否派“首腦”出席，至於減排目標，北京的表述更是模糊其詞：各國“履行各自責任”。     中方的消極姿態，令歐盟不快，後者表示：如果中國不發揮帶頭作用，氣候變暖問題就無法解決。暗責中共無意擔當“負責任的大國”。     在該次中歐峰會中，溫家寶希望中歐關系“徹底摒棄歧視、對抗和遏制”、“增強戰略互信，永遠做朋友，不做對手”、“反對霸權主義，推動世界多極化，支持多邊主義”、“尊重彼此的文化傳統、社會制度和價值觀念”。     正如筆者多次論述的那樣，溫家寶的這些老生常談，實在應該首先在中國國內大談特談，對政治局談，對共產黨員談，對老百姓談；對持不同政見者，中共做到“徹底摒棄歧視、對抗和遏制”，“永遠做朋友，不做對手”；對少數民族，中共做到“尊重彼此的文化傳統、社會制度和價值觀念”；中共本身，停止“一元化領導”、“一黨專政”， 放棄政治上的“霸權主義”，推動中國多元化、多極化。如此，再到國際上念經，大致還能取信於人。否則，自說自話，仿佛“此地無銀三百兩”，徒留笑柄。       （12/1/09 原載自由亞洲電臺）

投書奧巴馬訪中：亮點與暗點

陳破空   11月，美國總統奧巴馬出訪中國。訪前，雙方冒出貿易戰硝煙。為遏制美中之間的巨大貿易逆差，美方對中國出口的輪胎、銅版紙、磷酸鹽等產品採取特保或反傾銷調查措施；作為報復，中方則對部分美國進口汽車展開反傾銷調查。在此背景下，緊迫的經濟和貿易議題，成為奧巴馬訪中的重中之重。   普遍預料，這位首度訪中的美國新任總統，其對話策略，乃是強化貿易主題、弱化人權話題。但奧巴馬在人權和民主領域的坦率表達，仍然令世人側目。   奧巴馬說：我有一個非常簡單的嚮往，代表了一些核心價值，就是，所有的人生而平等，都有著基本權利；言論自由、資訊自由和宗教自由，不是美國獨有的價值，而是人類普世價值，所有的人民、民族和少數群體都應該享有；作為政府，應當反映人民的意志，貿易應該是開放的，資訊流通應當是自由的，而法律應當保證這種公平。   這番話，是奧巴馬在上海與中國學生對話時，自然而大大方方地表達出來的。在場五百多中國學生，沒有提出像樣的問題，那是因為，這些“中國學生”，早已經過當局精挑細選，都是當局“信得過”的自家人。網友揭露：首先提問的“女學生”程熙，乃是復旦大學團委研究室常務副主任；第二個提問的“男學生”黃立鶴，是同濟大學外國語學院團委書記。兩人都是冒充的“學生”。另一個提問者錢文韜，則是上海交大密西根學院學生黨支部副書記。處處造假的中共，這回，又用假學生來糊弄美國總統。   美方並非完全不知情。奧巴馬特意回答了美國駐中國大使轉述一位中國線民通過美國駐華使館網站提出的問題：如何看待中國網路封鎖？   奧巴馬明確表示，反對封鎖互聯網的行為。他說：越是自由的資訊流通，越是讓社會變得強大，迫使政府為公民負責。他誠懇道：作為美國總統，處在強勢地位，他本人或許不願意聽到批評。但是，自由的美國社會，“迫使我聽到一些我不願意聽到的聲音，也迫使我審視自己正在從事的工作。每天都要反省，看我是不是真的為美國人民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這無疑是對中共領導人一語雙關的勸導：傾聽不同聲音，利國利民。   這位被稱為“互聯網總統”的奧巴馬，還以自己的親身經歷，說明互聯網動員對他勝選的巨大幫助。換言之，如果沒有互聯網，這位年輕的黑人，或許還沒有機會成為美國總統。保障資訊自由的互聯網，也保障了年輕人發展的機會。   奧巴馬還指出：像Google（穀歌）這類公司，是不到20年前，由兩個與在場中國學生一樣年齡的美國年輕人所創造。原本是科學實驗，卻帶來世界範圍內的一場革命。   這使人聯想到，互聯網最早誕生於美國，恰恰因為美國擁有當今世界最自由的環境。這類先進交流工具，絕不可能首先誕生於中國。由此反證，中共一黨專政制度，扼殺的，不僅僅是中國民眾的自由權利和獨立精神，進而也扼殺了中華民族整體的創造力和生命力。一個原本智慧的民族，在持續的獨裁高壓下，淪於愚昧，意志蕭條，精神萎靡，創造力枯竭。   奧巴馬明確告訴這些“中國學生”：美國不會遏制中國崛起。說：一個國家的強大不應該以另一個國家的犧牲為代價。美國總統的這一表態，本來沒有必要。因為，所謂“美國不願看到中國強大”，原本就是中共集團炮製的虛擬話題，正如二戰前日本軍國主義集團與德國納粹集團所炮製的那樣，是對其國內民眾的誤導與欺騙，煽動反美情緒，對抗文明世界，以達到其控制人民、嫁禍於人的獨裁統治目的。   美國總統的這一宣示，是對中共謠言的回敬。試想：美方鼓勵中國民主化，讓中國民眾享有更多資訊，讓中華民族復興創造力，豈能“遏制中國崛起”？相反，那只能讓中國變得更為強大。正如二戰後，在美國的壓力下，轉型為民主國家的日本和德國，分別迅速崛起為世界第二和第三經濟強國一樣，美國待之，是拯救，是幫助，而不是遏制。   反倒是，封鎖互聯網、控制新聞媒體、扼殺言論與思想自由的中共當權者，公開扼殺中國民眾的生命力和創造力。北京腐敗集團，才是“遏制中國崛起”的最大惡勢力。   奧巴馬到達上海時，大雨滂沱。他步出艙門，獨自撐傘，快速走下旋梯，前後僅十秒鐘。矯健身形，如旋風一般，令在場官員和記者們暈眩。這是奧巴馬訪問中國的又一精彩亮點。人們見證這位美國年輕黑人總統的風采：四十幾歲，體魄強幹，精力充沛，行動利索，機敏過人。這是奧巴馬的活力，這是美國的活力，這是文明世界的活力。   再度與中共領導人形成鮮明對照，他們多半老態龍鍾、表情麻木、動作遲緩，更不用說，其背後的思想保守、作風腐朽、生活腐敗。當政多年的胡溫等人，甚至還要受制於一名八十多歲的退休老人。中國政治的死氣沉沉，不言而喻。   稍後，在北京，奧巴馬與胡錦濤會談，話題廣泛，在經濟、貿易和環保等之外，奧氏當面敦促中共領導人早日恢復與達賴喇嘛的對話。這證明，訪中前暫時不安排會見達賴喇嘛，只是白宮的策略性措施，給中南海一個“面子”。可以預料，訪中返國後的奧巴馬，將在適當時候，大大方方地會見達賴喇嘛。到時，北京裝模做樣的“抗議”，也只會為國際舞臺徒增笑料而已。   奧巴馬在北京期間，與前任美國總統不同的境遇是，完全沒有機會接觸中國普通民眾，未知是中共有意限制還是雙方默契。據傳，還出現了不堪的一幕：奧巴馬的三名隨員參觀了毛澤東紀念堂。這比日本政要參拜靖國神社還要糟。這等於，當今有人去朝拜希特勒、史達林、波爾布特等屠夫。這一細節，如果屬實，無疑是奧巴馬訪中行程中的敗筆，暗點，乃至污點。（11/17/09 原載自由亞洲電臺）

投書漫漫流亡路，故國遙遠

陳破空   今年8月初，日內瓦漢藏會議期間，我同與會的朋友們曾拜謁攀盧梭故居。那是位於日內瓦老城窄街二樓的一間簡陋小屋，民權先驅盧梭當年生存的艱困一目了然。瀏覽著一幅幅十八世紀的人物與風景畫面，聽著耳機裏的中文解說，想像著盧梭顛沛流離的一生，不免傷感：那兩百多年前的流亡，早已在西方絕跡，而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依然沒有盡頭。當日前往參觀的衆多朋友，連同筆者，都仍然是流亡之身。由此看中西文明差距，至少也有兩百多年吧！     1989年6月，北京，黑雲壓城，槍林彈雨。大屠殺帶來大逃亡。北京民運骨幹紛紛南逃，大多取道廣東，經香港逃出生天。後來，更有“黃雀行動”的傳說，演繹種種傳奇故事。     那一年，作爲廣東民運最早的發起人和組織者，任教中山大學的我，受到廣東當局通緝（以“通告”方式），列爲該省四大“欽犯”之一。越是靠近逃生口，卻越是沒有逃生的打算。等到醒過來，思謀逃生時，已經太遲。周遭都是便衣特務，被盯牢看死。     書生氣十足，曾經以爲，逃走就是“罪上加罪”。因此，不敢逃。甚至在廣東當局的“通告”下，主動前往公安局，接受傳訊，以示坦蕩和“清白”。傳訊來傳訊去，最終鋃鐺入獄。漫長的“收容審查”後，被判刑三年。三年關押，大部分時間在看守所的暗室裏度過。因長年不見陽光和匱乏新鮮空氣，頭發變幹，猶如枯草；皮膚變薄，輕碰都會淤血；任何傷口或膿瘡，都久潰不愈。     1992年7月，結束第一次牢獄之災。滿懷重生的希望，希望卻很快破滅。八九的熱血，尚在周身蕩漾，滿眼卻是紙醉金迷的現實和醉生夢死的人群。無法融入那個酒池肉林的時代，無法適應那個銅臭熏天的社會。“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這是我被朋友推入歌舞廳時，心底唯一能升起的感受。     信件被檢查，電話被竊聽，行走被跟蹤，另加，每月被公安傳訊。這，就是九十年代，走出監獄的我，在中國的基本生存狀態。身體走出了監獄，精神卻沒有。感覺中，整個中國，就是一座大監獄。精神空虛，情緒低落，以至萬念俱灰。自感無法再在這個大監獄裏熬下去，於是鋌而走險：越境偷渡。1993年，兩次偷渡香港，然而，時過境遷，港方無情，竟兩次被遣送回國。兩度進入位於新界的新屋嶺收容所，都是突然被叫喚出去，突然被遣送回國。     第一次遭遣送時，港警急催簽字，領走隨身物品，旋即被送上一輛黑色箱型車，車上已經坐滿幾十名普通偷渡客。等到了中國境內，才發現，重要身份文件均不在隨身物品袋中。初時，還以爲是港方出於保護，怕我回去遭公安察覺和清算，有意暫時扣留我的身份文件。後來寫信給香港入境處詢問，該處楊姓處長複函，稱查無所獲，並指我已經簽字領走所有物品。     這才醒悟：貪婪，這人性中的惡，顯現在香港入境處的個別幹員身上。其中一名或者多名幹員，因貪圖我衣袋中一枚絕版六四紀念郵票，竟連同身份證和判決書等共八份關乎我生存的個人文件，悉數私吞。     第二次遭遣送時，問：“送我去哪裏？”一名肥胖港警面露狡黠地回答：“送你去美國！”我照例被推進一輛黑色箱型車，夾雜在幾十名普通偷渡客中，直接遣返中國。那一句兼具諷刺性和侮辱性的話，將讓我記取一生，成爲逆境中，激勵我自強不息的警句之一。真正的男子漢，奮發自屈辱。     第一次遭遣送，中共公安未察，尚能在國內苟且偷生。第二次遭遣送，被中共公安堵在增城收容站，依通緝令認出，當場被捕。由此淪入第二度牢獄之災。無需開庭審理，就被判處勞教二年。在花縣赤坭鎮的勞教場裏，我被強迫從事重體力、高強度、長時間的勞作。白天，在烈日如烤的碼頭擡石頭裝船；夜晚，在昏暗如豆的燈下趕制出口人造花。每天勞作時間超過14小時。我淪爲不折不扣的當代斯巴達克斯！     甘冒生命危險，也要揭露當局強迫犯人生産出口産品的劣行（違反國際通則）。親曆棍棒交加下的苦役，我暗自下了決心。在月光下寫的信，連同作爲證據的商標，經曲折管道，輾轉送達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亞洲人權觀察、美國之音。位於美國的勞改基金會也介入調查並公佈詳情。信件在國際上激起軒然大波。多年後，我才知道，我原是直接從監獄中向國際社會發信揭露中共強迫犯人生産出口産品的第一人。     迫於國際壓力，恐於經濟損失，中共當局提前數月將我釋放。監控和傳訊依舊。公安暗示，願意提供護照，讓我合法離境。於是，在亞洲人權觀察的協助和哥倫比亞大學的邀請之下，1996年隆冬，我踏上前往美國之路。途經香港時，想起肥胖港警的那句話。揮別故國，禁不住潸然淚下。     事實上，中共當權者對付政治反對派，主要就是這兩種手段：投入監獄，或者流放海外。定將反對派與中國民衆相隔絕。獨攬朝綱，死守既得利益。“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時至二十一世紀，中南海諸公腦袋裏，充滿的，依舊是古代封建統治者的遺訓。     厚重的國門，在身後關上。漫長的流亡，從此開始。從國內到國外，體會新的“圍城效應”：早先想出來，隨後想回去。最初幾年，思鄉心切，思鄉成疾，常常夜不能寐。睡夢中，竟多是童年場景：川北小鎮，崇山峻嶺，漲水季節咆哮翻濁的倒溪流。恰是：“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就中國反對派整體而言，“圍城效應”則又表現爲：裏面的想沖出來，外面的想沖進去。當海外流亡人士一波接一波嘗試闖關回國時，國內民運人士卻不斷有人要逃出來。在這邊，海外民運人士楊建利、張林、魏泉寶等潛返中國，因行程走漏被捕，身陷囹圄；在那邊，國內若幹同仁，爲了投奔自由，不惜冒死投海，劈波擊浪，遊到台灣，如唐元雋、燕鵬等。     鼓吹革命的海外志士王炳章和彭明，其歸國方式，卻是可怕的另一種：在越南和緬甸的反動政權配合下，他們竟被越境作案的中共特務綁架回去！不幸跌落陷阱的王、彭二人，分別被中共處以“無期徒刑”（終身監禁）。     漫長的流亡，也消磨了一部分同仁的意志。有人經不起中共誘惑，私下與中共達成妥協，回國經商，據說“一夜暴富”；有人接受中共“邀請”，回國走一走，竟至失去方向，辨不清雲裏霧裏。     著名知識分子王若望，臨終前，渴望葉落歸根，中共卻趁人之危，妄提條件，王老堅拒，含恨歸天。另一著名知識分子劉賓雁，病入膏肓之時，希望返國治療，遭中共斷然拒絕，客死異鄉。     八十年代，流亡美國的前中國中央音樂學院院長馬思聰，回拒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的親自召喚，甯願在異國獨吟《思鄉曲》，也不做返國之想。事實證明，馬思聰看透中共，清醒自持。後來，連胡耀邦本人都自身難保，因同情呼喚民主的學生，被逼下臺，蒙羞受辱，氣病而亡。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旅居法國的高行健，擲地有聲地宣佈：“不值得爲那個腐朽政權虛耗一生”、“決不回到那片罪惡的土地！”宣示作爲地球村的公民，已經放棄了那種狹隘的“國家觀”。     “未老莫還鄉，還鄉須斷腸。”這是唐末詩人韋莊的詞句。“老也莫還鄉，還鄉終斷腸。”這是我當年在獄中，延伸韋莊之語，寫入《望鄉》一詩的句子。這些詩句，到如今，倒似乎與現實愈來愈貼近。時光如梭，歲月如川。究竟想不想回家？漸漸地，成了一個難題。     幾度前往亞洲國家，環中國而行，過國門而不入。唯祖國，不得其入。遙望海天蒼茫處的故國方向，心中苦痛，猶如巨石千斤。望穿秋水，唯有淚光閃閃。總是在起飛回北美的那一刻，趕緊默禱，爲親人，爲祖國。何時撥雲霧而見青天，重逢至愛親朋、笑融淚臉？故土，沈重的思念。故國，越來越遙遠。     （在“回國權利研討會”上的演講，2009年9月1日，紐約。原載《北京之春》，2009年11月號）

投書大閱兵，共產黨缺乏自信

文 / 陳破空   中共建政60年，將舉行大閱兵和大遊行。據傳，這場盛事包括：從事背景表演的中小學生8萬；56個受閱方隊，兵力近6萬（部分假兵，為臨時招募的模特）；遊行民眾20萬、遊行車輛8000；等等。   不計成本的演練，早已開始。近月，大規模的演練更在北京、在天安門廣場頻繁登場。每當炮車隆隆，整個北京城就不得安寧。北京市民忍著、捱著另一出擾民大戲的落幕。反正，每一年都有“大事”，都要折騰北京人。2007年，有“十七大”；2008年，有奧運會；2009年，有“國慶60周年”…… 國慶前夕和期間，交通管制，民眾出門難，需繞道而行；生意遭殃，無數商鋪被勒令停業；學生受苦，家長抱怨孩子暑假被佔用，連續3個月，成天被集中，像機器人似的，在烈日下踢正步…… 記得20年前，八九學潮期間，當局不斷指控示威學生“妨礙交通”、“破壞正常工作與生活秩序”、“影響經濟建設”，秋後算帳時，大多數學生領袖被冠以“擾亂社會秩序罪”。如今，恰恰是當局自己，幹盡了“妨礙交通”、“破壞秩序”、“影響建設”之能事，只是，此時此刻，誰來追究當局的“擾亂社會秩序罪”呢？ 至少應該有人出來勸一勸，勸告中南海諸公：“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吧，何必如此勞民傷財！“保持社會安寧”吧，何必如此瞎折騰！ 訪民、農民工，照例被轟出京城；維權人士、異議人士等，則如文革中的“五類分子”，遭嚴格監控或管制。在中南海眼裡，階級鬥爭並沒有結束，而是愈演愈烈，非得“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不可。為了國慶安保，被動員的軍警和便衣不計其數，還嫌不夠，又動員了80萬“市民”，“維護治安”，興師動眾。別國安保，比如美國反恐，主要是保民眾；中共安保，則主要是保政權。 過度安保，只能證明：中南海極度缺乏安全感。胡江等人，就像極度膽小的孩子，又貪玩雲霄飛車，自己又嚇得要死。硬著頭皮，閉緊眼睛，只巴望這場危險遊戲快點收場。 何苦讓自己提心吊膽？在小孩子那裡，是好奇心；在中共那裡，是虛榮心。當政60年的中共，越來越緊張不安，因而越來越要面子；或者說，越來越要面子，因而越來越緊張不安；二者惡性循環。概在於，連中共自己，都懷疑自己當政的合法性，而毫無自信。 毛時代，馬路兩邊還站滿群眾；到了這江胡時代，連群眾都不讓站了。群眾不能靠近，群眾也不能圍觀，最好在家看電視，我安全，你安全，大家都安全。那“20萬遊行民眾”，大抵也是假的，都是“靠得住的”黨政幹部，或者，乾脆就是便衣大隊、線民大隊，冒充“人民群眾”而已！ 視任何人為潛在敵，包括那些從海外歸國看熱鬧的親共華僑。距民眾越來越遠，與民眾越來越對立，這便是共產黨的“進步”、中南海的“與時俱進”。於是，“國慶”將近，北京城毫無喜慶氣氛，只像是一場大戰爆發前的嚴陣以待，空氣肅殺。究竟是過節，還是遭罪？或許，過節的是中共，遭罪的是民眾。 當局揚言“實彈閱兵”，很多人不信，認為又要造假，因為，現場那麼多人，萬一擦槍走火，將如何？其實，當局的揚言，更可能是恐嚇，比如，嚇一嚇新疆維吾爾人：如果你鬧場，我就實彈射擊。 中共媒體宣稱，閱兵中展示的，95%是新型武器，“性能達到或接近世界先進水準”；眾多遠端武器，則顯示，中共已經“具備初級的海外用兵能力”，而共軍還“必須具備全球用兵能力”。中共似乎已經不在乎外界憂慮的“中國威脅”（實為“中共威脅”），不僅不再像從前那樣，為此百般辯護，反而自我張揚。 中共《學習時報》一語道破：軍事服務於政治。事實上，中南海所需要的，恰恰就是這種“中國威脅”（實為“中共威脅”），警告西方：休想搞“和平演變”，不得向中國推廣民主，共產黨決不是那麼好惹的。 大閱兵，大遊行，無外乎是要把60年的成績都兜攬到中共自己頭上。一個歷史最長的國度，一個人口最多的大國，一個最具經商意識的民族，論經濟，本來就應該是世界第一，僅僅因為曾經被中共人為破壞、糟蹋30年，而一度落後，甚至一度淪於饑荒。 都知道北朝鮮，民生維艱，卻好大喜功，動輒就搞大閱兵、大遊行，外界看得很明白：那是金氏政權缺乏安全感和自信心的病態表現。中共同樣缺乏安全感和自信心，同樣有此病態表現。其實，被中共劫持的中國，不過是另一個北朝鮮，一個被放大的北朝鮮；由中共把持的北京，不過是另一個平壤，一個被放大的平壤。中國人譏笑朝鮮人，不如譏笑自己，因為，那不過是五十步笑一百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