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兩會原本就是橡皮圖章，自2024年全國「兩會」進一步被弱化，以往的兩會，雖然總理的角色受限，但仍能在記者會上提供政策解讀，對市場傳遞一定的信號。取消總理記者會，意味著政策訊息的傳遞更加單向，只有「黨中央」的聲音，而沒有市場導向的政策討論空間。這意味著中國決策體系進一步向「黨中央」集中，呈現兩會弱化與決策集中化，黨權壓倒政權，過去總書記掌政，總理掌管經濟，習近平主導經濟政策的趨勢，早在 2018 年國務院機構改革時便開始顯現，至今更趨明顯。這種「黨權壓倒政權」的治理模式，使經濟決策越來越受到政治考量的影響，與過去鄧小平時期的市場化改革路線產生明顯背離。

長期以來，中共治理依賴「文件治國」，政策透過各級政府層層解讀，從中央到地方逐步落實。然而，當決策權過度集中於最高層，政策的內部邏輯便難以保持一致。以往，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可提供清晰的經濟方向，讓市場了解未來一年政策的走向，如今，政策方向由習近平拍板，李強執行，導致經濟政策在執行層面出現嚴重矛盾，甚至相互衝突。今年的兩會報告便充分暴露了這種錯亂狀態，尤其在五大關鍵領域，政策內部存在明顯的互斥性，使得政策的可行性備受質疑。

一、房地產市場 vs. 地方政府債務

房地產與地方債務問題便是一個典型案例。報告一方面強調「推動房地產市場止跌回穩」，提出降低貸款利率、減少首付比例、推動存量房收購等措施，試圖穩住樓市；但另一方面，又強調「穩妥化解地方政府債務風險」，要求控制地方政府舉債，甚至加快剝離地方融資平台的政府融資功能。這兩者本質上是衝突的。房地產市場回暖通常需要政府提供資金支持，然而地方財政已捉襟見肘，主要收入來源——土地出讓金也因市場低迷而大幅縮水。在此背景下，政府既要支持房市，又要減少地方債務，這無疑是左右互搏，讓政策難以真正落地。這是否意味著中央會透過「隱性放水」來解套？事實上，2024 年底，央行推出「城中村改造專項貸款」，本質上就是為地方政府變相輸血，2025大幅舉債就是大放水，逐漸成為大張旗鼓的『顯性放水』。

二、經濟增長 vs. 能耗降低

報告設定 2025 年 GDP 增長 5% 的目標，這一增速帶有濃厚的政治意圖，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政府強調要「擴大內需，促進科技創新，擴大投資」。然而，與此同時，報告又提出「單位 GDP 能耗降低 3%」，要求加快綠色低碳轉型。這兩者的內在邏輯並不協調。在中國當前的經濟模式下，傳統工業仍是主要的增長動力，鋼鐵、水泥、化工等產業不僅占據了中國 GDP 相當大的比重，也依賴高耗能、高排放的生產方式。若要達成 5% 的 GDP 增長，政府勢必要透過基建、製造業等領域拉動投資，這與「減少能耗」的目標形成直接衝突。這是否意味著中國會暫緩碳中和進程？2020 年，中國承諾 2030 年前達到碳排放峰值，2060 年實現碳中和，但在當前經濟壓力下，是否可能重新依賴高耗能產業來穩增長？但當前高耗能的產業已經產能過剩。

三、擴大消費 居民收入增長

報告強調“擴大內需，促進消費”，報告提出多項刺激內需的措施，例如發放育兒補貼、增加養老支出、推動家電換新等，試圖提升消費力。然而，與此同時，報告也指出居民收入增長目標與經濟增長同步，但 2024 年的數據顯示，居民消費價格僅增長 0.2%，反映出中國經濟仍面臨通縮壓力。消費並不僅僅是收入問題，更是預期問題。如2023 年中國青年失業率一度飆升至 21%，即便官方不再公布數據，但就業市場壓力仍然存在。當居民對未來收入缺乏信心，即使擁有一定儲蓄，也會選擇存錢而非消費，這正是中國當前「需求不足」的核心問題之一。在這種情況下，政府舉債推出更大規模的財政補貼，是否能形成真正的消費動能，還是資金停留在銀行？

四、國有企業改革 vs. 民營企業發展

中國政府在 2025 年工作報告中強調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優化國有經濟布局，同時提請全國人大審議《民營經濟促進法》，以改善民營企業發展環境。然而，實際執行上，國企的擴張正在擠壓民企的生存空間。國企享有政策補貼、融資優勢與市場准入便利，反觀民企仍面臨資金取得困難與政策不確定性。例如，國有銀行更傾向為國企提供貸款，民企則需承擔更高的信貸風險，使投資與擴張受限。此外，政府強化對平台經濟的監管，如對阿里巴巴、騰訊等企業的反壟斷調查，進一步影響民營企業的發展信心，導致資本外流與投資縮減。

儘管習近平表態支持民營經濟，但「國進民退」的趨勢仍在加劇，特別是在能源、科技、基礎設施等戰略性領域，國企壟斷格局愈發鞏固。若政府未能落實公平競爭機制，讓民企真正獲得與國企對等的市場地位，中國經濟的活力與創新力恐將進一步受損，長期來看，經濟增長將面臨更大挑戰。

五、科技自立自強 vs. 擴大對外開放

工作報告中強調「推動科技自立自強」，聚焦關鍵技術攻關，減少對外技術依賴。然而，報告同時提出「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鼓勵外資進入科技、電信等領域。這形成了一個內在矛盾：在美國持續加強科技封鎖、晶片出口管制趨嚴的背景下，中國一方面試圖擺脫技術依賴，另一方面卻希望吸引外資投入高科技產業。這使得外資企業在中國市場的角色變得模糊，若中國政府進一步強調自主可控，外資可能擔憂市場准入與技術轉讓政策，影響其投資信心。

此外，全球產業鏈已進入高度競爭與重組階段，中國若要真正實現科技自立，除了國內研發投入外，仍需與國際市場保持一定程度的技術交流與合作。若政策過度傾向自主研發，可能加劇外資撤離，使中國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影響力下降；但若過度依賴外資技術，又違背「科技自立」的戰略方向。因此，中國如何在「自主創新」與「對外開放」之間取得平衡，將決定其科技產業未來的競爭力與全球市場地位。

綜合來看，今年的兩會報告凸顯了政策制定與執行之間的落差，也反映出中國當前面臨的「內外交迫」困境。內部挑戰包括經濟下行、內需疲弱、地方債務危機、房地產市場低迷；外部壓力則來自美國的科技封鎖與貿易制裁，若川普重返白宮，對中國的關稅與科技限制恐將進一步升級，影響中國產業發展。

兩會報告雖然仍然強調「穩中有進」，但其政策設計充滿內部矛盾，既有政治定調的考量，也有對內維穩、對外宣示的意圖。然而，在決策高度集中、經濟形勢嚴峻的情況下，這些互相矛盾的政策成爲中國有史以來最爲混亂的兩會工作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