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論》李維史陀式的人類學回望——論自我超越的台灣民族論 | 專欄

[Newtalk新聞] 專論》李維史陀式的人類學回望——論自我超越的台灣民族論

發布 2024.02.28 11:57

陳竹奇在撰寫博士論文時，重新閱讀李維史陀「憂鬱的熱帶」，通過博士論文研究1920年代的日本，體會到當時日本與台灣面對資本主義化困境的共同境遇感。圖：陳竹奇提供

我始終不能明白，為何我會在撰寫政治學博士論文的最後關頭，讀完了整本「憂鬱的熱帶」，是因為我很憂鬱嗎？

如今我終於明瞭，這是一次李維史陀式的人類學回望，透過碩士論文，博士論文，以及投入台灣文學的書寫與研究，試圖建構一種自我超越的台灣民族論。

我的碩士論文題目是「近代台灣國家建構過程中的政權與社會形構」，試圖從社會經濟史去論述台灣民族的建構，我曾經為文批判史明的「台灣人四百年史」，我認為史明的台灣民族論，犯了階級決定論的繆誤。

但是我的碩士論文事實上還是受到史明的影響，嘗試從社會經濟史的角度來討論nation building，建構台灣民族論。一方面透過劉進慶、涂照彥等人的經濟史研究補充了史料的不足，一方面又經由柯志明的社會生產模式聯屬完成了台灣民族的社會建構論。這就是碩士論文企圖去研究的題目。

博士論文正是一次李維史陀式的人類學回望，看清楚了1920年代台灣現代化的歷程與轉折。

博士論文題目「政治菁英之論述對勞資關係的建構——日本大正民主時期（1912-1926）勞動政策的研究。」是研究日本在1920年代進行現代化過程中，因為資本積累的需求，也就是進行資本主義化的結果，勞資關係開始惡化所衍生的勞資關係衝突。

1920年代是日本現代化過程中的關鍵期與轉折點。

1920年代同時也是台灣現代化的起點。

對照日本的現代化轉型，台灣於1920年代則是由從軍事統治走向文治時期，從武力鎮壓走向現代化的建設。

台灣總督的任命從1919年田健治郎開始進入文官總督時期，同時，日本停止武力鎮壓，開始進行現代化的建設，殖民化等同於資本主義化，也開始進入現代化的階段。資本主義化對於提升整體社會經濟條件有一定的助益。直到1936年隨著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才又任命小林躋造為總督，回復武官總督。

由於深受馬克思生產模式論的影響，在從事台灣民族的社會建構論分析時，特別強調日台分工與勞動剝削等議題。直到撰寫博士論文，研究日本社會在1920年代的變化時，才在博士論文撰寫的最後關頭，進行了一次李維史陀的人類學回望，發現日本與台灣當時面對的是共同的處境，分工及剝削等概念無法窮盡兩者的關係，過度強調殖民與被殖民的剝削關係，反而忽略了經濟增長的動態面向及共同利益的形成，也就是從個別行動的理性計算衍生邁向社會公共理性的共同利益與公共財的產生。

人類學的研究對象是人，但從「他者」日本的發展歷程看到「自我」台灣，兩者其實處於資本主義發展初期的原始積累階段，具有歷史發展的共時性。

「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的分工模式並非靜止不動的，晚近的研究已經發現日治末期的工業生產比重已經超越農業而改變了過去台日農工分工模式的論述與觀點，換言之，殖民化的歷程是動態的，無法完全用剝削邏輯來概括。

從月夜愁看見發達資本主義的憧憬

伴隨著台灣的工業化，都市化首先從台北往南蔓延開來。

攤開那時候的照片，可以發現台灣總督府的周圍幾乎都是稻田，遠非現在高樓大廈林立可以比擬。

公視播出的「歌謠風華-初聲」，描述作曲家鄧雨賢的一生，重現1930年代大稻埕的歌謠風華，1933年由古倫美亞唱片公司掀起的台語歌風潮，是資本主義初期發展下的文化表徵。

其中有一首「月夜愁」常為人稱道，內容描述情侶們在月光下，前往三線路散步，因為夜燈頻添浪漫氣息，所以這個位於目前北市中山南路的新開闢道路成為情侶們的約會聖地。

這首「月夜愁」讓我們看見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人們因為物質生活改變而產生的心靈變化，也可以說是對發達資本主義的憧憬產生了浪漫主義的詩人們，如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在其著作中所分析的，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必須跳脫唯物主義的巢臼，看到人們因為物質生活改變而產生的心靈狀態，如發達資本主義其實正是詩人浪漫及鄉愁的物質基礎。

現代化帶來了現代主義，也衍生的現代性的問題。然而究竟何謂「現代化」，如果社會物質生產條件沒有資本主義化的過程，是無從體會，也無從產生這樣的精神文明狀態。

隨著生活的富裕，殖民地被這種文化氛圍帶動，對於藝術創造等有更深的需求，從而開始從殖民地台灣前往日本本土學習歐洲的近代文明，並且反饋到自身而開始從事藝術創作，他們的作品不但體現了當代的物質文明呈現的精神狀態，也證明了殖民地子民在擁有相同的物質條件下可以發揮自身的藝術天分，而在這點上超越了殖民與被殖民的支配關係。

看到江文也接受古典音樂的訓練教育而創造了台灣舞曲等管弦樂曲，歌頌自己的故鄉，甚至將孔廟祭祀音樂透過管絃樂重新編曲為「孔廟大成樂章」，贏得奧林匹亞國際大賞。他的音樂不但具有本土性，且具有世界性，早已是全球化的先驅，超越了國族想像與傳統的民族主義。

陳澄波等人的畫作雖沿襲日本當時盛行的印象主義畫派，但是，返回故鄉台灣後，開始以故鄉為創作題材，不能單以歐洲的文化輸出與日本的轉化來理解，而應該跳脫作者論視為是殖民地主體性的一種展現、轉譯與自我詮釋。

直到張文環運用「夜猿」的隱喻來對抗皇民化運動的論述，就掌握話語權的能力而言，已經足以與殖民者抗衡，進行一種象徵革命，這些都顯示殖民地子民的文化論述能力已經超越了殖民與被殖民的單向權力支配關係。

我們可以重新省思西川滿所謂的「糞寫實主義」雖然代表官方的意識形態，卻不足以摧毀楊逵與張文環等社會寫實書寫與民俗書寫策略。

至此，台灣民族的建構分析將從社會經濟史的台灣民族論走向文學文化史的台灣民族論。

我們也可以印證同一時代的上層建築風貌，包括台灣文化協會（1921）及台灣民眾黨（1927）企圖對民眾進行知識啟蒙運動，以及與日本總督府所代表的殖民政權爭奪文化霸權的知識份子集團展現的能量與動力。

隨著大日本帝國資本積累的擴張需求，昭和法西斯軍事政權形成，大正民主的火苗遭到威權復辟壓制，從阪垣退助以來受惠於日本大正民主浪潮的台灣民族建構運動也開始式微，日本因應太平洋戰爭恢復了軍事統治。

但民主的火苗並未完全熄滅，大正元年（1912）憲法學者美濃部達吉提出的「天皇機關說」在大正時期為日本的君主立憲體制留下珍貴的文化遺產。

而在台灣，文化協會透過知識啟蒙而發動的文化革命，讓威爾遜的「民族自決」在菁英階層與知識份子間廣為流傳。1930年，新文協中常委黃石輝以「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一文，掀起台灣的第一次鄉土文學運動，也是第一次白話文運動，台灣民族的社會建構終於延伸到了語言及文學的領域，徹底滲透打通了上層建築文化與意識形態的任督二脈。

台灣民族論的自我超越

如果說台灣民族論第一次的挫敗是因為昭和法西斯軍事政權，那麼第二次的鄉土文學運動，則是代表台灣民族建構，對於國民黨軍事威權的反撲，從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直到1966年蔣介石所領導的軍事威權企圖透過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對台灣的民族記憶進行徹底清洗時，一種缺乏物質基礎的反撲，縱使軟弱無力，但是，他啟蒙了本土的政治力量必須對國家機器先進行改造，從而到了1980年代經濟起飛後，掌握了資本的力量去挑戰國家機器。

國民黨的本土化，再加上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選，直到政黨輪替、第二次政黨輪替，國民黨已經主動或被迫逐漸從黨國體制中被分離出來，並融入台灣民族的社會建構中，尤其是當「台灣國民黨」與「中國國民黨」進行區隔時更加明顯，台灣認同已經逐漸取代了中國認同，這在最近幾年公布的諸多民調都可以看到這個趨勢。

2019年以來武漢肺炎加速了台灣的民族建構與中國的民族建構的分離，武漢肺炎使台灣的共同境遇感更加強烈。而近幾年的武統威脅更是使得命運共同體的客觀情勢越加明朗，畢竟任何一種軍事行動都將使得台灣全島全境籠罩在死亡的陰影中，而無法區分前線與後方。

台灣人意識的辯證統一顯得更加清晰，不管是本省人、外省人或者原住民，對於做為「他者」的中國而言，我們做為台灣人自我認同的「自我」都是台胞，都必須拿著「台胞證」才能進入中國的國境，台灣意識與台灣認同的「一體化」在客觀的國境與海關管制下形成一種牢不可破的界線與疆域。

中共軍機每一次對海峽中線的挑戰與逾越，更加證明了中線的存在。

軍事威脅在市民社會不斷深化「共同境遇感」，遭到軍事威脅的「共同的境遇感」無比真實。有賴解放軍日以繼夜的提醒、再提醒，深化、再深化，終致牢不可破。想像的共同體已經不僅僅是依賴Bendick Anderson所提出的「印刷式民族主義」，而是youtube、instagram、facebook、twitter、telegram、LINE、whatsapp等等新興的社群媒體。

為了重新詮釋客觀存在的軍事威脅，為了重新建構一個不同的世界觀，為了應付龐雜且日益增加影響力的社群媒體，龐大的戰略資訊部隊一如龐大的傳統部隊一樣重要，宣傳戰始終是現代戰爭不可或缺的一環，具有前現代性質的軍事威權，盡管經濟上採取了市場社會主義，但仍顯露傳統中國專制主義的特色，又企圖駕馭已經跨越到後現代的社群媒體，因此，常常發現失控的狀態溢出軍事威權所能控制的範圍。

台灣民族的社會建構已經無法走回頭路，昭和法西斯已被擊敗、國民黨威權體制已經轉型融入台灣社會，這都是台灣現代化的難題遭到克服的表徵，如今的敵人仍是前現代的軍事威權，台灣的確需要第二次的現代化，需要繼續進化，以應付新的現代化難題。

台灣民族的自我認識更顯得更為迫切，而第三次鄉土文學運動已經悄悄地展開，體現在陳耀昌的「島之曦」對文化協會啟蒙運動的回顧，「傀儡花」中透過羅妹號事件回顧台灣如何進入大航海時代的視野。展現為胡長松的「復活的人」對於西拉雅族的根源探索，也由「幻影號的奇航」中認識美中爭霸下台灣面對的國際情勢。由陳竹奇的「Psoseongana」所書寫，一方面藉由對土地的認同形成自我認同，並企圖過渡到生態哲學觀點來營造兩岸和平共存的思維。同時在「北京的秋天-一個情報員的臨終告白」中想像台海緊張情勢逐漸逼近戰爭的可能。

台灣或許會被消滅，因為一顆核彈幾乎便可達成。

但台灣民族構成的獨特性已經被意識，被書寫，成為台灣人的自我意識。

這就是台灣民族的社會建構，他是一股民間社會由下而上的力量，內生於台灣社會，不因領導人個人而改變。並且體現在台灣文學的傳統中，它是後殖民的，南島語族的，以原住民為方法的，多語言的，社會建構式的文學傳統。

新近在日本熊本設廠的台積電提供了這種論述相當的物質基礎。歷史的巧合使得台灣與日本又再度成為「命運共同體」，日本跳脫三十年的經濟泡沫化困境，這一次跟一百年前不同的是，台灣不是以糧食供應解決日本米飢荒問題，而是以半導體的核心科技為日本的半導體產業注入新的活力。

作者：陳竹奇博士，高雄大學退休教授

右手寫歷史，左手寫文學。
台灣嘉義人，目前從事台灣文學研究。
主要領域為現代性、後殖民書寫，專事寫作。

出版詩集《光影之間》、《這究竟仍是一場夢》
短篇小說集《以父為名》、《涵碧樓傳奇——雲林故事集》（致良出版社）
長篇小說《Psoseongana》

參考書目

陳龍廷 2010〈隱喻與對抗論述：決戰時期張文環的民俗書寫策略〉臺灣文學學報16：53-84

陳俊昇，1992，〈社會形構、民族主義與意識形態--評台灣人四百年史〉，中國論壇雜誌，一九九二年九月一日。

陳俊昇，1993，〈近代臺灣國家建構過程中的政權與社會形構〉，私立東吳大學社會學系碩士論文，一九九三。

陳俊昇，2010，〈政治菁英之論述對勞資關係之建構－以日本大正民主時期的勞動政策進行研究〉，2010年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論文，二O一O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