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夏天我從中研院近史所退休、緊接著到國史館任職之前為止，總共已經出版超過10本的口述歷史，在台灣歷史學界可以算是「名列前茅」吧。作為我研究戰後台灣政治史、尤其是研究戒嚴時期政治案件的基礎，口述歷史的重要性不亞於檔案，而我第1本的口訪成果是2000年中研院近史所出版的《口述歷史》第10期：蘇東啟政治案件專輯，第2本是2002年出版的《口述歷史》第11期：泰源監獄事件專輯；這2個案件的追查，很大的程度是透過蔡寬裕前輩的協助，才順利找到適當的受訪者。
從蘇東啟案到泰源事件
從我為了研究蘇東啟案而初次正式訪問蔡前輩，到2017至2018年為了執行人權館委託案而訪問蔡前輩，乃至2019年夏天我來國史館任職以後的補訪，前後有20年左右的時間，其實歷經不少非正式的訪問（請教），如今終於要出版一本有頭有尾的訪談錄了，可以說是完成彼此的一樁宿願；這次的「滿願」當然也要感謝中研院近史所以及國家人權博物館，願意將相關的著作權授予我們。本書的形成既然歷經長時間的「積累」，內容不免有些許的重複，還望讀者鑒諒。
就蘇案而言，蔡前輩不但在獄中、獄外與諸位受難前輩相熟，由於他常住高雄的時候不時開車去台中或台北，路過北港常會去找蘇東啟「秉燭夜談」，所以對蘇東啟政治案的細節以及蘇本人與李萬居之間的關係，知之甚詳。
就1970年泰源監獄事件而言，國民黨政府認為這是「劫械逃獄案」或「獄中再叛亂案」，對支持台獨的人而言則認為是一樁革命事件，蔡前輩就是當時參與其事的外役，事發之後雖然因鄭金河、江炳興等烈士一肩挑起而沒有擴大偵辦，蔡前輩和柯旗化等「涉嫌人」一樣──在綠島感訓監獄刑期滿了之後──還被留訓在綠指部3年，在這個意義上，他也是泰源事件的受難者之一。
「受苦一輩子有什麼意義？」
十幾年前我做完泰源案的口述史以後，曾經遠赴台東縣東河鄉，進去泰源技訓所（即昔日泰源感訓監獄）參訪、拍照，2018年初我為了執行人權館委託的泰源事件研究案，再度造訪泰源的時候則與蔡前輩同行，當時我們夜宿台東的溫泉旅館，我也是隨身帶著錄音筆，「浴前浴後」繼續進行不知已經是第幾次的訪談。所以，蔡前輩平常很少對外人說起的複雜身世，終於可以比較完整地記錄在本書中。
本書不只是一般政治受難者的口述史，因為蔡前輩的生命經驗擴大了政治受難的意涵，例如：他出獄以後在台中開工廠、聘用不少「難友」，繼續與警總打交道；解嚴後參與組織台獨政治犯為主的聯誼會（2000年他們的團體曾經租遊覽車去屏東墾丁旅遊，我當時帶著錄音筆隨車南下，在墾丁一起過夜，我記得張世欽、黃錫琅2位前輩的訪問就是在那天晚上完成的），成為反對運動的一環。
此外，他和蔡焜霖前輩一樣常常受邀參加人權館的委託案審查，我若有機會和他們一起開會討論，每每感受到他們2人不但博學多聞，而且有心志堅定卻又兼容並蓄的性格。
最重要的是，蔡前輩對於轉型正義的追求鍥而不捨，包括馬政府時代的龍應台部長、王逸群主任，蔡政府時代的鄭麗君部長、陳俊宏館長、楊翠主任委員，以及立法委員柯建銘、謝聰敏、尤美女乃至國民黨籍的陳學聖、蔣萬安等等，都是蔡前輩不斷遊說、接觸或「周旋」的對象，其中關於《促轉條例》、《國家人權博物館組織法》、《政治檔案條例》等重大的轉型正義立法過程，都可以看到蔡前輩的身影，本書也儘可能在這方面做了記錄。
活著是為了說出真相
《轉型正義：邁向民主時代的法律典範轉移》一書的作者、美國紐約法學院教授璐蒂．泰鐸（Ruti G. Teitel）於2019年7月曾經來台訪問，她在一場座談會中指出，世界各國對於如何面對昔日的加害者會有不同的決定，例如阿根廷民主化以後軍人的力量較弱，所以可以進行追究審判，但同是在南美洲的智利，民主化之後軍政府的力量還很強，轉型正義的工作就以和解為主——後來這方式被南非學去、成為所謂的「南非模式」。
要之，轉型正義標榜的真相和正義不是理想化的正義，而是一種確實可行的正義。台灣政治民主化以後的轉型正義，是從1990年代國民黨執政的李登輝時代開始，歷經民進黨執政的陳水扁總統、蔡英文總統時期並沒有另起爐灶，只是延續和深化，其中理想與現實的拉鋸，大概很少人能比蔡寬裕前輩的體會更深刻了。
謝聰敏先生曾在他自己的《台灣自救宣言：謝聰敏先生訪談錄》中自問：「受苦一輩子有什麼意義？」他以自己年老了還為台灣戒嚴時期的人權問題奔走，甚至不惜和政府打官司為例，說這是他做為一個政治犯的意義所在，也就是Creative Suffering！我認為蔡寬裕前輩所實踐的，同樣是這個意義和價值。
最後，感謝前衛出版社願意和國史館合作出版這本書，當我們在尋思本書的書名時，負責編輯的楊佩穎小姐說，她最感動的部分是：泰源事件烈士之一的詹天增，準備赴義之前還交代蔡前輩—要活下來，以便為後人說出真相。於是，我們就決定用「活著說出真相」作為書名了。
作者／國史館館長 陳儀深
國史館館長陳儀深。 圖：林朝億／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