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模式相對於日系企業，台商在東協沒有開發援助連結政商關係，也沒有厚植NGO群連結當地的社會關係，協會內部也缺乏堅強統一的領導風氣，所以台商很難一統在政府麾下長出像日本團塊或網狀有秩序的產業群聚。但是台商海外體質強韌，產業多元且整合供應鏈能力強，與當地財閥建立關係靈活而充滿生命力，其擴張力遠遠超越新

日本漫畫家新海誠為一家建設公司拍動畫片「會留在地圖上的工作」來招募日本的工程人員到土耳其建造連通歐亞海峽隧道、到越南規劃通往世界的機場、開闢斯里蘭卡第一條高速公路。一家建設公司能在海外拿到他國如此重大的建設，背後母國的官方與公協會應該出了不少助力。東協（ASEAN）是東亞地區最完整的區域組織，今（2

經過一週的接受期，全球已稍稍從川普當選美國總統的驚悚中回神，各國領導人紛紛發表說法以安定國內的民心。熟悉台灣的白宮幕僚長是第一顆定心丸，日本安倍首相也說，TPP美國不推，換日本來推。全球看美國逐漸進入第二週的冷靜期，從川普的選舉立場回歸到共和黨的基本原則。其中有一派認為，川普若帶領的美國回到孤立主義

新南向公布之後各界對這項政策詮釋有如瞎子摸象，關心不同議題的人看到不同的面向。社會文化工作者側重新住民、移工問題，教育界著重獎學金帶動人才培育，台商要求加強商業人才供給等，可預期的是，之後政府相關部會所提出新南向政策計劃總匯，好比就是把這隻大象的部位一一拼湊起來。但是指引這隻大象往哪裡走，怎麼走的方

一位政府官員問我，台灣可不可以不做新南向？不論是地緣經濟還是地緣政治，台灣自絕於東協的發展，等於自絕於全球化的浪潮。台灣的區域經濟必須利用東協的位置與規模與全球整合，台灣的國際外交也必須利用東協的平台與合縱跟全球接軌。亞太經濟的新引擎已在東協啟動，個別國家領頭的分隊列車過站好幾班，台灣豈有不跳上車廂

城市國際化的行政作為繁多，舉凡財經國際接軌到路標雙語化、經濟海外連結到文化資訊交流，看看亞洲最國際化的城市新加坡，國際化一直是她的保命丸。然而，歐洲也有很多國家是完全國際化的，但長久而言卻沒從國際化那獲得甚麼好處。所以，達成國際化並不代表解決了一個城市或國家的困境，而設定「為什麼要國際化」的戰略目標

2015年最後一天，東協共同體誕生，東協10國經濟一體化正式成立。在亞細安(ASEAN)是一個單一市場、一個單一生產基地、一個高度競爭性經濟地區、一個公平的經濟發展和一個完全融入全球經濟的區域。從今天起東協正朝向區域經濟內境內免稅，商品的自由流動，服務、投資、勞動力、資本的自由流通。2016開始，東

公司成立於獨立建國前 大華醬油在1947年由現任董事經理白毅柏的祖父白清泉成立。當時新加坡還沒有建國，醬油是珍珠山頂家庭式的釀造生意。建國後勉強稱得上是傳統工業，但即使新加坡的經濟起飛翻了好幾番，大華醬油始終是家傳事業。 白毅柏說：我們做的是跨世紀的產品。中國發明醬油已經有3000年的歷史，日本醬油也傳承500年，「好好做就可以做成百年企業」。既是家族事業，進入公司後他個人先從掃地做起，兄弟姊妹也在公司上班，負責不同業務。「和諧很重要，利益分配均勻是關鍵。」 白毅柏的祖父是外行人做內行人生意，在完全不懂的情況下由原始的釀造工法做起。在技術方面，他一向不恥下問，向有技術的師傅討教釀造方法。在銷售方面有路就走、有店就停，一步一腳印推出自己釀製的產品。白毅柏年輕時也到台灣醬油工廠駐地學習製程。台灣醬油用小麥、黃豆片釀造，新加坡醬油則用麵粉及黃豆。70年代大華與台灣味全合作，接受台灣技術指導，以機械化、標準化生產，至今仍維持只做100%純釀造醬油。 大華醬油同時也代理味全產品和可美特番茄醬，並進口洋菇、蘆筍、玉米筍、草菇、荔枝、龍眼等加工罐頭食品，成為新加坡的台灣罐頭食品總經銷商。工廠設備、包裝機器一直以來都是向台中沙鹿的機械廠購買，連穿梭其間的製程顧問也來自台灣。雖然台灣一連串的食品風暴，白毅柏對台灣食品依然非常有信心：「食品標準，台灣其實很標準。台灣人不要對自己失去信心。」 醬油也要跟著知識經濟的浪潮轉型 品質就是生命，要延續生命就得靠品牌。雖然是家族產業，白毅柏希望大華是知識型的廠商，不斷升級。新加坡政府一直強調提升生產力，但光擴張規模並不能持續獲利，必須提高技能與創新。醬油事業雖然是傳統產業，也可以是知識產業，因為人的口味是不斷在改變的。新加坡本地從吃豆腐乳的社會變成吃Cheese的社會，所以大華醬油除了接受ISO品質認證外，也要求員工技能要提升，考究當地口味，研發創新元素，與時俱進。 白毅柏以Logo為例，當年祖父為了迎合外銷國際化，從紅色字體改成黑色字體，雖然很多人難接受，但為了國際化必須求新求變。口味也是如此，要配合不同的外銷市場，不斷轉型及開發增值產品。為了迎合中東與歐洲的華人市場，而有蒸魚醬青與中式滷汁等產品的誕生。醬油不再只是調味，除了色香味外，也開發更高級的名貴醬油，醬油裡的蛋白質高到可以跟雞精媲美。當代的經濟競爭就是以知識為基礎，保留傳統的美味、加入當地的元素、尋求創新才能是未來傳產的競爭強項。 外銷為主的新加坡品牌 新加坡作為地圖上的小紅點，國內的市場小，想要擴大生產，只能通向全世界；唯一的出路，就是外銷。大華醬油目前主要外銷至中東及歐洲市場，而不在東亞與中國、台灣、日本醬油激烈競爭。白毅柏提到，新加坡中小企業在國內競爭，就像被人家打大的孩子一樣。在國際方面，中國醬油的售價只是新加坡的成本，在價格廝殺的時代，唯有以品質掛帥。所以他最擔心代理商不懂產品的品質而不會賣，存放太久品質變壞，反而砸了招牌。 在品質監管方面，新加坡農糧署管得很嚴，食品工廠分A、B、C、D四級，政府定期檢查，作為每年重新更新執照時的標準。白毅柏說，這種雷厲風行造就了「新加坡」這三個字，在海外市場成為標準與安全的代表。 政府牽線搭橋拚外銷 新加坡有強大的政聯企業，淡馬錫相關企業在海外叱吒風雲的事跡大家耳熟能詳，但中小企業就相對弱勢許多。為幫中小企業開拓國際市場，新加坡國際企業發展局（IE Singapore）扮演了相當關鍵的保母角色。IE Singapore在全球設有超過35個辦事處，幫中小企業尋找海外夥伴和商業網絡，算是居功厥偉，在協助企業融資方面，對中小企業也有最實質的幫助。 「新加坡」這三個字本身就是優良品牌。新加坡是中立的小國，除了地點佔有優勢外，又有西方的商業文化。白毅柏說，「通曉英文讓我們獲得最新的技術和資訊」，即使是傳統工業也可以不斷換代升級。英文能溝通，對國際的文化瞭解，有很大幫忙。這就是新加坡傳統產業的知識化利基。加上政府有一套完整輔導中小企業的制度，這是身為新加坡企業的好處。只要會申請，就能受到政府幫忙。金融管道多元，融資容易，事半功倍。 白毅柏認為，IE Singapore在國外打組織戰時最有用，除了扮演旗艦手外，國內食品公會的團結也很重要。他身為新加坡食品廠商聯合會的會長，扮演了商家與政府溝通平台的統合者。公會早期從20幾家廠商到現在的360多家，每次外銷展覽都獲得政府的支援和補助。之後與海外企業的媒合，政府也做好事先接洽與事後服務。員工技能提升，廠家也幾乎不用出錢，多是政府補助。白毅柏說，曾通過總商會得到新加坡政府資助，請台灣生產力中心來進行技能訓練。 年輕化是新加坡食品廠商聯合會的特色，企業的第二代、第三代都進來了，平均40幾歲。白毅柏認為公會傳承講究奉獻的精神，有一個固定會所後，新一代一進來就訓練他們把公會的職務當成公務來做，培養出為其他廠商服務的興趣。食品公會雖然年輕，但講求紀律，如此反而比其他組織更有活力，這樣也才能讓公會走得長遠。新加坡政府領導講求要有能力，食品公會講求幹部要有奉獻精神。 新加坡最厲害就是無中生有 做醬油面臨所有傳統產業的困境，但不管經濟好不好都要吃。3000年以前沒有醬油，日本料理不盛行時，醬油也沒沒無聞；現在醬油已經成為料理的必需品。但在新加坡，土地、人力資本皆貴，目前大華在JalanBesut工業區的廠地有16.5萬平方公尺，已經是搬了第三次的廠地，未來還要面臨很多挑戰。新加坡最厲害就是無中生有，「我不相信富不過三代，我相信我會找到更多的市場。 」白毅柏丟下這句話，就載著一車員工生氣勃勃地去參加食品公會的晚宴了。 作者：黃瓊雅（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 研究生）

新加坡工商界很少人不知道胡進勝，即使是學界對他也不陌生。這位安益(Annaik)執行主席兼總裁同時也是新加坡中華總商會董事、五金機械公會會長。胡進勝走出校園後在軍隊待了5年半，出來從五金店學徒開始做起，就這樣搬貨、送貨，送貨、搬貨，做到獅城社團、商團的領袖。 新加坡人貿易之子 新加坡沒有任何自然資源，只有一個絕佳的轉口貿易港，在新加坡只能做貿易，買進來再賣到周邊國家去。原產品在此加工轉口到歐美各國，製成品到此停留，分銷至鄰近各國；隨之服務的銀行業跟著發展，培養出堅強的金融業。加上政府大力鼓勵企業向區域及國際發展，專門成立一個外貿部門IE Singapore，全程服務與先進國家保持密切合作。 在這個環境下，胡進勝的五金行初步跟日本採購，再轉賣到其他國家。後來台灣、韓國工業發達，價格又便宜，他即從台灣、韓國買貨，再轉賣給日本，以賺取中間的價差。隨著工業發達的腳步，建築業、石油化工業每個行業都要用到五金，胡老闆的五金行需要更大的地方存放，成本就像爬梯子越來越高。好在買一個零件就要買一整組，與其他同業合縱連橫下，生意越做越大。既然可以買可以賣，為什麼不自己做？胡進勝從「幫人家做，不如自己做」開始打造自己的五金帝國，於是從庫存商提升到生產線，從調貨行變成幫人貼牌的廠商。 被價格追著跑，客戶變股東 新加坡的工資高、土地貴，必須到周邊國家去設廠。胡老闆跟台灣的供應商合作，從客戶變股東，合夥開始在中國大陸設廠，台新聯手第一個將大陸的法蘭盤賣到日本去。幾年下來，這對台新兄弟被價格追著跑，從崑山到無錫再到蘇北，前前後後投資3000萬美金。這2年大陸生產價格再攀高，再跑！不行就跑！現在跑到馬來西亞檳城。後來胡進勝又跟鹿港的台商客戶共同做閥門，為了降低成本，「我們一直在看，下一站要跑到哪裡去？」 新加坡的經濟轉型是很殘酷的。當初1985年經濟衰退，政府要以高附加價值產業取代勞力密集產業，就是以提高工資的方式迫使勞力密集產業轉移到馬來西亞去。胡進勝說，台灣製造業銷售還是要走向國外，製造廠地若留在台灣，必須要有別國做不到的特殊零件才有優勢；不然地球是平的，價格要素流來流去，到哪裡都要被價格追著跑，所以我們還是要創造別人沒有的價值。 台灣承接日本的技術，品質做得比日本更好，價錢又更低，工廠管理技術一流，只是較少用英文交流，沒有新加坡對東南亞的人脈優勢。新加坡跑得比較快，加上國際金融優勢，做海外生意，最容易受匯率影響，因此新加坡的金融體系發展出幫企業避險的很多服務，新加坡也對周邊國家有較強的政治敏感度。 產業的聚集要靠公會的力量 「我很喜歡跟台商合作，在海外看到的台商，就是互相照顧，一說是台灣人就馬上變成自己人，不同行業互相合作，同行也會互相幫忙。新加坡人較怕輸，出外投資很低調。台灣的五金品質相當穩定，價格便宜，薄利多銷，但在國外就面臨傾銷稅的問題。胡進勝擔任會長的五金機械公會與高雄五金同業公會結為姐妹會，與台北五金同業公會結為兄弟會。「互相幫忙！我需要這個零件你就賣給我，你要這個搭配我就賣給你。」胡進勝滿面笑容地說。這個行業重感情，酒逢知己，容易打成一片，同業攜手一起打天下。 很多人把五金產業視為夕陽產業，沒甚麼競爭力，但在新加坡卻看到企業的下一代持續進來，胡老闆非常希望年輕的頭腦把五金產業變成朝陽產業。五金是死的，但頭腦是活的。五金工業也像電子產業，也有他們的生產鏈，胡老闆再次強調「買一個零件就要買一組」，訂單大，動員的會員就越多，這裡可是有很多頭腦在裡面，最重要的是公會的成員要合作，就像坐在同一條船一起航向海外，惡性競爭最後對這個行業一點好處都沒有。 新加坡優勢就是取百家之長 胡進勝帶我們進入他的倉庫，其中最無價最珍貴的產品就是新加坡這塊招牌。他說他從新加坡取百家之長的智慧中，學到靈活運用國際生產要素。建國初期，新加坡從馬來西亞和泰國引進女性勞工，從孟加拉、緬甸和印尼引進男性勞工。工業起飛後，引進歐美人士做管理，引進中國科學家做研發。人才的組合是這樣，機械零件也是如此。 胡進勝公司在新加坡上市，是為了讓企業更透明化、人才化。公司不是靠一個人，而是一套SOP，有董事們危機管理，讓一切變得更理性。把賺的錢透明化，用來獎勵員工並分享成果。讓員工當小老闆，胡進勝做生意的宗旨就是創造雙贏，大家的飯碗都不要打破。「我的人生哲學就是獨樂樂不如眾樂樂，賺錢要大家一起賺比較快樂!」胡進勝手拿著一個螺絲說道，「我是螞蟻命，把工廠當做第一個家，家裡才是第二個家。全身充滿工作細胞，多年來不是成就驅動我，而是成就感驅動我。」。 建設在那裡五金就在那裡 五金產業競爭激烈，在中國，胡進勝轉移做環保事業，已擁有5間污水處理廠。當初從交貨給新加坡新生水廠，因而兼做工程而通曉如何蓋污水處理廠。幫人家做不如自己做，況且用自己的產品比較便宜。光中國的農村污水，整個中國要做完，就有幾十年的商機。 胡進勝接著說，中國的一帶一路最後誰是贏家都無所謂，台灣跟新加坡的商會要能合作交流，一起趕上這波商機才是重點。況且東南亞國家還在發展中，馬來西亞、印尼這兩個資源豐富的國家，現在及未來就有很多建設要發展，有建設就要五金。東盟即將是世界第二個工廠，東盟之後還有印度。 直至今日，縱使全球的經濟進入大數據、雲端產業、網際網路，只要跟著市場跑，看得見摸得到的必需品一樣可以長長久久。五金產業絕對不是夕陽產業，在胡進勝眼中依然是明日產業。 作者：黃瓊雅（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 研究生）

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9月底發表最新的《全球競爭力報告》，新加坡已連續5年排名第2，僅次於瑞士，台灣排名第15。在很早的過去，新加坡對台灣而言是南洋的一粒小島，而現在他是全球閃亮的明珠。不管以一個外國人而言，你認不認同它的民主社會模式，它的經濟光芒都努力著要持續發光、發熱下去。台灣從這些光亮中得到甚麼啟發？ 新加坡國土面積是2.6個台北市大，人口是台北市的2倍，整個城市經濟規模是台灣的0.6倍，但人均所得是台灣的2.6倍！而且過去25年來，以台灣3倍的速度迅速增長。台灣與新加坡產業發展都是以勞力密集起家，之後都經過資本密集的投資，台灣轉向高科技產業發展，深耕精緻農業；新加坡集中發展高端服務業，定位企業跨國的區域總部與營運中心。兩國在進入21世紀都宣稱進入知識經濟創新階段，新加坡以其獨特的治理模式，看得見持續在市場、技術、資金、人才政策面上，推出配合國際環境的趨勢政策；而中研院朱敬一院士卻說，台灣的產業經濟太久沒有像樣的產業政策，不是市場太強、是政府太弱，是做決策的人太差、太懶、太官僚、太封閉。 ●同樣面臨GDP成長放緩 台灣從2000年開始面臨低GDP增長，2000年以前平均13.3%，2000年以後則是3.4%。新加坡在過去50年GDP成長平均7.7%，2008年以後GDP成長也放緩，去年是2.8%，今年預估2.1%。台灣正面臨產業轉型的困境及區域經濟邊緣化的危機，新加坡則對勞工生產率增長歷年都比GDP增長率低，感到頭痛不已。 新加坡的管理層與勞工層薪資一直有太高與太低的疑慮，勞工薪資每年由工資理事會統一根據GDP成長率調整，歷史上曾有一度因為加薪幅度高過於生產力的增長，以致加重經濟的衰退。當經濟緩成長，加薪卻變成一種習慣時，碰到物價高漲，某些職業是否保障最低薪資，變成一項討論的課題。 如果對照新加坡大學生的起薪約7萬8千元台幣，台灣低薪現象已經成為全民公憤。為什麼台灣薪資不能像新加坡一樣跟著GDP成長而成長？我們GDP這20年好歹也有3%的成長，但為什麼薪資會一直凍漲？有學者認為主要原因是「台灣接單、海外生產」的比重大幅增加所致。因為中國、越南的土地勞工生產成本低廉，所以工廠都遷到海外，以2013年資通訊產品高達87.3%製造往外移、69%電機產品的製造在海外為例，工廠都沒有了，接單的成果沒法反映到勞動市場，勞動需求減少，勞工供過於求，薪資自然無法拉抬。一旦有勞工要求漲薪資，生產成本提高，在產業沒有轉型、利潤沒有增加的情況下，僅存的工廠會因為高帳的薪資外移或關廠。 ●從生產成本看兩地物價 新加坡因為超過5成的生產原料是從國外進口，1盤海南雞飯只剩下醬油與服務是本地生產製造。物料進口同時也進口了「通膨」，成本飆高轉嫁給消費者的物價也就越來越高，加上外來移民湧入，需求增加也拉高物價，結果就是在新加坡消費比東京生活還要高與貴。以屋價為基準，過去新加坡人5年不吃不喝才能供得起1間套房，現在要10年不吃不喝才能完全擁有住房，原因不只是房價變貴，而是吃喝物價倍增了。 難以想像的事，民生物價僅是新加坡1/3的台北，必須不吃不喝15年才能買得起1棟房子。屋價天高不是因為進口了通膨，也不是進口外來移民所致，是熱錢在產業界找不到報酬率高的產業，轉向流入炒房與股市。實際上這種資金流動對經濟貢獻沒太大的幫助，卻拉大台灣的貧富差距。在台灣前5%的高所得族群財富占總所得，已經從過去的1/4上升到1/3，也就是100元中有33元是前5%富有的人拿去，同時，其中的1%的人賺走了100元中的14元。 新加坡貧富懸殊的程度可能跟它的富有一樣，在全球名列前茅。為了打造區域總部，政府編列優惠政策鼓勵特殊產業的生產，給予個人、企業低稅優惠。在充分自由化、國際化的環境下，沒有最低工資，勞工薪資因為外勞湧進往下更低，管理層薪資一直在追高，加上對資本利得不課稅的形情下，金融投資帶來的財富累積爆發的乘數效應，急遽擴大了貧富與階級差異。 ●產業轉型是未來的命題 現在新加坡低GDP可能的說法是因為限制外勞數量，減緩經濟成長，並受歐美經濟遲緩所影響出口減弱。過去25年，新加坡一直想改變靠勞力與資本規模的擴張，支撐經濟成長的命運；但勞工生產率增長歷年還是比GDP增長率低，提高生產力，一直以來都是產業政策最重要的主軸。政府年年推出政策加速製造業高端化，對高技術、高附加價值的企業給予資金挹注及稅務減免。從新加坡科技研究局（Agency f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Research，A*STAR）的成立與作為，可得出由政府帶頭全面啟動知識產業轉型。 《全球競爭力報告》指出：「新加坡擁有全球最佳教育與培訓機制，讓它處於良好優勢，能進一步加強採用新技術、提升商業成熟度和創新能力。」它也強調，瑞士、新加坡和美國能位居3甲，主要是在於這3個經濟體注重培育創新人才。在A Star裡，政府每年投入龐大研發資金與持續延攬全球人才，從事研發新產品、新製程、新應用與新營運模式，再透過其內的企業媒合單位技轉給私人企業與公共部門進行商業運用。 這種由政府帶頭創新的模式，讓人回想起30年前，台灣政府為了投入半導體IC產業發展，向國外購買技術，派人去國外進行技術移轉，態勢成熟再移轉給民間，政府拚命投入大量研發經費與國外私人企業技術合作，催生台灣上中下游的產業鏈的光景。也是這股政府帶頭以技術創新的優勢，扭轉當時台灣的代工地位，催生了主力產業，一直以來，電子業產值貢獻GDP的1/9，占出口接近30%，成為主要拉動台灣經濟成長的動能。 台灣與新加坡都強調自由經濟，不干預市場運作及企業管理，但在宏觀政策面上，新加坡政府無論是在戰略產業的引導、中小企業的輔導，以及改善商業環境的力道都比台灣強勢，尤其是培植創新的研發系統與發展高附加價值產業的措施與引進人才，衝勁十足。台灣在全球競爭力排名中最差的3項是：科技完備度、商業環境成熟度、及勞動市場效率等，都有待加強，新加坡在政府與市場的角色搭配值得台灣借鏡。 作者：黃瓊雅（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 研究生）

人民行動黨獲得壓倒性的勝利 新加坡的國會議員任期是五年，但在今年八月50周年國慶日後，總理即解散國會，提早進行國會議員改選。9月11日國會選舉結果揭曉， 89席的當選議員中，人民行動黨只讓反對黨工人黨取下一個單選區與一個集選區，只取得6個席次，行動黨獲得69.86%高得票率，光榮蟬聯執政。 50週年國慶政策福利以及對李光耀的緬懷發揮催票效應，人民行動黨在各選區皆已明顯的差距超越反對黨。這次的大選對執政黨而言是為2020交棒做準備，某些欽點的接班人未來五年將浮上檯面逐步掌舵。 反對黨工人黨未能如預期推進民主最前線，民主黨在徐順全帶領下，來勢洶洶，但得票率並沒有超過四成（33.38%）。但是選舉期間精采的演說和反思政策引起的共鳴，已在民主的進程推進一步。無奈選舉期間只有短短九天，很多深刻的言論還來不及發酵與傳播。新加坡的選舉還是以地方服務決勝負，反對黨缺乏資源進行地方服務與執政黨強大的基層實力相較，明顯趨於弱勢，同在人民行動黨候選人中，選票結構明顯顯示，越是親民、服務度越高的候選人得票率越是漂亮。 這次新加坡首次進行抽樣計票，投票結束後在後選人的監視下在每個票櫃都抽取100張選票計算各黨的得票率，以提早讓支持者獲悉與媒體去評論，雖估計有4%的誤差，但實際結果與抽樣調查並無太大差異。 冷靜守秩序的選舉文化 抽樣調查是新加坡此次選舉上的創新，值得台灣學習，在選舉表現的形式，如果台灣是高中階段，新加坡可能還是個小學生。 從宣佈要選舉到競選活動開始只有一週，競選期間只有九天。65場群眾造勢場交火議題頂多持續三天，工人黨選到最後一天（第九天）才剪出唯一的一隻ＣＦ，算是競選紀錄片，民主黨秘書徐順全選到第三天因為一場演講爆紅，倒數第二天（第八天）才打出家庭牌影像紀錄，比起365天全面式的政府宣傳，反對黨的文宣完全是大海中的一滴水，也因為是一滴，顯得格外甘甜。候選人沒有號碼，只有政黨顏色及標誌，很多選民叫不出候選人名字，只知道要投「閃電」或是「榔頭」，白色、紅色還是藍色。 平常新加坡人集會只能到芳林公園，選舉的群眾場是唯一不用申請就可以自由集會的地方。第一天的群眾大會大家都還靜悄悄放不開，第二天開始民主冷飲才開始跟著人群擺出來，第三天群眾場已經開始販賣小喇叭與螢光棒（相信下一場選舉，Keyboard手及民主夜市都會上場。）最後一場群眾大會結束後，群眾聚集在停車場呼喊歡送候選人離開，直到競選活動結束後散場，群眾的情緒才到最高潮。 沒有李光耀的選舉　反對黨傾巢而出 李光耀今年三月逝世，他所在的丹戎巴葛選區，過去60年均是行動黨的囊中物，24年來每屆大選不戰而勝。今年國人為先黨由曾選過總統的陳如斯出戰，13萬選民24年來終於有機會投票。領軍人民行動黨的部長正是未來接班人熱門人選之一的陳振聲，此次以77.71 %的高得票率順利繼承李光耀的政治遺產。 2011年國會大選的焦點人物是台灣出生的工人黨陳碩茂議員，2015年的人氣王則是東山再起的台灣女婿徐順全。當初與李光耀對簿公堂的前新加坡國大教授徐順全，在歷經坐牢、破產、限制出境之後，沉寂了14年，今年再度躍上大選舞臺。他歐巴馬式的美式演講風格以及他的家人為他製作的溫馨影像，讓他成為今年政壇點將錄上的明星，雖然最後他沒能競選成功。 最大的反對黨工人黨在新加坡向來不是激進的反對黨，這次的選舉訴求跟過去一樣不以執政為目的，而是協助政府制訂政策。很可惜，選戰結果丟了一個單選區，議員席次減少一名，唯一保住的集選區也以不到2%險勝。但在培養後進人才與政策研究上，四年後的質與量都有明顯的進步，此次提名28個候選人裡就有超過10個具有律師資格，而且學歷優秀、背景專業的才幹之人，對國家人口及社福政策的批判都令人眼睛一亮。 尤其是工人黨的思想明顯與執政黨有所區隔，同樣胸懷人民，這個在國會中倡導「快樂指數」的反對黨眼中的新加坡人，是被超級精英統治並在生活中掙扎的群眾，以及被不斷上漲的生活成本所擠壓而正在萎縮的中產階級。因此他們所構建的願景是「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不是指導和干涉我們生活的每一方面；而是應該授權給各個經濟、社會和政治機構，確保它們獨立。如此一來，才能夠釋放新加坡人的才氣，把這些機構的成就推向更高峰。」。可惜這種不同的治國視野與由下而上的社會力泉源並還沒有成為新加坡主流的思潮。 特有的獅城選舉 新加坡是內閣制國家，部長都是由議員擔任，選舉期間現任總理、部長不必請假即從事競選活動。電視的政見陳述時間是根據各政黨的參選人數來分配他們的時間。角逐89個議席行動黨有13分鐘；角逐28個議席的工人獲得五分半鐘，其他政黨則獲介於兩分半鐘到三分半鐘的競選廣播時段。 目前人民行動黨在國會擁有93%席次，卻只有60%的得票率，源自1984反對黨突破30%的得票率後，全國開始有了集選區的設置。集選區內各政黨以一組人(3-6人)進行政黨的對決，贏者整組全都上。選上之後就由該選區的議員以市鎮理事會(相當台灣的區公所)經營地方服務，也就相當由那一區的部長或議員在當區長，反對黨要攻克如此有行政資源的執政黨選區並不容易。 更菁英領導？還是更普羅參與？ 當台灣在檢討小確幸阻礙經濟發展時，新加坡在大選中由反對黨提出應該反省更好的生活不一定需要更富裕，執政黨呼籲新加坡要邁向更卓越的半世紀。大選的結果代表新加坡人民對過去50年行動黨執政的肯定與未來的期待，但選舉期間反對黨提出眾多政策的制定未能照顧到社會各階層也獲得不少共鳴。人民行動黨獲得高得票率之後的新加坡到底會是走向更菁英式的領導？還是更開放的社會政策參與？值得觀察。 作者：黃瓊雅(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 研究生)

這次參訪中，因為中國駐聯官員的安排，我們有幸進入聯合國旁聽安理會開會，在這個由Tiffany藍座椅圍繞的圓形會議場上決定著國際安全與和平，上週伊朗核協議才在這經全體會員國通過。44年前台灣曾擁有其中的一張座椅25年，現在引導我們的中國駐聯官員不時指揮秩序，要團員不要拍照，不要讓中國在外的形象受損。世界改變了看待中國的方式，中國人民也正在改變他們看待世界的方式。 70、80年代的中國還是接受外援的國家，如今已變成世界的債權國，成為持有美國國庫券最多的國家。中國在1979年與美國建立外交關係，爾後成為世行、IMF、WTO會員，從一個自給自足的孤立體走向參與全球經濟，與國際相互依存，現在成為區域規模的定調者，這個國家已是區域大國也是全球大國，但好像還沒有完全的國際自信。 自信是伴隨安全感而來。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中國在晚近歷史上，遭到強國入侵，利益受損，受迫害的心情一直揮之不去，老掛著自己利益受列強侵害的陰影。這種敏感心態顯見的彈膝反應，每每在國際交涉上從國內輿論所激起的民族主義足以見得。 中國在全球事務的角色加重，在涉外關係談判上，到底是利還是義(價值)？中國想清楚了嗎？這牽涉到中國在融入世界體系中能否負擔起國際責任與義務，也牽涉到如何處理與鄰邦緊張的關係。眼前就要觀察的是，若中國設立南中國海防空識別區時所提給國際與鄰邦的理由會是甚麼？是中國的整體利益？還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中的哪一項？ 我們凝聽著阿靈頓公墓的軍樂「熄燈號」緩緩飄向波多馬克河，也染紅了越戰、韓戰紀念碑上的夕陽。美國出師海外總有大是大非的價值，這些價值正是當初立國時為何而戰？為誰而戰的理想。美國認為自由、人權、公平與正義這些普世價值與國家利益一致，只要出師有名在國內國外多能取得正當性。也許是這種化身價值的捍衛者讓美國產生因為理想而偉大的自信。每個國家都應該為國民提供安全感，讓自己的國民對外感到有自信，當經濟與國防實力還不足以提高國家自信感時，還欠缺的是甚麼？ 作者：黃瓊雅（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 研究生）

今年夏天前往美國華府見習，除了在馬里蘭大學重溫美國憲政體制的思潮，也參觀分立三權的最高殿堂與聯合國安理會。此時的美國有超過兩打的總統候選人為2016大選熱身，任內經濟稍有起色的歐巴馬總統也在國會拚卸任前的改革成就。還有，聯邦最高法院剛剛做出同性婚姻在全美合法化的判決。 每個國家的治理都是獨特的，源自於其立國時的歷史因素與建國時的價值觀，而美、中的治理體系、價值思想正如西醫與中醫的邏輯差異大不相同。雖然政治學是我的本科，但中國的政治文化僅從後宮甄環傳窺知一二，就是鬥爭從四面八方而來，其治理架構不但複雜而且也未法制化，黨政軍權力線如紅色蜘蛛網層層迷障，也僅能從實證中進行歸納，「摸著石頭過河中」尋找軌跡。如果政治改革是一篇交響樂，真搞不清中國唱的是甚麼旋律。 大國革命的初衷 若以美國大憲章的精神去分析一個國家的治理權力是不是分立？分立有沒有以憲法明定？以及政治現實是否依法律執行(rule of law)？就清晰明白許多。 美國獨立建國是大批移民逃離大英帝國的壓迫，因為恐懼政府而集結成的一個國家。在手寫的憲法原稿3頁半中，國會權力就佔了2頁，總統權限只佔1頁，國會與行政2比1的權力地位故意設計成聯邦不是一個有效率的政府，不要通過任何法律來侵害人民的自由與權利。政府就只做捍衛公義的事就好。背後的思想就是權力使人腐敗，所以政府是危險的必須限制，野心要用野心來制衡，所以必須權力分立與制衡。總統、眾議員、參議員都是由人民選出，是為了讓民主不變成多數的暴政。主張多元主義與堅實的公民社會，是為了社會強大才能確保人權不受政權侵害。 相對於美國因為理念而結合不同種族的人成為國家，中國的百姓代代都是生於斯長於斯的炎黃子孫；也相對於美國移民對政府的不信任，中國的百姓在統治者(流寇與坐寇)之間總是期待一個明君能牢牢控制好廣大的領土與人民。在美國，人民是公民；在中國，人民是臣民。近代的中國完全信任毛澤東一人領導，他古怪的權力運用把中國搞得民不聊生，之後鄧小平的強人領導，幸虧走向開放經濟，讓中國起死回生。每個領導人想的都是13億人口，而13億人口期許的爭端解決人都是那個人，這種1比13億、或13億比1的巨大負擔都是一種夢魘。雖然之後以集體方式決定領導人，但決定的本身或任期限制也並非循著被接受過的憲政制度，這種夢魘依舊虛無飄渺、揮之不去。 美國的聯邦政府權力是來自州的授權，憲法沒規定賦予聯邦政府的都是州政府的權限。聯邦政府有管轄州際貿易和國際貿易的權力，也有對外宣戰與國防軍備的權力，經過一戰與二戰，當初被視為必要之惡的巨靈(Leviathan)---聯邦政府成為全球的第一強國，在國際社會中擔負起最大的國際責任，而坐在白宮的主人當然也成為全球最有權力的人。這與當初在五月花號上的期待---建立最弱的政府完全事與願違。 初衷的弱政府200多年來根據憲法運作權力關係，每一任總統都在眾議院大廳等待接受國會邀請進行國情咨文，最高法院大法官、參眾兩院議長及兩院議員在場聆聽行政權的作為。歐巴馬總統目前的6次國情咨文每次都談到中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的亞太小組日前才就南中國海問題舉行聽證。中國可能沒想到有朝一日成為美國國會議題的主角。 我們同一群中學生造訪國會殿堂，在這個巍峨的國會大廈中，行政與立法博弈，如歐巴馬總統敦促國會給予他貿易促進授權能全權與亞洲和歐洲等地的國家簽訂強有力的貿易協定，國會只能投票批准或不批准，不能進行修改或阻止。 中國經濟改革後的下一步 中國的經濟改革見效，顯見內部新社會與舊政治的摩擦越來越劇烈，在領導人不那麼強勢的局面，中國政府能不能控制他們的人民已是一個疑問？那中國人民能不能控制他們的政府？中國的權力治理不斷在實驗與演進中，遠離暴政之後，制度改革願不願意像經濟回歸市場的力量與效率一樣，讓公共治理在法治憲政的軌道之上運作？而這套政治的遊戲規則是讓中國人都可以接受的？至少必須要有一套治理規範讓參與者都在秩序內做出負責任的行動。 如果認為中國選擇開放市場是走上對的路，回歸市場就是回歸人性，人性就是權力使人腐化，只要是人，對公眾的涵蓋利益就會逐漸狹隘化，對誘因要開放，對權力要限制，那制度改革是否也可循著回歸人性與誘因的軌道前進？中國願不願意讓法治與制衡深入治理體制中？ 7月的美國剛與古巴恢復邦交，歐巴馬總統正在參議院就維也納達成的伊核協定面臨國會嚴厲質詢，共和黨誓言將全力封殺這一協議，如果國會拒絕這一協議，歐巴馬誓言要否決國會的決定，參眾兩院3分之2的多數票還可推翻總統的否決。這就是法治。這種憲政規範了權力間運作的遊戲規則，對人民的權利保障與國家發展提供透明穩定、可歸責、可預測的治理模式。治大國更需用法治。 作者：黃瓊雅（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 研究生）

新加坡的首都在哪？我希望是濱海灣！ 不比聖淘沙(Sentosa)是純度假觀光，濱海灣(Marina Bay) 走的是都會時尚路線，沒有聖淘沙的環球影城、纜車遊樂設施、海灘椰子樹，濱海灣矗立的是國家音樂廳與戲劇院、溫室花園與擎天樹群，有著魚尾獅的水岸花都供居民、觀光客、投資者、企業家、藝術家、運動家穿梭博覽饗宴。 無縫接軌，濱海灣作為市中心的延伸，鄰近的丹戎巴葛(TanjongPagar)是第一個被劃定的古建築保存區，市政廳附近有著英國殖民地時期留下的政府建築物與教堂，與市中心相連，呈現新舊融合、中西馬來風光，建築物高高低低相互崢嶸。 當70年代聖淘沙以一個5平方公里的島嶼大舉投入觀光建設時，原本放牛吃草的濱海區正從印尼運來砂石、抽水、填海、造地360公頃。濱海灣是繼日本橫濱之後，全球城市中採用共同管線(水電網路等合一)的地區，整區的概念是都會綜合使用，結合辦公、娛樂、住宅，也是能源環保、攔水築堰，自然與人文的創新結合。得來不易的人工地，市區重建局(URA)正小心翼翼一格一格的逐步開發，目前使用還不到20%，著名的金沙飯店賭場2002年以12億新幣賣給拉斯維加斯集團60年，濱海灣還有80%的地要留給新加坡更嶄新的未來。 新加坡人常說，老天只給新加坡兩個恩賜，一個是位於世界最繁忙航道的世界級天然港口，一個是深謀遠慮極具領導力的李光耀。李光耀並不認為那尾噴水的獅子頭能保住新加坡的命，而是與強國成為命運共同體、成為國際金融中心與區域總部才能守住這個彈丸之地。果真，延伸舊市中心的濱海灣還能容納更多國際商業中心，加上強力推展會議觀光之下(Mice, Meetings, Incentive Travel, Conventions and Exhibitions)一年也給新加坡帶來350萬的商業旅客商機(總觀光人次1500萬)，光聖淘沙與濱海灣綜合度假區就創造了超過4萬個就業機會。 亞洲第一的宜居城市 短短50年一個泥巴之地成為亞洲最宜居的城市，新加坡也積極行銷他的城市故事成為公共治理的麥加朝聖之地。2008年成立的宜居城市中心(Center of Livable City)就是為城市規劃與治理留下經驗紀錄與傳承。為了輸出新加坡成功的經驗並進行海外交流相互學習，新加坡每2年作為主辦國舉辦世界城市高峰會，並每年在獲得”李光耀城市獎”(獎金720台幣)得主的城市舉辦市長論壇，2015年於紐約的市長論壇剛閉幕，2017年將在中國蘇州市舉辦，不僅匯集了各城市領導人的風采也開創相互學習的機會。知識城市與智慧國家正是當代的翼下之風。 致力知識經濟不遺餘力，淡馬錫基金會也出資提供世界對城市規劃有興趣者來新加坡進行短期考察。近年來新加坡政府更大舉向中國與印度輸出城市規劃與治理知識，印度Andra Pradesh省正在新加坡政府領軍下規畫建設新首都，蘇州工業城、天津生態城…。一國政府到他國去建首都築園區，國際罕見，而這就正是新加坡的務實當道，甚麼可以讓新加坡站上國際舞台就馬上去做，做了就要做到第一名，第一名之後把經驗轉成知識經濟向國際推廣，最重要的是，政府帶著新加坡的企業一同進軍國際市場，讓其他國家望塵莫及。 依照由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以及瑞士的學術界共同制定的Global Livable Cities Index評斷的5大指標即安全、環境永續、政府治理、經濟活力、生活品質來評比，高居住密度(平均每平方公里住7600人)的新加坡是亞洲最宜居的城市，打敗在其他評鑑機構中引領風騷的東京、京都，全球僅次日內瓦與蘇黎世。 縱使在其他國際組織宜居評比指標中(Monocle 2015)，新加坡全球排名13名，依然是亞洲宜居城市第三，可見最為國民詬病的交通擁擠及故障、高昂的生活消費，以及不斷擴大的貧富差距等，並沒有讓這「在花園中的城市」(City in the Gardens)失分太多，眼前邁向人口老年化，有關老人醫療及居住友善等議題正考驗著這個年輕的城市國家。 你快樂嗎？我很快樂？ 就一個移民城市而言，多元宗教、族群與文化的互重並存，新加坡的治理成果確實首屈一指。台灣習慣的國民幸福感與快樂指數並不在評鑑新加坡的諸多指標之中。新加坡民意調查中，國民不快樂指數頗高，雖然痛苦指數中的物價及失業率一高一低，但逐漸擴大的的貧富差距(吉尼係數4.5)是其社會的隱憂。每件事都要問有沒有錢可賺？每件事都要問成功還是失敗？(Everything is about money, everything is about success )我的新加坡朋友常問我「台灣人在幸福甚麼?」，無論主計處公布的台灣是亞洲最幸福的國家真實與否，以一個台灣人在新加坡，我明顯感受到台灣那份認同土地之上的互助、互享、互相肯定的價值觀可能是這個快速發展、高度移民的國際城市無法體會的。 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的院長馬凱碩說過，人民是否快樂是自己的責任，不是國家的義務(The Government cannot make the people happy, the people need to make themselves happy)。的確，似乎政府不做甚麼人民可能更快樂些！但國家經濟不好一定會讓國民不開心。台灣人民對政府不開心，對家園感到很快樂，個人懷抱著小確幸，這種尷尬的情境，真是難以向外人解釋。 感到幸福在濱海花園(Gardens By the Bay) 一朵蓮花(科學藝術博物館)、兩顆榴槤殼(音樂廳戲劇院)、三尊福祿壽(金沙飯店) 、貝殼造型的溫室花園就在通向新加坡海峽的濱海水庫…白天獨特造型的門面綠意盎然，設計獨特的建築爭著脫穎而出，呈現碗狀拋物狀環抱著水鏡倒影。到了夜裡，整座閃閃發光的天際線就成了獅城的皇冠、花園城市的國際櫥窗，而最美妙的是擎天樹開始在星空中跳舞…仰望這一切，第一次在新加坡感到幸福! Man Made Miracle! （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 作者：黃瓊雅(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 研究生)

東南亞運動會慎重開幕，新加坡這週才起訴了一名國民參與足球詐賭案，試圖以15,000新元賄賂讓東帝汶隊輸給馬來西亞隊以從賭盤中獲利。前幾天也爆發美國瑞士逮捕7位國際足協貪腐的核心官員，指控他們集體從體育公司手中收取100多萬美元，交換協助這些媒體獲得與拉美足球賽事有關的報導，並挖掘出其貪腐和賄賂行為多年來已超出體育賽事行銷。 台灣9合1選舉後，當選的新市政團隊就職半年，台北市長柯文哲第一砲是成立廉政委員會祭出調查自家的5大弊案，並在專訪中直言公務機關虛假的公文、報告到處充斥。其實官場充滿的拍馬屁文化也就是說謊文化，上下樂此不疲，哪一黨執政都一樣。希望他的誠實文化真能改變政治成真。 歐盟2014年報告才指出，每年因貪腐問題損失將近1200億歐元。「公生明，廉生威」，無論是在拿筷子還是拿叉子的社會，謊言、腐敗和賄賂無所不在，更不用去細數對岸中國自18大“打老虎，拍蒼蠅”以來，副廳級以上官員近百人落馬，那自秦朝趙高侵奪民田操控國庫源遠流長的五千年貪腐史。 在普遍高度貪腐的東南亞國家中與重視關係送禮的華人社會裡，新加坡的廉潔算是全球排名前5名，亞洲第一。新加坡在1952年設了貪污調查局，亞洲第一個肅貪機構，它擁有相當大的權力，可以逮捕、監禁、罰款、沒收財物，調查過程中還可追查披露的其他罪行等。雖然直屬總理辦公室，當調查總理時，總統是最後堅守者，總統任內貪污通過國會彈劾後，亦照常任內起訴，不用等到任期屆滿。從60到80年代國家發展部長陳家彥被解職、環境發展部政務部長黃循文判監、職總主席彭由國棄保潛逃、國家發展部長鄭章遠自殺身亡，李光耀父子買屋折扣案也是調查對象之一，貪污調查局從不放過以調查高官貪腐來立威明志的機會。 1960年修訂的嚴密法律中，只要證明擁有同收入不相稱的財產而無法交代，就可以此作為被告已經受賄。比台灣還要嚴格，只要受賄，即使沒有實行對價作為，也是貪污；明顯不合理的圖利，即使沒有金錢收受，也一樣是貪腐。一站式投訴，人人可舉報，行賄者受賄者都有罪。由於新加坡外資與政聯企業(淡馬錫集團、法定組織)佔市場一半以上，為了成為全球最好的國際經商投資環境，不僅在公部門調查收賄，連私部門對私部門之間的行賄也要抓，展現”技壓”全球的全面肅貪。 除了偵查範圍遍及公私領域並有法律嚴密的規定外，新加坡的司法判決率也超高。在過去1年提報貪污大約130多件，85%是民間貪污，而最後司法判決定案率高達95%以上。單一罪責最高罰款10萬新幣(台幣240萬)，最高刑期7年，從公部門坐牢、私部門罰款，也轉進成私部門互相行賄也要進牢房。 行賄在中國有一個廣泛的用語是尋租，有權力者握著影響力猶如守著房子等待出租，收賄就像收租金，全是不勞而獲。新加坡防貪腐的做法就是以經濟學原理，將外部成本內部化，讓造成國家腐敗這種負外部性的社會成本內化到個人所必須付出的高昂代價，來徹底萎縮賄賂交易的市場。例如1989年新加坡商業事務局原局長格林奈用假帳單借錢，雖然最後被判坐牢僅有1天、罰款1.7萬新元，但之後的損失更巨大。新加坡法律規定，公職人員被判坐牢，將永遠失去擔任公務員的資格，永不錄用，其日積月累豐厚的公積金和退休金也會被取消，因為他是被判刑事罪行，專業行為沾上污點，往後也不適合擔任律師，失去謀生的另一條出路。 零容忍與高代價是新加坡肅貪的特色。貪污像野草，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新加坡近10年都是國際透明組織中乾淨度排名前7名的國家，在前年卻逮到自家人，顏面無光，貪污調查局本身的組長竊取該局銀行帳戶176萬元揮霍金沙賭場，最後判決坐牢10年，退休金一併泡湯。 很多人說新加坡是高薪養了廉。其實新加坡政府的廉潔在90年代初就已經聞名於世，將部長和高級公務員的薪金與私人企業高級主管人員收入掛鉤的做法是在1994年才開始實行的，它主要是為了吸引人才到政府部門服務。高薪是為求才，養廉並不靠高薪。正如他們的總理李顯龍說的，新加坡廉政模式不能簡單地用“高薪養廉”來概括，而是以“實際的正確的薪水”任人唯才，同時建立透明的制度和嚴格的法律預防和懲治貪腐。 新加坡貪污調查局及香港的廉政公署是華人社會中肅貪雷厲風行著名的兩個組織，都是英國人所留下的遺產，獨立直屬於總理及香港特區政府特首肅貪的機關。反觀台灣肅貪分公務部門與私人企業，公務部門中部長級以上涉貪歸最高法院特別偵察組查辦，其他的公務員涉貪才是法務部廉政署偵辦；民間經濟犯罪與洗錢是由法務部調查局偵辦，中央與地方政府可以在政風室下成立廉政委員會。軌道之多也不是問題，問題就是在政治干預。套用香港廉政公署系列電影中ICAC最常說的一句話:「如果我們查案還要考慮政治因素的話，香港就完蛋了。」，在這個解釋下，台灣的肅貪儼然已成為完蛋文化了。 我們已經習慣一碰到有規模性及時間性的腐敗就歸給「歷史共業」，不管實質上有沒有影響力，因為不是刑法上的公務員，不在職位上所以也無法有對價作為，到最後一句「我又沒拿錢」就從貪污罪中解脫了？ 剛獨立時的新加坡也跟第三國家一樣，都面對嚴重的貪腐，申請牌照與許可都需塞”咖啡錢”進行賄賂通關，但最終新加坡還是走出不同的命運，成為亞洲最廉潔的國家。關鍵在於他認知到政府廉潔對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事實也證明廉潔一旦確立，經濟市場就變得很有活力。這個道理很簡單，也很受用，問題是台灣有多少人這麼認為？又有多少人真正體會柯文哲所說的，「會不會說謊，是台灣與世界先進國家最大的差別」？ 作者：黃瓊雅(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 研究生)

欣聞台中市以「以安全、人本及綠色的智慧交通系統，打造宜居樂業的中都智慧城」為主題成為IBM公布2015年全球「智慧城市大挑戰」的入選城市，也期待台中市以智慧交通做為台灣發展智慧城市的典範。 以資通訊化程度來衡量政府單位的「智慧」，新加坡目前的陸路交通局算是智慧高超的一個單位。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曾在會議上，大秀如何從A點到B點的交通選擇。目前已廣泛利用資通訊即時提供便民措施，例如公車到達時間、停車位空格、主要道路車速、電子收費率、施工狀況、替代路線等多達20幾種即時資訊放在網站上(MyTransport.SG)，幫助駕駛改變路線及協助尋找停車位，協助乘客得知計程車的排隊長度、公車到達時間以及地鐵擁擠度等。為了使公共運輸系統更公共、透明與創新，陸路交通局也在網路上公開數據資料供大眾一起動腦，找尋使交通更便利的解決方案。 過去，李光耀曾在建國獨立時說過，100年前的沼澤地在他手中將會變成現代國家，50年後，果真成為一個矚目的國際都會。現任總理李顯龍去年宣布小紅點的下一個國家目標是，10年後成為一個科技智慧國。從轉口貿易、勞力密集、技能密集、資本密集、技術密集到知識密集，「智慧國10年計畫」 Smart Nation、 Virtual Singapore將邁入創新密集的產業階段。繼開放2個賭場，10年後，達成全球首個智慧國，將是李顯龍在沒有李光耀的新加坡所邁開的大道。 新加坡不是一個好喊口號，而是務實埋鍋造飯的國家，10年前就提出iN2015，開始佈建公私部門資通訊建設，至今雖尚未對外公布完整2025智慧國10年的細部規劃，但相關資源、權責布局與民間調動已悄然進行。在總理辦公室規劃及推動單位( Smart Nation ProgrammeOffice)，也選定裕廊湖區(Jurong Lake District)作為智慧園示範區，正實驗著無人駕駛的機動車、研發國宅對年老的住戶維安偵測系統，及嘗試遠距醫療、護健與例行檢查的研發。可預見的，裕廊智慧城示範區將比新馬高鐵更快讓西區成為新加坡的第2個市中心。 政府相關部門也積極列出重點發展領域，例如住屋局研發智慧組屋區與家用節能、財經部門以資通訊擴大商業交易與金融服務、城市規劃局研發3D地景，監測全島下雨量與淹水狀況及其他預警裝置、陸路交通局研發無駕駛車輛、改變交通號誌來紓解壅塞等等。主導智慧國的資訊局(IDA)也以1千萬新幣(約台幣2億4千萬)作為培養新加坡新創公司基金，鼓勵民間以資料分析創業與計畫，架構平台成為發展智慧國的戰略基礎設施。預計以7千3百萬新幣所的打造3D新加坡地圖平台將在2017年前問世，立即會對政府的都市規劃、基礎設施建設、災害預防管理及居住安全等規劃與執行產生莫大的幫助。 小國，資通訊穿透率極高。在新加坡，9成家戶有寬頻，8成7的國民有智慧型手機，與民眾相關的公共服務，如醫院、圖書館、稅務、法院文書等皆高度完成電子化。世界經濟論壇(WEF) Glob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port (GITR)評估報告五年來新加坡與芬蘭互為全球第1、第2，日本早稻田國際E政府的評比也名列1、2。 新加坡標榜10年內持為全球第1的智慧國並非難事。回顧新加坡的經濟發展史，當初邁入資訊時代時，政府帶頭採購蘋果牌電腦，迫使所有跟政府打交道的國民與企業都一起進入資訊時代的記憶不遠。現在政府又帶頭佈置智慧型的基礎設施(smart infrastructure )，投入資金注入研發創新能量、開闢公眾參與貢獻平台，新加坡正在進行另一波的產業再次轉型，如果成功，全球又即將目睹小紅點創造另一波經濟高峰。 資通訊已打破商業投資的傳統地域範疇，這次的產業轉型浪潮不再以促進國際投資為全部考量，更強調為以國民需要為中心的核心價值，以及生態環保的永續發展，但從目標全球第一智慧國的野心看來，新加坡尋求全球資通訊運轉中心的地位。 有智慧城市才有智慧國家，在台灣不僅是台中市，台北市對發展智慧城市也信心滿滿、野心勃勃。這絕對是一個跨部門的，垮領域的佈建工程，新加坡模式是全國一體同時完成，而且是公部門與民間企業一體同時完成。而台灣是地方政府單獨發展智慧城市，台灣還沒有能力變成智慧縣市的發展是否會被大幅甩在後面?從數位落差進入資通訊落差?台灣過去曾在電子業的發展獨佔世界鰲頭，我們的資通訊科技人才與產業也屬於前段班，大數據時代的到來，能否在建造智慧城市的過程中，讓產業拉動經濟動能並成為國際舞台上的強棒?台灣的社會力已到成熟階段，如何趁此發展智慧城市時，讓人民參與進來也是以人民為本的智慧設計。 一切都有待政府公共政策的智慧，先有智慧政府，才有智慧城市，後有智慧國。 作者：黃瓊雅(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研究生)

我喜歡看電影，電影總是將人生的喜悅與困境糾結在一起，總是在影片中要你在無奈與難捨的交叉口上做出抉擇。生命也許到終了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但是透過看電影，在1、2個小時之內就讓你瞬間頓悟悲喜劇的真諦。 白天學校帶訪新加坡貪污調查局校外教學，聽說最愛找人半夜喝咖啡的單位，呼吸不過來的心情讓我直奔去看電影。看了當地電影《霉運大廈》Unlucky Plaza後，終於帶著微笑走出戲院，重新又覺得在這個嚴刑峻罰的國家下，人際間依然存在著情味，多種族的移民交織使這個社會更加有魅力。 《霉運大廈》將新加坡人在國家政策下的人生百態做戲謔性的演出，讓我們3位台灣學生對導演一語道破政策的影響力拍案叫絕。原來拍這部片子的導演郭智軒是《海峽時報》的政治記者，他除了把人性清楚表達外，也透過記者敏銳的觀察有趣地穿插人民對國家政策的反應。 新加坡電影好像總是要虧一虧政府，越不能談的就越想談一點，但也只能談那一點點。這是一部社會事件改編而成的電影，敘述一位菲律賓移民因為一堆烏龍事件而綁架了一對新加坡夫婦，其中有一段對話點出，治安事件會破壞新加坡最安全的國際投資環境，讓政府的顏面掃地，對一切國家零容忍的事，不斷跳針地重複「This is Singapore~~」、「這是新加坡，這樣是不行的~~」，讓全場笑翻，凡是在新加坡不應該出現而出現的事，可知那種無名的驚恐總是如熱鍋上的螞蟻不斷盤旋，也像是貪污調查局的那杯咖啡，化成百千蝴蝶在胃中翻滾。 以前在台灣一談起新加坡電影，總讓人歪嘴皺眉，好像新加坡只有一個導演叫梁智強，演員就那幾個，每一部片都看到李國煌。梁導演的《跑吧!小孩》是我第1部看的新加坡電影，因為當時那個為妹妹找布鞋的10歲小孩獲得第40屆金馬獎最佳新演員，上台領獎時，靦腆的模樣十分可愛。現在對新加坡國情有點了解後再看一次，其中，好似影射新、馬剛分家時的政治關係，十分用心，怪不得當初馬來西亞要禁演這部片子。 另一部讓人注意到的新加坡電影是《爸媽不在家》，也是第50屆金馬獎突然冒出的一匹黑馬，一舉獲得最佳導演、劇情、女配角、原著劇本4項獎項。還記得上台領獎的是一位29歲電影學院出身新秀導演陳哲藝，他說，他只花了僅50萬美元完成這部小卡司、小製作的電影，讓中、港、台影視界印象深刻，該片當年也在國際影壇上拿下諸多獎項。跟《霉運大廈》一樣，小品電影真實切入新加坡的社會與家庭，描寫這個光鮮亮麗外表下的新加坡，點點滴滴的樸實生活。 相較台、港、中，新加坡電影圈還沒有正式形成，不但缺少新加坡的桂綸鎂，也沒有如魏德聖團隊等相關產業的從業人員，近來正隨著國際片廠的進駐，慢慢成形中。新加坡的影視產業看上去正如屈身在烏節路上顯舊的幸運商業中心(Lucky Plaza)，是否該跟上潮流改建翻新呢？為了鼓勵電影產業，當地政府對新稅導演拍片給予每部大約850萬台幣的輔導金，並且大力鼓勵支持實驗性的短片拍攝，提供播放舞台。在電影技術上，在與澳洲合拍的電影中逐漸累積經驗，也越來越多新加坡人從歐美電影學院畢業，幾部片中都可看得出對人性的掌握與處理具備琢磨的底子，在劇情上嶄露出說故事的能力。 以2013年來說，10部新加坡本地電影登上218家戲院的大螢幕，帶來了3億新台幣的票房成績。不過，跟台灣早期阿兵哥電影一樣，新兵正傳(Ah Boys to Men 2) 就佔了一半以上的票房收入，而從金馬獎凱旋而歸的《爸媽不在家》卻只有3千萬台幣不到的票房成績。 特殊的新加坡國情對台灣與中國的影迷而言，具有不一樣的吸引力，而豐富多元的文化背景對歐美來說，也是一座窺探東南亞的望遠鏡，加上國際行銷與商業包裝又是新加坡的軟實力，新加坡電影是有國際市場的。新加坡街道市容整齊乾淨，總理李顯龍的臉書上處處可見鏡頭下的獅城如此美麗，整個國家著實就是個攝影棚，電影拍攝觀光也許是條另闢旅遊產業的大道捷徑。 有人的地方就有故事，有故事的地方就能拍電影，影像記錄著每個時代的美麗與哀愁，也是積極建立國家集體意識的坡城，共築文化認同最自然、最有力的方式。發展電影吧！新加坡。 作者：黃瓊雅(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研究生)

偉人去世後，要怎麼紀念他? 豎個紀念碑、建個紀念館、把他的人頭印在鈔票上、開放官邸供人參觀、還是擺設銅像在校園門口？這些台灣好像都做過。新加坡國會與社會也正在討論要如何緬懷他們的國父李光耀。 去年在設計50周年鈔票上就決定採用李光耀高舉拳頭呼喊”Merdeka”(獨立)的照片，除了這項原先的規劃，李顯龍總理認為，其他個人形式的崇拜對新加坡而言都是不必要的。李光耀夫婦生前就表明不喜歡死後他們的官邸家居環境被後人參觀，官邸等到他的女兒不住時就得拆除，周圍限建的禁令也隨之解除。 在這項討論中，前總理吳作棟則提議為建國元勳建一個紀念館，緬懷建國一代領袖們從零開始篳路藍縷的奮鬥歷程，也許明年絢麗的濱海灣藝術中心將多了一個觀光景點。就像劉邦有韓信、蕭何與張良，建國元勛核心成員除了李光耀外，還有經濟舵手吳慶瑞、外交使者拉惹勒南、財政大臣韓瑞生和組屋推手林金山。李光耀在他的回憶錄中對這組有才幹的正人君子表示:「他們都比我年長，而且有話直說，不怕冒犯我，尤其是當我犯錯時，他們更是直言不諱。他們幫我保持客觀與平衡，使我避免了因長時間擔任領導角色而變得妄自尊大。」 建國一代(Pioneer Generation)是新加坡特有的專有名詞，尤其每到國慶日，所有的建國一代就成為主角，而國家要發福利金時(發紅)他們也總是首批接受者。他們是指獨立前後參與重建經濟的新加坡國人，也就是在李光耀著急地把新加坡從泥巴地推向大都會的過程中，那批孜孜不倦地投入也被經濟轉型犧牲過的那個世代。那些年，他們才二、三十歲。而50年前也有一些台灣人陸陸續續來到新加坡，在台美斷交之後從這個南洋小島重新開啟他們的人生，也一併地加入了新加坡建國一代的行列中。 位於Singapore Recreation Club二樓「明達樓酒家」牆上掛著那丹總統的書法題字「詩言志」，餐廳主人張兼嘉說，為了寫這三個字，納丹總統可是練了半年。能掛上總統題字的餐廳應該也不多。 張兼嘉回憶起45年前踏上這個南洋小島，「那時真可說是一窮二白，每個新加坡人分不到3塊美元(國民生產總額)，到底能不能養活自己都不知道，但我就想既然都來了，就拚看麥耶~」。剛建國時，新加坡失業率高居14%，獨立時根本沒有一支武裝部隊保護這個國家，李光耀還央求以色列人幫新加坡建立軍事武裝部隊，在1967年為了消除人民對當兵的抗拒，甚至通過法律規定凡服完兵役成為後備軍人者，政府保證一定找得到工作。 1968至1971年英軍撤離後，帶走國內生產總值20%，使新加坡更窮，為了創造更多就業機會，新加坡政府不斷尋找外資，還嘗試過派遣貿易代表團到非洲去找生意，結果當然無功而返。後來李光耀把希望寄託在美國跨國企業上，制定獎勵投資條例，吸引大量外資進入投資。回憶那段經濟起步期，馬路上飯店旅館如雨後春筍，張兼嘉於是決心不回去台北昆明街的太平洋飯店，全力轉戰獅城維多利亞街的新香港大飯店，從此展開他的飯店人生，爾後40年自己的餐廳酒店也在新加坡的市中心一間間開張。 張兼嘉的父親是日據時代台北大稻埕蓬萊區區長，後來擔任里長，往來地方頭人讓張兼嘉自小就是古道熱腸，加上流利的英日語，飽讀詩書，經營起飯店應對政商名流游刃有餘。張兼嘉說，「不敢說長袖善舞，但我有一顆父親里長伯的熱心，碰上那個經濟起飛的年代，餐廳常是大老闆談生意的地方，政要與學者也會帶家人來用餐或慶祝節日，我用心做幾道好菜，關心他們的健康飲食，自然就能跟他們全家交心。」 80年代新加坡也追隨日本推廣生產力運動，無論是工廠、公司還是餐廳，都在追求節省時間和成本，又要使產品完美無缺。張兼嘉對張羅餐館及飯桌上小細節特別講究，父母日本式家庭教育的傳承完全派上用場。熱心公益是來自父親的遺傳，從小心裡就有一個里長伯服務處，加上張兼嘉熟練的外交手腕，讓一個外來移民靠著美食擄獲人心，也成功打進新加坡上流社會，順利建立起綿密的政商關係。 經濟稍好，張兼嘉一家人從旅館閣樓搬進政府的組屋。剛開始新加坡人還不習慣住組屋，常常在樓梯間或門一打開就有飼養的豬雞鴨跑出來，電梯也不是每一層樓都停，因為住戶對電梯還有恐懼感。當時居民常放鞭炮引發火災，後來政府就把鞭炮給禁了。眾所皆知，後來新加坡也把口香糖給禁了，因為老是有人把口香糖塞進鑰匙孔甚至捷運車門，造成混亂。 勇闖獅城的台灣第一代馬上面臨的就是英語問題，很多當時來的台商都有短暫找過英語老師惡補的經驗，大家笑說還好這裡的新式英語(Singalish)用的是華文文法，可以可以就說can can，很快就駕輕就熟。 新加坡把英語作為工作語言，並成為各族之間的共同語，推行時反對的聲浪持續不退，1975年把華文大學南洋大學的教學語言改成英文，後來乾脆把南大關了跟新大合併為新加坡國立大學，更引發軒然大波，之後全國中小學全部以英語教學，華語與母語成為第二語文。李光耀後來承認推行全面英語化是他最煎熬的選擇，也認為母語傳承著豐富的民族自信，不該成為弱勢，1978年也開始每年為期一個月的推廣華語運動。對多數台商而言，除了要與全球做生意，其實也如張兼嘉的體會「多學一種語言、心胸就開闊一點」。 相對於也正在經濟發展的台灣，新加坡從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的速度，更像是在坐噴射機。李光耀執政團隊積極地向成功國家的政策進行考察研究，1977年開始整治新加坡河，全面鋪設汙水下水道，遷徙3000戶沿岸小工廠到工業區，逐步淘汰8000個養豬場，經過短短10年，新加坡河的兩岸鋪設了人行道，成為商店、餐館與咖啡座。 但是其間政府也充滿公共政策試誤過程。例如60年代新加坡政府也執行「兩個恰恰好」計畫，因為沒有辦法提供這麼多學校與就業機會，必須抑制人口成長，以免造成更多人失學與失業，結果這個政策卻導致高知識的父母少生小孩，教育水平低的父母生育4個或更多孩子，政府馬上改弦易轍。也為了解決越來越多女性大學畢業生未婚的問題，新加坡還為此成立了社交發展署，擔任”我愛紅娘”的任務，希望增加優生人口。相關的優生學人口政策，例如提供高教育水平婦女的小孩更優渥的教育機會等，在當時的社會都引發不少批評，並直接反映在選舉結果上。 這些加入新加坡建國的台灣人，屬於戰後嬰兒潮，他們的父母都當過日本皇民，自己從蔣介石的戒嚴時代過渡到李光耀的計畫時代。下一代在台灣出生，在新加坡服完國民兵役，成為新加坡公民，現在孫子輩是完全的新加坡國民，對台灣已經相當陌生。他鄉作故鄉，大家聚在一起偶爾吃吃台灣菜在舌尖上解鄉愁，這就是移民。 獨立時的新加坡土地面積620平方公里，填海造陸增加了近100平方公里，人口從200多萬接受外來移民到達現在的550萬人口。這東南亞的小紅點跟全球一起接受經濟蕭條與衰退的洗禮，在每次跌倒中爬起來猛然進行經濟轉型。建國一代跟著這個國家一次次脫胎換骨，從轉口貿易、勞力密集、技能密集、資本密集、技術密集到知識密集，辛苦的這一代在快速轉變中大感失落，但也沒被遺忘。 作者：黃瓊雅(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 研究生) （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

3月底一名16歲的新加坡少年上傳Youtube影片，辱罵剛過世的李光耀資政還願他不得安息，也把李光耀跟耶穌基督畫上等號，以不雅言論詆毀基督教，日前已經審問後被保釋。詆毀的對象既已過世無法提告，基督教團體也為他出面請願，但法院還是進行審問，恐怕將來也無法免罰。台灣調侃政治人物的花招百出已是見怪不怪，但在新加坡去政治化的言論環境，以及多種族、多宗教的脆弱組成，言論不准玩弄種族、語言、宗教、文化等敏感課題，並不得挑起彼此間的衝突，已是新加坡社會的共識。一旦觸犯法律就必須「殺雞儆猴」，不然下次類似言論侮辱到回教或其他宗教，難保不會發生激進的暴力事件。 這起「新加坡少年youtube事件」觸及到政治與宗教的敏感神經，本質上就是言論自由的爭辯，研究這個議題直接看新加坡的媒體環境就可以一窺全貌。 新加坡建國之初，多報各為其擁護的國家與種族做立場性的報導，充滿火藥味，時常引爆衝突。70~80年代更是媒體多事之秋，曾有歌頌中國文革、反對政府的「黑色活動」，致使南洋商報媒體主管被抓，相繼英文報東方太陽報、新加坡先驅報也被關閉，於是李光耀一手主導媒體管控，合併報業，不採西方的新聞自由，拒絕敵對的媒體與政府模式，媒體報導自由必須符合新加坡的首要需求，一個發展中國家的關鍵利益。1975年實施的報章與印刷法《Newspaper and Printing Press Act》成為管制媒體的主要法律，1984年成立民間唯一一家平面媒體「新加坡報業控股公司」至今，長年來沒有任何競爭者，變成這個法令好似只管這家報業公司。 早期新加坡在國家意識尚未形成時，華族、馬來族、印族等各種族各為自己的利益，各宗教要求各自的權利，外資進入本地媒體與不同利益結合，被政府視為專門破壞建立中的統一的國家意識。《報章與印刷法》規定公司董事必須是新加坡公民，不得有外資介入，擁有者也不得獨自超過5%的股權，或合夥人共同擁有不得超過12%，所以「新加坡報業控股公司」不是私人財團，而是一家完全由本地資金組成的公共公司。 新加坡歡迎外資的例外獨獨就是媒體事業，除了媒體不得接受外資外，凡外國媒體或外資參與新加坡政治的報導，政府可以限制其銷售量，1986年美國《時代》因為拒絕刊登政府的答覆信而遭限制銷售量，發行從1萬8千份降至2千份。之後新加坡政府多因同樣理由而跟數家外國媒體開戰，對於外媒的錯誤報導，新加坡政府早期一定要求對方刊登答覆文，不然法庭相見，但並沒誤傳所說的告到媒體破產為止，頂多事後記者或媒體再也沒有寫過李光耀或新加坡的文章。 新加坡電子媒體的部分，目前唯一一家電視台《新傳媒》是由淡馬錫控股全資擁有，可以理解為官方媒體企業，如同台灣早期的老三台，製播不同語言的頻道，遙控器從頭轉到尾都是在看《新傳媒》的電視節目。 在平面、電子媒體都只有一家事業體的情況下，政府不進行新聞檢查，憑藉的是媒體的內部審查，標準是沒有明文規定的「那一條不准逾越的界限」，形成政府不檢查、媒體不對抗的共生關係。透過每年媒體的准證更新，政府抓緊中樞，總編輯人選必須獲得新聞部長批准。 執行至今的《報章與印刷管法》另有一條「200票的規定」，可能是世界僅有。報業公司股份分為管理股和普通股，管理股占總股份的百分之一，是特別股票由部長決定由哪些社會優良企業所持有，例如在地的四大銀行，這些優良企業大概都跟淡馬錫控股公司有關，任何攸關公司的董事及重要報紙高層的任免權須由股東們決定，而每份管理股就擁有200票的表決權，徹徹底底讓報業完全歸社會、國家所有。恰如李光耀所說:「西方制度容許富裕的報業鉅子決定選民每天閱讀些甚麼，我卻不吃那一套」。 新加坡的政府官員向記者「吹風」是重要工作之一，主動提供新聞事件及政策的背景資料及要點，新加坡的報紙可以批評政府，但必須給政府答覆權，也必須完整刊登政府的回應文。因為這種綿密的合作關係，新加坡傳統的主流媒體還是頗具有公信力，以另一個「新加坡少年變造網頁事件」來做說明。李光耀過世前4天，有一位新加坡少年竄改總理辦公室的網頁，宣稱李已經過世，並在網路傳播，結果美聯社引用了，接著多國媒體也開始錯誤報導。然而新加坡本國人並沒有開始哀悼，他們說這消息未經政府證實，新加坡的電視台也沒跑馬燈，聯合早報網路也沒有登，「我們只相信政府」。讓筆者見識到當地國民對他們政府及媒體的信任度。 隨著網路時代非主流新媒體的出現，新加坡政府在2013年頒布《新聞網站執照條例》，對密集報導(連續2個月每星期平均發表1則)新加坡新聞的新聞網必須申請執照，目前除了9家本地媒體新聞網站，只有一家非本地雅虎新聞網申請，如果網站發現有害公共利益，得在24小時內刪除內容，所以有些政論網站寧願關閉也不願申請。報紙、網路都有法可管，電子媒體幾乎是準官方的，現在「新加坡少年youtube事件」說明無法管到的youtube影像傳播，就直接以觸犯法律的司法案件來處理。 新加坡的媒體管制有其立國時的艱辛歷程及其內部多種族、語言、宗教的特殊條件，最終，媒體成為有效傳達政府政策的工具，但是否是下情上達的民意反應橋梁，未置可否。台灣媒體可能會覺得以上是來自遙遠星球的報導，無法想像台灣只剩下一家公共電視而它也兼辦中英文報的光景?無法想像在天羅地網、滴水不漏的管制環境中怎麼報導?我們媒體外資、中資充斥，政府一旦要宣傳還得花錢買置入，一線記者初生之犢不畏虎橫衝直撞，高層主管跳槽更是家常便飯，最重要的專業與公信力反而是無人評斷。那新加坡人怎麼看台灣媒體呢?以下的插曲是新加坡對台灣媒體睜大眼睛、詫異不已的越洋報導。 李光耀資政過世隔天，李顯龍總理在臉書張貼60年前父子合照以懷念李光耀，台灣某家電視台記者採訪新加坡大學教授，開口問:這父子合照是不是李顯龍在為年底選舉騙選票?這尖銳的問題不僅讓受訪者傻眼也開始在校園中廣傳。這種採訪災難屢見不鮮，我想那位年輕記者是想問:李顯龍能不能政治繼承李光耀受人敬仰的典範，這是一個頗有政治感的問題，只是台灣媒體習慣搶快、用語太過直白，讓與媒體和諧共處的新加坡人難以承受。 相對注重效率、真實的新加坡媒體，台灣媒體更愛透明、自由。新加坡的電視台沒有政治評論節目可看，整天報導亞洲各國重要新聞，可謂「一台報多國」，十足「亞洲之眼」；台灣電視台十多台大多集中報導本地新聞，可說是「多台報一國」，是不是有點浪費資源了? 新加坡的報紙多是新聞事件報導，「事實」就是跟在小象後面的大象所劃定的「界限」，偏離事實就得花很大的力氣去善後，而且可能損失慘重；台灣的媒體已成為公共議題的論壇，眾說紛紜，精采度當然比新加坡的一枝獨秀更為百花齊放，但要欣欣向榮還欠缺一套對新聞品質的管控機制及不良業者的退場機制，才能確保新聞媒體的靈魂----公信力沒有喪失。 作者：黃瓊雅(新加坡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研究生)

李光耀資政與李登輝總統都是1923年出生。台灣在李登輝總統帶領後，明顯與新加坡走上不同的道路，展現出不同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面貌。 台灣的政治人物最喜歡講超越新加坡，尤其在選舉的時候。這到底有沒有可能呢？可能要先問這些政治人物到底了不了解他們要超越新加坡什麼？ 新加坡是一個國家，他的規模你以為只是一個城市，卻是放眼全球；你認為他的政府權威專制，但執政菁英靈活應變，政策推陳出新，政體治理像是企業經營。你覺得住在一個全球經濟中心，擁有世界最好教育制度的花園城市裡一定很快樂，但調查結果有5成以上的人下輩子不想當新加坡人。 新加坡的命脈是經濟、是產業，他的目標是成為世界級的水準。要超越新加坡，跳過英語當第一語言的門檻不談，能否超越新加坡起飛的雙引擎──全面市場化與全面國際化是關鍵。市場化的施政作風與國際化的心胸與作為，就是開國元勳李光耀立下的兩大標竿。 李氏風格實用主義至上 李光耀曾說過，作為一個東南亞的島國城邦，要想生存下去就是不能平庸。政策不要講理論，能快速有效解決眼前的問題最重要，要丟掉意識形態就是按照世界本來的面目來對待這個世界，而不是按照一個人的想法，更不是用政治正確來解決問題。李光耀務實治理下，新加坡在公共政策的演進上就是持續變革以保證有效的結果，重新設計以提高執政的效率，以及開發服務新平台滿足新需求。在李光耀建國時期，這個經濟島國，從成為跨國的離岸生產基地到和外企合創培訓場所，到現在已是外企的營運總部中心; 財政和貨幣政策，也從促進本國工業化到迎接世界國際化，從成立國有企業到不斷私有化，以致當前表現亮眼的淡馬錫集團傳奇。強制、任務和結果導向是李氏作風，政策昨天失誤了，今天就要改，國家才有明天和未來。 的確，在李光耀的帶領之下，初期的新加坡治理對歐洲的社會福利制度避之唯恐不及，明顯採用美國的自助文化，不希望造成國債負擔的主軸下，新加坡發展出來許多與眾不同的政策設計。他們的特色就沒有代際轉移、沒有消費補貼、沒有國債負擔，盡可能運用市場及定價機制來配置資源。 中央公積金這個強制性的儲蓄計劃是整個自助文化的核心，強調個人責任的養老金制度，每個月由雇主與員工共同存錢，養老自籌，下一代及政府都不是理所當然要為個人的生存負責。除養老外，公積金還運用支出住宅及醫療，低收入族群則會受政府補貼。有這筆國內最大的儲蓄金，政府無須向國外借款就能為經濟發展提供資金。 組屋是新加坡的傳奇。建國初期城市貧民區隨處可見，給國民基本的吃住是穩定社會發展的第一步，通過土地徵收法後，政府直接徵收土地興建國宅，約8成的新加坡國民住在政府興建的組屋。公寓社區都規劃了種族分配額，國家因此獲得種族融合的功能，一般人是公積金儲蓄支付組屋首期及月供，住進組屋後必須持續就業，也造就穩定社會勞動力的效果。醫療保健更是用者自付的最佳表現，個人保健帳戶也是由個人及雇主共同存款，政府會公布各醫院醫療成本，由國人自行決定要如何使用自己的醫療存款。 世界領導人的導師 李光耀常說：外國人不能照自己的想像打造新加坡。世界各國的領導人要詢問世界局勢、國際發展，一定要來問李光耀的高見，他是局勢智者也是國際說客。對台灣與中國來說，因為有李光耀，才有辜汪會談；李光耀曾籲請歐美大國不要與中國為敵，尊重中國的文化與統治，也勸中國選擇與國際合作，爭取時間和平發展經濟，維護太平洋的穩定。這位智者不僅是兩岸三地的關鍵角色，也是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說客、中國對歐美的窗口。季辛吉推崇李光耀是全球戰略思想家，「如果只能問一個人，那就去問李光耀。」李光耀也用新加坡向全球證明，不需要戰爭、不需要屠殺，就能成為多種族、多宗教融合的社會。沒有李光耀，國際舞台上誰還能接手這個角色？ 新加坡人的父親 新加坡的政治人物個人生活鮮少為媒體報導的對象，這也是李光耀樹立的風格，他曾提及媒體報導白宮生活，並無法證明美國總統的治國能力。在媒體道德約制下並沒有因為神秘而八卦，倒是李光耀接受訪問，觸及他如何度過妻子過世的孤獨與失落，他誠實不浮誇地陳述家人彼此的關係，令一般人感受到一段與政治強人最近的距離。 如果是一個失敗的國家，沒有任何人會理你！一個華人群體活在強大的東南亞回教國家中，新加坡生存在一個永久不安全的國家，從李光耀以來的領導者，不斷灌輸新加坡國人的信條──憂患意識才是新加坡的國魂，沒有李光耀的新加坡是否能仍在風雨中屹立不搖？ 以學業成績成為評斷優秀與否的開國傳統，菁英主義的立國文化已造成當前新加坡教育最大的反思。過去實用主義主導一切，政府也開始擔心其他國家條件更誘人，國民會不會起身離開新加坡，如果危機來臨，是否會留下來保衛這個國家？同樣李氏「自力更生」的市場思維，也在貧富拉大下朝向對弱勢族群更多的補貼與扶持，公積金制度也朝更人性化、更靈活的設計與發展。李光耀的時代，新加坡搖身變成一個花園城市（Garden City）的目的，是為了呈現新加坡是一個絕佳的國外投資之地，吸引世界各地優秀人才移居的最佳場所；後李光耀時代，城市在花園中（City in the Garden）越發追求的是島上國民的文化、藝術、美學涵養，以及智慧科技與生態的永續發展。 李光耀已經將新加坡打造成一個成功的故事，他的精神遺產也將持續在這個島國上精采演出。 （作者現為新加坡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研究生） （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