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9月底發表最新的《全球競爭力報告》，新加坡已連續5年排名第2，僅次於瑞士，台灣排名第15。在很早的過去，新加坡對台灣而言是南洋的一粒小島，而現在他是全球閃亮的明珠。不管以一個外國人而言，你認不認同它的民主社會模式，它的經濟光芒都努力著要持續發光、發熱下去。台灣從這些光亮中得到甚麼啟發？

新加坡國土面積是2.6個台北市大，人口是台北市的2倍，整個城市經濟規模是台灣的0.6倍，但人均所得是台灣的2.6倍！而且過去25年來，以台灣3倍的速度迅速增長。台灣與新加坡產業發展都是以勞力密集起家，之後都經過資本密集的投資，台灣轉向高科技產業發展，深耕精緻農業；新加坡集中發展高端服務業，定位企業跨國的區域總部與營運中心。兩國在進入21世紀都宣稱進入知識經濟創新階段，新加坡以其獨特的治理模式，看得見持續在市場、技術、資金、人才政策面上，推出配合國際環境的趨勢政策；而中研院朱敬一院士卻說，台灣的產業經濟太久沒有像樣的產業政策，不是市場太強、是政府太弱，是做決策的人太差、太懶、太官僚、太封閉。

●同樣面臨GDP成長放緩

台灣從2000年開始面臨低GDP增長，2000年以前平均13.3%，2000年以後則是3.4%。新加坡在過去50年GDP成長平均7.7%，2008年以後GDP成長也放緩，去年是2.8%，今年預估2.1%。台灣正面臨產業轉型的困境及區域經濟邊緣化的危機，新加坡則對勞工生產率增長歷年都比GDP增長率低，感到頭痛不已。

新加坡的管理層與勞工層薪資一直有太高與太低的疑慮，勞工薪資每年由工資理事會統一根據GDP成長率調整，歷史上曾有一度因為加薪幅度高過於生產力的增長，以致加重經濟的衰退。當經濟緩成長，加薪卻變成一種習慣時，碰到物價高漲，某些職業是否保障最低薪資，變成一項討論的課題。

如果對照新加坡大學生的起薪約7萬8千元台幣，台灣低薪現象已經成為全民公憤。為什麼台灣薪資不能像新加坡一樣跟著GDP成長而成長？我們GDP這20年好歹也有3%的成長，但為什麼薪資會一直凍漲？有學者認為主要原因是「台灣接單、海外生產」的比重大幅增加所致。因為中國、越南的土地勞工生產成本低廉，所以工廠都遷到海外，以2013年資通訊產品高達87.3%製造往外移、69%電機產品的製造在海外為例，工廠都沒有了，接單的成果沒法反映到勞動市場，勞動需求減少，勞工供過於求，薪資自然無法拉抬。一旦有勞工要求漲薪資，生產成本提高，在產業沒有轉型、利潤沒有增加的情況下，僅存的工廠會因為高帳的薪資外移或關廠。

●從生產成本看兩地物價

新加坡因為超過5成的生產原料是從國外進口，1盤海南雞飯只剩下醬油與服務是本地生產製造。物料進口同時也進口了「通膨」，成本飆高轉嫁給消費者的物價也就越來越高，加上外來移民湧入，需求增加也拉高物價，結果就是在新加坡消費比東京生活還要高與貴。以屋價為基準，過去新加坡人5年不吃不喝才能供得起1間套房，現在要10年不吃不喝才能完全擁有住房，原因不只是房價變貴，而是吃喝物價倍增了。

難以想像的事，民生物價僅是新加坡1/3的台北，必須不吃不喝15年才能買得起1棟房子。屋價天高不是因為進口了通膨，也不是進口外來移民所致，是熱錢在產業界找不到報酬率高的產業，轉向流入炒房與股市。實際上這種資金流動對經濟貢獻沒太大的幫助，卻拉大台灣的貧富差距。在台灣前5%的高所得族群財富占總所得，已經從過去的1/4上升到1/3，也就是100元中有33元是前5%富有的人拿去，同時，其中的1%的人賺走了100元中的14元。

新加坡貧富懸殊的程度可能跟它的富有一樣，在全球名列前茅。為了打造區域總部，政府編列優惠政策鼓勵特殊產業的生產，給予個人、企業低稅優惠。在充分自由化、國際化的環境下，沒有最低工資，勞工薪資因為外勞湧進往下更低，管理層薪資一直在追高，加上對資本利得不課稅的形情下，金融投資帶來的財富累積爆發的乘數效應，急遽擴大了貧富與階級差異。

●產業轉型是未來的命題

現在新加坡低GDP可能的說法是因為限制外勞數量，減緩經濟成長，並受歐美經濟遲緩所影響出口減弱。過去25年，新加坡一直想改變靠勞力與資本規模的擴張，支撐經濟成長的命運；但勞工生產率增長歷年還是比GDP增長率低，提高生產力，一直以來都是產業政策最重要的主軸。政府年年推出政策加速製造業高端化，對高技術、高附加價值的企業給予資金挹注及稅務減免。從新加坡科技研究局（Agency f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Research，A*STAR）的成立與作為，可得出由政府帶頭全面啟動知識產業轉型。

《全球競爭力報告》指出：「新加坡擁有全球最佳教育與培訓機制，讓它處於良好優勢，能進一步加強採用新技術、提升商業成熟度和創新能力。」它也強調，瑞士、新加坡和美國能位居3甲，主要是在於這3個經濟體注重培育創新人才。在A Star裡，政府每年投入龐大研發資金與持續延攬全球人才，從事研發新產品、新製程、新應用與新營運模式，再透過其內的企業媒合單位技轉給私人企業與公共部門進行商業運用。

這種由政府帶頭創新的模式，讓人回想起30年前，台灣政府為了投入半導體IC產業發展，向國外購買技術，派人去國外進行技術移轉，態勢成熟再移轉給民間，政府拚命投入大量研發經費與國外私人企業技術合作，催生台灣上中下游的產業鏈的光景。也是這股政府帶頭以技術創新的優勢，扭轉當時台灣的代工地位，催生了主力產業，一直以來，電子業產值貢獻GDP的1/9，占出口接近30%，成為主要拉動台灣經濟成長的動能。

台灣與新加坡都強調自由經濟，不干預市場運作及企業管理，但在宏觀政策面上，新加坡政府無論是在戰略產業的引導、中小企業的輔導，以及改善商業環境的力道都比台灣強勢，尤其是培植創新的研發系統與發展高附加價值產業的措施與引進人才，衝勁十足。台灣在全球競爭力排名中最差的3項是：科技完備度、商業環境成熟度、及勞動市場效率等，都有待加強，新加坡在政府與市場的角色搭配值得台灣借鏡。

作者：黃瓊雅（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 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