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人去世後,要怎麼紀念他?

豎個紀念碑、建個紀念館、把他的人頭印在鈔票上、開放官邸供人參觀、還是擺設銅像在校園門口?這些台灣好像都做過。新加坡國會與社會也正在討論要如何緬懷他們的國父李光耀。

去年在設計50周年鈔票上就決定採用李光耀高舉拳頭呼喊”Merdeka”(獨立)的照片,除了這項原先的規劃,李顯龍總理認為,其他個人形式的崇拜對新加坡而言都是不必要的。李光耀夫婦生前就表明不喜歡死後他們的官邸家居環境被後人參觀,官邸等到他的女兒不住時就得拆除,周圍限建的禁令也隨之解除。

在這項討論中,前總理吳作棟則提議為建國元勳建一個紀念館,緬懷建國一代領袖們從零開始篳路藍縷的奮鬥歷程,也許明年絢麗的濱海灣藝術中心將多了一個觀光景點。就像劉邦有韓信、蕭何與張良,建國元勛核心成員除了李光耀外,還有經濟舵手吳慶瑞、外交使者拉惹勒南、財政大臣韓瑞生和組屋推手林金山。李光耀在他的回憶錄中對這組有才幹的正人君子表示:「他們都比我年長,而且有話直說,不怕冒犯我,尤其是當我犯錯時,他們更是直言不諱。他們幫我保持客觀與平衡,使我避免了因長時間擔任領導角色而變得妄自尊大。」

建國一代(Pioneer Generation)是新加坡特有的專有名詞,尤其每到國慶日,所有的建國一代就成為主角,而國家要發福利金時(發紅)他們也總是首批接受者。他們是指獨立前後參與重建經濟的新加坡國人,也就是在李光耀著急地把新加坡從泥巴地推向大都會的過程中,那批孜孜不倦地投入也被經濟轉型犧牲過的那個世代。那些年,他們才二、三十歲。而50年前也有一些台灣人陸陸續續來到新加坡,在台美斷交之後從這個南洋小島重新開啟他們的人生,也一併地加入了新加坡建國一代的行列中。

位於Singapore Recreation Club二樓「明達樓酒家」牆上掛著那丹總統的書法題字「詩言志」,餐廳主人張兼嘉說,為了寫這三個字,納丹總統可是練了半年。能掛上總統題字的餐廳應該也不多。

張兼嘉回憶起45年前踏上這個南洋小島,「那時真可說是一窮二白,每個新加坡人分不到3塊美元(國民生產總額),到底能不能養活自己都不知道,但我就想既然都來了,就拚看麥耶~」。剛建國時,新加坡失業率高居14%,獨立時根本沒有一支武裝部隊保護這個國家,李光耀還央求以色列人幫新加坡建立軍事武裝部隊,在1967年為了消除人民對當兵的抗拒,甚至通過法律規定凡服完兵役成為後備軍人者,政府保證一定找得到工作。

1968至1971年英軍撤離後,帶走國內生產總值20%,使新加坡更窮,為了創造更多就業機會,新加坡政府不斷尋找外資,還嘗試過派遣貿易代表團到非洲去找生意,結果當然無功而返。後來李光耀把希望寄託在美國跨國企業上,制定獎勵投資條例,吸引大量外資進入投資。回憶那段經濟起步期,馬路上飯店旅館如雨後春筍,張兼嘉於是決心不回去台北昆明街的太平洋飯店,全力轉戰獅城維多利亞街的新香港大飯店,從此展開他的飯店人生,爾後40年自己的餐廳酒店也在新加坡的市中心一間間開張。

張兼嘉的父親是日據時代台北大稻埕蓬萊區區長,後來擔任里長,往來地方頭人讓張兼嘉自小就是古道熱腸,加上流利的英日語,飽讀詩書,經營起飯店應對政商名流游刃有餘。張兼嘉說,「不敢說長袖善舞,但我有一顆父親里長伯的熱心,碰上那個經濟起飛的年代,餐廳常是大老闆談生意的地方,政要與學者也會帶家人來用餐或慶祝節日,我用心做幾道好菜,關心他們的健康飲食,自然就能跟他們全家交心。」

80年代新加坡也追隨日本推廣生產力運動,無論是工廠、公司還是餐廳,都在追求節省時間和成本,又要使產品完美無缺。張兼嘉對張羅餐館及飯桌上小細節特別講究,父母日本式家庭教育的傳承完全派上用場。熱心公益是來自父親的遺傳,從小心裡就有一個里長伯服務處,加上張兼嘉熟練的外交手腕,讓一個外來移民靠著美食擄獲人心,也成功打進新加坡上流社會,順利建立起綿密的政商關係。

經濟稍好,張兼嘉一家人從旅館閣樓搬進政府的組屋。剛開始新加坡人還不習慣住組屋,常常在樓梯間或門一打開就有飼養的豬雞鴨跑出來,電梯也不是每一層樓都停,因為住戶對電梯還有恐懼感。當時居民常放鞭炮引發火災,後來政府就把鞭炮給禁了。眾所皆知,後來新加坡也把口香糖給禁了,因為老是有人把口香糖塞進鑰匙孔甚至捷運車門,造成混亂。

勇闖獅城的台灣第一代馬上面臨的就是英語問題,很多當時來的台商都有短暫找過英語老師惡補的經驗,大家笑說還好這裡的新式英語(Singalish)用的是華文文法,可以可以就說can can,很快就駕輕就熟。

新加坡把英語作為工作語言,並成為各族之間的共同語,推行時反對的聲浪持續不退,1975年把華文大學南洋大學的教學語言改成英文,後來乾脆把南大關了跟新大合併為新加坡國立大學,更引發軒然大波,之後全國中小學全部以英語教學,華語與母語成為第二語文。李光耀後來承認推行全面英語化是他最煎熬的選擇,也認為母語傳承著豐富的民族自信,不該成為弱勢,1978年也開始每年為期一個月的推廣華語運動。對多數台商而言,除了要與全球做生意,其實也如張兼嘉的體會「多學一種語言、心胸就開闊一點」。

相對於也正在經濟發展的台灣,新加坡從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的速度,更像是在坐噴射機。李光耀執政團隊積極地向成功國家的政策進行考察研究,1977年開始整治新加坡河,全面鋪設汙水下水道,遷徙3000戶沿岸小工廠到工業區,逐步淘汰8000個養豬場,經過短短10年,新加坡河的兩岸鋪設了人行道,成為商店、餐館與咖啡座。

但是其間政府也充滿公共政策試誤過程。例如60年代新加坡政府也執行「兩個恰恰好」計畫,因為沒有辦法提供這麼多學校與就業機會,必須抑制人口成長,以免造成更多人失學與失業,結果這個政策卻導致高知識的父母少生小孩,教育水平低的父母生育4個或更多孩子,政府馬上改弦易轍。也為了解決越來越多女性大學畢業生未婚的問題,新加坡還為此成立了社交發展署,擔任”我愛紅娘”的任務,希望增加優生人口。相關的優生學人口政策,例如提供高教育水平婦女的小孩更優渥的教育機會等,在當時的社會都引發不少批評,並直接反映在選舉結果上。

這些加入新加坡建國的台灣人,屬於戰後嬰兒潮,他們的父母都當過日本皇民,自己從蔣介石的戒嚴時代過渡到李光耀的計畫時代。下一代在台灣出生,在新加坡服完國民兵役,成為新加坡公民,現在孫子輩是完全的新加坡國民,對台灣已經相當陌生。他鄉作故鄉,大家聚在一起偶爾吃吃台灣菜在舌尖上解鄉愁,這就是移民。

獨立時的新加坡土地面積620平方公里,填海造陸增加了近100平方公里,人口從200多萬接受外來移民到達現在的550萬人口。這東南亞的小紅點跟全球一起接受經濟蕭條與衰退的洗禮,在每次跌倒中爬起來猛然進行經濟轉型。建國一代跟著這個國家一次次脫胎換骨,從轉口貿易、勞力密集、技能密集、資本密集、技術密集到知識密集,辛苦的這一代在快速轉變中大感失落,但也沒被遺忘。

作者:黃瓊雅(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 研究生)

(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

來自台北大稻埕、成為新加坡「建國一代」的張兼嘉夫婦站在自家餐廳二樓,牆上掛的是那丹總統的書法題字「詩言志」。圖:黃瓊雅/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