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黨是民主制度特有的團體。表面上，反對黨的存在干擾團體運作，影響決策效率，不過民主制度卻仍保有反對黨。簡單來看國家運作，國家基本上要根據本身資源思考兩件事情，1. 該不該改變，與2. 如何改變，在有限的資源下就有妥協，必須有所取捨。
改變帶來的機會是否伴隨其他危機？人往往有確認偏誤，自然而然要證明自己，就連一流的科學家也無法完全避免盲點，所以必須仰賴實證或同儕審查來調整自己。ㄧ群人的確認偏誤就是團體迷失，政黨也是有自身的盲點，反對黨的功能就是同儕審查執政黨，對於關乎眾人的事物，正確遠遠比效率重要。
有時候會說反對黨的「天職」就是反對，顧名思義，反對黨自然不該支持，而是抉擇反對的力道與原則，所以，反對黨刻意尋找政府的盲點，找不到盲點也需評估改變需要的代價。既然如此，民眾就可以從反對黨如何反對來評估反對黨是否稱職。
伊恩·麥克吉爾克里斯特（Iain McGilchrist）發現生命運作本身就有許多「透過對立來協助」的狀況，最常見的狀況就是一隻手抖，就靠另一隻手施加壓力來降低抖動。過去蔡政府有「淘汰老車」的政策，單純只聚焦在老車製造二氧化碳，忽略老車是生技工具。當時，政府就會需要反對黨施加壓力讓執政黨重新思考與調整環保政策。
另一種反對是雅克·德希達（Jacques Derrida）的病毒論，德希達從用病毒來描述其哲學思維。病毒本身無法長期存在，需要宿主延續自身生命，在政治上就是「為了反對而反對」，除了沒有核心價值，甚至有破壞生存的疑慮，如：疫情期間反對「禁止口罩外銷」，或是扁政府時代，面對中共威脅，仍要阻擋國軍採購潛艇。
常有人以「思想病毒」來形容馬克思主義，後來經歷列寧突變成馬列主義，現在習近平再突變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論生理或思想病毒如何突變，病毒本身無法長期獨立存在，目的就是寄生與破壞。共產主義為了權力不斷說謊，立場也能隨意更改，所到之處也充滿血腥殺戮。病毒思想往往會以善意包裝，虛假宣稱為苦難人民發聲，透過反對政府嘗試削弱政府，目的就是增加自身影響力。
「反對」若只是抱怨很簡單，只要不知感恩與自我中心就能找出各種反對的理由，政見只是口號也很簡單，只要不打算負責就好。畢竟，現在也沒有多少人要求馬前總統兌現「633」了。而建造有用制度很難。不斷「下架」只是讓不同政黨學會耐心，繼續用對抗語言讓兩方的支持者被仇恨矇閉。理想的民主制度，反對黨應該是未來的執政黨，不該只會喊下架執政黨，而應該給人民一個未來的藍圖，透過事件來告訴民眾，假如換政黨，人民生活可以如何改善。
相較於其他國家，臺灣有自己獨特的政治歷史挑戰，某種程度難度更高，但某種程度也更簡單。就語言方面，臺灣與中共有共通語言，也就是我們民情與時事更容易被掌握，而接受到政治宣傳，似是而非的宣導多少會讓人民不知該如何回應政策。就算是政府失誤，民眾情緒可能也被放大，可能對政府喪失信任，自然無法好好監控政府。
留意中共各種對內談話與放話，不難發現中共對臺灣與世界充滿惡意，面對中共就會簡單一點。當臺灣與國際有更多合作，中共就會出來指責，當臺灣增強國防，中共就會出來威脅，所以當中共反對時，或許臺灣所做的就是正確的。
中華民國臺灣人民從未繳稅給中共，我們是正常獨立國家，我們沒有理由被中共限制，正常的國際關係也不應當被視為挑釁。因為臺灣與中共語言相通，容易受到中共文宣影響，所以我們要再花一些時間了解全球共產黨歷史，中共歷史，與瞭解國共內戰過程，國民黨如何受騙，再來看現在中共，就明白中共反應就是我們的反向指標。
中共慣用的談判手法是先設定不對等立場，與不斷回收利用失信的承諾。中共強調九二共識就是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間接說出不論是中華民國還是臺灣都只能當地方政府，中共身為中央政府就能有一切選擇與解釋權力，當「裁判、球證、旁證」都是中共，任何談判都只是欺騙，所以看清國際情勢與共產主義的蔣經國前總統才會以「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應對。
中共帶給臺灣或世界的只是生物與精神上的病毒。臺灣在國家發展上仍需與中共打交道，但必需保持社交距離。臺灣人民可多留意中共面對各事務的反應，同時留意我們的反對黨是否與中共異口同聲，希望臺灣的反對黨透過「對立來輔助」政府，而不是病毒，如此，人民可以選擇好的政黨，而不是ㄧ再下架執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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