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錫惠

投書公共頻譜的社會契約：重要專線不該因電信業者而收費

公共頻譜的社會契約：重要專線不該因電信業者而收費◎蕭錫惠電信業者經營行動通訊，使用的是國家釋出的公共頻譜。頻譜不是單純商品，而是全民共有的公共資源。業者透過特許經營取得商業利益，也應承擔相應的公共責任。目前部分重要服務專線仍存在收費差異，例如 165 反詐騙專線、1999 縣市民專線，常因使用者所屬電信公司不同，而出現免費或付費的落差。這種制度設計，表面上只是通話費問題，實際上卻牽涉公共安全與人民權益。反詐騙、消費者保護、食安通報、地方民生服務，都不是一般商業客服。民眾撥打這些專線，往往是在遭遇危急、受害或需要即時協助時。當受害者在通話前猶豫那幾塊錢時，詐騙已經在繼續發生。即使每分鐘只是一元，也可能成為延誤求助的關鍵門檻。這不是技術問題，而是選擇問題。問題從來不在能不能，而在要不要。既然 110、119 等緊急專線可以做到全電信網免費，其他具高度公益性的服務專線，也沒有理由被排除在外。政府應由通訊傳播主管機關出面，協調各部會、地方政府與電信業者，制定「重要公共服務專線免付費清單」。凡涉及反詐騙、緊急救助、食安、消保、社福、地方民生等基本公共服務，都應納入免費範圍。電信業者享有公共頻譜帶來的龐大商業利益，就不能只把頻譜視為賺錢工具。重要公共服務通話成本，應視為特許事業的社會責任，而不是轉嫁給民眾的小帳。公共專線不該因你用哪一家電信公司而有差別待遇。全民共有的頻譜，不能只創造企業利潤，也必須回到全民安全。當公共資源被用來創造利潤，卻無法保障最基本的求助權利，那不是制度設計的缺陷，而是價值選擇的失敗。重要專線全面免費，不是福利，而是底線。

投書當收入不被承認：一個制度如何讓證明失去意義。台北市社會局的執法標準？

當收入不被承認：一個制度如何讓證明失去意義台北市社會局的執法標準？◎蕭錫惠 一個人已經提出報稅資料，清楚證明自己幾乎沒有收入，卻仍被認定「每月應有29,000元收入」。 這不是誤判，而是一種制度性的否認。 問題不在於資料不足，而在於資料被選擇性忽略。 依據社會救助法的制度架構，政府在審查社會救助資格時，並不是單純看實際所得，而是先判斷是否具備工作能力。一旦被認定可以工作，即使沒有任何收入，也可能被推定應有基本收入。 於是，一個弔詭的情境出現。 你提供的是現實，制度採用的是假設。 報稅資料代表真實所得，但在審查體系中，卻可能被視為不完整或不具代表性。理由包括資料屬於過去期間、可能存在未申報收入，或申請人仍具備就業能力。這些理由看似合理，實際上反映的是制度優先相信自己的推定，而非個人的處境。 當制度無法辨識真實，它就會選擇相信對自己最安全的版本——那個不需要承擔錯誤責任的版本。 這樣的設計原本是為了防止濫用資源，但當防弊邏輯被過度擴張，它也開始排除真正需要幫助的人。 調查顯示，單親家庭的收入結構相當脆弱：有相當比例的家庭收入落在低薪區間，甚至低於基本工資。這不是少數，而是長期存在的社會現實。 單親母親，就是最典型的受影響者。 當一位需要照顧孩子、無法全時工作的母親提出低收入證明時，制度不會問她是否有實際工作機會，而是直接認定她具備工作能力。於是，一筆從未出現的收入，被視為已經存在。 制度將可能性當成現實，將能力等同於機會。 制度不是看一個人如何生活，而是看他應該如何生活。 但現實社會中，能工作，不代表找得到工作；有工作，也不代表收入穩定。照顧責任、勞動市場的不穩定、年齡與技能限制，都讓「可以工作」與「有收入」之間存在巨大落差。 當制度拒絕承認這個落差，它就開始製造新的不公平。 更關鍵的是，這樣的機制逐漸形成舉證責任倒置。原本應由政府證明申請人具備收入能力，卻變成申請人必須證明自己無法工作，而這往往需要醫療或失能認定。 換句話說，只要沒有被正式認定為不能工作，就會被視為應該有收入。 結果，一個原本用來保障基本生活的制度，逐漸轉變為排除機制。 當證明貧窮變得困難，貧窮就不再只是經濟狀態，而是制度判定。 當一個人被認定擁有一筆從未存在的收入，他同時也失去了被幫助的資格。 當一個人必須不斷證明自己真的很窮，這個制度其實已經不相信貧窮本身的存在。 這就是現在，2026 年台北市社會局低收入戶評比的真實樣貌。 問題不在個案，而在制度本身。 當制度看見證據卻選擇忽略，那不是看不見，而是不願看見。 當制度可以用一個從未存在的收入，否定一個人的困境，那就不只是審查，而是一種結構性的排除。 當制度可以憑空創造一筆不存在的收入，它同時也在消滅一個真實存在的人。 社會救助的目的，不是測試誰更會證明困境，而是確保沒有人被遺漏。 當誠實申報仍無法被承認時，問題不在證明，而在制度是否願意面對現實。 如果制度連真實都不願承認，那它守住的，就不再是公平，而只是讓錯誤看起來合法的形式。

投書Google Lens：參觀展覽的有力工具

Google Lens：參觀展覽的有力工具「在資訊過剩時代，如何避免變成一個看很多卻理解很少的人」◎蕭錫惠在資訊爆炸的展覽現場，參觀者若只靠肉眼觀看與現場簡介，往往只能停留在表層印象。多數人逛展覽，不是在學習，而是在收集錯誤的理解。真正的差距，不在於你看到什麼，而在於你看懂了什麼。這時，Google Lens（影像辨識工具）才真正成為關鍵工具。它不是取代人的判斷，而是幫助你更快理解、更精準提問，並將零碎資訊轉化為有價值的知識。第一步，是現場照相。當你看到感興趣的展品、技術展示、產品型號或公司標誌時，先用手機記錄下來。這不只是拍照，而是在建立你的資訊資料庫。影像能保留細節，也讓你在後續分析時不受記憶偏差影響。第二步，是使用 Google Lens 查詢。透過影像辨識與搜尋整合，Google Lens 能快速解析畫面中的文字、品牌與產品，並提供相關背景資料。這讓你在現場就能完成基本的資訊補強，而不必等到離開展場才開始查資料，大幅縮短理解時間。第三步，是找出展商重點。查到資料並不代表理解，真正的關鍵在於篩選。這家公司的核心技術是什麼？解決了什麼問題？應用場景在哪裡？是概念展示還是已經量產？當你開始問這些問題，觀展就不再只是接收資訊，而是進入判斷與分析。第四步，是與廠商問答。當你已經具備基本理解，再與展商交流，提問就會更具深度。你可以直接切入核心，例如技術優勢、商業化挑戰、目標市場與未來發展方向。這樣的對話，不僅讓你獲得更有價值的答案，也讓對方感受到你的專業與準備。因此，Google Lens 的價值，不在於搜尋，而在於改變觀展方式。它讓參觀從被動接收，轉為主動理解；從走馬看花，轉為重點判讀。對一般觀眾而言，它是助手；對採購、投資、媒體與研究者而言，它更是一項提升判斷力的工具。當然，Google Lens 提供的是初步資訊整理，並非最終答案。關鍵資訊仍需透過官方資料與現場確認。真正有效的使用方式，是把它當成延伸感官與快速筆記，而不是替代思考。工具不會讓你更強，判斷力才會。Google Lens，只是放大你能力的那面鏡子。

投書當改革只剩下表演：從《悲情城市》到2026年的台灣

當改革只剩下表演：從《悲情城市》到2026年的台灣◎蕭錫惠1989年，《悲情城市》上映。它不是在講歷史，而是讓人「感覺到歷史」。電影刻意讓觀眾看不清楚，讓人處在不知道發生什麼、卻隱約感到不安的狀態。有人消失，卻沒有人敢問；真相存在，卻無法說出口。這種壓抑與沉默，正是歷史創傷最真實的樣貌。這也是轉型正義的起點。所謂轉型正義，核心只有三件事：揭露真相、承認責任、修復傷害。《悲情城市》完成了第一步——讓真相進入公共空間。但三十多年過去，台灣是否真正走完後兩步？回頭看2026年的台灣，轉型正義仍然存在於語言中，卻逐漸消失於現實中。我們有法案、有紀念、有道歉，但在最關鍵的責任與修復上，卻始終停滯。責任沒有被釐清，制度沒有被重構，傷害也沒有真正被修復。這種落差，並不是抽象的。當郭瑤琪案仍引發司法公正的質疑，當林義雄家三人遭滅門的血案至今未能釐清，當陳文成命案歷經數十年仍難以完整還原真相——這些不只是個案，而是制度未竟的證據。當一個社會連最關鍵的歷史與司法問題，都無法給出被信任的答案，「轉型正義」就很難不被懷疑，是否只是停留在形式。這也說明了另一種更深的現象：改革沒有失敗，它只是變成表演。就像「中華文化復興總會」改名，只改英文不改中文，名稱改一半，但權力結構與歷史連續性真的改變了嗎？還是，只是換了一種方式表演？當改革變成表演，它會呈現幾個特徵：語言先於現實，制度尚未改變，卻已宣稱完成改革；象徵取代實質，紀念與儀式多於責任與重建；責任被稀釋，歷史成為「時代悲劇」，而非具體行為；傷害被凍結，受害者被記住，卻未被修復。結果，就是制度信任的流失。人民或許不熟法律，但能感覺制度是否真誠。當制度無法回答「誰負責」「真相是什麼」「傷害如何修復」，不信任就會成為結構，而不只是情緒。而民主的基礎，從來不是選舉，而是信任。當人民相信制度可以修正錯誤，民主就能運作；但當制度被視為表演，選票、法律與努力，都會逐漸失去意義。回頭看《悲情城市》，它其實不是在講過去，而是在提醒未來：如果不面對真相，沉默會持續；如果不承認責任，權力就不會被限制；如果不修復傷害，創傷就會不斷重現。最諷刺的是，當年那部讓真相浮現的電影，誕生於尚未完全民主的時代；而今天，在民主制度已建立的台灣，我們卻面對「真相被稀釋」的危機。不是不能說，而是看起來已經說過了；不是沒有改革，而是看起來已經改革了；不是沒有正義，而是看起來已經有了正義。這種「看起來」，才是最危險的地方。當改革只剩表演，人民終將不再參與。當人民不再相信制度，民主就已經結束，只是形式還在。它不會轟然倒下，只會在掌聲與口號之中，慢慢失去重量、失去意義，最後連崩潰都不再被察覺。

投書當戰爭尚未開打：台灣如何在分裂與錯誤訊息中失去防衛能力

當戰爭尚未開打：台灣如何在分裂與錯誤訊息中失去防衛能力 ——台灣是我們唯一的家，必須由全民共同守護 ◎蕭錫惠 當第一顆飛彈落下時，多數人以為戰爭才剛開始；但真正的戰爭，往往早已在那之前開始。當世界把目光集中在飛彈與戰機時，我們其實已經錯過了戰爭真正開始的時刻。戰爭並非始於武器，而是始於資訊失真、秩序動搖與判斷失準。近期中東衝突引發油價波動與金融市場震盪，正說明戰爭的影響早已超越戰場，滲透進全球經濟與日常生活。 若從「誰在獲利」來看，戰爭的現實結構更為清晰。能源市場因不確定性而上漲，形成風險溢價；軍工產業因消耗而創造需求；金融市場則在波動中獲利。相對地，前線士兵、平民百姓與承受通膨壓力的中產階級，卻成為主要的承擔者。戰爭的本質，往往是「成本分散、利益集中」。 在這樣的結構下，台灣的位置格外敏感。作為高度依賴能源進口與出口導向的經濟體，外部衝擊將被放大。短期是通膨與市場波動，中期可能因供應鏈重組而提升戰略地位，但長期而言，重要性本身也意味著更高風險。 更值得警惕的是內部制度與安全需求的落差。立法院近年高度對立，甚至以60比51的多數優勢對重大政策進行全面否決。表面是民主程序，實質卻可能讓國家在關鍵時刻失去行動能力。當決策機制淪為否決機器，制度便從保障轉為阻礙。 同時，軍購案一再延後，使防衛能力出現關鍵時間落差。以已核准的對外軍購案為例，部分裝備交付期程多次延宕，顯示防衛能力無法即時形成戰力。當對手持續加速軍事現代化，這樣的延誤將逐漸轉化為實質安全破口。 資訊環境的惡化更進一步加劇風險。部分媒體充斥未經查證的訊息，部分政治人物甚至傳播傾向中國統一的觀點，削弱社會對制度與主權的信心。當輿論場失去真實基礎，社會將在尚未面對外部攻擊前先行內亂。 這正是現代戰爭的關鍵轉變：在真正開火之前，對手已透過認知戰瓦解內部。從資訊滲透、灰色地帶衝突，到基礎設施與金融干擾，最後才進入軍事打擊。多數人以為的戰爭開始，其實只是最後階段。 因此，關鍵不在於飛彈何時來襲，而在於能否辨識戰爭早已發生。當社會出現系統性異常，卻仍以和平思維解讀時，就是最危險的時刻。如果一個社會在尚未被攻擊之前，就已因分裂與錯誤訊息而失去判斷能力，那麼戰爭其實早已勝負已定。 面對這樣的現實，台灣需要的不只是軍事強化，更是制度與認知的重建。將「國防部」重新定位為「戰爭防衛部」，不只是名稱調整，而是對現實的承認——我們正處於一場未宣告的戰爭之中。 對個人而言，最重要的不是恐慌，而是判斷力與準備。能在混亂中保持冷靜、辨識資訊真偽，才是關鍵能力。 當多數人還在等待戰爭開始時，真正的戰爭，早已在資訊與判斷之中決定勝負。

投書一個新時代誕生 當 AI 擁有身體：Physical AI 時代的來臨

一個新時代誕生當 AI 擁有身體：Physical AI 時代的來臨◎蕭錫惠GPU（圖形處理器，負責大規模平行運算）決定 AI 有多聰明，NPU（神經處理單元，專為人工智慧推論設計）決定 AI 能不能活在現實世界。這不只是技術分工，而是產業演化不可逆的轉折點。黃仁勳在 CES 2026 指出：「Physical AI（實體人工智慧）的 ChatGPT（聊天生成式人工智慧）時刻已經到來。」這句話的真正意義，不在於技術突破，而在於 AI 正從「會說話的工具」，變成「能行動的存在」。隨著 World Model（世界模型，讓 AI 理解環境運作規則）與 VLA（Vision-Language-Action，視覺-語言-行動整合模型）技術成熟，人工智慧正從伺服器中的虛擬系統，走向現實世界的決策者。AI 不再只是回答問題，而是能感知環境、理解任務，並在毫秒之內做出判斷。過去的 AI，是「雲端思考」。資料被送往遠端伺服器，由 GPU 進行訓練與運算，再把結果回傳裝置。但在真實世界中，這種模式存在致命限制：延遲、網路依賴與高功耗，使 AI 無法應對即時決策的需求。當自駕車在瞬間判斷是否煞車，當機器人在人群中即時避障，當智慧裝置必須離線運作時，決策不能等待雲端回應。這正是 NPU 出現的理由。NPU 的價值，不在於更強的計算能力，而在於能以低延遲、低功耗完成即時推論，讓 AI 從「會想」進化為「能做」。這也意味著 AI 架構正在重組：雲端以 GPU 為核心，負責訓練與學習；邊緣端則由 NPU 主導，負責即時判斷與行動。這種「雲端學習、邊緣決策」的新架構，將徹底改變產業運作方式。機器人、自駕車、智慧工廠與各類裝置，將具備類似人類的反應能力，開啟新一波產業革命。對台灣而言，這不只是機會，更是關鍵戰略位置。台灣長期在半導體製造具備世界級優勢，但在 Physical AI 時代，競爭不再只在晶片，而在整體系統架構與標準制定。若能從代工角色，進一步掌握 AI 架構設計與系統整合能力，台灣將有機會從供應鏈的一環，躍升為規則的制定者。AI 的競爭，不再只是誰更聰明，而是誰能先進入現實世界。當 AI 擁有身體，世界的運作方式將被重新定義。這不是未來，而是正在發生的現在。

投書台灣文化總會：一個早該完成的改名

台灣文化總會：一個早該完成的改名◎蕭錫惠「中華文化總會」這個名稱，其實早已不符合今日台灣社會的現實。這個組織成立於1967年，源自威權時代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政治背景。然而台灣在過去三十多年已完成民主轉型，社會文化的主體也逐漸形成屬於自己的面貌。一個代表台灣文化的機構，名稱卻沒有「台灣」兩個字，本身就是一種歷史的矛盾。今天的台灣文化包含台語、客家、原住民族文化，也包含新住民文化與多元城市生活。這些文化早已超越過去政治敘事中的「中華文化」框架，而是屬於這片土地人民共同創造的文化。事實上，威權時代留下的象徵早已有過改名的例子。中正紀念堂曾一度改名為「台灣民主紀念館」，前方廣場也改為「自由廣場」。連象徵威權時代的建築與空間都可以重新命名，代表文化的機構又為何不能？更令人困惑的是，台灣已歷經三次政黨輪替，尤其2016至2024年民進黨全面執政期間，這樣一個象徵性的改革卻始終沒有完成。文化政策不只是活動與補助，也包含國家文化象徵的更新。名稱不是口號，而是認同。如果文化屬於台灣，代表文化的機構，也應該堂堂正正寫上「台灣」。

投書權力博弈下的虛幻和平：從戰爭的必然到聯合國的失靈與台灣困境

權力博弈下的虛幻和平：從戰爭的必然到聯合國的失靈與台灣困境 ◎蕭錫惠 美伊戰爭的殘酷畫面，至今仍是人類歷史上難以抹滅的傷痕。從城市廢墟到流離失所的平民，戰爭一再提醒我們：文明可以進步，衝突卻從未遠離。為何戰爭始終難以避免？從國際政治的本質來看，國家為了生存與發展而競逐資源，在缺乏最高權威的無政府體系中，彼此陷入「安全困境」——一方的防衛強化，往往被另一方視為威脅，進而引發軍備競賽與衝突升高。再加上意識形態對立、決策誤判與國內政治壓力交互作用，戰爭往往不是偶發，而是權力結構轉移與利益分配失衡下的必然結果。 這樣的結構性衝突，在當代國際局勢中屢見不鮮。俄烏戰爭的長期消耗與中東地區反覆爆發的軍事衝突，都顯示當大國利益直接碰撞時，國際規範往往難以發揮約束力。即使存在外交斡旋與和平倡議，最終仍難擺脫實力對抗的底層邏輯。和平，往往只是力量暫時取得平衡的結果，而非制度能夠長久保障的狀態。 面對難以遏止的戰火，二戰後成立的聯合國原本被寄望成為維繫世界和平的最高機制。然而現實中的聯合國，卻逐漸淪為發表聲明的場域。其失靈並非偶然，而是源於制度設計的根本缺陷。安全理事會五大常任理事國的否決權，使任何觸及強權利益的決議幾乎注定破局；缺乏獨立的強制執行力，使國際法在現實中形同建議而非約束；再加上財政與運作高度依賴大國，使組織本身難以擺脫政治牽制。當強權選擇無視規則時，聯合國往往只能停留在象徵性的譴責與呼籲。 即便有人主張聯合國仍具備對話與協調功能，但在關鍵衝突中，其制度性失能已一再被驗證。這種結構性的無力，在台灣議題上展現得尤為明顯。 聯合國對台灣的長期排除，不僅是政治現實的結果，更與其標榜的價值形成明顯矛盾。《聯合國憲章》與《世界人權宣言》強調基本人權與普世福祉，理應不因政治地位而有所差別。然而，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民，卻被排除於世界衛生組織與國際民航組織等關鍵體系之外。在全球疫情與跨國交通日益頻繁的今日，這種排除不僅不公平，更可能對全球公共安全造成風險。 更值得關注的是，聯合國秘書處與相關機構長期對1971年大會第2758號決議進行擴張性解釋。該決議僅處理中國代表權問題，並未涉及台灣主權，也未授權排除台灣參與國際組織。然而在實務運作中，這項決議卻被轉化為封鎖台灣的依據，反映出權力政治對制度原則的重新塑形。 這一切揭示了一個必須正視的現實：國際政治從來不是理想的延伸，而是權力的運作。制度可以書寫正義，卻無法保證正義被實現；規則可以存在，但是否被遵守，取決於是否有力量支撐。 因此，真正的風險，從來不只是戰爭本身，而是對「虛幻和平」的誤信。當一個國家將安全寄託於失靈的制度，或依賴空洞的國際承諾時，反而更容易在關鍵時刻失去自我防衛的能力。 在權力決定秩序的世界裡，和平從來不是被保證的結果，而是被實力撐起的暫時狀態。看清這一點，才是台灣在動盪時代中真正的生存之道。

投書財富是詛咒還是祝福？ ——為什麼富家子女未必生活更成功？

財富是詛咒還是祝福？——為什麼富家子女未必生活更成功？◎蕭錫惠在經濟學中，有一個著名概念叫做「資源詛咒」。一些國家擁有豐富的石油、天然氣或礦產，看似應該非常富裕，但現實卻往往相反。許多資源豐富的國家，反而出現經濟停滯、政治腐敗與社會衝突。例如委內瑞拉等產油國，龐大的石油收入並沒有帶來長期繁榮，反而讓國家陷入依賴與治理失敗的循環。原因其實很簡單：當財富來得太容易，人們往往不再重視制度建設、教育投資與產業發展。資源收入像是一條捷徑，但捷徑往往也會讓社會失去前進的動力。有趣的是，這個經濟學概念，不只適用於國家，也同樣適用於個人的人生。在社會上，我們常常看到一種現象：有些富家子女擁有最好的教育資源、最優渥的生活條件，卻未必在人生道路上更成功。相反地，許多來自普通家庭的人，反而因為從小需要努力，培養出更強的韌性、責任感與創造力。投資家巴菲特就是一個典型例子。身為全球最成功的投資人之一，他的財富足以讓子女終身無憂，但他卻公開表示，不會把巨額財產全部留給孩子。他曾說：「給孩子足夠的資源，讓他們可以做任何事；但不要給多到讓他們什麼都不用做。」因此，他將絕大部分財產捐給公益基金，讓孩子仍然需要依靠自己的能力發展人生。更早的例子來自石油大亨洛克菲勒。洛克菲勒對孩子的教育極為嚴格，從小要求他們記帳、工作、管理零用錢，培養紀律與責任感。他相信真正能傳承給下一代的不是財富，而是價值觀與能力。正因如此，洛克菲勒家族能夠跨越數代仍然保持影響力。其實，這樣的智慧早在數千年前就已經出現在《聖經》中。《箴言》三十章有一段著名的祈禱：「我求你兩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賜給我：求你使虛假和謊言遠離我；使我也不貧窮，也不富足；賜給我需用的飲食。恐怕我飽足不認你，說：耶和華是誰呢？又恐怕我貧窮就偷竊，以致褻瀆我神的名。」（箴言 30:7–9）這段經文提醒人們：極端的貧窮與極端的富足，都可能讓人迷失方向。貧窮可能逼迫人走向犯罪，而過度的富足則可能讓人失去謙卑與節制。心理學研究也指出，人類能力的成長往往來自「適度的困難」。當一個人需要自己解決問題、承擔責任、面對失敗時，他的能力與人格才會真正成熟。如果一切資源都已經準備好，人生的挑戰反而被消除了。因此，許多真正成功的家族，反而會刻意讓下一代保持某種程度的匱乏。他們讓孩子打工、創業，甚至從基層做起。因為他們明白：真正能傳承的不是財富，而是創造財富的能力。從國家到個人，歷史其實反覆說明同一個道理：太容易得到的財富，往往最難守住。財富可以繼承，但能力不能。真正重要的，不是你擁有多少資源，而是你是否仍然保有創造資源的能力。

投書七十歲之後：重新起飛的人生 ——給百歲時代的一封信

七十歲之後：重新起飛的人生——給百歲時代的一封信◎蕭錫惠人類壽命正在逼近一百歲，但我們的人生設計仍停留在七十歲的時代。在許多人的想像中，「退休」仍被視為人生的終點站。然而歷史一次又一次提醒我們：人類最重要的思想、制度與作品，往往誕生於人生的晚年。許多對世界產生深遠影響的人，都是在七十歲之後完成他們最重要的貢獻。原因其實很簡單——智慧需要時間累積。Benjamin Franklin年輕時以科學實驗與發明聞名，但他對歷史最深遠的影響卻出現在晚年。七十歲時，他參與美國獨立運動的重要外交談判；八十一歲時，他參與起草美國憲法。這些制度設計不只塑造了一個國家，也深刻影響了現代民主政治。俄國大文豪Leo Tolstoy在七十歲之後進入思想高峰，寫下大量倫理與宗教作品。他對道德與非暴力的思考，後來深刻影響了Mahatma Gandhi的政治理念。建築大師Frank Lloyd Wright在七十歲完成著名建築Fallingwater。這座與自然融合的住宅，被認為是二十世紀建築藝術的重要經典。歷史其實早已告訴我們：創造力並不只屬於年輕人。心理學研究指出，人類的創造力其實有兩種型態。一種是年輕型創造力，例如數學、物理或技術突破，依賴速度與直覺；另一種則是成熟型創造力，例如哲學、制度設計、文學與社會思想，這些領域更需要長期經驗與深度思考，往往在六十至八十歲達到高峰。因此，在古代社會，長者往往被視為智慧的來源。古希臘有長老議會，羅馬有元老院，中國也有耆老制度。這些制度背後的觀念其實很簡單：時間會累積智慧。問題並不只是壽命延長，而是人生的結構沒有改變。過去的人生模式很簡單：年輕時接受教育，中年投入工作，年老後退休。然而當人類壽命逐漸接近一百歲時，這種三段式的人生設計已經顯得過於狹窄。如果一個人在六十五歲退休，而活到九十五歲，那意味著人生最後三十年被默認為「沒有角色」。這不僅是經濟制度的問題，更是文明設計的問題。工作從來不只是收入來源，它同時提供身分認同、社會關係與生命目標。因此，人生不必只是「二十歲起飛、六十歲降落」。更合理的模式或許是：三十歲起飛，五十歲巡航，七十歲再度升空。更重要的是，我們不必等待政府重新設計制度。每一個人都可以先改變自己的生命觀。持續學習、持續創造、持續貢獻，我們就能重新定義自己的角色。當越來越多的人拒絕把七十歲當成人生終點，社會的樣貌也會隨之改變。改變世界不一定要從制度開始，有時候只需要從改變自己開始。人生不是一條只能前進一次的跑道，而是一段可以多次起飛的旅程。人生真正的衰老，不是年齡，而是停止學習。

投書一個超市畫面，不能代表一個國家 ——從伊朗報導看華視新聞的判斷問題

一個超市畫面，不能代表一個國家——從伊朗報導看華視新聞的判斷問題◎蕭錫惠近期華視轉述 CNN 駐伊朗記者的現場畫面。畫面顯示德黑蘭街頭商店正常營業，超市貨架上仍有水果與蔬菜，城市氣氛看似平靜，記者甚至表示「看不到恐慌」。這些畫面本身並非虛假，它確實呈現了伊朗首都部分地區的日常景象。然而問題不在畫面真假，而在於新聞如何解讀與呈現這些畫面。一間超市的營業狀態，只能反映某個城市、某個時間點的生活片段。當媒體將這樣的畫面轉述為整體社會的觀察時，觀眾很容易產生錯覺，彷彿整個國家的生活仍然運作如常。事實上，在受到制裁或衝突影響的國家，首都核心區域往往仍維持基本商業活動。商店可能開門、市場仍在運作，貨架上也可能仍有商品，但這些局部秩序並不能代表整個國家的經濟壓力與社會現實。新聞影像本來就具有天然限制。國際媒體多半集中在首都或較安全、能夠進入的區域採訪，因此鏡頭呈現的往往是「可以被拍攝到的秩序」。若缺乏必要的背景說明，觀眾很容易把局部畫面誤認為整體現實。問題在於，當華視轉述這類國際新聞時，如果缺乏查證與脈絡補充，新聞就容易停留在影像表層。觀眾看到的是某些街區的日常畫面，卻可能被理解為整個伊朗社會的現況。當局部影像被當成整體現實時，新聞就可能從資訊傳遞滑向印象塑造。類似情況也出現在最近 CNN 對台灣天然氣供應的報導中。國際媒體提出台灣可能面臨天然氣危機的說法，本可作為討論起點，但若本地媒體直接轉述而缺乏查證與補充，就可能讓單一敘事被誤解為既定事實。國際報導可以參考，但不應直接成為結論。一間超市可以反映某個時刻的生活，但它無法代表一個國家的全部。對觀眾而言，需要的不是更多畫面，而是更完整的理解；而對媒體而言，真正的專業，正是在於避免局部影像被誤讀為整體現實。

投書美國是否也在關心台灣軍隊的安全與滲透問題

美國是否也在關心台灣軍隊的安全與滲透問題 ◎蕭錫惠 在當前的台海安全環境下，台灣社會對軍事安全與情報滲透格外敏感。部分民眾對軍中將領或退役軍人的政治立場產生疑慮，擔心可能存在外部勢力的影響。這樣的討論不只存在於台灣社會，美國其實也長期關注相關議題。對華府而言，台灣不只是民主夥伴，更是西太平洋安全架構中的重要一環，因此台灣軍事體系的可靠性自然成為觀察重點。 從戰略層面來看，台灣位於「第一島鏈」的核心位置。這條防線從日本、沖繩延伸至台灣與菲律賓，是西太平洋安全架構的重要屏障。海權理論家馬漢曾指出，控制關鍵海上通道與周邊島鏈，往往決定一個國家的戰略命運。在當代安全環境中，第一島鏈不僅是軍事防線，也是一條「資訊安全防線」。若台灣的軍事體系與安全制度出現漏洞，影響的將不只是台灣本身，也可能波及整個印太安全結構。 在政策層面，美國國會與國防體系持續關注台灣的國防能力與安全環境。例如美國國會研究處多次發布台海安全相關報告，分析台灣軍事能力、國防改革以及中國對台壓力的變化。這些研究通常將台灣視為印太安全架構的重要節點，並持續關注台灣軍事體系的制度穩定與安全防護能力。 美國國防部的年度《中國軍力報告》同樣長期分析中國對台軍事與情報活動。報告指出，中國除了發展軍事力量之外，也運用「混合戰」策略，包括資訊戰、心理戰與統戰活動，試圖影響台灣社會與安全體系。這顯示，美國在評估台海安全時，不僅關注武器與兵力，也重視制度安全與反滲透能力。 這種戰略關注也反映在美軍高層的公開發言中。前印太司令 Philip Davidson 在2021年向美國國會作證時指出，台海穩定是印太安全最重要的議題之一，任何削弱台灣防衛能力或制度穩定的因素，都可能影響整個區域的安全格局。這類觀點顯示，美國軍事決策圈長期將台灣視為區域安全架構中的關鍵環節。 另一方面，台美之間長期存在安全合作關係，包括防衛裝備合作、軍事交流以及戰略對話。這種長期合作，使美方能夠持續了解台灣軍事體系的運作情況。對美國而言，幾個核心指標尤為重要：軍隊是否服從民選政府、指揮體系是否清晰、以及情報安全制度是否健全。這些指標不僅關係到台灣自身的防衛能力，也影響美國對台安全合作的信心。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對滲透問題的關注並非只針對台灣。在現代安全合作中，情報安全與反滲透能力一直是盟友關係的重要部分。無論是北約、日本或韓國，美國都會持續評估相關制度的安全性。這種評估並不意味著不信任，而是安全合作中的常態機制。 從制度角度來看，美國更重視的是軍隊是否服從憲政體制。在民主國家，軍隊效忠的是憲法與國家，而不是個人或政黨。台灣在民主化後逐步推動軍隊去黨化與政治中立化，軍事體系也受到國會與社會監督。這樣的制度轉型，正是台灣民主發展的重要成果之一。 綜合來看，美國確實關心台灣軍事體系的安全與可靠性，但這種關注更接近長期戰略評估，而不是簡單的不信任。對台灣而言，在地緣政治壓力持續存在的情況下，強化反滲透能力、維持軍隊專業與紀律，同時鞏固社會信任，不僅關係到自身安全，也關係到整個第一島鏈的戰略穩定。 在二十一世紀的安全競爭中，軍事力量固然重要，但制度的可信度、資訊安全與社會信任，往往才是真正決定安全的防線。

投書信仰的異化：當權力走向神格化的極端控制

信仰的異化：當權力走向神格化的極端控制 ◎蕭錫惠 在人類歷史中，信仰原本是人們面對不確定世界時尋求安慰與意義的方式。然而，當信仰與絕對權力結合時，它往往不再只是精神寄託，而會逐漸轉化為控制社會的工具。政治思想家漢娜・鄂蘭曾指出，極權體制不僅依賴暴力維持統治，更透過意識形態塑造一個封閉的精神世界，使人逐漸失去判斷現實的能力。從二十世紀的山達基、統一教，到著名的「瓊斯鎮事件」，人們可以看到一種反覆出現的結構：一位魅力型領袖、一套封閉而自我證明的思想體系，以及對絕對服從的要求。當這種結構被放大到國家層級時，便形成另一種形式的極權統治。在不同歷史背景中，它分別呈現為伊朗的神權政治、毛澤東時代的政治崇拜，以及習近平時代逐漸形成的數位極權。 這類體制的第一個特徵，是領袖的神聖化。伊朗的政治制度透過「監護法學家」體制，使最高領袖被視為神在人間的代理人。反對政權不再只是政治分歧，而被定義為「與真主作戰」，從而被賦予宗教罪名。毛澤東時代雖然宣稱無神論，但卻建立起高度的政治崇拜體系。《毛主席語錄》被奉為革命真理，「早請示晚匯報」等政治儀式使領袖成為精神世界的中心。在習近平時代，個人權威則透過制度化方式被進一步強化。「習近平思想」被寫入憲法與黨章，「兩個確立」與「兩個維護」等政治語言，要求全體體制在思想與行動上與核心保持高度一致。當政治忠誠被提升為近似信仰的要求時，政治權力便逐漸帶有宗教化的性質。 第二個特徵，是思想與知識體系的重塑。極權政權往往會透過教育與文化政策，確保社會只剩下一種被允許的敘事。歷史上，伊朗曾推動以宗教意識形態為核心的文化革命；毛澤東時代則透過文化大革命對知識份子與傳統文化進行全面清算。在習近平的統治下，中國的大學教材、研究方向與公共輿論同樣受到嚴格審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成為各級教育與政治學習的核心內容，學術與公共討論的空間逐漸收窄。當不同觀點被排除時，知識不再只是探索真理的過程，而變成維護權力的工具。 第三個特徵，是對社會關係的重新塑造。極權體制往往透過瓦解人際信任來強化控制。鼓勵互相揭發與舉報，使家庭與朋友之間充滿警惕與猜疑。當社會的信任網絡被削弱時，個體便更容易依附於國家與權力中心。 在習近平時代，這種控制又被科技大幅強化。透過人臉辨識、大數據監控與各類數位平台，權力的監視能力從過去的街道與組織，擴展為全天候的數位存在。社會信用體系與網路審查機制，使人們長期處於被篩選過的資訊環境之中。當不同觀點難以出現時，思想控制往往在看似自願的資訊閱讀中完成。極權統治因此不再只依靠恐懼與暴力，而是透過日常生活中的資訊與習慣，逐漸塑造人們的認知。 無論是宗教外衣、革命意識形態，還是現代科技包裝，當一個體制取消質疑權與個體自由時，信仰便會被轉化為統治工具。這種國家級的精神控制或許能在短期內維持穩定，但長期而言，它將導致社會價值的空洞化與個體精神的萎縮。當所有答案都由權力預先決定時，人類最重要的能力——自由思考——也會逐漸消失。 歷史一再提醒我們，極權體制真正害怕的並不是反對者，而是開始懷疑的人。當權力試圖把自己塑造成神時，它最終摧毀的不只是異見者，而是整個文明最珍貴的精神資產：人的思想自由。

投書從尼采觀點看伊朗領袖四十多人死亡 ——偶像斷頭之後

從尼采觀點看伊朗領袖四十多人死亡——偶像斷頭之後 ◎蕭錫惠 若以 Friedrich Nietzsche 的高度觀看這場戰爭，他不問正義。他問強度。 在 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 中，生命不是道德的辯論場。生命是權力意志的試煉場。 當 Donald Trump 下令出手，那是決斷。決斷本身，就是風險的承擔。 猶疑削弱力量。行動揭露本質。 然而，斬首不是創造。摧毀只是清場。清場不是新世界。 狂歡 四十餘名領袖倒下。神權象徵崩裂。 人群在世界各地歡唱跳舞。 這不是自由。這是壓抑鬆動時的震顫。 當偶像倒塌，人群總會歡呼。不是因為他們成長了，而是因為恐懼暫時後退。 恐懼後退，不等於勇氣誕生。 昨日跪拜神權，今日歡迎強人。姿勢不同，本質未必不同。 奴役，很少是鎖鏈。更多時候，是安慰。 強度 尼采不站在廣場。他站在高處。 他不屬於勝利。也不屬於哀悼。 他只觀察：這場震盪，是否讓人更強？ 若只是權力替換，那是循環。 若只是怨恨釋放，那是疲勞。 真正的力量，不在摧毀。在創造。 創造不是口號。不是歡呼。不是旗幟。 創造，是在沒有主人的情況下，仍然能為自己立法。 清晨 轟炸屬於夜晚。價值誕生於清晨。 當音樂停止，當群眾散去，當口號消散， 是否有人能在廢墟上沉默地站立？ 不尋找新的偶像。不渴望新的命令。不把安全當作意義。 若沒有這樣的人，勝利只是暫時的聲浪。 若沒有創造，廢墟只是下一座祭壇的地基。 尼采關心的從來不是誰倒下。他關心的是—— 在偶像斷頭之後，是否誕生了更強的靈魂。 全文字數：約 748 字

投書與鷹為鄰，與太陽為鄰，像狂風一樣生活

與鷹為鄰，與太陽為鄰，像狂風一樣生活 ◎蕭錫惠 在尼采的世界裡，高處從來不是權位，而是精神的海拔。與鷹為鄰，與太陽為鄰，像狂風一樣生活，說的不是驕傲，而是強度。 鷹俯瞰大地，不參與喧嘩；太陽自我燃燒，不等待掌聲；狂風掠過山巔，不向誰解釋方向。真正的高度，不需要觀眾。 低處總是熱鬧。那裡有回音，有掌聲，有敵我對立的激情。有人恨群氓，怒火翻湧，卻仍被牽動；有人厭惡庸眾，冷冷轉身，完成價值上的切割。恨，仍在對方的軌道裡運轉；厭惡，已經退出對方的邏輯。真正的高處，不靠反擊維持，而靠不屑站穩。 你對狂風吐唾沫，唾沫只會飛回自己臉上。風不會因此受傷，大勢也不會因嘲笑而停下。若以低強度的怨懟對抗高強度的現實，只會被自己的情緒反噬。強者不是沒有憤怒，而是不讓憤怒決定方向。 庸眾依賴聲量與群體，需要舞台與噪音。粗暴的狂徒靠拳頭，披著文化的偽善者靠語言；前者直接，後者精緻。未被鍛造的知識，會成為更高級的武器；未被轉化的力量，只會尋找喝采。高處之所以難以抵達，不是因為他們爬不上來，而是那裡空氣稀薄，沒有回音，沒有群眾，只剩下與自己對峙的孤獨。 與鷹為鄰，是學會俯瞰而不嘲諷；與太陽為鄰，是學會燃燒而不索取；像狂風一樣，是學會前行而不解釋。 那樣的高度，不屬於煽動者，不屬於喧囂者，也不屬於靠怨恨維生的人。 低處的人仰望高處，並非想攀登，而是想把高度拖下來。

投書真正的創造是帶著危險的光——生命與美麗的少女

真正的創造是帶著危險的光——生命與美麗的少女 ◎蕭錫惠 尼采談「生命」與「美麗的少女」，並不是在描寫女性，而是在運用象徵語言揭示生命的本質。 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他以挑釁而詩性的筆法書寫女人與存在。若斷章取義，容易誤解；但在哲學層面上，「女人」常象徵生命本身——神祕、流動、不可預測，也拒絕被馴服。 在尼采筆下，生命像一位美麗的少女：她吸引你，卻不保證安全；她充滿誘惑，也充滿危險；你若退縮，她轉身離去；你若敢承擔，她才向你展現更深層的光。 然而，尼采從未說生命只屬於強者。他真正強調的，是生命屬於能創造價值的人。強大不是支配他人，而是在虛無之中自我立法，在崩解的舊道德上重建尺度。當既有信仰倒塌，人若不創造，便只剩空洞；而選擇創造的人，往往也必須承受孤獨與誤解。 這背後，是他所說的權力意志——生命內在不斷擴張、重塑、超越的結構力量。它既創造，也破壞；既塑形，也粉碎。每一次真正的生成，都意味著一次拆解；每一次立法，都伴隨一次顛覆。生命不是等待意義，而是製造意義；不是尋求庇護，而是在風暴中鍛造自己的形狀。 自我超越，並非壓倒別人，而是超越昨日的自己；不是追求安穩，而是在痛苦與不確定中仍能對存在說「是」。這正是命運之愛的精神——不只接受命運，而是愛它，連同苦難、失敗與殘酷，一併擁抱。 對尼采而言，美從來不溫柔。美是一種張力，是力量在矛盾與悲劇中閃耀的瞬間。真正熱愛生命的人，不逃避它的殘酷，而是在殘酷之中創造形式，在破碎之中塑造價值；他知道，創造者從來不是安全的人，而是站在邊界的人。 因此，那位「美麗的少女」並非柔弱的象徵，而是生命本身——她偏愛那些敢於冒險、敢於顛覆、敢於在混沌中立法的人。但她也要求代價：孤獨、風險、誤解，甚至與舊世界的決裂。 在尼采的世界裡，活著不是被保護，而是燃燒；不是被安排，而是創造。 而每一次真正的創造，都帶著危險的光。

投書光環不能折現：把借貸還給銀行，把友情留給朋友

光環不能折現：把借貸還給銀行，把友情留給朋友 ◎蕭錫惠  在台灣的商業與社交場合，常見一種場景：名片遞上來，語氣微微上揚——「我是某某扶輪社社員。」彷彿這句話本身，就代表人脈、地位與信用。加入像 扶輪社、國際獅子會 或其他知名社團，本身沒有問題。公益、交流、專業倫理，都是值得尊重的價值。 問題不在社團，而在於身份是否被當成融資工具。 當頭銜鋪陳完，下一句卻是「可不可以借我一筆錢？」那種落差，自然令人警覺。不是借錢有錯，而是邏輯不順。若公司有實力、有營運紀錄、有前景，台灣銀行體系完整成熟。提出財務報表、現金流預測與計畫書，讓專業機構評估風險，這才是制度化的融資方式。 資本市場存在，就是為了讓專業承擔風險。若銀行無法評估通過，卻希望朋友憑情感承擔，那本質上就是把關係當作保證品。這不是互助，而是風險轉移。 錢與朋友，往往不相容。 朋友之間一旦有了借貸，關係結構就改變。還款延遲會產生尷尬，催款會破壞氣氛，無法償還會直接終結友誼。很多人沒預料到後果：原本熱絡的聚會突然變安靜，話題變少；眼神開始閃避，笑容變得勉強；甚至不敢再出席活動，因為不知道該如何面對彼此。 一筆錢，足以讓多年交情失溫。 更殘酷的是，當你一開口借錢，你在對方心中的評價，往往立刻下降一格。不是對方冷血，而是金錢牽動風險與責任。一句「能不能借我錢」，會讓人重新衡量你的財務能力與風險管理。這種話，不要隨便出口。它帶來的影響，遠比想像深遠。 這個原則不只適用於社團。即便是同一政黨之間，也不應該借錢。理念可以一致，但財務責任終究是個人問題。當金錢介入政治關係，權力與情誼會糾纏得更複雜。 宗教組織也是如此。信仰建立在精神價值之上，不該被債務牽動。當借貸進入宗教圈子，關係就會變得敏感脆弱，傷害的不只是個人，也可能動搖團體的純粹。 成熟社會的共識其實很簡單：資金交給制度，關係保留純粹。 銀行有契約、有利率、有風險評估，沒有情緒。企業融資走銀行或投資市場，個人週轉也有合法金融管道。制度存在，就是為了避免友情、政治與信仰承受財務壓力。 扶輪社或獅子會或其他知名社團的價值在於公益與交流，而不是私人借貸的背書。當身份開始為資金服務，那份身份其實已經貶值。光環不能折現，頭銜不是資產負債表。 真正的信用，來自透明與一致。有實力，用報表說話；有計畫，讓銀行評估；有前景，讓市場驗證。 如果需要借錢，走銀行。如果是朋友，就保留友情。 當借錢變成關係測試，友情就已經開始貶值。一個人若連銀行都不願意面對，卻讓友情承擔風險，那其實不是缺錢，而是缺制度感。 把借貸還給制度，把風險交給專業，把關係留在沒有利息的地方。

投書慕尼黑的握手與紅線：台灣需在大國博弈中維持戰略主動，

慕尼黑的握手與紅線：台灣需在大國博弈中維持戰略主動◎蕭錫惠台海戰略位置的冷思考慕尼黑安全會議向來是全球戰略訊號的交會點。當美國國務卿與中國外交部長在此會面，台灣議題成為公開對話的暴風眼，這並非偶發插曲，而是國際秩序重組下的必然。真正值得觀察的，不是場面語氣的強弱，而是對話背後所透露的結構性訊息與行動邊界。中方重申「台灣是中國領土」並反對對台軍售，這是其長期且一貫的立場。無論在聯合國、雙邊會談或區域論壇，中國將台灣問題定義為「核心利益」的表述，本質上是為了劃出政治紅線、強化主權敘事並凝聚國內支持，而非期待對方在會場當下讓步。美方回應持續支持台灣，同樣未偏離既有政策架構。美國對台政策的核心在於維持台海現狀，並透過軍售提升台灣自我防衛能力。這種「戰略模糊」與「實質支持」並行的安排已運作多年；公開場合的表態，重在維繫政策的可信度，而非宣告重大的戰略轉向。然而，我們必須冷靜洞察：美國的支持並非無限延伸。軍售不等於直接軍事介入，政治支持亦不等於外交承認。所有的承諾，都嵌入美國自身的國家利益評估之中。理解支持的「邊界」，遠比單純強調支持的「熱度」更為關鍵。若僅以「誰給誰難堪」的勝負欲來解讀外交，容易陷入情緒敘事。外交語言往往同時面向三種聽眾：對手政府、國內選民、以及區域盟友。強硬措辭具備象徵功能，但真正的戰略較量，不在會場的臉色，而在後續的政策推進與實質部署。更深一層來看，台灣之所以成為焦點，正顯示其在印太安全架構中的關鍵地位。台海穩定已超越兩岸範疇，成為全球供應鏈與區域安全的「戰略重心」。在這種大國競逐的格局下，台灣不是棋子，但若準備不足，便隨時可能淪為棋局的一部分。要在大國博弈中維持戰略主動，台灣必須在三個維度上紮根： * 首在強化自我防衛的「物理實力」： 國防預算的穩定投入、不對稱作戰能力的深化，是維持戰略可信度的基石。 * 次在提升經濟與產業的「生存韌性」： 分散市場風險、強化關鍵產業的自主性，才能在政治壓力浮現時，具備不被輕易撼動的籌碼。 * 重在鞏固內部的「政治意志」： 民主社會的辯論不可避免，但對於國家安全的基本方向，必須維持最低限度的共識，避免讓外部力量滲透分歧，瓦解防禦的心理基礎。慕尼黑的握手照片或許只是禮節，其背後卻是長期的結構競逐。對台灣而言，真正的課題從來不是場面上的輸贏，而是如何在大國競爭的夾縫中穩定自身重心。在動盪的國際局勢中，情緒無法提供安全，實力與準備才是最可靠的保證。當外部局勢升溫時，越需要冷靜；當國際支持浮現時，越需要自立。唯有如此，台灣才能在風暴之中保持航向，而不隨波逐流。

投書稱讚可以稱讚的地方，而不是批評可以批評的地方。

稱讚可以稱讚的地方，而不是批評可以批評的地方。這是人際關係裡很重要的一課。◎蕭錫惠 很多人習慣尋找缺點。缺點顯眼，也容易讓人顯得清醒、理性，甚至高明。但真正成熟的人，會刻意看見對方的亮點。不是因為對方沒有問題，而是因為你把注意力放在哪裡，關係就會朝那個方向發展。人會向被肯定的方向成長。被看見的優點會被強化，被反覆放大的缺點也會被固化。挑錯很容易，欣賞卻需要修養。前者出於本能，後者來自格局。這並不代表不能批評。原則必須清楚，重大錯誤必須指出。只是批評應該是工具，而不是習慣。當批評變成日常語氣，關係就會慢慢失去溫度。這種態度，在政治場域裡尤其重要。政治鬥爭時的稱讚，不是軟弱，而是高度。承認對手做對的地方，反而會讓自己的反對更有公信力。全盤否定只會顯得情緒化；該肯定的肯定，該反對的反對，才顯示理性與自信。真正成熟的攻防，是在立場清楚之下仍保有公平。同樣地，當別人犯錯時，如果只是一味指責，對方只會啟動防衛。人一旦感到被攻擊，首先保護的是自尊，而不是反省。若能先肯定對方一貫的努力，再指出這次的失誤，對話才有空間繼續。這不是討好，而是讓修正成為可能。但有一點必須牢記——稱讚一定要出於真心，而不是諂媚。諂媚就像假幣一樣。你拿它去交換好感，遲早會回到自己身上，變成別人對你的不信任。假幣流通得再廣，也沒有真正價值；虛假的奉承說得再動聽，也經不起時間檢驗。真正有力量的讚美，必須具體而誠實。它不是為了換取利益，也不是為了降低衝突，而是因為你真的看見了對方值得肯定的地方。讚美若帶著算計，只剩技巧；讚美若出於誠意，才成為品格。真誠的稱讚，是對他人尊嚴的承認；虛假的奉承，是對自己立場的出賣。欣賞別人，不等於放棄立場；肯定優點，也不等於模糊是非。成熟的人，懂得在原則之內保持溫度，在對立之中保有尊重。很多人習慣批評，其實源於內在的不安。當一個人不夠穩定，他會透過挑剔來證明自己清醒。相反地，能真心欣賞他人優點的人，往往內在是穩固的。因為他不需要靠壓低別人來抬高自己。關係不是因為話說得漂亮而穩固，而是因為心意真誠而長久。假話或許能取悅一時，真心才能建立信任。

投書在極端罪行面前，國家為何仍需保留死刑

在極端罪行面前，國家為何仍需保留死刑◎蕭錫惠當討論死刑時，真正困難的問題從來不是情緒，而是界線。若一個社會宣示「生命至上」，那麼當有人故意、冷靜地奪取他人生命時，國家應如何回應？這不只是刑罰政策問題，而是對正義本質的回答。 支持死刑，並不意味否認人權的價值，而是在承認人權的同時，也承認責任的極限。自由與生命權之所以受到保障，是因為我們共同接受一項前提：任何人不得任意奪取他人生命。當有人有計畫、有意圖地踐踏這條底線，他不只是違反法律條文，而是撕裂了社會最根本的信任結構。法律若在此刻退縮，等於模糊了那條不可跨越的紅線。 然而，支持死刑的人也必須誠實面對一個沉重的問題：如果我們相信生命神聖，國家是否就因此擁有奪取生命的權力？當我們主張對故意殺人者施以死刑，我們是否也在承擔同樣的道德風險？這不是可以輕易回答的問題。死刑的不可逆性，使它永遠帶著陰影。歷史上確實存在冤案，制度再精密，也無法保證零錯誤。支持死刑，不能假裝看不見這個現實。 正因如此，若死刑存在，它只能建立在極端嚴格的條件之上：證據必須排除一切合理懷疑；全程錄音錄影；確保獨立鑑定與完整辯護權；設置多重審級與再審機制；對自白與間接證據採取最高標準。死刑不能是常態刑罰，而只能是證據確鑿、罪行極端、毫無合理疑義案件中的最後選項。這不是妥協，而是一種制度上的自我節制。 那麼，為何在承認風險與道德困境之後，仍有理由保留死刑？關鍵在於界線。若法律對極端故意奪命行為始終拒絕設定最高刑罰，是否意味著社會放棄了對某些行為的終極譴責？刑罰不只是隔離與矯正，也是一種價值確認。它告訴公民：有些行為已經超越共同體所能承受的範圍。 反對者強調終身監禁足以隔離危險，這在制度完善時確實成立。然而制度並非永遠不變，政策可能調整，假釋標準可能鬆動，政治環境可能轉向。死刑在極端個案中的存在，是對「不可逆傷害」所作的最終回應。它不是為了報復，而是為了確立責任的終點。 更重要的是，對被害者及其家屬而言，正義不僅是抽象原則。當國家在極端案件中選擇完全放棄最高刑罰，可能會讓部分公民感到法律失去了重量。若法律無法在最嚴重的故意殺人案件中表達明確立場，社會對公平與秩序的信任將逐漸鬆動。 因此，死刑的存在不應被視為力量的炫耀，而應被理解為自我約束下的最後手段。它提醒我們：這是一種沉重、不可逆、帶著風險的權力，只能在最嚴格的程序保障與最清晰的證據基礎上被動用。它的每一次適用，都應該讓社會感到謹慎與不安，而不是興奮。 若生命真的至高無上，那麼對生命的故意毀滅，就必須被明確界定為不可容忍的極端惡行。保留死刑，不是因為我們輕視生命，而是因為我們拒絕讓故意奪命的行為被稀釋為僅僅是可矯正的錯誤。在極端情境下，死刑不是勝利的宣告，而是一個共同體在沉重自省之後，為守住生命界線所作出的艱難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