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ul Hsiao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真傳一句話，假傳萬卷書副標題：從八年改革經驗出發，台灣下一步要更貼近民心文／蕭錫惠過去八年，台灣推動了多項重大改革：年金制度、婚姻平權、國防自主、疫後重建……這些努力不僅讓台灣在國際舞台上更受矚目，也為未來發展奠定了基礎。然而，幾次選舉結果揭示了一個現實：人民渴望的不只是改革的數字與報表，而是生活中真切的改善與心中踏實的安全感。改革的成就與挑戰這些年，我們聽到許多振奮人心的名詞：轉型正義、居住正義、能源轉型、長照 2.0、數位國家……這些理念無疑重要且充滿願景，但若執行時無法真正觸及民眾痛點，就容易淪為口號。長照服務：申請流程繁瑣、照服員人力不足，許多家庭覺得負擔並未減輕。居住正義：房價不斷攀升，特別在都會區，年輕人與中產階級難以負擔。司法信任：改革進度緩慢，民眾對司法公正性的信心仍不足。這些落差提醒我們：政策不只是冷冰冰的專案，更是一份情感承諾。人民需要的不是「政府在做事」的訊息，而是「生活真的變好」的切身感受。賴清德政府的契機賴清德總統上任，正值總結八年經驗、開創新局的關鍵時刻。我認為政府可從三個方向著力，讓政策更貼近民心：一、聚焦痛點，少說空話每項政策都應回答：「它改善了誰的生活？」政府應集中資源處理民眾最關切的議題——房價、能源、教育、司法、國防等，減少華而不實的宣傳，讓政策回歸解決問題的本質。二、簡化流程，提升便利性對民眾而言，「好用」比「複雜完善」更重要。長照、社福補助、公共服務應做到一站式整合，流程簡單、資訊透明，讓民眾願意用、用得安心。例如，可利用數位平台簡化長照申請，減少基層家庭奔波之苦。三、真誠溝通，重建信任遇到挑戰時，政府應坦率說明政策困難與時間表，讓人民理解改革的進度與限制。人民願意給時間，但前提是感受到政府的真誠與方向。只有公開透明的溝通，才能累積長久的信任。結語：以真心換信任台灣人民理性且包容，願意給政府機會。但華麗的詞藻不能取代實質行動。唯有讓人民感受到政府與自己站在同一陣線，感受到生活的真實改變，台灣民主才能凝聚更大的力量。賴清德總統若能從八年經驗汲取教訓，以民眾痛點為核心，推動簡單、透明、有效的政策，台灣的下一步必能更穩健、更貼近民心。

用跑的跟上 AI：黃仁勳給台灣人的行動藍圖 文／蕭錫惠 AI 革命不再是科幻，而是正在改變每個人的生活與產業。輝達執行長黃仁勳提醒，「要用跑的才能跟上 AI 的速度」。 這句話不是比喻，而是時代的警鐘：AI 的進步已經快到，若只是觀望，就會被拋在後面。 國家層級：AI 是新基礎建設 台灣是半導體重鎮，卻不能只當世界工廠，更要成為世界 AI 的「試驗場」。政府應投資國家級算力中心，確保 AI 訓練不受外國掣肘；推動從中小學到大學的程式教育與數位素養，培養跨領域 AI 人才；並制定 AI 法規，防堵深偽、假訊息，守護民主與資安。 企業層級：從觀望到落地 企業不能再把 AI 當「新聞話題」，而要讓每個部門嘗試應用：客服自動回應、財務報表分析、行銷內容生成，全面導入 AI 提升效率。 同時要培養懂技術也懂業務的「AI 翻譯員」，把 AI 真正融入流程，快速試錯、快速迭代產品，才能搶得先機。 學生與青年：AI 是超能力 對學生而言，AI 不是威脅，而是外掛能力。從整理筆記、練習寫程式、跨領域專案，都可以用 AI 放大產出。要學的不只是知識，而是「如何問好問題」，成為 AI 原生世代的創造者，把專案上傳 GitHub、Kaggle，建立作品集與個人品牌，讓世界看到台灣青年。 創業者：AI 是新的起跑線 AI 降低了創業成本，任何人都能用 AI 快速做出最小可行產品（MVP），驗證市場需求。 台灣創業團隊應善用自身在半導體、製造和雙語人才的優勢，設計全球市場都能使用的產品，並串連學界與產業資源，形成完整生態系。 AI 時代沒有慢車道，只有起跑與落後的差別。 黃仁勳的話提醒我們：今天就開始跑，才能在明天站上世界舞台。

檢察官的中立只是理想？台灣司法該面對的落差副標題：從冤案到媒體審判，檢察文化亟需改革文／蕭錫惠台灣《刑事訴訟法》第251條明定檢察官如認犯罪嫌疑不足，應作不起訴處分；大法官釋字第582號更強調檢察官在偵查中應保持客觀立場，不僅要蒐集不利於被告的證據，也要積極蒐集有利證據。這些規範本意，是要避免檢察官淪為單純「控方律師」，讓刑事訴訟保持攻防平衡。然而回顧司法史與現實，這樣的「客觀中立」往往停留在法律條文中，鮮少在實務中落實。檢察官的考核與升遷，長期與「起訴率」「定罪率」掛鉤，形成績效導向文化，使檢察官傾向起訴以求結案，而非真正查明真相。冤案因此層出不窮：蘇建和案、江國慶案、邱和順案，都是檢方過度依賴自白、忽視有利證據的典型案例。這些案件雖經多年平反，但也反映檢察體系欠缺自我糾錯機制，甚至「檢察一體」制度下，上級檢察長仍能指揮個案處理，增加政治介入與偏頗風險。更嚴重的是，偵查不公開在高知名度案件中形同具文。檢方或不明來源的訊息時常流出，媒體鋪天蓋地報導，形成輿論審判。以近期柯文哲遭羈押延長案為例，雖然羈押庭不公開，但案件細節幾乎每天見諸媒體，社會早已形成有罪印象。這樣的「半公開」對被告名譽傷害更甚於審判本身，也破壞了無罪推定。司法改革必須從檢察文化改變開始：第一，去除起訴率與定罪率的績效考核，以程序正義、冤案防止為核心指標；第二，強化檢察官對有利證據的調查義務，並將蒐集結果同步揭露給辯方閱覽；第三，建立檢察官外部評鑑與問責機制，避免檢察體系自我封閉；最後，對於偵查中訊息外洩與媒體審判，應加強追查與懲處，並建立定期透明的官方訊息發布機制，平衡社會知的權利與被告名譽保障。檢察官的角色，不該只是「定罪機器」，而是司法公正的守門人。唯有檢察官真正落實客觀中立，台灣的司法才能重拾人民信任，避免下一個冤案的悲劇。

貪污案審到卸任，法律還有威嚇力嗎？副標題：從顏寬恒到馬英九，國民黨的廉政危機與司法遲延顏寬恒助理費案，二審維持有罪判決，刑期七年十月、褫奪公權三年，並限制出境八個月。然而，判決尚未確定，他仍能繼續擔任立法委員、參與國家重大法案表決，甚至可能等到三審判決確定時，已經做完四年立委。法律應是社會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如今卻讓人質疑：還有多少震懾力？國民黨的兩個鏡像案件顏寬恒與馬英九，雖代表不同世代，卻同屬國民黨體系。前者被控詐領助理費，公帑入私帳，侵害最直接的納稅人利益；後者則牽涉「三中案」，國民黨黨產交易疑有圖利、賤賣之嫌，影響層面牽動整個轉型正義。兩案共同呈現國民黨長年未解的利益分配文化：既未切割威權遺緒，也未建立真正的廉政自律機制。司法遲延，變相免責台灣的三審終審制原意是保障人權，避免冤獄，然而實務上卻常成為拖延戰術的保護傘。馬英九案自2018年起訴、2021年一審無罪，二審竟拖到2025年底才宣判，光二審就耗時四年。顏寬恒案若再上訴，也很可能一路拖到2027、2028年才定讞，形成「做完立委才坐牢」的荒謬情境。對人民而言，這種曠日廢時，等同變相免責。停職機制缺位，國會形象受損現行法律沒有規定「一審有罪即停職」，涉貪立委可繼續行使職權、甚至左右國家預算與法案。立法院若不正視這種制度漏洞，公信力只會持續流失。相比之下，美國國會設有倫理委員會，韓國則能對總統貪腐案啟動特別檢察官程序並加速審理，政治倫理與司法程序並行，迅速回應民意。建立「廉政特快車」，重建信任台灣要重建人民對司法的信心，必須從制度著手：設立針對重大貪瀆案的「廉政特快車」，要求二審、三審在一年內結案，避免冗長拖延。引入停職制度，對一審有罪、刑期三年以上的公職人員，立法院或中選會應能依法先行停職。政黨應自律，先行停權或勸退涉案成員，而非護航到最後一刻。民主需要更高標準司法判決不是唯一的責任終點，公職人員更應自我要求、對人民負政治責任。顏寬恒案與馬英九案，正提醒我們：如果繼續容忍貪瀆案件「審到卸任」，法律將淪為政治人物的時間籌碼，而不是守護廉潔的利劍。現在，是時候推動改革，讓法律不再是紙老虎，讓人民重新相信正義。

七十萬的機器狗，買到的是創新，還是國安風險？作者：蕭錫惠最近媒體揭露，台北市政府規劃採購「智慧巡檢機器狗」，單價竟高達 七十萬元。這引起社會譁然，因為同款「宇樹 Unitree Go2」在淘寶上只要 約六萬元台幣即可入手。為何到了政府手中，價格會翻十倍？價格灌水：六萬變七十萬在淘寶平台，Unitree Go2 基本款售價約 1.3 萬人民幣（約 6 萬台幣）；台灣代理商含控制器販售，也不過 八萬元。若政府需要額外加裝光達、紅外線鏡頭、氣體感測器，並整合雲端平台與教育訓練，合理價格應落在 20～30 萬元之間。然而，標案卻沒有公開明細，只籠統標示「智慧巡檢系統」，單價飆升至 70 萬。這樣的「模糊標案」，最容易成為圖利特定廠商的手法，也難怪社會懷疑這筆錢是否「水分過高」。更大的隱憂：中國製品的資安陷阱其實，比價格更可怕的是 中國製造的國安風險。資料回傳：若韌體與伺服器設在中國，影像、地圖數據都可能被送回北京，成為情報資源。遠端操控：四足機器狗並非玩具，它能巡邏、載重，若遭惡意入侵，甚至可被操控成「移動的間諜」或「破壞工具」。統戰滲透：從大疆無人機、海康威視攝影機，到這次的「機器狗」，中國製智慧產品早已被國際證實是滲透管道。若台灣還大量採購，無異於自己打開大門，讓敵人安裝監控器。公帑與國安，都該更嚴格把關科技創新是好事，但前提是 透明與安全。一隻六萬元的淘寶機器狗，變成七十萬的政府採購，不只浪費人民血汗錢，更可能引狼入室，把國安漏洞擺在街頭。如果市府真心要推智慧應用，請公開列出採購清單與成本結構，並且 嚴格禁止中國製造的關鍵元件。否則，納稅人的錢花下去，不只人民荷包受損，更可能換來一隻替北京巡邏的「看門狗」。

外來政權史觀下的真代價： 金融洗劫、土地奪權、制度奴役、財政不公  ◎蕭錫惠  中共藉「抗戰勝利」「台灣光復」包裝統一的假象，國民黨則沉迷於「抗戰」「光復」的歷史話語，把中國史觀強加於台灣。兩者看似對立，卻如自由時報社論所言：「一個樣」。  然而更該直視的是，這種外來政權史觀，在台灣帶來的不是榮耀與繁榮，而是沉重的代價——金融洗劫、土地奪權、制度奴役與財政不公。  一、金融洗劫：四萬換一 1949 年， 國民黨敗退來台，立刻以「四萬換一」洗劫全島。舊台幣瞬間崩潰，人民畢生積蓄付之一炬。黨國高層則藉機轉移黃金與美元，自保有餘。這不是「接收台灣」，而是第一波大規模的金融掠奪。  二、土地奪權：三七五減租  1950 年代推動的「三七五減租」和土地改革，表面是解放農民，實際卻是瓦解本土地主階層，削弱台灣社會自主力量。農業剩餘被徵收，用於「米糖換工業」政策，成就黨營壟斷企業。農民雖得一時喘息，卻被長期壓榨，台灣社會結構被改造。  三、制度奴役：軍公教特權體制  國民黨建立軍公教福利鐵桶，以高考、年金、升遷等機制綁住忠誠，成為統治的基礎。人民繳稅供養特權集團，本土世代卻被壓抑。這種「軍公教奴隸制度」，在社會公平的名義下，把不平等制度化。  四、財政不公：外省人優先  數十年來，中央資源、國營事業、教育與補助，都明顯傾斜外省群體。本土世代被邊緣化，社會階級固化。今天的年金黑洞、國營事業包袱與財政赤字，正是這種長期偏差的歷史後果。  結語：還歷史於人民  所謂「光復」，對台灣而言並非自由的開始，而是另一場苦難。二二八、白色恐怖、戒嚴專制，都是外來政權史觀的延伸。今天我們享有的民主與繁榮，並非國民黨的恩賜，更不是中共所謂的「祖國照拂」，而是台灣人民數十年抗爭與血淚換來的果實。 因此，揚棄外來政權史觀，不只是拒絕中共的統一敘事，更是徹底揭穿國民黨七十餘年的奪取史。唯有如此，我們才能真正掌握歷史的主體性，把未來交給台灣人民。

感謝李洋，台灣運動的新起點副標：放下三千萬代言，扛起全民體育責任作者：蕭錫惠放下代言金如山，扛起責任重如天。一身榮耀歸全民，台灣體育啟新篇。行政院宣布新成立的「運動部」將由兩屆奧運金牌得主李洋出任首任部長。社會第一時間的反應是驚訝，但很快轉為敬佩。因為李洋選擇放棄一年三千萬元的代言收入，毅然走入政策現場。這不是一場個人的職涯轉折，而是一份對全民體育的莊嚴承諾。對運動明星而言，商業代言不僅是收入來源，更是名聲與舞台的象徵。但李洋公開強調：「已完成所有合規程序，確保公私分明。」這句話意味著，他不讓私人利益干擾公務，願意以誠信換來社會信任。這樣的抉擇，比金牌更稀有，也比金錢更珍貴。台灣體育的困境眾所皆知：基層訓練資源不足，場館設施老舊，菁英選手待遇不穩，退役後更是前途茫茫。過去這些問題常被喊成口號，卻難以落實。如今由一位親身經歷過血汗歲月的選手接掌運動部，至少代表改革不再只是冷冰冰的政策，而是來自一個真正懂痛點的人。然而，改革絕不可能靠李洋一人完成。運動部能否推動制度革新，仍需國會支持、政府資源與全民監督。李洋已經放下三千萬代言收入，扛起的是全民的期待與責任；而我們每一位公民，也該扛起另一半的責任——給予支持，並在必要時勇於監督。李洋的犧牲，短期看是金錢上的損失，但長遠來看，卻是對台灣體育未來的投資。他讓我們看見，運動員不只是奪牌英雄，也能成為公共治理的推手。體育不只是娛樂或榮耀，而是國民健康與國家發展的基礎工程。因此，我們要感謝李洋，更要行動支持他。因為他已經以個人的代價，替全民開啟了一條新的道路。接下來，能不能讓這條路走得穩、走得長，就看我們是否願意成為改革的後盾。

台灣也需要「戰爭部」──正名就是最強的戰略作者：蕭錫惠美國前總統川普拋出要將「國防部」（Department of Defense）改回「戰爭部」（Department of War）的構想，引發熱議。表面看似強硬，但若從戰略角度來看，這其實是一種正名思維。因為「防禦」與「戰爭」的語言，不只是名稱差異，而是決心與意志的象徵。台灣同樣面臨中共步步進逼，更應該誠實檢視，「國防部」這個名稱，是否足以反映我們所面對的時代現實。中共已經不再顧忌當中共軍機早已常態化越過海峽中線，軍艦繞行台灣，甚至無人機飛臨金馬前線時，我們其實已經處於「準戰爭狀態」。這不是抽象的潛在威脅，而是隨時可能擦槍走火的真實風險。此時還用「國防」一詞，反而掩蓋了台灣所處的險境，讓民眾以為戰爭還很遙遠。事實上，我們每天都在戰爭陰影下生活。語言就是戰略名稱不是小事，它本身就是戰略。「國防部」：聽起來偏向守勢，好像我們只要防守就行。「戰爭部」：則是正視敵人已經兵臨城下，提醒全民這是一場攸關生死的戰爭。川普敢於直白，正是要打破「假和平」的自我安慰。台灣若能跟進改名，便能在語言上完成一次心理動員。只有當人民真正理解戰爭不是遙遠的可能，而是迫在眉睫的現實，才會凝聚起全民備戰的意志。不必在乎中共的批評有人可能擔心，台灣若將「國防部」正名為「戰爭部」，會遭中共指控為挑釁。但事實是，中共何曾在意過我們的語言克制？我們喊「和平」、「交流」、「國防」，它一樣軍演壓境、經濟脅迫。既然如此，台灣更應該勇敢承認現實。對內，正名能凝聚社會；對外，盟友也能理解我們的清醒，知道台灣沒有沉迷於幻想，而是嚴肅準備。正名的真正意義台灣若將「國防部」改為「戰爭部」，不只是換一塊招牌，而是：對內：提醒政府與人民，備戰才有生存，決心就是最強的武器。對外：讓國際社會清楚，台灣了解自己處境，願意承受戰爭壓力。對敵：向中共釋放訊號，我們不是被動防守，而是有準備、有決心的抵抗力量。戰爭不是我們所求，但如果敵人已經拿著槍對著我們，還在講「防衛」，就是自欺欺人。正名為「戰爭部」，既是誠實的警告，也是堅定的心理動員。台灣若要活下去，就不能再依賴「和平假象」，而要勇敢承認真實，才能凝聚全民，建立真正的安全。

十年優勢落幕，賴清德的謙卑試煉──三次敗選的警鐘，民進黨唯有禮賢下士才能再起作者：蕭錫惠日本學者小笠原總結指出，民進黨自2014年至2024年的相對優勢已經落幕。這十年間，民進黨憑藉太陽花世代的支持、兩岸危機意識以及國民黨的失敗，連續掌握總統大位與國會多數，甚至在國際上站上「民主防線」的核心。然而，2018、2022、2024三次選舉的連續挫敗，卻清楚宣告：民意的耐心正在消耗，優勢不再是理所當然。問題不僅在政策，更在政治文化。蔡英文八年執政，雖然穩定兩岸局勢、推動能源轉型，但在用人風格上卻留下「官大學問大」的印象。許多部會首長與幕僚偏向小圈子或形象牌，對專業建言充耳不聞。當官僚體系只習慣向上討好而非直言進諫，專業逐漸被架空，政策就流於口號，無法回應民生痛點。2018九合一大敗，2019補選與2020總統選舉僥倖過關，但2022再度潰敗，2024雖然保住總統，卻失去國會主導權。這三次重大挫敗，反映人民對「傲慢無感」的反撲。民進黨的十年優勢，並非被國民黨奪走，而是被自己消磨殆盡。如今賴清德總統上任，正面臨一場「謙卑試煉」。他能否做到「禮賢下士」，將決定民進黨是浴火重生，還是徹底沉淪。醫師出身的他，懂得專業合作的重要，也有地方治理的經驗。但若仍陷於派系分贓、聽不進異議，再大的改革決心也會被架空。能源、長照、司法、國防，這些高度專業領域，都需要真正讓專業領航，而不是政治凌駕。「得人者興，失人者亡。」民進黨的十年優勢已然落幕，但歷史並未結束。賴清德若能把失敗轉化為謙卑的力量，廣納專業與異議，仍可能在困境中再起；若繼續自我封閉，那麼淘汰，只是時間問題。

平溪鐵軌天燈：觀光浪漫與法規罰鍰的拉鋸戰◎蕭錫惠（自由評論人）平溪老街因「放天燈」聞名國際，鐵軌成為最經典的拍照背景，吸引無數遊客慕名而來。然而，近期一名YouTuber與家人在鐵軌上放天燈拍照，遭民眾檢舉後被依《鐵路法》裁罰新台幣1萬至4萬元，引發爭議。事件迅速在社群發酵，遊客訝異「經典畫面竟然違法」、當地業者則憂心「嚴格執法將重創觀光」。觀光與法規的矛盾對遊客而言，鐵軌天燈早已是宣傳手冊、旅遊節目的既定印象。許多外國人遠道而來，心中就是要在鐵軌上放天燈、拍照留念。當他們在現場才發現「禁止通行」的告示牌，甚至遭遇高額罰鍰，自然覺得困惑與不滿。對當地攤商來說，鐵軌天燈就是吸引人潮的靈魂，若遊客被嚇跑，整條老街的經濟將受到重擊。然而，鐵軌畢竟屬於列車通行路線，涉及公共安全。即便平溪線班次不多，一旦遊客蜂擁而至，難保不會發生意外。主管單位選擇依《鐵路法》執法，確實有法源依據。問題在於，這項規定並未與觀光行銷同步溝通，導致「政府推廣的畫面」與「現場嚴格取締」呈現兩張面孔。選擇性執法的質疑更引發民怨的是「選擇性罰款」的觀感。許多遊客與業者抱怨，平日大批人潮都在鐵軌放天燈，卻只因有人拍片或遭檢舉才開罰，讓人質疑警察「不食人間煙火」，甚至懷疑地方政府與警察單位各行其是，形成「兩個國家、兩種政府」的荒謬景象。政府的責任此案凸顯新北市政府與警察單位欠缺整合。若地方以「放天燈」作為核心觀光品牌，卻又未妥善規劃專屬安全場域，只靠懲罰來嚇阻，最後受傷的將是整體觀光產業。市府若真重視安全與產業平衡，應設置「合法天燈釋放區」或導入交通管制、專用月台等配套，讓遊客既能體驗浪漫，又不必冒著違法風險。結語平溪鐵軌天燈事件，不只是一起罰鍰新聞，而是觀光行銷與安全法規碰撞的縮影。當警察嚴格執法與市府觀光宣傳彼此脫節，民眾感受到的就是「混亂與不公」。唯有政府統一立場、提出配套，才能避免「浪漫天燈」淪為「罰單陷阱」，也才能真正守護平溪的觀光生命線。

薪水四百萬，財產卻暴增三千六百萬蔣萬安能不交代清楚嗎？◎ 蕭錫惠監察院公布最新一期廉政專刊，揭露台北市長蔣萬安在 2022 年與 2024 年之間的財產變化：存款從 1,669 萬元暴增至 3,618 萬元，增加近 1,949 萬元，同時一筆 1,711 萬元的房貸也已完全清償。換句話說，短短兩年間，蔣萬安的財務「淨增加」約 3,660 萬元。然而，讓人質疑的正是這個「數學題」。依據北市人事處資料，直轄市長的薪資比照部長級，月薪 19 萬元，一年本薪約 228 萬，加上年終獎金 28.5 萬，合計 257 萬。再加上「特別費」每年約 300 萬，其中一半可不必核銷、等同入袋，約 150 萬。合計起來，直轄市長年收入大約 407 萬元。直轄市長收入結構（以台北市長為例）項目金額 (新台幣)說明本薪約 228 萬/年月薪 19 萬 × 12 月年終獎金約 28.5 萬/年最高 1.5 個月薪水本薪 + 年終257 萬/年固定薪資特支費（總額）約 300 萬/年市長「特別費」預算特支費可入袋部分150 萬/年一半免核銷，視同所得合計年收入約 407 萬/年257 萬 + 150 萬兩年下來，蔣萬安合法收入頂多 814 萬元，即使一毛不花，也遠遠無法解釋為何存款能增加 1,949 萬，更不可能同時清償 1,711 萬房貸。實際財務淨增加 3,660 萬，與收入落差至少 2,800 萬元，這正是社會疑慮的核心。如果這是投資獲利，請清楚揭露；如果是家族贈與，請依法申報課稅；如果另有收入來源，更應該攤在陽光下讓市民檢驗。身為直轄市長，不只是政治人物，更是全民公僕，其財產透明與誠信直接牽動政府廉潔的信任度。檢調單位過去對許多地方首長「財產來源不明」都會主動偵辦，如今蔣萬安的數字差距如此明顯，檢察官能否視若無睹？若選擇性辦案，社會將合理懷疑司法對權勢人物存在雙重標準。財產申報制度不是例行公事，而是反貪腐的基礎設計。蔣萬安的財產暴增，顯然無法用單純薪水解釋。既然人民有疑問，蔣市長應主動公開說明，檢察官更應依法查明金流，還社會一個清楚交代。唯有如此，才能守護政治的清廉與司法的公信。

中國落地招待與低價旅遊：恐已觸犯國安三法近年來，中國對台統戰的手法，不再只是政治口號，而是日常化的「招待與補貼」。無論是「機票自付、落地全包」的低價團，還是「宗教交流、文化參訪」的名義，只要涉及由中國台辦或附隨組織出資補貼，其背後都隱藏著法律風險與國安危機。反滲透法的明確規範依《反滲透法》第二條，凡「境外敵對勢力」即包括中國政府及其統戰機構。第七條更明文禁止接受境外敵對勢力提供資金或其他利益，進而影響政治行為。換言之，若有里長、民代、團體成員接受中方落地招待，並在回台後於選舉場合表態，就已可能涉及違法。司法實務上已有案例：屏東「統一聯盟黨」地方幹部因安排統戰旅遊，2025年二審即遭判刑四年半；新北永和區里長組團赴陸，被認定接受中方利益，也判刑一年半。這些判決清楚示警：低價旅遊不是單純的便宜行程，而是國安法律所禁止的滲透管道。灰色地帶與社會誤解部分人認為「我自己付機票，行程只是參觀旅遊，怎會違法？」然而，檢調查辦發現，只要行程內容是由中國官方安排、補貼食宿，甚至強制要求參觀統戰館舍，就已具備「接受利益」的事實。若再結合返台後的政治發言，構成要件就十分完整。即使最後有個案被判無罪或不起訴，那也只是因證據不足，而不是代表「這樣做就是安全的」。公民的自保之道國安三法的立法精神，是要防止民主社會淪為對岸統戰的溫床。里長、宗教團體或基層社會人士，若因貪圖便宜旅費而捲入其中，不僅可能失去清譽，更可能背上刑責。最安全的做法只有一條：拒絕落地招待，全程自費，公開透明。任何「不合理低價」「免費吃住」的安排，都應果斷拒絕。結語統戰的陷阱，往往披著交流的外衣。國安三法不是限制交流，而是劃出底線：不容民主被收買，不容社會被滲透。唯有堅守規範，台灣才能確保人民自主選擇，不受敵對勢力操弄。

把元朝、清朝當成中國民族的歷史詐騙◎蕭錫惠一、前言：歷史敘事與政治操弄在中國的官方歷史敘事中，元朝與清朝被描述為「中國歷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蒙古族、滿族被納入「中華民族大家庭」，其疆域則被宣稱為「自古以來的中國領土」。然而，這並非單純的歷史研究，而是帶有強烈政治意圖的話術操作。其核心目的，是將外來征服政權包裝為「民族融合」，以掩蓋血腥征服的真相，並為現代中國的領土主張提供正當性。這種敘事不僅歪曲史實，更企圖建構一個國族神話，藉此合理化包括台灣在內的疆域，將之強行納入「中國固有領土」的想像。二、元朝：蒙古帝國的中原殖民政權外族起源：元朝（1271–1368）由蒙古人建立，其根源是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國，一個橫跨歐亞的軍事征服體。1279年滅南宋，終結了漢人政權的自主。武力征服：元軍入侵中原伴隨大規模屠殺與暴力鎮壓。1275年常州屠城、1276年臨安陷落後的血腥屠戮，馬可波羅也曾描述蒙古軍的毀滅式政策，凸顯其統治的殖民本質。種族等級：元朝實施「四等人制」──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蒙古人位居權力頂端，漢人與南人被邊緣化，僅能有限參與政務。這是一種赤裸的殖民階層制度，而非平等共存。文化隔閡：元朝以蒙古語與畏兀兒文為官方文字，漢語居於次要地位。雖然科舉制度在後期恢復，但範圍狹窄，難掩族群隔閡。儘管如此，元朝仍留下若干文化交流的遺產，如元雜劇的繁榮與「站赤」驛站制度。但這些多屬於鞏固政權的工具，而非平等的文明融合。三、清朝：滿洲貴族的征服政權外族起源：清朝（1644–1912）由滿洲人（女真族後裔）建立，起源於努爾哈赤的後金政權。1644年，清軍趁明末動亂，在吳三桂引兵入關下迅速奪取中原。武力與鎮壓：清軍入關後大肆屠戮。《揚州十日記》記載的「揚州十日」、以及嘉定三屠，造成數萬漢人慘死。1645年更頒布「剃髮令」，強迫漢人改變傳統習俗，引發遍地反抗。政治隔離：清廷以八旗制度、滿漢分治及禁止通婚，維護滿洲貴族長期特權。滿人集中居於北京內城旗人區，高官幾乎皆由滿人壟斷。更荒謬的是，即便身為國家大臣，在皇帝面前仍必須自稱「奴才」（滿語 aha）。這不僅是封建禮儀，更是制度化的羞辱，揭示漢人在滿清統治秩序中的附庸地位。漢化策略：康熙以後推動漢化政策，如編纂《康熙字典》，以爭取漢人合作。但這並非平等交流，而是殖民者適應環境的統治術。乾隆時期的「文字獄」則顯示其對漢人思想的嚴厲箝制。清朝雖延續科舉、孕育出《紅樓夢》等文化成果，但不能掩蓋其征服者本質。滿漢隔閡與壓迫始終存在。四、從「征服」到「民族融合」的話術轉換中國官方將元、清塑造成「中國民族政權」，主要透過以下幾種操作：時間稀釋：以數百年歷史距離淡化血腥屠殺與壓迫，改述為「多民族交流」。疆域正當化：將元朝的帝國版圖與清朝的藩屬地區直接等同於「中國固有領土」，藉此支撐今日對西藏、新疆、蒙古甚至台灣的主權主張。族群神話化：20世紀以來的「中華民族」概念，將彼此語言文化迥異、甚至曾經敵對的民族，硬塞進「一家人」的敘事。這是一種選擇性的歷史利用，與俄羅斯將金帳汗國納入歷史、日本歌頌殖民帝國榮光如出一轍。五、為何說這是一場歷史詐騙？篡改史實：元、清皆屬外來武力征服政權，與漢族本土政權本質不同。將之納入「中華民族」框架，是對受壓迫群體歷史記憶的否定。抹消對立：忽視元朝四等人制、清朝滿漢分治，硬將蒙古人、滿人視為「同胞」，是一種偽裝的歷史共融。政治目的：透過元、清疆域來證明今日中國對邊疆與台灣的「主權」，但實際上與現代主權概念毫無對應。需要補充的是，漢族政權如唐、明對邊疆的軍事拓張，也有殖民性。但這並不能抹去元、清的外族征服性質。六、台灣更不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常以元、清統治作為「台灣自古屬於中國」的依據，然而根本站不住腳：元朝對台灣：僅於1279年設澎湖巡檢司，未及台灣本島。瓷器出土僅能證明貿易往來，無法證明統治。清朝對台灣：1683年擊敗鄭氏政權後設台灣府，統治範圍僅限西部沿海，東部原住民長期自治。清廷甚至實施「渡台禁令」，限制漢人遷移。國際法層面：1895年《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給日本，清朝主權自此終結。1945年後台灣由盟軍託管，1951年《舊金山和約》明文日本放棄台灣，但未指派歸屬。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從未統治台灣，其主權主張毫無法理依據。歷史脈絡：台灣歷經原住民、荷蘭、鄭氏、清朝、日本與中華民國的多重治理，其歷史脈絡獨立而多元，無法簡化為「中國的一部分」。換言之，以元、清的殖民史來證明台灣歸屬中國，是一場雙重詐騙。七、結語：拒絕謊言，還原真相歷史不該成為政治謊言的工具。承認元、清是外族征服政權，不代表否定它們在中國歷史上的影響，而是要揭露其殖民與壓迫本質，戳破國族神話的謊言。台灣的歷史顯示其特殊性與自主性，不容被捆綁於中國的虛構國族敘事之中。唯有拒絕謊言、正視事實，才能拆解國族主義的迷障，為亞洲與世界的和平建立真正誠實的基礎。

挖得比玉山還高？核廢料不是這樣處理的作者自由評論人　蕭錫惠2025 年 8 月 13 日，在中選會舉辦的「核三延役公投」電視說明會上，民眾黨主席黃國昌作為正方代表，提出一項驚人的構想：「可以往地表下挖 3 到 5 公里，相當於一座玉山的高度，將高階核廢料注入結晶岩層。」（來源：2025/8/13 中央選舉委員會公投說明）然而，這段話雖然聽起來豪邁，卻顯示對核能廢料處置的嚴重外行。一、地質條件不容想像式方案三到五公里深度屬於地殼中上部，溫度可達攝氏一百至兩百度，壓力極高，不可能有穩定、靜止的岩層空間讓核廢料長期安全存放。台灣位於板塊交界與地震頻繁區，結晶岩層布滿斷層與破裂帶，地質穩定性遠不及芬蘭、瑞典等國的低地震區。二、「注入」概念背離國際安全準則高階核廢料處置國際標準是「多重屏障」──先將廢料玻璃固化或陶瓷化，再封入耐腐蝕金屬容器，以膨潤土回填，安置於穩定地層。直接「注入」裂隙的做法，不僅無法隔離輻射，還可能透過地下水擴散污染，屬於國際明令避免的高風險行為。三、工程與安全皆不可行雖然石油與地熱產業曾有十公里深井的紀錄，但鑽孔直徑小、成本高，且不適合安置大型廢料容器。高階核廢料本身持續數百年高熱釋放，若深埋於高溫高壓環境，熱量無法有效散逸，反而加速封裝材料劣化。四、深度不等於安全國際原子能總署與核能專業社群一致強調，「可預測且穩定的地質環境」才是安全關鍵。挖得再深，如果地質不穩、屏障不全，依然形同埋下計時炸彈結語核廢料處置是全球最嚴謹的工程之一，需要科學論證與長期評估，不容政治人物用誇張口號取代專業。深度不是萬靈丹，安全才是唯一標準。對台灣這樣的地震島而言，穩定地質與可監控的封存方式，才是人民能世世代代安心的答案

富豪冷眼看詐騙與貧窮，這樣的財富真合法嗎？副標：從臉書放任詐騙廣告到壟斷企業壓榨民生，當法律縱容冷漠與不義，聖經提醒我們——多給誰，就向誰多要。作者：蕭錫惠（自由評論人）不久前，一位退休教師在 Facebook 上看到某知名財經名人的投資廣告。點進去後，她很快被詐騙集團騙光畢生積蓄。當她向平台檢舉時，只收到一封自動回覆。廣告甚至還持續投放好幾天。這並非個案——Meta 旗下平台早已成為詐騙廣告的天堂；而台灣某些壟斷企業，則利用市場缺乏競爭，對民生必需品訂出遠高於成本的價格。法律雖未制裁，但社會信任卻一點點被耗盡。這些財富雖然「合法」，卻是建立在社會損失與痛苦之上。更糟的是，許多富豪獲財後既不回饋弱勢，也不改善公共環境。結果是貧富差距擴大，信任崩解。聖經對此有明確警告：「那不按公義建造房屋…用鄰舍的勞力而不給工價的，有禍了！」（耶利米書 22:13）——壓榨他人累積財富的人，必有禍患臨到。「多給誰，就向誰多取；多託誰，就向誰多要。」（路加福音 12:48）——財富伴隨更大責任，而非特權。財主與拉撒路的比喻（路加福音 16:19-21）提醒我們，罪不在於富有，而在於對門口的窮人冷漠無視。今日的壟斷財富與平台冷漠，與聖經中的財主並無二致——享受制度賦予的安全與便利，卻對鄰舍的苦難充耳不聞。這不只是商業倫理問題，更是社會公義與制度正當性的危機。國際經驗顯示，制度可以補強：歐盟《數位服務法》要求大型平台主動移除詐騙與非法內容，否則最高罰全球營收的6%。澳洲《新聞媒體議價法》迫使 Google 與 Facebook 付費回饋在地新聞生態。加拿大、英國推動數位廣告稅與平台責任法，讓巨頭財富回流公共利益。台灣也應立即行動：制定數位平台責任法，要求業者對詐騙廣告承擔法律責任。強化反壟斷與公平交易法，防止少數企業長期壟斷關鍵市場。推行公益回饋制度，讓巨額財富的一部分投入基礎建設、弱勢扶助與教育資源。聖經提醒我們，財富真正的價值，不在金庫裡的數字，而在於它如何改變他人生命。如果富豪只知積財，而不知施恩，那麼他們的財富終將成為控告自己的鐵證。台灣的制度不能縱容「合法掠奪」，必須讓經濟不只是造富，更要造福。

政治製造冤案的歷史教訓：從蔣介石到毛澤東，美國也難免作者：蕭錫惠（自由評論人）政治權力一旦主導偵審，司法便失去應有的中立與制衡功能，冤錯假案便如野火般蔓延。這不分東西方、不分時代，只要制度缺乏獨立與透明，歷史就會一次又一次重演。一、台灣的經驗：從白色恐怖到當代爭議白色恐怖戒嚴年代，國家透過《懲治叛亂條例》《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等，以「匪諜」「叛亂」為名逮捕異議者。國家人權館統計，截至2014年已確認 7,965件不當有罪判決 並獲補償，顯示問題並非個案，而是系統性壓迫。雷震案（1960）〈自由中國〉負責人雷震因主張憲政改革、籌組在野政黨，被以「叛亂」罪判刑，成為典型將政見異己標籤為國安威脅的政治審判。常見手法：秘密審判、軍法程序、判決高度依賴自白、以政治標籤取代事實認定。近年爭議案例陳水扁案：國務機要費纏訟多年，部分階段獲免訴；外界質疑政治對立下的「選擇性正義」。郭瑤琪案：所謂「茶葉罐收賄」，全案高度依賴唯一證人反覆不一的供述，且未查獲任何實體款項，違反「補強證據」原則與「有疑唯利於被告」精神。二、中國的經驗：毛澤東時期的高壓政治反右運動（1957）至少55萬人被打為「右派」，失去自由與工作，後期官方承認錯誤予以平反。彭德懷整肅（1959）僅因信中批評「大躍進」導致饑荒，就被扣上「反黨」罪名撤職，顯示高層政治鬥爭中司法淪為工具。胡風案（1955）以「反革命集團」之名進行文字獄，文人因批評文藝政策而入獄，改革後被公認為重大冤案。三、美國的案例：民主制度下的警訊即便是法治相對成熟的美國，也曾出現因種族偏見、意識形態恐慌而製造的冤案。Scottsboro Boys（1931）：9名黑人青年遭捏造性侵指控，最高法院推翻判決，確立「有效辯護權」與禁止種族歧視陪審團的原則。Sacco & Vanzetti（1920年代）：兩名義裔無政府主義者在偏見氛圍下遭處決，後世普遍視為司法不公象徵。Central Park Five（1989）：警方以高壓手段取得錯誤自白，最終平反，成為檢討「假自白」的經典教材。COINTELPRO（1956–1971）：FBI對民權與反戰人士進行祕密監控與抹黑，為參院「丘奇委員會」揭露後，推動監督與制度改革。四、防止政治製造冤案的關鍵公開透明：禁止秘密偵訊與密審，完整保留筆錄與影像紀錄。證據嚴格審查：落實補強證據原則，排除非法取得的證據。獨立憲政救濟：透過憲法法院、人權委員會、轉型正義機制，提供事後平反的制度保障。檢警調去政治化：確保辦案單位人事獨立與國會監督，防止執法淪為政治鬥爭工具。結語歷史一次次證明，當司法聽命於政治，法律便不再是保障人民權利的盾，而是打擊異己的矛。檢視過去，不只是為了還原真相，更是為了確保未來不再重蹈覆轍。真正的法治，不是依附權力，而是限制權力。

黑白不容並存：總統須為台灣民主劃清界線蕭錫惠／自由評論人當政治人物與黑幫同台，民主就開始流血。近日，台北市長蔣萬安、民進黨立院總召柯建銘、立委王世堅、國民黨立委羅智強等人，先後現身知名黑幫大老的告別式，甚至有人致詞、有人擔任治喪委員。從藍到綠、從白到紅（統促黨），跨黨派同框的畫面，對台灣民主是一記重擊。黑幫早已不是單純的街頭治安問題，而是滲透政治的黑金勢力。他們以金錢、選票、人脈換取政策優惠、標案利益、土地開發與執法鬆綁，侵蝕民主制度根基。當政壇重量級人物選擇與黑幫站在一起，社會接收到的訊號非常清楚：黑金依然能與政治權力無縫接軌。這不僅動搖民眾對政治清廉的信心，更是台灣民主的長期毒藥。總統必須劃下三條紅線切斷接觸：現職公職與候選人不得與黑幫或其代理人會面、收錢或同台，必要互動須全程錄影並公開。斷絕利益：嚴禁為涉黑勢力護航標案、土地開發、八大行業或政策許可。拒絕背書：廟會、喪葬、開幕等場合必須過濾高風險對象，違者視為重大違失並追責。配套措施刻不容緩修法加碼：將「與黑幫往來」明列為參政限制，查證屬實者兩屆不得參選，政黨須停權或開除涉案人士。跨部會查核：警政署、調查局、法務部組成黑金評議小組，整合金流、通聯與活動紀錄，系統化判定違規行為。專案斷金流：成立特別行動中心，專責追查黑幫高層案件，鎖定資產、截斷金流。保護敢辦者：總統公開承諾掃黑是國安要務，警政與檢調首長須將打擊黑金列為核心政績，任何干預須直報並公開。黑白不容並存，不應只是口號，而要成為國家治理的工程。界線清晰、懲處明確，黑幫就不能再以「人情」滲透，政客也不敢用「義理」為藉口同框背書。總統若不在此刻挺身而出，帶頭掃黑，黑金勢力就會繼續在政治土壤中蔓延，腐蝕制度、敗壞信任。黑白不能並存，否則台灣民主必將同葬。

科技竊密、退將賣台、文化投降──中共混合戰已進入台灣家門口副標：四起國安新聞不是巧合，而是同一場對台削弱戰的不同戰線。經濟命脈、防衛防線、社會意志，台灣若不一次守住，就會在溫水煮青蛙中被徹底瓦解。近期四起新聞，表面看似毫無關聯，實際上卻是同一場戰爭的不同戰線：第一，台積電3名工程師涉嫌違反《國家安全法》所列「國家核心關鍵技術」，非法取得營業秘密，被法院羈押禁見；第二，監察院調查退役少將夏復翔，疑似引介退將與陸方人員接觸並發展組織；第三，陸軍退役中將高安國涉收受中共資助，企圖在台整建武裝組織、策畫顛覆政府作戰計畫，並承諾在共軍攻台時充當內應，檢方已依《國家安全法》等罪起訴，求處十年以上重刑；第四，馬英九基金會與國民黨副主席夏立言接力赴中，參加祭孔、拜祖、謁陵等高度象徵性活動，並計畫與中方官員會面。這四件事，正好對應中共混合戰的三支箭──科技竊密打擊台灣經濟命脈，軍事滲透撕開國防防線，文化統戰侵蝕社會意志。一、經濟命脈不是商業糾紛當核心技術外流，中共不只彌補其技術缺口，還可能直接用於軍事裝備，改變台海軍力平衡。科技竊密早已是國安問題，而不是單純的公司官司。司法與立法必須聯手，把竊密行為視同重大國安犯罪，刑責要重、涉密人員離職流向要追蹤、技術外流要跨境阻斷。二、防線漏洞必須用國安法補起來退將與高階軍官是國防知識與人脈的寶庫，一旦成為中共的棋子，危害將遠超想像。夏復翔被控引介退將與陸方接觸，高安國更是史上涉共諜的最高階退役將領，被檢方指收受中共資助、建立武裝組織、策畫顛覆政府、承諾戰時內應──這已經是赤裸裸的賣國行為。對於涉入對中接觸與共諜行為的退將，必須直接啟動《國家安全法》與《反滲透法》偵辦，並視同重大國安犯罪處理，而不是以行政調查帶過。同時，比照美、日，制定退役將領一定年限內禁止赴中與財務、接觸申報制度，並由專責反情報單位長期監控。三、文化外衣下的政治暗線馬英九、夏立言此番赴中，並非單純參加文化活動，而是進入了中共精心安排的統戰舞台。祭孔、拜祖、謁陵等儀式，不只是文化傳統，更是中共宣傳「兩岸一家親」的政治符號。對於任何曾任國家元首、掌握高度國家機密者，其赴中行程必須納入《國家安全法》規範，進行事前審查與事後報告。馬英九作為卸任總統，依然握有影響國安的高度敏感性，不應被視為普通公民行程，更不能讓文化名義成為法律的死角。四、國安不能再分頭滅火科技竊密針對經濟命脈，軍事滲透破壞防線，文化統戰侵蝕意志——這三條戰線合在一起，就是中共長期、系統性的混合戰策略。若台灣仍用「各部會分頭應變」的老思維，一面抓竊密、一面查退將、一面對統戰活動裝作文化交流，最後輸掉的將是整體安全。結語國家安全不是三災八難時才啟動的應變機制，而是日常治理的核心工程。當經濟、軍事、社會三線同時遭攻擊，政府必須勇敢動用《國家安全法》與《反滲透法》處理退將案、高階將領共諜案，以及前元首赴中行程，讓混合戰在台灣寸步難行。若還繼續迴避，台灣將在溫水煮青蛙中被徹底瓦解。

本金當利息，金管會裝睡：誰來阻止合法龐氏騙局？ 文／蕭錫惠（自由評論人） 最近路過捷運站，看到一張堂而皇之的基金廣告，寫著：「本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且無保證收益及配息」。這不是詐騙簡訊，而是合法公開的金融商品廣告。更令人震驚的是，這類「本金配息型基金」已充斥市面多年，監理機關卻始終視若無睹。 這種操作邏輯，本質上就是合法版的「龐氏騙局」。它讓投資人以為每月領到的是穩定報酬，實際上只是把自己的本金切一塊回來，再貼上「配息」的包裝。淨值不斷下跌，資產慢慢掏空，最後才驚覺——這些年領到的錢根本不是利息，而是自己的肉。 這類基金的對象往往是追求現金流的退休族、中高齡族群，甚至不少銀行業務以「穩定收益」、「每月可用」為銷售話術誤導。然而，只要基金說明書中有一句「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的備註，金管會就放手讓它上架、廣告、販售，彷彿責任已盡。 這不是消極監管，而是制度性失職。 金管會不能只當「資訊揭露裁判」，卻不管「商品設計是否合理」。現在市面上不少基金，每月固定配息，但年度報酬率卻為負數；或是三年來淨值腰斬，還宣稱「收益穩定」。這些商品即使沒有明目張膽騙人，但在實質上已嚴重誤導投資人。 難道投資人都要懂金融工程、基金淨值、配息結構？難道我們的監理制度只要投資人「簽名確認風險」就能免責？如果今天是一罐食品標示不清，有毒成分超標，衛福部早就開罰下架。但在金融業，只要寫好小字，金管會就拍拍屁股走人，這說得過去嗎？ 萬一這類基金爆雷清算，誰來負責？投資人虧損殆盡，只能自己承擔；基金公司照樣賺管理費；金管會則說「我們有公告揭露規則」，這種推諉根本就是金融共犯結構。 我在此呼籲： 一、金管會應禁止本金配息型基金使用「穩定收益」等語言誤導消費者，廣告內容應強制揭示過去三年淨值走勢與配息來源比例。 二、建立「配息組成透明表」，明確區分投資收益、本金返還、其他來源，並標示紅燈、黃燈風險等級。 三、若基金清算時本金返還比率過高（如80%以上），應啟動調查機制，釐清是否有誤導銷售、違反投信投顧管理法之虞。 四、增設「金融商品誠信指標」制度，讓市場與消費者有一個真正能判斷產品合理性與長期穩健性的標準，而非僅靠業者自說自話。 合法，不代表合理；揭露，不等於正當。當監理機關只管形式，不問實質，那麼我們距離下一場金融災難，就不遠了

川普的關稅戰爭下，台灣該如何因應？文／蕭錫惠（資深科技人）川普再度上任後，迅速恢復貿易強硬主義，最新公告的「互惠關稅」名單中，台灣被課以20%的高關稅，而中國雖在暫時協議下目前為30%，若談判破裂則可回升至54%以上。乍看之下，台灣似乎與中國遭到同等對待，但其實意義大不相同。首先，關稅是誰繳？不是台灣政府、也不是出口廠商，而是美國的進口商負擔這筆稅金。這代表，美國企業若想從台灣進口商品，將面對更高成本，自然會思考轉向他國或逼迫台灣降價。這不是一個「有沒有被課稅」的問題，而是「比較競爭力」的問題。因此，台灣要思考的，不是抱怨美國政策不公，而是如何在全球競爭中「逆境求勝」：一、提升附加價值與品牌力：若台灣出口商品只是代工組裝，自然容易被關稅壓縮利潤；但若擁有技術領先、品牌溢價，就算課20%稅，美國廠商仍會願意買單。台積電、聯發科就是典型例子，若無可替代，就不怕關稅。二、強化「非美市場」多元佈局：雖然美國仍是主要出口國，但東協、印度、歐洲等新興市場潛力強勁。台灣應趁勢推動「新南向2.0」，避免過度集中單一市場。三、靈活運用外匯盈餘，購買全球優質資產與民生品：台灣擁有豐厚外匯存底，應把握美元強勢時機，進口優良醫療器材、農業科技、文化內容等，不僅提升人民生活福祉，也能藉此培養國內產業升級契機。四、進行進口替代與國內升級：面對高關稅壓力，台灣可在部分美國進口品上展開「自主替代」，如精密機械、航太零件、先進材料等，投資本土技術、建立自製鏈，減少依賴。這一場川普所發動的關稅戰爭，對全球都是挑戰，但對台灣來說，正是一個體質升級與國際戰略調整的契機。我們無法決定美國的政策，但可以決定自己的戰略與應變方式。最重要的是，在這樣的局勢下，台灣內部更應團結一致、凝聚共識，而非有人趁機唱衰自己、傾中投降。真正的生存之道，是強化自己的實力，而不是靠討好敵人來換取喘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