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錫惠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稱讚可以稱讚的地方，而不是批評可以批評的地方。這是人際關係裡很重要的一課。◎蕭錫惠 很多人習慣尋找缺點。缺點顯眼，也容易讓人顯得清醒、理性，甚至高明。但真正成熟的人，會刻意看見對方的亮點。不是因為對方沒有問題，而是因為你把注意力放在哪裡，關係就會朝那個方向發展。人會向被肯定的方向成長。被看見的優點會被強化，被反覆放大的缺點也會被固化。挑錯很容易，欣賞卻需要修養。前者出於本能，後者來自格局。這並不代表不能批評。原則必須清楚，重大錯誤必須指出。只是批評應該是工具，而不是習慣。當批評變成日常語氣，關係就會慢慢失去溫度。這種態度，在政治場域裡尤其重要。政治鬥爭時的稱讚，不是軟弱，而是高度。承認對手做對的地方，反而會讓自己的反對更有公信力。全盤否定只會顯得情緒化；該肯定的肯定，該反對的反對，才顯示理性與自信。真正成熟的攻防，是在立場清楚之下仍保有公平。同樣地，當別人犯錯時，如果只是一味指責，對方只會啟動防衛。人一旦感到被攻擊，首先保護的是自尊，而不是反省。若能先肯定對方一貫的努力，再指出這次的失誤，對話才有空間繼續。這不是討好，而是讓修正成為可能。但有一點必須牢記——稱讚一定要出於真心，而不是諂媚。諂媚就像假幣一樣。你拿它去交換好感，遲早會回到自己身上，變成別人對你的不信任。假幣流通得再廣，也沒有真正價值；虛假的奉承說得再動聽，也經不起時間檢驗。真正有力量的讚美，必須具體而誠實。它不是為了換取利益，也不是為了降低衝突，而是因為你真的看見了對方值得肯定的地方。讚美若帶著算計，只剩技巧；讚美若出於誠意，才成為品格。真誠的稱讚，是對他人尊嚴的承認；虛假的奉承，是對自己立場的出賣。欣賞別人，不等於放棄立場；肯定優點，也不等於模糊是非。成熟的人，懂得在原則之內保持溫度，在對立之中保有尊重。很多人習慣批評，其實源於內在的不安。當一個人不夠穩定，他會透過挑剔來證明自己清醒。相反地，能真心欣賞他人優點的人，往往內在是穩固的。因為他不需要靠壓低別人來抬高自己。關係不是因為話說得漂亮而穩固，而是因為心意真誠而長久。假話或許能取悅一時，真心才能建立信任。

在極端罪行面前，國家為何仍需保留死刑◎蕭錫惠當討論死刑時，真正困難的問題從來不是情緒，而是界線。若一個社會宣示「生命至上」，那麼當有人故意、冷靜地奪取他人生命時，國家應如何回應？這不只是刑罰政策問題，而是對正義本質的回答。 支持死刑，並不意味否認人權的價值，而是在承認人權的同時，也承認責任的極限。自由與生命權之所以受到保障，是因為我們共同接受一項前提：任何人不得任意奪取他人生命。當有人有計畫、有意圖地踐踏這條底線，他不只是違反法律條文，而是撕裂了社會最根本的信任結構。法律若在此刻退縮，等於模糊了那條不可跨越的紅線。 然而，支持死刑的人也必須誠實面對一個沉重的問題：如果我們相信生命神聖，國家是否就因此擁有奪取生命的權力？當我們主張對故意殺人者施以死刑，我們是否也在承擔同樣的道德風險？這不是可以輕易回答的問題。死刑的不可逆性，使它永遠帶著陰影。歷史上確實存在冤案，制度再精密，也無法保證零錯誤。支持死刑，不能假裝看不見這個現實。 正因如此，若死刑存在，它只能建立在極端嚴格的條件之上：證據必須排除一切合理懷疑；全程錄音錄影；確保獨立鑑定與完整辯護權；設置多重審級與再審機制；對自白與間接證據採取最高標準。死刑不能是常態刑罰，而只能是證據確鑿、罪行極端、毫無合理疑義案件中的最後選項。這不是妥協，而是一種制度上的自我節制。 那麼，為何在承認風險與道德困境之後，仍有理由保留死刑？關鍵在於界線。若法律對極端故意奪命行為始終拒絕設定最高刑罰，是否意味著社會放棄了對某些行為的終極譴責？刑罰不只是隔離與矯正，也是一種價值確認。它告訴公民：有些行為已經超越共同體所能承受的範圍。 反對者強調終身監禁足以隔離危險，這在制度完善時確實成立。然而制度並非永遠不變，政策可能調整，假釋標準可能鬆動，政治環境可能轉向。死刑在極端個案中的存在，是對「不可逆傷害」所作的最終回應。它不是為了報復，而是為了確立責任的終點。 更重要的是，對被害者及其家屬而言，正義不僅是抽象原則。當國家在極端案件中選擇完全放棄最高刑罰，可能會讓部分公民感到法律失去了重量。若法律無法在最嚴重的故意殺人案件中表達明確立場，社會對公平與秩序的信任將逐漸鬆動。 因此，死刑的存在不應被視為力量的炫耀，而應被理解為自我約束下的最後手段。它提醒我們：這是一種沉重、不可逆、帶著風險的權力，只能在最嚴格的程序保障與最清晰的證據基礎上被動用。它的每一次適用，都應該讓社會感到謹慎與不安，而不是興奮。 若生命真的至高無上，那麼對生命的故意毀滅，就必須被明確界定為不可容忍的極端惡行。保留死刑，不是因為我們輕視生命，而是因為我們拒絕讓故意奪命的行為被稀釋為僅僅是可矯正的錯誤。在極端情境下，死刑不是勝利的宣告，而是一個共同體在沉重自省之後，為守住生命界線所作出的艱難決定。  

認知統一作戰：當戰場進入你的大腦◎蕭錫惠當飛彈尚未升空、軍艦尚未出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早已展開。這不是傳統軍事衝突，而是直接作用於人心與判斷力的「認知作戰」。它不必先佔領土地，只需改變人們對現實的理解，便能在心理層面完成繳械。認知作戰並非單純散播假訊息，而是透過長期敘事操作，重塑受眾的世界觀。在兩岸議題上，其目標清晰：對內削弱抵抗意志、放大社會分歧；對外削弱國際支持。這是一場讓社會自我裂解的工程，在物理衝突發生前先贏得心理戰。北京長期運用輿論戰、心理戰與法律戰。輿論戰設定討論框架，心理戰放大焦慮與無力感，法律戰以法理語言包裝政治主張。三者交織，形成低強度卻持續滲透的壓力。例如，將台灣官員列入所謂懲戒名單，並非真正具備管轄權的法律行動，而是一種心理操作。其目的在於提高決策者的心理成本，改變風險計算，營造寒蟬效應，使原本正常的行政作為被貼上「挑釁」標籤，進而誘發自我審查。貨幣圖像與歷史人物的爭議，也可能被刻意政治化。原本屬於內政範疇的設計問題，一旦被包裝為身分認同的對抗，再透過社群大量複製特定語句，便形成「人造輿論海嘯」。極端聲量未必代表真實民意，卻足以製造社會瀕臨分裂的假象。當象徵被武器化，任何政策都可能被描述為存亡之戰。民主本應容納爭論，但當爭論被設計為撕裂工具，制度便失去穩定節奏。國防預算攻防、總預算僵局、產業調整或市場波動，原本是民主社會的正常現象，卻可能在特定敘事下被極端放大為「國家失能」或「前途無望」。當情緒強度遠超事實本身，理性的空間便被壓縮。認知作戰的終極目標，不是讓人相信某一句話，而是讓人逐漸懷疑一切：什麼都沒救、盟友不可靠、抵抗沒有意義。當犬儒成為常態，民主就在冷卻中自我耗損。防禦之道，不是把所有異議貼上滲透標籤。過度泛化同樣傷害民主。真正有效的防線，是公民的判讀能力：查證來源、比對數據、辨識刻意製造絕望的修辭。多花幾分鐘確認事實，情緒操作便難以擴散。戰場已延伸至螢幕與日常。民主的優勢不在聲量，而在理性。守住判斷力，就是守住制度；拒絕被恐懼牽引，就是拒絕讓未來被預設。我們守的不只是島嶼，而是獨立思考的權利。

時間紀律，才是看不見的國力◎蕭錫惠時間，從來不是中性的背景，而是一種必須被正視、被尊重的公共資源。真正能把事情做成的人，往往對時間有高度自覺，因為他們清楚：時間一旦流逝，無法回收；而被浪費的時間，成本往往不是由個人承擔，而是轉嫁給他人與整個社會。是否準時出現，表面上看似生活習慣，實際上卻是一種價值選擇。它反映的不只是自我管理能力，更是對責任、對他人付出、對共同目標的態度。準時，本質上是一種尊重——尊重他人的行程安排，尊重團隊的協作節奏，也尊重事情本身的重要性。這種態度，在公共交通領域尤其明顯。日本對於鐵路與大眾運輸準時性的高度要求，並非單純來自技術優勢，而是源於一種深層的文化共識：時間是公共財，誤點就是對他人時間的侵害。因此，列車延誤需要被說明、被道歉、被檢討，因為它被視為公共責任的一部分。相較之下，台灣高鐵對準時性的態度，往往顯得寬鬆。誤點常被合理化為「可理解的狀況」，官方說明多止於技術理由，卻少有真正站在乘客時間成本的角度反思。當不準時被反覆容忍，準時就不再是一項必須兌現的承諾，而只是「盡量做到」的選項。這裡其實可以清楚看出國力的強弱。國力不只體現在軍事、經濟或科技數據上，更體現在一個社會是否能穩定、可靠地運作。能夠精準掌握時間、尊重他人時間的國家，往往也具備更高的制度可信度與執行能力。反之，當整個社會習慣為延誤找理由、為失準降標準，制度的可靠性與彼此的信任，也會隨之流失。回到個人層次亦然。經常遲到、或總有各種理由晚到的人，未必能力不足，但在關鍵時刻，很難讓人真正放心，把重要的事情交到他手上。這並非不寬容，而是因為重大任務需要的是穩定、可預期與長期建立的信任感。若連最基本的時間承諾都無法兌現，旁人自然會懷疑：在壓力更大、風險更高的情境下，是否還能承擔責任？對時間的態度，往往是人格與制度品質最直接、也最難偽裝的指標。它不需要華麗的語言，也不依賴形象包裝，而是在一次次準時或遲到的選擇中，累積他人對你的判斷。因此，守時不只是效率問題，更是倫理問題；不只是個人風格，更是公共責任。無論是個人、組織，還是一個國家，如何對待時間，往往就決定了它是否值得被信任、被託付，也是否具備真正成熟而穩定的國力基礎。

當制度先於現實，長照 3.0 為何依然補不齊？——從 Know What、Know How 到 Know Why，檢視版本升級背後的結構性舊疾◎蕭錫惠台灣的長期照顧政策已然邁入標榜「醫養合一」、「智慧導入」與「精準照護」的長照 3.0 時代。然而，口號與願景升級了，前線的焦慮與家庭的重擔卻未見顯著減輕。這早已不是單純資源不足的問題，而是一個更根本的錯位在不同版本中反覆上演：我們總是太早進入高層次的理念與制度設計，卻太晚真正理解現場正在發生什麼。許多長照 3.0 的政策藍圖在簡報上看起來前瞻、充滿科技感且具道德正當性，但一落到現場，卻經常出現「系統很豐滿，現實很骨感」的落差。原因不在於第一線不努力擁抱變革，而在於整個長照體系的知識順序依然顛倒。真正能撐住長照 3.0 的路徑，不該是從「智慧願景」開始，而仍應從最樸素的現實出發。長照現場的第一層，是 Know What：知道實際發生了什麼。在 3.0 時代，我們需要知道的現實變得更複雜了。不只是家庭照顧者如何被耗盡，還包括：當「醫養整合」在政策上是一張漂亮的流程圖時，在現場卻可能是醫療端與社福端因語言不通、資訊系統不串接而產生的巨大溝通斷層。當高舉「智慧科技」大旗時，對第一線年長的照服員來說，這些新設備究竟是減輕負擔的幫手，還是增加了學習焦慮與更多要填寫的數位報表？這些都不是戰情室螢幕上的亮麗數據，而是每天在家庭、機構與醫院交界處真實發生的摩擦。然而，許多政策制定者並未真正停留在這一層。他們知道導入了多少套 AI 系統、串接了多少資料庫，卻不一定知道在跨專業合作的現場，最常卡關崩潰的那一刻發生在什麼節點。當 3.0 時代複雜的 Know What 尚未被充分理解，制度便急著往高科技的未來奔馳。第二層，是從現場經驗中長出來的 Know How：知道怎麼做比較撐得住。在 3.0 框架下，我們看到各種智慧平台與物聯網設備被視為標準答案。但真正的 Know How 應該是：哪些科技工具真正解決了夜間巡房最耗人力的痛點？哪些跨專業合作模式在人力極度吃緊的條件下，還能有效運作而不淪為形式？這些答案，只有從反覆嘗試、導入失敗與修正中才能慢慢浮現。但在台灣，許多高科技做法尚未在現場充分驗證成熟，就被過早固定為補助項目、評鑑指標與標準規範，導致地方與第一線缺乏因地制宜的調整空間。當新科技未能從現場需求長出，反而成為僵化的規範，結果往往不是服務升級，而是增加了第一線的「數位負擔」。當 Know How 尚未被允許充分演化，制度就已經定型。也正是在這個節點，真正的問題出現了。台灣的長照體系，依然過早進入了 Know Why。進入 3.0，我們談的理念變成了更宏大的「維護尊嚴」、「精準健康」、「無縫整合」。這些願景絕對正確且進步，但如果這些高遠的 Know Why 先於對現場 Know What 與 Know How 的理解，它們往往只會形成一種更精緻的「無法承擔後果的正確性」。政策在智慧藍圖上完全站得住腳，卻無法解釋為什麼導入了千萬系統，機構人力依然流失、家庭依然因不知如何串接複雜資源而崩潰。這樣的長照 3.0 Know Why，看起來極度前瞻，實際上卻可能以科技之名逃避了現實。真正站得住腳的 Know Why，必須能回答：在資源有限、數位落差存在、人力持續吃緊的條件下，推動智慧化與整合需要面對哪些不可避免的犧牲與取捨？當長照政策建立在這樣的誠實之上，3.0 的制度才會開始對現實負責。長照不是口號工程，更不是科技軍備競賽，而是高度現實的系統工程。真正能撐住這個體系的，不是更華麗的智慧看板，而是一條正確的知識順序：即便有了 AI 與物聯網，依然要先誠實理解現場正在發生什麼，允許科技與流程在現實中反覆調整，最後才回頭建構能承擔後果的價值體系。若順序顛倒，長照 3.0 只會越做越複雜累人；若順序正確，新科技才有可能真正減輕家庭負擔，而不是再一次把責任包裝成數位化後退回去。給長照 3.0 政策制定者的三個具體提醒第一，制度設計前，必須有人真正待過「新舊交織」的現場。不是只看大數據分析報告，而是實際陪同個案管理師、照服員與家屬，走過跨專業溝通與使用新科技設備的一整天。理解「系統不相容」如何磨損熱情、「設備誤報」如何製造新壓力。沒有這層對 3.0 複雜現實的 Know What，制度只是在想像中的智慧城市運作。第二，智慧工具未成熟前，請保留調整空間。新的照顧模式與科技輔具，應被視為可修正的工具選項，而非一次定案的僵化標準。過早將尚在摸索中的智慧化做法強制為規範，只會把壓力重新丟回難以適應的現場人員，消耗整個系統對改革的信任。第三，談宏大理念之前，先誠實面對取捨。醫養合一與智慧轉型都重要，但在資源與人力有限的現實下，政策必須清楚說明推動這些高階目標時的取捨邏輯，而不是用華麗的科技願景掩蓋基層人力不足與數位落差的真相。真正負責任的 Know Why，是能對升級過程中的陣痛與代價說清楚，而不是只對美好的未來表態。

有軍隊的不是省：一句話戳破「台灣是中國一省」的謊言 ◎蕭錫惠 在國際政治與現代國家制度中，有一條幾乎不需爭辯的基本常識：軍隊，只可能屬於國家，而不屬於省份。軍權不是象徵語言，也不是政治修辭，而是主權最具體、最不可分割的核心。 然而，中共長年對內對外反覆宣稱「台灣是中國的一省」。這句話只要放回制度與現實中檢驗，立刻無法自圓其說。 只需反問一個最簡單、也最關鍵的問題：中國現在哪一個省，擁有自己的軍隊？ 答案非常清楚：一個都沒有。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體制下，所有軍事力量——陸軍、海軍、空軍與火箭軍——一律由中央軍委統一指揮。各省、自治區與直轄市，最多僅設有軍分區或武警系統，負責地方協助與治安任務，卻從未、也不可能擁有真正的軍權。地方政府既不能指揮正規軍隊，也無權制定軍事戰略，更不具備對外作戰或自主防衛的能力。 這正是現代國家制度的常態：省，是行政區，而不是主權單位。即便在聯邦或高度自治的國家中，軍權也始終集中於國家層級，因為一旦軍權下放，主權本身便開始瓦解。 反觀台灣，卻完全不同。 台灣擁有完整且長期運作的陸軍、海軍與空軍，設有獨立的國防部、穩定編列的軍事預算、明確的指揮體系，以及徵兵與後備制度。更重要的是，這支軍隊受制於憲法與民主體制，效忠於民選政府，而非任何外部政權。這不是過渡時期的權力拼裝，也不是臨時湊合的軍事存在，而是七十多年來持續運作、有效治理的制度現實。 在政治學與國際法的基本理解中，能夠獨立掌握並運用軍事力量的政治實體，早已具備國家最核心的實質要件，遠遠超過「地方叛亂」或「內戰殘餘」的範疇。 也正因如此，中共的說法才會陷入根本性的自我矛盾。 如果台灣真的是「中國的一省」，那麼為何需要對它部署飛彈、進行封鎖演習、準備登陸作戰？世界上不存在任何一個正常國家，會對自己的省份進行這種國與國等級的軍事對峙。 答案其實只有一個。 「台灣是中國一省」不是制度描述，而是政治口號。它不是為了解釋現實，而是為了遮蔽現實；不是用來說服世界，而是用來對內動員、對外施壓。 沒有軍隊的，才叫省；擁有完整軍隊的，從來就不是省。 台灣是否被全面國際承認，或許仍存在外交層面的角力；但台灣是否擁有軍權、是否具備自我防衛能力，這不是立場問題，而是每天都在發生的現實。 否認這一點的，不是世界不懂政治，而是拒絕面對制度與現實的政治謊言。

「政治很髒」這句話，才是最骯髒的政治◎蕭錫惠「政治很髒，所以你不要碰。」這句話，本身就是最骯髒、也最成功的政治操作。因為在一個民主社會裡，人民一旦不談政治，政治就只剩下政客在談；而權力最安全的狀態，從來不是被相信，而是沒有人注意。1996 年以前，台灣的政治長期由國民黨一黨主導。在威權體制下，政治權力與財政分配緊密綁在一起，資源配置並非以人民福祉或公平原則為核心，而是服務於政權穩定、黨國體系與特定利益集團。從中央預算、土地取得、國營事業、金融體系到黨產累積，整套財政運作本質上是一種「向上集中、向內分配」的制度設計。多數台灣人民被排除在決策之外，卻必須承擔後果；資源不是用來縮小差距，而是用來鞏固權力。這樣的結構性不公平，並非偶發弊病，而是長期威權政治的必然產物。也正因如此，國民黨最熟練的，就是把政治描繪成骯髒、齷齪、令人厭惡的東西，讓人民對公共事務產生距離感與厭惡感。當你覺得政治不值得碰、不想管、不屑談，他們就能在黑箱中繼續搬走權力、資源、預算、土地與制度紅利，一樣一樣裝進自己的口袋。他們要的，從來不是你討厭政治，而是你放棄監督。因為你不看，他們就敢偷；你不問，他們就敢分；你不參與，他們就敢把國家當成私產經營。這不是什麼陰謀論，而是台灣幾十年來反覆被驗證過的歷史現實。凡是人民退場的地方，權力就必然腐化；凡是監督消失的時刻，掠奪就會以制度之名發生。真正乾淨的政治，從來不是因為政治人物特別高尚，而是因為有人盯著、有人記錄、有人追問、有人不肯閉嘴。所以他們最害怕的，從來不是政敵，而是清醒、願意思考、願意站出來發聲的公民。政治不是骯髒。真正骯髒的，是那些不斷告訴你「不要碰政治」、卻在你轉身之後，悄悄把國家搬空的人。

破局：如何打破台灣政治的「反向淘汰」機制？◎蕭錫惠 支持民進黨的台灣本土人才，其實早已多到溢出體制之外。他們具備專業能力、國際視野與產業歷練，也有清楚的價值立場。問題從來不是「沒有人」，而是派系「不用這些人」。派系偏好的，往往不是最能解決問題的人，而是最依賴政治的人。這並非偶然，而是一種理性的權力邏輯：越是離開政治就無法生存、無法在社會上自立的人，越容易被納入體系、被分配位置，也越容易被控制。說得不客氣一點，台灣不少政客一旦離開政治舞台，連一份能養活自己的工作都找不到。政治對他們而言，不是公共志業，而是唯一的生存技能。也因此，他們最大的驅動力不是改革，而是恐懼──害怕失去位置、害怕被取代、害怕真正有能力的人進來改變規則。在這樣的情況下，派系自然會啟動反向淘汰機制，系統性地排除那些有選擇、有退路、能獨立思考的人。這並非哪一個政黨獨有的問題，國民黨、民眾黨、民進黨皆未能倖免。差別不在道德高下，而在於同一套制度誘因：當政治成為某些人唯一的職涯，體制就必然排斥真正有能力離開政治的人。台灣真正的悲劇，不是缺乏人才，而是政治結構長期偏好留下離不開政治的人，卻不斷把能在現實世界站得住腳的人擋在門外。要打破這種劣幣驅逐良幣的結構，僅靠道德呼籲毫無作用，必須從改變誘因與建立流動機制下手。首先，必須打破「政治是一輩子的飯碗」觀念，鼓勵專業人才以階段性服務的方式進入政府或國會，完成任務後即可回到原本領域。有退路，才有敢改革的底氣。其次，提名與用人機制必須引入外部專業權重，降低派系對人事的壟斷，讓解決問題的能力取代派系忠誠度，成為晉升標準。最後，政黨應將智庫實體化，作為政策與人才的緩衝區，讓專業人士不必直接跳入政治泥淖，也能參與實質決策。一個健康的政治體系，不該是找不到工作的人的收容所，而應是各領域人才貢獻智慧的平台。唯有當政治不再是某些人的唯一生路，台灣的政治結構，才真正有轉型的可能。

毒品不是社會問題，是一場正在進行的國安戰爭◎蕭錫惠當美國政府近年對製毒、運毒與跨國毒販採取前所未有的重刑手段時，外界仍有人習慣以「治安過當」或「人權疑慮」來解讀。然而，這樣的看法忽略了一個關鍵事實：美國並非情緒性用力，而是在付出龐大社會代價後，冷靜承認毒品已構成一種足以動搖國家根基的非傳統戰爭形式。芬太尼與各類合成毒品造成的死亡人數，早已超過多場戰爭的陣亡規模。毒品的破壞力不只體現在死亡數字上，更在於它長期侵蝕勞動力、瓦解家庭結構、削弱社會信任，並與黑幫、洗錢、地下金融及跨國犯罪網絡深度交織。當一個產業以他人的生命與未來作為消耗品，換取穩定且可擴張的暴利時，它的性質就已不再是單純犯罪，而是一種持續進行的敵對行為。也正因如此，美國政策逐步拉開一條清楚界線：成癮者是需要醫療、戒治與復歸支持的受害者；製毒、運毒與組織販毒者，則是必須被徹底剷除的加害者。這種區分不是冷酷，而是對社會負責的理性。同情若錯置在掠奪者身上，最終只會轉化為對無辜者的殘忍。若以同樣的國安視角回頭檢視台灣，問題反而更加尖銳。台灣並非沒有反毒口號，但制度長期不願正面承認毒品的真實性質。新型毒品不斷翻新，成本更低、成癮更快，對青少年尤其具有毀滅性；然而列管速度慢、修法節奏遲緩，法律永遠追在市場後面。結果是第一線警力疲於奔命，卻難以對源頭造成實質打擊。更令人不安的是司法結構所傳遞出的錯誤訊號。真正掌握資金與通路的上游策畫者，往往透過角色切割與金流隱匿，把風險轉嫁給低階成員；犯罪所得的追繳與沒收力道不足，使販毒在現實中仍被視為高報酬、可控風險的生意。這種輕縱上游、消耗基層的結構，本身就是制度性縱容。毒品問題的危險，還在於它早已與其他國安風險高度重疊。黑幫、地下金流、跨境走私、網路平台與境外勢力的滲透，往往在同一條灰色地帶交會，卻仍被切割在警政或衛福體系中零碎處理。當國家不用安全工程的尺度面對毒品，就等於默許這場慢性侵蝕持續發生。真正負責任的反毒政策，必須從根本轉向。法律上，對製毒、進口與組織性販毒不只要重刑，更要徹底沒收犯罪所得、追溯隱匿金流，建立長期甚至終身追責機制，讓販毒不再具有投機空間。政策上，毒品必須被正式納入國安威脅視野，由最高層級跨部會統籌，與反洗錢、反滲透及資安體系整合，而非讓基層單位孤軍奮戰。對青少年的防線，更是一場爭奪未來的「心防戰」。毒品販賣的本質，往往不是快樂，而是對現實挫折與空虛的廉價解脫。若校園反毒仍停留在教條式的恐嚇或樣板宣傳，面對精準捕捉人性弱點、透過社群軟體無孔不入的販毒網絡，無異於以卵擊石。真正的防禦，必須將心理諮商、高風險族群識別與社區同心圓視為戰略資源；我們必須建立一套能在毒品趁虛而入之前，先一步接住墜落靈魂的社會安全網。這不只是教育問題，而是阻斷敵方補充兵源的戰略工程。反毒一定會得罪人，因為它勢必觸動既得利益與灰色結構；但不反毒，得罪的將是整個社會的未來。這不是左右之爭，也不是意識形態對立，而是一個國家是否仍願意保護自己人民的生存選擇。毒品不是單純的社會問題，它是一場沒有宣戰書、卻每天都在奪命的國安戰爭。看不清這一點，才是台灣真正承擔不起的風險。

穿過羅生門的陰影：郭瑤琪案與台灣司法的自我說服◎蕭錫惠在「羅生門」中，一名失業下人於荒廢城門避雨，原本在生存與道德之間猶豫不決，卻在聽見老婦以「為了活下去」合理化作惡後，迅速為自己找到理由，跨過道德底線；在「竹林中」裡，一樁命案出現多份互相矛盾的證詞，每個人都說得合理而完整，卻無法拼湊出唯一真相。前者描寫人如何學會替行為找藉口，後者揭示真相如何在敘述中碎裂。芥川龍之介正是透過這兩個故事指出，人性最脆弱之處不在於邪惡本身，而在於自我說服的能力。這也為檢視台灣司法中的爭議案件，提供了一把冷靜而清楚的分析鑰匙。以郭瑤琪案為例，案件的起點並非人贓俱獲，而是一段監聽內容所引出的敘事。檢調並未查扣到實體款項，沒有茶葉罐、沒有金流紀錄，也缺乏第三方客觀證據，但案件卻逐步轉向以證詞與推論為核心。於是，審判不再是事實對事實，而是敘事對敘事，正如「竹林中」所呈現的世界。案件中，關鍵證人的供述在不同筆錄中出現明顯變化，無論是罐數、顏色、包裝或材質，都反覆更動。這不只是細節出入，而是記憶在壓力與期待下被修補的痕跡。當證詞呈現高度不穩定，司法理應提高證明門檻，要求外部補強；若反而將不一致視為可忽略，證詞便從待驗證的證據，變成可自由拼接的敘事素材。更令人不安的，是判決翻轉的過程。一審與二審法院基於嚴格證據審查，認定查無具體對價關係與明確職務行為而判無罪；然而在未出現任何新增實體證據的情況下，更一審卻改判有罪，理由在於法律敘事的轉換，將對價擴張為相當對價，將犯意轉化為不確定故意。這正是「羅生門」的瞬間，不是事實變多，而是理由準備好了。當理由足以自我說服，跨越底線便顯得合理。在此類案件中，警察筆錄常被誤認為中性紀錄，實際上卻同時承載證人的自我防衛與偵查者的拼圖需求。當司法以整體看起來說得通作為判斷依據，而非逐一檢驗其可驗證性，敘事便凌駕證據，證據法則與無罪推定也隨之被侵蝕。若堅守嚴格證據標準，法院理應正面回答，在沒有實體證據的情況下，是否可以僅憑變動中的證詞定罪；對價是否為事前合意而非事後推論；不確定故意是否被擴張為推定有罪的工具。若無法給出可驗證的答案，誠實的選擇應是停下來，而非再跨一步。「竹林中」提醒我們，人會為自己重寫故事；「羅生門」提醒我們，一旦理由成立，跨越底線會非常快。郭瑤琪案不是特例，而是一個制度警訊。當判決依賴敘事而非證據，依賴推論而非驗證，依賴社會期待而非程序正義，司法便站在「羅生門」的陰影之中；而在這樣的制度之下，每一個人，都可能成為冤獄的對象。

拿新台幣釣不到魚：AI 時代的「蚯蚓效應」與思維紀律◎蕭錫惠近日，一則關於 115 學年度學測的 AI 實測新聞引發熱議。結果呈現鮮明反差：Gemini 在數學科展現近乎滿分的邏輯與運算能力，卻在圖表密集、需跨情境理解的自然科卡關；相對地，ChatGPT 在部分科目中未真正推理，而是傾向拼湊網路流傳的補習班解答，產出看似完整、實則空洞的答案。這個現象點出一個被反覆忽略的事實：AI 很強，但不是答案機。把題目、文件甚至整份考卷直接丟給 AI，期待它自動給出完美結果，就像「拿新台幣直接丟進水裡想釣魚」。錢再多，魚也不會上鉤；這不只是資源浪費，更是思維的怠惰。真正懂得使用工具的人，理解的是「資源轉換」。投入資本與算力，不是為了買結果，而是先「買蚯蚓」——把方法、誘因與結構準備好——再用這條蚯蚓去釣魚。在 AI 的語境中，蚯蚓就是精準的提示設計與扎實的前處理。若只說「請解這一題」，得到的多半是空泛回覆；但若要求逐步解讀條件、列出假設、再進行推論，品質立刻躍升。差別不在模型，而在提問者是否清楚目標與路徑。因此，AI 更像擴音器而非導航系統。它會把人的判斷放大：有思考的人，能力被放大；沒有思考的人，錯誤也被放大。「拿蚯蚓釣魚」需要紀律。第一，人必須先給出靈魂與骨架，明確定義觀點、問題與框架。第二，把 AI 當磨刀石而非代工，追問思路、找漏洞、比對反例，必要時以不同模型交叉驗證。最後，人類仍是最終判斷者與責任承擔者。工具中性，成敗在人。會提問、會做蚯蚓、會驗證的人，才能在 AI 時代釣到魚；否則，只是不斷往水裡丟錢，卻始終一無所獲。這不只是考試或寫作的差別，而是教育、媒體與所有專業工作者能否守住判斷力與倫理的分水嶺。

有贓無賊的教育部：當不誠實被制度原諒，教育還剩下什麼？◎蕭錫惠教育的第一課不是能力，而是誠實。沒有誠實，所有制度、評鑑、排名與榮譽，都只是包裝精美的空殼。西點軍校之所以被世界敬重，不在於它培養了多少將軍，而在於它對誠實毫不妥協：不說謊、不作弊、不偷竊，也不容忍他人如此。只要說謊，就立刻離開。因為一個被容忍的不誠實，終將在權力位置上造成更大的傷害。正是在這樣的價值標準下，教育部對台大副校長廖婉君案的處理，才顯得格外令人不安。依媒體揭露與後續資訊，教育部已認定其對外宣稱的部分學術與國際標準經歷並不屬實，卻仍採信校方學術倫理委員會的法規解釋，最終判定其行為未違反學術倫理。換言之，制度一方面承認事實不實，另一方面卻宣告無須負責。這正是整起事件最致命的矛盾。如果「不實」可以被確認，卻不必承擔任何後果，那麼學術誠信究竟還剩下什麼實質意義？教育體系是否正在對社會傳遞一個訊息：誠實只是道德口號，而非制度底線？更嚴重的是，這些被證實不存在的國際標準貢獻，長年被用作取得公共榮譽、學術升遷與行政權力的重要資歷，實際影響了國家資源的分配與學術體制的信任基礎。這已不是單純的履歷誇飾，而是一種制度性套利：以不實敘述換取制度所給予的榮耀、地位與權力。若這樣的行為不構成學術不誠信，那請問，什麼才算？教育部長的責任，並不只是消極地裁量法條是否適用，而是積極地守住教育的價值底線。當主管機關選擇用程序語言掩蓋誠實問題，等於向所有學生與年輕學者宣告：只要踩在制度縫隙裡，不誠實也可能被原諒。這種訊息，對教育的殺傷力，遠比任何一件論文抄襲案都更深。因為它製造了明顯的制度雙標。試想，若同樣的行為發生在研究生或大學生身上，結果會是什麼？當學生因履歷不實遭到懲處，教授卻能因一段法規解釋全身而退，教育還剩下多少公平可言？一個連誠實都不願意捍衛的教育體系，沒有資格高談品格教育，也無法要求下一代相信制度。教育不只是合不合法，更必須回答合不合理、合不合格。教育部若無法正面回應這個問題，那麼被掏空的，將不只是學術倫理，而是整個社會對教育的信任。附註：2026年1月14日：教育部認定未納入國際標準　仍判台大副校長廖婉君未違學倫 

問題不在身分，而在行為：一場被偷換焦點的媒體敘事 ◎蕭錫惠 民主社會對暴力的判準，其實從來不複雜。任何人，無論其政治立場、性別認同或社會身分，只要故意以致命工具攻擊執法人員，本身就是明確的暴力行為。這條底線，正是法治社會得以存在的根基。 當一個人駕車衝撞執法人員，這在法律上構成即時且致命的威脅。在此情境下，執法人員依法使用致命武力，屬於幾乎所有民主國家都承認的正當防衛與合法職務行為。這一判斷，不因行為者是誰而有所不同，只取決於行為本身是否對他人生命構成迫切危險。 如果今天做出同樣行為的是極右分子、宗教狂熱者，或任何其他立場的人，輿論不會也不應存在模糊空間。法律的適用，必須一體同仁，否則法治便淪為情緒的附庸。 真正令人警惕的，並非媒體對死者表達同情，而是部分媒體刻意轉移敘事重心的操作。報導中，衝撞執法人員這一關鍵行為被淡化甚至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對個人身世、善行與情緒故事的反覆鋪陳，最終將合法執法描繪成「謀殺」或「國家暴力」。這已不是單純的新聞取材取向，而是一種價值動員式的敘事工程。 當媒體先行決定誰是「弱者」、誰是「壓迫者」，再倒推出是非對錯，社會就被迫接受一個危險訊息：只要身分正確，行為便可以被合理化。這種敘事並未守護任何弱勢，反而侵蝕了所有人的安全，因為它動搖了「暴力必須被制止」這一最基本的共識。 民主的核心，不是情緒的競逐，也不是立場的對抗，而是清楚而一致的判準。行為是否違法，是否對他人構成即時致命威脅，國家是否依照既定法治程序行動，這些才是公共討論應該緊扣的重點。 若法治必須先檢查一個人的身分，才決定是否適用，那它已不再是法治，而只是包裹著道德語言的選擇性正義。今天可以為某一方顛倒黑白，明天同樣的邏輯也能被用來為另一方製造例外。屆時，真正被犧牲的，不是任何特定族群，而是整個民主社會對法律的信任。 結論其實只有一句話：不是因為她是誰，而是因為她做了什麼，才導致結果。文明社會若連「暴力就是暴力」都不敢直言，那麼我們失去的，將不只是一次公共討論的誠實，而是法治本身。  

恐懼 AI 的本質，是對權力旁落的焦慮——就像獨裁者害怕真相◎蕭錫惠歷史一再證明，真正令人恐懼的，從來不是工具本身，而是真相被揭露的那一刻。印刷術出現時，專制者害怕書籍；廣播普及時，極權政權封鎖電波；網路崛起時，獨裁國家築起高牆。今天，輪到人工智慧。必須先說清楚一點：對 AI 的倫理邊界、濫用風險、算力集中提出質疑，本來就是民主社會必要的防衛機制。但真正值得警惕的，並不是這些嚴肅而理性的辯論，而是另一種聲音——那些拒絕理解 AI，卻整天以恐嚇、污名與道德指控來否定技術的人。他們口中說的是「捍衛人性」、「保護思想」，實際上害怕的，卻是自己被看穿。AI 並不負責定義真理，但它極大化了驗證謊言的效率。一個長期依賴空話、套話與權威姿態說話的人，最怕的是邏輯被輕易拆解；一個靠身分、頭銜與資歷壟斷話語權的人，最怕的是任何人都能瞬間調用海量知識，指出其論證漏洞；一個多年不讀書、不思考、不更新知識的人，最怕的是資訊落差被填平，世界忽然變得透明。於是，恐懼被包裝成道德焦慮，無能被偽裝成高尚，落後被說成「守護傳統」。但問題從來不在 AI。AI 不會讓有思考能力的人變笨，只會讓缺乏思考的人更快被辨認出來。AI 提供的不是標準答案，而是強大的交叉比對能力——它不會抹去人的觀點，只會無情地放大觀點之間的品質差距。真正可能被 AI 取代的，從來不是思想，而是重複、空洞、沒有內容的資訊搬運。這也是為什麼，最反對 AI 的人，往往也最害怕公開辯論、最討厭被追問因果、最不願面對證據。他們不喜歡數據檢驗，卻熱衷於情緒動員、標籤與道德壓迫。這種心理結構，與獨裁者並無二致。獨裁者為什麼要控制言論？因為一旦事實攤在陽光下，權力就失去神秘性。反 AI 的人士為什麼要妖魔化工具？因為一旦工具普及，話語權就不再專屬於少數人。這不是科技之爭，而是權力之爭。AI 的本質，是一面鏡子。它照見一個人是否真的理解自己在說什麼，是否能清楚說明因果，是否願意承擔被檢驗的風險。對願意學習的人，它是放大器；對拒絕成長的人，它是照妖鏡。因此，害怕 AI 的人，真正害怕的不是機器，而是自己多年來的空洞終於無處可藏。世界不會因為某些人拒絕 AI 而停止前進，就像歷史不會因為獨裁者害怕真相而倒退。技術會持續演進，真相會持續浮現，而唯一會被淘汰的，是那些既不願學習、也不願接受檢驗，卻仍想壟斷話語權的人。AI 不需要被神話，也不需要被妖魔化。它只是提醒我們一件老掉牙、卻永遠有效的事實：真正有力量的，從來不是權威、不是姿態、不是恐懼，而是清楚、誠實、並且可被檢驗的思想。

正確的讀書方法課前預習，上課發問，課後複習  文／蕭錫惠 下課後直奔補習班，看似是最努力的選擇。但當夜晚被課程填滿，學習往往正是從這裡開始崩壞。 因為一旦夜晚被全面佔據，學生就失去了學習最核心的兩個環節：預習與複習。問題不在於孩子不努力，而在於我們把學習設計成了一個「只有輸入，沒有存檔」的惡性循環。 一、大腦過勞，輸入失效多數學生在學校已耗盡白天的專注力。晚上原本應是消化、整理與反思的黃金時段，卻被迫進入補習班，繼續高密度的被動聽講。後果是毀滅性的：沒有預習，上課只能盲目跟隨，不知道重點與盲點；沒有複習，知識僅停留在短期記憶，隔天迅速蒸發。結果往往是白天聽不懂，晚上重聽依然一知半解，只能不斷堆疊時間去「補洞」，卻從未真正「填補」。 二、被動聽講 vs. 主動思考學習的成敗，取決於誰掌握了主動權。有預習與複習的學生，白天上課是在確認理解，把時間轉化為能力；被補習塞滿的學生，白天與晚上都在被動接收，只是在消耗時間。看似同樣忙碌，前者在練功，後者在空轉。更可怕的是，長期依賴補習「餵食」答案，會剝奪學生整理筆記、檢視錯誤的能力。一旦停止補習，學習立刻失速，因為真正的理解從未形成。 三、回歸本質：讀書的三個關鍵動作真正有效的讀書方法並不複雜，但必須奪回時間的主導權。第一，預習（建立地圖）。目的不是看懂全部，而是知道這一課在講什麼、自己不懂在哪裡。帶著問題進教室，上課就不再只是催眠曲。第二，聽講（解決疑惑）。課堂是用來釐清邏輯的，能問出關鍵問題，遠比當個抄寫機器重要。第三，複習（主動回想）。複習不是重看課本，而是蓋上書本回想；能用自己的話說出重點，知識才真正寫入大腦。 四、結語：讓思考發生這三個步驟缺一不可。若每天忙到連半小時的預習與複習都擠不出來，那不是不夠拼命，而是戰略錯了。補習應該是突破瓶頸的工具，而非取代思考的主菜。讀書不是把時間堆滿，而是要讓思考發生。沒有留白的學習，不是紀律，而是一場集體默許的自我消耗。

拍照時請關閉原況照片浪費自己和別人的時間與記憶空間 ◎蕭錫惠《被強加的「瞬間」：原況照片背後的預設值政治》對多數人而言，拍照只是按下一個快門，留下純粹的靜止畫面。但在「原況照片」（Live Photos）的設計裡，這個動作被強行賦予了浪漫使命——悄悄為每一張照片加上數秒的影片與聲音。然而，當「捕捉瞬間」變成無法逃避的預設，這就不再是貼心，而是典型的「工程師自嗨、企業買單、使用者受難」的設計。表面上它被包裝成技術升級，實際上卻是將極少數人的需求，強制轉嫁到全體使用者身上。拍一張照，本應是輕盈的記錄，卻在未經明確授權下，被強行升級為「照片加影片」的複合檔案。這並非便利，而是設計者傲慢地將資料的複雜性與同步的繁瑣，粗暴地丟給用戶去承受。更諷刺的是，這種「生命力」的實際使用率極低。多數人從不長按觀看，更遑論進行剪輯。當一個功能長期被預設開啟，卻在九成時間裡被忽略，它就不再是價值的展現，而是一種無聲的負擔。這正是壞設計的典型特徵：它服務的是展示會上的技術肌肉，而非日常生活中的真實行為。在儲存成本上，這種設計更顯出商業上的精明與荒謬。一張原況照片佔用的空間是普通照片的數倍，累積後平白蒸發數 GB 的空間。這或許不是設計失誤，而是一場隱形的「訂閱陷阱」：當本地空間被不需要的記憶塞滿，使用者唯一的出路就是購買更高階的雲端容量。科技原本承諾的是便利，最後卻透過製造摩擦，迫使人為未索求的功能，額外支付時間與金錢。真正的問題在於權力的不對等。系統刻意不提供「真正的永久關閉」選項，甚至在更新後「貼心地」幫你重新開啟。這反映了一種危險的哲學：系統比你更懂得什麼值得留下。於是，理性使用者被迫在縫隙中反抗——在設定裡翻找隱蔽的「保留設定」開關、寫腳本自動清理、花費時間篩選刪除。如果一個功能需要使用者投入額外心力來「防止它發生」，那它就已經徹底失敗。這種邏輯充斥於當代科技產品的「預設值政治」中：企業利用預設值來形塑使用者的習慣，並從中榨取數據與金錢。好的科技應該是減法，而不是加法；應該是賦予選擇，而不是假裝貼心。當使用者學會關掉它、繞過它，這並非反科技，而是找回身為工具主人的自覺。科技不該強迫人留下不需要的東西。就像記憶一樣，最珍貴的部分，往往在於剪裁與留白。

重寫戰爭節奏的國防新創，為台灣爭取時間的關鍵力量 ◎蕭錫惠 Anduril Industries 並不是一家傳統意義上的軍火商，而是一家試圖從根本重寫戰爭運作方式的國防科技新創。它的出現，代表軍事力量不再只由昂貴的平台與漫長的建案週期決定，而是由速度、軟體與系統整合能力所主導。傳統軍工體系的核心邏輯，是打造少量、高價、極度追求完美的武器平台，開發期動輒十年以上，任何失敗都被視為不可承受的政治與財務風險。這套模式在冷戰時代或許合理，但在今日高度動態、節奏極快的戰爭環境中，反而成為結構性的包袱。Anduril 的顛覆之處，在於它將軟體置於硬體之前。真正的核心不是船艦或飛行器本身，而是名為 Lattice 的人工智慧指揮與感測整合系統。這套系統猶如戰場上的「自動化大腦」，能即時融合各方感測數據，並像高效率的調度中心般，自動指派最佳的無人載具執行任務。在此架構下，硬體只是可替換的節點，真正的戰力來自跨域協同與決策速度。這使得系統能以「月」為單位快速迭代，而非以「年」計算。這種模式的最大戰略衝擊，在於它徹底改變成本結構。Anduril 的無人系統並非為了「不被擊落」而設計，而是為了便宜、可量產、可犧牲。在實際戰場上，這意味著用低成本載具不斷製造不確定性，迫使對手投入高昂的防禦資源，讓整場對抗在經濟與節奏上變得極度不划算。這也正是美國國防部積極推動「複製者計畫（Replicator Initiative）」的核心思維：試圖在兩年內部署數千套這類可消耗的自主系統，以抵銷中國的數量優勢。這對高度依賴大型艦艇與集中指揮體系的解放軍而言，尤為致命。大量分散、持續出現的無人蜂群，將使其反潛、防護與指揮鏈承受巨大負荷，高價平台的安全感被不斷侵蝕，戰略主動權隨之下降。「鬼鯊」無人潛艦正是這套邏輯的具體展現。它不追求核潛艦等級的極致性能，而是以模組化設計、快速量產與一年內可交付為目標，專注於港口封鎖、航道拒止、反潛干擾與情報偵蒐。其存在本身，就足以迫使對手將防線外移，消耗大量反潛資源。對台灣而言，Anduril 的意義不只是一項軍購選項，而是一條能夠「爭取時間」的戰略路線。台灣最大的結構性風險，不在於技術落後，而在於時間有限。Anduril 式的系統，讓防衛能力不必等待十年後的完成式艦隊，而能在短時間內形成可實戰、可演化的拒止力量。更關鍵的是，這條路線的供應鏈天生去中國化。高資安、高可靠度的感測、通訊與電控系統，正是台灣產業的強項。這不僅能強化防衛，也能將台灣嵌入美歐日澳的國防新創產業鏈，建立長期、不可取代的戰略位置。如果錯過這一波轉型，台灣未來數年將被迫承擔更高的不確定風險。Anduril 所代表的，不只是某一家公司的技術，而是一種讓戰爭變得對侵略者極度不划算的制度創新。這正是台灣在戰略預備期中，最需要牢牢掌握的選項。 

政治就是經濟：財政不正義，正在掏空台灣的憲政根基◎蕭錫惠 政治從來不是抽象的權力遊戲，而是資源如何分配、責任由誰承擔的現實選擇。政治就是經濟，經濟就是政治。當財政分配長期偏向特定族群與既得利益者，民主制度即使表面仍在運作，實質卻早已失衡。 自一九四九年政權遷台以來，台灣的財政與福利制度以「穩定統治」為核心設計，透過軍公教體系、年金結構、土地與眷村配置，以及高度集權的財政分配，形塑出一套長期向特定政治體制傾斜的資源配置邏輯。這些制度在威權時代或有其歷史背景，但在民主化三十餘年後仍未徹底改革，已構成對多數納稅人與勞動者的結構性不正義。真正承擔市場風險、支撐經濟動能的廣大民眾，長期未能獲得相應比例的公共資源回饋，這不僅不合理，更違背憲法所保障的平等與公共利益精神。 這不是仇恨問題，而是制度問題；不是情緒宣洩，而是憲政危機。 近期立法院的紛擾，正是這場結構失衡全面浮現的結果。中央政府總預算遲遲未審，《財政收支劃分法》與反年金改革法案在缺乏充分討論與影響評估下強行推進，嚴重衝擊國家財政與制度穩定。面對僵局，賴清德總統邀集三院院長茶敘，試圖在憲政體制內尋求解方，卻未能獲得立法院院長的出席回應。 賴總統在會後指出三項迫在眉睫的危機。其一，財政瀕臨失控。強推的《財劃法》將迫使中央政府明年即需額外舉債逾五千六百億元，且年年如此。原本用於長照、育兒、國防與經濟發展的公共資源，將被轉化為缺乏監督的空白支票，首當其衝的，將是為生活奔波的雙薪家庭、急需照顧的長者，以及仰賴社會安全網的弱勢群體。其二，年金改革倒退。反年改一旦通過，全民將額外背負近七千億元債務，迫使其他社會福利被犧牲，這不是照顧弱勢，而是為既得利益延命。其三，濫權立法危及國安。從凍結國防預算，到為中國資金開後門，再到動搖公職人員忠誠義務，民主防線正被一點一滴鑿洞。 面對違憲、害國的法案，行政權若選擇沉默，才是真正的失職。憲法明確規範立法院不得任意增加行政支出，其精神在於確保施政完整性與國家財政紀律。因此，行政院依法不予副署，阻止違憲法案生效，並非對立法院的挑釁，而是對權力分立原則的忠誠，更是對人民權益的最後防衛。溝通可以持續，但不能以犧牲憲法、透支未來為代價。 這不是政黨之爭，而是台灣能否守住民主制度、財政紀律與國家主權的關鍵時刻。公民社會不能旁觀，唯有堅守憲政底線，政治才能回到服務多數，國家才能走向永續。

日美援助下的崛起：中國「制度性的失憶」 ◎蕭錫惠「誰忘記歷史，誰就會在靈魂上生病。」——阿巴斯·基阿魯斯達米（Abbas Kiarostami）在當代國際敘事中，中國崛起往往被描繪為一場自力更生的奇蹟，彷彿完全憑藉內部改革與人民勤奮，完成了一次偉大復興。然而，這套宏大敘事刻意淡化了一個關鍵事實：中國改革初期所倚賴的，並不只是內生動能，還包括來自日本與美國的「制度性援助」。這些援助不僅填補了物質與技術的真空，更為中國打開了通往全球體系的大門，卻在後來的官方話語中逐步消失，形成一種值得警惕的「制度性的失憶」。這種失憶不只是歷史敘事的偏差，更正在成為當代地緣摩擦的深層結構。首先，日本的官方開發援助（ODA）是中國現代化起步階段不可忽視的支柱。自1979年起，日本長期成為中國最大的雙邊援助國，截至2008年，對華官方開發援助累計約3.3兆日元。這並非抽象的外交數字，而是具體嵌入中國國家建設的硬體血管：北京首都國際機場的擴建、中日友好醫院的設立、京秦鐵路的電氣化改造，皆直接受惠於日方資金與技術。日本的援助固然帶有戰後贖罪心理與「以經濟促穩定」的戰略考量，但其強調能力建設、避免直接干預內政的模式，實際上為中國工業化與城市化提供了最關鍵的起跑條件。若缺乏這一階段的制度性注入，改革開放在1980年代勢必面臨更嚴峻的基礎設施瓶頸。如果說日本提供的是看得見的鋼筋水泥，美國所給予的，則是看不見卻更為深遠的制度通道。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是其從封閉經濟正式邁入全球化體系的分水嶺，而美國在此過程中扮演了關鍵推手。儘管國內存在產業與勞工的反對聲浪，時任總統柯林頓仍全力推動國會通過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係」。其背後所依循的，是當時華盛頓主流的「接觸政策」預設：經濟自由化終將帶動政治自由化，而深度經濟整合可降低衝突風險。事後看來，這一政治假設雖未完全兌現，但不可否認的是，美方在關稅壁壘與市場準入上的制度性讓利，為中國出口導向型成長創造了歷史性窗口，使其出口總額在二十年間從2000多億美元躍升至3兆美元以上。然而，在當前的官方敘事中，這些外部援助的角色卻被系統性地邊緣化。取而代之的，是對「自主創新」與「百年奮鬥」的單向強調。這並非偶然，而是一種制度建構的結果：教育教材、媒體宣傳與外交話語共同運作，將外援重述為模糊的「互利合作」，甚至重新詮釋為中國實力的自然展現。日本的ODA被去政治化，美國推動WTO的角色則被淡化為被動接受。其核心目的，在於強化政權的正當性敘事，將崛起完全歸功於自力更生與制度優越。但這種敘事需求，並不等同於社會的真實記憶。儘管官方話語試圖覆蓋，但在經歷過改革開放的學界與民間深處，對這段歷史真相的理解並未完全磨滅。正因如此，「制度性的失憶」不僅是權力對記憶的選擇性管理，更是一場關於真相與遺忘的拉鋸。其後果已逐漸浮現。當援助歷史被抽離，中日與中美關係中的現實摩擦，便更容易被簡化為純粹的外部敵意，而非長期互動關係的延續與變質。失去歷史縱深的理解，將使互信建構變得困難，也增加戰略誤判的風險。更深層的問題在於，若忽略外部因素曾在崛起中扮演的角色，未來在面對全球性挑戰時，便可能高估單邊路線的可行性，重返孤立主義的盲點。當然，反思制度性失憶，並非否定中國人民的努力與犧牲。勤奮、紀律與改革意志，確實構成了崛起的核心動力。但真正成熟的大國敘事，並不害怕承認他者的貢獻。相反，能夠誠實面對歷史、辨識制度互動的複雜性，正是大國自信的體現。唯有修復這段被選擇性遺忘的記憶，國際關係才能回到更理性、更可持續的軌道，讓歷史不再以幽靈的形式重返現實。

《人性的弱點》在政治上的啟示◎蕭錫惠 政治從來不是抽象制度的競技場，而是人性赤裸交鋒的第一現場。選舉、立法、外交乃至國安，表層看似權力的精密運作，內核卻始終圍繞著恐懼、渴望、尊嚴與認同在搏動。《人性的弱點》雖是人際關係經典，但它揭示了政治最不願正視的事實：驅動人的，從來不是冰冷的道理，而是熾熱的情感。 民主政治常犯的錯誤，是過度迷信「理性說服」。政策論述寫得再精闢，若無法觸及人民內心需求，終究只是束之高閣的文本。執政者面對質疑時，常急於糾正、說教，彷彿道理講通了對方就該接受。但現實是，選民一旦感覺被輕視，防衛機制便會啟動，轉而支持任何願意傾聽他們聲音的人，哪怕對方主張危險。 卡內基提醒「不批評、不責備」，並非放棄原則，而是避免激起無謂的防衛。台灣政治常陷入「道德焦慮」：深知什麼是對的，卻不知如何讓人站過來。問題核心往往在於表達方式。政治的首要任務，是先創造條件讓人民願意聽你說話。沒有顧及尊嚴的「正確」，只會被視為傲慢。 「喚起他人強烈的需求感」極具政治威力。威權政體能高效動員，因其精準操弄了恐懼與被剝奪感。民主政治若只談制度、迴避情緒，等同放棄戰場。成熟的民主論述，必須誠實回應人民的不安：對經濟前景、身分認同與未來失控的焦慮。忽視這些情緒，極端主義便會趁虛而入。 政治語言往往只對「想像中的理性公民」說話，忽略了真實的人。改革常遭反彈，往往是語言失當。當改革被描述為「清算」或「淘汰」，會讓人感到被否定。高明的政治說服，是讓對方在改變中仍保有自尊，感覺自己是參與者而非被改革的對象。 卡內基主張「給人美名，讓他努力達成」。人民往往會活成政治期待的樣子。若菁英將選民視為愚昧易操弄，民主品質便會下滑。反之，若強調公民的責任感與判斷力，社會行為也會正向調整。政治不只是管理眾人，更是形塑眾人之格。 真正成熟的政治，不是強求一致，而在於引導多元差異互相效力。這也呼應聖經中的一句話：「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公共生活的智慧，不在於抹平差異，而在於使差異成為力量。有人長於深思，有人敏於行動；有人堅守制度，有人衝鋒陷陣。當彼此被尊重、價值被肯定，歧異便能轉化為共同前進的動能。 在國安議題上，恐嚇式動員或許能收短效，卻會長期侵蝕信任。當論述只剩焦慮，人民只會更疲憊。有效的國安語言應賦予「角色感」：讓每個人意識到自己不是被動的受保護者，而是共同防衛的主動參與者。 民主社會中領袖最大的資產是信任，這源自於是否真心將人民視為夥伴。政治本質是一場人性的長跑。制度可以設計，但若不理解人心，改革將寸步難行。《人性的弱點》點破了必要的真相：想改變世界，必須先理解人性，在尊重差異中激發眾人優點，讓萬事相互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