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錫惠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恐懼 AI 的本質，是對權力旁落的焦慮——就像獨裁者害怕真相◎蕭錫惠歷史一再證明，真正令人恐懼的，從來不是工具本身，而是真相被揭露的那一刻。印刷術出現時，專制者害怕書籍；廣播普及時，極權政權封鎖電波；網路崛起時，獨裁國家築起高牆。今天，輪到人工智慧。必須先說清楚一點：對 AI 的倫理邊界、濫用風險、算力集中提出質疑，本來就是民主社會必要的防衛機制。但真正值得警惕的，並不是這些嚴肅而理性的辯論，而是另一種聲音——那些拒絕理解 AI，卻整天以恐嚇、污名與道德指控來否定技術的人。他們口中說的是「捍衛人性」、「保護思想」，實際上害怕的，卻是自己被看穿。AI 並不負責定義真理，但它極大化了驗證謊言的效率。一個長期依賴空話、套話與權威姿態說話的人，最怕的是邏輯被輕易拆解；一個靠身分、頭銜與資歷壟斷話語權的人，最怕的是任何人都能瞬間調用海量知識，指出其論證漏洞；一個多年不讀書、不思考、不更新知識的人，最怕的是資訊落差被填平，世界忽然變得透明。於是，恐懼被包裝成道德焦慮，無能被偽裝成高尚，落後被說成「守護傳統」。但問題從來不在 AI。AI 不會讓有思考能力的人變笨，只會讓缺乏思考的人更快被辨認出來。AI 提供的不是標準答案，而是強大的交叉比對能力——它不會抹去人的觀點，只會無情地放大觀點之間的品質差距。真正可能被 AI 取代的，從來不是思想，而是重複、空洞、沒有內容的資訊搬運。這也是為什麼，最反對 AI 的人，往往也最害怕公開辯論、最討厭被追問因果、最不願面對證據。他們不喜歡數據檢驗，卻熱衷於情緒動員、標籤與道德壓迫。這種心理結構，與獨裁者並無二致。獨裁者為什麼要控制言論？因為一旦事實攤在陽光下，權力就失去神秘性。反 AI 的人士為什麼要妖魔化工具？因為一旦工具普及，話語權就不再專屬於少數人。這不是科技之爭，而是權力之爭。AI 的本質，是一面鏡子。它照見一個人是否真的理解自己在說什麼，是否能清楚說明因果，是否願意承擔被檢驗的風險。對願意學習的人，它是放大器；對拒絕成長的人，它是照妖鏡。因此，害怕 AI 的人，真正害怕的不是機器，而是自己多年來的空洞終於無處可藏。世界不會因為某些人拒絕 AI 而停止前進，就像歷史不會因為獨裁者害怕真相而倒退。技術會持續演進，真相會持續浮現，而唯一會被淘汰的，是那些既不願學習、也不願接受檢驗，卻仍想壟斷話語權的人。AI 不需要被神話，也不需要被妖魔化。它只是提醒我們一件老掉牙、卻永遠有效的事實：真正有力量的，從來不是權威、不是姿態、不是恐懼，而是清楚、誠實、並且可被檢驗的思想。

正確的讀書方法課前預習，上課發問，課後複習  文／蕭錫惠 下課後直奔補習班，看似是最努力的選擇。但當夜晚被課程填滿，學習往往正是從這裡開始崩壞。 因為一旦夜晚被全面佔據，學生就失去了學習最核心的兩個環節：預習與複習。問題不在於孩子不努力，而在於我們把學習設計成了一個「只有輸入，沒有存檔」的惡性循環。 一、大腦過勞，輸入失效多數學生在學校已耗盡白天的專注力。晚上原本應是消化、整理與反思的黃金時段，卻被迫進入補習班，繼續高密度的被動聽講。後果是毀滅性的：沒有預習，上課只能盲目跟隨，不知道重點與盲點；沒有複習，知識僅停留在短期記憶，隔天迅速蒸發。結果往往是白天聽不懂，晚上重聽依然一知半解，只能不斷堆疊時間去「補洞」，卻從未真正「填補」。 二、被動聽講 vs. 主動思考學習的成敗，取決於誰掌握了主動權。有預習與複習的學生，白天上課是在確認理解，把時間轉化為能力；被補習塞滿的學生，白天與晚上都在被動接收，只是在消耗時間。看似同樣忙碌，前者在練功，後者在空轉。更可怕的是，長期依賴補習「餵食」答案，會剝奪學生整理筆記、檢視錯誤的能力。一旦停止補習，學習立刻失速，因為真正的理解從未形成。 三、回歸本質：讀書的三個關鍵動作真正有效的讀書方法並不複雜，但必須奪回時間的主導權。第一，預習（建立地圖）。目的不是看懂全部，而是知道這一課在講什麼、自己不懂在哪裡。帶著問題進教室，上課就不再只是催眠曲。第二，聽講（解決疑惑）。課堂是用來釐清邏輯的，能問出關鍵問題，遠比當個抄寫機器重要。第三，複習（主動回想）。複習不是重看課本，而是蓋上書本回想；能用自己的話說出重點，知識才真正寫入大腦。 四、結語：讓思考發生這三個步驟缺一不可。若每天忙到連半小時的預習與複習都擠不出來，那不是不夠拼命，而是戰略錯了。補習應該是突破瓶頸的工具，而非取代思考的主菜。讀書不是把時間堆滿，而是要讓思考發生。沒有留白的學習，不是紀律，而是一場集體默許的自我消耗。

拍照時請關閉原況照片浪費自己和別人的時間與記憶空間 ◎蕭錫惠《被強加的「瞬間」：原況照片背後的預設值政治》對多數人而言，拍照只是按下一個快門，留下純粹的靜止畫面。但在「原況照片」（Live Photos）的設計裡，這個動作被強行賦予了浪漫使命——悄悄為每一張照片加上數秒的影片與聲音。然而，當「捕捉瞬間」變成無法逃避的預設，這就不再是貼心，而是典型的「工程師自嗨、企業買單、使用者受難」的設計。表面上它被包裝成技術升級，實際上卻是將極少數人的需求，強制轉嫁到全體使用者身上。拍一張照，本應是輕盈的記錄，卻在未經明確授權下，被強行升級為「照片加影片」的複合檔案。這並非便利，而是設計者傲慢地將資料的複雜性與同步的繁瑣，粗暴地丟給用戶去承受。更諷刺的是，這種「生命力」的實際使用率極低。多數人從不長按觀看，更遑論進行剪輯。當一個功能長期被預設開啟，卻在九成時間裡被忽略，它就不再是價值的展現，而是一種無聲的負擔。這正是壞設計的典型特徵：它服務的是展示會上的技術肌肉，而非日常生活中的真實行為。在儲存成本上，這種設計更顯出商業上的精明與荒謬。一張原況照片佔用的空間是普通照片的數倍，累積後平白蒸發數 GB 的空間。這或許不是設計失誤，而是一場隱形的「訂閱陷阱」：當本地空間被不需要的記憶塞滿，使用者唯一的出路就是購買更高階的雲端容量。科技原本承諾的是便利，最後卻透過製造摩擦，迫使人為未索求的功能，額外支付時間與金錢。真正的問題在於權力的不對等。系統刻意不提供「真正的永久關閉」選項，甚至在更新後「貼心地」幫你重新開啟。這反映了一種危險的哲學：系統比你更懂得什麼值得留下。於是，理性使用者被迫在縫隙中反抗——在設定裡翻找隱蔽的「保留設定」開關、寫腳本自動清理、花費時間篩選刪除。如果一個功能需要使用者投入額外心力來「防止它發生」，那它就已經徹底失敗。這種邏輯充斥於當代科技產品的「預設值政治」中：企業利用預設值來形塑使用者的習慣，並從中榨取數據與金錢。好的科技應該是減法，而不是加法；應該是賦予選擇，而不是假裝貼心。當使用者學會關掉它、繞過它，這並非反科技，而是找回身為工具主人的自覺。科技不該強迫人留下不需要的東西。就像記憶一樣，最珍貴的部分，往往在於剪裁與留白。

重寫戰爭節奏的國防新創，為台灣爭取時間的關鍵力量 ◎蕭錫惠 Anduril Industries 並不是一家傳統意義上的軍火商，而是一家試圖從根本重寫戰爭運作方式的國防科技新創。它的出現，代表軍事力量不再只由昂貴的平台與漫長的建案週期決定，而是由速度、軟體與系統整合能力所主導。傳統軍工體系的核心邏輯，是打造少量、高價、極度追求完美的武器平台，開發期動輒十年以上，任何失敗都被視為不可承受的政治與財務風險。這套模式在冷戰時代或許合理，但在今日高度動態、節奏極快的戰爭環境中，反而成為結構性的包袱。Anduril 的顛覆之處，在於它將軟體置於硬體之前。真正的核心不是船艦或飛行器本身，而是名為 Lattice 的人工智慧指揮與感測整合系統。這套系統猶如戰場上的「自動化大腦」，能即時融合各方感測數據，並像高效率的調度中心般，自動指派最佳的無人載具執行任務。在此架構下，硬體只是可替換的節點，真正的戰力來自跨域協同與決策速度。這使得系統能以「月」為單位快速迭代，而非以「年」計算。這種模式的最大戰略衝擊，在於它徹底改變成本結構。Anduril 的無人系統並非為了「不被擊落」而設計，而是為了便宜、可量產、可犧牲。在實際戰場上，這意味著用低成本載具不斷製造不確定性，迫使對手投入高昂的防禦資源，讓整場對抗在經濟與節奏上變得極度不划算。這也正是美國國防部積極推動「複製者計畫（Replicator Initiative）」的核心思維：試圖在兩年內部署數千套這類可消耗的自主系統，以抵銷中國的數量優勢。這對高度依賴大型艦艇與集中指揮體系的解放軍而言，尤為致命。大量分散、持續出現的無人蜂群，將使其反潛、防護與指揮鏈承受巨大負荷，高價平台的安全感被不斷侵蝕，戰略主動權隨之下降。「鬼鯊」無人潛艦正是這套邏輯的具體展現。它不追求核潛艦等級的極致性能，而是以模組化設計、快速量產與一年內可交付為目標，專注於港口封鎖、航道拒止、反潛干擾與情報偵蒐。其存在本身，就足以迫使對手將防線外移，消耗大量反潛資源。對台灣而言，Anduril 的意義不只是一項軍購選項，而是一條能夠「爭取時間」的戰略路線。台灣最大的結構性風險，不在於技術落後，而在於時間有限。Anduril 式的系統，讓防衛能力不必等待十年後的完成式艦隊，而能在短時間內形成可實戰、可演化的拒止力量。更關鍵的是，這條路線的供應鏈天生去中國化。高資安、高可靠度的感測、通訊與電控系統，正是台灣產業的強項。這不僅能強化防衛，也能將台灣嵌入美歐日澳的國防新創產業鏈，建立長期、不可取代的戰略位置。如果錯過這一波轉型，台灣未來數年將被迫承擔更高的不確定風險。Anduril 所代表的，不只是某一家公司的技術，而是一種讓戰爭變得對侵略者極度不划算的制度創新。這正是台灣在戰略預備期中，最需要牢牢掌握的選項。 

政治就是經濟：財政不正義，正在掏空台灣的憲政根基◎蕭錫惠 政治從來不是抽象的權力遊戲，而是資源如何分配、責任由誰承擔的現實選擇。政治就是經濟，經濟就是政治。當財政分配長期偏向特定族群與既得利益者，民主制度即使表面仍在運作，實質卻早已失衡。 自一九四九年政權遷台以來，台灣的財政與福利制度以「穩定統治」為核心設計，透過軍公教體系、年金結構、土地與眷村配置，以及高度集權的財政分配，形塑出一套長期向特定政治體制傾斜的資源配置邏輯。這些制度在威權時代或有其歷史背景，但在民主化三十餘年後仍未徹底改革，已構成對多數納稅人與勞動者的結構性不正義。真正承擔市場風險、支撐經濟動能的廣大民眾，長期未能獲得相應比例的公共資源回饋，這不僅不合理，更違背憲法所保障的平等與公共利益精神。 這不是仇恨問題，而是制度問題；不是情緒宣洩，而是憲政危機。 近期立法院的紛擾，正是這場結構失衡全面浮現的結果。中央政府總預算遲遲未審，《財政收支劃分法》與反年金改革法案在缺乏充分討論與影響評估下強行推進，嚴重衝擊國家財政與制度穩定。面對僵局，賴清德總統邀集三院院長茶敘，試圖在憲政體制內尋求解方，卻未能獲得立法院院長的出席回應。 賴總統在會後指出三項迫在眉睫的危機。其一，財政瀕臨失控。強推的《財劃法》將迫使中央政府明年即需額外舉債逾五千六百億元，且年年如此。原本用於長照、育兒、國防與經濟發展的公共資源，將被轉化為缺乏監督的空白支票，首當其衝的，將是為生活奔波的雙薪家庭、急需照顧的長者，以及仰賴社會安全網的弱勢群體。其二，年金改革倒退。反年改一旦通過，全民將額外背負近七千億元債務，迫使其他社會福利被犧牲，這不是照顧弱勢，而是為既得利益延命。其三，濫權立法危及國安。從凍結國防預算，到為中國資金開後門，再到動搖公職人員忠誠義務，民主防線正被一點一滴鑿洞。 面對違憲、害國的法案，行政權若選擇沉默，才是真正的失職。憲法明確規範立法院不得任意增加行政支出，其精神在於確保施政完整性與國家財政紀律。因此，行政院依法不予副署，阻止違憲法案生效，並非對立法院的挑釁，而是對權力分立原則的忠誠，更是對人民權益的最後防衛。溝通可以持續，但不能以犧牲憲法、透支未來為代價。 這不是政黨之爭，而是台灣能否守住民主制度、財政紀律與國家主權的關鍵時刻。公民社會不能旁觀，唯有堅守憲政底線，政治才能回到服務多數，國家才能走向永續。

日美援助下的崛起：中國「制度性的失憶」 ◎蕭錫惠「誰忘記歷史，誰就會在靈魂上生病。」——阿巴斯·基阿魯斯達米（Abbas Kiarostami）在當代國際敘事中，中國崛起往往被描繪為一場自力更生的奇蹟，彷彿完全憑藉內部改革與人民勤奮，完成了一次偉大復興。然而，這套宏大敘事刻意淡化了一個關鍵事實：中國改革初期所倚賴的，並不只是內生動能，還包括來自日本與美國的「制度性援助」。這些援助不僅填補了物質與技術的真空，更為中國打開了通往全球體系的大門，卻在後來的官方話語中逐步消失，形成一種值得警惕的「制度性的失憶」。這種失憶不只是歷史敘事的偏差，更正在成為當代地緣摩擦的深層結構。首先，日本的官方開發援助（ODA）是中國現代化起步階段不可忽視的支柱。自1979年起，日本長期成為中國最大的雙邊援助國，截至2008年，對華官方開發援助累計約3.3兆日元。這並非抽象的外交數字，而是具體嵌入中國國家建設的硬體血管：北京首都國際機場的擴建、中日友好醫院的設立、京秦鐵路的電氣化改造，皆直接受惠於日方資金與技術。日本的援助固然帶有戰後贖罪心理與「以經濟促穩定」的戰略考量，但其強調能力建設、避免直接干預內政的模式，實際上為中國工業化與城市化提供了最關鍵的起跑條件。若缺乏這一階段的制度性注入，改革開放在1980年代勢必面臨更嚴峻的基礎設施瓶頸。如果說日本提供的是看得見的鋼筋水泥，美國所給予的，則是看不見卻更為深遠的制度通道。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是其從封閉經濟正式邁入全球化體系的分水嶺，而美國在此過程中扮演了關鍵推手。儘管國內存在產業與勞工的反對聲浪，時任總統柯林頓仍全力推動國會通過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係」。其背後所依循的，是當時華盛頓主流的「接觸政策」預設：經濟自由化終將帶動政治自由化，而深度經濟整合可降低衝突風險。事後看來，這一政治假設雖未完全兌現，但不可否認的是，美方在關稅壁壘與市場準入上的制度性讓利，為中國出口導向型成長創造了歷史性窗口，使其出口總額在二十年間從2000多億美元躍升至3兆美元以上。然而，在當前的官方敘事中，這些外部援助的角色卻被系統性地邊緣化。取而代之的，是對「自主創新」與「百年奮鬥」的單向強調。這並非偶然，而是一種制度建構的結果：教育教材、媒體宣傳與外交話語共同運作，將外援重述為模糊的「互利合作」，甚至重新詮釋為中國實力的自然展現。日本的ODA被去政治化，美國推動WTO的角色則被淡化為被動接受。其核心目的，在於強化政權的正當性敘事，將崛起完全歸功於自力更生與制度優越。但這種敘事需求，並不等同於社會的真實記憶。儘管官方話語試圖覆蓋，但在經歷過改革開放的學界與民間深處，對這段歷史真相的理解並未完全磨滅。正因如此，「制度性的失憶」不僅是權力對記憶的選擇性管理，更是一場關於真相與遺忘的拉鋸。其後果已逐漸浮現。當援助歷史被抽離，中日與中美關係中的現實摩擦，便更容易被簡化為純粹的外部敵意，而非長期互動關係的延續與變質。失去歷史縱深的理解，將使互信建構變得困難，也增加戰略誤判的風險。更深層的問題在於，若忽略外部因素曾在崛起中扮演的角色，未來在面對全球性挑戰時，便可能高估單邊路線的可行性，重返孤立主義的盲點。當然，反思制度性失憶，並非否定中國人民的努力與犧牲。勤奮、紀律與改革意志，確實構成了崛起的核心動力。但真正成熟的大國敘事，並不害怕承認他者的貢獻。相反，能夠誠實面對歷史、辨識制度互動的複雜性，正是大國自信的體現。唯有修復這段被選擇性遺忘的記憶，國際關係才能回到更理性、更可持續的軌道，讓歷史不再以幽靈的形式重返現實。

《人性的弱點》在政治上的啟示◎蕭錫惠 政治從來不是抽象制度的競技場，而是人性赤裸交鋒的第一現場。選舉、立法、外交乃至國安，表層看似權力的精密運作，內核卻始終圍繞著恐懼、渴望、尊嚴與認同在搏動。《人性的弱點》雖是人際關係經典，但它揭示了政治最不願正視的事實：驅動人的，從來不是冰冷的道理，而是熾熱的情感。 民主政治常犯的錯誤，是過度迷信「理性說服」。政策論述寫得再精闢，若無法觸及人民內心需求，終究只是束之高閣的文本。執政者面對質疑時，常急於糾正、說教，彷彿道理講通了對方就該接受。但現實是，選民一旦感覺被輕視，防衛機制便會啟動，轉而支持任何願意傾聽他們聲音的人，哪怕對方主張危險。 卡內基提醒「不批評、不責備」，並非放棄原則，而是避免激起無謂的防衛。台灣政治常陷入「道德焦慮」：深知什麼是對的，卻不知如何讓人站過來。問題核心往往在於表達方式。政治的首要任務，是先創造條件讓人民願意聽你說話。沒有顧及尊嚴的「正確」，只會被視為傲慢。 「喚起他人強烈的需求感」極具政治威力。威權政體能高效動員，因其精準操弄了恐懼與被剝奪感。民主政治若只談制度、迴避情緒，等同放棄戰場。成熟的民主論述，必須誠實回應人民的不安：對經濟前景、身分認同與未來失控的焦慮。忽視這些情緒，極端主義便會趁虛而入。 政治語言往往只對「想像中的理性公民」說話，忽略了真實的人。改革常遭反彈，往往是語言失當。當改革被描述為「清算」或「淘汰」，會讓人感到被否定。高明的政治說服，是讓對方在改變中仍保有自尊，感覺自己是參與者而非被改革的對象。 卡內基主張「給人美名，讓他努力達成」。人民往往會活成政治期待的樣子。若菁英將選民視為愚昧易操弄，民主品質便會下滑。反之，若強調公民的責任感與判斷力，社會行為也會正向調整。政治不只是管理眾人，更是形塑眾人之格。 真正成熟的政治，不是強求一致，而在於引導多元差異互相效力。這也呼應聖經中的一句話：「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公共生活的智慧，不在於抹平差異，而在於使差異成為力量。有人長於深思，有人敏於行動；有人堅守制度，有人衝鋒陷陣。當彼此被尊重、價值被肯定，歧異便能轉化為共同前進的動能。 在國安議題上，恐嚇式動員或許能收短效，卻會長期侵蝕信任。當論述只剩焦慮，人民只會更疲憊。有效的國安語言應賦予「角色感」：讓每個人意識到自己不是被動的受保護者，而是共同防衛的主動參與者。 民主社會中領袖最大的資產是信任，這源自於是否真心將人民視為夥伴。政治本質是一場人性的長跑。制度可以設計，但若不理解人心，改革將寸步難行。《人性的弱點》點破了必要的真相：想改變世界，必須先理解人性，在尊重差異中激發眾人優點，讓萬事相互效力。

助人，是一種不花錢的富有◎蕭錫惠記得小時候，我曾目睹一位鄰居阿姨在雨天滑倒，路人匆匆走過，沒人停下。直到一位中年叔叔撐傘上前扶她起來，還陪她走回家。那一刻，阿姨的眼淚混合著雨水落下，她後來告訴我，正是那次幫助，讓她從喪夫的低谷中重新站了起來。有些人的一生，真的只差一次被好好接住。「助人為快樂之本」，這句話不是空洞的口號，而是一種日常的選擇。其實，每個人都有能被別人需要的地方，不一定是專業技能，不一定是物質援助，甚至就算偶爾被「利用」，只要那份善意出自真心，也無須過度懊悔。只是，助人也需要智慧，懂得分辨對方真正的需要，讓善意既溫柔，也走得長遠。幫助別人，從來不必付出昂貴的代價。一個真誠的微笑、一句溫暖的安慰、一聲由衷的讚美，一個順手的小動作，都是實實在在的力量。也許只是替陌生人扶起倒下的腳踏車，也許只是陪一位失意的朋友坐在街角的便利店外，一句話也不說，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舉動，卻往往能在人最無助的時刻，撐住他繼續走下去的勇氣。而在今天的 AI 時代，助人也有了新的樣貌。現在的修圖軟體，能替照片修出笑容、睜開眼睛、讓神情重新明亮起來，也許只是多花一點時間，卻常常為對方帶來意想不到的驚喜。曾有人看著修好的照片沉默了幾秒，然後輕聲說：「原來我也可以這樣笑。」科技若被用在善意之中，也能成為一種溫柔的力量。在職場，當同事面臨挫敗時，一次耐心的傾聽、一句真誠的鼓勵，往往就能點亮一條思路；在家庭裡，當親人情緒低落時，願意靜靜陪伴，而不是急著說教，本身就是最深的支持。真正的幫助，不在於你給了多少，而在於你是否真心投入。當我們選擇為他人多走一步，世界就會為我們多亮一盞燈。你今天的一次伸手，可能正改寫一個人一輩子的方向；而你在成全別人的同時，也早已悄然成就了更好的自己。助人，不是義務，而是一種讓彼此都變得更好的力量。

中國軍隊真的能打仗嗎？──從蘭德公司、國際戰略研究所與《孫子兵法》看習近平的軍事困境◎蕭錫惠 中國軍機擾台、火箭軍演訓、官媒威嚇已成日常。台灣面對的，是一支規模龐大卻從未被現代戰場驗證的軍隊。也因此，總統賴清德於 26 日主持「守護民主台灣國安行動方案」時宣布：台灣將依北約標準逐步提升國防支出，明年度突破 GDP 3%，並在 2030 年前達到 GDP 5%；未來八年（2026–2033）投入 1 兆 2500 億元強化防衛韌性與不對稱戰力。賴總統強調，只要朝野有共識、符合憲政程序，他願意赴國會說明。 國防提升的必要性，在於一個更核心的問題：這支被稱為「世界第二」的解放軍，真的能打現代戰爭嗎？ 答案沒有北京宣稱的那麼簡單。 ⸻一、46 年無實戰——解放軍最大的罩門 解放軍最後一次打仗，是 1979 年對越戰爭，結果是後勤崩潰、指揮混亂、傷亡慘重。此後 46 年未經戰火。蘭德公司最新報告直指：「缺乏實戰，是解放軍最大弱點。」 解放軍演訓多年流於「劇本式」操作，流程固定、答案既定。儘管近兩年導入無人機蜂群、電子戰與 AI 指揮鏈，但仍停留在「從圖面走向戰場」的過渡期。真正跨過這道門檻的能力，從未被驗證。 ⸻二、中印衝突暴露後勤、指揮與士氣問題 2020 年加勒萬河谷衝突，是中國近來唯一接近真實戰場的事件。雙方因不開槍默契，竟以棍棒肉搏。中國官方稱 4 死，但西方研究估計傷亡 30 至 40 人。 這場衝突暴露：• 前線指揮缺乏自主判斷• 高海拔後勤補給不足• 作戰節奏難以持續 五年後，中印邊境演變成基建競賽，但真正的戰力、尤其是「持久作戰意志」，仍無法驗證。三、軍中政治清洗重創指揮鏈——忠誠壓倒能力 2023–2025 年爆發中國史上最大軍中整肅：兩任國防部長——魏鳳和、李尚福——相繼落馬，火箭軍與戰略支援部隊多名高層被查，中央軍委更有上將遭撤職，共九名上將被整肅。 這不是反腐，而是政治清洗。後果顯而易見：• 將領不敢判斷• 懼怕負責、人人求穩• 指揮鏈僵硬、缺乏戰場節奏 蘭德公司警告：「戰場需要 30 秒決策，他們可能要等 30 分鐘。」 《孫子兵法》早說過：「上下不和，軍難用也。」 四、艦艇雖多，真正戰力仍不確定——近海強、遠海弱 英國國際戰略研究所在《2025 年全球軍力報告》中指出，中國艦艇數量雖為全球第一，但評語冷靜：「最大艦隊，不等於最能打的艦隊。」 限制包括：• 遠洋補給不足、缺乏長期部署能力• 陸海空火箭軍聯合作戰仍不成熟• 封鎖台灣所需的持久力未被驗證• 跨海登陸能力高度不確定 與能維持 60–90 天全球部署的美國海軍相比，中國海軍仍顯脆弱。結語：國防提升不是挑釁，而是務實 解放軍硬體快速成長，但 46 年無實戰、政治清洗、後勤薄弱、投送不足，都屬短期難以補齊的結構性弱點。 因此，GDP 3%→5%、八年 1.25 兆、不對稱戰力，是務實的安全準備。台灣必須打造一支真正能打、能撐住第一擊的防衛力量。 只要我們站得穩，盟友就站得更穩。

當「男同志配偶」成為滲透管道：真正的問題不是性傾向，而是國安失守◎蕭錫惠 今年民進黨政府開放中國籍同性配偶來台依親，卻引發高度不安：台灣根本查不出，那些以「男同志配偶」名義入境的中國人士，究竟是不是解放軍、武警、公安或國安背景。 我要先說清楚：我完全支持同性婚姻，也支持同志享有完整保障。真正的問題不在性傾向，而是台灣對「敵國人民」幾乎沒有審查能力。中國本身不承認同性婚姻，卻突然大量以同婚名義輸出男性，這本身就是警訊。 內政部資料顯示：2020 至 2024 年，陸籍男性來台結婚年均成長 27.8%，2024 年達 1,827 人，是陸籍女性的兩倍。同婚開放三個月內，陸籍同性配偶依親案件逾 150 件，其中九成是「中國男性娶台灣男性」。中國男性來台本就遠多於女性，如今更形成單向大量流入的異常現象。 更嚴重的是，台灣對陸配審查完全依賴「中國官方資料」。北京若刻意隱匿軍警或國安身分，台灣根本無從得知。在資訊高度不對稱下，任何平權制度都可能被敵國利用。 因此問題不是同志，而是台灣缺乏辨識敵我的工具。 諷刺的是，賴政府一邊提醒國人「中國是敵國」，另一邊卻在制度上鬆綁，使中國與港澳人士能以同性婚姻大量入境，而且幾乎清一色是男性。沒有配套國安機制，這不是多元，而是讓敵國以「人權」之名突破邊境控管。 近年多起共諜案已明確示警： • 2023 年空軍上校張燊平，被陸籍丈夫吸收洩密• 2024 年退役海軍上校魏先宏，被陸籍伴侶引介赴廈門聽訓• 2025 年桃園里長陳○文，因陸籍同性配偶關係被發展組織 這些案例證明：家庭關係是中共滲透最隱蔽、最具成本效益、也最容易成功的途徑。若缺乏安全機制，同性婚姻的風險更集中、更難察覺。 真正愛台灣的政府，不會把國安寄託在中國提供的紙本證明，更不能讓「人權」成為制度漏洞的外衣。 為兼顧人權與國安，台灣至少應補上三道防線： 第一，採第三方背景查核。不得再全面接受中國文件，可比照投資移民制度，要求陸籍配偶提出第三國無犯罪紀錄，供國安單位交叉比對。 第二，強化中配面談制度。國安單位必須實質參與，不得流於形式；必要時得以測謊輔助，提高辨識精準度。 第三，提高高風險群審查權重。凡曾任解放軍、武警、公安、國安部、統戰部者，應依《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列為限制入境對象，審查期延長至三至五年。 若連這最基本的防線都沒有，「同性婚姻」將不再是平權象徵，而是合法滲透的入場券。 當對岸連自己的同性婚姻都不承認，卻急著把「男同志」送來台灣結婚，我們真的相信那只是愛情嗎？ 文明不是天真，而是保護自由的能力；國安完備，平權才能站得住。

始於作偽，終於無恥——中國式文明的反向工程 ◎ 蕭錫惠（獨立評論人） 在中國，做原創的永遠是輸家。這不是市場失靈，而是制度勝利。蘋果iPad商標被深圳唯冠搶註，最後花2.5億美元贖回；iPhone皮件類商標被小公司拿走，蘋果只能繳授權費；無印良品輸官司，被迫改名並賠償；喬丹打了十年，還是看著「喬丹體育」在A股掛牌。2024年保時捷告小米SU7抄襲，小米一句「中國不保護外觀設計權」把官司冰起來；2025年DeepSeek大模型被抓包用OpenAI內部洩漏資料訓練，中國網民卻刷屏慶祝「彎道超車」。這些案例橫跨二十年，唯一共同點：正版永遠輸，侵權永遠贏。這不是司法偶發，而是制度設計。中國商標法奉行「先註冊先得」，刻意鼓勵搶註。法院不是保護創意，而是在執行潛規則：你越出名，就越該被割一刀。於是出現全球最荒誕景象——原創者變侵權者，山寨商反倒成了受害者。造假早已升級為國策級產業鏈：論文造假是學術KPI，中國SCI論文產量全球第一，撤稿數量也連三年稱霸；GDP造假是升官捷徑，地方年年「奇蹟」，國家統計局年年「擠水分」；疫情數據造假撐起「動態清零」神話；半導體良率造假撐起「舉國體制」面子；財報造假撐起資本市場泡沫——瑞幸、恒大、紫荊，只是被抓包的冰山一角。當說謊報酬遠高於說真話，無恥就成了全民基本功。企業比誰抄得更快，官員比誰數字更漂亮，媒體比誰自我審查更徹底。真話被打成「境外勢力」，批評被扣上「抹黑祖國」。整個社會對「真實」產生了免疫排斥。一個把作偽當競爭力的國家，註定失去三樣東西：1真正的創新——因為創新需要可驗證的失敗，而造假容不下失敗；2可信的契約——誠信在中國已成奢侈品；3國際尊重——沒人願意跟慣性賴帳的對手玩長期遊戲。歷史從不饒過系統性造假者：蘇聯用假數字餓死數百萬人，安隆用假財報瞬間灰飛煙滅。今天輪到中國——當台積電因對岸數據造假拒絕深度合作，當國際信評對中國國企財報徹底死心，當下一次供應鏈危機來臨，沒人再敢把命根子放在一個「數字可以隨便改」的國家，所有謊言就會一次結帳。始於作偽的國家，終將無恥而亡。這不是詛咒，是邏輯。

「中國歷史」其實是一部被外族與外來制度反覆改寫的歷史◎蕭錫惠所謂「中國歷史」，從來不是單一文明的自主延續，而是一部反覆被外族征服、被外來制度重塑的斷裂史。真正延續的，不是文化自信，而是「被統治的習慣」。千年以來，中原文明始終缺乏自由、問責與法治的傳統，因此一次次在強權面前敗退，而人民則反覆淪為政權的附庸。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兩個最長壽的王朝——元與清。元是蒙古帝國，清是滿洲帝國，皆非漢人建立。在清朝，位居權力核心的總理大臣向皇帝必須稱「奴才」，剃髮易服更以血腥手段推行，象徵整個族群不得不向外族統治全面屈從。如果一個民族的菁英連抬頭說話的資格都沒有，這不是「朝代興替」，而是國破族降。清末思想家嚴復因此發出沉痛的總結：「華風之弊，八字盡之：始於作偽，終於無恥。」他看穿的是中國政治文化的深層病灶——凡事先求形式，再求粉飾，最後喪失羞恥。權貴講虛禮、官場講假面、百姓講順從，久而久之形成一種「作偽文化」：看似講秩序，其實怕真相；看似講道統，其實躲責任；看似重倫理，其實不守原則。這樣的文化，不會孕育公民，只會養成順民。因此，每逢外族入侵，都能迅速奪走政權；每逢國家危機，迎來的不是反省，而是更深層的集體沉默。外族一次次征服中國，不是因為他們特別強，而是因為中國政治文化特別脆弱。到了二十世紀，這段悲劇不但沒有結束，反而升級。中國不是被「本土革命」改造成功，而是被蘇聯的史達林極權模式全面接管。從一黨專政、黨領政、階級鬥爭，到秘密警察與思想審查，中共制度幾乎是史達林主義的完整複製。延安整風則是關鍵一擊——以「思想改造」之名，徹底摧毀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使整個民族第一次由外來極權主義重新塑形。這已不是外族統治，而是外來極權制度對整個文明的「重置」。人民不再是臣民，而是「可以被動員的群眾」；不再是社會的基礎，而是黨的資源；不再擁有天賦權利，而只能接受黨的恩賜。回望千年，從蒙古，到滿洲，再到蘇聯的極權輸入，這片土地上的人民從未成為真正的國家主人。真正的悲劇不在於被征服，而在於從未建立限制權力、保障自由、抵抗暴政的制度傳統。於是歷史一次次重演：被征服、被洗腦、被奴役、被沉默。只有當人民能問責、敢反抗、會追求真實，一個民族才可能真正站起來。唯有當人民成為國家的主體，這片土地才會第一次由自己親手書寫歷史，而不是被統治者改寫。

 平台責任不可迴避：台灣 Uber 性侵案的法律盲點◎蕭錫惠近年，美國多州法院陸續對 Uber 做出不利判決，要求平台為司機性侵與暴力案件承擔賠償責任。相較之下，台灣至今沒有一件 Uber 因司機性侵而被判負連帶責任的公開判例，因此不少人誤以為「司機是獨立承攬，平台不用負責」，甚至以為台灣法律無法追究 Uber 的安全義務。 這其實是一種落後的理解。台灣現行法律早已具備讓 Uber 承擔部分責任的完整架構，只差一件具指標性的司法判決。真正的問題不是法律缺口，而是社會與司法尚未正視「平台責任」的現實。 長期以來，關於 Uber 的法律討論停留在「司機不是勞工、Uber 不是雇主」的框架。然而平台已不只是媒合者，而是全面介入運輸服務的運作者。Uber 決定費率、控制派單、監管評分制度、擁有停權權限，甚至掌握司機的行為紀錄與乘客的行程資料。這些事實足以推翻「平台不能控制」的刻板印象。 從台灣法制看，至少有三條法律途徑可以讓受害者要求 Uber 承擔賠償責任。 第一條是《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乘客付費叫車，Uber 收取平台費用，雙方自然構成消費關係。既然平台從每趟行程獲利，就必須負起合理的安全義務。如果平台未盡背景查核、忽略異常投訴、未提供有效監控或緊急求救機制，造成司機得以實施性侵或暴力，受害者即可主張 Uber 違反安全保障義務，構成侵權。 第二條是民法第184條侵權行為責任。侵權主張不需要僱傭關係，只需證明平台在風險管理上存在過失，例如放任曾被投訴的司機繼續上線、缺乏風險控管制度、對異常行為未予追蹤等。一旦司機犯罪，而 Uber 的疏失促成危險發生，依民法第185條，雙方即可被認定為共同侵權人，必須連帶賠償。 第三條則是近年日益受到重視的觀念：Uber 實質上已是「運送服務提供者」，而非單純媒合平台。若法院採取此見解，平台的安全義務將比照運輸業者，大幅提高審查與管理標準。這樣的方向在外送平台的判決中已開始出現，而 Uber 的控制程度更高，標準理應不低於此。 歐盟在 2023 年通過平台工人指令，美國多州也要求 Uber 承擔「預防危險義務」。台灣若仍停留在承攬與僱傭的舊框架，不僅無法保障乘客，也會與國際趨勢脫節。 平台經濟並非法律真空。當平台可以決定誰能上線、如何接單、何時停權，這些權力就意味著義務。乘客的生命與身體安全，更不可能靠「免責條款」切割。 台灣需要的不是新法律，而是一個清楚的司法宣示：商業創新可以自由，但公共安全不能外包。法律工具已經齊備，只差第一位願意提起訴訟的受害者，以及第一位願意做出關鍵判決的法官。當這一步跨出，台灣才能真正邁向更安全、更負責任的平台經濟時代。

 40% 如何治理 60 席：卡內基式領導的台灣解方◎蕭錫惠 卡內基在《人性的弱點》說：要改變別人，不是指出他的錯，而是讓他願意跟你走。 2025 年的台灣正陷入新的政治現實：總統以四成選票取得行政權，但國會卻由六十席在野聯盟主導；在野領袖不僅拒絕合作，甚至公開釋放親中的政治訊號。在這種情況下，情緒對罵只會讓僵局更深。台灣需要的，是卡內基式的精準領導。 以下五個原則，能讓少數政府依然有效治理。   一、用「後果」說話，不用「指責」開戰卡內基提醒：讓人丟臉，他會與你對抗到底。 因此，指控在野「反軍購、反改革」往往無效，只會讓對方更不願退讓。更有效的方法是：讓阻擋者自己承擔後果。 例如國防部公布：2026 年國防預算將達 9495 億元，占國內生產總值 3.32%，創歷史新高。若誰阻擋軍購，只要讓民眾看到影響，不必責罵，民意自然會判斷誰在扯台灣後腿。 不說「你錯了」，反而更能讓真相浮現。   二、民生讓在野拿成績，國安由行政權守住卡內基說：要讓對方合作，就讓他覺得自己也有貢獻。 最務實的分工是： 民生議題給國會舞台。教育、交通、長照、地方建設，都能讓在野黨有掌聲、有成績，降低對抗。 國安議題由行政權負責。軍購、兵力改革、反滲透、對外談判，是國家生存線，不能任意退讓。 一句話：不拖後腿，就是在野黨最大的責任。   三、善用國際槓桿，讓外部力量調整國會少數政府的問題不是能力，而是力量不足，而台灣最重要的槓桿，就在美國、日本與歐洲。 行政權可以： 一、定期向友邦說明法案卡關與其影響；二、邀在野黨共同出訪，讓盟友直接詢問立場；三、把國會亂象視為區域安全風險，讓國際社會同步關注。 當外部壓力成形，親中的動作成本就會上升。這不是依賴，而是小國外交最成熟的運用方式：善用槓桿，強化自我。   四、透明化，就是最強的民主武器卡內基說：要改變別人，先改變他所在的環境。 台灣政治的環境就是：國會最怕選票。 行政院可以做到： ‧公布《法案進度與阻擋名單》；‧搭配民意調查，讓人民看到誰在做事、誰在拖延；‧必要時啟動罷免、補選或公民連署。 越透明，就越沒有人敢亂來。透明不靠怒氣，是最堅實的力量。   五、語氣溫和，原則堅定：卡內基式的「柔中帶鋼」卡內基的精神不是退縮，而是語氣柔和、立場如鋼。 賴清德必須做到： ‧尊重在野、不挑釁；‧說明政策理由、降低誤解；‧守住國安底線；‧在原則上不退讓。 語氣柔和，卻不放棄任何立場，這才是真正的大人政治。   結語：領導，不是讓對手低頭，而是讓台灣抬頭少數政府不是困境，而是治理智慧的試煉場。 記住五個「靠」： 民生靠合作，國安靠決心，國會靠代價，國際靠槓桿，人民靠透明。 只要掌握卡內基式的領導方法，台灣仍能在四成對六十席的局面中，走出更成熟、更堅定的民主道路。

同一罪名、同一標準：為什麼只有藝人被求刑，而政治人物永遠不必被查？ ◎蕭錫惠 最新一波「閃兵案」中，已有五位藝人被檢方求刑 二年八個月：王大陸、陳零九、威廉（廖亦崟）、陳大天、大根（黃尹宣）。檢方調閱健保紀錄、重建就醫軌跡、比對文件、追查共犯，可說查得毫不手軟。 問題是：同樣的法律、同樣的罪名，為什麼從不曾用在政治人物身上？ 過去十年，被公開質疑兵役爭議、卻從未遭調查的政治人物，包括：蔣萬安（腰椎盤突出但能高強度運動）、謝國樑（僅兩週替代役訓練）、連勝文（體重過重免役）、陳其邁（多年未說明役別，在議會才坦承脊椎側彎）、林飛帆（服替代役被批與激烈立場不符）、洪申翰（白內障免役）、林昶佐（焦慮症與延畢避役爭議）、黃國昌（高度近視免役，後來視力恢復）。 以上全部依法免役，沒有違法問題。但社會真正不安的是： 為什麼藝人要被查到骨頭，而政治人物只要一句「依法免役」就算數？為什麼台灣的兵役誠信，永遠只能要求弱勢，而無法要求掌權者？ 兵役不只是行政程序，它直接關係到國家的公平與信任。如果政治人物可以用最寬鬆的標準過關，但一般青年卻必須承擔一年義務役，這個制度還談得上正義嗎？ 更重要的是——政治人物與藝人最大的差別在於： 政治人物可以「制定兵役制度」。藝人只能被制度處置。 役期長短、替代役名額、體位標準、健保與體檢是否比對，全都是政治人物說了算。如果訂制度的人本身兵役紀錄模糊，制度的公信力自然崩解。 在韓國，不只藝人被查，政治人物才是兵役審查最嚴格的一群；而在台灣，卻形成明星最難逃、掌權者最寬鬆的反常現象。這也正是立法院必須立法，要求所有公職人員完整公開兵役資料的原因，讓兵役誠信如同財產申報一樣，成為民主政治的基本門檻。在民主國家，權力越大，審查越嚴；兵役誠信也不例外，不能例外。 因此，五位藝人被求刑並不是爭議的終點，而是更大的起點： **既然查明星，為什麼不能查政治人物？ 既然健保能比對藝人，為什麼不能比對公職？** 這不是追殺誰，而是要求法律「一體適用」。要重建兵役公平，台灣至少要做三件事： 第一，公職兵役資料全面公開。體位、免役原因、役別、醫療摘要，都應像財產申報一樣透明。 第二，建立「兵役誠信審查」制度。總統、政務官、立委、地方首長比照藝人接受審查，這不是懲罰，而是確保制定制度的人具備誠信。 第三，健保 × 體位自動比對，無差別適用。既然能用在藝人，就更應該用在掌權者。 兵役公平不是軍事議題，而是社會契約。如果青年看到政治人物永遠是最寬鬆的那群人，他們很難相信「全民防衛」是一場真誠的承諾，而不是階級劇場。 五位藝人被求刑，是國家提出的法律標準。下一步是：這套標準必須一致適用。藝人該查，政治人物更要查。 因為真正守護國家的，不只是兵役制度，而是制度背後的誠信。

從算力到電力：AI 核能時代的來臨  ◎蕭錫惠 AI 的極限，不在演算法，而在能源。從 NVIDIA 的 Hopper 到 Blackwell，再到未來的 VERA Rubin 全球超算網絡，算力的需求正以倍數成長。每一次 GPU 的升級，不僅代表更快的訓練速度，也意味著更驚人的耗電。如今，AI 的瓶頸已從晶片轉向電力。 為支撐這股「算力爆炸」，各國正重啟核能布局。新一代小型模組化核電廠（SMR）可分散部署、建造快速，特別適合資料中心。美國 NuScale Power 已獲核管會核准商用，OKLO 則由 OpenAI 投資人 Sam Altman 主導，開發「微型快堆」供應 AI 資料中心。這代表 AI 不只在「算得更快」，而是開始「自己發電」。未來的大型雲端基地，可能都擁有自家微型核電廠。 核能的復興，也點燃了新的地緣政治競賽。美國濃縮鈾公司 Centrus Energy 股價從 25 美元暴漲至 460 美元；加拿大 Cameco 亦翻漲四倍。鈾礦成為「AI 時代的石油」，能源主權再度被推上國安高度。能源地圖正重繪：北美、日本與歐洲結盟打造「AI 核能鏈」，而中國與俄羅斯則加速自製濃縮鈾與核燃料。 傳統核電巨頭也因 AI 崛起而重生。美國 星座能源（Constellation Energy） 已為 Google、Amazon 等雲端巨頭供電，軍用核動力企業 BWX Technologies 也跨足商用市場。核能正從「軍事科技」轉型為「雲端基礎設施」——從航母到資料中心，核能成為算力的燃料。 當 NVIDIA 的 VERA Rubin 架構在 2027 年實現全球資料中心互聯，AI 將不再只是雲端服務，而是「地球級神經網絡」。支撐這張網的，是一個全新的「AI 電網（AI Power Grid）」：結合核能、氫能與再生能源的混合供應體系。 AI 革命的第二幕，將從矽晶片戰場轉向能源戰略。算力是文明的大腦，電力是文明的心臟。沒有電，就沒有智慧。未來的科技強國，不只是矽谷，而是「電谷」。在這場「從算力到電力」的競賽中，誰掌握能源，誰就掌握智慧的未來。

 立法院長的投降書韓國瑜親筆，國會蓋章，當天寄達北京◎蕭錫惠11 月 12 日，韓國瑜把立法院長辦公室變成記者會現場，一句話說完：「台灣這張桌子有四隻腳，民進黨自己鋸掉三隻。」 四隻腳是：1　保護中華民國2　保護民主自由3　維護美台關係4　維護兩岸和平 他接著開出條件：賴清德必須立刻「廢除或凍結台獨黨綱」、撤回「中國是敵對勢力」的宣示，否則桌子會倒，台灣只剩美台這條死路。 這段話從台北講完，北京大概只花 30 秒就轉發內參。因為它跟中南海的「和平統一腳本」一字不差。    真正的鋸子在對岸  賴清德五天後把同一個比喻扔回去：「真正拿鋸子鋸桌腳的，是中國。」 中國用《反分裂國家法》當鋸子，把台灣民選立委列入全球通緝，軍機軍艦天天繞台當背景音樂。 此時此刻，我們的立法院長卻要求被通緝的人先繳械、要求受害者先道歉、要求被打的人先放下拳頭。 這不是和平，這叫綁架式和談。    人民都記得  2019 年，韓國瑜在中聯辦笑得像回家。反送中百萬人上街，他說：「我不知道、不曉得。」 2025 年，他換上院長袍，把「一國兩制」改名「兩岸和平」，把「拒絕統戰」說成「打斷桌腳」。台詞換了，本質沒變。    歷史會寫下這一幕  當中國把通緝令貼到台灣立委臉上，立法院長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帶頭譴責，而是教台灣人怎麼跪得比較優雅。 他以為這叫務實。歷史只會給他四個字： 自由的叛徒。

監理的沉睡：從收益平準金到洗錢通報52次的荒謬◎蕭錫惠金管會自詡「負責任的金融管理機構」，但從高配息 ETF 的「收益平準金」到銀行業「洗錢通報52次」，我們看到的卻是監理的長期沉睡與責任的系統性逃避。 一、收益平準金：本金偽裝成收益的結構性造假「收益平準金」是投信公司在基金成立初期，從新申購投資人的本金中提撥一部分，用以「補發」給舊持有人，營造配息穩定的假象。此機制在國際早已被視為扭曲市場資訊的違規操作——它將本金包裝成收益，讓投資人誤以為「領到利息」，實則在侵蝕自身資本。金管會明知問題，卻多年不願改革。面對質疑，僅以「合法但需檢討」敷衍，形同默許制度性造假。當媒體追問監管責任，官員慣以「不要簡化問題」搪塞；立委質疑洗錢疑雲時，又回應「問題複雜、需國際合作」。這句官腔，成了所有不作為的萬用擋箭牌。 二、洗錢通報52次：從數字到零行動的監理失能銀行局證實，自2019年起，國內銀行針對疑似洗錢交易已通報52次，其中部分涉及太子集團等跨國犯罪組織。七年過去，這52次通報換來多少實際起訴？多少公開說明？答案是零。這不是制度健全，而是監理失能。依《洗錢防制法》第13條，通報後主管機關應追蹤處理並定期報告；金管會卻連基本追蹤資訊都不願公開，遑論向社會交代。 三、旋轉門文化：監理者、推動者、協調者三職不分金管會同時扮演監理者、政策推動者與業界協調者三重角色，形成嚴重的利益衝突。當ETF熱賣、投信獲利、券商分潤，主管機關選擇視而不見；待泡沫破裂、民眾受害，又高喊「市場有風險，投資需謹慎」。這種「先放任、後甩鍋」的監理文化，不僅掏空人民信任，更動搖金融體系的誠信基礎。 四、國際對比：新加坡禁令 vs. 台灣拖延新加坡金管局（MAS）於2023年全面禁止「虛假收益分配機制」，要求所有基金揭露真實報酬來源，不得以平準金混淆本金與收益。反觀台灣，金管會仍以「制度需要時間檢討」為由遲不行動，顯示我們離國際監理標準不僅有距離，更缺乏決心。 五、結論：金融信任的起點是誠實金融信任的基石不是口號，而是誠實。若金管會連「本金不是報酬」這一基本原則都不敢捍衛，又有何資格談反洗錢與金融正義？真正負責任的金管會，應立即：1 廢除收益平準金制度，要求基金配息100%來自真實收益；2 公開所有洗錢通報與後續處理結果，接受社會監督；3 推動監理權與政策推動權分立，終結旋轉門文化。金融改革的起點，不在修法條文，而在監理者是否具備公信力。若連誠信都守不住，再多的配息，也只是對人民信任的持續掏空。

DSA 在美國各地集會：為何成了「共產主義的化身」？◎蕭錫惠近年無論巴勒斯坦議題、移民、醫療改革、反資本示威，**DSA（民主社會主義者協會）**都在全美各大城市迅速集結。從紐約、芝加哥到洛杉磯，DSA 的紅色旗幟與反資本口號成為示威現場最醒目的符號。在美國政治光譜中，DSA 固然不是中共，但它的理念、語言與實踐，的確讓許多人視為「共產主義在美國的現代化身」。首先，DSA 的核心理念本質上就是強烈的社會主義色彩。它主張廢除私人保險、推全民政府醫療；削弱警察權力；對富人課徵高額稅；壓制大型企業；全面擴張政府在經濟與社會中的角色。這一套並非暴力革命，而是漸進式國有化：市場退縮、政府壯大，福利無上限。其邏輯與古巴、委內瑞拉的「21世紀社會主義」並無二致。當政府掌握愈來愈多生產工具，社會邊界自然向國家集中，與共產主義的終極方向只差一步之遙。其次，DSA 的公開口號與國際激進左翼、甚至部分馬列語彙高度重疊。在街頭，你常聽到“End American imperialism!”、“Capitalism kills”、“Revolution is the only answer”等標語。這些語言與拉美極左政府、毛派團體乃至中共對外宣傳的框架相似：美國是帝國、資本是邪惡、革命才是解答。對許多曾逃離共產體制的移民而言，這些語言並不陌生，反而讓人毛骨悚然。第三，DSA 的成員背景更凸顯其「美國版革命左翼」屬性。其主要力量來自 90 後、00 後的激進學運、北美高校左翼社團、部分黑命貴團體、反資本 NGO 網絡，以及桑德斯（Bernie Sanders）選民。這些群體崇拜盧森堡、托洛茨基、切·格瓦拉等革命人物，不相信漸進主義，相信的是「制度本身就是壓迫」。在他們眼中，美國不是民主，而是披著自由外衣的資本暴政——因此一切政治行為都被賦予「解放」的道德正當性。更重要的是，對來自台灣、香港、越南、古巴、波蘭、匈牙利的移民社群而言，DSA 的提出的國家擴權、反市場與階級鬥爭論述，與他們親身逃離的體制如出一轍。他們深知：當一個政治運動要求政府支配生活每一層面，民主就只是形式，自由最終必然消失。因此，他們對 DSA 的警覺不是意識形態，而是歷史傷痕。總地來看，DSA 不是中共，但它在美國推動的確是一種「合法化的溫和共產主義」：以社會正義為名，重新包裝階級鬥爭；以平等為名，擴張政府權力；以解放為名，汰換市場體制。若美國的自由與民主被侵蝕，很可能就會從這些自稱「最進步」的運動開始。真正的反共，不在海外，而在看清：共產主義不會以鐵幕與坦克重現，而會以正義、進步與改革的語言回到現代社會。

 泯滅人性的黑金帝國：太子集團案對台灣司法的警鐘  ◎蕭錫惠 美國司法部十月起訴柬埔寨「太子集團控股」創辦人陳志，指控其主導跨國詐騙、洗錢與人口販運；美國財政部同步制裁其一百四十多家關聯企業，凍結資產並切斷美元體系。這場「反詐騙戰爭」的決心，震撼亞洲。 反觀台灣，直到美方起訴後，北檢才於十一月四日兵分四十七路搜索，拘提二十五人、查扣四十五億元不法所得。陳志在台助理劉純妤以十五萬元交保、笑著離開地檢署，畫面引爆輿論。那抹笑容，不只是個人的無感，更是制度的恥辱——當詐騙成為日常，羞恥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 太子集團並非單純金融詐欺，而是一座以人命築成的產業。受害者在柬埔寨遭電擊、毆打、囚禁、強迫詐騙，甚至被活摘器官。這已構成《羅馬規約》所界定的「反人類罪」。美國能迅速起訴，是因為把這視為國家安全威脅；台灣若仍以「詐欺罪」輕描淡寫，正是對人性的再一次背叛。 此案暴露三大制度缺陷：第一，金融監理失靈——四十五億元能在台流竄，顯示洗錢防制機制形同具文；第二，量刑過輕——組織犯罪條例缺乏威嚇力，交保金形同保護費；第三，國安盲區——詐騙鏈結中國勢力、東南亞黑金與虛擬貨幣，早已超出地檢署的處理層級。 當罪犯可以昂首、誠實者卻低頭，社會的免疫系統就已崩壞。台灣不能再容忍這種「笑著犯罪」的時代。 改革必須從三件事開始：一、成立跨部會「洗錢與人口販運特偵中心」，整合檢調、金管會與國安情報；二、修法提高重大詐欺與洗錢案交保門檻；三、與美英同步合作資產追繳，讓被害者真正獲得補償。 太子集團案是鏡子，照出司法的遲鈍與國家的盲點。當美國以迅雷之勢打擊黑金帝國，台灣若仍在程序裡打盹，就等於默許惡的延續。文明的崩壞，從對惡的遲鈍開始；而重生，必須從正義的憤怒出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