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錫惠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政治很髒」這句話，才是最骯髒的政治◎蕭錫惠「政治很髒，所以你不要碰。」這句話，本身就是最骯髒、也最成功的政治操作。因為在一個民主社會裡，人民一旦不談政治，政治就只剩下政客在談；而權力最安全的狀態，從來不是被相信，而是沒有人注意。1996 年以前，台灣的政治長期由國民黨一黨主導。在威權體制下，政治權力與財政分配緊密綁在一起，資源配置並非以人民福祉或公平原則為核心，而是服務於政權穩定、黨國體系與特定利益集團。從中央預算、土地取得、國營事業、金融體系到黨產累積，整套財政運作本質上是一種「向上集中、向內分配」的制度設計。多數台灣人民被排除在決策之外，卻必須承擔後果；資源不是用來縮小差距，而是用來鞏固權力。這樣的結構性不公平，並非偶發弊病，而是長期威權政治的必然產物。也正因如此，國民黨最熟練的，就是把政治描繪成骯髒、齷齪、令人厭惡的東西，讓人民對公共事務產生距離感與厭惡感。當你覺得政治不值得碰、不想管、不屑談，他們就能在黑箱中繼續搬走權力、資源、預算、土地與制度紅利，一樣一樣裝進自己的口袋。他們要的，從來不是你討厭政治，而是你放棄監督。因為你不看，他們就敢偷；你不問，他們就敢分；你不參與，他們就敢把國家當成私產經營。這不是什麼陰謀論，而是台灣幾十年來反覆被驗證過的歷史現實。凡是人民退場的地方，權力就必然腐化；凡是監督消失的時刻，掠奪就會以制度之名發生。真正乾淨的政治，從來不是因為政治人物特別高尚，而是因為有人盯著、有人記錄、有人追問、有人不肯閉嘴。所以他們最害怕的，從來不是政敵，而是清醒、願意思考、願意站出來發聲的公民。政治不是骯髒。真正骯髒的，是那些不斷告訴你「不要碰政治」、卻在你轉身之後，悄悄把國家搬空的人。

破局：如何打破台灣政治的「反向淘汰」機制？◎蕭錫惠 支持民進黨的台灣本土人才，其實早已多到溢出體制之外。他們具備專業能力、國際視野與產業歷練，也有清楚的價值立場。問題從來不是「沒有人」，而是派系「不用這些人」。派系偏好的，往往不是最能解決問題的人，而是最依賴政治的人。這並非偶然，而是一種理性的權力邏輯：越是離開政治就無法生存、無法在社會上自立的人，越容易被納入體系、被分配位置，也越容易被控制。說得不客氣一點，台灣不少政客一旦離開政治舞台，連一份能養活自己的工作都找不到。政治對他們而言，不是公共志業，而是唯一的生存技能。也因此，他們最大的驅動力不是改革，而是恐懼──害怕失去位置、害怕被取代、害怕真正有能力的人進來改變規則。在這樣的情況下，派系自然會啟動反向淘汰機制，系統性地排除那些有選擇、有退路、能獨立思考的人。這並非哪一個政黨獨有的問題，國民黨、民眾黨、民進黨皆未能倖免。差別不在道德高下，而在於同一套制度誘因：當政治成為某些人唯一的職涯，體制就必然排斥真正有能力離開政治的人。台灣真正的悲劇，不是缺乏人才，而是政治結構長期偏好留下離不開政治的人，卻不斷把能在現實世界站得住腳的人擋在門外。要打破這種劣幣驅逐良幣的結構，僅靠道德呼籲毫無作用，必須從改變誘因與建立流動機制下手。首先，必須打破「政治是一輩子的飯碗」觀念，鼓勵專業人才以階段性服務的方式進入政府或國會，完成任務後即可回到原本領域。有退路，才有敢改革的底氣。其次，提名與用人機制必須引入外部專業權重，降低派系對人事的壟斷，讓解決問題的能力取代派系忠誠度，成為晉升標準。最後，政黨應將智庫實體化，作為政策與人才的緩衝區，讓專業人士不必直接跳入政治泥淖，也能參與實質決策。一個健康的政治體系，不該是找不到工作的人的收容所，而應是各領域人才貢獻智慧的平台。唯有當政治不再是某些人的唯一生路，台灣的政治結構，才真正有轉型的可能。

毒品不是社會問題，是一場正在進行的國安戰爭◎蕭錫惠當美國政府近年對製毒、運毒與跨國毒販採取前所未有的重刑手段時，外界仍有人習慣以「治安過當」或「人權疑慮」來解讀。然而，這樣的看法忽略了一個關鍵事實：美國並非情緒性用力，而是在付出龐大社會代價後，冷靜承認毒品已構成一種足以動搖國家根基的非傳統戰爭形式。芬太尼與各類合成毒品造成的死亡人數，早已超過多場戰爭的陣亡規模。毒品的破壞力不只體現在死亡數字上，更在於它長期侵蝕勞動力、瓦解家庭結構、削弱社會信任，並與黑幫、洗錢、地下金融及跨國犯罪網絡深度交織。當一個產業以他人的生命與未來作為消耗品，換取穩定且可擴張的暴利時，它的性質就已不再是單純犯罪，而是一種持續進行的敵對行為。也正因如此，美國政策逐步拉開一條清楚界線：成癮者是需要醫療、戒治與復歸支持的受害者；製毒、運毒與組織販毒者，則是必須被徹底剷除的加害者。這種區分不是冷酷，而是對社會負責的理性。同情若錯置在掠奪者身上，最終只會轉化為對無辜者的殘忍。若以同樣的國安視角回頭檢視台灣，問題反而更加尖銳。台灣並非沒有反毒口號，但制度長期不願正面承認毒品的真實性質。新型毒品不斷翻新，成本更低、成癮更快，對青少年尤其具有毀滅性；然而列管速度慢、修法節奏遲緩，法律永遠追在市場後面。結果是第一線警力疲於奔命，卻難以對源頭造成實質打擊。更令人不安的是司法結構所傳遞出的錯誤訊號。真正掌握資金與通路的上游策畫者，往往透過角色切割與金流隱匿，把風險轉嫁給低階成員；犯罪所得的追繳與沒收力道不足，使販毒在現實中仍被視為高報酬、可控風險的生意。這種輕縱上游、消耗基層的結構，本身就是制度性縱容。毒品問題的危險，還在於它早已與其他國安風險高度重疊。黑幫、地下金流、跨境走私、網路平台與境外勢力的滲透，往往在同一條灰色地帶交會，卻仍被切割在警政或衛福體系中零碎處理。當國家不用安全工程的尺度面對毒品，就等於默許這場慢性侵蝕持續發生。真正負責任的反毒政策，必須從根本轉向。法律上，對製毒、進口與組織性販毒不只要重刑，更要徹底沒收犯罪所得、追溯隱匿金流，建立長期甚至終身追責機制，讓販毒不再具有投機空間。政策上，毒品必須被正式納入國安威脅視野，由最高層級跨部會統籌，與反洗錢、反滲透及資安體系整合，而非讓基層單位孤軍奮戰。對青少年的防線，更是一場爭奪未來的「心防戰」。毒品販賣的本質，往往不是快樂，而是對現實挫折與空虛的廉價解脫。若校園反毒仍停留在教條式的恐嚇或樣板宣傳，面對精準捕捉人性弱點、透過社群軟體無孔不入的販毒網絡，無異於以卵擊石。真正的防禦，必須將心理諮商、高風險族群識別與社區同心圓視為戰略資源；我們必須建立一套能在毒品趁虛而入之前，先一步接住墜落靈魂的社會安全網。這不只是教育問題，而是阻斷敵方補充兵源的戰略工程。反毒一定會得罪人，因為它勢必觸動既得利益與灰色結構；但不反毒，得罪的將是整個社會的未來。這不是左右之爭，也不是意識形態對立，而是一個國家是否仍願意保護自己人民的生存選擇。毒品不是單純的社會問題，它是一場沒有宣戰書、卻每天都在奪命的國安戰爭。看不清這一點，才是台灣真正承擔不起的風險。

穿過羅生門的陰影：郭瑤琪案與台灣司法的自我說服◎蕭錫惠在「羅生門」中，一名失業下人於荒廢城門避雨，原本在生存與道德之間猶豫不決，卻在聽見老婦以「為了活下去」合理化作惡後，迅速為自己找到理由，跨過道德底線；在「竹林中」裡，一樁命案出現多份互相矛盾的證詞，每個人都說得合理而完整，卻無法拼湊出唯一真相。前者描寫人如何學會替行為找藉口，後者揭示真相如何在敘述中碎裂。芥川龍之介正是透過這兩個故事指出，人性最脆弱之處不在於邪惡本身，而在於自我說服的能力。這也為檢視台灣司法中的爭議案件，提供了一把冷靜而清楚的分析鑰匙。以郭瑤琪案為例，案件的起點並非人贓俱獲，而是一段監聽內容所引出的敘事。檢調並未查扣到實體款項，沒有茶葉罐、沒有金流紀錄，也缺乏第三方客觀證據，但案件卻逐步轉向以證詞與推論為核心。於是，審判不再是事實對事實，而是敘事對敘事，正如「竹林中」所呈現的世界。案件中，關鍵證人的供述在不同筆錄中出現明顯變化，無論是罐數、顏色、包裝或材質，都反覆更動。這不只是細節出入，而是記憶在壓力與期待下被修補的痕跡。當證詞呈現高度不穩定，司法理應提高證明門檻，要求外部補強；若反而將不一致視為可忽略，證詞便從待驗證的證據，變成可自由拼接的敘事素材。更令人不安的，是判決翻轉的過程。一審與二審法院基於嚴格證據審查，認定查無具體對價關係與明確職務行為而判無罪；然而在未出現任何新增實體證據的情況下，更一審卻改判有罪，理由在於法律敘事的轉換，將對價擴張為相當對價，將犯意轉化為不確定故意。這正是「羅生門」的瞬間，不是事實變多，而是理由準備好了。當理由足以自我說服，跨越底線便顯得合理。在此類案件中，警察筆錄常被誤認為中性紀錄，實際上卻同時承載證人的自我防衛與偵查者的拼圖需求。當司法以整體看起來說得通作為判斷依據，而非逐一檢驗其可驗證性，敘事便凌駕證據，證據法則與無罪推定也隨之被侵蝕。若堅守嚴格證據標準，法院理應正面回答，在沒有實體證據的情況下，是否可以僅憑變動中的證詞定罪；對價是否為事前合意而非事後推論；不確定故意是否被擴張為推定有罪的工具。若無法給出可驗證的答案，誠實的選擇應是停下來，而非再跨一步。「竹林中」提醒我們，人會為自己重寫故事；「羅生門」提醒我們，一旦理由成立，跨越底線會非常快。郭瑤琪案不是特例，而是一個制度警訊。當判決依賴敘事而非證據，依賴推論而非驗證，依賴社會期待而非程序正義，司法便站在「羅生門」的陰影之中；而在這樣的制度之下，每一個人，都可能成為冤獄的對象。

拿新台幣釣不到魚：AI 時代的「蚯蚓效應」與思維紀律◎蕭錫惠近日，一則關於 115 學年度學測的 AI 實測新聞引發熱議。結果呈現鮮明反差：Gemini 在數學科展現近乎滿分的邏輯與運算能力，卻在圖表密集、需跨情境理解的自然科卡關；相對地，ChatGPT 在部分科目中未真正推理，而是傾向拼湊網路流傳的補習班解答，產出看似完整、實則空洞的答案。這個現象點出一個被反覆忽略的事實：AI 很強，但不是答案機。把題目、文件甚至整份考卷直接丟給 AI，期待它自動給出完美結果，就像「拿新台幣直接丟進水裡想釣魚」。錢再多，魚也不會上鉤；這不只是資源浪費，更是思維的怠惰。真正懂得使用工具的人，理解的是「資源轉換」。投入資本與算力，不是為了買結果，而是先「買蚯蚓」——把方法、誘因與結構準備好——再用這條蚯蚓去釣魚。在 AI 的語境中，蚯蚓就是精準的提示設計與扎實的前處理。若只說「請解這一題」，得到的多半是空泛回覆；但若要求逐步解讀條件、列出假設、再進行推論，品質立刻躍升。差別不在模型，而在提問者是否清楚目標與路徑。因此，AI 更像擴音器而非導航系統。它會把人的判斷放大：有思考的人，能力被放大；沒有思考的人，錯誤也被放大。「拿蚯蚓釣魚」需要紀律。第一，人必須先給出靈魂與骨架，明確定義觀點、問題與框架。第二，把 AI 當磨刀石而非代工，追問思路、找漏洞、比對反例，必要時以不同模型交叉驗證。最後，人類仍是最終判斷者與責任承擔者。工具中性，成敗在人。會提問、會做蚯蚓、會驗證的人，才能在 AI 時代釣到魚；否則，只是不斷往水裡丟錢，卻始終一無所獲。這不只是考試或寫作的差別，而是教育、媒體與所有專業工作者能否守住判斷力與倫理的分水嶺。

有贓無賊的教育部：當不誠實被制度原諒，教育還剩下什麼？◎蕭錫惠教育的第一課不是能力，而是誠實。沒有誠實，所有制度、評鑑、排名與榮譽，都只是包裝精美的空殼。西點軍校之所以被世界敬重，不在於它培養了多少將軍，而在於它對誠實毫不妥協：不說謊、不作弊、不偷竊，也不容忍他人如此。只要說謊，就立刻離開。因為一個被容忍的不誠實，終將在權力位置上造成更大的傷害。正是在這樣的價值標準下，教育部對台大副校長廖婉君案的處理，才顯得格外令人不安。依媒體揭露與後續資訊，教育部已認定其對外宣稱的部分學術與國際標準經歷並不屬實，卻仍採信校方學術倫理委員會的法規解釋，最終判定其行為未違反學術倫理。換言之，制度一方面承認事實不實，另一方面卻宣告無須負責。這正是整起事件最致命的矛盾。如果「不實」可以被確認，卻不必承擔任何後果，那麼學術誠信究竟還剩下什麼實質意義？教育體系是否正在對社會傳遞一個訊息：誠實只是道德口號，而非制度底線？更嚴重的是，這些被證實不存在的國際標準貢獻，長年被用作取得公共榮譽、學術升遷與行政權力的重要資歷，實際影響了國家資源的分配與學術體制的信任基礎。這已不是單純的履歷誇飾，而是一種制度性套利：以不實敘述換取制度所給予的榮耀、地位與權力。若這樣的行為不構成學術不誠信，那請問，什麼才算？教育部長的責任，並不只是消極地裁量法條是否適用，而是積極地守住教育的價值底線。當主管機關選擇用程序語言掩蓋誠實問題，等於向所有學生與年輕學者宣告：只要踩在制度縫隙裡，不誠實也可能被原諒。這種訊息，對教育的殺傷力，遠比任何一件論文抄襲案都更深。因為它製造了明顯的制度雙標。試想，若同樣的行為發生在研究生或大學生身上，結果會是什麼？當學生因履歷不實遭到懲處，教授卻能因一段法規解釋全身而退，教育還剩下多少公平可言？一個連誠實都不願意捍衛的教育體系，沒有資格高談品格教育，也無法要求下一代相信制度。教育不只是合不合法，更必須回答合不合理、合不合格。教育部若無法正面回應這個問題，那麼被掏空的，將不只是學術倫理，而是整個社會對教育的信任。附註：2026年1月14日：教育部認定未納入國際標準　仍判台大副校長廖婉君未違學倫 

問題不在身分，而在行為：一場被偷換焦點的媒體敘事 ◎蕭錫惠 民主社會對暴力的判準，其實從來不複雜。任何人，無論其政治立場、性別認同或社會身分，只要故意以致命工具攻擊執法人員，本身就是明確的暴力行為。這條底線，正是法治社會得以存在的根基。 當一個人駕車衝撞執法人員，這在法律上構成即時且致命的威脅。在此情境下，執法人員依法使用致命武力，屬於幾乎所有民主國家都承認的正當防衛與合法職務行為。這一判斷，不因行為者是誰而有所不同，只取決於行為本身是否對他人生命構成迫切危險。 如果今天做出同樣行為的是極右分子、宗教狂熱者，或任何其他立場的人，輿論不會也不應存在模糊空間。法律的適用，必須一體同仁，否則法治便淪為情緒的附庸。 真正令人警惕的，並非媒體對死者表達同情，而是部分媒體刻意轉移敘事重心的操作。報導中，衝撞執法人員這一關鍵行為被淡化甚至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對個人身世、善行與情緒故事的反覆鋪陳，最終將合法執法描繪成「謀殺」或「國家暴力」。這已不是單純的新聞取材取向，而是一種價值動員式的敘事工程。 當媒體先行決定誰是「弱者」、誰是「壓迫者」，再倒推出是非對錯，社會就被迫接受一個危險訊息：只要身分正確，行為便可以被合理化。這種敘事並未守護任何弱勢，反而侵蝕了所有人的安全，因為它動搖了「暴力必須被制止」這一最基本的共識。 民主的核心，不是情緒的競逐，也不是立場的對抗，而是清楚而一致的判準。行為是否違法，是否對他人構成即時致命威脅，國家是否依照既定法治程序行動，這些才是公共討論應該緊扣的重點。 若法治必須先檢查一個人的身分，才決定是否適用，那它已不再是法治，而只是包裹著道德語言的選擇性正義。今天可以為某一方顛倒黑白，明天同樣的邏輯也能被用來為另一方製造例外。屆時，真正被犧牲的，不是任何特定族群，而是整個民主社會對法律的信任。 結論其實只有一句話：不是因為她是誰，而是因為她做了什麼，才導致結果。文明社會若連「暴力就是暴力」都不敢直言，那麼我們失去的，將不只是一次公共討論的誠實，而是法治本身。  

恐懼 AI 的本質，是對權力旁落的焦慮——就像獨裁者害怕真相◎蕭錫惠歷史一再證明，真正令人恐懼的，從來不是工具本身，而是真相被揭露的那一刻。印刷術出現時，專制者害怕書籍；廣播普及時，極權政權封鎖電波；網路崛起時，獨裁國家築起高牆。今天，輪到人工智慧。必須先說清楚一點：對 AI 的倫理邊界、濫用風險、算力集中提出質疑，本來就是民主社會必要的防衛機制。但真正值得警惕的，並不是這些嚴肅而理性的辯論，而是另一種聲音——那些拒絕理解 AI，卻整天以恐嚇、污名與道德指控來否定技術的人。他們口中說的是「捍衛人性」、「保護思想」，實際上害怕的，卻是自己被看穿。AI 並不負責定義真理，但它極大化了驗證謊言的效率。一個長期依賴空話、套話與權威姿態說話的人，最怕的是邏輯被輕易拆解；一個靠身分、頭銜與資歷壟斷話語權的人，最怕的是任何人都能瞬間調用海量知識，指出其論證漏洞；一個多年不讀書、不思考、不更新知識的人，最怕的是資訊落差被填平，世界忽然變得透明。於是，恐懼被包裝成道德焦慮，無能被偽裝成高尚，落後被說成「守護傳統」。但問題從來不在 AI。AI 不會讓有思考能力的人變笨，只會讓缺乏思考的人更快被辨認出來。AI 提供的不是標準答案，而是強大的交叉比對能力——它不會抹去人的觀點，只會無情地放大觀點之間的品質差距。真正可能被 AI 取代的，從來不是思想，而是重複、空洞、沒有內容的資訊搬運。這也是為什麼，最反對 AI 的人，往往也最害怕公開辯論、最討厭被追問因果、最不願面對證據。他們不喜歡數據檢驗，卻熱衷於情緒動員、標籤與道德壓迫。這種心理結構，與獨裁者並無二致。獨裁者為什麼要控制言論？因為一旦事實攤在陽光下，權力就失去神秘性。反 AI 的人士為什麼要妖魔化工具？因為一旦工具普及，話語權就不再專屬於少數人。這不是科技之爭，而是權力之爭。AI 的本質，是一面鏡子。它照見一個人是否真的理解自己在說什麼，是否能清楚說明因果，是否願意承擔被檢驗的風險。對願意學習的人，它是放大器；對拒絕成長的人，它是照妖鏡。因此，害怕 AI 的人，真正害怕的不是機器，而是自己多年來的空洞終於無處可藏。世界不會因為某些人拒絕 AI 而停止前進，就像歷史不會因為獨裁者害怕真相而倒退。技術會持續演進，真相會持續浮現，而唯一會被淘汰的，是那些既不願學習、也不願接受檢驗，卻仍想壟斷話語權的人。AI 不需要被神話，也不需要被妖魔化。它只是提醒我們一件老掉牙、卻永遠有效的事實：真正有力量的，從來不是權威、不是姿態、不是恐懼，而是清楚、誠實、並且可被檢驗的思想。

正確的讀書方法課前預習，上課發問，課後複習  文／蕭錫惠 下課後直奔補習班，看似是最努力的選擇。但當夜晚被課程填滿，學習往往正是從這裡開始崩壞。 因為一旦夜晚被全面佔據，學生就失去了學習最核心的兩個環節：預習與複習。問題不在於孩子不努力，而在於我們把學習設計成了一個「只有輸入，沒有存檔」的惡性循環。 一、大腦過勞，輸入失效多數學生在學校已耗盡白天的專注力。晚上原本應是消化、整理與反思的黃金時段，卻被迫進入補習班，繼續高密度的被動聽講。後果是毀滅性的：沒有預習，上課只能盲目跟隨，不知道重點與盲點；沒有複習，知識僅停留在短期記憶，隔天迅速蒸發。結果往往是白天聽不懂，晚上重聽依然一知半解，只能不斷堆疊時間去「補洞」，卻從未真正「填補」。 二、被動聽講 vs. 主動思考學習的成敗，取決於誰掌握了主動權。有預習與複習的學生，白天上課是在確認理解，把時間轉化為能力；被補習塞滿的學生，白天與晚上都在被動接收，只是在消耗時間。看似同樣忙碌，前者在練功，後者在空轉。更可怕的是，長期依賴補習「餵食」答案，會剝奪學生整理筆記、檢視錯誤的能力。一旦停止補習，學習立刻失速，因為真正的理解從未形成。 三、回歸本質：讀書的三個關鍵動作真正有效的讀書方法並不複雜，但必須奪回時間的主導權。第一，預習（建立地圖）。目的不是看懂全部，而是知道這一課在講什麼、自己不懂在哪裡。帶著問題進教室，上課就不再只是催眠曲。第二，聽講（解決疑惑）。課堂是用來釐清邏輯的，能問出關鍵問題，遠比當個抄寫機器重要。第三，複習（主動回想）。複習不是重看課本，而是蓋上書本回想；能用自己的話說出重點，知識才真正寫入大腦。 四、結語：讓思考發生這三個步驟缺一不可。若每天忙到連半小時的預習與複習都擠不出來，那不是不夠拼命，而是戰略錯了。補習應該是突破瓶頸的工具，而非取代思考的主菜。讀書不是把時間堆滿，而是要讓思考發生。沒有留白的學習，不是紀律，而是一場集體默許的自我消耗。

拍照時請關閉原況照片浪費自己和別人的時間與記憶空間 ◎蕭錫惠《被強加的「瞬間」：原況照片背後的預設值政治》對多數人而言，拍照只是按下一個快門，留下純粹的靜止畫面。但在「原況照片」（Live Photos）的設計裡，這個動作被強行賦予了浪漫使命——悄悄為每一張照片加上數秒的影片與聲音。然而，當「捕捉瞬間」變成無法逃避的預設，這就不再是貼心，而是典型的「工程師自嗨、企業買單、使用者受難」的設計。表面上它被包裝成技術升級，實際上卻是將極少數人的需求，強制轉嫁到全體使用者身上。拍一張照，本應是輕盈的記錄，卻在未經明確授權下，被強行升級為「照片加影片」的複合檔案。這並非便利，而是設計者傲慢地將資料的複雜性與同步的繁瑣，粗暴地丟給用戶去承受。更諷刺的是，這種「生命力」的實際使用率極低。多數人從不長按觀看，更遑論進行剪輯。當一個功能長期被預設開啟，卻在九成時間裡被忽略，它就不再是價值的展現，而是一種無聲的負擔。這正是壞設計的典型特徵：它服務的是展示會上的技術肌肉，而非日常生活中的真實行為。在儲存成本上，這種設計更顯出商業上的精明與荒謬。一張原況照片佔用的空間是普通照片的數倍，累積後平白蒸發數 GB 的空間。這或許不是設計失誤，而是一場隱形的「訂閱陷阱」：當本地空間被不需要的記憶塞滿，使用者唯一的出路就是購買更高階的雲端容量。科技原本承諾的是便利，最後卻透過製造摩擦，迫使人為未索求的功能，額外支付時間與金錢。真正的問題在於權力的不對等。系統刻意不提供「真正的永久關閉」選項，甚至在更新後「貼心地」幫你重新開啟。這反映了一種危險的哲學：系統比你更懂得什麼值得留下。於是，理性使用者被迫在縫隙中反抗——在設定裡翻找隱蔽的「保留設定」開關、寫腳本自動清理、花費時間篩選刪除。如果一個功能需要使用者投入額外心力來「防止它發生」，那它就已經徹底失敗。這種邏輯充斥於當代科技產品的「預設值政治」中：企業利用預設值來形塑使用者的習慣，並從中榨取數據與金錢。好的科技應該是減法，而不是加法；應該是賦予選擇，而不是假裝貼心。當使用者學會關掉它、繞過它，這並非反科技，而是找回身為工具主人的自覺。科技不該強迫人留下不需要的東西。就像記憶一樣，最珍貴的部分，往往在於剪裁與留白。

重寫戰爭節奏的國防新創，為台灣爭取時間的關鍵力量 ◎蕭錫惠 Anduril Industries 並不是一家傳統意義上的軍火商，而是一家試圖從根本重寫戰爭運作方式的國防科技新創。它的出現，代表軍事力量不再只由昂貴的平台與漫長的建案週期決定，而是由速度、軟體與系統整合能力所主導。傳統軍工體系的核心邏輯，是打造少量、高價、極度追求完美的武器平台，開發期動輒十年以上，任何失敗都被視為不可承受的政治與財務風險。這套模式在冷戰時代或許合理，但在今日高度動態、節奏極快的戰爭環境中，反而成為結構性的包袱。Anduril 的顛覆之處，在於它將軟體置於硬體之前。真正的核心不是船艦或飛行器本身，而是名為 Lattice 的人工智慧指揮與感測整合系統。這套系統猶如戰場上的「自動化大腦」，能即時融合各方感測數據，並像高效率的調度中心般，自動指派最佳的無人載具執行任務。在此架構下，硬體只是可替換的節點，真正的戰力來自跨域協同與決策速度。這使得系統能以「月」為單位快速迭代，而非以「年」計算。這種模式的最大戰略衝擊，在於它徹底改變成本結構。Anduril 的無人系統並非為了「不被擊落」而設計，而是為了便宜、可量產、可犧牲。在實際戰場上，這意味著用低成本載具不斷製造不確定性，迫使對手投入高昂的防禦資源，讓整場對抗在經濟與節奏上變得極度不划算。這也正是美國國防部積極推動「複製者計畫（Replicator Initiative）」的核心思維：試圖在兩年內部署數千套這類可消耗的自主系統，以抵銷中國的數量優勢。這對高度依賴大型艦艇與集中指揮體系的解放軍而言，尤為致命。大量分散、持續出現的無人蜂群，將使其反潛、防護與指揮鏈承受巨大負荷，高價平台的安全感被不斷侵蝕，戰略主動權隨之下降。「鬼鯊」無人潛艦正是這套邏輯的具體展現。它不追求核潛艦等級的極致性能，而是以模組化設計、快速量產與一年內可交付為目標，專注於港口封鎖、航道拒止、反潛干擾與情報偵蒐。其存在本身，就足以迫使對手將防線外移，消耗大量反潛資源。對台灣而言，Anduril 的意義不只是一項軍購選項，而是一條能夠「爭取時間」的戰略路線。台灣最大的結構性風險，不在於技術落後，而在於時間有限。Anduril 式的系統，讓防衛能力不必等待十年後的完成式艦隊，而能在短時間內形成可實戰、可演化的拒止力量。更關鍵的是，這條路線的供應鏈天生去中國化。高資安、高可靠度的感測、通訊與電控系統，正是台灣產業的強項。這不僅能強化防衛，也能將台灣嵌入美歐日澳的國防新創產業鏈，建立長期、不可取代的戰略位置。如果錯過這一波轉型，台灣未來數年將被迫承擔更高的不確定風險。Anduril 所代表的，不只是某一家公司的技術，而是一種讓戰爭變得對侵略者極度不划算的制度創新。這正是台灣在戰略預備期中，最需要牢牢掌握的選項。 

政治就是經濟：財政不正義，正在掏空台灣的憲政根基◎蕭錫惠 政治從來不是抽象的權力遊戲，而是資源如何分配、責任由誰承擔的現實選擇。政治就是經濟，經濟就是政治。當財政分配長期偏向特定族群與既得利益者，民主制度即使表面仍在運作，實質卻早已失衡。 自一九四九年政權遷台以來，台灣的財政與福利制度以「穩定統治」為核心設計，透過軍公教體系、年金結構、土地與眷村配置，以及高度集權的財政分配，形塑出一套長期向特定政治體制傾斜的資源配置邏輯。這些制度在威權時代或有其歷史背景，但在民主化三十餘年後仍未徹底改革，已構成對多數納稅人與勞動者的結構性不正義。真正承擔市場風險、支撐經濟動能的廣大民眾，長期未能獲得相應比例的公共資源回饋，這不僅不合理，更違背憲法所保障的平等與公共利益精神。 這不是仇恨問題，而是制度問題；不是情緒宣洩，而是憲政危機。 近期立法院的紛擾，正是這場結構失衡全面浮現的結果。中央政府總預算遲遲未審，《財政收支劃分法》與反年金改革法案在缺乏充分討論與影響評估下強行推進，嚴重衝擊國家財政與制度穩定。面對僵局，賴清德總統邀集三院院長茶敘，試圖在憲政體制內尋求解方，卻未能獲得立法院院長的出席回應。 賴總統在會後指出三項迫在眉睫的危機。其一，財政瀕臨失控。強推的《財劃法》將迫使中央政府明年即需額外舉債逾五千六百億元，且年年如此。原本用於長照、育兒、國防與經濟發展的公共資源，將被轉化為缺乏監督的空白支票，首當其衝的，將是為生活奔波的雙薪家庭、急需照顧的長者，以及仰賴社會安全網的弱勢群體。其二，年金改革倒退。反年改一旦通過，全民將額外背負近七千億元債務，迫使其他社會福利被犧牲，這不是照顧弱勢，而是為既得利益延命。其三，濫權立法危及國安。從凍結國防預算，到為中國資金開後門，再到動搖公職人員忠誠義務，民主防線正被一點一滴鑿洞。 面對違憲、害國的法案，行政權若選擇沉默，才是真正的失職。憲法明確規範立法院不得任意增加行政支出，其精神在於確保施政完整性與國家財政紀律。因此，行政院依法不予副署，阻止違憲法案生效，並非對立法院的挑釁，而是對權力分立原則的忠誠，更是對人民權益的最後防衛。溝通可以持續，但不能以犧牲憲法、透支未來為代價。 這不是政黨之爭，而是台灣能否守住民主制度、財政紀律與國家主權的關鍵時刻。公民社會不能旁觀，唯有堅守憲政底線，政治才能回到服務多數，國家才能走向永續。

日美援助下的崛起：中國「制度性的失憶」 ◎蕭錫惠「誰忘記歷史，誰就會在靈魂上生病。」——阿巴斯·基阿魯斯達米（Abbas Kiarostami）在當代國際敘事中，中國崛起往往被描繪為一場自力更生的奇蹟，彷彿完全憑藉內部改革與人民勤奮，完成了一次偉大復興。然而，這套宏大敘事刻意淡化了一個關鍵事實：中國改革初期所倚賴的，並不只是內生動能，還包括來自日本與美國的「制度性援助」。這些援助不僅填補了物質與技術的真空，更為中國打開了通往全球體系的大門，卻在後來的官方話語中逐步消失，形成一種值得警惕的「制度性的失憶」。這種失憶不只是歷史敘事的偏差，更正在成為當代地緣摩擦的深層結構。首先，日本的官方開發援助（ODA）是中國現代化起步階段不可忽視的支柱。自1979年起，日本長期成為中國最大的雙邊援助國，截至2008年，對華官方開發援助累計約3.3兆日元。這並非抽象的外交數字，而是具體嵌入中國國家建設的硬體血管：北京首都國際機場的擴建、中日友好醫院的設立、京秦鐵路的電氣化改造，皆直接受惠於日方資金與技術。日本的援助固然帶有戰後贖罪心理與「以經濟促穩定」的戰略考量，但其強調能力建設、避免直接干預內政的模式，實際上為中國工業化與城市化提供了最關鍵的起跑條件。若缺乏這一階段的制度性注入，改革開放在1980年代勢必面臨更嚴峻的基礎設施瓶頸。如果說日本提供的是看得見的鋼筋水泥，美國所給予的，則是看不見卻更為深遠的制度通道。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是其從封閉經濟正式邁入全球化體系的分水嶺，而美國在此過程中扮演了關鍵推手。儘管國內存在產業與勞工的反對聲浪，時任總統柯林頓仍全力推動國會通過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係」。其背後所依循的，是當時華盛頓主流的「接觸政策」預設：經濟自由化終將帶動政治自由化，而深度經濟整合可降低衝突風險。事後看來，這一政治假設雖未完全兌現，但不可否認的是，美方在關稅壁壘與市場準入上的制度性讓利，為中國出口導向型成長創造了歷史性窗口，使其出口總額在二十年間從2000多億美元躍升至3兆美元以上。然而，在當前的官方敘事中，這些外部援助的角色卻被系統性地邊緣化。取而代之的，是對「自主創新」與「百年奮鬥」的單向強調。這並非偶然，而是一種制度建構的結果：教育教材、媒體宣傳與外交話語共同運作，將外援重述為模糊的「互利合作」，甚至重新詮釋為中國實力的自然展現。日本的ODA被去政治化，美國推動WTO的角色則被淡化為被動接受。其核心目的，在於強化政權的正當性敘事，將崛起完全歸功於自力更生與制度優越。但這種敘事需求，並不等同於社會的真實記憶。儘管官方話語試圖覆蓋，但在經歷過改革開放的學界與民間深處，對這段歷史真相的理解並未完全磨滅。正因如此，「制度性的失憶」不僅是權力對記憶的選擇性管理，更是一場關於真相與遺忘的拉鋸。其後果已逐漸浮現。當援助歷史被抽離，中日與中美關係中的現實摩擦，便更容易被簡化為純粹的外部敵意，而非長期互動關係的延續與變質。失去歷史縱深的理解，將使互信建構變得困難，也增加戰略誤判的風險。更深層的問題在於，若忽略外部因素曾在崛起中扮演的角色，未來在面對全球性挑戰時，便可能高估單邊路線的可行性，重返孤立主義的盲點。當然，反思制度性失憶，並非否定中國人民的努力與犧牲。勤奮、紀律與改革意志，確實構成了崛起的核心動力。但真正成熟的大國敘事，並不害怕承認他者的貢獻。相反，能夠誠實面對歷史、辨識制度互動的複雜性，正是大國自信的體現。唯有修復這段被選擇性遺忘的記憶，國際關係才能回到更理性、更可持續的軌道，讓歷史不再以幽靈的形式重返現實。

《人性的弱點》在政治上的啟示◎蕭錫惠 政治從來不是抽象制度的競技場，而是人性赤裸交鋒的第一現場。選舉、立法、外交乃至國安，表層看似權力的精密運作，內核卻始終圍繞著恐懼、渴望、尊嚴與認同在搏動。《人性的弱點》雖是人際關係經典，但它揭示了政治最不願正視的事實：驅動人的，從來不是冰冷的道理，而是熾熱的情感。 民主政治常犯的錯誤，是過度迷信「理性說服」。政策論述寫得再精闢，若無法觸及人民內心需求，終究只是束之高閣的文本。執政者面對質疑時，常急於糾正、說教，彷彿道理講通了對方就該接受。但現實是，選民一旦感覺被輕視，防衛機制便會啟動，轉而支持任何願意傾聽他們聲音的人，哪怕對方主張危險。 卡內基提醒「不批評、不責備」，並非放棄原則，而是避免激起無謂的防衛。台灣政治常陷入「道德焦慮」：深知什麼是對的，卻不知如何讓人站過來。問題核心往往在於表達方式。政治的首要任務，是先創造條件讓人民願意聽你說話。沒有顧及尊嚴的「正確」，只會被視為傲慢。 「喚起他人強烈的需求感」極具政治威力。威權政體能高效動員，因其精準操弄了恐懼與被剝奪感。民主政治若只談制度、迴避情緒，等同放棄戰場。成熟的民主論述，必須誠實回應人民的不安：對經濟前景、身分認同與未來失控的焦慮。忽視這些情緒，極端主義便會趁虛而入。 政治語言往往只對「想像中的理性公民」說話，忽略了真實的人。改革常遭反彈，往往是語言失當。當改革被描述為「清算」或「淘汰」，會讓人感到被否定。高明的政治說服，是讓對方在改變中仍保有自尊，感覺自己是參與者而非被改革的對象。 卡內基主張「給人美名，讓他努力達成」。人民往往會活成政治期待的樣子。若菁英將選民視為愚昧易操弄，民主品質便會下滑。反之，若強調公民的責任感與判斷力，社會行為也會正向調整。政治不只是管理眾人，更是形塑眾人之格。 真正成熟的政治，不是強求一致，而在於引導多元差異互相效力。這也呼應聖經中的一句話：「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公共生活的智慧，不在於抹平差異，而在於使差異成為力量。有人長於深思，有人敏於行動；有人堅守制度，有人衝鋒陷陣。當彼此被尊重、價值被肯定，歧異便能轉化為共同前進的動能。 在國安議題上，恐嚇式動員或許能收短效，卻會長期侵蝕信任。當論述只剩焦慮，人民只會更疲憊。有效的國安語言應賦予「角色感」：讓每個人意識到自己不是被動的受保護者，而是共同防衛的主動參與者。 民主社會中領袖最大的資產是信任，這源自於是否真心將人民視為夥伴。政治本質是一場人性的長跑。制度可以設計，但若不理解人心，改革將寸步難行。《人性的弱點》點破了必要的真相：想改變世界，必須先理解人性，在尊重差異中激發眾人優點，讓萬事相互效力。

助人，是一種不花錢的富有◎蕭錫惠記得小時候，我曾目睹一位鄰居阿姨在雨天滑倒，路人匆匆走過，沒人停下。直到一位中年叔叔撐傘上前扶她起來，還陪她走回家。那一刻，阿姨的眼淚混合著雨水落下，她後來告訴我，正是那次幫助，讓她從喪夫的低谷中重新站了起來。有些人的一生，真的只差一次被好好接住。「助人為快樂之本」，這句話不是空洞的口號，而是一種日常的選擇。其實，每個人都有能被別人需要的地方，不一定是專業技能，不一定是物質援助，甚至就算偶爾被「利用」，只要那份善意出自真心，也無須過度懊悔。只是，助人也需要智慧，懂得分辨對方真正的需要，讓善意既溫柔，也走得長遠。幫助別人，從來不必付出昂貴的代價。一個真誠的微笑、一句溫暖的安慰、一聲由衷的讚美，一個順手的小動作，都是實實在在的力量。也許只是替陌生人扶起倒下的腳踏車，也許只是陪一位失意的朋友坐在街角的便利店外，一句話也不說，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舉動，卻往往能在人最無助的時刻，撐住他繼續走下去的勇氣。而在今天的 AI 時代，助人也有了新的樣貌。現在的修圖軟體，能替照片修出笑容、睜開眼睛、讓神情重新明亮起來，也許只是多花一點時間，卻常常為對方帶來意想不到的驚喜。曾有人看著修好的照片沉默了幾秒，然後輕聲說：「原來我也可以這樣笑。」科技若被用在善意之中，也能成為一種溫柔的力量。在職場，當同事面臨挫敗時，一次耐心的傾聽、一句真誠的鼓勵，往往就能點亮一條思路；在家庭裡，當親人情緒低落時，願意靜靜陪伴，而不是急著說教，本身就是最深的支持。真正的幫助，不在於你給了多少，而在於你是否真心投入。當我們選擇為他人多走一步，世界就會為我們多亮一盞燈。你今天的一次伸手，可能正改寫一個人一輩子的方向；而你在成全別人的同時，也早已悄然成就了更好的自己。助人，不是義務，而是一種讓彼此都變得更好的力量。

中國軍隊真的能打仗嗎？──從蘭德公司、國際戰略研究所與《孫子兵法》看習近平的軍事困境◎蕭錫惠 中國軍機擾台、火箭軍演訓、官媒威嚇已成日常。台灣面對的，是一支規模龐大卻從未被現代戰場驗證的軍隊。也因此，總統賴清德於 26 日主持「守護民主台灣國安行動方案」時宣布：台灣將依北約標準逐步提升國防支出，明年度突破 GDP 3%，並在 2030 年前達到 GDP 5%；未來八年（2026–2033）投入 1 兆 2500 億元強化防衛韌性與不對稱戰力。賴總統強調，只要朝野有共識、符合憲政程序，他願意赴國會說明。 國防提升的必要性，在於一個更核心的問題：這支被稱為「世界第二」的解放軍，真的能打現代戰爭嗎？ 答案沒有北京宣稱的那麼簡單。 ⸻一、46 年無實戰——解放軍最大的罩門 解放軍最後一次打仗，是 1979 年對越戰爭，結果是後勤崩潰、指揮混亂、傷亡慘重。此後 46 年未經戰火。蘭德公司最新報告直指：「缺乏實戰，是解放軍最大弱點。」 解放軍演訓多年流於「劇本式」操作，流程固定、答案既定。儘管近兩年導入無人機蜂群、電子戰與 AI 指揮鏈，但仍停留在「從圖面走向戰場」的過渡期。真正跨過這道門檻的能力，從未被驗證。 ⸻二、中印衝突暴露後勤、指揮與士氣問題 2020 年加勒萬河谷衝突，是中國近來唯一接近真實戰場的事件。雙方因不開槍默契，竟以棍棒肉搏。中國官方稱 4 死，但西方研究估計傷亡 30 至 40 人。 這場衝突暴露：• 前線指揮缺乏自主判斷• 高海拔後勤補給不足• 作戰節奏難以持續 五年後，中印邊境演變成基建競賽，但真正的戰力、尤其是「持久作戰意志」，仍無法驗證。三、軍中政治清洗重創指揮鏈——忠誠壓倒能力 2023–2025 年爆發中國史上最大軍中整肅：兩任國防部長——魏鳳和、李尚福——相繼落馬，火箭軍與戰略支援部隊多名高層被查，中央軍委更有上將遭撤職，共九名上將被整肅。 這不是反腐，而是政治清洗。後果顯而易見：• 將領不敢判斷• 懼怕負責、人人求穩• 指揮鏈僵硬、缺乏戰場節奏 蘭德公司警告：「戰場需要 30 秒決策，他們可能要等 30 分鐘。」 《孫子兵法》早說過：「上下不和，軍難用也。」 四、艦艇雖多，真正戰力仍不確定——近海強、遠海弱 英國國際戰略研究所在《2025 年全球軍力報告》中指出，中國艦艇數量雖為全球第一，但評語冷靜：「最大艦隊，不等於最能打的艦隊。」 限制包括：• 遠洋補給不足、缺乏長期部署能力• 陸海空火箭軍聯合作戰仍不成熟• 封鎖台灣所需的持久力未被驗證• 跨海登陸能力高度不確定 與能維持 60–90 天全球部署的美國海軍相比，中國海軍仍顯脆弱。結語：國防提升不是挑釁，而是務實 解放軍硬體快速成長，但 46 年無實戰、政治清洗、後勤薄弱、投送不足，都屬短期難以補齊的結構性弱點。 因此，GDP 3%→5%、八年 1.25 兆、不對稱戰力，是務實的安全準備。台灣必須打造一支真正能打、能撐住第一擊的防衛力量。 只要我們站得穩，盟友就站得更穩。

當「男同志配偶」成為滲透管道：真正的問題不是性傾向，而是國安失守◎蕭錫惠 今年民進黨政府開放中國籍同性配偶來台依親，卻引發高度不安：台灣根本查不出，那些以「男同志配偶」名義入境的中國人士，究竟是不是解放軍、武警、公安或國安背景。 我要先說清楚：我完全支持同性婚姻，也支持同志享有完整保障。真正的問題不在性傾向，而是台灣對「敵國人民」幾乎沒有審查能力。中國本身不承認同性婚姻，卻突然大量以同婚名義輸出男性，這本身就是警訊。 內政部資料顯示：2020 至 2024 年，陸籍男性來台結婚年均成長 27.8%，2024 年達 1,827 人，是陸籍女性的兩倍。同婚開放三個月內，陸籍同性配偶依親案件逾 150 件，其中九成是「中國男性娶台灣男性」。中國男性來台本就遠多於女性，如今更形成單向大量流入的異常現象。 更嚴重的是，台灣對陸配審查完全依賴「中國官方資料」。北京若刻意隱匿軍警或國安身分，台灣根本無從得知。在資訊高度不對稱下，任何平權制度都可能被敵國利用。 因此問題不是同志，而是台灣缺乏辨識敵我的工具。 諷刺的是，賴政府一邊提醒國人「中國是敵國」，另一邊卻在制度上鬆綁，使中國與港澳人士能以同性婚姻大量入境，而且幾乎清一色是男性。沒有配套國安機制，這不是多元，而是讓敵國以「人權」之名突破邊境控管。 近年多起共諜案已明確示警： • 2023 年空軍上校張燊平，被陸籍丈夫吸收洩密• 2024 年退役海軍上校魏先宏，被陸籍伴侶引介赴廈門聽訓• 2025 年桃園里長陳○文，因陸籍同性配偶關係被發展組織 這些案例證明：家庭關係是中共滲透最隱蔽、最具成本效益、也最容易成功的途徑。若缺乏安全機制，同性婚姻的風險更集中、更難察覺。 真正愛台灣的政府，不會把國安寄託在中國提供的紙本證明，更不能讓「人權」成為制度漏洞的外衣。 為兼顧人權與國安，台灣至少應補上三道防線： 第一，採第三方背景查核。不得再全面接受中國文件，可比照投資移民制度，要求陸籍配偶提出第三國無犯罪紀錄，供國安單位交叉比對。 第二，強化中配面談制度。國安單位必須實質參與，不得流於形式；必要時得以測謊輔助，提高辨識精準度。 第三，提高高風險群審查權重。凡曾任解放軍、武警、公安、國安部、統戰部者，應依《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列為限制入境對象，審查期延長至三至五年。 若連這最基本的防線都沒有，「同性婚姻」將不再是平權象徵，而是合法滲透的入場券。 當對岸連自己的同性婚姻都不承認，卻急著把「男同志」送來台灣結婚，我們真的相信那只是愛情嗎？ 文明不是天真，而是保護自由的能力；國安完備，平權才能站得住。

始於作偽，終於無恥——中國式文明的反向工程 ◎ 蕭錫惠（獨立評論人） 在中國，做原創的永遠是輸家。這不是市場失靈，而是制度勝利。蘋果iPad商標被深圳唯冠搶註，最後花2.5億美元贖回；iPhone皮件類商標被小公司拿走，蘋果只能繳授權費；無印良品輸官司，被迫改名並賠償；喬丹打了十年，還是看著「喬丹體育」在A股掛牌。2024年保時捷告小米SU7抄襲，小米一句「中國不保護外觀設計權」把官司冰起來；2025年DeepSeek大模型被抓包用OpenAI內部洩漏資料訓練，中國網民卻刷屏慶祝「彎道超車」。這些案例橫跨二十年，唯一共同點：正版永遠輸，侵權永遠贏。這不是司法偶發，而是制度設計。中國商標法奉行「先註冊先得」，刻意鼓勵搶註。法院不是保護創意，而是在執行潛規則：你越出名，就越該被割一刀。於是出現全球最荒誕景象——原創者變侵權者，山寨商反倒成了受害者。造假早已升級為國策級產業鏈：論文造假是學術KPI，中國SCI論文產量全球第一，撤稿數量也連三年稱霸；GDP造假是升官捷徑，地方年年「奇蹟」，國家統計局年年「擠水分」；疫情數據造假撐起「動態清零」神話；半導體良率造假撐起「舉國體制」面子；財報造假撐起資本市場泡沫——瑞幸、恒大、紫荊，只是被抓包的冰山一角。當說謊報酬遠高於說真話，無恥就成了全民基本功。企業比誰抄得更快，官員比誰數字更漂亮，媒體比誰自我審查更徹底。真話被打成「境外勢力」，批評被扣上「抹黑祖國」。整個社會對「真實」產生了免疫排斥。一個把作偽當競爭力的國家，註定失去三樣東西：1真正的創新——因為創新需要可驗證的失敗，而造假容不下失敗；2可信的契約——誠信在中國已成奢侈品；3國際尊重——沒人願意跟慣性賴帳的對手玩長期遊戲。歷史從不饒過系統性造假者：蘇聯用假數字餓死數百萬人，安隆用假財報瞬間灰飛煙滅。今天輪到中國——當台積電因對岸數據造假拒絕深度合作，當國際信評對中國國企財報徹底死心，當下一次供應鏈危機來臨，沒人再敢把命根子放在一個「數字可以隨便改」的國家，所有謊言就會一次結帳。始於作偽的國家，終將無恥而亡。這不是詛咒，是邏輯。

「中國歷史」其實是一部被外族與外來制度反覆改寫的歷史◎蕭錫惠所謂「中國歷史」，從來不是單一文明的自主延續，而是一部反覆被外族征服、被外來制度重塑的斷裂史。真正延續的，不是文化自信，而是「被統治的習慣」。千年以來，中原文明始終缺乏自由、問責與法治的傳統，因此一次次在強權面前敗退，而人民則反覆淪為政權的附庸。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兩個最長壽的王朝——元與清。元是蒙古帝國，清是滿洲帝國，皆非漢人建立。在清朝，位居權力核心的總理大臣向皇帝必須稱「奴才」，剃髮易服更以血腥手段推行，象徵整個族群不得不向外族統治全面屈從。如果一個民族的菁英連抬頭說話的資格都沒有，這不是「朝代興替」，而是國破族降。清末思想家嚴復因此發出沉痛的總結：「華風之弊，八字盡之：始於作偽，終於無恥。」他看穿的是中國政治文化的深層病灶——凡事先求形式，再求粉飾，最後喪失羞恥。權貴講虛禮、官場講假面、百姓講順從，久而久之形成一種「作偽文化」：看似講秩序，其實怕真相；看似講道統，其實躲責任；看似重倫理，其實不守原則。這樣的文化，不會孕育公民，只會養成順民。因此，每逢外族入侵，都能迅速奪走政權；每逢國家危機，迎來的不是反省，而是更深層的集體沉默。外族一次次征服中國，不是因為他們特別強，而是因為中國政治文化特別脆弱。到了二十世紀，這段悲劇不但沒有結束，反而升級。中國不是被「本土革命」改造成功，而是被蘇聯的史達林極權模式全面接管。從一黨專政、黨領政、階級鬥爭，到秘密警察與思想審查，中共制度幾乎是史達林主義的完整複製。延安整風則是關鍵一擊——以「思想改造」之名，徹底摧毀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使整個民族第一次由外來極權主義重新塑形。這已不是外族統治，而是外來極權制度對整個文明的「重置」。人民不再是臣民，而是「可以被動員的群眾」；不再是社會的基礎，而是黨的資源；不再擁有天賦權利，而只能接受黨的恩賜。回望千年，從蒙古，到滿洲，再到蘇聯的極權輸入，這片土地上的人民從未成為真正的國家主人。真正的悲劇不在於被征服，而在於從未建立限制權力、保障自由、抵抗暴政的制度傳統。於是歷史一次次重演：被征服、被洗腦、被奴役、被沉默。只有當人民能問責、敢反抗、會追求真實，一個民族才可能真正站起來。唯有當人民成為國家的主體，這片土地才會第一次由自己親手書寫歷史，而不是被統治者改寫。

 平台責任不可迴避：台灣 Uber 性侵案的法律盲點◎蕭錫惠近年，美國多州法院陸續對 Uber 做出不利判決，要求平台為司機性侵與暴力案件承擔賠償責任。相較之下，台灣至今沒有一件 Uber 因司機性侵而被判負連帶責任的公開判例，因此不少人誤以為「司機是獨立承攬，平台不用負責」，甚至以為台灣法律無法追究 Uber 的安全義務。 這其實是一種落後的理解。台灣現行法律早已具備讓 Uber 承擔部分責任的完整架構，只差一件具指標性的司法判決。真正的問題不是法律缺口，而是社會與司法尚未正視「平台責任」的現實。 長期以來，關於 Uber 的法律討論停留在「司機不是勞工、Uber 不是雇主」的框架。然而平台已不只是媒合者，而是全面介入運輸服務的運作者。Uber 決定費率、控制派單、監管評分制度、擁有停權權限，甚至掌握司機的行為紀錄與乘客的行程資料。這些事實足以推翻「平台不能控制」的刻板印象。 從台灣法制看，至少有三條法律途徑可以讓受害者要求 Uber 承擔賠償責任。 第一條是《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乘客付費叫車，Uber 收取平台費用，雙方自然構成消費關係。既然平台從每趟行程獲利，就必須負起合理的安全義務。如果平台未盡背景查核、忽略異常投訴、未提供有效監控或緊急求救機制，造成司機得以實施性侵或暴力，受害者即可主張 Uber 違反安全保障義務，構成侵權。 第二條是民法第184條侵權行為責任。侵權主張不需要僱傭關係，只需證明平台在風險管理上存在過失，例如放任曾被投訴的司機繼續上線、缺乏風險控管制度、對異常行為未予追蹤等。一旦司機犯罪，而 Uber 的疏失促成危險發生，依民法第185條，雙方即可被認定為共同侵權人，必須連帶賠償。 第三條則是近年日益受到重視的觀念：Uber 實質上已是「運送服務提供者」，而非單純媒合平台。若法院採取此見解，平台的安全義務將比照運輸業者，大幅提高審查與管理標準。這樣的方向在外送平台的判決中已開始出現，而 Uber 的控制程度更高，標準理應不低於此。 歐盟在 2023 年通過平台工人指令，美國多州也要求 Uber 承擔「預防危險義務」。台灣若仍停留在承攬與僱傭的舊框架，不僅無法保障乘客，也會與國際趨勢脫節。 平台經濟並非法律真空。當平台可以決定誰能上線、如何接單、何時停權，這些權力就意味著義務。乘客的生命與身體安全，更不可能靠「免責條款」切割。 台灣需要的不是新法律，而是一個清楚的司法宣示：商業創新可以自由，但公共安全不能外包。法律工具已經齊備，只差第一位願意提起訴訟的受害者，以及第一位願意做出關鍵判決的法官。當這一步跨出，台灣才能真正邁向更安全、更負責任的平台經濟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