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忘記歷史，誰就會在靈魂上生病。」——阿巴斯·基阿魯斯達米（Abbas Kiarostami）

在當代國際敘事中，中國崛起往往被描繪為一場自力更生的奇蹟，彷彿完全憑藉內部改革與人民勤奮，完成了一次偉大復興。然而，這套宏大敘事刻意淡化了一個關鍵事實：中國改革初期所倚賴的，並不只是內生動能，還包括來自日本與美國的「制度性援助」。這些援助不僅填補了物質與技術的真空，更為中國打開了通往全球體系的大門，卻在後來的官方話語中逐步消失，形成一種值得警惕的「制度性的失憶」。這種失憶不只是歷史敘事的偏差，更正在成為當代地緣摩擦的深層結構。
首先，日本的官方開發援助（ODA）是中國現代化起步階段不可忽視的支柱。自1979年起，日本長期成為中國最大的雙邊援助國，截至2008年，對華官方開發援助累計約3.3兆日元。這並非抽象的外交數字，而是具體嵌入中國國家建設的硬體血管：北京首都國際機場的擴建、中日友好醫院的設立、京秦鐵路的電氣化改造，皆直接受惠於日方資金與技術。日本的援助固然帶有戰後贖罪心理與「以經濟促穩定」的戰略考量，但其強調能力建設、避免直接干預內政的模式，實際上為中國工業化與城市化提供了最關鍵的起跑條件。若缺乏這一階段的制度性注入，改革開放在1980年代勢必面臨更嚴峻的基礎設施瓶頸。
如果說日本提供的是看得見的鋼筋水泥，美國所給予的，則是看不見卻更為深遠的制度通道。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是其從封閉經濟正式邁入全球化體系的分水嶺，而美國在此過程中扮演了關鍵推手。儘管國內存在產業與勞工的反對聲浪，時任總統柯林頓仍全力推動國會通過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係」。其背後所依循的，是當時華盛頓主流的「接觸政策」預設：經濟自由化終將帶動政治自由化，而深度經濟整合可降低衝突風險。事後看來，這一政治假設雖未完全兌現，但不可否認的是，美方在關稅壁壘與市場準入上的制度性讓利，為中國出口導向型成長創造了歷史性窗口，使其出口總額在二十年間從2000多億美元躍升至3兆美元以上。
然而，在當前的官方敘事中，這些外部援助的角色卻被系統性地邊緣化。取而代之的，是對「自主創新」與「百年奮鬥」的單向強調。這並非偶然，而是一種制度建構的結果：教育教材、媒體宣傳與外交話語共同運作，將外援重述為模糊的「互利合作」，甚至重新詮釋為中國實力的自然展現。日本的ODA被去政治化，美國推動WTO的角色則被淡化為被動接受。其核心目的，在於強化政權的正當性敘事，將崛起完全歸功於自力更生與制度優越。
但這種敘事需求，並不等同於社會的真實記憶。儘管官方話語試圖覆蓋，但在經歷過改革開放的學界與民間深處，對這段歷史真相的理解並未完全磨滅。正因如此，「制度性的失憶」不僅是權力對記憶的選擇性管理，更是一場關於真相與遺忘的拉鋸。
其後果已逐漸浮現。當援助歷史被抽離，中日與中美關係中的現實摩擦，便更容易被簡化為純粹的外部敵意，而非長期互動關係的延續與變質。失去歷史縱深的理解，將使互信建構變得困難，也增加戰略誤判的風險。更深層的問題在於，若忽略外部因素曾在崛起中扮演的角色，未來在面對全球性挑戰時，便可能高估單邊路線的可行性，重返孤立主義的盲點。
當然，反思制度性失憶，並非否定中國人民的努力與犧牲。勤奮、紀律與改革意志，確實構成了崛起的核心動力。但真正成熟的大國敘事，並不害怕承認他者的貢獻。相反，能夠誠實面對歷史、辨識制度互動的複雜性，正是大國自信的體現。唯有修復這段被選擇性遺忘的記憶，國際關係才能回到更理性、更可持續的軌道，讓歷史不再以幽靈的形式重返現實。

◎蕭錫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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