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明年編列75.5萬元預算赴中國考察，當中計劃包含與中國大陸相關教育單位研商陸生來台的名額與方式。然而這樣的預算編列，部分在野黨立委不以為然，認為既然執政當局不鼓勵國人赴中、亮起橙色警戒，而今政府卻又「雙標」，帶頭赴中交流。事實上，兩岸能夠往來互動是好的，尤其在文教上的交流合作。雙方求同存異，撇開政治理念及意識型態的不同，讓政治以外的部分多參與一些，其中包括開放大陸青年來臺訪學或就讀。首先，兩岸僵局目前看來難以解套，然而希望在下一代，未來國家領袖是現在的年輕人，歡迎他們來臺增進認識，才能降低敵意，避免不必要的對立衝突。一位常往大陸講學的師友表示：來過大陸的民眾，不管是一般老百姓，或者學生、專家學者等，通常對臺灣留下良好印象；相對的，不曾來過臺灣、對臺灣有錯誤想像者，才更容易作武力犯臺之想，以實現所謂的統一。換言之，臺灣自保之道之一，是讓大陸年輕人知道臺灣人的思維及生活方式，臺灣人有其自身選擇，這樣的選擇他們大概也心生嚮往，或者即便他們未必認同，但也必須尊重，雙方在善解體諒下走向和解共生。其次，臺灣現今「少子化」生源困難，開放陸生來臺將有其正面效益，讓許多學校繼續辦學。然而目前官方政策對於陸生並不友善，所有的奬學金和工作機會都將陸生排除在外，其處境和遭遇遠比外國留學生還不如。固然政府一些考慮是可以理解的，如防範大陸人假借讀書之名行滲透之實，以及避免過多陸生湧入甚至滯留在臺，佔據本地人的工作機會等。然我們對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自由民主必須抱持信心，與其害怕對方滲透，更應透過我們自豪的自由民主來「反滲透」或「逆滲透」，讓他們知道臺灣民主經驗的美好，而可以普及化到所有華人區域。此外，人才是流動的，人才不分東南西北而必須把握。如果優質的大陸年輕人，品格與專業學養俱佳，通過檢核給他們留台工作的機會，為台灣這塊土地共同效力，不也是增加競爭力的一種方式？總之，把希望寄放在下一代、寄放在青年，這是兩岸關係解套方式之一，透過雙方善意的互動交流，諸多的猜測懷疑皆可因認識而化解，戰爭衝突得以大幅度避免，創造兩岸之間的和平雙贏。

獨裁者的心靈是捉摸不定的，無法預測、也不能掌握，如此因應方式是先學會自保。猶如《孟子》所說：「仁者以大事小，智者以小事大」，台灣作為一蕞爾島國，也要有我們自己的生存策略，不刻意去挑起對立緊張關係。獨裁者內心難以捉摸，就像北韓領導階層深不可測，即便親如兄弟猶能痛下殺手，難以預測接下來的可能行動，這是專制、暗黑政權的特色。獨裁者之捉摸不定，在於他們的「非理性」，甚至是「反理性」；既是非理性、反理性，就不一定有理路可尋，不按牌理出牌，不用去問為什麼；因此哪一天輕啟戰端，未必是我們能完全掌握或想像。一如2022年2月之前，不少烏克蘭人民壓根也不曾設想普丁真會派兵入侵他們的家園。獨裁者的「理」是宰制的「意識型態」，以意識型態自我禁錮並洗腦他人。因此，若期待以對等、尊重的方式，待之以禮／理，似乎僅是痴心妄想；倘若一昧挑釁，只會把自己推向險境，走到戰爭的邊緣。海峽兩岸關係相當嚴峻，甚至在外人看來非常緊張。兩岸之間的張力，就民主陣營的角度，錯自不在我；然而，當面對不講理的敵人或對手，或者有理說不清，這時只好靜待時間去解決，在長遠的時空中「以拖待變」，寄盼未來局勢的明朗轉變。總之，「以小搏大」，要有明亮的眼睛與靈活的思維去認清局勢、判斷虛實，以尋取保全長生之道，雖然這樣的長生有可能是茍且偷生。

美國通過法案軍援以色列、烏克蘭以及台灣等同盟夥伴，台灣受到美國政府的重視自是件好事。然而，台灣跟戰火中的兩個國家相提並論，又讓人有「唇齒相依」的危機感，這樣的軍援與其說好事，但更可能是壞事，畢竟軍援是為了備戰，武器乃是一種凶器，如《老子》所說「兵者不祥之器」。台灣過久了安逸日子，很難想像台海會發生戰爭，但似乎又近在眼前，隨時可能擦槍走火走到這一步。當初烏克蘭民眾壓根兒也沒想到普丁的「特殊軍事行動」，卻轉眼成真，戰事至今已超過兩年了。台灣與中國各有不同立場，除國家認同外，也有文化、價值認同的差異。台灣人大多數不會認為自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所以「國家認同」對台灣人來說還是漫漫長路，甚至台灣主權的獨立自主更是國家認同的大宗，不管是中華民國在台灣，或者中華民國是台灣等。倘若國家認同無法達成共識，談統一實言之過早，在國家認同之外其實還有不少「認同」必須面對和處理。「價值認同」是其中之一，所謂的價值認同包括對於自由、民主、人權、平等、人權等當今文明價值的肯認。大陸現今的政治體制背後有其價值觀或意識形態，而這樣的價值傾向，又是目前台灣人所難以認同的，甚可以說沒有自由民主，就沒有兩岸統一的可能。國家認同和價值認同短時間難以在兩岸之間達成共識，然而「文化認同」或許是可以努力的方向。除經濟利益外，兩岸之間因為同文同種等文化認同，搭起彼此互動往來的橋樑，甚至在文化認同的前提下才有價值認同和國家認同。中華文化淵遠流長，以儒道佛三教為主的人文思想以及文化理想，應該是各民族之間的最大公約數。儒道佛的智慧不限於華人或漢人，卻應是全人類的資產，所謂「兼善天下」、「內聖外王」以及「普渡眾生」等，都是人類偉大文明思想的象徵。台灣和以色列、烏克蘭並列為軍援對象，也被稱為是全世界最危險的地方，正向積極的交流對話，求同存異，才得以解除緊張對立，避免衝突。對台灣而言，現階段政治上難以言一個中國，但民間各項文教活動當值得肯定，以此增進理解、建立互信，乃至促進合作和發展，共謀兩岸和平之永續未來。

當代佛教高僧一行禪師於日前（2022.1.23）圓寂，享年95歲（1926年10月生於越南），他是除十四世達賴喇嘛外最為全球所熟知的佛教領袖。禪師在許多人認識佛法的歷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他的著作總是啟發人心，帶給世界和平與寧靜的氣息，其貢獻我姑列以下十點： 一、正念運動的領航者現今正念風潮從歐美席捲全世界，一行禪師乃是極為重要的推手，如《正念的奇蹟》（The Miracle of Mindfulness）一書在歐美書店排行榜居高不下即是一例，他甚被BBC譽為當代「正念之父」。二、入世佛教的倡導者一行禪師鼓吹的「入世佛教」（Engaged Buddhism）亦廣為人知。就個人修行而言，乃是把佛法帶入到生活當中，食衣住行、行住坐臥的任一片刻，都是修行。把佛法應用在生活中、讓佛法參與生活，原是一行禪師「入世佛教」的要點；但這不只是個人修行也包括社會參與，因而有社會性入世佛教（Socially Engaged Buddhism）的開展，生活修行中也不忘社會關懷。 三、反戰的和平主義者一行禪師在1960年代越戰時期率領僧眾參與反戰、進行和平示威，並積極遊說歐美人士協助停戰，最知名的如美國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公開反對美國介入越戰。他的和平呼聲以及社會關懷，讓馬丁路德博士大為讚揚，提名他為諾貝爾和平獎的候選人，推薦信中表示沒有人比他更適合得奬。 四、佛教西傳的貢獻者相對於兩千年前佛教東傳中國，當今佛教西傳亦為人所留意；如前所述，一行禪師是現今除達賴喇嘛外最為知名的佛教僧人，其著作等身並在歐美世界流傳甚廣，當今洋人得以認識東方佛教的智慧，一行禪師可說居功厥偉。 五、體現漢傳佛教信仰特色雖然越南位於東南亞，但是越南佛教整體而言與泰國、緬甸等不同，乃屬漢傳佛教的傳統。一行禪師成長於漢傳佛教的信仰背景，然而他的開明與寬大、尊重各個佛教系統，使不限於漢傳佛教修行方式，卻廣泛運用大小乘佛法，進行跨宗派、跨傳統的統合融攝，尤重根本佛教的念處/念住法門，猶如法鼓山聖嚴法師指出漢傳佛教包容性、涵融性及適應性等特色。 六、佛教倫理的翻新與再詮釋一行禪師因應現代人的生活方式以及文化脈絡，亦對佛教的制度做了新的闡釋以及應用；如他在佛教的「五戒」為基礎外另延伸出「十四戒」，不只對「五戒」提出新的解釋（如以持戒為正念訓練），也依據現今需求另立倫理規約，而可視為是一種「教制」變革，讓佛教的制度規範適應新時代而有所轉化與更新。 七、佛教義理思想的創造解讀一行禪師著述超過百本，當中亦含括佛典解讀，舉凡《念處經》、《心經》、《金剛經》、《法華經》，乃至於《唯識二十頌》、《唯識三十頌》（合為Understanding Our Mind一書）等，都是他詮釋過的佛教典籍。一行禪師的義理開演重於日常實踐，從中顯示出他的詮解創意，例如「相即相入」（interbeing）之新創字詞，認為存在即是交互存在（to be is to inter-be），對佛教的緣起法作了新穎的理解。 八、集文學與宗教的詩文創作一行禪師除了是一位禪僧外，亦以「詩人」形象為世人所知，其作品文學與宗教的美感兼具，詩詞中散發出寧靜之美，可說「文如其人」，從中展現出他的人格特質以及宗教修持上的體驗。 九、跨宗教的對話交流一行禪師多本著作都關乎跨宗教對話，像《生生基督世世佛》（Living Buddha, Living Christ）、《回家：耶穌與佛陀作為兄弟》（Going Home: Jesus and Buddha as Brothers）等，皆是膾炙人口。一行禪師對於其他宗教的尊重以及推崇，為現今宗教對話立下範式，他甚至表示其供桌上並列佛陀和耶穌的聖像，每當禮拜時得以接收到兩位聖者的靈性教導；他甚至鼓勵異教徒間的婚姻締結，相互學習彼此的宗教來豐富靈性生活。 十、人間性佛法的行者風範一行禪師的禪法理性平實，不故弄玄虛、不侈談神秘感應，強調現世人間教化的實用性與人本的佛法。他甚至在著作中，不避諱地分享早年修道「情竇初開」的經驗（可見Cultivating the Mind of Love，中譯《初戀三摩地》），以及他如何在兩難掙扎中，藉由佛法義理的思維觀照進而昇華轉化。一行禪師正視人間情愛的真實向度，除顯示出開明、寬容的一面，亦展現「具煩惱身」之行者風範。 以上僅例舉我對一行禪師的初步認識，其他對於環境保護的提倡關注，如何修復人類與地球之母的關係暨生態永續的呼籲，皆有數本著作出版，在現今地球暖化、氣候變遷的危機考驗，皆相當具有參考價值。 「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僅以此短文來緬懷一行禪師、禮敬一行禪師！ (林建德  慈濟大學宗教與人文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以往各國政府之執政，無不重視政治、經濟、軍事和科技等，從此等面向來看出一個國家的「國力」。  然而，在病毒環伺、無孔不入的時代，防疫也成了測試國力的一環。事實上不只疫病防制，更廣泛而言，因應天災人禍不斷的世界，如何全面性作有效的減災、防災、備災、救災等，都表現一個國家的整體國力。  小小病毒防制得宜，國力才可能強大，防疫力亦成為決戰點，而防疫亦涉及到公共意識、公民素養，否則「害群之馬」從中作梗，一旦疫情擴散全盤失控，不只民眾身陷水深火熱，主政者亦焦頭爛額。  是以新冠病毒改變我們的世界觀、國際觀，重新調整所謂大國或強國的定位。雖然新冠病毒被懷疑是刻意散佈的「陰謀」，旨在重新洗牌世界局勢，但無論如何，這樣的「陰謀」是損人不利己，終究仍會反撲到自己身上。  而今既發生了就只有面對，畢竟病毒沒有國籍地域、不分種族文化，乃是全人類的挑戰、全球性的浩劫。  「時窮節乃見」，這句話用在災情嚴竣、染疫頻傳的此刻亦復如是。從嚴密的防範、乃至根除，看出執政之成敗及國民之優劣，也因此病毒肆虐正考驗著民眾素養與政府能力，只有「全民一心」、「同島一命」嚴陣以待，台灣才可能恢復過往的榮景。

兩蔣時代國共對峙，時常可聽到「萬惡共產黨」、「共匪」等用語，所謂「保密防諜」所防的是共黨人員無孔不入的滲透，傾力灌輸共產黨之惡，然而共產黨究竟有多惡呢？  事實上，「共產」一點也不惡，卻象徵人類高度的願景與理想，投射世界大同的絕美境地，如《禮記‧禮運大同篇》：「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等，共產之「利和同均」預想著美好世界到來的一天。  然而，當「共產」成為一種強制性理想，脅迫他人必須遵從就範，「惡」的問題因此產生，包括兩岸之間強迫統一亦然。  中共一廂情願的想望表現在口號上，如視中國統一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不惜犧牲一切代價，於是乎香港民主被粗暴地沒收，甚至以武力攻打台灣都是可能發生的。  究實而言，兩岸問題亦是「思想」問題，共黨意識型態頑冥不靈，如美國總統拜登稱習近平「骨子裡沒民主」，畢竟對習而言，民主不是首要價值，反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才是，如此任何不理性的瘋狂作為，似乎是不難想見的。  可知，專制集權未必是邪惡的，但暴力式強壓他人順服、聽命於己，邪惡於是出現；共產黨之所以惡、之所以被視為邪惡政權，當亦在此。  民主價值的可貴，在於尊重多元、存留差異，容忍一切異於己的不同聲音，在遵循法治的前提下過想過的生活、說想說的話；只是，所謂的尊重、包容難以存在於共產黨的心靈裡。  總之，理想夾帶著威嚇逼迫，為此不惜生靈塗炭、屍橫遍野，成為邪惡的原因；此亦如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所說之「惡之平庸」（或「平庸之惡」the banality of evil），因不會思考、不想思考，於是鑄成大錯，犯下萬劫不復的罪與惡。 

中山大學日前認定前高雄市長參選人李眉蓁論文「抄襲事證明確」，決議撤除碩士學位，不只市長沒選上，學位亦跟著取消，而可謂「政學兩失」。 猶記七年前馬政府時期，一位甫上任的國防部部長，短短六天時間即因論文涉及抄襲而閃辭官職，同樣也是「賠了夫人又折兵」（官位沒了、污點多了）。此等事件層出不窮，實令人引以為戒。 審慎、嚴謹是學術的基本態度，然而人畢竟是人，孰能無過？有時亦不免「忙中有錯」。 也因此若精嚴審視多數學者的論文，不免會發現大大小小的疏忽，只是情節輕重而已；即便是「學界大老」，在學術上卓然有成的學者，如果刻意用放大鏡挑三揀四，也可能被發現「小辮子」。 學術的精神告訴我們「行成於思毀於隨」、「勿以惡小而為之」等道理，千萬別以為一段小小引文不另加註沒有什麼，可能因草率、隨便、差不多、貪圖方便而鑄成大錯。尤其現今科技發達的網路時代，資料引用相當便利，一不留神就很容易踩到紅線。 不過，倘若真是一時不察的「無心之過」，有時善意與包容是重要的，就像文章寫作中總會出現錯字或語句不通順的地方，因此一些引註的遺漏或失當，視情況仍應予以「同情的理解」。 學術倫理的違反或大或小、或輕或重，有些是很明顯的故意，有些是不小心的疏失。 一方面研究人員要虔敬戒慎，尤其有意於「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的人，更要以高道德標準自我期許；另一方面情節較輕、非出於惡意的「犯規」，實不需窮追猛打，而或可多一些寬容。 至於李眉蓁之「政學兩失」，依中山大學之審查認定，究竟屬於何種情形，相信答案不言自明。

李登輝前總統日前逝世，主政十二年期間是非功過歷史自有公斷，但大體上是褒多於貶；除民進黨、民眾黨推崇李登輝對台灣民主的卓越貢獻外，即便是國民黨、親民黨也少見惡言相對（當然新黨就除外了），仍維持著敬重的善意，即便宋楚瑜因「凍省」等而「恩斷義絕」，赴北榮弔唁仍感念李登輝當年對他的提拔栽培。  台灣政治領袖中能得到相當程度的普遍認同，應該不會太多，李登輝是少數的一個。對於李登輝過往從政的一切交由他人論斷，這裡只是想點出他有別於大多數政治領袖中的一種特質，意即好讀書、愛讀書的知識人特質；李登輝的人文素養大概是歷來中華民國總統最好的一個，而他的民主意識應和其人文素養有關（一如余英時先生所認為的人文與民主密不可分）。  從吳念真在youtube的訪談中，可知李登輝藏書之豐與讀書之勤是台灣歷來領導人遠遠不及的，說他最具有哲學內涵亦不為過。他曾公開分享他的讀書心得，介紹湯瑪斯．卡萊爾（Thomas Carlyle）《衣裳哲學》（Sartor Resartus）一書的思想啟發，表示從十五、六歲很年輕的時候就持續進行內省，探索自己的精神世界，很認真地在思考「人為何會死亡」、「活著有何意義」等問題。其餘如西田幾多郎《善的研究》、海德格《存有與時間­》等，皆是他研讀的哲學名著，所謂「我是不是我的我」名言，即是來自西田哲學的啟發。  相較於此，美國總統川普上任來一心一意想「讓美國再次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對外爭取美國利益優先，對內推動經濟復甦發展，即便各項財經、外交政策看似奏效（如中美貿易戰等），然而一場COVID-19疫情幾乎讓一切努力付諸流水，美國已成為全球災情最嚴峻、死傷最慘重的國家；而防疫節節敗退，川普連任之路大概已機會渺茫。  川普是商場大亨，有著敏銳的商機嗅覺與精算頭腦，滿口生意經、凡事以「利」為導向；只是人算不如天算，未能洞悉世事無常變化，輕忽病毒的擴散效應，第一時間不願承認、也不想正對疫情，終至排山倒海漫延開來，一發不可收拾，如今雖勉為其難積極防疫，不免有為時已晚之憾。  相對於川普，歐巴馬前總統不管上任前、就任時或缷任後，一直養成每天看書的習慣，甚而有「文學總統」的雅號，相信他對於疫情的危機處理會比川普還好。  事實上，一些疫情失控的國家，大體有著民粹、重商的領導人，如巴西亦是一個例子。這似乎說明只有商業及政治腦袋，卻欠缺人文素養的國家領導人，不管經濟如何繁榮、民主如何發展、科技如何進步、國防如何強大，也難以成為一位偉大的總統。  人文素養意味著「人之為人」的深刻反思，哲學和文學等的閱讀探索，帶領人從現實世界超拔出來，在抽象中作寬廣觀照與長遠思考，而不再只是短視近利。不只專制政權的獨裁者沒有人文素養可言，連民主國家的政治領袖也少有人文素養，致使在某些關鍵點上不能作出高瞻遠矚的判斷，甚而帶來了災難，人文素養對於領導人的重要性不言可喻。

新冠肺炎此刻正肆虐全球，而且環伺於你我之間。雖然台灣暫時躲過這一波侵襲，但因疫情擴散迅速，至今也沒有有效的預防疫苗及治療方式，因此仍要戰戰兢兢、不能大意。  新冠肺炎一如其它肺炎一樣，屬於呼吸系統的疾病，透過口鼻飛沫傳染把病毒傳播出去，嚴重者呼吸困難，最後因無法呼吸而致命。  截至目前（2020年6月22日），全世界884萬人感染肺炎，雖有439萬人康復，但卻有46.5萬人死亡。這些死亡的人口中，莫不經歷苦痛折磨的生死拔河，在「苟延殘喘」中為自己的呼吸掙扎、為自己的生存奮鬥。  於此同時，因著美國白人警察強力逮捕黑人嫌犯George Floyd，以膝蓋抵壓脖頸長達八分鐘，終至無法呼吸而喪命。死前Floyd高喊「我不能呼吸」（I can't breathe）成為最後遺言，這也象徵美國白人長時間宰制「非我族類」（以至於「窒息」），激發全美「反種族歧視」浪潮，甚至在歐洲世界引起廣大迴響而遍地開花。  兩起全球矚目的重大事件都和「呼吸」有關，也都因「不能呼吸」造成傷亡；這讓我想到，重度「漸凍人」陳大謀先生曾在受訪時表示：「能呼吸就要感恩」。  誠然，「能呼吸就要感恩」，時時感恩我還能呼吸，畢竟肺炎疫情席捲下，這世界成千上萬的人正痛苦的呼吸著。而不管遇到什麼艱難困境，至少我們還可以呼吸，至少我們還活著，原來單純的呼吸、單純的活著就是一件美妙的事。  每個苦難的發生，都在提醒我們珍惜身邊的人、珍惜眼前的事，哪怕看似微不足道，卻很可能是我們賴以為生的。  尤其「世間無常」，不能擔保下一個分秒依舊如此，也因此珍視並感念所擁有的，成了人生的必要修煉；而倘若連微小的呼吸都能心懷感恩，生命哪有不美好的道理？  林建德/慈濟大學教師

韓國瑜罷免案以不成比例的結果高票通過，這是初選上市長的韓國瑜所難以料想的。場景拉回到2018年底縣市長選舉，蔡英文支持度跌入谷底，連黨內同志都想取而代之，反觀韓國瑜聲勢如日中天，總統選舉看來也是穩操勝算。   然而，超高人氣不代表出師參選的正當性，在面對權力的誘惑時，仍必須想到對選民莊嚴的承諾。只不過韓國瑜兩難選擇中，並沒有「穩紮穩打」、扮演好市長角色，反而意想「乘勝追擊」、直取總統大位。而一旦作此選擇，最終的結果是「不成功，便成仁」，等於是以市長的位子來賭總統的寶座。   世事難料，聲勢低迷的蔡英文隨著香港的「反送中」，情勢大幅逆轉，韓國瑜也在「彼長我消」與總統寶座愈離愈遠，最後不免賠上市長位子。                                                 韓國瑜固然可能「當局者迷」，在民意聲浪中自我迷失，但旁邊的人亦應曉以大義，穩住高雄得來不易的勝選。只不過國民黨亦在贏回政權的渴望中迷失了，除少數人（如侯友宜）表達不認同外，整個國民黨似被虛浮的民意表象沖昏了頭，及至於步步錯、全盤錯。   反過來說，倘若當初韓國瑜以高人氣之姿胸懷大度，抱持「成功不必在我」，在總統選戰中「謙讓」，而對高雄市政「當仁不讓」，自願作一個「抬轎人」，今天局勢絕不至此，反倒贏得更多的尊敬與認同，而政治家與政客之分野亦於此可見。   綠營長年執政的高雄，人民只願給國民黨一次機會，得來不易的政權更是該全力以赴，而不是貪得無厭另作他想。而韓國瑜旋風短時間之暴起暴跌，果然是「百年難得一見的政治奇才」，其所留下的人生樣板足以為借鏡，更值得所有政治人物的參考省思。

韓國瑜總統大選落敗，高雄市長位置也跟著難保。當初好不容易，以超高人氣當選，而今群起罷免之，此一時、彼一時的反差，不勝唏噓之餘也給人們一些啟示。  民主選舉猶如一場無形的契約簽定，每一張選票都代表著殷殷期許，背後有著莊嚴使命的賦予以及神聖任務的交託，以國民黨身分在綠得出汁的南台灣選上市長，更是如此。  而今違背承諾離開跑道選總統，高雄人自有上當受騙之感。任何冠冕堂皇的理由，說什麼站在更高職位是為了讓高雄更好，都不過是自欺欺人。這也意味著政治人物必須一步一腳印，老老實實的「素其位而行，而不願乎其外」。  固然，站在韓國瑜的立場，「時勢造英雄」，超高聲勢下自給人勝券在握的錯覺；只不過世事難料，隨著香港「反送中」浪潮，藍綠之間也跟著此消彼長起來，韓國瑜亦夢碎總統路。  對韓國瑜而言，參選總統究竟是更大責任的承擔，還是更大權力的誘惑，只有他本人知道。只不過「乘風而起」的同時就是一場「賭注」，而既然選擇下注，就必須有願賭服輸的準備。  而今，罷免案如火如荼展開，看來過關的可能性不低，這除了顯示政治現實的幻化無常外，也給了所有政治人物上一堂寶貴的民主課程（甚至也是一種教訓）：請謹記和選民的選票約定，別輕意的「吃碗內看碗外」，否則高高舉起即是重重摔下，落得粉身碎骨的後果。 林建德／大學教師

從「一國兩制」到「一邦兩國」 國民黨主席投票選舉在即，兩岸政策如何定位乃是重中之重，不只定調國民黨未來發展，也深遠影響台灣前途。   從上次大選中，可知「一個中國」（或「一國兩制」）幾乎是票房毒藥，任何站在「一個中國」或傾向於「一個中國」立場，在選舉中難以得到普遍支持，如此改弦易轍勢不可免。   「一國一制」是中共政府所期盼的，但現實上不可能也不可行，退而求其次而言「一國兩制」。然在台灣方面，現階段絕大多數仍傾向於「兩國」──兩個分治的政體，不管是「兩國兩制」或「兩國一制」（當然「一制」最好是民主體制），就是不願意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所統治，但這卻是大陸官方所不許的。   「一國兩制」在台灣既不可行、行不通，或可以思考「一邦兩國」的可能。所謂「一邦兩國」，表明我們雖然是各自分治的政體，但基本上仍屬同一個「邦聯」（confederation），願在經濟、文化、教育、交通甚至是軍事上，保持一定的交流合作。   「邦聯」是「試婚」階段，如果雙方情投意合，長遠的未來不排除結合的可能，進而成為「聯邦」（federation）。   兩個中國一個邦聯，意味著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地理位置、語言、文化等因緣相關，在情理上應屬同一聯盟，猶如英語系國家往往有一「默契」的相合，雖然彼此之間都是相互獨立的。   「一邦」初可以指「邦聯」，後亦可指「聯邦」，亦即到了末後階段之「一邦兩國」，其中的「邦」即成了動詞，「以一國來邦聯兩國」，而成為「聯邦」。   「邦聯」是個別國家間的共榮共存，「聯邦」是雙方合意成為一個國家。台灣在「邦聯」的基礎下進可攻、退可守，以（獨立的）邦聯為前提探尋（統一的）聯邦的可能，以「大一中」磨合「小一中」，保持一定彈性來促進兩岸關係之穩定發展。   國民黨要「起死回生」，必須選擇一條「中道」的路走，不只貼近於台灣人民、有利於台灣長遠前景，同時又能為中國政府所接受。如此以「一邦兩國」來開創兩岸關係，或許是一種新的可能。   文／林建德（大學教師）

驚世災難下的警世覺悟 這些年來中國大陸經濟起飛驚人，短時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坐穩世界強國之列，幾足與美國抗衡。而今「大國崛起」在新冠病毒肆虐下蒙上陰影，重挫自身經濟外，也一定程度影響國際經貿往來，如順著「一帶一路」的國家無不擔憂病毒的散播。   新冠病毒侵襲全球，中國大陸始作俑者、亦成為眾矢之的，中國人在世界各地亦被指指點點。值此冠狀病毒盛行，不得不讓人歇下腳步，重新檢視所謂的「進步」，了解到不管經濟如何繁榮、如何成長，當面對到生命死亡威脅，再也沒什麼比這更重要了――連命都沒了，財源滾滾又有何意義？人民身家性命不保，躋身強國又有何益處？   事實上，經濟發達的同時，其它各方面沒能與時俱進、俱變，亦只會徒留遺憾，其中包括人民的素養、政治的體制等。   這些年來中國社會所造就的所謂「土豪」，即顯示人民素質並沒有相對應的提升，包括此次新冠病毒恐起因於打食野味的口腹之欲，進而演變為一場全球浩劫，也是民眾素養的問題。   此外，一黨專政的集權體制，少了言論自由、民主論議，資訊的不公開和不透明，於疫情不能提早發現、提前預防，也加重了疫情快速漫延。   證嚴法師近來常呼籲「驚世的災難」需要有「警世的覺悟」，災厄災禍的發生是覺醒覺悟的契機，驚世災難的臨頭需要警世覺悟的抬頭。換個方式說，警世的覺悟若一直未抬頭，驚世的災難將再三臨頭。   地球上每一份子都要有「世界公民」的認知意識，「病毒無國界」，病毒的傳播感染不分族群、不分地域，病毒環伺下每一國家及至每一個人都環環相扣、因緣相關，防疫工作亦也是全球總動員。   如此當重新審視人與人、國與國之間的關係，疫情嚴重正也是反躬自省的良機。疫情緊繃下所作的諸多防範措施、暫停各種活動，種種限制亦讓人潛心反思，究竟什麼才是人生最重要的？什麼才是美好生活？   病毒擴散無人置身事外，應在事件過程中引以為鑑、引以為戒；唯有心態改變，「警世覺悟」，疫情才更可能早日得到控制。   林建德（大學教師）

民主與健康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如星火燎原般擴散至今，然北京政府早在１月初已掌握武漢景況，卻直到1月21日才正式公告消息，兩天後隨即封城；只是失去第一時間當機立斷，後續一切防制就倍加困難。   這錯失時機不能不說是專制政權所帶來的苦果。12月爆發時，李文亮醫師已於12月底透過群組廣發病毒訊息，卻被以散佈網路謠言、嚴重違反社會秩序「以法辦理」，強迫簽下犯罪承認聲明，還得保證不會再犯。   李文亮之說真話、說實話，而且是有利於公眾社會的話，不只沒有「洞燭先機」的奬賞，反得到告誡訓示的懲罰，等到疫情一發不可收拾，眾人才意識到李文亮所言不虛也，不過一切為時已晚。   一個社會即便不能讓人暢所欲言，至少也要給人「暢所當言」的空間， 尤其像李文亮醫師這樣具有一定教育水平及專業素養，當局何以草率的以散佈謠言等斥責之？   事實上，不只在疫情的防制上，任何關乎公眾利益之事，皆應儘可能資訊透明，在第一時間公告訊息以及公開討論，讓不同的人表達看法、抒發意見，使有利於公共事務的正向發展，而這也是多元文化、開放社會所必須。   固然社會主義之集權統治，可能有其上令下達的制度優勢，如中共官方引以為豪「火神山」、「雷神山」醫院，僅花了十天時間迅速完工啟用，但種種雷厲風行的措施，不也是一種「亡羊補牢」，相對付出的代價恐更為慘烈。   李文亮生前被警告仍説：「一個健康的社會不該只有一種聲音」，換言之，「只有一種聲音的社會是不健康的」，或者「一個不健康的社會只有一種聲音」；如此也意味著自由民主是較為健康的生活方式，或者自由民主的體制、得以說真話，乃有益於身心健康。   在這場「戰疫」中，李文亮不只是一名殉職的醫師，也成了另類的「烈士」、威權政治下的犧牲品，而他亦可說以「死諌」形式為大陸同胞爭取民主自由。   在我們為肺炎疫情戒慎警覺時，亦也要想到自由民主果實的可貴，寄望疫情儘速降溫，大陸民主化早日實現。   林建德/大學教師

教宗改革「宗座保密」之信仰啟示 教宗方濟各17日宣布廢除「宗座保密」（pontifical secret）條款在性侵案上的適用性，給了我們一定的信仰啟示。長年以來未成年的性侵案件，神職人員常以「高度機密」作為自保藉口，不只阻礙執法部門犯罪調查，也使受害者默然無語。而今「宗座保密」失效，支持者認為是「劃時代的決定」，不只有效抑止犯罪，也讓被害人得到進一步的保障。   宗教關心著「彼岸」世界的美好，視世間一切都是虛妄不實，不問世事外也不讓人過問自家的事、信仰的事。在佛教亦有「僧事僧決」之說，內部的事內部自己來處理。   然「僧事僧決」絕不代表為所欲為，有時公開透明攤在陽光下來檢視，反而更贏得尊敬和信賴；就像寺院的財務經濟，把一切的收支盈虧開誠佈公展示出來，不只道場收款安心，而信眾亦也捐獻放心。   誠然，宗教信仰「出世間」關注，面對「世間」的規約有其特殊性，某種程度可以受到禮遇與保護，但卻也容易在保護傘的誤用下，因密室操作而藏污納垢。   事實上，「不依俗諦，不得真諦」，世俗法律與道德規範亦有遵循的必要，舉凡土地的運用、資金的流向、教育的辦學等，當一定程度受到監督和管控。如果當神父、當師父的都不道德、不守法，又如何能教導信眾們道德和守法？   「僧事僧決」有其重要性和必要性，尊重個人不同的選擇及特有的生活方式，而不許外人的介入干涉，只不過仍是有限度的。畢竟僧人還是人，僧俗之間並不是截然二分，一般人亦可成為僧人；而當以「僧事僧決」拒絕外界的了解和參與，猶如「俗事俗決」之限制「方外人士」過問世事的可能，乃至剝奪其公民權。   時代在進步、社會在開放，人心也愈來愈開化，宗教徒亦也要跟著與時俱進、俱變，莫成為保守僵化的頑固份子，悖離現實而自絕於世道人心之外。教宗方濟各之廢止「宗座保密」的開明作為，應可作為信仰者因應宗教改革的參照。   林建德/大學教授

看見香港，回想台灣──在自由民主中安居樂業 香港從六月「反送中」以來，大小抗爭不斷，而今已進入九月，看來沒有平歇的跡象，甚至愈演愈烈，對峙衝突的過程中雙方都是辛苦的。   不少香港人受不了長時間動盪不安，隨著「反送中」的風潮也出現「反反送中」聲浪。   如此，今日香港境遇或有兩派不同立場，一派圖謀安居樂業，接受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的事實，一心只想好好賺錢、安定生活，自由民主是可以妥協讓步的。另一派可說是「不自由，吾寧死」，為自由民主力抗到底，甚而不惜犧牲慘烈代價。   「魚與熊掌兼得」自是最好不過的，但當兩者只能「二選一」時，安居樂業成了大多數人的共有心聲，最令人難以接受的是兩者全失。   事實上，沒有自由民主一樣可以安居樂業，就像大陸十數億人口一樣的掙錢過生活，一切只要聽「黨」話、跟「黨」走，「領導」自會帶領人民過著安和樂利的日子，只不過前提是少了民主和自由。   問題的重點在於，香港的同胞（乃至身在台灣的我們），願不願意服從「黨」中央的管控，接受「父權式」的政治思維型態？   對於香港的情勢，台灣人亦同感不捨。台灣是幸福的，既得以安居樂業、也享有民主自由。當然人世間沒有完美的，諸多不圓滿甚至醜陋在台灣一樣存在，只不過對比於現在的香港，我們確實得以在自由民主中安居樂業。   看到香港的艱難處境，「挺港」之餘也讓人更加珍惜台灣得來不易的民主果實，而我們具體支持香港的方式，亦在於深化及鞏固這樣的果實，讓共產黨知道自由民主價值之可貴，期盼所有華人都可以在自由民主中安居樂業。

中美貿易戰的文化反思 對於商業、經濟、貿易乃至於政治、國際關係等，由於所學背景的限制，我知道的相當貧乏。但作為一個人文學者，對於中美貿易戰卻有另一向度的觀察思考，認為這固然是兩大強國間政治角力及利益衝突，然而背後亦涉及文化思維及民族性等問題，其中也包括政治文化體制之施設等。 如自由民主是西方人高度重視的價值，中國的自由民主顯然不若美國，然而「獨裁」卻也可能是面對中美貿易戰有利的局勢。 在政治體制上，美國總統川普有任期上壓力，若不能速戰速決，下一次連任勢必受到相當衝擊。反觀國家主席習近平沒有此一顧慮，短時間雖有嚴重影響，但憲法保障他絕對權力、長久的權力，即便人民不滿也莫可奈何，不能用選票做任何改變，因此以「時間」作為談判籌碼，似乎只要運用「拖延戰術」之「以拖待變」，多少已站在有利的位置。 以下比喻或許不恰當，但或可作為參考：中美貿易戰猶如世界拳王對上太極宗師，拳擊是以快速、剛猛和強勁來取勝，而如果拳王不能在最短暫的時間把敵人擊倒，那善於「以柔克剛」、「以靜制動」的太極拳高手獲勝的可能性相對提高。 川普是商業大亨，相當懂得經商生財之道，美國人積極進取、講求實效利益的思維模式亦展露無遺，但他可能不懂得東方文化，尤其是中國人的思想型態和性格傾向，單一面向的思考若缺乏文化上的全面觀照，不足以「知己知彼」，很可能種下敗因。 如此中美貿易戰不只是經貿問題，也涉及文化差異的認識，甚至也關乎哲學思想上的問題，最後戰果如何，且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林建德 / 慈濟大學宗教所教授

同婚過後，「生命」會自找出路 同婚專法雖已立法通過並正式公布，但依舊餘波盪漾，質疑或反對聲浪屢屢可見，除破壞傳統倫常、毀家廢婚之批評外，更以「下一代幸福」為名斷然嚴拒之，認為不只對下一代身心造成負面影響，還加重「少子化」趨勢。對於同婚過後「孩子愈來愈少」（「少子化」）以及「孩子愈來愈壞」（戕害小孩身心發展）的疑慮，以下略抒己見以為回應： 一、「孩子愈來愈少」？ 國人愈生愈少之「少子女化」日趨嚴重，甚被視為「國安」層級的問題。雖然同性伴侶無法正常生育，但「傳宗接代」不必然是婚姻的先決或必要條件，現代社會中沒有生小孩的夫妻不在少數，或自己選擇不生，或想生而生不出來（如「不孕症」），或者因再婚自己或對方已有了小孩。 同婚過後養兒育女的模式也隨著轉趨多元，自然而然會有新的適應與新的調整，重新取得另一種形式的平衡。事實上，根據《天下》雜誌所引用的資料指出，在同婚合法化的國家當中，並沒有造成社會動盪及生育率降低、人口凋零乃至人類滅絕等危機，因此「孩子愈來愈少」恐會是一種多慮。 二、「孩子愈來愈壞」？ 同性婚姻家庭中長大的孩子，會造成小孩身心異常、人格變樣乃至扭曲嗎？然則有愛的婚姻、和諧的家庭才是小孩健康成長的重要因素，有愛就沒有阻礙，孩子也不會因此變壞。相對的，即便是異性的婚姻，若父母成天爭吵相鬥甚至暴力相向，仇恨的種子埋藏在小孩身上，那傷害與陰影才是更加嚴重。因此我們應關心的是婚姻之間愛與情感的交流互動，而未必在於性別之同與異。 同婚通過後，「生命」會自己找到出路，下一代一樣幸福。而且不只下一代幸福，上一代、這一代乃至下下一代都可以是幸福的，其中的關鍵在於愛、包容、尊重、信任等價值的存在與否，而這也才是我們必須關注的焦點。 林中觀  大學教授

同婚通過讓台灣人引以為榮 台灣日前通過同志婚姻法案，這是歷史性的一刻！同志婚姻本身雖至關重要，但更重要是法律通過背後所彰顯的價值，象徵著自由、平等、包容、尊重等價值的再確立；此時此刻台灣正隨著世界的進步價值而前進，讓身為台灣人的我們感到榮耀。  雖然去年底的公投說明台灣大多數民意是不認可同志婚姻的，但憲法第22條保障人民婚姻自由及第7條保障人民平等權，其中「自由平等」之強調，致使同志婚姻的保障、保護勢在必行，畢竟憲法位階高於一切法律。  可知，政府除了聆聽民意、隨順民意外，也有義務引領人民前進，價值定向應優先於人民意向。如此，我們不得不給小英政府及支持的立委們一個肯定，即便自知逆流而行是辛苦的，亦可能因此逆勢而傷，如連任之路更為嚴峻，但只要是對的就該堅持，不管代價如何也當放手一搏。  同志婚姻法案通過讓台灣人感到光榮，在於我們不被舊思維、傳統意識型態所框限，而能以更開明開放的態度來接納少數、包容異己。這也使得國際媒體爭相報導，加拿大外交部甚而推文恭喜台灣人民，意味我們的平等自由邁入新的里程碑。  「願天下有情人終成眷屬」，同志朋友們也要珍惜這得來不易的成果，珍惜婚姻中互許的諾言，寫下歷史新頁之餘也要立下良好典範。  必須知道，同志婚姻雖表徵社會的多元開放，但結婚本身即是一種規範（不管是道德規範或法律規範），如何多元而不浮濫、開放而不雜亂，乃是走入婚姻的雙方所要共同努力的；也因此「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讓台灣經驗成為亞洲其它國家推動同志婚姻進程的參考。 林建德  大學教授

慈濟大學為什麼是台灣最具影響力的大學？ 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特刊（Times Higher Education, THE）首度發表「世界大學影響力排名」（University Impact Rankings），在全球排行中慈濟大學名列第67（亞洲排行第十），位居台灣之首，其它頂尖大學如台大名列2（全球第70）、成大第3（全球第80名）等。 慈濟大學地處資源相對匱乏的花東，規模並不算大，在學學生人數僅三千五百人左右，何以大學影響力排名在台灣能獨佔鰲頭？原來相較於「世界大學排名」所重的學術研究、知識創新、教學表現、國際化等指標，「世界大學影響力排名」更強調「良好健康與社會福祉」、「確保永續消費與生產模式」、「削減不平等」、「夥伴關係」、「氣候行動」、「永續城市和社區」、「性別平等」、「教育品質」等其它因素，評量大學的辦學績效不再限於特定面向而轉趨於多元。 慈濟大學之所以能在「良好健康與社會福祉」、「確保永續消費與生產模式」等項目奪得佳績，乃承襲於證嚴法師創辦慈濟志業的理念，除專業知識技能外，還重於慈善、環保、人文、品格之教化與陶冶，以及社會關懷和志工服務等實踐。 舉例來說，在慈濟大學校園中，垃圾分類除「一般垃圾」外，還有紙類、玻璃鐵鋁罐、塑膠寶特瓶、鋁箔包、紙容器及廚餘等數種，相對於其它學校或公共場所（如公園、車站等）往往只有「可回收」和「不可回收」之兩大類，慈濟大學對於環保回收之用心、細心可見一斑 此外，慈濟大學校園內供餐皆以素食為主，師生們只要以少少的花費就可以吃到營養美味的素餐，除傳達慈悲護生的精神外，也盼為生態環境的永續發展盡一分心力，避免因地球資源過度消耗而加快氣候變遷的速度；而且在校園裡師生統一自備碗筷，不提供一次性餐具之使用。 其它包括校園綠化、節能推廣、水資源珍惜、制服文化等，舉凡慈濟志業宣揚的正向信念都盡可能在大學中落實。而這不只是慈濟大學，整個慈濟教育志業如慈濟科技大學、慈濟中小學乃至幼兒園等，都是依循相同的教育理念。 慈濟的特色辦學即試著走出不一樣的路，這次名列第一的影響力即來自於慈濟辦學的理想性；而這不只是對慈濟大學的肯定，也是對整個慈濟志業的肯定，肯定了慈濟社群五十多年來對台灣社會及至於國際世界的貢獻。 台大前校長傅斯年先生曾以「貢獻這所大學於宇宙之精神」來勉勵台大師生，所謂的「宇宙之精神」固然有不同解讀的可能，但就慈濟大學來說包含了淨化人心、祥和社會等，也因此「貢獻這所大學於世界之美善」，成了慈濟大學的辦學願景，此或也給了台灣高教發展的另一種啟發。 林中觀 / 慈濟大學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