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針對《經濟學人》的「台灣病」說法，經濟部長龔明鑫回應說：「台灣沒有病，有病的是那些講我們有病的人」。前駐歐盟代表李淳，也用另一種說法：「這不是病，而是勳章。」兩種說法語氣不同，本質卻非常接近：都在強調台灣經濟的強勁，很值得驕傲，而不是生了什麼「病」。
曾擔任政院政務委員及經發會副主委的張景森，在其臉書「543評論/張景森」粉專表示，他完全理解龔明鑫和李淳想傳達的正面意圖：要替台灣打氣，維護投資人和國人的信心。這十年來，台灣的經濟成績確實亮眼：企業獲利創新高，科技產業站在世界供應鏈的核心，出口數字亮眼，政府與民間都付出了很多努力。身為經濟政策推動者龔部長確實有很大的功勞，這一點不應被抹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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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經濟學人》並沒有否認這些成績，它談的不是「台灣不好」，而是「台灣這麼好，卻伴隨了哪些副作用」。它把焦點鎖在低估匯率這個因素上，當然未必完整，甚至可能偏頗；但它丟出來的是一個結構性的提醒：這種成長模式，對國內分配和長期穩定，究竟帶來什麼影響？換句話說，龔明鑫談的是台灣的「富貴」，《經濟學人》談的是台灣的「富貴病」。有錢人當然也會有病，兩者其實不矛盾。
他強調，一個有錢人長得富態圓潤，看起來很「福氣」；但如果是肥油多、肌肉少，體脂過高、內臟脂肪超標，那就是典型的亞健康。你要說他「很會吃」沒錯，要說他「身體沒問題」那就未必了。現在的台灣經濟，很可能就處在這樣的狀態：看起來強壯，卻可能跑不遠。
其實大家日常其實感受得很清楚：
* 企業獲利節節上升，但利潤卻沒有相對分享給員工與全民。
* 勞動所得占 GDP 比重只有約 48% ～50%，長期明顯偏低，薪資中位數也長期追不上物價與房價。
* 房價所得比不斷攀升，年輕世代「買不起」、「搬不走」、「存不到」已經變成社會共識。
這些不是國外雜誌憑空想像，而是台灣家庭每天在承受的壓力。這些現象，就是「富貴病」的症狀。
經濟出現「富貴病」，確實是因為成功才有這個問題，但仍然是病，尤其會侵蝕公平分配，削弱長期競爭力。承認有病，不是抹煞現有成績，而是讓台灣可以跑得更久、更穩。
其實執政團隊很清楚「如何提高勞動所得」是一個執政的必考題，有些措施已經在做了。但是他認為應該提出更具體且更完整的政策去推動，來回答國家經濟上的這個重要考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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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景森提出三個建議：
一、建立制度化的利潤分享機制
應該在制度上，讓生產力成長與薪資調整有效連動，設定合理的員工分紅底線，讓勞工不再只是景氣循環中的最後一個被照顧的人。這個好像已經有修法的法案了，應該積極推動。
二、應該對超額利潤課稅，將成果分配給全民。
對賺到超額利潤的企業應課以合理稅負，形成「成功企業回饋社會」的機制，再透過公共支出、社會投資與現金給付，把成果分享給更多人，特別是那些長期被忽略、但一樣撐起經濟的人。這樣的想法，並非憑空發想，而是國際趨勢。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正在推動全球企業最低稅負制，鎖定全球營收超過 7.5 億歐元的大型跨國企業，要求其稅率不得低於 15%。更進一步的「全球利潤分配稅制」，更是直接針對超大型企業（營收超過 200 億歐元且利潤率超過 10%）的超額利潤課稅。
這套國際反避稅架構的精神，正是為了確保巨額獲利的企業能公平分享稅收，對營運所在地的社會做出貢獻。台灣應該積極跟進，將這類超額利潤稅收用於改善國內分配問題。
三、超徵稅金發現金也許是對的，但普發是錯的，希望下一次不要再這樣發！
最近超徵稅收發現金給人民，方向是對的，因為看不出來政府有什麼更好的計劃。但做法是錯的，採全民一人一萬的「普發」，經濟效果有限，尤其目前重要的經濟目標，拉高中低收入家庭所得的作用太小了。真正符合正義與經濟效率的作法，應該是把錢優先分配給所得較低、處境較弱勢的族群，高所得、高資產者根本就不應該發。
英媒《經濟學人》近日直指新台幣遭低估 55％，民眾苦吞匯率苦果；隨後，台美同步發布聯合聲明，重申不應操縱匯率，僅在匯率過度波動或失序變動時干預，並採雙向干預。 （示意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