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史館為紀念終戰八十週年，特別規劃一系列紀念活動。為推廣修纂成果，並向中南部讀者介紹《蔣中正日記》、《蔣經國日記》、《楊基振日記》等重要史料，今（21）日於國史館台灣文獻館舉辦「窺見戰後台灣：兩蔣日記與台籍菁英日記的比較」座談會，並由國史館陳儀深館長主持，與談學者專家有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王良卿、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李毓嵐，以及國史館修纂處處長歐素瑛出席與談。
陳儀深致詞指出，今年適逢中日戰爭結束八十週年，國史館作為台灣重要史政機關，責無旁貸應關注 1945 年前後的政治與社會變遷。他強調，這段歷史如同「亮光與暗影」交疊，既有戰後和平的曙光，也因行政長官公署治理失能，短短一年半便引爆二二八事件。從兩蔣及林獻堂、楊基振、吳新榮等人日記中，都能見證這段時代的轉折。最後，他表示唯有直視歷史的光與影，理解背後的多重脈絡，才能真正建構以台灣為主體的史觀。
王良卿指出，《蔣中正日記》是二十世紀全球政治領袖中極為罕見、持續逐日書寫的重要文本，完整記錄了蔣中正作為中華民國領導者的思想軌跡與權力運作。這不僅是理解蔣氏個人性格與政治抉擇的一手材料，也反映出不同歷史階段的國家塑造歷程。特別是 1945 年至 1950 年，台灣由「新邊疆」逐步成為國府遷台後的「中央」，蔣的書寫無論詳述或沉默，都映照出台灣在治理與身份定位上的矛盾處境。
他進一步指出，蔣中正對日治時期台灣的現代化建設持高度評價，這與其對日本尚武文化的敬仰相關。此態度並未與戰後推動的「中國化」政策相衝突，反而呈現「殖民現代性」與「民族主義」交織的複雜結構。1949 年，蔣自澎湖至岡山再至台北草山，彌補了先前未完成的南部之行，對地方留下深刻印象。直到 1950 年韓戰爆發前，日記大量呈現他在動盪局勢下的內心掙扎與政治焦慮，展現出一位領導人於危局中面臨的多重抉擇。
李毓嵐指出，林獻堂是日治時期台灣人的精神領袖與「議會之父」，其 25 冊日記堪稱台灣最珍貴的歷史遺產之一，尤其對戰後國府統治的不滿格外引人注目。儘管戰後林獻堂曾數度與蔣中正互動，不過從日記中可以觀察到林逐漸對蔣政權失望，並於日記直言軍隊「皆有二心」，憂心台灣若遭共軍登陸將不戰而降。1950 年聽聞蔣即將復職，他淡然記道：「有復職與無復職皆相同，何必多此舉。」
他續指，儘管林獻堂隨後旅居日本，但持續關注台灣局勢，不過對回歸態度消極。蔣介石也曾派人勸返，1955 年，蔡培火赴日勸返時，他更以「台灣者，危邦、亂邦也……我若歸去，無異籠中之雞」表達拒絕。李毓嵐強調，林獻堂日記不僅是個人思想的紀錄，更是戰後台灣菁英與中央政權複雜互動的珍貴見證。
歐素瑛以編纂兩蔣及林獻堂、吳新榮等人日記的經驗，探討蔣中正在戰後台灣接收、二二八事件及後續處理中的政治判斷與決策。她指出，蔣中正同意陳儀採行特殊化的行政長官公署制度，已埋下社會不滿的火種。二二八事件爆發後，蔣除依陳儀報告外，也聽取黨政高層意見，最終決定派兵鎮壓，並認為台民「畏威而不懷德」。事件後，地方軍政首長無人被究責，引發深層怨懟。
她補充，1949 年蔣中正下野後，陳儀因策反湯恩伯遭撤職並押來台，最終被判死刑。兩蔣父子日記中均對其背叛嚴厲批評。她強調，《蔣中正日記》屬「有意史料」，內容多由幕僚抄錄並在黨內場合宣讀，因此不可能出現對二二八究責或反思的文字。也正因如此，事件長期成為社會禁忌，加深了族群與政權之間的隔閡。
除了今日場次外，國史館將於 11 月 1 日在國立成功大學文學院舉辦台南場次，並邀請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陳文松、真理大學台灣文學資料館張良澤名譽館長、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張哲維助理教授，以及國史館修纂處處長歐素瑛，共同探討日記在歷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同時透過不同背景、不同立場之敘述者的書寫，可以看到更完整的「戰後台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