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歐布萊恩近日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上發表「以實力回歸和平：為川普的外交政策辯護」的評論，為川普總統的外交政策理念及其內涵做了概括性的論述。貫穿全文，川普的對外政策就是現實主義的展現，亦即透過「權力手段」或「實力原則」達到目的。
一、「透過力量達到和平」是美國外交政策傳統，川普延續此一路線
歐布萊恩認為川普的思維延續了西方或美國外交重要的精神，在許多政治人物的演說中都能找到這樣的斧鑿：
「Si vis pacem, para bellum」 是一個出現於四世紀的拉丁短語，意思是「如果你想要和平，就準備戰爭」。這觀念可追溯二世紀的羅馬皇帝哈德良，他指出：「通過力量達到和平」。這一思想也在老羅斯福的格言中有所體現：「說話要溫和，但要拿著巨棒」，這就是著名的「巨棒外交」的典故；雷根直接借用了哈德良的話，在競選總統時承諾通過力量實現和平，必須注意的是，彼時卡特政府正陷入伊朗大使館危機，其外交政策備受批評。
換言之，川普的外交只是這些思想的傳承。歐布萊恩表示，2017年，川普在後奧巴馬時代之後將前述精神帶回白宮，並抨擊民主黨削弱美國軍事力量。川普也兌現了他的承諾，在2020年聯合國大會上，美國總統宣示美「通過力量實現並締結和平」。
歐布萊恩提出了具體的政策成果驗證「川普透過實力創造和平」此一說法：在他執政的最後16個月內，美國促成了《亞伯拉罕協議》，為以色列與中東鄰國帶來了和平；塞爾維亞和科索沃同意了美國斡旋的經濟正常化協議；美國成功推動埃及和海灣國家的裂痕，並結卡達束對該阿聯酋的封鎖；美國與塔利班達成協議，在川普政府最後一年時間內，沒有發生一件美國士兵戰鬥死亡事件。
這位前總統從未試圖將其外交政策概括為「川普主義」，因為他不遵循教條，而是從傳統的美國原則與自己的判斷做出決策，這些原則比所謂「全球主義」更為深厚，這個訴求就是「美國優先並不等於美國孤立」。在其擔任總統期間，北約以及美國與日本、以色列和阿拉伯海灣國家的合作都得到了軍事上的強化。
二、川普外交政策的調整，是針對新自由主義的問題而來，美中經貿大戰只是具體實踐
深入觀察，川普外交政策可視為對民主黨倡議的新自由制度主義的批判，特別是在1990年代至2017年間實行的全球主義的缺陷與問題。川普認為「自由貿易」的理論與實踐存有巨大落差，許多「外國政府」利用高關稅、貿易壁壘和知識產權盜竊來損害美國的經濟和安全利益。儘管軍費開支巨大，美國其國家安全機制自1991年海灣戰爭以來很少獲得勝利，卻在伊拉克、利比亞和敘利亞等地遭受了明顯的失敗。因此，美國政府必須反省全球主義施行的對象與政策內容，並積極採取相關作為。這些論述批判，可視為川普啟動美國經貿大戰的正當性。
此外，中國與俄羅斯這類的修正主義國家卻透過一系列改變現狀的作為，試圖建構新的政治價值、全球體系與生產供應鏈，他們是經濟全球化與自由貿易的受益者，卻對美國與西方世界造成巨大威脅。中國的崛起是依賴於巨額補貼、知識產權盜竊和不公平的貿易手段。此外，中共試圖通過在電動車、太陽能、人工智能和量子計算等關鍵領域取代美國，使其成為全球領導者來擴展其霸權。
歐布萊恩指出，中國已經成為一個強大的軍事和經濟對手。它經常透過各種手段威脅民主台灣，其海警、海上民兵與菲律賓持續處於「灰色衝突」的狀態，將在南海引發戰爭衝突隱憂。此外，北京現在是華盛頓在網絡空間中的主要敵人，經常攻擊美國的商業和政府網絡。中國的不公平貿易和商業行為損害了美國經濟，並使美國依賴中國製造的商品甚至一些重要藥品。
儘管「中國模式」不像60年代蘇聯共產主義，對於第三世界革命者，意以及西方左派激進分子具有意識形態上的吸引力，習近平是毛澤東以來最危險的中國領導人，但在他領導下，中南海仍然有足夠信心逆轉經濟改革道路，鎮壓香港的自由，並與美國以及其他合作夥伴挑起爭端。更關鍵在於，中國尚未因COVID-19大流行而被究責，該病毒源自武漢。
如果中國試圖削弱美國的經濟和軍事實力，華盛頓應該以牙還牙，如同冷戰期間削弱蘇聯經濟一樣。川普當時對大約一半中國出口到美國的產品徵收更高的關稅，逼迫讓北京有機會恢復正常貿易，現在更必須進一步對中國商品徵收60%的關稅，並對任何可能對中國有用的技術實施更嚴格的出口管制。華盛頓也應該與北京保持暢通的溝通渠道，但美國應該將其太平洋外交重點放在澳大利亞、日本、菲律賓和韓國等盟國上，同時含括新加坡和新興夥伴如印尼和越南。
三、清晰的政策與強大的國防實力，才能有效嚇阻創造和平
他認為，為了嚇阻中國的擴張野心，對於國防與軍事現代化投資就是「實力」的物質基礎，然而當下的作為顯然不夠充分：軍隊越來越缺乏保衛美國及其利益所需的工具。
針對台灣安全議題關係，歐布萊恩直接指出，台灣每年在國防上的支出約為190億美元，佔其年度經濟產出的不到3%。儘管這比大多數美國的盟國與夥伴要好，但仍然太少，因為許多區域成員國在危險情勢下需要增加國防支出。「台灣的不足並不完全是其自身的錯」，過去的美國政府對華盛頓對台灣提供武器與協助防衛意願發出了「混合信號」。下一屆政府應該明確表示，隨著美國持續的承諾，台灣也需要增加國防支出，並採取其他措施，例如擴大軍事徵兵。
此外，國會應該通過向印尼、菲律賓和越南提供類似美國長期向以色列提供的補助金、貸款和武器轉讓的方式，來幫助這些國家增強其武裝力量。特別是菲律賓，需要在與中國在南海的對峙中迅速獲得支持。海軍應該開展一個緊急計劃，翻新退役的船隻，然後將它們捐贈給菲律賓，包括目前在費城和夏威夷儲備中的護衛艦和兩棲攻擊艦。
他示警美國的力量正在自我削弱中，特別是在面對中國與俄羅斯的核子挑戰中，此一關鍵仍在於美國是否再度享有戰略嚇阻的優勢。
事實是，海軍擁有的艦船數量目前少於300艘，雷根政府結束時為592艘，這將讓美國不足以全球18個海域中維持常規嚇阻。國會和行政部門應重新承諾在2032年前擁有355艘艦船的目標，這是川普在2017年早設定的。這其中包括更多隱形的弗吉尼亞級攻擊潛艇，這些潛艇構成了「三位一體」的核心戰略，該系統允許華盛頓從空中、陸地和海上部署核武器並擁有戰略優勢。
三位一體其他關鍵部分也需要改進，特別在於戰略轟炸這個面向。國會必須撥款給所有計劃中的100架正在研製中的B-21隱形轟炸機，以取代老化的B-2轟炸機。事實上，專家與權威人士中指出空軍需要至少256架這種穿透性打擊轟炸機，才能持續對抗一個同級的競爭對手。為了避免像B-2出現的採購問題（最終空軍只擁有21架，而不是最初計劃的132架），空軍和相關的國會委員會必須努力確保穩定的生產過程。
隨著中國和俄羅斯對其核子儲存進行現代化與升級，美國必須在「三位一體」上保持技術和數量上的優勢。為此，華盛頓必須自1992年以來首次在現實世界中測試新的核武器，以檢驗其可靠性和安全性，而不僅僅是通過計算機模型。如果中國和俄羅斯繼續拒絕參加善意的軍控談判，美國也應該恢復生產鈾-235和鈈-239，這些是核武器的主要裂變同位素。
四、選舉加溫，外交議題將成為兩黨攻防重點
隨著美國大選躍上時程，歐布萊恩自然對民主黨外交政策多有批判。舉例來說，他認為拜登政府喜歡口頭上重視聯盟的重要性，然而他們似乎對現實世界中的民主盟友關係的興趣不大，反而更傾向於捍衛「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這樣的虛構抽象概念，這種言論反映了一種偽裝成支持民主理想的全球主義自由精英主義。
此外，他也認為民主黨標榜的「人權外交」也是口惠而實不至。過去卡特親自寫信給蘇聯持不同政見者沙卡夫，雷根在白宮會見了蘇聯異議份子納坦.夏蘭斯基，並在莫斯科的美國大使館會見了其他人。相比之下，拜登很少公開談論個別政見者，如香港出版商和民主倡導者黎智英，中國官方以政治理由將其監禁。儘管國務院對中國對待其公民的方式提出了抗議，並沒有實質與嚴肅的人權意義，這或許也是美國右派對所謂「自由派」的撻伐。
僅僅擁有更高效的軍隊不足以挫敗和威懾新形成的北京-莫斯科-德黑蘭軸心。做到這一點還需要在自由國家之間建立強大的聯盟，並提供清晰的「承諾」。換言之，這符合嚇阻理論的兩個基本內涵，亦即「信心」與「實力」這兩項關鍵指標。很明顯地，歐布萊恩為川普昔日政策辯護時，也批評拜登既有外交政策的問題。相信這些論點將成為年底總統大選雙方陣營的攻防的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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