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雜誌》時代的張俊宏，郭雨新就曾主動邀約他上仁愛路的西餐廳一起吃飯，離開《大學雜誌》後，張俊宏更是長安東路上羅馬賓館的常客。張俊宏回憶說：「羅馬賓館，在整個民主運動裡，不只是我，也是全台灣反對運動人士的避風港，沙漠裡的綠州，大家都到那裡去聚會、到那裡去補充營養，去尋找彼此間的體溫，繼續地走下去。」……話說海外有一個國建會，每年都會有學者回去台灣，回去後一定會被帶到調查局，讓他們知道海外有哪些叛亂份子。有一年國建會由大華府地區挑選劉永斌、吳明雄和李啟仁三位學者代表海外國建會回台參訪。他們返回美國後，其中一位來看王能祥，他說：「我們三個人都被帶去調查局參觀，以讓我們知道海外有哪些叛亂份子。我們看到調查局裡有三張大照片，也有一些小照片。這三張大照片排在第一張的是郭雨新，第二張是王能祥，第三張則是許信良。」

這裡且讓我們分享個小故事，看看當時蔣、郭兩人的微妙互動。郭雨新的助理高銘琛如此回憶說：「我印象很深的是，1973年郭雨新的媽媽過世，時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早上7點的時候，就一個人去殯儀館弔唁郭母，沒跟其他人講，也沒半個喪家在，我不曉得這是什麼中國禮？」那麼郭雨新又是如何令蔣經國覺得有如芒刺在背？

郭雨新這時是結合黨外老中青三代的靈魂人物。譬如說，南台灣重要黨外老前輩余登發，就經常北上到他的辦公室造訪，有時候郭雨新不在，余登發就在椅子上坐著等他回來，兩位老人家一見面，余登發即拿出手上早已圈圈點點、劃滿了紅線的一大堆報紙，和郭雨新興致勃勃地討論起來。在中青年方面，康寧祥認識齊世英，即是由於郭雨新的建議和引見，而事實上康寧祥各種縱橫的政治關係，很多都是透過郭雨新建立起來的。《大學雜誌》時代的張俊宏，郭雨新就曾主動邀約他上仁愛路的西餐廳一起吃飯，離開《大學雜誌》後，張俊宏更是長安東路上羅馬賓館的常客。張俊宏回憶說：「羅馬賓館，在整個民主運動裡，不只是我，也是全台灣反對運動人士的避風港，沙漠裡的綠州，大家都到那裡去聚會、到那裡去補充營養，去尋找彼此間的體溫，繼續地走下去。」「全國青年團結促進會事件」中被捕的許曹德，在被捕前幾次與郭雨新會面於羅馬賓館，聽取關於民主運動的經驗與看法。郭雨新亦曾用吉普車載他到烏來，邊郊遊邊交換對政局的意見。他覺得郭雨新是一位不可得多得的黨外領袖，為人雍容大度，有眼光，很愛護青年後輩。再如游錫堃，在成功嶺服役的兩年裡，他常就近到省議會拜訪、探望與請教郭雨新。 

郭雨新在離台前十年左右，之所以成為黨外最重要領導人，固然由於黨外老將先後離去，以及郭雨新為人謙和親切、包容力強、政治態度堅定，而為黨外各派共同接受，但是陳菊於此時的適時出現，亦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陳菊在十九歲以前，即具備有熱情、活躍、憐憫等待質，她在讀書之外，就是跟著媽媽上菜市場，幫忙做家事，也跟同年齡的小女孩們一樣沈迷於瓊瑤的小說。1969年，轉變開始了……陳菊開始將她那非凡特質，投注到一個新的領域裡。這一年，陳菊考上了世界新聞專科學校，家裡正為她的註冊費和北上的生活費發愁之時，鄰居「鱸鰻伯」（本名林清泉）是郭雨新在三星的重要支持者，遂向郭雨新介紹陳菊幫忙整理書信，以貼補生活費用。 

郭雨新非常疼愛陳菊，待她就如同自己的小孩一般，由於郭雨新的教導和薰陶（無論是政治活動或家居生活），加上在工作上她接觸到很多政壇上的元老、新秀，聽到許多選民不平的申訴，親眼看到許多令她難以置信的政治黑暗面，她的熱情、積極、正義感，使她全心投入她認為可以改善這些黑暗的黨外民主運動。 

「美麗島事件」以前，她是聯絡黨外老、中、青三代的「超級大黨工」―也是黨外第一位「專職黨工」。由於擁有「郭雨新秘書」的身分，加上熱烈的使命感，她的人際關係網，不但遍佈全島，甚至遠達國外，外國各大雜誌、報社記者，以及國際上許多的人權工作者，都與她過從甚密。當時的黨外沒有什麼雜誌，除了選舉，也沒什麼引人注目的活動。陳菊一年到頭不停和人聊天、「喝咖啡」，不斷和黨外熱心的支持者保持接觸，告訴他們黨外的最新動態，討論黨外的困境，鼓舞他們。她對理想無私的熱情，使一些和她接觸過的國內記者和專家學者留下相當深刻的印象，也使他們漸漸對黨外不再那麼排斥恐懼。她的愛心，她的活力，為黨外帶進一批一批有憧憬、有理想的年輕人，她介紹他們和學者見面，為黨外助選，拓展他們的見識，加深他們的觀察，這些年輕人對黨外的感情日深一日。因此自從1969年以後，郭雨新在陳菊穿針引線下，大大擴展了他對黨外民主運動的影響力。 

1977年4月17日郭雨新離開台灣、流亡美國。在幾乎沒有任何基礎之下，卻能迅速發揮巨大的影響力，這不得不歸功於有一大群海外台灣人在幕後的幫忙，這當中扮演關鍵角色的，就是忠心追隨郭雨新始終不渝的王能祥。也因為王能祥長期在海外逐步紮起深厚的基礎，當郭雨新以島內二十幾年（1950-1977）民主運動領袖的聲望，一到美國，兩相結合之下，1977年起海外台灣人運動有了一番新的發展。

話說海外有一個國建會，每年都會有學者回去台灣，回去後一定會被帶到調查局，讓他們知道海外有哪些叛亂份子。有一年國建會由大華府地區挑選劉永斌、吳明雄和李啟仁三位學者代表海外國建會回台參訪。他們返回美國後，其中一位來看王能祥，他說：「我們三個人都被帶去調查局參觀，以讓我們知道海外有哪些叛亂份子。我們看到調查局裡有三張大照片，也有一些小照片。這三張大照片排在第一張的是郭雨新，第二張是王能祥，第三張則是許信良。」

郭雨新來到美國之前，王能祥已經成立「台灣人權文化協會」，由王能祥擔任主席，這期間王能祥雖然到台獨聯盟擔任外交部長兼副主席，但是這個組織依然存在。所以當王能祥從事運動時，有時用「台灣人權文化協會」的名義，有時用台獨聯盟的名義。

「台灣人權文化協會」的成員差不多一百個，當時只有部份成員加入台獨聯盟外交部。因為「台灣人權文化協會」成員眾多，所以名聲不僅響亮，氣勢更是恢宏。

郭雨新來到美國後，王能祥原本在華盛頓郊外Arlington （阿靈頓）地方租了兩間房子，一間是王能祥的住家，另一間則是「台灣人權文化協會」的辦公室。後來他們決定將「台灣人權文化協會」取消，改組為「台灣多數人政治促進會」（1977-78）。這兩個團體其實是一脈相承的，只是換個名稱而已。 

為了進一步整合海外台灣人力量，郭雨新的「台灣多數人政治促進會」、黃彰輝牧師的「台灣人民自決運動」以及彭明敏教授的「台美協會」後來合組成「台灣民主運動海外同盟」（1978-85）。主席由郭雨新擔任，第一副主席是黃彰輝牧師，第二副主席是彭明敏教授。從「台灣多數人政治促進會」到「台灣民主運動海外同盟」都是由王能祥擔任秘書長。「台灣民主運動海外同盟」成立後，對蔣家王朝當局構成了更大的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