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4月23日，即將接任國史館長的恩師張炎憲教授，邀請我前往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的台灣國際會館，參與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主辦的一場別具意義座談會—「重建台灣歷史記憶：『4‧24刺蔣事件』與台灣座談會」。當天經過三個小時的聆聽，不僅讓我對4‧24刺蔣事件有更深入的了解，同時對於現場兩位刺客的紳士風度感到印象深刻。這是我第一次目睹鄭自才先生的丰采。轉眼已是2020年4月24日，「刺蔣事件」邁入50週年！1970年4月24日蔣經國如果命喪紐約，台灣將會如何？這已經成了永遠無法回答的假設性問題。至於蔣家王朝在台灣留下的統治神話，正等待全體台灣人共同去解構；蔣家王朝在台灣留下的殘餘勢力，也正等待全體台灣人共同去進行轉型正義。
- 引渡之戰(1971.06.25~1973.06.14)
因為我沒有國民黨政權的護照，也沒有美國護照，所以住在加州的聯盟成員王文宏借我一本國民黨的護照，就這樣讓我從美國紐約市飛到瑞士Zurich(蘇黎士)。
1971年6月25日11:15pm我由紐約Kennedy International Airport(甘迺迪國際機場)離美赴瑞士，隔天11:00am抵達瑞士Zurich。我到了瑞士之後，因為世界各地都有台灣同鄉會，我就住在當過同鄉會會長的黃瑞娟家裡。黃瑞娟的角色很重要，我在瑞士的行程及要會見的律師及重要人士都是她安排的。她很熱心，帶我去找律師，想辦法讓我在瑞士申請政治庇護。
Rosenbusch律師向我分析案情，認為我的情況要在瑞士申請政治庇護成功的可能性很低，以瑞士和美國的關係，可能不會批准。他告訴我，唯一有可能的國家是瑞典。
7月13日我在Zurich機場過夜，隔天搭飛機抵達瑞典首都Stockholm，下榻YMCA。7月17日Dr.Bernhard便派人前來YMCA接我去他的夏季別墅住。我所住的那個房間就是彭明敏教授當年逃亡瑞典時住過的房間。
10月22日申請居留和政治難民被批准，移民局發下一本號碼54976的外國人護照，以及旅行證件#1676。
1971年10月底，當我在瑞典拿到政治庇護時，就公開我的行蹤。11月底我又將妻子兒女接來瑞典團圓，總算可以過個寧靜的生活。但在瑞典的美國大使館很快就把我的行蹤回報回美國。
1972年6月30日有兩名警察突然出現在我的住處，原來是要抓我。平常我都會去附近的文化中心看書、聽音樂，當時我沒有工作，都在唸瑞典文。我跟警察嗆聲說：「我是合法移民，為什麼要抓我？」警察回答說：「不是這方面的事，是美國政府要引渡你。」接著就把我接到派出所( 1972 June 30~July 5：police station, Stockholm斯德哥爾摩 )，然後送進Langholmen監獄( 1972 July 6~September 3: Långholmen Prison,Stockholm斯德哥爾摩 )。他們怕我交保之後會逃跑，不讓我交保。
瑞典這個國家相當重視人權，引渡沒這麼簡單。並不是：「美國要這個人，就可以把這個人抓起來立刻送去美國。」瑞典政府會先從地方法院開始，一關一關判決是否需要引渡。
打官司的過程中，瑞典政府會幫忙找律師，費用由瑞典政府負擔。當我被抓去監獄時，就開始研究他們的引渡條約。該條約規定，如果引渡者所犯的案件是政治案件，就不可以引渡；其次，如果引渡的案件間接涉及到政治方面，也不可以引渡。我的案子當然是政治性的，我並非為錢而進行刺殺行動。所以我就根據這兩條，力爭不能將我引渡回美國。
從地方法院到最高法院，他們一直問我：「你做這件事情時，你的組織有無同意？」我都回答：「沒有，跟組織無關。」他們的判決便認為：「這不是組織性的活動，而是個人的行為，所以不是政治案件。」所以決定將我引渡。
不過在強烈的輿論指責下，瑞典總理不得不出面公開承諾兩點：「第一，要求美國政府不得將鄭自才送回給在台灣的國民黨；第二，鄭自才服完徒刑之後，歡迎鄭自財回瑞典定居。」
面對無力挽回的局面，8月30日我開始絕食，連水都不喝。絕食的行動，帶給瑞典社會極大的震撼，媒體進入監獄探訪已經虛脫的我，我在胸前掛著Hunger strike（絕食）的牌子，每頓飯都是滴粒未沾的原樣退回。
9月4日，清晨六點被叫醒。黃晴美來訪，一同坐上警車被帶往機場。在往機場途中，我開始昏迷。抵達機場時，已經不省人事。雖然這樣，仍被以推車躺著送上飛機。許多瑞典民間社團都前來以聲援，有人開車在公路上圍堵美國警察載我的那輛車，不讓該車通行；有人則是開車去機場，企圖阻止引渡。
由於我在飛機上依然是昏迷狀態，駕駛員決定把飛機降落在丹麥哥本哈根，這時已經在天空飛了一個小時左右。降落丹麥之後，把我送到當地的醫院，但是丹麥政府不敢收留我，覺得這個人很麻煩，美國警察也很緊張，事情只做了一半，人卻到了丹麥，就繼續尋找是否有什麼航空公司可以載我，結果找到一家航空公司願意載我到倫敦，我就這樣無緣無故被載到倫敦了。
當時我仍然昏迷不醒，不知道自己人在倫敦。醒來時英國移民局的人員已經來了，他們說我人在倫敦，但身上沒有證件，係違法入境，要把我扣留。
就在9月8日美國駐倫敦大使館已受命向英國政府提出引渡要求，這個要求於隔日正式提出。英國政府向美方表示，若要引渡我，必須向英國政府重新提出引渡申請，所以我在英國又開始新一輪的引渡官司。
英國法律比瑞典法律更加複雜與深入，引渡條約本身雖然很簡單，但解釋起來就不單純。我當時向英國法院申請人身保護狀，要求將我釋放。因為台獨運動是一個政治性的運動，我在美國是為這個運動而犯罪，因此是政治性的，照1870年英國引渡法( Extradition Act 1870 )，政治犯是不受引渡的。英國法院承認我犯的罪屬政治性，但認為我的政治活動既不是針對美國，所以與要求引渡的美國無關。詹姆士法官( James L J )指出，美國要求引渡並不是基於政治上的理由，完全是為了執行本國的刑法，所以將我押解回美國，並不觸犯引渡法的規定。也就是說，我被引渡過去的國家是美國而不是台灣，如果是台灣就有可能被迫害，是政治性的；去美國則不會被迫害，屬非政治性的。
英國的制度同樣要從地方法院一路打到最高法院，即英國的上議院。
回想當初陪審團判定我們有罪之後，我們去找律師，決定不要因為這件事去坐牢。打算逃離美國，將獨立運動的聲音帶離美國；我們走到哪，獨立運動的聲音就到哪。在引渡的奮戰過程中，我的確讓瑞典、英國等西方媒體，為台灣獨立運動做了很大的宣傳。總計這期間，報導此一事件的西方媒體超過一百家。
- 紐約坐監、重返瑞典(1973.06.14—1974.12.03)
1973年6月14日，我從英國被引渡回美國。我心中如此盤算，The Tomb（大墓）監獄就在紐約市曼哈頓南區，離唐人街很近。如果我跑快一點，應該來得及在警察拔槍射擊之前，跑進唐人街。一旦混入唐人街，東方的黃臉孔已超出美國警察的辨識能力。
飛機抵達甘迺迪機場，警車直接將我送到「大墓」監獄。車門打開後，我蹣跚下車，雙腳踏上美國土地，過往的顛沛流離和牢獄生活霎時浮上腦海。我第一次深切感受到，困頓、焦慮、鬱悶的日子，銹脫了我的力氣。這一次，我放棄逃脫，隨後跟著警察靜靜地走進地方法院，當場被收押，然後再度回到「大墓」監獄。
8月8日是我被紐約高等法院判刑的日子。法官宣判：「處鄭自才，企圖殺人處5年、非法持有武器處5年，合併執行不超過5年之有期徒刑。」將我關入紐約北部專門關重刑犯的Auburn(歐本)監獄。
經過七○年代初期頻仍的美國監獄暴動，比起早先，美國獄政已大為改善。因此相對於「大墓」監獄，Auburn(歐本)監獄好得太多了。
監獄裡可以選修大學課程。我修了兩門課，一門是心理學，研讀佛洛伊德理論；另一門是哲學，馬克斯主義。即使幾年來備受磨難，我始終無法忘情社會主義對人道的終極關懷。那時候，也只有較前進的教授，才肯去監獄兼課。
那時我意識到，台灣獨立之後也會有階級問題，會有左派、右派問題，所以開始研究馬克斯。以此為基礎，當我重返瑞典時並在瑞典生活11年的經驗，我確實認為北歐國家的社會福利制度是目前最好的制度。
在歐本監獄過了一段時間以後，我獲得要求換獄的機會，於1974年3月6日遷往位於紐約市北方約一百英里的Wallkill(渥爾基爾)監獄。那是一座沒有圍牆的監獄，不擔心犯人逃跑。每星期有三天犯 人可以到外面打球。
1974年11月25日我獲得假釋。因為我不是美國公民但持有美國綠卡，假釋後隨即從法院移交移民局的監獄，由移民局開庭聽審。移民局要決定究竟是允准我留在美國？還是將我驅逐出境？我律師的建議是，既然瑞典政府願意接納我，那我就回去瑞典，當一個自由人。如果留在美國的話，每個星期都要去警察局報到，並不是很自由。於是我決定回瑞典。聽審時，我沒有挑戰移民局，抗爭要留下來，而是主動要求離境。我就這樣自動離境，12月2日搭機離開美國國境，於3日早晨九點平安到達瑞典與妻小團聚，整整經過二年三個月。然而，另一場始料未及的人生轉折，就在前方等著我的到來……
黃晴美女士在瑞典Långholmen監獄外絕食抗議， 1972年9月1日Aftonbladet報導
1972年9月1日鄭自才在瑞典Långholmen 監獄絕食抗議，胸前牌子寫著：hungerstrejk mot utlämningen till US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