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從威權走向民主過程中,街頭運動風起雲湧,參與者除了檯面上的政治人物外,更多的是基層的小人物不計代價投入,這些「街頭運動家」,構成了台灣民主化的拼圖。

邱萬興用相機記錄民主運動,林樹枝從政治黑牢出獄後,持續參與民主運動,如今白髮蒼蒼的他,前幾年還在西門町舉著台獨大旗繞行,宣揚台獨理念。

從黨外到民進黨,今年71歲的林樹枝和57歲的邱萬興可說是全程參與,兩人就像是民主運動活字典,信手拈來一個個現在已經是政壇大咖的人物,都活靈活現地宛如還在當年的現場。

民進黨1986年9月在風聲鶴唳下成立,美術背景的邱萬興負責製作黨證,為了怕消息走漏,由時任黨外後援會總務組長的林樹枝等人一通一通電話打給當年的創黨小組成員,黨證編號也在他們手上完成。林樹枝自豪說:「前兩百號的黨員,我都認識。」

「編號第一號是第一任黨主席江鵬堅」,當年風聲鶴唳的組黨過程,林樹枝現在講來,卻有點雲淡風輕,或許是他一路走來,看過太多大風大浪了。

出身於新北市(前身台北縣)中和的林樹枝人稱「枝伯」,25歲時和朋友通信因言賈禍,被控觸犯懲治叛亂條例,並在美麗島事件後參與了藏匿前民進黨主席施明德,二度進出黑牢,總共當了12年政治犯,其中8年在綠島監獄度過。

「圓山大飯店組黨和藏匿施明德同時都介入很深的,就只有這個人」,前民進黨立委陳婉真在一篇專文中,這樣形容林樹枝。

1985年第二次出獄後,林樹枝已經40歲了,參與了民進黨創黨,在黨中央工作一段時間後因故離開,但並沒有離開他醉心的街頭運動,他成了固定的糾察隊班底,出現在大大小小的抗爭場合中。

1986年11月,為了迎接被列為黑名單的前民進黨主席許信良闖關回台,群眾聚集在當年還稱為中正機場的桃園機場聲援,和警察爆發嚴重衝突,稱為「機場事件」。回憶起當時場景,林樹枝彷彿歷歷在目,直稱鎮暴警察使用催淚瓦斯,「那個味道讓我第三天還在流眼淚」。

同樣在那個激烈現場的還有邱萬興,除了催淚瓦斯外,空中還飛著石塊,他趕緊撐起雨傘保護當時國大代表周清玉。

邱萬興回溯當時情景說,機場部署大批軍警,還出動裝甲車封鎖通往機場道路,大家在那個時候還沒很多街頭抗爭經驗,看到消防車噴紅色水柱,覺得很嚇人。

「警方怕民眾衝撞,噴水柱阻止民眾前進,那已是會冷的天氣,全身被水浸濕很不舒服。面對憲兵持齊眉棍,心中很怕他們會打過來。」邱萬興描述,當時空中有直升機散發心戰傳單,群眾的眼前是軍警重兵布署。

民進黨成立、機場事件後的隔年,1987年7月15日,戒嚴令才宣告解除。

出生桃園觀音,邱萬興1977年目睹中壢事件。那是台灣實施地方自治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選舉,桃園縣長選舉發生中壢國小投票所被民眾糾舉舞弊情事,後來導致群眾翻覆軍車和焚燒中壢警局的事件。

家中排行老么的邱萬興還沒投票權,他還記得家中哥哥都投票給「黨外」縣長候選人許信良,中壢事件成了他的政治啟蒙。

邱萬興讀復興美工的同學黃志堅是第一個踏入黨外雜誌做美術編輯的人,後來包括他以及同一屆好幾個同學也紛紛投入。但黨外雜誌的工作不穩定,邱萬興的同學們紛紛轉行,他說:「那年代很不自由,看到很多前仆後繼投入爭取民主自由的人,不免生起責任感。」

他成了從來沒離開過的「美編老鳥」,最高紀錄一次編6本雜誌。

邱萬興除了在辦公室編雜誌外,解嚴前後街頭運動風起雲湧,也拿起相機紀錄,用影像說故事,也突破了當年的媒體封鎖。

「我不只是拍事件,而是紀錄參與街頭運動的兄弟」,邱萬興說,像前農委會副主委戴振耀那時不是知名人物、也不是公職,媒體不會拍。「我是看到人就打個招呼幫他們拍」,戴振耀日前過世,追思場合使用的不少歷史舊照都是由邱萬興提供。

記錄這些弟兄的還有林樹枝,林樹枝在參與街頭運動外,也到處訪談當年的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挖掘了鹿窟事件、泰源事件等被隱藏多年的案件,迄今出版了許多著作。

問起他們怕不怕?被刑求過的林樹枝笑笑,回憶起在獄中的情景,和出獄後想找份工作,卻沒人敢雇用的那段經歷;提起當年街頭的肅殺氣氛,儘管他經驗豐富,但仍有許多人擔心他,提醒著:「枝伯仔,等一下散場時不要落單,免得被拖走喔。」甚至主動保護他。

「那個年代警總跟監、無所不在」,邱萬興直白說:「當然會怕。」

父親在他高中時過世,母親不識字,輪流住台北不同哥哥家,邱萬興為不讓家人受騷擾,自己在外租屋,又為了不讓人可追蹤他住處,每3個月到6個月必須搬家。家人認為他學美工,做美編是他喜歡做的工作,都沒有攔阻他。

邱萬興30年來持續以文字和影像紀錄台灣民主轉型過程的群眾群像,他興味盎然地說,因為做美編,固定有收集選舉傳單的習慣,他收集齊全,經常成為諮詢對象。另外,他經常無償提供照片使用權。

林樹枝寫作外,辦過地下電台、賣過烤番薯。「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通過後,林樹枝領到了一筆補償,他還掉欠款之後剩下一些錢,多數都拿來治裝。

「我買了名牌,都是很好的衣服」,林樹枝言談中笑得好開心,但笑容背後卻也藏著了他坐政治黑牢、長年投入街頭,未能過一般正常人生活的滄桑和傷痛。

狂飆的年代,邱萬興、林樹枝都宛如街頭運動家,不斷地出現在氣氛肅殺、警民對峙的街頭現場,如果說台灣民主是拼圖,他們就是那不可或缺的小小一片、每片都是關鍵的拼圖之一。

鄭文堂拍衝組 憶街頭運動無名英雄

「我認識的衝組,不管是之前的或現在的朋友,都有共同的特質,就是敢衝,不太會被人言人語左右,覺得對的就去衝。」早年曾參與街頭運動的導演鄭文堂,在世界人權日前夕如此描述往日戰友。

在街頭運動風起雲湧的80年代,鄭文堂曾站在衝撞體制的第一線,當時肩上扛的不是大聲公,卻是攝影機,為「綠色小組」做影像紀錄。「我不敢說我是衝組,扛著機器,像是盾牌,有種保護色,我只是就介在警察與衝組之間的那樣的人」。

所謂「衝組」,大概可以被簡單理解為一群在台灣民主狂飆的80年代期間,在街頭上無役不與,聲援政治犯與弱勢族群、抗議政府,經常得挨軍警一頓打的民主參與者,他們之中有如今知名的政治人物,卻有更多從未被紀錄和想起的無名小卒。

鄭文堂一直是個不太能記住確切時間與年份的人,眼睜睜旁觀著「衝組」們被打的無力與痛,卻讓他難以忘懷。他說,後來有一天終於告訴自己,「不能只是紀錄,不能只是旁觀者」。

鄭文堂之後加入台灣勞工法律支援會(勞陣前身),跟著前勞委會副主委郭吉仁、現在的退輔會副主委李文忠等人,幫忙工人組織工會,過程中,認識了「自由時代周刊」創辦人鄭南榕等前輩,也參與了許曹德、蔡有全台獨案和黑名單事件的聲援行動。

「做傳單、想口號,我想,畢竟我還是創作人,在運動中,我還是用了創作的精神去參與,譬如台獨案的聲援高舉照片,黑名單事件讓所有人戴上李登輝的面具」。

那2年多的時間,是鄭文堂自覺較接近「衝組」的時刻。他在那些場合中結識的許多「衝組」,可能只是一般的市井小民,只是計程車司機,在激情過去後,他們又默默回歸自己的生活日常。

「你知道,他們不會理台上拿麥克風的人喊著要和平,他們就是要衝、要拚。這群人,在我心中是默默的無名英雄,但在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卻被遺忘了」,在這樣的記憶和情感上,鄭文堂以「衝組」為名,交出了他的最新電影作品。

電影裡的主角「阿德」(蔡昌憲飾演),就是他那群街頭朋友的縮影,有點瞎、有點無厘頭,還有天真與愛暝夢,「林強的『向前走』,裡頭有一句:朋友笑我是愛做暝夢的憨子/不管如何路是自己走。我寫這個故事的時候,寫阿德的時候,腦中想的一直就是這首歌,是那樣的畫面」。

鄭文堂說:「我很有感觸,為什麼那麼多無名英雄,都被大家忘了,我也一直想,為什麼他們可以這麼衝,以一致的理念拚著,或許不知道衝到最後是什麼,但內心還是有這麼多熱情跟理想。」

在「衝組」中,鄭文堂試圖以舉重若輕的手法處理他藏在心裡多年的這份沉重,裡頭的場面有搖滾、有武打、有民俗陣頭,風格衝突又誇張,這也是他第一部喜劇。

「用喜感的方式去說,也許讓大家覺得不正經,但我內心真的很正經。坦白說,很多喜劇、喜劇人物的內裡,是極度哀傷的」。

在鄭文堂心中,衝組是一種精神,「我認識的衝組,不管是之前的或現在的朋友,都有共同的特質,就是敢衝,不太會被人言人語左右,覺得對的就去衝。像劇中演出的Freddy,就是這樣的現代人,他弄閃靈、他選舉都沒人看好,但他就是一路往前衝,不是成敗論,而是那個精神」。

林樹枝捍衛理念,投入大大小小街頭運動。   (林樹枝提供)

在街頭運動風起雲湧的80年代,鄭文堂站在衝撞體制的第一線,為「綠色小組」做影像紀錄。   圖/中央社資料照片

圖為衝組劇照。(劇組提供)   

圖為衝組演員蔡昌憲。(劇組提供)   

圖為衝組演員蔡昌憲(右)和余佩真(左)。(劇組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