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真的，你不會叫薩伊德（Edward. W. Said）為小編。
前陣子，有看到部分網路烏合之眾，混淆在媒體發表文章的公共性知識份子為小編，實乃大錯特錯。因所謂的小編，真正的職務名稱應該是「社群編輯」，負責的工作得處理攝影、美工、公關、客服甚至是剪接影片。
而「公共性知識份子」（public intellectual），《東方主義》作者薩伊德（Edward. W. Said）被認為是全球公共知識份子（public intellectual）的典範，其在「東方主義」一書中，描述西方人眼中對阿拉伯世界的扭曲，其留下的公共性知識份子典型。而薩伊德認為知識份子，尤其是「大學教授」，是社會中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個人，不能只是面孔模糊的專業人士。他認為公共知識份子應具有批判角色，與為弱勢伸張正義的立場，但如同薩伊德在「知識分子再現」（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intellectual）一文中提到，大多學界教授循規蹈矩、墨守成規、保守且有些排外。其中有不少人為了切身利益的維護，未能善盡為促進社會的正向改變而扮演的批判角色。另外，有部分知識份子囿於專業化與職業化，把自己定位為朝九晚五、不敢逾越公認的形象限制，在這樣的情況下，知識份子往往對事沉默而沒有太多的聲音。因為大多數的改革一旦成為專業化就窄化了公共空間，排除一般人的討論機會，使得許多攸關老百姓權益的事務由專家，但當改革被專家所壟斷，甚至在涉及大眾切身利益時往往被犧牲。看到這些社會與教育現象。故薩伊德特別指出，大學教授應該以批判的超然意識去從事世俗的批評，勇於冒險，去公開參與各大政策議題辯論，因為知識份子的價值就是被大眾期望，能夠宣揚代表特定社會良心的看法、觀念與意識形態，並且希望公共性知識份子能在社會上產生一些正向的作用。
薩伊德曾形容，在他流亡的過程中，在廣泛無限流通的演講、撰書，冒著不確定的風險與結果，而不受限於由專家和職業人士所控制的內行人的學術空間（academic inner circle）。這樣的行動不受拘束反而更能支持其個人所選擇的觀念與理想，因為它們更符合自己所相信的價值與原則。在公共知識份子的實現中，薩伊德選擇的是更廣泛的事務，因為能夠超越學術行業的規範，反而受到各行各業的獻身激勵，跨越自己原本狹隘的學術生涯。而在這過程中，更能有意無意為對公共事務的觀點，爭取更新、更多的聽眾，而這些觀點也是以往在大學的課堂中不曾呈現的內容。植基於此，關心社會的公共知識分子，更應當善於用通俗的，深入淺出的語言表達自己的思考，應當使自己的學術思考與當下的社會現實有關，更不是喜歡用晦澀的語言顯示自己的知識淵博。在此同時，大學博士學者堅持自己的風格，專注於自己的創造性與批判性思考成果，而不是人云亦云地依附於主流論述和大眾輿論、忠實自我、保持清醒，也是大學博士學者之所以能幫助國家社會發展的重要特性。
保羅‧克魯曼（Paul Krugman）是公共知識份子很好的行動示範，克魯曼在《泰晤士報》之前的研究已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等殊榮。是二十七本書的作者，也是「新貿易理論」的創始人之一，克魯曼自2000年以來一直是時報的專欄作家，他行動了約二十多年，同時他也是紐約市立大學研究生中心的傑出教授。克魯格曼因在國際貿易和經濟地理方面的成就獲得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克魯曼自己提及政治評論和社會議題評論，涉及其學術專業「經濟學」，但他會權衡其他社會議題，例如社會科技、全球政治或各大政策。
已是諾貝爾獎得主的克魯曼，到現在仍每個禮拜堅持發表多篇政治和各大社會議題評論，用功勤奮程度甚至超越一個禮拜發一篇文的專欄作者，他沒有掉入絕對二元對立思考陷阱，例如積極參與政治評論、社會各大政策評論的大學博士學者，必然本末倒置不務正業，或愛出風頭不務實等錯誤觀點，或者很狂很傲要做偉人等非常不成熟幼稚論點。事實上，克魯曼積極參與政治和社會各大議題評論，其在學術成就是諾貝爾獎得主等級，故筆者認為社會大眾更需要關注台灣高教政策在大學教師升等評鑑制度修訂議題，修正升等制度，鼓勵積極參與政治和社會各大議題評論的博士學者，創建一個鼓勵大學老師們成為公共知識份子的制度與文化，讓公共性知識份子們發現台灣社會中的問題，提出具有建設性的批判意見，去推動符合公平正義的價值與理念。
政府、社會、教育界、學術界應一起合力推動大學教師評鑑制度的典範轉移，以世界大學發展史的真實案例來說，世界大學發展史的典範轉移曾發生兩次，第一次為19 世紀德國學者兼柏林洪堡大學創辦人Wilhem von Humboldt，他用行動帶起第一次大學的學術革命，產生了大學發展的典範轉移，而 Wilhem von Humboldt的介入性行動是做一個新的大學--柏林洪堡大學(Humboldt Universität zu Berlin, HU Berlin)，讓柏林洪保特大學能成為「現代大學之母」（Mutter aller modernen Universitäten），用做新大學的介入性行動提倡「教學與研究合一」的精神，大學發展發生典範轉移，改變了舊大學只有教學職責而無科學研究，使得教育與科學研究的功能同時在大學發展被重視，Wilhem von Humboldt的介入性行動直接影響到歐洲、美國大學的發展，承上所言，目前現實生活中的台灣大學老師評鑑制度，可能正遭遇到二元對立式極化發展的挑戰，需要政府與高等教育圈的正視，也需要社會大眾一起採取介入性行動的關心，因事關大學教育培育人才的品質，大學培育的人才資源正是社會發展能否向前的關鍵來源。
在高教品質保證及國際化領域的政策議題上，政大教育學院侯永琪教授是目前高等教育品質領域排名全球第五的學者，說出具公信力真話，侯永琪勇敢點出這類國際大學排名系統的指標問題，因目前QS、THE、上海交大、美國的U.S. News & World Report等國際大學排行榜共同點皆以研究為主，有操作空間的事實，這也是此政策議題為何需要社會大眾一起用實際行動介入，讓大學教師評鑑制度發生好的典範轉移！從單向度偏執於發表特定的「高級期刊」、「集點數」的制度陷阱。因「高級期刊」和「低級期刊」背後「絕對二元對立思考」的負向影響，更深度的看此議題的根本問題，當學術期刊被分類為高級期刊和低級期刊時，此時就陷入絕對二元對立的階級陷阱。因原先學者發表論文的目的是分享其研究的知識，重要的是發表出去，引進國際先進的學術風氣及研究成果，將國內的學術信息傳到國際上去，並且鼓勵國內的年輕學者們，透過學術期刊的投稿活動進行專業交流和對話分享，而不是發表到特定的期刊才有價值。如此操作下去，只會弱化學術工作者的多元創造力。
而高級期刊和低級期刊分類背後，是規定學者要把研究論文發表於特定的高級期刊，來作為大學教授升等或加薪依據。文章沒有登上述高級期刊，就代表不是好的、被貶低、甚至被短視近利、沒有長遠格局的貼其沒有價值的負向標籤。牛津大學教授Peter J. Ratcliffe在得到諾貝爾獎前，曾被《Nature》等被定義為高級期刊所拒絕，那可以因其沒有刊登上特定期刊，就貼沒有價值的負向標籤嗎？
另外，學者有對社會問題提出批判的功能和責任。但現今學者因為規定，日以繼夜地追求刊登上所謂小眾的高級期刊，但這些期刊讀者群較小，不見得有社會影響力，有時不如在報紙上，寫一篇讓民眾都看得懂的報紙專欄文章。
總言之，台灣應多一些「公共性知識份子」（public intellectual），而不是小編。教育界應全面復興「公共性知識份子」金字招牌！透過公共性知識份子的實質行動貢獻，讓台灣這個國家的社會發展越來越好，成為世界真正的文明先進國家，幫助老百姓的生活品質、幸福指數水準越來越高！
文.張天泰（政治工作者、教育博士）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