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柔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北京最近又把「金廈大橋」端上檯面，把它包裝成對金門「超級有利」的建設：水電燃氣都能跨海送過來，金門和廈門可以生活圈一體化，未來發展「更上一層樓」。但這個故事聽起來很美，真正的問題卻藏在背後：北京說得越簡單，現實其實越複雜。最基本、也最關鍵的一點是——大橋在廈門一側已經動工了，但北京從頭到尾沒有跟台灣談過半句話。對台灣來說，跨境建設是大事，要依法審查、有國安評估、還要看民意；但對北京來說，這座橋像是一項「先蓋起來再說」的工程。沒有透明、沒有協商，蓋著蓋著，就希望對方只能接受。其實，這並不是第一次出現類似的操作。從 2015 年北京片面啟用 M503 航線，到這兩年又連續調整 W121 航路，這些都和金廈大橋的做法如出一轍：不溝通、不協商、先做了再說。目的很明確，就是慢慢堆疊既定事實，讓台海現狀一步一步被改寫。如果把金廈大橋放回歷史脈絡，它並不是突然冒出來的想法，而是延續了北京四十多年來的策略。從 1979 年喊出「三通」，到 1990 年代推動小三通，再到這幾年用「融合發展」包裝各種政策，北京一向擅長把政治目的包在「民生便利」的糖衣里。國際經驗告訴我們，跨境基建一旦牽涉到能源或交通，它就不只是建設，而是政治槓桿。歐洲被俄羅斯天然氣牽著走、斯里蘭卡因港口債務受困、中南半島多國因電力協定喪失談判空間等等，這些例子都說明：跨境依賴不是便利，而是脆弱。金廈大橋如果真的完工，水電能源一旦從中國過來，供給開關就等於落在北京手裡。這不是打造生活圈，而是讓金門慢慢被納入北京的制度框架里。對北京來說，這是地方治理；但對台灣而言，這牽涉國安、法治與主體性，是完全不同層級的問題。爭議的核心不是「建橋到底好不好」。真正的問題是：誰決定？誰掌控？風險誰承擔？在目前兩岸互信低落、區域情勢敏感的情況下，北京這種單方面推進，只會增加不確定性。金廈大橋看似工程，實際上是一種訊號——北京還是走「先做再逼你接受」的老路，把基建當成政治工具的一部分。對台灣來說，我們不需要逢橋必反，但必須看清楚它背後的結構性意圖。金廈大橋不是純粹的民生建設，而是北京治理模式在兩岸的延伸。台灣更重要的是堅持一件事：任何涉及國安與跨境依賴的重大決定，都要透明、要程序正當、要由人民共同決定。

觀察近期的國際局勢，不難發現台灣與日本之間的互動已從過往的友好，逐步走向更具戰略意涵的合作。這是由多重客觀事實共同推動的結果。北京方面依舊延續一貫的敘事方式，動輒以「背叛民族」、「干涉內政」等標籤指責台日交流。問題是，在當前國際秩序已向「民主對威權」的結構重組時，中國仍試圖以陳舊的民族主義框架解讀區域關係，但中國無權對民主國家間的往來指手畫腳。台日關係升溫係基於共同價值台日關係不斷深化，最關鍵的因素有三：第一，人權、法治、民主程序等價值相近。在全球民主倒退、威權擴張的情況下，共享價值的國家自然產生更強的安全互賴。第二，共同面對區域安全風險。從東海到台海，軍事活動頻率升高，日本不可能對周邊情勢視而不見，台灣更是第一線承受者。雙方協調安全觀點，是情勢所逼，而非政治操作。第三，供應鏈安全成為全球焦點。半導體、關鍵科技、能源路線，都與台日密切相關。合作不是政治姿態，而是經濟安全的要求。台日深化交流是民主社會面對威權壓力時的正常反應，完全符合國際現實。中國的批判與國際社會的主流期待背道而馳台灣與日本交流屬於民主國家間的自主互動，合乎國際法，也符合普世價值。中國在外交上習慣以內部自行定義的政治框架，利用「民族情緒」作為對外論述核心，忽略世界各國在乎的區域穩定、國際規範與經濟安全。當中國試圖把台日交流描述為「內政問題」時，凸顯其將區域秩序視為可被操控的「勢力範圍」。印太和平需要合作，而非威脅當前印太局勢緊張，國與國間的合作是為避免任何國家可單方面以武力脅迫方式改變現狀。台日、美日、美台、甚至更廣泛的印太合作（如Quad、AUKUS等）都是基於同一原則：維持開放海域、尊重國際法、確保供應鏈與科技安全。干預他國自主，才是真正威脅台灣與日本基於共享價值與現實需求深化連結，是民主國家自主的選擇。這種交流是開放透明的，也符合國際規範。中國若繼續以負面語言批判，既無助自身國際形象，更無助區域和平。所謂的區域安全，完全建立在尊重、合作與規則之上，而非威懾、干預與壓迫。在這個越來越複雜的世界裡，民主國家的團結，是確保印太和平不可或缺的力量。

中國外長王毅近日在吉爾吉斯與該國外長發布聯合聲明，宣稱「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並再次錯誤引用聯合國2758號決議。台灣外交部強烈譴責這項悖離事實的主張，也對吉爾吉斯選擇順從中國威權表示遺憾。然而，問題並不僅止於一份聲明，而在於中國正透過全球多點操作，推動長期而有系統的敘事戰、法律戰與外交施壓。北京近年積極在各國雙邊文件中加入「一中」語句，目的不是爭取對方真正的政治認同，而是累積大量公開紀錄，塑造「國際社會都支持中國立場」的假象。透過不斷增加這類聲明的數量，中國試圖讓「台灣是中國內政」成為國際政治語境中的預設前提，而讓台灣作為主權國家的事實反而被邊緣化。這種策略性堆疊紀錄的方式，是中國成本最低、但效果顯著的國際話語戰工具。至於吉爾吉斯選擇附和中國，也並不令人意外。中亞長期位於中國與俄羅斯勢力的交會區，外交空間有限，經貿與安全皆高度依賴兩大國。對這些國家而言，拒絕北京的壓力成本過高，因此在共同聲明中採取低風險、順勢的選項，是現實的結果。這也意味著，未來在中東、非洲、拉美等地區，類似的「附和式聲明」恐將持續出現，因為北京精準掌握這些地區的脆弱點。而聯合聲明中再度被引用的2758號決議，更是中國在國際法話術中最常使用的武器。該決議處理的是「中國代表權」問題，從未涉及台灣主權，也未授權北京代表台灣。中國卻長期刻意將其解釋為「聯合國承認台灣屬於中國」，並藉此阻擋台灣參與國際組織。這種扭曲不僅傷害台灣，也削弱國際規則體系，讓法律逐漸被政治解釋取代。若國際社會對此未能警覺，未來國際法將更容易被大國操弄。面對這種逐步侵蝕台灣國際空間的策略，台灣不能只在事件後被動澄清，而必須主動投入國際敘事戰，包括持續反駁中國對2758的錯誤詮釋、強調台灣與中國互不隸屬的客觀事實，以及與民主國家合作揭露中國在全球散布的威權敘事。同時，台灣也必須在國際媒體與多邊平台上更積極發聲，讓世界理解中國做法所帶來的長期風險。中吉聯合聲明不是孤立事件，而是中國全球敘事布局的一部分。台灣所面對的，是一個威權政體試圖重新定義台灣地位、並透過累積式外交行為改寫國際認知的長程工程。保持警覺、強化話語能力、深化國際連結，是台灣在這場國際敘事競賽中維持自身位置的關鍵。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前在國會指出，「台灣有事」可能構成日本的「存亡危機事態」，意味著一旦台海爆發衝突，日本可能依據自身安全法制行使集體自衛權。中國隨即強烈抗議並要求日方收回言論，然而高市不僅不退讓，還明確表示此立場源自日本的國家安全需求。高市的反抗令北京惱怒，其原因顯而易見：高市公開戳破中共靠「威嚇與話術」維持的台海敘事。中共害怕的，不是國際支持台灣，而是支持者不再因恐嚇而退縮。多年來，北京習慣的套路是「先譴責、再施壓、逼退讓」，藉此營造自己仍能掌控國際議題的假象。然而這一次，日本首相不但沒有道歉，還再次強調日本有權把台海視為自身的安全問題，等於直接否定中共的立場——「台灣問題只能由中國決定」。高市拒絕收回言論，使北京試圖「把台海問題國內化」的敘事徹底破功。高市的言論清楚表達台海緊張的根源不是台灣，而是中共不斷升高軍事脅迫、片面改變現狀、試圖用法律戰壓縮周邊國家的安全空間。讓北京不安的，是越來越多國家開始拒絕配合它的威嚇劇本。中共越是動輒發怒、胡亂扣帽子、提高外宣火力，就越凸顯其焦慮，也越推動周邊國家加速彼此合作，以因應中國帶來的區域風險。高市早苗的堅持並非挑釁，而是示範：台海不是中共的內政，而是牽動全球安全的國際議題。而這句話正是北京恐懼的現實。

中國央視11月初播放一段長達七分鐘的紀錄片，指控台灣前立委沈伯洋「涉嫌分裂國家罪」，並宣稱公安機關已立案偵查、將啟動「全球通緝」。影片以所謂「法學專家」之名羅列沈的公開言論，卻全然避談台灣的民主體制與言論自由背景。此舉震驚各界，因為這不僅是對台灣個人發出的威脅，更是北京首次以跨境執法的姿態，試圖把「懲治台獨」推向全球舞台。沈伯洋本人隨即回應，譏諷這是一場「偽紀錄片鬧劇」，強調中國對台灣沒有任何司法權，並呼籲國人勿被恐嚇。2024年，中共頒布《關於依法懲治台獨頑固分子》二十二條，授權公安、檢察與法院可對台灣人進行缺席審判、沒收財產，甚至延伸至境外追訴。這套法律外衣，實際上為政治鬥爭開了方便之門。中共把「台獨」定義模糊化，只要表達支持台灣主權、批評中國專制，皆可能被視為「分裂國家」，顯見此為北京系統性的政治操作。中國透過國際媒體與法律話術，包裝自身為「依法辦事」，營造「司法正當性」假象。官媒播出的紀錄片，刻意模糊兩岸主權事實，暗示中國有權對任何「中國人」行使法律追責。這種敘事，實質上是把法律當成統戰與威嚇工具，目的是壓縮台灣人的言論與國際空間，讓「說真話的人」在全球都感到不安。依據《國際刑警組織章程》第三條，凡涉及政治性案件皆不得通報。即便北京送交紅色通報，也會因違反規定而被駁回。這場「全球通緝」更多是心理戰，透過恐懼製造寒蟬效應，讓學者、媒體與公民在發言時自我審查；同時在國際上試探各國對「一中原則」的反應，藉輿論壓力逼迫台灣孤立。這與中共近年操作的「長臂管轄」策略如出一轍——從對香港民主人士發紅色通報，到跨國設立「海外警察站」，再到如今對台灣人揚言追捕，皆在測試國際社會的底線。若各國噤聲，北京便可逐步擴權，把內部的「國安法」變成輸出海外的威權工具。沈伯洋事件是中共對台灣施壓的新階段：從軍事威懾、經濟制裁，轉向法律與輿論戰的全面結合。它象徵中共企圖以「法律戰」取代坦克與飛彈，在國際語境中重塑「一中敘事」。然而，這場恐嚇的本質不在法律，而在權力。當一個政權能隨意定義「罪名」、跨境抓人，法律早已不再是正義的保障，而是專制的利刃。面對此局，台灣必須展現堅定的主權立場，同時與民主盟友協作，防堵中國濫用國際機制。政府應強化對公民的海外安全警示與法律支援，並持續揭露中國司法操弄的真相。國際社會也需認清，沈伯洋案不僅是兩岸問題，更是威權體制對全球法治秩序的挑戰。沈伯洋案例揭露出中共深層的野心：以恐懼統治思想，以法律掩飾霸權。筆者認為，自由不是罪，真理無需通緝。

中國外長王毅近日在吉爾吉斯與該國外長發布聯合聲明，宣稱「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並再次錯誤引用聯合國2758號決議。台灣外交部強烈譴責這項悖離事實的主張，也對吉爾吉斯順從中國威權表示遺憾。然而，真正值得警戒的，不是聲明本身，而是北京正持續透過全球布局推動敘事戰、法律戰與外交施壓，試圖形塑「國際已接受中國對台主張」的假象。北京在各式雙邊聲明中反覆加入「一中」語句，其用意並非使對方真正支持中國立場，而是累積大量公開文件，在國際資料庫中形成「中國主張的證據鏈」。透過這種堆疊式話語操作，北京企圖讓「台灣屬於中國」成為預設前提，使台灣作為主權國家的客觀事實在國際輿論中被不斷稀釋，最終讓國際社會覺得「反駁中國」反而需要額外理由。吉爾吉斯此次附和中國，也反映中亞國家在地緣政治中的有限空間。中亞向來處在中國與俄羅斯勢力交疊的環境，經貿依賴高度集中，拒絕北京將帶來難以承受的風險。因此這類附和並非真正支持中國，而是迫於現實的外交選擇。也因此，未來在非洲、中東、拉美等地，類似的聲明只會更多，因為北京深知哪些國家最缺乏抗拒能力。更嚴重的是中國對2758號決議的刻意扭曲。該決議僅處理「中國代表權」問題，從未涉及台灣主權，更未授權北京代表台灣。然而中國多年來不斷將其包裝為「聯合國承認台灣屬於中國」，藉此阻擋台灣參與國際組織。這種操弄不只侵害台灣，也侵蝕國際法本身，使規則秩序逐漸被大國意志取代。一旦這樣的錯誤解釋被接受，國際法將更容易被任意改寫。面對這些挑戰，台灣不能只在事件後被動澄清，而必須更積極地投入國際敘事戰。包括持續向全球說明台灣與中國互不隸屬的事實、主動拆解北京對2758的錯誤論述、與民主國家合作揭露威權散播錯誤資訊的方式，以及在國際組織與媒體上放大台灣觀點。台灣不可能讓所有國家都替我們發聲，但可以讓更多國家理解中國敘事戰真正威脅的不是台灣，而是整個國際秩序。中吉聯合聲明只是一段更大策略的縮影。台灣面對的不是一次外交挑釁，而是一場試圖重新塑造台灣國際地位、操控全球政治敘事的長期工程。唯有強化自身話語力與國際連結，台灣才能在這場持久戰中確保被清楚看見，也讓真相不被威權敘事淹沒。

在近年的國際政治中，台海局勢已成為全球民主國家最關注的戰略焦點，而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IPAC）則是其中最清晰、也最坦率指出問題本質的跨國政治力量。當各國政府仍以外交辭令維持模糊空間時，IPAC 早已明確界定「台海現狀」的核心精神：台灣必須能在沒有武力威脅、沒有政治脅迫、沒有法律操控的情況下，維持其自主治理與國際互動的權利。這樣的定義不僅拒絕北京長年試圖以政治話術綁架「現狀」概念，也重新讓國際社會看見台海和平的基礎其實是民主的選擇權，而非權力的強弱對比。IPAC 指出，台海現狀不僅包含台灣現行的民主制度與治理能力，也涵蓋其與其他國家往來、參與國際社會的自由。換言之，能不能自主管理邊界、能不能維持自由選舉、能不能與世界保持正常關係，這些都屬於現狀不可侵犯的一部分。正因如此，任何以威脅、封鎖或強迫方式企圖重塑台海政治結構的行為，都不是「兩岸問題」的延伸，而是對國際秩序的直接挑戰。IPAC 明確認為中共早已全面破壞現狀，而且是系統性的破壞。從軍事上頻繁派遣軍機、軍艦跨越海峽中線，到以大規模軍演製造恐嚇氣氛；從外交上持續封堵台灣的國際參與，到逼迫各國政府、企業在名稱與政策上屈從其政治敘事；從經濟上以突襲式禁運、進口限制作為施壓工具，到法律上以跨境通緝、列名制裁等方式進行長臂管轄；甚至在認知戰上，利用假訊息與資訊滲透影響台灣社會正常運作。若依照 IPAC 的標準衡量，北京已不僅是「挑戰現狀」，而是持續削弱、侵蝕，甚至試圖根本改寫現狀的行為主體。在這樣的局勢下，IPAC 不再只是呼籲國際社會「關注台海」，而是強調民主國家必須共同制定戰略，才能有效嚇阻威權主義的進一步擴張。這樣的共同戰略不應僅限於口頭支持，而應包含協調處理經濟脅迫、建立共享情資的安全機制、強化與台灣的制度性連結，以及明確拒絕任何單方面改變現狀的行為。IPAC 的核心訊息非常直白：如果台海現狀被強制推翻，受損的不是台灣一地，而是國際民主陣營整體的戰略穩定。從國際政治的角度來看，台海不僅是一條海峽，更是全球供應鏈、印太安全與民主價值的交匯點。正因如此，IPAC 所提出的論述已經超越傳統的「挺台」或「關心台海」，而是重新框定了國際社會應如何理解這場衝突：它不是地緣爭議，而是制度與價值的分界線。北京的行動挑戰的不是台灣的存在，而是民主制度是否有權在威權壓力下繼續保持自主。台海現狀不是抽象詞彙，而是台灣的生活、國際秩序的穩定，以及民主社會得以持續運作的必要條件。IPAC 所提供的不是另一套外交口號，而是一個明確的政治提醒：唯有民主國家建立共同戰略，才能確保現狀得以維持，才能避免世界在被動與分歧中見證下一個重大危機的發生。在這條通往未來的路上，守護台海現狀，實際上就是守護全球民主的底線。

中國將主辦2026年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國台辦隨即強調台灣「只能以中國台北名義與會」。這句看似例行的表述，實際上再次揭露中共以政治凌駕經濟的慣性，也暴露其壟斷國際話語、主導全球秩序的野心。APEC是以經濟合作為核心、以「經濟體」為單位的多邊平台，宗旨在於促進不同體制間的平等交流。然而中共卻將此合作機制化為政治戰場，從否決台灣領袖出席、矮化名稱，到干預代表層級，步步以「一中原則」為框架，意圖在國際場合強化對台主權敘事。這不只是打壓台灣，更是對多邊合作精神的侵蝕。北京藉主辦權重申政治立場，迫使其他會員國在禮儀與措辭上配合，使經濟論壇淪為地緣政治延伸。它追求的並非亞太繁榮，而是以主場優勢輸出「中國中心」秩序觀，藉經濟框架擴張政治影響，推進其由區域主導走向全球重塑的戰略。相較之下，台灣自1991年加入APEC以來，始終是積極且具貢獻的成員。無論在數位經濟、半導體供應鏈、能源轉型或女性創業等議題，皆展現高度專業與合作精神。我方的科技與制度能量早已是多國發展的重要夥伴。中共卻持續打壓台灣參與權，削弱整體體系的多元與創新，使APEC價值被政治意識形態吞噬。北京對台執念反映的並非主權焦慮，而是對民主制度的恐懼。它害怕台灣的成功讓世界看見另一種華人社會的可能，也擔心自由價值削弱其專制正當性。於是，中共不僅壓縮台灣空間，更企圖藉此擴張對國際秩序的掌控。中共宣稱推動「亞太命運共同體」，卻排斥台灣的正當參與。筆者認為，真正的合作建立在尊重與平等，而非壓制與排他。當北京試圖獨佔舞台，它所失去的將是亞太各國的信任與合作意願。台灣參與國際事務的基礎，不在他人允許，而在自身實力與價值。我們以民主制度、開放經濟與科技創新貢獻全球，早已是亞太合作不可或缺的一環。面對中共的壓制與扭曲，台灣更應以穩定與自信回應，證明自由社會同樣能創造繁榮與秩序。這場較量，不是名號之爭，而是價值之爭；真正能贏得世界尊敬的，是那個堅定走自己道路的國家。

面對中共持續升高的軍事壓力，台灣必須誠實面對一個現實：和平不是口號，而是要靠實力維持。國防部近期提出超過七千億元的軍購特別預算，引發社會熱議。這筆錢數字龐大，但其背後意義，正是確保台灣在危險環境中維持和平與自由的必要投資。陸、海、空三軍的採購項目各有重點。陸軍將購買 168 輛 M109A7 自走砲，以取代老舊火砲，提升地面反擊與防禦縱深；海軍規劃採購 216 架智慧型垂直起降無人機，有助於建立全海域感知與監控能力；空軍則增購 愛國者三型增程版（PAC-3 MSE） 與 NASAMS 防空系統，強化對中共導彈與無人機攻擊的防禦。投資不是為了挑釁，而是為了讓敵人清楚：任何進犯都將付出極高代價。當對方知道「打不贏、也不划算」，戰爭自然被嚇阻。這才是現代威懾的核心邏輯。此次特別預算中也納入國造 「強弓飛彈」 採購，象徵台灣防空科技逐步成熟。近年國防自主計畫不僅讓國軍獲得更適合本土環境的武器，也帶動國內航太、電子與材料等高端產業發展。透過自主研發與國際合作並行，台灣逐漸建立「能買、能造、能修」的防衛韌性。這不只是軍事強化，更是戰略自主的基礎。沒有自製能力，就無法真正掌握國家安全命脈。有人憂心軍購會刺激北京，但事實上，台灣的克制從未換來善意。共機擾台次數屢創新高，導彈部署愈趨常態化。問題不在於我們買不買武器，而在於對方從未停止威脅。真正的和平，靠的不是退讓，而是足夠的防禦實力。軍購的本質不是「準備打仗」，而是「確保不必打仗」。現代戰爭牽動整個社會，國防不再只是軍人的責任。無人機、資安防護、基礎設施保護，都是全民防衛的一環。唯有民眾理解軍購的必要性，國防改革與防衛建設才能落地。七千億元的軍購預算，表面上是開支，實質上是保險。它保障的不只是國家的邊界，更是每個台灣人過平凡生活的權利。投資國防，就是投資和平；當我們有能力自保，世界才會真正尊重台灣。支持軍購就是支持台灣在不穩定的國際環境中，有能力守住和平。

1995年世界社會發展峰會（WSSD）提出「以人為本」的理念，強調尊嚴、包容與人權，是國際社會對社會正義的共同承諾，然而，中共在此後卻將這套語言徹底扭曲，將「社會發展」變成政治正當化的包裝。在中共的語境裡，「發展」不再是公民權的延伸，而是服從權力的義務。「社會和諧」成為維穩的代名詞；「消除貧困」被政治化為政績宣傳；「包容性發展」則被改寫為「個人服從集體」。原本屬於人民的發展語言，如今成為政權強化控制的工具。在國際外交場域，中共更以「發展權高於人權」為名推動威權敘事，試圖以經濟成果掩蓋言論審查與自由受限的現實，並與部分開發中國家結盟，建立「威權發展聯盟」。這種語言操弄，使「社會發展」逐漸失去「人」的核心，僅剩「國家」的獨白。這套話術，也被運用於對台統戰之中。北京以「融合發展、共同繁榮」為名，推銷「兩岸一家親」，在國際上則藉「中國代表全中國」排除台灣公民參與。中共聲稱要「惠台」，實則是削弱台灣主體性的輿論戰。年輕倡議者林薇（Vivi Lin）是首位獲得英國人道主義獎的台灣人，其推動月經平權、創辦月經博物館，是社會創新與性別平權的象徵，然而當她以台灣身分參與國際場合時，卻遭中方要求更換國籍。這種以政治身份審查社會倡議者的作法，正是中共「以發展之名、行壓制之實」的縮影。真正的社會發展，從不是由政權定義，而是由公民實踐。當中共以「穩定」之名要求服從，林薇的堅持反而讓世界看見：發展若失去尊嚴，就只是統治的另一種形式。

近日，中共宣布推行「一次性台胞證」制度，允許台灣民眾在抵達指定口岸後現場辦理通行證，效期三個月，北京宣稱此舉是為了「便利台胞往來、促進兩岸交流」，並在政策推出後透過大陸媒體大肆宣傳，塑造成「惠台利民」的新措施，甚至計畫未來擴及更多口岸與城市。對此，陸委會指出，此政策未經雙方協商，恐引發個資安全、法律保障及政治操作等風險，並質疑中共藉「便利」之名，行統戰之實。中共長期以來以「民間交流」為包裝，實際目的在於削弱台灣的自主立場，讓台灣民眾在無形中接受「兩岸同屬一中」的框架。「一次性台胞證」制度看似是單純的旅遊或臨時入境措施，實際上卻是中共「以民逼政」的策略延伸，透過降低赴陸門檻，北京希望吸引更多台灣人往返中國，以頻繁的民間接觸營造「兩岸一家親」的氛圍，藉此淡化台灣的主權意識與國家認同。看似柔性的政策，其實是政治滲透的一部分。同時，北京希望藉「一次性台胞證」塑造「大陸照顧台灣人民、台灣政府設下障礙」的對比，藉此煽動台灣內部分化、對立，並在國際上宣傳「台灣民眾支持兩岸融合」的假象，操弄輿論鞏固自身統戰敘事，藉此打輿論戰與心理戰，意圖讓「中國主導兩岸關係」成為既定印象。此外，此政策涉及個資與行蹤監控的風險，台灣民眾在口岸現場辦證，所留下的資料、影像與行程紀錄都將被納入中國的內部監控系統。不僅關乎個人隱私，也潛藏被利用於情報分析或政治壓力的風險。當前中共數據治理高度集中，一旦個資外流，台灣政府難以介入或追訴，這對國家與人民個資安全都構成潛在威脅。短期而言，該政策能為部分旅遊、探親或商務人士帶來便利，但長期看來，其政治風險與戰略目的應更加注意。中共可藉此建立更直接的民間接觸管道，透過文化、經濟或輿論活動滲透台灣社會，逐步削弱民眾對主權與安全議題的敏感度。若台灣社會對中共的滲透逐漸放下戒心，中共未來恐以「擴大便利」為由，推進更深入的統戰與法律佈局。兩岸往來應建立在對等、尊重與安全的基礎上，真正的交流，應是相互理解、相互尊重，中共若真重視兩岸交流，就應放下政治操弄，正視台灣人民的自由選擇與制度差異。唯有平等互待、誠實對話，兩岸關係才能走向健康、穩定與和平的未來。

中國廈門市公安局近日發布「懸賞公告」，稱徵求「台灣心戰大隊」人員線索，還公開三名所謂「台獨水軍」。中共明知此舉不具任何法律效力，卻仍高調公布，目的並非「執法」，而是操弄宣傳。透過懸賞營造「敵在彼岸」的戲劇張力，藉此挑動民族情緒、煽動對台仇視，北京要抓的不是人，而是輿論。中國內部經濟低迷、青年失業攀升、民怨積壓，因此，中共刻意製造外部敵人轉移焦點。如今「心戰大隊」成了新版本的「假敵人」。中共害怕真相、害怕思想自由，於是用懸賞令包裝恐懼，用法律名義掩飾失控。這樣的焦慮，不只體現在言辭上，更化作了制度性的獵巫行動。北京宣稱要「依法懲治台獨」，從《反分裂國家法》到懲戒名單，如今又搬出懸賞公告，看似法理進步，實則違背國際法原則。這種「法律戰」是宣傳戰的延伸，是威懾台灣、穩控內部的政治工具。當法律淪為恐懼的語言，專制便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中共懸賞的對象不是特定個人，而是任何敢於發聲的人。今天它針對「心戰大隊」，明天可能就輪到任何一位批評中國專制的網民。中共想要的不是「破案」，而是「噤聲」──讓人們害怕表達、害怕思考，最終讓恐懼成為治理的常態。當一個政權必須靠懸賞、恐嚇與造敵來維持穩定，當它對人民的思想比對外國的飛彈更恐懼，那麼它輸掉的，不是一場輿論戰，而是整個時代的信任。中共懸賞的，不只是台灣人，而是它自己那顆早已崩潰的信心。 

《114年版國防報告書》一出，北京立刻跳腳。國台辦、央視、解放軍喉舌齊聲指責台灣「挑釁」、「製造緊張」，彷彿台灣防衛自己竟成了罪行。然而，越是大聲罵，越顯得心虛。因為這份報告書正是一面照妖鏡，照出中共長期以來假和平、真併吞的政治本質。報告書明確指出，中共對台威脅早已不限於軍事層面，而是結合外交打壓、法律戰、灰色地帶襲擾與認知滲透的「複合戰略」。這是北京近年最典型的作法：一邊在國際上喊「和平統一」，一邊在海峽上空派軍機、艦船不斷挑釁。其目的不只是恫嚇台灣，更在於消耗國軍能量、擾亂民心，讓台灣社會陷入「疲勞與分裂」。諷刺的是，每當台灣政府提出防衛改革、推動全民防衛教育或強化後備動員，北京就立刻反嗆「台獨挑釁」。在中共邏輯裡，台灣防衛自己是挑釁，但中共飛越台海、威脅台灣卻叫「維護主權」。這種顛倒黑白的話術，正是認知戰最典型的陷阱——讓受害者成為加害者，讓防衛變成挑釁。中共最怕的不是台灣的飛彈，而是台灣的信念。《國防報告書》不只是一本軍事文件，而是一份政治宣示：台灣人民有決心守護自由、有能力抵禦威脅。這樣的精神，比任何一型戰機都更能讓北京不安。北京近年將「法律戰」與「輿論戰」結合，從對台制裁名單到散布「台灣被美利用」「台灣民主失敗」等言論，無不是為了削弱台灣社會的信任感。這份報告的價值，正在於揭穿這些話術，讓全民看清敵人不是「對岸人民」，而是那個以專制包裝謊言的政權。當中共忙著指控台灣「炒作威脅」時，卻忽略了真正的問題：正是因為威脅存在，台灣才必須強化防衛。正如報告書所言：「防衛的目的不是挑釁，而是避免戰爭。」真正想避免戰爭的，不會是那個天天派軍艦繞境的政權。《114年版國防報告書》揭示的，是台灣在面對強權壓力下的冷靜與自信。它不是戰書，而是警鐘；不是挑釁，而是清醒。北京若真的想和平，應該從停止軍事威脅開始，而不是對台灣的防衛決心惱羞成怒。謊言橫行的年代，真相本身就是最強的武器。這份報告書之所以讓中共坐立難安，正因為它照出了那張不敢見光的臉——一個害怕自由的政權。

最近，習近平透過高層外交場合，要求美國「明確表態反對台獨」。表面上看似在爭取和平穩定，實際上卻是一場精心設計的話語戰。北京知道，美國若在公開文件中說出「反對台獨」四個字，將被中共包裝成「國際社會承認一中原則」的勝利，進而對內宣傳「中國崛起、國際承認」。這是典型的政治操作：一場為了提升政權合法性的外交戲碼。 台灣是印太防線的樞紐對美國與整個民主陣營而言，台灣不是附屬議題，而是戰略核心。台灣位處第一島鏈中段，北守日本、南接菲律賓，掌握太平洋最重要的海空通道。如果北京拿下台灣，整個西太平洋的戰略平衡將被打破，美日防線被迫後撤，印太秩序也將瓦解。因此，美國長期維持「戰略模糊」政策——既阻止北京動武，也避免台灣片面宣布獨立。華府真正反對的，是「片面改變現狀」，而不是「台獨」本身。這一點，中共當然心知肚明，只是不斷企圖扭曲語意。 習近平的盤算：借美國之口壯大中國習近平希望透過美國的嘴，讓「反台獨」變成世界共識。對他而言，這不僅能在國際上塑造「中國立場被承認」的假象，更能在國內向人民宣傳：「連美國都站在我們這邊」。這對中共政權是一劑強心針，既能轉移內部經濟困境的焦點，也能壓制國內對台強硬派的質疑。簡言之，這是一場「話語權之戰」——美國若說出口，北京就能拿來大作文章；美國若沉默，北京也能指責「虛偽雙標」。習近平早已打好兩手算盤。 美國的外交斡旋：模糊不是退讓事實上，美國歷來的「一中政策」與中共的「一中原則」並不相同。前者只承認北京是中國的合法政府，但不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後者則要求世界接受台灣屬中。這也是為何華府始終使用「不支持台獨」而非「反對台獨」。這句話聽似模糊，其實是外交上最精準的平衡：既維持政策一致，也不讓中共拿去操作。對華府而言，「模糊」反而是一種戰略清晰。 習近平的真正目的：改寫國際秩序習近平並非真心關心台海和平，而是企圖透過「反台獨」讓世界逐漸接受中共對台敘事的框架。這不只是台灣問題，而是他想主導的「中國時代」——一個以中共價值觀為中心的新國際秩序。在這套邏輯下，任何支持台灣民主、維護現狀的行為，都會被北京標籤為「挑釁」。這正是中共慣用的認知戰：顛倒黑白、先定義後攻擊。習近平希望美國「反對台獨」，不是為了穩定台海，而是為了穩固中共政權。對台灣而言，守住的不只是主權，更是國際話語權。只要世界仍願意以「民主台灣」稱呼我們，中共的「一中敘事」就永遠不會得逞。語言，是戰場的一部分；退讓一句，代價可能是一個國家。台灣必須堅定向世界說：我們不是中國的一部分，而是民主世界的一員。

日前天災重創花東與南部地區，國軍弟兄姊妹日夜馳援災區，不眠不休投入搶修道路、架設便橋、清理瓦礫與協助撤離災民。然而，網路上卻出現批評聲浪，有人拿台南過去災情時總統賴清德所言「國軍不能隨意進入民宅」與此次的救災動員相比，指控政府「前後不一」。這樣的批評忽略了不同情境下的必要考量。過去強調「國軍不得任意進入民宅」，是基於尊重人民隱私與法制的基本原則，避免軍力涉入超越救災需求的行動；而當下重大災情發生，屋舍倒塌、民眾受困，軍方必須第一時間破門搶救，這是拯救生命的迫切需要，完全不可同日而語。將兩者混為一談，不僅對救災官兵不公，更會讓第一線付出血汗的努力被無端矮化。重大天災降臨，是全民共同的苦難。沒有人希望自己家園遭受毀壞，沒有人樂見親友陷入險境。此時此刻，比起相互攻訐，更需要的是社會齊心，讓政府、軍隊、民間志工與各地力量合力投入災後復原。唯有團結，才能讓災民感受到希望，讓重建更快啟動。政治立場可以不同，但對抗天災的信念必須一致。面對眼前的挑戰，我們應將焦點放在如何協助受災同胞重建生活，而不是消耗在毫無建設性的口水戰裡。國軍辛勤的身影，應該得到肯定與支持，而不是被質疑與抹黑。天災已經發生，責難無助於復原。呼籲全國上下放下成見，共同守護家園，這才是對災民最大的安慰，也是台灣社會最需要展現的韌性。

近期，中共散佈「台灣地位未定論」，以營造一種「歷史有爭議、國際有模糊」的假象，實際上卻是為了削弱中華民國在台灣的主權正當性，並為自己對台的擴張與併吞行動鋪路，這是對國際社會的輿論戰。中共深知「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套說法在國際法上站不住腳，因為二戰後相關條約並未將台灣主權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於是它轉而製造「未定」的模糊空間，好在國際場合不斷操弄「爭議論述」，讓一些不熟悉台灣歷史的國家以為此事尚有討論空間，進而避免承認台灣為獨立政治實體。此為對台心理戰的手法，中共企圖用「未定論」動搖台灣人民對自身國家地位的認同，讓部分人懷疑台灣主權的穩固性，甚至接受「兩岸最終要解決」的宿命感。這樣的話術，與其軍機繞台、經濟打壓、法律戰相互配合，構成一整套「統戰—脅迫」的複合策略。中共把「未定論」包裝成「國際法問題」，但實際上卻是要掩蓋一個基本事實：台灣從1949年以來就是自我治理、民選政府、獨立運作的現實存在，與中國互不隸屬。這也是為什麼台灣社會普遍不接受「未定論」，因為這根本是否定台灣民主成就、否定兩千三百萬人的主體性。總而言之，「未定論」不是法律問題，而是中共對台進行話語滲透的政治武器。它不過是北京手中另一張「認知作戰牌」，目的是把台灣推回模糊地帶，削弱台灣在國際的存在感，最終達到蠶食鯨吞的效果。

春秋航空近日拒認台灣護照，理由是「系統問題」。這說法聽來就像飯店說「沒有熱水」是因為太陽沒出來一樣荒謬。問題不在系統，而在於背後那隻無所不在、永遠伸手干預的「北京黑手」。台灣旅客想要買張機票，卻發現護照變成「無效證件」。這不是笑話，而是中共「一中原則」在生活中的最新延伸。過去他們逼國際航空公司在官網上把「台灣」改成「中國台灣」，如今乾脆連護照都不承認。下一步是不是要台灣人出示「中國居民身分證」才能登機？更諷刺的是，中共常自誇「惠台措施」多麼友善，結果真正的日常便利卻被一手毀掉。護照原本應該是最穩定的旅行文件，卻被政治化為打壓工具。研究兩岸關係的學者早就點破，這正是中共「切香腸」戰術的日常化版本：一點一滴削弱台灣的存在感，讓世界習慣「台灣不存在」，最後讓台灣人也無奈接受。所謂的「系統錯誤」其實就是「政治正確」。航空公司要在中國營運，就必須跟著演戲。至於台灣旅客能不能買票，那根本不是問題，北京在乎的只是「台灣必須被矮化」。諷刺的是，中共越是這樣小鼻子小眼睛的壓迫，越凸顯它的虛弱。若真有自信，何必連一張護照都容不下？一個動不動就「不承認」的政權，才真正證明了自己心虛。對台灣而言，春秋航空事件雖然只是一次買票受阻，但背後卻是一場關於尊嚴的角力。若我們選擇沉默，這類「小動作」將一再出現，直到有一天連呼吸都被管制。春秋航空拒認台灣護照，不僅是一場航空業的鬧劇，更是一面照妖鏡：映照出中共處心積慮打壓台灣的本質。台灣人該學會冷笑一句：「連一張護照都怕的政權，還想談什麼大國崛起？」

尼泊爾近來爆發震驚國際的暴動，表面上是因政府宣布封鎖社交平台，激怒年輕世代，但實際上，這場運動遠不止於對數位自由的爭奪，而是長期積累的不滿一次爆發。青年高失業率、菁英家族盤據權力、貪腐橫行，讓一整代人看不到未來。當政府試圖強行移植威權式的網路管控時，年輕人終於走上街頭，用憤怒表達拒絕被沉默的決心。尼泊爾的政策模式與中共治理方式如出一徹，要求社交平台必須「註冊」、「設置本地聯絡人」乃至強制服從監管，這些都是北京熟稔的手法。中共一向以「國安」為名箝制言論，打造龐大的防火長城，現在類似的制度設計出現在喜馬拉雅山南側，顯然不是單純的巧合。對尼泊爾執政者而言，借鏡中國的監控經驗，也許能迅速集中權力；但對民眾而言，這正是壓垮信任的最後一根稻草。暴動造成嚴重死傷，迫使政府高層辭職，甚至動搖政權穩定。短期內，這對中國在南亞的戰略布局是挫折。北京近年積極推進「一帶一路」計畫，在尼泊爾投資基建與貸款，原本期望藉此擴大影響力，卻在青年怒火中被間接牽連。對許多尼泊爾人來說，任何與貪腐政權交好的外來勢力，都可能被視為共犯。中共長年以經濟援助換取地緣支配，如今卻反而讓其「威權輸出」形象更加清晰。這場運動可能成為區域示範。南亞其他國家同樣面臨貧富差距、政治腐敗與青年焦慮。如果尼泊爾的年輕人能迫使政府讓步，那麼孟加拉、斯里蘭卡乃至更遠的地區，也可能出現仿效效應。對中共而言，這無疑是軟實力的潰敗。北京雖然可以透過金錢暫時維繫盟友，但一旦社會內部掀起對威權模式的抵制，金錢恐怕難以掩蓋其本質。尼泊爾暴動的意義不只限於加德滿都街頭。它提醒我們，數位自由與社會公平是年輕世代最不可侵犯的底線。中共處心積慮地輸出其「網路鐵幕」與統治模式，企圖讓更多國家走上管控社會的道路。然而，這種手段或許能暫時壓制異議，卻必然種下更大的反抗。尼泊爾的火焰，正是對威權模仿者的警告：任何政府若選擇站在人民自由的對立面，終將在青年怒吼中失去合法性。

在任何現代國家，人民的生活福祉應是治理的核心目標。然而在中共體制下，政權安全卻被凌駕於一切之上，民生只能退居其次。這樣的治理邏輯，導致中國社會呈現出「數字繁榮、實質失衡」的怪象：經濟看似亮眼，實則矛盾重重；社會表面安定，卻潛藏著不滿與焦慮。經濟方面，中共長期依靠GDP與基建數據粉飾太平，但這些數字無法轉化為大眾福祉。房地產泡沫與地方債壓力沉重，青年失業率居高不下，「共同富裕」淪為口號。資源更多集中於權貴與國企，基層家庭卻看不到希望。這樣的發展路徑，不是為了改善人民生活，而是單純維繫政權的合法性幻象。社會治理更顯冷酷。疫情期間的極端清零，犧牲無數家庭生活，甚至造成悲劇，卻從未見官方承擔責任。醫療、教育與養老負擔日益沉重，但國家資源卻優先傾斜於維穩與軍備。多年來，中共維穩經費高於公共福祉支出，這一事實本身就揭露出當局的治理邏輯：害怕人民，遠甚於關心人民。更根本的問題在於政治結構的封閉。缺乏民意監督，使政策缺少修正機制；批評聲音不是被吸納，而是被消音。當矛盾累積，當局選擇將責任推給「境外勢力」，並藉民族主義或對台強硬來轉移視線。如此一來，內部問題不僅無法解決，反而轉化為外部衝突的藉口。最終，中共一再把政權存續凌駕於人民需求之上，使民生徹底邊緣化。若要走出困局，唯有徹底改變治理思維：將資源真正投入醫療、教育與養老，減輕百姓負擔；開放決策過程，允許民意監督；正視自身弊病，而非甩鍋境外。否則，這個政權即便再用強硬姿態粉飾外表，也無法掩飾民心流失與社會崩解的現實。歷史最終會證明，罔顧人民的政權，終將被人民與時代淘汰。

所謂的言論自由，是指人民能夠自由表達意見、公開批評政府、討論公共議題，而不必擔心因此遭到懲罰。這是民主社會的核心價值，也是讓社會能不斷修正錯誤、持續進步的基石。然而在中國，這樣的自由從來不存在。中共掌控所有媒體，全面封鎖國際網路平台，並以龐大的審查機器監控每一句話。任何觸及政治敏感議題的內容，不是被刪帖，就是讓帳號消失，甚至連人也可能「被消失」。中國境內有許多案例揭示這種赤裸裸的打壓。2022年，北京市民彭立發在四通橋掛出橫幅，喊出「不要核酸要自由」，短短數分鐘便遭公安帶走，至今下落不明。武漢疫情期間，方斌拍攝醫院真實景象，上傳影片後旋即遭拘捕，之後長期失聯。這些發聲者僅僅是說出真話，卻付出了沉重代價。在這種高壓下，中國社會普遍出現「自我審查」：人們說話前反覆斟酌，打字時先刪掉敏感字眼，最後乾脆選擇沉默。於是網路上依舊看似熱鬧，卻缺少最重要的東西——敢說真話的勇氣。這也正是最荒謬之處。表面上，中國人「好像」有發言權，但實際上這份自由是一次性的，一旦觸碰紅線，就可能換來牢獄、消失或終生的沉默。於是流傳出一句最諷刺的話：「中國有言論自由，只是這輩子只能用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