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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拉西扯才是謬論Vincent/國防事務研究者中國大陸《人民日報》23日刊登中國人民大學兩岸關係研究中心主任王英津的文章「『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未統治過台灣』的謬論當休矣」一文指稱，賴總統「團結國家十講」的第一講，稱「台灣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未統治台灣」是謬論，並在文中聲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一直對台行使著代表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台行使著管轄權」、「台灣當局的事實管轄並不具有合法性」等等論調，終歸只是要證明一句話-「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然而事實卻並非如此。首先，王的文章裡說中共一直對台行使著代表權，並舉例說各級國際組織，如世界貿易組織(WTO)、國際奧會(IOC)、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亞洲開發銀行(ADB)等是否允許台灣參與，以及參與的資格、身份、名義等問題，會與中共進行協商，且以「中」方態度決定最終結果，才允許台灣以「適當」名義(如「台澎金馬單獨關稅區」、「中國台灣」或「中國臺北」等)加入或參與，這就是第一個謬誤，台灣在參加各項國際組織所稱皆為「中華台北(Chinese Taipei)」，從無「中國台灣」或「中國台北」，這是王先生自行臆想解釋的稱謂；至於代表權一說，世貿組織成員之一歐盟，它代表著27個成員國，難道歐洲統一成為一個國家了?其次，王指稱不允許與「中國」建交的國家與台灣發展官方關係，凡是與「中國」建交的國家，都必須斷絕與台灣「邦交」關係，此論點對我而言亦是如此，凡與中華民國建交者，亦無與「中國」有「邦交」關係，莫非這也是我中華民國對中國大陸行使代表權的具體事證嗎?此外，管轄權這部分更匪夷所思，文章說2024年6月21日，中共最高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安部、司法部聯合發布《關於依法懲治「台獨」頑固分子分裂國家、煽動分裂國家犯罪的意見》。該意見依據《反分裂國家法》等相關法律及司法解釋，規定國家司法機關對包括在台灣地區實施分裂國家、煽動分裂國家犯罪的「台獨」頑固分子依法行使司法管轄權，若真如其所述，那麼中共司法人員早該來台抓捕「台獨分子」，為何始終不見中共官方機構在台執法的蹤影呢，再來福建海警在金門附近海域實施常態化執法巡查行動就更誇張，早在中共大肆宣傳加強重點海域執法巡查，強化對有關海域管控之前，我海巡署的船早就在台灣海峽執法多年，要論這叫管轄權，難不成我中華民國對大陸也有所謂的管轄權，拿這事出來當佐證也不愧的慌。再一個，文章指出，共軍對台灣周邊海、空域實施軍事管轄、組織大規模軍事演習，如「聯合利劍-2024A」、「聯合利劍-2024B」、「海峽雷霆-2 025A」，以及常態化戰備警巡等，這些均是共軍對台灣行使主權管轄的體現，且國際社會均認可尊重，這就更可笑了，要是軍艦、戰機在海峽進行軍事行動就叫有管轄權，那我國軍在本島以及外、離島的演習不就更可坐實「中共無力管轄台灣」的客觀事實嗎?而且哪一次中共對台灣海峽周邊進行演習時，各主要受影響國家默不作聲，好一點的發發外交文件或談話，難聽一點的直接指出中共意圖軍事擴張，莫非王先生活在平行時空?最後，我想反駁王英津先生的是，中華民國就是「事實佔有」台、澎、金、馬及其附屬島嶼、岸礁，在「法理擁有」上也是根據中華民國《憲法》所認定的範圍(還有大陸地區)，當然，中共也可以聲稱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法理擁有」上開地區主權，但別忘了，中華民國及根本大法創建均早於中共，而且還在世界上硬朗的堅挺著；縱上述，現在的客觀事實就是台灣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她的國名叫中華民國，已存在114年並持續著，而中共政權到目前為止是76年，且無事實管轄台灣的權利，因此王先生才會在文末弱弱寫道，「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尚未對台灣地區實施全面管轄，但並不改變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地區擁有主權的事實」，換言之，中共變相承認認知自身無法管到台灣，但為了面子上過得去、對國內有交代，才會一直推出此類文章與論述東拉西扯、否認客觀事實的謬論，而這一切說到底，也就是為了鞏固共黨執政合法性與歷任領導人統治基礎罷了。

中華民國國軍才是抗日戰爭真正的中流砥柱Vincent/國防事務研究者在歷史的洪流中，真相常常因政治操作而被掩蓋、扭曲。近年來，中共積極操弄對日抗戰的歷史敘事，意圖將抗戰勝利的主要功勞歸於中國共產黨。然而，從史實出發，無論從戰爭規模、犧牲程度，還是國際地位與外交貢獻來看，對日抗戰的真正主力，是中華民國國軍，而非中共所謂的「敵後游擊」。1937年七七事變後，中華民國正式對日宣戰，展開長達八年的全面抗戰。期間國軍共進行22場大型會戰、超過1,100次重要戰役，數百萬將士投入正面戰場，無數英靈殞命疆場，如淞滬會戰、台兒莊大捷、武漢保衛戰、長沙會戰等，無一不是國軍與日軍主力正面交鋒的血戰。這些戰役不是象徵式的抵抗，而是真槍實彈的廝殺，如淞滬會戰中，國軍奮戰三個月，死傷逾30萬，迫使日本加速全面侵華的部署。台兒莊大捷則是中國軍隊首度大規模殲滅日軍精銳，震撼國際社會。國軍的犧牲與奮戰，是支撐整個抗戰的骨幹力量，絕非中共那種局部游擊所能比擬。反觀中共，其參與抗戰的行動大多侷限於「敵後根據地」，雖自稱牽制日軍，實則多以壯大自身勢力為優先目標，如曾任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組織部部長郭華倫所著的長篇中共史研究作品《中共史論》第四冊中提及:「…把百分之十的力量用於同日本作戰，把百分之二十的力量，用以反對國民黨，把百分之七十的力量，用於發展自己的勢力…（又稱七二一方針）」，顯見中共在抗戰期間主要精力用於擴張其地盤與組織，甚至在皖南事變中與國軍爆發內戰，破壞抗戰大局，早有歷史記錄可考。更為關鍵的是，中華民國才是當時國際公認的合法中國政府，是與美英並肩對抗軸心國的戰略夥伴，如中共最愛引用的開羅會議、中美英對日宣戰、戰後對日和約的簽署與執行，皆是由中華民國代表進行。也正是基於此，戰後方得以光復台灣與澎湖，收復失地，確立中國戰勝國的地位，反倒是中共在整個國際戰略與外交層面缺乏實質參與，這是其難以否認的歷史事實。今日，中共當局透過教科書、影視作品、紀念活動等不斷「再製歷史」，強調其抗戰貢獻，刻意淡化、甚至抹黑中華民國國軍的犧牲與成就，這種扭曲歷史、攫取話語權的行徑，不僅對抗戰英烈極不公允，更是對歷史真相的踐踏。吾人以為，歷史應回歸事實，而非淪為政權正當性的工具，中華民國國軍的流血犧牲不容遺忘，抗戰勝利的真實主體不容篡改，唯有正確認識抗戰歷史，方能真正理解今日兩岸的歷史脈絡，也才能讓後代子孫不再迷失於政治虛構的記憶之中。最後，筆者認為在面對中共逐步蠶食抗戰果實，篡奪話語霸權的今日，正本清源、捍衛歷史真相，是每一個珍視自由與真理之人的責任，亦是每一位中華民國國民應有的認知。

                                  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歷史與法律的反駁                                                                                                                  Vincent/國防事務研究者「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是中共外交政策的核心立場。然而，從國際法、歷史事實、政治現實及台灣人民意願等角度審視，這項主張無法經得起批判性的檢驗。台灣的地位並非既定事實，而是一個具有複雜歷史與政治背景、且在實質上與中國分治超過七十年的政治實體。一、歷史脈絡：歷史不支持「中國」對台灣的主權主張支持「一個中國」論述者常引用歷史上的「中國」與台灣關聯作為主權依據，但這種論點忽略了關鍵歷史發展。清朝於1683年才正式納入台灣，但在1895年甲午戰爭後，清政府透過《馬關條約》「永久」將台灣割讓給日本，而這是一份具有國際法律效力的條約，並被國際廣泛承認。1945年日本戰敗後，根據《波茨坦公告》第八條指出：「《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而《開羅宣言》對台灣主權則是歸還中華民國，非中共一貫所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須知中共是1949年才建政，難道是超時空繼承嗎?即便中共愛引用的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也僅指出，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代表是「中國」駐聯合國的唯一合法代表，壓根沒談到台灣問題。二、國際法：主權的取得不能忽視人民的意願根據《聯合國憲章》第1條，人民享有「自決權」──決定其政治地位的基本人權。今日的台灣人口超過2,300萬，擁有獨立的民主制度、政府與國家機制。據美國薛頓賀爾大學（Seton Hall）大學法學教授Margaret Lewis指出，台灣是一個「在功能上獨立運作的政體」，並具有完整的政治、軍事與社會制度。因此中共僅靠政治主張或歷史敘述是無法取得主權，更別說是國際法要求的有效統治要件與民意認可。三、政治現實：台灣是事實上的主權國家今天的台灣是由中華民國政府治理，與當今「中國」毫無從屬關係，且台灣國際公認的民主社會典範，如總統直選、多黨政治、司法獨立，都是台灣政治制度的重要特色，換言之，現實上中華民國就是實打實的主權國家，然而強調信奉「唯物主義」的中共，偏偏在這一點上選擇裝傻充愣，明顯是為其謀台之心自圓其說罷了。四、民意趨勢：台灣人民的選擇十分清楚根據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的長期調查，民調顯示，絕大多數台灣人民反對與「中國」統一，反倒支持維持現狀的比例始終居於首位，而支持統一的比例常年維持在個位數，調查亦呈現出越來越多民眾自我認同為「台灣人」而非「中國人」。此外，「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失敗更強化了台灣人對「中國」政治制度的戒心與拒絕。在北京強化對香港控制之後，台灣社會普遍對「中國」提出的統一模式感到憂慮與不信任。五、國際地位：外交孤立不等於不合法雖然多數國家在外交上不承認台灣，是出於北京的外交施壓，但實際上，多國與台灣維持緊密的非正式合作，包括美國、日本及歐洲多國。台灣是全球供應鏈的重要一環，也積極參與國際人道事務，在印太地區的戰略地位亦不容忽視。國際關係學者Thomas J. Christensen指出，台灣的外交孤立是國際現實政治的結果，而非主權合法性的否定。根據1933年《蒙特維多公約》所訂國家定義，「具備固定疆域、常住人口、有效政府、對外關係能力」，台灣完全符合一個主權國家的標準。結語：台灣的未來應由人民決定將台灣視為「中國」的一部分，不僅忽略歷史與法律事實，也違背台灣人民的集體意志。今日的台灣不是中共口中一個「叛離的省份」，而是一個民主且具主權意識的國家，其未來的台灣應由其人民共同決定，而非任由外國政權透過軍事威脅或政治壓力來定義，反倒是接受北京的論述，等同於否認、踐踏2,340萬人對自由、民主與尊嚴的選擇，才應該是令眾人聲討的對象。

作賊喊抓賊的典型範例Vincent\國防事務研究者2025年6月5日，中國大陸廣州市公安局天河區分局發佈懸賞通告，公開通緝20名涉嫌參與網路攻擊活動的犯罪嫌疑人，並指控其為我「資通電軍」成員，涉嫌對中國大陸進行網路攻擊和滲透。然而，從法律層面分析，這一通告的可行性值得質疑，且其跨境通緝的做法存在嚴重的法律和國際法問題。更重要的是，這一行為可能掩蓋了中國大陸自身在網路攻擊方面的行為。懸賞通告的法律可行性分析根據中共《刑事訴訟法》規定，公安機關在偵查階段可以依法發佈通緝令，但必須具備充分的證據和法律依據。然而，天河區公安局發佈的懸賞通告中，並未公開具體的證據材料，僅憑「涉嫌參與網路攻擊活動」進行通緝，缺乏明確的法律依據和證據支持，已違反相關法律程序。此外，通告中指控嫌疑人為「資通電軍」成員，並且公開其姓名與身分證字號，但始終未核實涉案人員身份。在缺乏明確證據和法律依據的情況下，大陸公安機關發佈此類通告，已侵犯我公民的合法權益，並違反了「無罪推定」的法律原則。跨境通緝的法律與國際法問題跨境通緝涉及國家主權和國際法原則。根據國際法，國家在行使司法管轄權時，應尊重其他國家的主權和法律體系。中國大陸與臺灣地區在司法管轄權上實互不隸屬，天河區公安局在未與臺灣方面協商的情況下，單方面發佈跨境通緝通告，違反國際法中的「主權平等」和「非干涉內政」原則。此外，國際刑警組織（Interpol）對跨境通緝有嚴格的規定，要求成員國在發佈紅色通緝令時，必須確保案件符合國際刑事司法合作的標準。然而，天河區公安局發佈的懸賞通告並未通過國際刑警組織程式，缺乏國際法認可的合法性。中國大陸對臺灣的網路攻擊行為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大陸在網路攻擊方面的行為也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根據我國家安全局的報告，113年我國政府服務網每天平均遭受240萬次網路攻擊，是112年日均攻擊次數的兩倍，其中大多數証實為中共網軍所為。這些攻擊主要針對通信傳播領域、交通和國防供應鏈等關鍵基礎設施，手段包括利用漏洞進行攻擊、社交工程等。此外，中共網軍還與民間駭客合作，使用勒索軟體等網路犯罪手段，對我國製造業廠商進行攻擊，並竊取專利技術。這些行為不僅對我的國家安全構成威脅，也破壞了網路空間的秩序。因此，大陸指責我「資通電軍」進行網路攻擊，但卻絕口不提自身在網路攻擊方面的行為，如此雙重標準不僅缺乏公正性，也暴露出其在網路空間行為上的不透明性。故國際社會實應對其在網路空間的行為進行監督和評估，以確保自身網路空間的和平與安全，於此同時，我應加強網路安全防護，提高對網路攻擊的應對能力，方能保護國家安全和民眾利益。

六四天安門與中共現代監控體制的延續1989年6月4日，天安門廣場發生了震驚全球的事件，數以千計的民眾因要求政治改革、民主自由及反貪腐而走上街頭，然而，最終這場抗議運動以軍隊武力鎮壓為結局。天安門事件雖然過去了三十多年，但對中國大陸現代政治體制及其監控機制的影響依然深遠。時至今日，儘管中共不斷在國際舞台上強調經濟成就，但它對內部民眾的監控手段依然嚴苛，且愈發精密。換言之，天安門事件未能成為中共政治改革的轉折點，反倒奠定了中共未來監控體系的基礎，並且將其推向了更高的技術層次。六四天安門-監控之初天安門事件發生時，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剛剛取得了一定的經濟成果，但隨之而來的社會矛盾也日益尖銳。1980年代末期，國內外環境的變遷激發了民眾對改革進程中不公平、不透明現象的關注，以學生為主的抗議者要求更大的言論自由、民主改革和反貪腐。然而，中共政府選擇以暴力回應，動用軍隊鎮壓了這場民間運動。事後，政府的立場依然強硬，封鎖了事件的真相，對受害者進行了長期的歷史遺忘。天安門事件的官方敘事被封鎖，無論是學術界、媒體，甚至普通公民，都被強迫遵循政府的指導性歷史詮釋。這一事件反映了中共政府對社會控制的重視，並且成為中共現代監控體系的起點。監控的技術演進：從1989到今日在天安門事件後，中共政府的監控手段逐步升級。1989年時，政府依賴的是對信息的嚴格審查與新聞封鎖，封殺了外界對事件的知情權。隨著科技的發展，這一手段愈加精緻與高效。今天，監控體系已不僅局限於網絡與新聞領域，而是滲透到每個中國大陸公民的日常生活中。現代的中國大陸，無論是在城市街頭還是在網路空間，監控已經成為日常，每個人民的行為、言論，甚至社交關係，都在某種程度上被監控和記錄，加上臉部識別技術的普及，讓中國大陸的城市成為全球最具監控密度的場所之一。據估計，光是臉部識別鏡頭的數量，就超過了全球其他國家總和，使得大陸民眾無論是進出公共場所，還是日常的商業交易，都可能成為監控的對象。言論自由的「數位鐵幕」在大陸開放互聯網的初期，網路領域相對自由，然隨著中共政府對信息控制的加強，逐漸變得封閉，自2010年代以來，中共加大了對網路空間的審查與監控力度，尤其是在社交媒體和即時通信應用中，對言論的控制尤為嚴苛，如胡錦濤時期提出的「和諧社會」就經常被揶揄，導致在網路上連「和諧」二字都要改為「河蟹」來躲避審查，其次，大陸的網路管理者，或稱「五毛」的網路評論員，充斥在各大平台上，維護著政府的話語權，封殺任何對體制的質疑。此外，數位審查技術也日益進步，所謂的「防火長城」阻擋了數以百萬計的網站，並且通過AI技術，實現了對關鍵詞、帖子、視頻的自動過濾。尤其是對關於天安門事件、法輪功、藏獨、台灣獨立等敏感話題的屏蔽，堪稱「數位鐵幕」將言論空間大幅壓縮。社會信用體系：全面監控的深化更進一步的監控體系體現在社會信用體系的推行上。該體系不僅僅是關注公民的信用行為，還包括了個人的社會行為、生活方式、思想政治態度等。這一體系的核心目的是通過「信用」來約束公民，對不符合政府標準的行為進行懲罰，從而建立起一種全方位的社會監控機制。從網上言論到日常消費，從與誰交往到參加何種活動，都可能成為評分標準。監控的根本目的：鞏固政權天安門事件暴露了中共政府對民間力量的深度恐懼，這種恐懼在今天並未消失，故中共當局深知，若對社會缺乏有效的監控與控制，將會導致反對力量的擴大，從而威脅到政權的穩定。因此，無論是天安門事件的鎮壓，還是今天的全面監控，根本目的始終圍繞著維護黨的統治，以防止社會的不穩定與政治歧見的抬頭。結語六四天安門事件雖已過去多時，但其帶來的影響力至今並未結束，而是中共政府對民間抗議的長期鎮壓的開始。隨著監控技術的發展，政府對公民的控制手段愈發精密與全面。無論是高科技的監控設施，還是對言論的數位審查，所有這些手段最終目的都是加強政權的穩定性，壓制任何挑戰其統治的聲音。然而，這種極端監控也帶來了對人權與個人自由的深刻侵害，讓中國大陸社會在表面上的繁榮背後，始終隱含著一種深沉的恐懼與不安。

            「清朗·2025年春節網絡環境整治」：中國大陸網路與言論控管行為分析                                                                                                                 Vincent\國防事務研究者近日，中共中央網信辦發布了名為「清朗·2025年春節網絡環境整治」的行動計畫，並將持續一個月，據該辦稱，計畫的目的在於加強對網路空間的監管，清理不良信息，規範網路言論，為中國大陸的網路環境營造一個更加清新、健康的氛圍。但事實上此舉恰恰反映出中共當前對網路及言論管控的高壓態勢，以及在新興數位時代對網路秩序的強化治理。網路整治與強化管控的背景「清朗·2025年春節網絡環境整治」與過去幾年網路管控的強化趨勢相一致，旨在透過一系列法律法規和政策措施，對網路空間進行全面的整治，包括加強對不良信息、虛假內容、低俗娛樂等方面的管控，目的是維護網路環境的安全與清朗。其次，自「網路安全法」的出台以來，網路監管在中國大陸的政策體系中日益重要。近年來，政府對社交媒體平台、網路新聞、網路直播等多元化網路形式進行了越來越多的管理與審查，並且對網路言論、信息傳播進行了更加嚴格的規範。這一類型的行動和政策，無論是在節慶期間還是常規時期，均顯示出當局對網路環境的高度關注和強力管控。言論管控的核心目的與實施手段這場為期一個月的網路環境整治行動，強調的核心目標是清理「有害」內容、打擊網路暴力和虛假信息，尤其是對社交平台上的低俗內容和不當言論進行整治。報告中指出，將重點打擊網路謠言、政治不正確的言論以及對社會秩序、民族情感、國家形象等方面造成負面影響的言論。政府強化言論審查的手段包括但不限於，要求社交媒體平台加強自律，對用戶發表的內容進行篩查與審核，並對違規的帳號進行封禁處理。許多平台已經部署了自動化算法來篩選和刪除不符合規範的內容，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網路言論的規範性，卻也使得言論自由的空間進一步受限。網路空間的「清朗化」與言論自由的矛盾在「清朗」的名義下，這場整治行動不僅僅是對低俗內容的清理，也對某些形式的言論進行了進一步的限制，引發外界對言論自由的擔憂。儘管中共當局強調這一行動的目的是保護公眾免受有害信息的侵害，但網路空間的治理是否過度，是否過多地限制了公民的言論自由，卻無疑成為爭論的焦點。其次，如此的強力管控措施往往會壓縮正常的社會討論空間，對那些敢於表達不同意見的人群產生威脅，言論的規範化常常形成「一言堂」，在對敏感話題的討論中，限制多元觀點的呈現，甚至使得一些合法的政治或社會表達遭遇封殺。社會反響與民眾對管控行為的反感在中國大陸，官方雖強調此類行動是為保護公眾利益，但不少民眾對過度的網路管控表示不滿，並指出這樣的行動過於強調對網路內容的審查，對言論的過度控制可能會帶來負面的社會效應，甚有部分網民表示，這樣的行動可能會將本來應該有的自由討論壓制下去，從而影響到民眾對社會問題的表達與關注。其次，過度的網路管控不僅限制個人言論的自由，也降低社交平台和網路論壇中信息交流的多樣性。部分群體對「清朗」行動感到反感，認為這是對思想與觀點的一種壓迫，甚至產生「自我審查」的現象，許多人在發表言論時會因為擔心遭到審查而有所顧慮。矯枉過正或將加劇社會不滿情緒雖然中國大陸的網路管控行為強調對有害信息的打擊，但這樣的過度干預卻也帶來了不少民眾的反感。很多網民認為，政府在為了維護所謂的「清朗」環境而進行過度監管時，忽視了言論自由和多元觀點的重要性。尤其在如今信息傳播迅速、社交媒體平台成為人們主要表達思想和交流觀點的渠道時，這樣的管控行為可能會導致言論環境的單一化，甚至讓許多民眾對言論的自由表達產生恐懼，而或將加劇社會的不滿情緒。

中共無償軍援隱藏的戰略意圖與潛在危害Vincent\國防事務研究者2025年1月9日，中共外交部長王毅再次強調習近平提出的軍事援助計畫，宣佈向非洲提供10億元人民幣（約1.4億美元）的無償軍事援助，並將協助培訓6,000名軍隊人才與1,000名警務執法人員，旨在加強中共與非洲的安全合作，並打造所謂的「全球安全倡議示範區」，亦是中共積極推進其「一帶一路」戰略的延伸，特別是涉及到軍事與安全領域的合作。中共的這一援助計畫，無論是從外交角度還是戰略層面來看，都反映出其在非洲地區擴大影響力的決心。非洲，作為全球資源最豐富且地理位置關鍵的區域之一，一直是中共加強外交與經濟合作的重點。隨著中共在全球舞台上對抗美國與西方勢力的壓力日益增強，其不僅在經濟合作上加大力度，同時也逐漸將軍事援助作為增強地緣政治影響力的重要手段，這樣的軍事援助計畫，無論是在當前國際局勢中，還是在長遠的戰略布局中，都具有重要意義。「全球安全倡議示範區」的提出與現實挑戰「全球安全倡議示範區」這一概念的提出，是中共在全球範圍內推進其安全合作新模式的嘗試。中共強調，這一示範區的目標是促進全球範圍內的和平穩定，尤其是在非洲等安全形勢較為脆弱的地區。中共援助非洲的軍事與警務訓練，無疑是對當地國家的軍事現代化與內部治安維護的重要支持。然而，這一倡議背後潛藏的戰略意圖不容忽視。首先，該計畫的實施將進一步強化中共對非洲國家的軍事依賴，讓當地國家在安全領域對中共的依賴度增高。其次，非洲地區存在包括內部衝突、恐怖主義與跨國犯罪等多重不穩定因素，因此援助計畫顯然是希望透過提升相關國家的軍事與警務能力，來保障中共在當地的經濟利益和戰略安全，但這一援助計畫是否能實現預期的和平穩定，尚需時間檢驗。無償軍事援助的潛在危害無償軍事援助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可以短期內提升受援國的防衛能力，然而其背後潛藏的危害卻不容忽視，這類援助往往會造成軍事與經濟的依賴，進一步加重受援國的國內政治與安全風險。例如，這些國家可能會逐漸將軍事和警力的使用視為解決問題的唯一方式，進而增加內部矛盾與社會不穩定；此外，軍事援助的背後可能會隱藏中共的戰略利益，使得受援國在面對國際事務時更加偏向中共的立場，進而削弱其在國際事務中的自主性。另一方面，這類軍事援助可能被利用於維穩與打壓異見，進一步加劇受援國內的政治鎮壓，間接對該國的民主發展與人權保障構成威脅，也可能對區域內的整體安全形勢造成不利影響，對某些政治體系脆弱的國家來說，過度依賴外國的軍事力量，尤其是無償援助，無疑加劇並限制了其自主發展的空間。對國際局勢的衝擊與未來展望中共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議示範區」，無疑會對國際局勢產生深遠影響，該計畫反映出中共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積極參與，特別是與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相比，中共更注重區域安全與經濟發展的雙重關聯。隨著中共在非洲地區的軍事援助逐步擴展，可能會加劇與西方國家的競爭，特別是在非洲這一傳統上受西方影響的地區，西方國家或將這一軍事援助視為中共對全球安全秩序挑戰的一部分，進而加大對中共的警惕與制衡。其次，中共這一舉措可能會導致國際軍事合作格局的再度調整。隨著中共積極推動其軍事援助與安全合作計畫，其他大國可能會紛紛跟進，對非洲等地區進行更加積極的軍事與安全援助，從而導致區域內的軍事競爭與對抗。綜上所述，中共的「全球安全倡議示範區」計畫，雖然表面上看似有助於促進全球安全穩定，但其背後的戰略意圖及無償軍事援助所帶來的長期危害，卻可能使得受援國陷入更深的依賴與矛盾，不僅會影響當地的發展前景，也將對國際安全格局帶來難以預測的衝擊。

共軍的體制危機：貪腐、派系鬥爭與「黨指揮搶」的深層隱憂Vincent\國防事務研究者隨著共軍政工部主任苗華等高層將領紛紛落馬，顯示出軍中派系鬥爭加劇，以及軍隊在「黨指揮搶」體制下所出現的結構性缺陷，暴露出共軍軍事體制無法有效應對現代化挑戰的真實情況。這些問題的根源在於長期以來對黨和軍隊高度集中化的控制模式，使得軍隊的專業性、獨立性和戰鬥力受到嚴重制約。苗華落馬：或貪腐、或權鬥2024年，共軍的貪腐醜聞再次震驚外界，尤其是苗華這位曾任共軍高層的將領因涉貪而被停職。據中共國防部發言人吳謙指出，苗華是因「嚴重違紀」被停職，正在等候檢查，有意思的是吳謙所指是「違紀」而非「違法」，雖說貪腐不無可能，但吾人更傾向是政治上不忠誠或派系鬥爭的結果。另一說是隨著苗華案件的曝光，共軍的高層貪污問題逐漸浮出水面，反映出軍隊的高層官員不僅利用職位牟取私利，還在軍隊運作中存在大量權力尋租的現象。這些貪腐行為不僅浪費大量公共資源，還使得軍隊內部的士氣和信任度遭遇嚴重損害。人事異動與派系鬥爭：軍隊內部的權力博弈除了貪腐問題外，共軍的高層人事異動和派系鬥爭也成為當前軍隊的另一大隱患。自2023年起，共軍經歷多次人事調整，這些調整往往並非基於軍事專業能力，而是受到派系鬥爭和政治背景的影響。共軍的升遷體系與軍事資源分配，長期被黨派與派系博弈所主導，這使得一些能力不強但與上層有深厚政治關係的軍官，往往能夠快速晉升，而那些真正有經驗的軍官則被邊緣化，例如被鬥垮的徐才厚與薄熙來，因貪導致的派系鬥爭，便是一經典案例。其次，在習近平用人為「忠」的前提下，加據對共軍內部的權力鬥爭愈發激烈，派系間的矛盾和內部的勾心鬥角，導致軍官在升遷過程中往往需要討好高層，這種政治化的升遷體系使得軍隊的專業性受到質疑，因此當軍隊面對複雜的戰爭環境時，缺乏實際作戰經驗和專業背景的軍官，難以有效地指揮部隊，這將削弱軍隊的戰鬥力。「黨指揮搶」體制：軍隊的權力過度集中中共的「黨指揮搶」體制在共軍內部存在已久，這一體制的核心是黨對軍隊的絕對控制。然而，這一體制的弊端在2024年愈加顯現，尤其是共軍在貪腐和派系鬥爭問題上的表現，清楚地反映出「黨指揮搶」體制的結構性缺陷。在這一體制下，軍隊的各級官員更多的是忠於黨而非軍隊本身，軍事專業能力往往被政治忠誠所取代。高層將領的選拔和晉升過程中，政治考量往往大於軍事專業，這導致軍隊內部的專業性受損，這種過度政治化的結構極大地限制軍隊的靈活性和應變能力。此外，軍隊的權力高度集中於少數高層手中，這使得共軍內部的監督機制極為薄弱。當權力過度集中時，監察機制的失效往往導致貪腐行為的蔓延，軍隊內部無法形成有效的自我監督，腐敗現象層出不窮，進而對整體戰力和士氣造成損害。「黨指揮搶」體制的危機：共軍的制度性缺陷共軍的「黨指揮搶」體制在中共的軍事架構中已經存在多年，然而，這一高度集中的政治控制模式卻暴露多重問題。首先，軍隊高層的任命與晉升過程過度依賴黨內政治忠誠，而非軍事專業能力。這樣的體制使得軍官的選拔往往受到政治考量的影響，無論是軍事素質還是戰鬥指揮能力，往往無法得到應有的重視。其次，軍隊的運作過度受制於黨的意志，導致軍隊的靈活性和自主性大打折扣，無法有效應對瞬息萬變的戰場局勢。更有甚者，當軍隊的高層指揮權過度集中時，反腐監督機制的缺陷使得貪腐行為層出不窮，這一弊端或將使共軍難以實現現代化軍事要求，更讓其在面對複雜的國際安全環境時，難展現應有的戰力和應變能力。

《2024：還好，有中國》：《2024：國內，還好嗎?》中共外交部近日發佈的影片《2024：還好，有中國》，以高度宣傳式的語言，展示中國在全球範圍內扮演的「穩定力量」角色。影片強調中國對全球經濟、氣候變化和國際安全等方面的貢獻，並將「中國」塑造成「世界的未來」與「全球秩序的捍衛者」。然而，當我們將這一華麗的外交畫面與中國大陸內部2024年所面臨的現實問題對照，便會發現，影片所展現的「穩定與繁榮」與內部深層次的矛盾與隱憂形成鮮明對比。這不僅揭示中共政權在國內外兩個舞台上營造的虛假形象，也反映出在其統治下的社會隱患。 經濟增長的虛假繁榮與民生困境影片中，中共以科技創新、綠色發展等為旗幟，展示強大的經濟韌性和持續增長的潛力，然而，當前大陸的經濟情況卻遠非影片中所宣傳的那般光鮮。2024年，中國大陸經濟增速降至4%左右，遠低於政府設定的目標。儘管如此，民生問題卻仍未得到根本改善。青年失業率飆升，尤其是應屆畢業生的失業率接近20%，許多人面臨著找不到工作的困境。這一現象暴露了中國大陸經濟結構中的深層問題：過度依賴重工業和房地產等傳統領域，缺乏足夠的創新動能和可持續發展的基礎。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共政權為了維持經濟的「穩定」，大規模干預市場，壓制民間創業，迫使不少企業面臨生存困境。影片中展現的「大國崛起」和「科技領先」，與事實中的企業困境、消費疲軟形成強烈對比，即使的高科技企業在全球市場中有一定的競爭力，但內部的創新環境卻受到政策束縛，這種經濟發展方式無法長期支撐國內民眾的生活需求。 社會矛盾的加劇與不公問題影片中強調中國大陸的發展成就，似乎暗示著人民的幸福感與生活水準的普遍提高，儘管政府宣稱「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然而，2024年的貧富差距問題缺依舊突出，事實上，大量基層民眾依然處於貧困線以下。特別是在農村地區，由於教育、醫療、基礎設施等方面的資源匱乏，許多農民仍生活在貧困中，無法享受城市居民的發展成果。同時，中國大陸的老齡化問題也日益嚴重，人口結構的不均衡讓養老保障成為社會矛盾的焦點，對比影片中描繪的「全民幸福」景象，無數退休人員和農村老人依然在低保和醫療保障上面臨困難，這些社會不公和結構性問題，不僅削弱了社會的穩定性，也反映出中共政權對民生問題的漠視。 言論控制與社會不滿的加劇影片中的「中國」強調「穩定」和「和諧」，無疑是全球秩序的維護者，然而，這樣的「穩定」正是建立在嚴格的言論審查和社會控制之上，眾所周知，中共對媒體、網路的全面審查與力度，使得許多社會問題無法公開討論，尤其在2024年，越來越多的民眾對貪污腐敗、環境污染、公共服務不公等問題提出質疑，但這些聲音往往被打壓和封鎖，而社交媒體上的言論監控，讓民眾對政府的信任逐漸瓦解，甚至出現越來越多的社會不滿情緒。與影片所呈現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形象相比，實際上人民的言論自由和知情權依然受到極大限制，然中共將「穩定」與「和諧」視為國家發展的首要目標，但這樣的「穩定」往往是以壓制社會多樣性和異見聲音為代價的，這不僅剝奪了人民的基本權利，也阻礙社會的正常進步與改革。 外交宣傳與國內隱患的對比在外交方面，影片稱「中國」在全球氣候變化、國際貿易和全球安全等領域的貢獻，展現出負責任大國的形象，但這一外交宣傳與內部的問題卻形成鮮明對比。所謂「和平崛起」的「中國」，實際上依然在國內承受著龐大的社會壓力和不滿情緒，而中共政權只能不斷強化對外宣傳，希望透過塑造一個強大、負責的國際形象，以掩蓋其在國內所面臨的巨大隱憂。換言之，「中國」的國內問題，從經濟增長乏力到社會矛盾加劇，再到民生困境，無一不反映出政權在內部治理上的失衡，因此，當國內問題無法得到有效解決時，政府便轉向外交宣傳，試圖通過「中國夢」來塑造一個外部形象，這樣的做法不僅缺乏誠信，也未能有效解決根本問題。結論：或是「外強中乾」的虛假繁榮總體看來，《2024：還好，有中國》這部影片所展示的「中國」形象，無疑是一幅精心製作的外交文宣，旨在強調「中國」在全球範圍內的領導地位和穩定力量。然而，當我們將其與大陸內部的現實情況對照，便能發現影片中的「繁榮與穩定」只是浮於表面的修飾，目的在掩蓋內部深層的社會矛盾和治理隱患，也是中共追求的「強大」與「穩定」的代價，然而，這樣的「外強中乾」的現狀，究竟能持續多久，是一個值得關心的未知數。

                                                     觀察近期中共對台軍事行動之影響                                                                                                                  Vincent\國防事務研究者2024年12月9日至11日，中共軍方在浙江、福建以東一帶空域開設7處保留區，並調動大量機艦出海活動，這一軍事行動引起了台灣及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該行動的規模與頻次均顯示出中共在兩岸關係中強硬的姿態。對此，本文將從幾個層面分析當前兩岸情勢，並探討中共軍事力量的優勢與不足，評估此舉對兩岸關係的可能影響。共軍軍事行動無疑是中共對台灣強烈的政治信號，尤其在兩岸關係緊張的背景下，中共此舉表明其對台政策的強硬態度。保留區的設置與大規模機艦出海活動，不僅是對台灣軍事壓力的加大，也可能是對國際社會，尤其是美國與其盟友對台軍售及支持台灣的警告。中共透過這樣的軍事演習，展現出其在東海及台海的軍事主權，並加強對台灣周邊空域及海域的控制。然而，儘管此類軍事活動向外界釋放強硬信號，但也同時反映出中共在對台政策中面臨的內外挑戰。隨著台灣民眾對兩岸關係的看法逐漸多元化，尤其是在台灣選舉與國際關係變動的情況下，中共的軍事壓力策略可能未必能有效地轉化為政治成果。此次共軍軍事行動所揭示的另一層面是對台灣安全的日益威脅。台灣不僅面臨來自空中與海上的軍事挑戰，還需警惕中共可能的封鎖與反制行動。雖然台灣的防衛能力相較於中共的軍事力量有所劣勢，但台灣的防衛戰略與國際合作機制在某些層面上仍具優勢。台灣不僅具備精密的防空系統和先進的反艦能力，還能藉助與美國及其他國家軍事合作，提升其防衛能力。然而，隨著中共在兩岸關係中的軍事挑釁行為日益頻繁，台灣的防衛壓力也日益增加。台灣需要持續強化其自我防衛能力，並透過外交手段爭取國際支持，以應對中共可能的軍事行動。中共的軍事行動不僅是對台灣的挑戰，也是對國際社會的挑釁。美國及其盟國對中共此舉的反應，將對兩岸關係未來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美國的軍事存在與對台政策仍是維繫台灣安全的重要保障，若美方加強對台軍事援助或表態，將進一步加劇兩岸局勢的複雜性。同時，國際社會對中共軍事行為的監視與反應，亦會對中共的外交政策產生一定壓力。中共在推動對台強硬政策的同時，須考慮到國際形勢的變化與內部經濟壓力。因此，未來兩岸關係的發展將取決於兩岸軍事實力對比的變化、台灣的防衛策略與國際社會的干預程度。總的來看，中共軍事行動的頻繁與規模加大，無疑是兩岸關係中的重大挑戰。然而，儘管中共軍事力量的發展日新月異，但其戰力仍存在不少缺陷，特別是在遠程作戰能力與協同作戰經驗方面。故台灣除依靠強化各項防備，以提升自身的防衛能力外，爭取國際支持亦是應對中共軍事威脅的必要之舉。最後要呼籲國人，正所謂「打鐵尚需自身硬」，擁有可持的力量，才能有效遏制無理的挑釁，進而捍衛你我生存與選擇如何生活的權益，此一節，希望國人深思。

                                          隨機傷人事件頻發，顯現大陸社會的不安                                                                                                                Vincent\國防事務研究者2024年，中國大陸多地爆發的隨機傷人事件，無論是城市的繁華街道還是普通的公交車、商場，無差別的暴力行為讓人震驚。這些事件往往突如其來，施暴者沒有特定目標，受害者常常毫無預兆。這樣的暴力行為，顯示出社會情緒的惡化，也暴露了當前社會管理和公共安全的漏洞，隨著這類案件的增多，民眾的安全感和對政府治安能力的信任正在逐步下降。近年來，中共政府持續加大對社會治安的監控力度，然而，儘管技術手段不斷升級，隨機暴力事件依然頻發，顯示出政府對民眾的情感疏導與社會矛盾的處理根本不足，而習提出的「穩定優先」政策，過度依賴控制和監視，忽視對社會問題的解決，使得這些暴力事件反而成為社會矛盾的外顯。經濟增長放緩與民生困境：社會壓力的加劇中國大陸在習近平執政期間，面臨著嚴峻的經濟增長放緩問題，尤其在2024年，房地產市場的低迷與製造業的外流，使得大量民眾的生活困境加劇。收入增長停滯，物價上漲，民眾尤其是低收入群體感受到巨大的生活壓力。在這樣的環境下，很多人，尤其是年輕人，陷入焦慮與絕望中，部分人選擇極端行為來表達自己的不滿。其次，習提出的「共同富裕」目標，儘管表面上看起來有益於縮小貧富差距，但實際上，這一政策的推進過程中，社會的不公平依然顯著，高房價、貧富差距和有限的社會保障制度，依然讓大量低收入群體無法脫離困境。這樣的經濟困境加劇了民眾的焦慮情緒，隨著心理壓力的加大，部分人群的暴力行為日益增多。城市化進程與社會疏離：心理孤立的滋生中國大陸的城市化進程雖進一步加速，農村人口的大量進城，但也加劇了社會結構的變化，雖然城市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機會和更好的生活條件，但大規模的城市化同時也帶來了巨大的社會疏離感，來自農村的打工者面對陌生的城市環境，難以融入當地的社會文化與生活節奏。這樣的孤立感使得他們在面對生活壓力時，缺乏有效的社會支持，心理問題容易積壓。加之中共僅強調社會穩定與經濟發展，卻忽略城市化過程中的社會融合與民生改善，導致對城市中低收入群體和農民工的關注不足，使這些邊緣化群體的孤獨感和無助感，最終轉化為極端的行為，成為隨機傷人事件的根源之一。結語：政策錯誤恐使社會邁入動盪習近平的治國理念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力推動強化國家監控與社會管理，然而，這樣的政策過於依賴強制措施與高科技監控，忽略了對民眾心理健康和情感需求的關注，隨著社會矛盾和民生問題的積壓，這些極端行為並沒有得到有效的遏制，反而暴露其社會治理體系的空洞。此外，在習的統治下，社會治理過度集中於權力控制，而對民生層面的改革則進展緩慢，治安雖然有所改善，但對於隨機傷人等突發性事件的預防卻乏力。加上政府缺乏對底層民眾心理健康的關注，導致大量處於困境中的人群缺乏情感疏導和社會支持，最終導致暴力行為的爆發，這一錯誤的政策取向，使得社會矛盾和情感問題逐步惡化，最終影響社會穩定，故中共當局若始終不放棄當前治理方式，只會一昧的高壓粉飾太平，恐怕隨機傷人的現象，只是社會邁入動盪的前奏曲。

當中共不再在乎台灣感受，台何以自處?Vincent\國防事務研究者長久以來，中共對台策略與應對，一直是著眼於如何分化及拉攏台灣民心，難免在政策上就要考量我民眾對其的觀感，即便是對台軍事行動，也始終保持在相對可控範圍，但近年來，中共整體實力(尤其是區域軍事力量)大幅躍昇，對台策略逐漸偏向務實化，如環台軍演、片面宣布對台政策及實際劃分敵我界線，以下簡述幾個主要事件:2022年時任美議長南西·裴洛西訪問台灣後，共軍進行了大規模、為期數日的「圍台」軍演；2023年4月5日因抗議蔡前總統與美議長麥卡錫會晤，舉行「台灣海峽中北部聯合巡航巡查專項行動」及「環台島戰備警巡和『聯合利劍』演習」，同年8月因應時任副總統賴清德於過境美國，共軍採取海空聯合戰備警巡演練反制；2024年針對賴總統就職演說，舉行以東部戰區為主體的「聯合利劍—2024A」環台軍演；另自2021年至2024年，中共已公布四波懲戒「台獨」頑固分子(含其家屬)及其關聯機構，今年更加碼推出《關於依法懲治「台獨」頑固分子分裂國家、煽動分裂國家犯罪的意見》。從上述的幾個重要事件觀察，相關民調均指出，台灣民眾普遍對其作為與反應皆是負面，更有甚者對中國大陸的好感度直接由紅轉黑，如皮尤研究中心年初公布的台灣民眾的自我認同感與對中國大陸的觀感調查顯示，有高達56%的國人表示對中國大陸沒有情感依戀，66%的民眾視中國大陸為威脅；陸委會民調則顯現，台灣民眾反對中共對台政治主張及脅迫作為，76.6%的受訪者不認同中共所稱「兩岸同屬一中」，「反對台獨分裂和外來干涉」的政治立場，更有89%的受訪者反對中共長期對台軍事威脅、經濟脅迫及拉攏邦交國與台灣斷交；顯然以我民調的反應與中共以上種種操作，在在顯示大陸對台策略已逐漸擺脫台灣感受，開始走自己的路，那麼問題就回到台灣這邊了，我們何以反應、何以自處?筆者以為，中共早年對台政策與策略會顧忌我民眾反應，是因其整體實力尚無法應對，且如操作不慎反倒會讓台灣一去不復返，因此採取的作法通常偏向「惠台」，然兩造國力歷經幾十年的此消彼長之下，中共實力雖不至於可以完虐台灣，但至少可以按照自身步調逐步調整對自己最有利的對台政策與軍事作為。故此，面對不再完全顧忌台灣民眾情感的中共，我方反倒要更堅定自身的立場，上到捍衛民主自由的價值，下到雙方交流往來的作為，從政府到人民都必須要堅定信念，可以釋出善意，但絕不能卑躬屈膝，須知中共的黨性至始至終只信服強者，因此，我方除要自立自強之外，廣結國際善緣也是嚇制中共不理性行為的巧門之一，當然，我民眾亦要能清楚瞭解，中共不會無端加惠台灣人民，故在與其來往時，應要多留一分心眼，才不會落入甜蜜的陷阱中而不自知。

論高價潛艦與國防安全Vincent\國防事務研究者我國首艘國造潛艦「海鯤軍艦」（舷號711）於去年9月28日在高雄舉行命名暨下水典禮，總統蔡英文表示潛艦是堅定守護國家的具體實踐，更是海軍發展不對稱戰力的戰略、戰術重要裝備，也是為國防自主劃下新的里程碑。顯見層峰肯定國防自主的必要性，亦凸顯出潛艦在當前我軍發展不對稱戰力的重要性，然在前段時日，報載指出海軍初估7艘國造量產型潛艦預算竟超2,800億元，平均每艘潛艦成本高達400億元以上，讓國防部嚇了一跳，外界也頗為不解為何量產艦會貴於原型艦。根據海軍說辭，後續艦規劃以15年為期程，用軍投裝備項目來編列預算，採3+2+2艘三階段潛艦優化方式進行，但後續量產型潛艦戰鬥系統紅區裝備的主合約商，從中科院改為美商，去年底請美國洛克希德與雷神等軍火商，就整合戰系所需金額進行估算並報價，因此才有現在浮出檯面的金額。至此，國造潛艦的價格大致上就知道為何如此貴，那麼，現在的問題是，花大價錢投入的潛艦到底值不值?首先，從敵情的觀念來看，我國現有茄比級與劍龍級各兩艘常規潛艦，前者是1973年服役的「海獅」和「海豹」，後者分別為1987與1988年服役的「海龍」及「海虎」，雖然上述四艘潛艦在國軍有計畫地維護與延壽下仍堪用，但在軍事科技一日千里的現今，已入暮年的潛艦漸不符戰備所需亦是不爭的事實，故在應對中共軍事恫嚇日趨嚴峻的情勢下，需新一代潛艦以強化現有水下戰力便是當務之急，須知，中共當前的海軍力量(含水下)已躍升世界前茅，面對如此強悍的假想敵，不適當的武裝自己，一旦台海風雲突變，難道要期待不知能否到援的外力，還是敵人善心大發?其次，我國人應知，長年以來我國防經費均不超過GDP的3%，導致許多應該與時俱進的軍事裝備、教育訓練、軍人待遇，因3%魔咒無法反映實際所需，因而在建軍與備戰規畫上顯得左支右絀，以本次潛艦後續艇只是報價，還沒成案就被質疑到不行的狀況來看，國軍的窘境可見一斑，故吾人以為，新式裝備造價不是不能討論，只是須結合實際狀況，如敵情、國際現實等納入綜合考量，再去評斷裝備符不符所需、價格合不合理，而不是一看到國防部又要花大錢就急著檢討適不適宜，國人也應該要思索，要是戰事一起，全軍皆用舊裝備、皆使舊武器，試問各位放心嗎?當然，筆者不是鼓動武器至上論，但各位可以試想一個場景，當戰場上拿著毛瑟槍的你，對上手持自動步槍的敵人，這仗會打得有多無力。最後，還是那句話，「打鐵尚須自身硬」，想要保住現有的生活型態與方式，是需要付出點代價的。

中共的涉台論述慣性-關公戰秦瓊Vincent\國防事務研究者中共外交部長王毅日前接受卡達半島新聞網書面採訪時，針對美國與台灣關係密切，並對台持續出售軍武進行台海局勢的評估指出，台海局勢整體平穩，但也面臨嚴峻挑戰，而最大的挑戰來自於「台獨」和外在勢力干擾破壞，已嚴重威脅台海以及區域和平穩定；另引用習近平言論稱「中國終將完全統一，台灣必將回歸祖國懷抱」，看上去四平八穩的八股式、了無新意的回應，但還是有值得注意的點。王毅在該段回應的前段，引用了1943年中(中華民國)、美、英三國政府聯合發表的《開羅宣言》， 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與聯合國第2758號決議文，目的就是在論證，「台灣自古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對其前任外長秦剛有些許印象的看倌應依稀記得，在2023年4月21日，時任外長秦剛出席「中國式現代化與世界論壇」時也有相似的論調，當時秦指出「台灣回歸中國是二戰後國際秩序的組成部分」，也引用《開羅宣言》及《波茨坦公告》來強化其論述，並反客為主的指責質疑其論述的國家是破壞「台海和平的元兇」，既然前後任外長都以相同的宣言與公告來佐證「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那麼就讓歷史還原真相。既然要還原真相，那就要帶入當時的時空環境才不會有「關公戰秦瓊」的謬論產生。首先，無論是《開羅宣言》還是《波茨坦公告》，均是在1945年前所公布的，然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於1949年10月1日，退一萬步說，即便宣言或公告皆稱「台灣自古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並屬於中國」，不可分割的主體也應是簽署國中華民國，究竟干「中華人民共和國」何事?其次，作者在「一文各表-聯大2758號決議文」也詳述指出，該文除接納中共政權為聯合國唯一「中國」代表外並未提及「台灣歸屬」，何來「自古」一說?最後，中共的對台論述看上去貌似正確、無懈可擊，但其實只要深究一下便可看破端倪，因此，筆者以為，中共的論述其實不可怕，讓吾人擔心的是，這種經過精美包裝後的謊言，一旦大量傳散，公部門又無法及時澄清，恐會產生「曾參殺人」的效應，因此，身為現代閱聽者，在聽到或耳聞任何事時，應要多一份心眼，稍加查證一番，才不會被他人當刀使，淪為錯假訊息的附庸者而不自知。

中共必然介選的理由Vincent\國防事務研究者隨著我國總統大選投票日越來越近，中共對我國選舉的「意見」也越來越多，僅以國台辦為例，近一個月來每逢記者會必然批判，各政見會、辯論會後也不免要出來說三道四，連蔡英文發表完元旦談話也要出來蹭個熱度，顯見台灣在中共心中還真是個寶，三不五時就要拿出來顯擺，深怕哪天不說了，台灣就跑了，當然，中共的行為也是可以解釋的。首先，一直以來中共當局不斷強調「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台灣問題是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對內來說，若台灣選舉過程順順當當，中共上上下下一句不吭，那不是自己打自己臉嗎?更重要的是，如果讓所謂的14億人民，看到原來在中國一部份中的台灣可以選擇自己的領導人，自己卻只能被迫接受權貴相互妥協下推出的總書記、國家主席來領導自己，而且還沒有監督的可能性，先不論大陸人民的想法如何，中共高層就會立馬炸了鍋，因為這至少代表「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這句話是個天大的謊言，更嚴重的是，一旦不表態或是態度不夠強硬，習近平「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構想立即就會幻滅，對習個人權力甚至是共黨的存亡皆是威脅，因此，即便中共自己也知道，無論對我國選舉如何叫囂、諷刺、謾罵、警告，其結果都是收效甚微，但她都必然要做，不然14億人民可能不會答應，況且若讓我民主制度形成示範效應，大陸民眾會有何舉動也未可知。故此，中共每逢我國選舉，都會以不同的方式與途徑介入並試圖影響，雖結果往往不如其意，但卻是必然要做的。所幸，就歷屆選舉的結果來看，我國選民在面對中共介選手段不斷翻新的攻勢之下，多數的結果還是偏向理性，這也代表我國民主制度以臻成熟，大部分選民不會受到中共挑唆。最後，吾人還是要提醒，就中共方面來說，無論我此番選舉結果如何，站在她的立場，謀台之心都不會稍減，對中華民國生存與發展始終是最大的威脅，因此，國人還是要謹慎善辨中共對台的一言一行，才不會被其虛假言論誘導或蒙蔽。

共軍將領的攻台失敗論是心裡話還是空穴來風?Vincent\國防事務研究者《半島電視台》在10月中旬時曾發表一篇採訪報導指出，共軍部分將領認為並非所有中國軍方人士都將台灣和西方視為主要威脅，對於台海戰爭更是表明，若是美國及其盟友介入其中共軍隊不會獲勝。吾人以為，該報導若是真實採訪後的結論，那真是令人錯愕，但好像又不那麼意外。共軍在近十幾年的整軍經武下，從數據上來看，整體實力說是亞洲前列應是妥妥地沒問題，而且無論是《全球火力（Global Firepower）》還是相關的軍事力量排行，共軍長期高居前三名，在部分領域甚至能直接挑戰全球軍事霸權-美國；此外，過去備受外界質疑的數項短板，也正在一一克服中，如新一代戰鬥機發動機關鍵技術(太行發動機)、海空兵力轉運能量(野馬型氣墊船、運-20運輸機)、新式航母艦隊籌建(福建艦與其配套艦艇)、北斗系列全球衛星系統，以及極音速導彈(東風-17)等等，以綜合打擊實力觀之，在一對一的前提之下，打台灣要失手幾乎不可能，不是台灣的防衛力量太弱小，而是整體軍事實力的差距，再一個，現代化戰爭除注重打擊力量外，有一個龐大的後勤支援尤為關鍵，中共在長期軍民融合的運作之下，已逐漸在各項專業領域建成一個個類似於美國的龐大軍工複合體，在打仗就是打後勤的條件下，台灣依舊居於劣勢，那麼為何在看似擁有巨大優勢的條件下，《半島電視台》還能採訪到「攻台無法獲勝」的結論呢?答案是中共若要攻台，要面對的武裝力量不只有台灣。前段提到中共攻台要面對的不只有台灣，這倒不是說其他國家會大發善心的來協防台灣，而是台灣太重要，一旦被中共吞下，對有關利益國家損失太大。譬如美國在亞洲的影響力會大幅下降，進而撼動其全球霸權地位，因此協防台灣是維護自身利益的必要之舉，再譬如日本(甚至是南韓)，要是讓中共打開了第一島鏈的破口，美國力量會逐漸消退，屆時從經濟與自身安全層面上來看，將會更多受制於中共，換言之，中共要打台灣，美、日首先就不答應，所以當戰事一起，共同協防台灣是預料之中的事，故「有部分共軍將領」認為攻台不會獲勝的結論，並不是該報導空穴來風的胡謅，然而台灣是否就能高枕無憂?很遺憾答案是不能。據過往相關報導皆指出，無論是美、日還是其他國家，要支援台海戰事，以美國來說最少要準備約三週，易言之，台灣至少要撐過三週中共的猛烈攻勢，所以在外援到之前，國軍要有足夠的力量與之週旋，故近年來國防部在盱衡相關情勢之後，認為要強化整體防衛力量才是根本之道，其中包含新式軍備採購、提升軍武自製能量，以及甘冒大不諱的恢復義務役役期為一年等等，都是在強化台灣的防衛能力，當然這些政策在推行的過程中會有不同意見甚至是質疑，但這些不也就是國防部在試圖守護的民主價值嗎?最後，筆者要呼籲國人，中共謀台之心從未曾消退，即便有強大的外援可為依靠，但當槍砲一響，戰場就在台灣、就在你我身邊，所以建構有效嚇阻中共的防衛實力與貼合實際的國防政策，才是避免戰爭的途徑，也是維持你我生活方式的安全拼圖之一。

惡狼來時，何處不戰場?Vincent\國防事務研究者前段日子，行政院長陳建仁在立院備詢時表示，戰場上沒有前後線分別，被稱是在打臉賴清德副總統曾說過的「義務役不會前往海陸空戰場」；此外，國防部長邱國正也對賴副總統的言論，進一步說明指出，「義務役的不是不能，……，要看專長是不是符合，經過鑑測都合格，才可以到某些戰鬥部隊等等」，言下之意，看來義務役在兩岸爆發戰事時，這戰場是上定了，似乎也坐實了某些質疑政府在恢復一年期兵役所承諾的「義務役不是戰場主力」一說，但在筆者看來，是有心人士故意為之。首先，依照當前國防部的規劃，當戰事一起，志願役部隊是當然的第一線接戰部隊，主要職責是主動殲滅來犯之敵，而義務役部隊則會安排做為地區守備部隊，主要任務是拱衛地區安全與抵禦進犯之敵，從兩者部隊型態與任務的不同，自然在戰術與戰法上也有所差異，從邏輯上來看，雖然都是在接戰，但本質上可以把義務役為主體的地區守備部隊視為保衛隊，這類型的部隊不會主動進擊敵軍，進殲敵人的是志願役組成的主戰部隊，故此，無論是副總統、行政院長或是國防部長才會有「義務役不會是戰場主力」之類的言論，當然，筆者也認為在對民眾說明此事時，應該要更周全、完整些為好，但無論是再完整的論述，若是遇上有心人要挑撥，那也是無解，只能靠民眾自身的判斷力了。其次，討論志願役、義務役誰是戰場主力是一件極度內耗的事，不僅浪費社會資源，也造成不同族群之間的怨懟，吾人以為，共軍一但犯台，必然是帶有誓要解放台灣企圖心，加上新式軍武裝備的支持，在台灣防禦縱深不足的現實下，一旦戰事起，事實上全島幾乎都會是第一線，難道屆時還要劃分誰是主力嗎?還是期望共軍能分辨誰是志願役、誰是義務役呢?筆者認為，所謂志願役、義務役只是在兵役及職業選擇上的不同，遇上戰事時，人人都有執干戈、衛社稷的義務，再不濟，至少也要為自身的生活方式去反抗吧。最後，吾人希望國人要理解的是，中共當局不會輕易對台動武，但是一旦開火，那一定是中共高層的政權保衛戰，打輸了，共黨就會有亡黨的可能，因此，可以預判到的是，兩岸若開戰，戰場會很殘酷、情況會很難預料，所以與其討論誰是戰場主力，倒不如多多關心如何強化自身實力還比較實際，畢竟惡狼來時，何處不戰場?

日前，美國聯邦眾議院通過「台灣國際團結法案」，並指出決議文只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聯合國內中國唯一合法代表，但並未處理台灣與台灣人民在聯合國或任何相關組織的代表權問題，亦沒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台灣關係上採取立場，或包含任何關於台灣主權的聲明，換言之，該法案主張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不涉及台灣事務，對此，中共喉舌之一《環球網》引用國台辦發言人的言論稱，美方的提案完全是錯誤的、荒謬的，任何旨在歪曲甚至否定聯大第2758號決議的權威性和有效性的企圖都是徒勞的。聯大2758號決議文，可以說是中華民國近代史最重要的轉折點之一，該案除接納中共政權為聯合國唯一「中國」代表外，還讓我欲重返聯合國之路幾近斷絕，然而細品《聯合國憲章》與該案用字遣詞，其實有著不少啟人疑竇之處。首先，1945年通過的《聯合國憲章》第五章第23條指出，「安全理事會以聯合國十五會員國組織之。中華民國、法蘭西、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及美利堅合眾國(The Republic of China, France, the Federat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應為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這條規章至今未曾改變，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其次，2758號決議文雖然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代表是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並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但貓膩就在這，何謂「恢復」權利?說人話就是，原本應有權利被剝奪，然經審判(或表決) 後，將原有權利重新賦予，但聯合國創始於1945年，中共建政為1949年，如此時間差，試問中共何來「恢復」權利之說?其三，比較近代史，與該案相近的例子是俄羅斯聯邦繼承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據時任俄羅斯總統葉爾欽寫給聯合國秘書長的信指出，「俄羅斯聯邦（RSFSR）在大英國協國家的支持下，繼續保留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在聯合國，包括安全理事會和聯合國系統所有其他機關和組織的成員資格獨立國家。······」。此後信件傳與當時會員國均表無異，請注意，俄羅斯的各項聯合國權利與義務均為「繼承」而來，原因是「蘇聯」已不復存在，因此在《憲章》中未變更國名是合理可行的。再來談談中共的心態，中共始終認為中華民國自1949年後已然消亡，故其政權及國家相關如領土、人民、外交等等的有關國家組成要素，均為繼承而來，並在此之上建立新政權，因此，中共才不斷強調「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實際原因另篇再論)，亦為「一個中國」的論述基礎之一，然事實上，無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或是中國共產黨所立的任一政權，均無一日統轄過台灣這片土地，而中華民國也並非如其所言「已經消亡」，至今已立國112年，比中華人民共和國還年長。最後，吾人以為，中共咬著2758號決議文不放，且認為他人解讀該文並做出符合事實的解釋，是歪曲甚至否定該文真義，但於此同時，中共卻也無法解釋何謂「恢復」權利一說，簡單來說就是中共「得位不正」所致，因此就形成該決議文「一文各表」的局面，而這般的各說各話，相信在未來很長的一短時間還會持續下去，因此，筆者要提醒國人同胞，面對中共對台、涉台或中華民國的相關言論與論述，勿只聽信其片面之詞，應細究其因、小心求證為好。

近日國內多家媒體報導指出，美國政府要求我國防部投資最新型P4實驗室研發生物戰劑，對此，我總統府、國防部及外交部皆出面否認，美國在台協會(AIT)亦駁斥此傳聞，並表示該報導「毫無事實根據」，強調美國為《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的締約國，有履行締約義務，絕不會協助、鼓勵或誘使任何一方生產或取得生物武器，但有趣的是，中共各路媒體、自媒體卻一口咬定，美方此沮喪心病狂、居心叵測。平心而論，相關報導與中共一面倒地指責不全然為錯，台灣的確有研究危險病原體的四級生物安全研究實驗室(簡稱P4實驗室)，且早在1972年就設立，是為亞洲第一座P4實驗室，但據相關部門公示資料表示，我國P4實驗室的任務，以執行傳染性疾病之病原偵檢、防護及治療為主，並研發偵檢生物戰劑的試劑，以強化防衛偵檢能力，國防部進一步指出，P4實驗室建置目的之一，是因應近年新興及高致病性病原疫情興起，故軍醫局欲建置新一代符合生物安全之研發處所，以強化生物戰防護及傳染性疾病預防工作，綜觀上述各資料顯示，除台灣有P4實驗室一事為真之外，其餘均為臆想。首先，根據《禁止生物武器公約（Biological Weapons Convention）》第一條，便是「在任何情況下，永不得取得及持有生物武器」，以及第三條「不轉讓，或以任何方式援助、鼓勵、誘使其他國家取得或持有生物武器」，我國雖不在該公約簽署國之列，但仍承諾依公約要求，絕不發展、製造、儲存、取得或保有用於軍事用途的微生物製劑、其他生物製劑或毒素，更別說美國自己就是簽署國之一，要是真的助他國研製生化戰劑被曝光，國際信用何在?其次，從美國的角度來看，不論從任一立場出發，協助台灣研製、生產及儲存生化戰劑，都是一件相當不合算的事，撇開建造實驗室的資金來源不談，高精尖的生物科技一向是美國嚴格管制輸出的技術之一，即便兩岸爆發衝突，使用生物戰劑的可能性也是極低，那為何還要協助台灣研製呢?再者，台灣近十幾年來，不斷尋求中共對我在國際空間打壓下的突破口，而生物戰劑在國際間是一項標準的反人類武器，要是台灣製造、屯儲，一但遭暴露，苦心經營的國際形象與努力，將會在一夕間土崩瓦解，那為何還要甘冒大不諱去做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呢?所以不論是台灣要研發，還是美國要協助研發生物戰劑，不是瘋了就是傻了。筆者以為，將我國要建置新型P4實驗室，導向是美國要求台灣建立研發病毒能力，以開發生物戰劑的結論，其用心十分險惡，有點像中共在打擊敵人所用的手段，即「鬥垮前先鬥臭」的套路，反正潑糞、抹黑、放假消息是最廉價武器，既可以製造話題、又能打壓「美台勾連」的氣焰，何樂而不為?!因此，吾人要提醒國人，遇到類似看上去就不靠譜的消息，還是要先求證，並勿只聽信一家(或一方)之言，才不會被當槍使還不自知。

幾日前，新北市林秉宥議員帶著疑為國防部軍備局205廠產製之制式管制軍品NIJⅢ等級的抗彈板，飛至美國進行實彈測試，根據林議員表示，其結果顯示確能達到國軍設定的3級防護標準，但也強調無法有效抵擋共軍5.8新型的子彈，此言一出，自然是引起社會一片譁然。對此，國防部除第一時間說明外，並欲提告林議員，但也說將公開測試釋疑。對筆者而言，此事件不在於抗彈板是否能擋住共軍的子彈，而是為什麼國軍管制性軍品能被帶出國測試?諸多的疑點令人費解，對此吾人不禁懷疑，所謂的在美國進行實彈測試的國軍抗彈板，來源不僅不正(即便有「軍備局205廠製造」的字樣)，就算來源真為國防部內部流出，那情況更是糟糕，盜竊軍品若為軍人，依《陸海空軍刑法》最重可處死刑，若是一般民眾，依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竊盜罪」，也可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且同法第349條，收受贓物者亦可處相同罰則，若變賣贓物之財物也以贓物論處，相信身為民代的林議員不會是盜竊者，但其來源為何卻又不願說明，因此本人可以合理假設，本次所測試的抗彈板為贗品，或者是軍備局淘汰的不良品，當然，這一假設尚須專業單位檢測才可得之。各界同胞關心國防事務，對我國整體國家安全絕對有正面意義，但是背後搞小動作、挑刺，那就很不厚道了，如同本案，任何國人要是真關心台灣軍人在戰場上的安危，大可以光明正大的向國防部提出相關質疑，甚至要求國防部配合檢測，若結果真的不良，還可尋求管道責令國防部改善，而不是走旁門左道，風塵僕僕的飛至他國，只為證明抗彈板不抗彈，其心態著實不可思議吾人以為，各級民代是經選舉程序後產生的公眾人物，對社會應該有更重的示範作用，姑且不論其本意為何，整件事的行徑不僅跳脫正常的程序，而且對測試品來源隱匿不報，使得國防部必須下令對全軍進行普查以正清白，這無形中已打擊到國軍士氣，相信不是國人所樂見的。最後，筆者要呼籲，不論身分為何，國人關心國防事務都是好事，但身為法治國家的國民，最基本的素養就是要「照章辦事」，若只因為博一時眼球而各顯神通，試問法治觀念何在?長此以往，我們引以為傲的法治社會將蕩然無存，不可不慎。